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日本投降矣！》找了十四年
吴先斌走到这张报纸前，“这是我最愿意和大家介绍的。苦难我们要了解，但没有我介绍抗战胜利时心情愉悦！”指着“日本投降矣”这五个字，吴先斌声音提高了一个八度。
图 | 《大公报》号外大标题《日本投降矣！》
你看，“它前所未有地使用了超大号铅字，横跨整个版面的八栏。”吴先斌感慨老报业人的功力，“就这一个‘矣’字，把中国人所有复杂的心情都表达出来了！”
每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矣！》总会被媒体提及，人们一次次转发，回忆那一天的中国。博物馆珍藏了原版报纸——它被一束追光打亮，挂在馆里最醒目的位置。
这张报纸，吴先斌找了十四年。创馆之初，他便心心念念，后听说南京有一位老教授——1945年日本投降消息传来，老教授买了所有当日能买到的报纸，其中，就有《日本投降矣！》。沿着这条线索，2020年，吴先斌终于寻获这张朝思暮想的报纸。
正在布置的展柜里，你还会看到一个可能不曾听说的战士的一生——20岁，抗日军政大学毕业；23岁，他成了《新华日报》通讯员，“一手拿笔，一手拿枪”；37岁那年秋天，他迎来高光时刻，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之后，他陆续创作出《为了幸福》《决战》《江山多娇》等剧本。战友怀念他的文章里这样回忆：“多少人为看他的演出，不顾狂风大雪，坐在湿漉漉的地上，和剧中人同呼吸，时而发出会心的欢笑，时而流下悲痛的眼泪。”
图 | 王晓思用手机拍下父亲的展柜《一个八路军的故事》
这个战士叫“王云”。以上这些，都是王云的儿子王晓思捐赠给博物馆的。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一次饭局，有人给吴先斌捐华侨募捐汇票。在场的王晓思琢磨：“我手头也有好东西啊，比你这更好。”心痒痒，想显摆一下，他给吴先斌秀了手机里的照片。
但一开始，他可没想到要捐赠。吴先斌冲着镜头眨眨眼，后来，“老酒都喝好几顿！”
“我和王兄相处了很多年。我知道他是八路军后代，父亲又是通讯员，他手上肯定有东西。”吴先斌看重这些，“讲起来是几张纸片、几件文物，实际上是一个老革命的一生。一个人完整的故事真的很难得，能来博物馆，对我来说，是一份奢想。”
东西真的等来了。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王晓思下定决心，捐出父亲的遗物。可捐出当晚，凌晨两点多，王晓思惊醒，发现自己一头的汗。
反悔了。第二天一早，急忙冲到吴先斌办公室，王晓思编了个理由——当地需要打造红色景点，得借调文物。刚开口，吴先斌就笑了，“我知道你意思了。王兄你放心，这个东西是你的，放到我这了，你要拿走，随时都可以。我给你写个条子，盖上博物馆公章。”
“哎呀，真是暖我的心，顾虑一下子就打消了。”王晓思长舒了一口气。
父亲的展柜前，王晓思拍多少照片好像都还是不够。周围的孩子们凑上来，学着王晓思，用手机记录。
一个孩子轻声念“一个八路军的故事”——这是吴先斌给这个展柜起的名字。
陈中柱和王志芳
给你讲个爱情故事。吴先斌说。
博物馆三楼，有一张名片，属于“断头将军”陈中柱。原来的藏家从一本旧书里发现了它，2012年，吴先斌在江苏常州收购。
图 | 名片正面印着“鲁苏皖边区游击第四纵队司令 陈中柱”
故事回到1931年。25岁的陈中柱黄埔军校毕业，认识了房东女儿王志芳。
一天，王志芳无意间看见陈中柱钻进床底，好奇上前——原来，这个穷小子实在凑不出钱了，想起曾有一枚铜钱滚进床下，便努力伸手去够。
那之后，王志芳常悄悄往陈中柱的床底下撒铜钱。两颗心就这样，越走越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陈中柱参加徐州会战，后任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少将司令；1941年，在5000多名日伪军围攻下，苦战三昼夜，陈中柱身中六弹殉国，头颅被敌人残忍割下。
闻得噩耗的王志芳辗转找到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团旅团长南部襄吉，“要么把我丈夫的头还给我，要么我把头留下”。据南部襄吉回忆录——“我到中国以来，从没有一个中国妇女敢闯我的官邸。”
为了确认名片上的字是否是陈将军的笔迹，辗转多方，吴先斌发了封电子邮件给将军家人。等了一个多月都没回音，直到一天，来了一个陌生电话——“喂，是吴先生吗？”
这是陈中柱将军的长女陈璞打来的——“抱歉没有及时回电，我们见到这张名片，都认为很珍贵。我和我母亲不住在一起，我又开车拿给我老母亲看了一眼……”
“我当时头脑炸了。老母亲还在，将军夫人还在，这很少有。将军夫人在，如同将军在。”提及那一刻，吴先斌仍激动不已。
女儿陈璞口中的老母亲，就是王志芳。陈璞告诉吴先斌，母亲看到照片时，一直说一直说：“退之呀退之，我今天又见到你了！”退之，是陈中柱将军的字。
同年，陈璞专程回到南京看父亲的遗物，她带来了王志芳的信。这份信，由母亲口述，女儿一字一句写下。
信里说：我是抗日烈士陈中柱将军的遗孀王志芳，今年已97岁。在1941年的苏北对日激战中，我带着女儿经历了那场残酷惨烈的战斗，痛失亲人，仇恨难忘，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罪恶罄竹难书......
