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刘萍
202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历来有逢五、逢十的纪念传统，回顾10年前的2015年，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抗日战争研究作出重要指示，极大推动了抗战史学科的发展。在短短10年内，抗战史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显学。从这个意义看，2015年在抗战史学科建设上无疑是一个重要节点，回顾并总结十年来学科发展的历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与之前数十年相较，2015—2025年，抗日战争史料的整理出版不仅成果丰富，在史料的来源、类别、内容等方面也具有新的特点。兹就目力所及，对十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抗战史料领域发展的概况和特点做一简要回顾，对部分重要成果略作介绍，并对整理出版中的局限稍作分析，以期对今后的工作有所裨益。由于篇幅所限，无法面面俱到，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其中不当之处，敬请学者指正。
学界开始重视史料的搜集出版工作，但由于思想尚未解放，各机构所藏档案绝大多数尚未开放，至2000年前，出版的史料屈指可数，且来源单一。影响较大的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八年抗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998年版），其史料全部出自该馆所藏中文档案。由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史料集，虽经多方努力，选译部分已刊和未刊日、英、俄、德、法文档案，但受限于当时条件，所收外文档案仍然有限。这一时期虽有零星的单册外文翻译史料，但内容较为简单。因此，在2000年前，中国大陆地区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主要以中文史料为研究基础，仅有少量的日方档案及其他外文史料供学者利用。抗日战争长达14年，涉及世界多国，如果仅依赖单一史料，不可避免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弊端。
2000年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一些学者开始有计划、有目的性地搜集并整理出版海外档案史料。如吴景平对美国胡佛研究院藏宋子文档案，陈红民对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蒋廷黻档案的搜集整理。此外，在日文档案方面，一些学术机构通过购买日本、美国所藏缩微胶卷，经整理后影印出版了部分日本涉华档案。
2015年，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无疑为抗战史研究，特别是为抗战史料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根据指示，翌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启动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该工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即是资助学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搜集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史料。首批启动项目中，专设“抗日战争及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建设”“海外有关中国抗战珍稀史料文献收集与整理”两项。之后陆续设立日本战犯审判资料、李顿调查团资料、侵华日军细菌战资料、日本对华调查资料、满铁资料、战后日本赔偿问题档案、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料、山西抗日战争文献、日本侵华作战文献的搜集整理等方向的项目。除上述专项工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还设置相关课题，如“华南抗战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调查与保护利用研究”等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此外，中宣部、教育部，以及各省市科研管理机构，乃至各高校，围绕抗战研究，设置了不同规模、不同主题的史料搜集整理及研究项目，部分项目获得国家出版资金资助。国家资金的投入力度，是之前几十年未曾有过的，这极大地推动了抗战史料，特别是海外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从2015年起，学界陆续完成并推出一系列有关日本侵华的日文机密档案资料，包括满铁资料、日本近代对华调查资料等。这些资料以“丛刊”“丛编”“汇编”为名，不仅规模大，且内容丰富，涵盖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驻华使领馆，以及各派遣军、各国策会社、各新闻学术机构等方面。
除日文档案外，学界还进一步发掘欧美国家档案机构所藏的英文、法文、俄文等档案，整理出版了多部学术资料集。在内容上，除注重传统的政治、经济、外交资料外，这一时期较为突出的是对作为战后遗留问题之一的日军细菌战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了多部规模较大的史料集，从而推动日军细菌战成为研究热点。
中文档案方面，国家档案局加大了对档案的开放程度，从前被视为禁区的领域，如沦陷区伪政权档案、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档案、资源委员会档案等也逐步开放。2016年，国家档案局启动《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编纂工程，对全国130余家各级档案馆所藏抗战档案进行全面摸底、鉴定和编纂，分年度影印，计划出版1000册，并设置国家重点档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截至2025年8月，该汇编已出版136种692册。这套汇编的特点是，动员市县级的档案馆参加，基层组织的史料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掘和整理，史料内容也更为丰富，除继续关注传统的重大政治事件、战役战斗外，还重点编辑军粮征收、兵役动员、民众训练、人口伤亡、财产损失、伤亡抚恤、英烈祭奠等方面的资料，涵盖抗战的各个方面。史料类别包括公文、电报、传单、文告、日记、照片、图表等，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宣传、教育等多个领域。之前学界出版的史料，主要集中在中央及各部委、省级层面，市一级的史料很少，县一级的史料更难寻觅，该套汇编的面世，不仅将推动区域抗战史的研究，也将推动研究视野向基层转移。
