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睿|“战争历史记忆与展陈”研讨会综述

发布时间:2025-11-07 14:12   本文被浏览过: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曹明睿

      2024年11月9—10日,“战争历史记忆与展陈”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的60余名专家学者、纪念场馆负责人和编导参会。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院长齐红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承致辞,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兼《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高国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连红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季建南先后发言。随后,季建南与周承签署了纪录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国对日战犯审判》合作协议。该片将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交通大学纪录片中心联合制作,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席专家程兆奇任总顾问。

      会议共进行一天半,18位专家学者、纪念场馆负责人和编导进行了专题报告并展开讨论。报告大致可分为“战争历史记忆的传承”“战争历史记忆的差异”“战争历史记忆的作用”“战争历史记忆的展陈”四大主题。

一、 战争历史记忆的传承
 
      战争历史记忆研究离不开对具体话题的讨论。本次会议围绕南京大屠杀、日本遗孤、日本战后赔偿、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四个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一,南京大屠杀。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讨论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他指出,南京大屠杀不仅摧残了遇难者的生命,还对幸存者及亲历者造成了严重且长久的精神伤害。正如《魏特琳日记》等一手资料所记录的,许多幸存者和亲历者即使时隔几十年,仍然被南京大屠杀的恐怖记忆所折磨。深入探讨战争心理创伤,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战争的残酷,从而反对战争、捍卫和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崔巍以《英国外交文献对南京暴行的记述》为题进行报告。他指出,现有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各类证据已经非常丰富,但还有一些国外官方机构的档案材料可待挖掘使用,例如英国驻南京大使馆在大屠杀期间的外交文献,可以为南京大屠杀提供更多有力的证据。

      第二,日本遗孤。暨南大学张岚讨论了《日本遗孤的历史记忆》。她指出,中国大陆的日本遗孤及其养父母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战后,一些善良的中国家庭顶着巨大压力收养了日本遗孤,有些甚至为此做出了牺牲,但现在却近乎被遗忘。通过关注和研究日本遗孤及其中国养父母,展现超越仇恨的人性光辉,可以让战争记忆研究更加全面立体。

      第三,日本战后赔偿。复旦大学吴景平以《战后赔偿与战争记忆》为题进行报告。他认为,考察战后中国对日索赔工作,需要对抗战史和战时中国所受损害进行更科学的回溯。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之初,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损失统计,战后又专门开展对日索赔工作,产生了数以万计的相关档案材料。这些尚未得到完全利用的官方史料能够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更加全面地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

      第四,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成都大学张素萍以《中日两国对于新中国审判的历史记忆》为题进行报告。她指出,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具有特殊意义,45名战犯在审判中全体认罪并悔过,这与同盟国在其他地方的审判结果截然不同。然而,目前有关该问题的研究存在关注度较低、档案资料开放程度有限、相关个人传记和著作稀少等难点。通过进一步深化研究新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有助于在国际法和政治正义领域树立中国的文化自信和话语自主权。

二、 战争历史记忆的差异
 
      战争历史记忆存在时间差异、空间差异和群体差异。本次会议深入探讨了战争历史记忆的差异性。

      苏州城市学院高士华以《抗战的区域记忆与国家记忆》为题进行报告。他认为,抗战区域记忆与国家记忆之间存在张力。抗战记忆具有区域性,如东北地区与山东或上海的抗战记忆就不尽相同。但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共享共同的抗战集体记忆又是必需的。构建抗战集体记忆涉及不同区域、团体,需要考虑复杂的因素,甚至包括现实政治的影响。因此,国家权力在构建抗战集体记忆时需要仔细权衡,谨慎推进。

      上海交通大学杨婵讨论了《日本的二战记忆的“竞争性”》。她指出,日本二战集体记忆的最大特征是“竞争性”,有人群和地域两个维度。进步群体、保守群体与遗忘群体之间相互制衡、相互攻击;各地之间、各地与中央之间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博弈。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的二战集体记忆明显不同。虽然“竞争性”有弊端,但也能遏制极右势力恶性膨胀,应冷静客观地看待日本二战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历史背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金莹以《中日共有历史记忆的挑战与可能》为题作了报告。她指出,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由于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国际政治纷争和军事冲突多点爆发,各国对于过往战争的记忆、纪念的方式会大有不同,战争的记忆与记忆的战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她以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获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为例,分析了中日在共有战争记忆方面存在的挑战。当前国内对于战后日本反核和平运动的历史缺乏充分了解,未来两国有必要积极拓展对话空间,努力构建基于惨痛历史经验的东北亚记忆共同体。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汪舒明以《新世纪大屠杀记忆文化在美国的嬗变及其动力》为题进行报告。他指出,21世纪以来,美国的犹太大屠杀记忆文化经历了代际转换、技术革新和议程变化。目前,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三代后裔已经开始承担起传承记忆的责任;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大屠杀记忆有了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在社会分裂严重加剧的美国社会环境中,一代年轻人正在重新理解和评价大屠杀。这些变化可以作为中国研究和展陈抗战记忆的“他山之石”。

