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嘉宾：刘维开教授
主办单位：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季我努学社
联合主办单位： 爱德基金会、超星数字图书馆、中信数字出版、拇指阅读、《历史教 学问题》杂志、《温故》杂志、《新华月报》杂志、凤凰历史频道、 腾讯历史频道、网易博客频道、中华军事频道等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季我努沙龙 学术讲座第5期
国民党派系纵横谈
主讲嘉宾：刘维开教授
时间：2015年10月10日上午9:30-12:00
内容简介：国民党派系众多，争斗不断，对于中国近代的历史走向有着重大的影响。派系冲突一直是严重困扰国民党的痼疾之一。 国民党各派系如何产生，发展，分裂，乃至于走向没落和失败？他们在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中作何表现？抗战大讲 堂季我努沙龙，特别邀请著名国民党史专家、台湾国际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维开先生为读者朋友进行精彩的解读。
主讲人简介：刘维开，生于1955年，台湾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权威。师从台湾近代史泰斗蒋永敬、李云汉先生。专长于中国近现代史、国民党史、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精通于民国档案与史料，是最早阅读和利用《蒋介石日记》进行研究的学者。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有《罗家伦先生年谱》、《中国国民党党职名录》等著作。
吴先斌：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和季我努学社共同主办的第五期抗战大讲堂今天正式开讲，今天有幸请到台湾来的刘教授为我们做演讲。我们用掌声表示再次的欢迎！
刘维开：谢谢吴馆长还有在座的各位贵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到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来参加讲座。
我这个题目叫做国民党派系纵横谈，因为我在前两年大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他们把中华民国史出版了之后有一个笔谈，在这个笔谈里面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谈到派系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后来我也看到有相关的研究者，也在引用那里面所提到的一些问题。事实上派系在整个民国史研究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它不仅仅是说在政治上面有派系、军事上面有派系，那么在教育、文化、财经这些方面也有派系。基本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大概基本上就会有派系。但是这些派系往往是有重叠性的，也就是说在不同领域之间，派系往往不会是单一存在的，它可能是重叠性的。像我们谈到北洋政府时期的派系，它的冯系、直系、皖系既是政治性的派系也是军事型的派系。比如说到了国民党时期，我们固然看到某些派系在军事上面是有影响力的派系，但是这些派系当它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它在政治上面也会形成一个派系，也会形成一个系统。只是说有的时候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派系，进入到了军事体系里面它的影响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
在财经上面有影响力的派系，到了政治里面可能就没有那样的发展，彼此之间是有一些相互依存而且彼此重叠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派系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它确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什么叫做派系？派系在政治学、社会学、社会科学里面来讲，它有一个它的定义。我们这边也不太去取用所谓的政治学、社会学的派系，我们就从历史事实的发展来看。派系基本上是组织内部里面成员，因为主张或者利益因素相结合而成为非正式的团体。在正式团体里面存在非正式的团体，我们称之为派系。一般来讲派系的规模不会太大，它的组成大部分依靠跟派系领导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比如说同乡的关系、同学的关系、血缘的关系、亲缘的关系等等这些相结合，但是它的结构相对来讲比较松散，领导人跟成员之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约束，甚至说有一部分的成员在各个派系当中游走。我们知道在北洋政府时期，派系的游走现象最频繁，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在国民党的派系里面，这个派系游走的情形不是没有，但是基本上来讲它的派系游走的情况稍微比北洋政府时期要好一点，主要的原因有一些复杂的情况，但是整体上来讲派系的流动性相对来讲不像正式的组织一样来得那么严谨。