徐勇、臧运祜等学者，历时8年，潜心搜集日本、美国的馆藏机构有关日本军政当局高层战争决策的档案资料，汇编成《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该丛编视野较为开阔，即将侵华战争视为日本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侵略战争，而不仅仅是领土占领，故全书设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殖民经济、社会文化4编，下设17个专题，广泛收集各类史料，包括战犯审判资料，以反映日本战时举国体制形成的过程及特征。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双方聚讼不断。由于日方在战败前销毁了大量机密档案，该事件的相关问题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难点。徐勇、李学通、罗存康共同主编的《卢沟桥事变史料全编》（中华书局2021年版）从多种角度选用史料，其日文部分广泛搜集在战后陆续发现的日本国家政策与战略层面的方针政策、中国战场日军各级部队的作战计划与行动史料，包括宣传大纲、部队战斗详报等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战时新闻报刊等，有力地证明了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绝非偶发事件。
2015—2025年，学界对日方档案进行挖掘整理的最大成果，当推由多家学术机构和学者参加编辑，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系指从明治维新以来，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日本官方、民间对中国进行的各类调查所形成的资料的总称，包括地图、调查报告、统计资料、研究专著、游记等。由于参与调查的日本机构众多，持续时间长，调查面广，种类繁多，且调查极为深入细致，又大多为专业人员所为，因此这些调查资料，不仅是研究日本侵华史，也是研究战争爆发前及战争期间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日本战败后，一部分调查资料由中国政府接收。该丛刊编辑的目的，即是将长期深藏在各馆藏机构的日方档案作一彻底全面的摸底盘点，在此基础上整理成册，有计划地影印，供学者利用。其编辑形式大致按照资料类别、调查区域、文献内容和形成时间综合排序。该丛刊自2019年推出第1辑，至2024年，已经出版10辑，共成书近800册，目前仍在继续编辑中。
有关二战期间日军违背人道实施的细菌战暴行研究是近年抗战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并取得一系列令人关注的学术成果。这得益于学界着力对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如王希亮、周丽艳编译的《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杨彦君主编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中国和平出版社2015年版），近藤昭二、王选编《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马静主编的《二战日军细菌战档案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等。同时，学界还进一步挖掘苏联对日军细菌战罪行进行审判的伯力审判资料，先后出版了对日战犯审判文献丛刊编委会编辑的《伯力审判庭审记录（中、英、俄、德、日文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张树军、李忠杰整理的《伯力审判档案：日军细菌战罪行披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焦洪双编译的《伯力审判新发现录音资料编译》（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22年版）。此外，这一时期出版的中文资料，如张华编辑的《罪证：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与浙江省档案局合编的《日军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2019年版），也为推动日军细菌战研究从控诉型向实证型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
除日文资料，英文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也有较大突破。如张生主编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其学术价值已有研究，在此不再赘述。南京大学姜良芹教授率领的团队，自2013年起对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费吴生档案进行系统整理，卓有成效，相继推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档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解放区档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2022年版）三部专题档案。美国传教士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出生于苏州，在中国生活数十年，除传教外，还兼有多重身份，曾担任难民救助组织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是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费吴生去世后，其在中国生活期间收集和留下的资料不仅数量庞大，且内容丰富，其中有不少未曾被关注或不为人知的历史史实。这些资料的整理出版，不仅对研究日本侵华史，且对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近年，随着学界对海外所藏抗战档案史料需求的激增，一些学者对国外馆藏资料进行了爬梳总结，如赵新利撰《日本有关中共抗战时期宣传工作档案评介》（《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2期），许益菲撰《日本所藏华北抗日根据地相关档案资料探析——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为例》（《社会科学论坛》2022年第5期）。这些学术论文，为学界了解并利用海外资料提供了线索。
由国家档案局牵头，中央及各省、市、县档案馆共同参与编辑的《抗日战争档案汇编》，规模宏大。其编纂形式主要是以档案馆为单位，围绕抗战时期的档案展开，既包括综合性史料汇编，也包括专题性资料整理，自2016年起，由多家出版社陆续出版。这些档案卷帙不一，规模大的有二三十册，少的仅一册。该汇编最值得关注的是对市、区、县级基层档案的挖掘。以湖南省抗战为例，由中华书局2019—2023年出版的相关史料中，仅就笔者目力所及，就包含多部市县级史料，含多种专题。如《抗战时期湖南人口伤亡及财产损失档案汇编》《抗战时期湖南民众训练档案汇编》《长沙市档案馆藏抗日战争善后和祭悼英烈档案汇编》《长沙市档案馆藏日军罪行与惩治战犯档案汇编》《抗战时期常宁军事档案汇编》《绥宁县抗战后援档案汇编》《桂阳县抗战军粮档案汇编》《临澧县抗日战争宣传档案汇编》《抗战时期邵阳县政府抚恤档案汇编》《邵阳抗日武装档案汇编》《临澧县抗战兵役档案汇编》《祁阳抗战军政档案汇编》《安化县抗战兵役档案汇编》等。这些资料内容丰富，如《临澧县抗战兵役档案汇编》就包括征兵机构、宣传动员、壮丁调查、壮丁抽签、兵员征集、兵丁训练、兵役免缓、役政执法、征属优抚、兵役嘉奖10个专题。上述资料的面世，无疑对推动抗战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视角的下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外，中文档案的搜集整理在一些较为薄弱的领域，如战时人口伤亡及财产损失方面均有较大推进。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开展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程，经过10余年的田野调查和档案资料搜集，从2014年开始陆续推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至今已经出版上百种资料。一些资料不仅规模大，且史料翔实。如江苏省档案馆联合地方档案馆合编的《抗战时期江苏和南京地区人口伤亡及财产损失档案汇编》（中华书局2023年版），打破之前调查范围主要集中在南京的局限，将范围扩大到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等地区，收录了大量第一手的统计数据。