又是三年过去。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观礼结束后，老人执意要去南京。那年秋天，百岁老人王志芳坐着轮椅，被儿子陈志推着来到博物馆。
十年前的影像记录下王志芳看到丈夫名片的那一刻——她一遍遍用手抹着泪水。
身后的陈志，就是当年的遗腹子。王志芳给儿子取名“陈志”，希望他继承父亲的遗志。
“父亲的这张名片，对我们来说，很珍贵。”陈志说，那个年代，充满战乱、变故，母亲25岁失去了丈夫。此后岁月，她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到今天，已是五世同堂。
那天最后，吴先斌想请王志芳奶奶写点什么，留作纪念。
写什么好呢？
在场有小年轻说，爷爷奶奶这么恩爱，就写“我爱陈中柱”吧！
“写到‘爱’字，出事了。”吴先斌的确会讲故事，听得正入迷，悬念来了，“王奶奶受的是旧式文化教育，可能一开始想写的是繁体字，小年轻不认识啊，突然喊，奶奶写错了，把奶奶吓一大跳！”
图 | 王志芳写下“我受陈中柱”，可几乎每一个人，都会知道她写的是“我爱陈中柱”
“我说不改了！”吴先斌手一挥。就留下一个故事吧，代代相传。
2017年，王志芳去世，享年102岁。
03
“抗战史是波澜壮阔的
它由每个细节、每个人
甚至每一天组成”
走到博物馆三楼，你会看到一面特殊的墙。长16米、高3米，墙上，是980位抗战老兵的鲜红手印和老人们手写的参军信息。一旁写着“中国有我不会亡”。
这里见证过许多感动：有人脱帽敬礼，有人将手掌和老兵手印紧紧相贴，有人戴着老花镜、弓着身，仔细辨认歪斜的字迹。偶尔，墙边会多出一束花——后来才知道，是老人的后代，悄悄来过。
这一个个手印，来自2012年博物馆启动的“抗战老兵口述史”项目，该项目在2015年被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立项。
吴先斌带队，足迹踏遍28个省市自治区，记录下1760名老兵的影像资料，采访整理文稿超1000万字。志愿者邵海萍忘不掉口述史整理之艰难，老兵们南腔北调、口齿不清。一段1小时的视频，往往需要10倍以上时间听打。
采访老兵的经历，重塑吴先斌对战争的认知。这体现在他拒绝一切假设性问题，比如，当你问他“如果回到1937年的南京……”。
“我幸运地没有活在那个时代。”吴先斌直接打断提问。
朝不保夕。吴先斌回忆，有老兵讲，早上一起吃饭，晚上一个人就没了，心里压抑得很。
参与口述史项目的文心说，进入抗战老兵的生活，曾经“标签化”的印象被打破——“他们不是天生就是我要上战场，我要去杀日本人，他们也怕死。但国难当头、国破家亡，不允许他们更多犹豫。”
这些年，文心常出现在镜头前讲述，“我采访了600多位抗战老兵，我看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都在渴望，你们要记住我们做了什么。”
文心很难平静，“我们要替他们去讲述，替他们去争取，争取这份记忆不会被遗忘。”
在吴先斌看来，“抗战老兵口述史”是老兵们写给这个国家的“家书”，也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第一位老兵在采访结束后不到一周去世。
第二位老兵在团队到达前一天去世。
第三位老兵在问明来意后，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说：“孩子们，谢谢你们来看我。”
第四位老兵患阿尔兹海默症，说完自己的名字后，努力想了很久，什么也记不起来。但桌上歪歪扭扭的随笔，写着“中国军威不可藐视”。
十三年过去，老兵越来越少，项目于今年3月结项。参与“老兵口述史”项目的人们也不再年轻，当年负责协调和摄像的莫非，从“莫大哥”变成了“老莫”。
做了六年志愿者后，邵海萍决定辞去工作，加入博物馆。她说，希望将来老了，也可以像老兵爷爷们一样，喊出一句“不后悔”。
教授近代史的叶铭曾是项目中的一员，那段经历至今影响着他的学术生涯。“在老兵的讲述里，你会看到历史的细节，也给我做历史研究解谜。”他常告诉学生们，走出去，到田野中去。
22岁的庞秋琰已经做了十二年博物馆志愿者，明年毕业，她想来博物馆工作，“抗战胜利是一个奇迹，我想继续讲述这些故事。”
