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
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丁柏峰（左）、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蓉（右）
中国抗战大后方史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10月19—20日，第九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论坛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本次论坛由《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联合主办，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承办，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抗日战争纪念网协办。来自国内20多所大学及科研机构的5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届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党总支书记鄢晓彬主持。青海师范大学副校长牟昱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副主编高莹莹、青海师范大学藏区历史与多民族繁荣发展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杜常顺先后致辞。
论坛分主题演讲和分组讨论两个环节。主题演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学通研究员和青海师范大学袁亚丽教授报告。李学通以《科技史视野下的抗战大后方》为题，讲述了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科学机构、科学社团和科学家积极投入抗战救国的历史，称他们不仅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也为改善西南、西北地区科学文化落后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亚丽以《抗战以来青海农业问题研究》为题，从人口与耕地面积、农作物种植面积与亩产量、粮食总产量等方面介绍了抗战时期青海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因素。在分组讨论中，与会学者分别围绕中国共产党与抗战、经济与科技、教育与文化、边疆问题和社会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教育和意识形态塑造方面的研究在本届论坛也有文章涉及。浙江师范大学杨焕鹏《试析敌顽区的奴化伪化教育与中共对策——以胶东抗日根据地为个案的研究》，以胶东抗日根据地为例，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面对敌伪顽在教育上的种种倒行逆施，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制定了适合胶东地区的教育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政策不仅打破了敌伪顽在沦陷区对教育的垄断，反击了其试图控制和渗透人民的企图，而且在胶东地区推广了新民主主义教育，使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
另外，还有关于统一战线和中共军事战术的研究。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崔耀鹏《抗战时期青海骑兵师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合作与冲突》对七七事变之后，“青马”军阀先后派出的骑兵第八师和暂编骑兵第二师分别与新四军、八路军的合作与冲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孙永健《抗战期间中共军队“夜袭”战术研究》阐述了中共夜袭战术的形成、实践及效果，认为该战术不但打击了日军，对国民党军队也产生了影响。山西大学于飞《鲁中根据地边沿区反“扫荡”中的微观实态与干部身心》讨论了冯毅之在抗战相持阶段，通过获取多方情报、善用作战环境、总结敌方进攻规律，灵活应对“扫荡”，妥善处理摩擦，并在包夹中予以军事反击的历史，希望以此彰显中共干部在敌后斗争中顽强的革命意志。
青海师范大学田汉《全面抗战时期宁夏陶瓷工业发展探析》以光华瓷厂的兴衰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大后方企业在全面抗战时期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青海师范大学葛强《近代西北工业的抗战更生与衰落——以甘肃机器厂为中心的考察》以甘肃机器厂的变迁与兴衰为例，讨论了日本全面侵华对中国工业地理布局和产业结构的改变，以及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产生的深刻影响。
电子科技大学刘岩岩《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技术的跨区域扩散——以企业互动为中心的考察》全面梳理了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技术跨地域扩散的情形。工业技术以工业企业为载体，自南向北传播，不仅跨越秦岭构建了西南和西北地区之间的技术扩散通道，而且还为南北经济互动打下基础。华中师范大学王昊仲《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官营厂企的“两栖”化及其具体差异探析——以官营造纸业为比较中心》对国统区一些较为典型的官营机器工厂和手工工场在经营管理、资金运作、产品销售、技术改良和主办机构等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了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并就国统区的手工业改造进程是否被抗日战争所打断等老问题提出了新观点。
厦门大学秦文博《价格战：抗战时期广东沦陷区与后方的粮食竞购研究（1939—1945）》注意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广东地区出现的粮食竞购现象，对打破沦陷区与大后方的研究壁垒作出了有益尝试。粮食作为战略资源，对于维持军队作战能力和保障民众生活、维持社会秩序稳定至关重要，国民党与日伪政权在广东的粮食竞购，反映了战时各方力量对战略资源的争夺。