审判战争罪犯，不仅是战时盟国确立的政治目标，也是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大事，是抗战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课题。随着档案的解禁，自2015年以来，学界推出一系列史料成果，如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中华书局2015—2017年版）、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徐州市档案局（馆）编《侵华日军战犯徐州审判档案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省档案馆藏审判日本侵华战犯档案汇编》（中华书局2020年版）等。
抗战时期的图书、杂志等出版物，不仅记载有大量的史料，且本身也是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自2015年以来，先后有多部成果问世，规模较大的有虞和平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15年版）、杨奎松主编的《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合编的《抗日战争史料丛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其中，《抗日战争文献史料丛编》自2014年出版第1辑，至2018年共推出4辑，汇辑抗战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文献数千种。
专业学术期刊、集刊刊发的单篇抗战史料，虽篇幅不长，却涉及多个专题，不仅可作为专门资料集的补充，也填补了某一门类或专题资料的空白。如《民国档案》发表的《军事委员会驻滇联络参谋室、驻滇参谋团相关文电一组》《中国远征军初次入缅作战文电一组》《战后邮政总局接收台湾邮政相关文电一组》等，《近代史资料》发表的《胶东黄县于口村老党员抗战回忆》《华北抗日杀奸团史料》等，《民国文献研究》发表的《孔宪质日记（1938）》《田镇瀛日记（1939）》等，均值得关注。
总结十年来抗战史学科发展概况，史料的搜集整理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且成就最大的一项工作，学界同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史料不断被“发现”，为抗战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年来抗战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更体现出影响学术发展的两大关系：其一是史料学与历史学相互依存的关系，史料的“发现”往往推动历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化，历史研究的发展又促进史料边界的不断拓展；其二是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关联，十年来抗战史研究取得的成就，除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外，也得益于国家在政策及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不过，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存在的问题：
第一，从中国国内看，某些民族、地区和日伪政权的档案资料受种种限制无法公布，难以为学者利用，不利于相关研究的推进。而一些已经公布的史料，比如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尚未系统整理出版。
第二，从史料来源看，海外档案的搜集，语种上主要集中于英语和日语，另有少量的俄语、德语和法语资料，其他语种档案较少涉猎。
第三，多卷册资料常以影印代替点校排印，且卷数过多，不便利用。而在影印中，一些资料没有运用史料整理方法和手段进行细致鉴别、比勘、择选，对于档案的形成、流转也缺乏了解，仅是档案的全盘翻印，造成大量重复浪费，也不利于学者查询。这是目前史料编辑整理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以国民政府档案为例，其发布的训令、公告，一般下达到经济部、组织部、国防部、社会部、资源委员会等各部门，然后再层层往下传达。因此，这类档案中往往会有大量的重复文件，在编辑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原始或最全面的文件进行影印，以注释或其他形式说明这些文件具体传达到了哪些部门，而不应以“保持原貌”为由，不加甄别地按照档案馆根据档案学分类收藏编档的原貌全档影印。因为这在事实上混淆了史料学与档案学的区别，档案学的主要功能在于收藏，而史料学则是择选、整理编辑有价值的史料提供给学者利用。此外，影印过程中，未进行认真的编辑校对，舛误、颠倒、错简不时有之。而动辄几十册，甚至成百上千册的资料，不仅占用空间，且定价高昂，不仅学者个人，甚至一些学术机构都无力购买。只闻其声，难见其实，出版的资料不能便捷地服务于读者，这实际上违背了出版工作的初衷。
第四，一些民国图书、杂志的影印，由于编者各自为政，缺乏沟通，存在重复出版的问题。一些专题资料，因各种原因，也存在改换题目重复出版的现象。
第五，整理、校对水平参差不齐，点校本中的错误给学者利用造成困难。
而今后应加强的工作则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资料共享平台。如目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档案局等机构共同建立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该平台完全对学者免费开放。截至2024年底，平台共上线图书196万册、期刊11万种、报纸1105种、档案41种，总页数达7503万页，著录文字信息共计18亿字。目前该平台的资料还在不断更新中。
第二，加大档案的开放程度。虽然档案的开放受限于多种因素，但学者的呼吁和努力，乃至于研究方向及研究视野的转移，无疑也是促成其开放的助力。
第三，厘清史料学与档案学的区别。当下的影印出版及各种史料的数字化，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档案学的工作，严格来说还不是史料整理研究。今后应大力提倡运用史料学的专业方法和手段对史料进行认真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