至于说派系的成员，我们知道是靠同乡、同学、血缘，这个在座的都知道。比如说我们现在谈到蒋介石在军中，大家一想就讲到所谓的陈、胡、汤这三个人，认为是蒋介石在军方最重视的三个主要的将领，也有把他们当成所谓的浙江系。陈诚是浙江的人，胡宗南、汤恩伯三个统统都是浙江的，这三位将领在蒋介石的军事统治的过程当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一提起就重用浙江人。但是蒋介石底下也有黄埔系，重用黄埔系。黄埔就是他的学生，这中间有很复杂的因素存在在这里，就是透过了血缘、同乡、同学这些串联在一起。比如说我们讲到陈诚，在座的各位可能都很熟悉陈诚，我们一想就讲他是土木系，为什么是土木系呢？因为十一师十八军。十一师是他起家的，然后后拓为十八军。只要从这个系统里面出来的人就是陈诚这个系统就是土木系，同样的如果是出生于十三军的基本上就属于汤恩伯的系统。我们后来知道到1949年的发生大陆称之为叫金门战役的这么一场战役，在这个战役里面长时期以来为了要讨论谁是这个战役的指挥者，在这个地方争论不休，为什么？因为这已经牵涉到两个人了，一个就是当时的指挥官是汤恩伯，可是在战役发生之前已经华成了胡琏，可是胡琏没有到任，胡琏没有到任的情况下但是胡琏的部队已经到了，就是当时十九军的部队已经到了。当时在驻防在金门岛上面的还是汤恩伯所指挥的，汤恩伯当时还是挂名着指挥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产生了中间的争议，再加上还有201师的青年军部队在里面，这支部队属于跟孙也（音）有关系，所以在争议这场战争跟谁有关系的时候就有争议性，这个争议性还是来自于之前存在的派系关系。
在北京政府时期的派系，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单纯一点，因为就是以袁世凯的北洋系为主，下来衍生出来了皖系、奉系和直系，他们相继掌握北平政府，所以整体上来讲是比较简单一点。北京政府派系的特色就是政治和军事合一，既是政治上的派系也是军事上的派系。单独属于政治上的派系不多，就是交通系、新交通系和郑雪系，而交通系和新交通系除了政治上有影响力外在财经界也是很重要的派系。在军事上我们还是以皖、直、奉三个为主要的派系，但是这还是有一些区分。我这里提到了像文公直在《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中以地区来划分，写各军区的军史。北京政府的时期派系相对来讲是比较单纯一点，但是到了后期就衍生出一些就是直、皖、奉三系以外一些比较中型的派系或者小型的派系，所以像冯玉祥西北军系或者是国民军系，乃至于像阎锡山的晋绥军系这些相对来讲是比较中性的派系，这跟直、皖、奉三个派系之间有相互纠葛和利益的关系存在。北京政府时期的派系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国民政府时期的派系就非常的复杂，因为国民政府时期的派系我们讲是以国民党的派系为主，就是进入到我们今天演讲的重点。
大陆在过去长时期里面，基本上有两本讨论国民党派系的论著，这两本著作出版的时间相差相当的长，相差了10多年。最早的一本是郭绪印写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台湾做国民党派系研究都要参考，因为他是最早对于国民党派系提出一个比较详细的区分学者。他这里面把国民党的派系分得非常的细，改组、胡汉民、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桂系，还有蒋介石系统里面的黄埔系、特务系统、CC系、新政学系、蒋经国系等等。特务系统里面又有中统和军统系统，黄埔系里面有陈诚和何应钦系统，划分得非常细。金以林教授出台了《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这可以讲是另外一本谈国民党派系政治的，这本书出版的时间跟郭教授出版的时间相差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个人认为在大陆方面对于民国史的研究相关论点跟方向也有一些变化，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金以林教授对国民党派系的分析采取了比较不太相同的方式。一类是以地域为基础做政治军事集团，包括了冯玉祥的西北军系、张学良东北军系、阎锡山晋绥军系、李宗仁的桂系、刘湘的川军、云南的龙云还有山东的韩复榘等等。另外一种是指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已经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导人及其追随者之间形成的派系，我认为这个派系在金以林教授对于国民党派系的分析里面，是比较具有创意的，就是直接点名是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已经形成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导人，这里面包括了两个类型，一个类型是掌握国民党正统权力机构而形成的派系，这个包括了汪精卫系统、胡汉民系统和蒋介石的系统还有孙科的系统、西山会派等等。