故事数不清、讲不完。读到那段历史，吴先斌常常落泪，“成千上万的人愿意为这个民族战斗到最后。抗战史真的是波澜壮阔，它由每个细节、每个人，甚至每一天组成。”沉默片刻，他说，“这些老兵晚年最后的影像资料能够留在博物馆，是我们的福报。”
04
和抗战有关的文物
都被一个姓“吴”的收走了
时间拨回2005年。华东装饰材料厂厂长吴先斌决定关停厂子，在原址上，创办一座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
80年代经商，吴先斌是改革开放中抓住时代机遇的人。他玩收藏，意外接触到一批侵华日军史料，“坦白讲，一开始，的确出于愤怒。”
人为什么会扭曲？为什么会把南京城制造成“人间地狱”？吴先斌“钻”进抗战史，一个商人就这样成了馆长。
于是，耳听八方，从废品回收站到海外拍卖行，闻讯即动；寻访藏家，从南京朝天宫到北京潘家园，穿梭古玩市场；十余次东渡日本，在广岛举办“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在京都面向日本社会演讲……
博物馆志愿者庞秋琰说，前两天馆里来了个法国人，问他怎么找过来的。法国人告诉她，去古玩市场，人家跟他讲，南京这些抗战文物都被一个姓“吴”的人收走了。
可吴先斌不愿多提“淘”宝的艰辛，“好多人恨不得我讲个故事，开个汽车，翻了三个跟头，爬出来，紧紧抓死文物。我真没干过这种事情，文物又不是买商品，只能苦苦地寻找和静静地等待相结合。”
女儿吴玉涵补充了一个细节：早些年，父亲去各地找文物，那个时候还是用现金，每一次，他都会把身上全部现金给别人。回来时，没钱过收费站，只能绕小路。
学者张连红在1998年推动成立了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他记得吴先斌办馆头几年，经常找自己“啃”史料，“那些资料，一开始他是不理解的。”
学校有讲座，张连红就喊吴先斌来听。有一次，一位满头白发的日本先生来学校讲“南京大屠杀”，讲得细致。让吴先斌意外的是，对方只是一个化工厂工人，靠值班的中午调查研究史料。
时隔多年，白发先生那句“作为日本人应该认真研究这段历史”，仍然影响着吴先斌——“历史的作用是人们对它的思考。不只是专业学者的参与，各行各业都应该参与历史的研究。我做这个博物馆，关键是吸引大家共同参与。”
张连红说，记忆很重要，历史的真相和歪曲之间，就是一种记忆的斗争。
他这样理解吴先斌：他有种动力，我们中国民间有能力有实力参与到共同记忆。
今年七月，吴先斌又启程了——去日本京都参加“为了和平，反对战争”主题展，用90张照片，向日本社会讲述“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这也是该主题展首个外方参展者。
“人生就是奔走，为了历史奔走，为了自己奔走。”61岁的吴先斌自称“花甲少年”，他说，“我们采访过最大的老兵115岁，跟他比，我还年轻，人生才一半！”
- 尾声-
在南京乘坐轮渡，是一种特别的体验。花两块钱，从中山码头登船，横渡长江。甲板上，常有骑摩托过江的务工者、举起手机寻江景的游客以及情愿发发呆、什么都不做的人。
去码头那天，下起了雨。船声呜咽，江水混着雨水，吴先斌感慨，2000年初，工厂正面临转型，需要搬迁，可偏偏自己是一个眷恋故土的人。关停厂子，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如果真的一直赚钱，可能也就不会做这个博物馆了。
“这个城市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在维护那段历史，只不过我以博物馆的形式。但我遇上了，就不会转身。”
一个收藏抗战记忆的人，和一间博物馆的十九年
https://mp.weixin.qq.com/s/mLUjEEiwL2MncW-7Ep_fAQ
八月，南京，一条巷子在眼前——
“这些东西80年了，真是传家宝了。”怎会舍得？看了又看，他继续说，“但放在家里，只是一份家庭记忆，放到吴馆长这里，就成了社会记忆、国家记忆。”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