三、 战争历史记忆的作用
 
      战争历史记忆对社会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引导人民反对战争、珍视和平,也可以煽动仇恨、激化矛盾。本次会议深入探讨了战争历史记忆的双面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赵玉蕙以《历史文献与历史记忆》为题进行报告。她指出,影像材料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具有画面直观、吸引力大、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但一些自媒体在传播历史影像时常常出现不实信息,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错误的历史记忆,甚至激发不理智的仇恨情绪。因此,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应该担当起普及历史的责任,用更有效的手段传递历史真相,帮助社会构建起正确的战争历史记忆。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吴先斌以《虚假的和平——“八纮一宇”塔的真相》为题进行报告。他指出,“八纮一宇”塔建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有200多块建塔石材从中国掠夺而来,是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象征。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将其改名为“和平之塔”,试图掩盖其军国主义性质。不过,日本一些教育工作者已经开始将“八纮一宇”塔纳入教学内容,引导学生铭记真实历史。这座虚假的“和平之塔”应当作为人类和平的反面教材,警示世人。

      四川大学汪朝光以《历史记忆与和解》为题进行了分享。他认为,历史记忆是积淀的产物,具有时代性、多样性、局限性和可塑性。研究历史记忆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精力、人力和物力。只有通过研究历史记忆,梳理历史真相,才有可能建立起共同的历史认知,进而实现历史的和解,这是历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上海交通大学程兆奇就《历史记忆如何才能有益于今天和未来》进行了讨论。他指出,对待历史记忆,首先必须抱以尊重历史的态度,相关研究既要真实客观,也要全面系统。在21世纪的文明社会,每个人都应当基于事实和理性来对待历史记忆,避免被情绪和偏见所左右。历史学家在研究和书写历史记忆时,应致力于追求真相、促进和解,而非助长仇恨和对立,以期能对今天和未来产生积极影响。

四、 战争历史记忆的展陈
 
      战争历史记忆的展陈与学术研究各具特点,相辅相成。本次会议深入探讨了战争历史记忆的展陈与学术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相关展陈在传承历史记忆方面的重要价值。

      上海交通大学杨彦君以《历史研究与展陈宣传互动的三个维度》为题进行报告。他指出,历史研究与展陈宣传的互动有三个维度:一是加强学术研究和对外宣传的良性互动;二是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双重驱动;三是推动展陈宣传事业从地方向国际转换。学术研究多注重创新,而展陈宣传则侧重知识的推广。学术研究是展陈宣传的基础和前提,展陈宣传反过来帮助学术研究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以下简称“淞沪馆”)孔祥俊以《淞沪抗战纪念馆对历史记忆的展陈》为题进行报告。他指出,纪念馆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一方面,淞沪馆发挥自己的宣传阵地功能,依托专家智库研究成果,开展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另一方面,淞沪馆注重建设红色文化研究平台,与研究机构合作进行展陈设计,开展文物史料征集等工作,追求历史展陈和历史研究间的良性互动。

      伪满皇宫博物院王昊以《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本部机构遗址调查》为题进行报告。他认为,要保护侵华日军相关遗址,将其作为日本战争罪行的证据。王昊曾带领团队发现了可能与细菌武器有关的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地下遗址。他认为,保护遗址非常重要。相关机构有责任保护和修缮这些遗址,向公众宣传其价值,改变社会对这些遗址的观念。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宫文婧以《当代俄罗斯关于伯力审判的记忆呈现》为题进行报告。她指出,俄罗斯对伯力审判的记忆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是以学术为基础,注重对相关档案的整理;其次是有高层次的引领,俄罗斯总统普京曾明确表示,要将伯力审判档案纳入科学交流和教育过程;最后是全媒体多样化的传播手段,包括新闻报道、演出舞台剧、拍摄影视剧等。这些经验可以为中国所借鉴。

      上海交通大学陈亦楠以《战争审判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国际传播策略》为题进行报告。她指出,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国际传播难免遇到困难和挑战,但有多种应对策略,例如设置全球关注的中国议题,把握中国与国际认识之间的差异,使用故事化、调查式叙事,直面质疑,主动回应国际关切等。通过运用上述传播策略,战争审判历史题材纪录片在国际传播方面取得显著效果,获得了多个国际奖项,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右翼的错误史观。

      在自由讨论环节,参会者围绕“战争历史记忆与展陈”进行讨论,程天权、金成民、盖岚岚、汪舒明、高士华、高巍、张朝阳、白谛、杜继东、王立先后发言,并就以下三点达成共识:第一,战争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紧密交织。战争历史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纪念,也是影响当前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第二,战争历史记忆的学术研究与公共传播不可分割。专业研究者有责任通过多种展陈方式向公众传达正确的战争历史记忆,增进国民对战争苦难的理解,形成珍惜和平的共识。第三,提倡使用国际视角来研究战争历史记忆。这不仅有助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和解,还能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会议闭幕式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主持。向隆万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自己对于抗战的记忆。高国荣、程兆奇和齐红先后发言。高国荣对会议做出总结,认为此次会议不仅做到了高质量、跨学科,而且兼具高度与温度,也充分体现了学术视角的多样性。程兆奇指出,在历史研究中,情感因素必不可少,但学术应在平衡理性与情感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齐红再次对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感谢,并期待来年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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