另外一个是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系统，以蒋介石为核心而形成的派系。这个是金以林教授所做的分析，基本上我在比较郭绪印教授和金以林教授的两个论著里面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金以林教授的分析，因为他的分析比较清楚也比较符合我们在看国民党派系发展过程当中所形成的历史。
接下来就我个人对国民党相关的研究，我提出我自己对国民党派系发展的陈述。其实国民党派系的渊源最早可以溯源到兴中会时期，1895年孙中山把兴中会的总部迁到了香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在香港给香港的辅仁文社合并了，所以就把这个兴中会的总部迁到了香港。这两个组织合并就有两个系，后来有学者在研究国民党派系的时候认为国民党委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派系形成，就是因为国民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处于不断合并的过程。因为你在合并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新的成员和旧的成员、新的组织和旧组织之间的关系存在。所以在兴中会时期，这个时候就会有辅仁文社和檀香山兴中会领导为主的系统。我们知道兴中会总部迁到香港在选举会长的时候，孙先生为了大举和谐旗帜所以就把会长请杨衢云来担任，也可以看出这个时候兴中会这个时期里面派系问题的存在。事实上到后来一次起义失败之后杨衢云到了海外，孙中山这个系统虽然都挂在兴中会里面，但是实际上来讲双方发展是有点不太一样的，这是在兴中会时期。
接下来到了同盟会时期，到了同盟会时期现在一般都会称之为在同盟会时期叫孙黄并称，认为同盟会时期并不是一个一元领导，特别是海外有一些研究者非常强调同盟会二元领导的方式，也就是同盟会不是属于一元领导，不是由孙中山一个人领导，而是包括孙中山跟黄兴的二元领导。这个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同盟会当初组成的时候，虽然他是以个人的身份，就是以在日本的留学生、华侨乃至于在日本工作的个人，他们以个人的身份加入的革命组织，但是这个革命组织后面有一个脉络，这个脉络就是以原来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跟原来华兴会，以及光复会就是以这三股力量为基础结合成的。因此在同盟会时期里面，可以看到这三股力量彼此之间的运作。这三个系统在整个同盟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彼此之间相互的冲撞、相互合作、相互冲突。合作基本上就是孙中山的系统跟黄兴的系统是合作的状态，所以领导了几次革命的行动。孙中山这个系统跟光复会的系统，最初也是属于合作的状态，特别是在民报刚开始创办的时候，那个时候章太炎担任负责人事实上双方是合作的，可是之后又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这个当然也就是后来造成同盟会内部的一些问题。所以在同盟会的时期里面，它的派系其实也是存在的，就是有孙、黄跟光复会，但是光复会这个系统比较特殊的一点，该是光复会这里面有一部分的成员不像华兴会一样，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在同盟会成立之后这个组织就结束了，可是光复会不是，光复会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后光复会仍然还存在，还是在以光复会的名义运动和活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跟同盟会之间也会产生一些冲突，这是在同盟会的时期。
到了民国成立之后，同盟会从革命政党变成民主政党，我们就称之为国民党。在国民党的时期里面派系非常的多，因为国民党当时联合了好几个小党然后共同合作，所以内部的情况非常的复杂，可是因为它是一个民主政党。在一个民主政党的情况底下，这种情形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就基本上对于国民党这个时期这些不同的态势，我就不再多说了。到了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觉得必须要再起革命，国民党是民主政党，但是因为袁世凯的违法乱纪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再起革命，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又提出要改组同党叫中华革命党。