科技史是既往研究较少涉及的领域，此次亦有进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安轶、刘霁樟的《约而不同，谋而不合——战时科技、军政部门光学玻璃的合作研制》，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以及军政部兵工署这三家研究机构对光学玻璃的自主研制情况，着重分析了政府、军政部门和科研机构在光学玻璃研制中的角色和研制失败的原因。湖南师范大学尚伟《战时国民政府在东南亚的情报体系及其演变（1939—1945）》阐述了国民政府在东南亚情报体系的构建与演变，揭示了境外情报工作所面临的复杂境遇与自身的组织缺陷，探讨了境外情报体系与时局之间的关系。
抗战时期，广泛而持久的抗战宣传和动员，促进了大后方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国家的认同意识。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邱潇、凌诗宇《抗战时期四川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认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以及大批知识精英在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思想上推动构建“中华民族”，政治上宣传同根同源、给予平等待遇，治理举措上，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控，提升了四川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南开大学沈雪晨《费孝通的早期中华民族观——以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为中心》通过梳理大后方“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中的相关论点指出，费孝通认为需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政治地位，保障各族群众的切身利益以增进国家团结，不仅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相汇流，而且还有助于我们认识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逐渐走向自觉的内在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郝昭荔《从军阀到土皇帝：抗战时期阎锡山形象的演变》讨论了阎锡山形象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原大战前后、全面抗战时期等不同阶段的变化，希望以此呈现近代以来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文化特点。
暨南大学张毅《在救济和遣返之间：国民政府对旅印哈萨克侨民的安排（1943—1948）》论述了国民政府在1943年发现一批旅居英属印度境内的哈萨克族人民后，围绕这批侨民的安置产生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暴露了国民政府自身的制度缺陷，也反映了国内外局势对国民政府的影响。
全面抗战爆发后，激增的灾民和难民使政府的救济事业遭遇极大挑战，如何开展救济成为国民政府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青海师范大学王梅《民国时期甘青地区政府户外济贫事业探析》论述了全面抗战爆发后，甘肃、青海两省的地方政府为应对贫民和难民剧增所开展的冬令救济、贫困申请与政府救济等户外济贫活动。带有季节性特点的户外济贫活动虽然收效甚微，但一定程度弥补了官方救济设施收容有限之弊，是抗战时期政府济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川师范大学王雪梅《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募捐公演娱乐捐税问题探究》，对全面抗战时期募捐公演的捐税演变进行研究，呈现了捐税征收过程中政府、募捐方、演艺方之间互动的历史。募捐公演不仅成为政府劳军、赈灾、救济等筹款工具，而且日渐沦为政府攫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这导致抗战后期戏剧、电影等娱乐演出市场走向衰落。
四川师范大学钟荣帆《战时中国旅游的现代化及其困境——以峨眉山为例》对全面抗战时期峨眉山的旅游业进行了考察。峨眉山旅游业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虽然遭遇了经费制约与制度困境、生态保护与民众生活、传统性与现代性等矛盾与冲突，但无论是地方当局还是团体、个人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本届论坛研究议题丰富、方法多样、视野开阔，充分体现了抗战大后方研究近年取得的成就。分组讨论结束后，与会专家以圆桌讨论的形式对本届论坛进行总结，并就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交流。与会学者认为，大后方研究还存在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问题。具体包括：1.应进一步开拓新的议题，运用新的视角，加强对通俗文化的阐释；2.应把具体的个案放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注意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3.应加强对抗战大后方的综合性研究；4.应重视对抗战大后方研究现实意义的阐释；5.应重视正面战场中政治和军事等要素对抗战大后方所产生的影响；6.应关注战争与文化、技术之间的关系；7.应将抗战大后方的研究放在中华民族复兴史的进程之中，深入探讨正面战场与抗战大后方的关系，以及抗战大后方对正面战场所作出的贡献。
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丁柏峰在闭幕式致辞中肯定了此次论坛取得的成绩，称赞论坛为大后方研究的继续深化指明了方向。他称，大后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交通方面的战略地位，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他也指出，应加强战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认同的研究，以促进抗战大后方研究取得更卓著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