当他提出改组中华革命党这个主张的时候，就引起了一部分国民党内部老同志的不满，不满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孙先认为革命为什么会失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家不听领袖的话，所以要求在中华革命党宣誓的时候，要在誓词上面加上“服从孙先生”这几句话。当时包括像黄兴这些人就说，政党就是像西方民主政治里面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政党就是我有共同政治信仰的人结合在一起，现在要求我们一定要服从你，就是都要以你的意见为主，他说这样子跟帮派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双方就发生了意见上的冲突。有一部分支持黄兴的国民党人，包括陈炯明、李烈钧这些他们到了南洋成立了一个水利公司，我们称之为南洋水利公司。后来以这个水利公司为基础，改组成为欧事研究会。因为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发生了，就以研究欧洲的事务为主体，成立了欧事研究会。孙中山在这个时候仍然继续要改组国民党成为中华革命党，在中华革命党这个时期一个最主要的人物就是陈其美，这是在这段时期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黄兴在1916年不幸过世，黄兴过世之后他在欧事研究会的成员基本上就回到了国内，其中有一部分参加了云南护国军行动，主要是以李烈钧为主的这一批。中华革命党这时候有中华革命军在山东这个地方。后来也有人把欧事研究会这个系统，国民党里面的人叫做温和派，之后到了民国6年国会重开，国会重开了之后国民党的政治舞台又回到了国会，所以这个时候在国会里面出现了三个系统，基本上都是以国民党为主的三个系统，就是客庐希、韬园系和丙辰俱乐部。整个国民党的重心又回到了孙中山的身上，之后基本上就是以孙先生为主，再进行相关的活动。虽然党内有不同力量，但是基本上在这个时候整个国民党处于孙先生一个人掌控的情况，所以要说国民党内部有什么派系其实很少，基本上就是一些来自于南方的地方军系，不同的地方军系所形成的派系，比如说像滇系、桂系、政学会等等，但是这些基本上还是以孙先生为主的系统。国民党派系的问题真正开始浮上台面是在孙中山过世之后，孙中山过世之后国民党内部无形的形成了三股系统，这三股系统第一个就是以胡汉民为主的系统，为什么会形成以胡汉民为主的系统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胡汉民在孙中山先生北上的时候被赋于作为陆海军大本营的代理大元帅，因为孙先生北上的时候当时的职务是陆海军大本营大元帅，所以当时我们称之为孙大元帅北上。他北上的时候，广州这边代理人就是胡汉民，所以胡汉民有他的正当性存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汪兆铭，他们两个是孙先生在政治上面非常倚重的人物。因为汪兆铭随孙先生北上，在当时随孙先生北上的人物里面汪兆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而汪兆铭本身又是孙中山遗嘱的记录者就是笔记者，我们现在看孙中山的遗嘱上有一个笔记者汪精卫。孙先生过世的时候，在他身边的就是汪精卫，所以等于是说孙先生最后的这一段历程，在当时国民党这些高层人士里面最接近的就是汪精卫，所以要了解孙先过世之前究竟说了哪些事情、说了哪些话、交代了哪些事情就是汪精卫，他就是汪兆铭。汪兆铭在这个时候无形中形成了一股力量，这个时候是联络流动时期，当时孙中山制订联俄联共政策，俄国顾问在整个国民党里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俄国方面也希望孙中山过世之后国民党的工作能够继续的推动下去，思考谁要来领导国民党的时候，就考虑到谁跟俄国顾问之间的相处会比较融洽一点，当然和汪精卫比较融洽。通常来讲一般在国民党内部人物的评介里面，大家都认为汪精卫比较随和、胡汉民比较尖锐，胡汉民看到不顺眼的事情就会直接的直言批判，但是汪精卫会婉言相劝。所以汪精卫在人和方面比胡汉民略胜一筹，所以以俄国顾问为主的这股力量基本上也是在支持汪精卫。
汪精卫自己本身也很善于运用他自己本身的资源，民国15年之前蒋介石先生就是有一本书里面记了这段话，有一天汪精卫突然跟蒋介石讲，他说总理过世之前口中喃喃自语，不断的一直叫，讲什么呢？介石介石。就是一直在讲你的名字，蒋介石自己就记了他说他听了这段话之后觉得非常兴奋，就是孙先生临终的时候都还记得他，可是他一想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会不会是汪有意示好他所以讲的这段话？因为没有人听说过。这个记录我们认为也是一个孤证，因为确实是如此，孙先生临终的时候讲和平奋斗救中国，因为当时记在报纸上，可是频呼介石介石这个就只有蒋介石先生所记的这段话有。但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所以可以这样讲。比如说孙先生认为应该怎么样做，他觉得如何如何这是对于汪精卫来讲非常有利的，所以汪精卫这个系统有蛮多的形成。另外一个系统是蒋介石，蒋介石这个时候因为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当孙先生北上这个时候广州的内部防务空虚，等于说出现了空斗的情况。陈炯明就趁这个时候率领军队进攻，而广州内部本身边军、桂军也认为这是一个夺取政权的好机会，所以跟陈炯明之间也有一些暗通的情况，也有一些勾结。这个时候广州所能够依靠的最主要的力量就是粤军，就是许崇智这个部队，许崇智在广州当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整个东征的过程当中，粤军的总指挥是蒋介石。因为黄埔的学生所组成军队也应该要上前线打仗，可是滇军跟桂军都不要这个军队后来是粤军要了这支军队，所以蒋就率领这个军队出去。其实外界原来并不看好黄埔的学生军，因为这是前几期就是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学生所组成，结果没有想到出去之后先有淡水战役后有棉湖大捷，让外界对于黄埔军校所训练出来的学生，以及黄埔军校所领导的军队又刮目相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蒋介石的身价当然就水涨船高，很快就成为当时在广州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家。在打完棉湖之役的时候孙先生过世，广州政局的发展原则来讲就是胡、汪在那里，其实还没有达到那个能力，但是就是在孙先生过世之后陈炯明又发动了第二次的攻击行动，当然就以蒋先生为总司令率领军队进行所谓的第二次东征，第二次东征基本上快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滇军跟桂军又看到当时广州的形势似乎对他们非常有利，所以这个时候又发动了类似像政变的行动。蒋先生在前线接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率领军队回到广州平定了这个事情，经过了一连串的事情之后，广东整个的内部基本上已经完全平定下来了，只剩下广东南部的一些地区，到年底的这个时候也平定下来了。因为广东平定连带着广西，广西也发生了变化，广西这边的变化就是广西的岷州人跟白崇禧领导的新的力量，就是广西新军的力量把原来旧的力量，所谓的陆荣廷这些力量给赶走了，掌握了广西的权力。掌握了广西的权力之后进而跟广东这边进行合作，也是接下来要讲的两广统一。两广统一的基础其实建立在广东的统一之上，所以在的情况之下蒋介石的政治身价提高，明显就是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蒋介石负责报告军事，之后就被推举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时又是中央常务委员。我们知道蒋介石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的身份，虽然蒋介石后来有讲过这个事情，他说当时总理原来是要想让他进入到组委会里面，但是他觉得不适合而且年纪轻，所以他跟总理讲说不要了，连这个代表都不希望进入到国民党的核心决策圈。毕竟在第一次的全国国民党代表大会结束以后是没有蒋介石的，可是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两年之后，从1924年到1926年两年的时间里面蒋先生不仅进入到国民党的领导阶层，而且进入到了决策核心，因为当时国民党的结构不是很大，决策核心就是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主，所以这个政治地位的变化非常快。
随着蒋介石政治地位的崛起，以蒋介石为主也慢慢形成了系统。除了这三个系统以外，另外因为孙中山先生过世而使得国民党内部本身出现了政策上面选择的分化，就是继续要联俄联共还是不要联俄联共。反对孙先生联俄联共的这帮人到了北京，就是孙先生停灵柩的地方召开了临时会议，这个会议我们称之为西山会议。之后他们到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的党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批我们称之为西山会议派。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面，国民党相关的党统里面对于西山会议派怎么处理是有一些要思量的，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现在已经纳入到国民党的整个党统的系统里面来了。孙中山先生过世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蒋、汪、胡这三个系统逐渐成型，但是因为政策的不同，形成了广州跟上海的分裂，上海这支就称之为西山会议派。
到了北伐统一之后，这个时候基本上来讲国民党的派系更加的明显了，北伐统一之后因为随着整个控制区域的扩大，加上整个人数也增加了，国民党的人数也增加了，所以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分化其实变得非常的复杂。整个讲起来基本上就是拥蒋跟反蒋两个例子。拥戴蒋介石跟反对蒋介石就是支持国民政府和反对国民政府的情况。蒋介石这个系统逐渐发展起来了，而蒋介石这个系统里面大致来讲慢慢的形成了几个不同的派系，这几个不的派系第一个是我们常常讲的CC系，SS当然一般讲是当时有中央俱乐部，名称叫做CC，可是CC派的领导人就是陈氏兄弟，所以他们两个的英文名称都是CC所以就是CC系。我这样简单的讲，因为CC派的历史比较复杂，CC派发展的过程蒋介石在1926年中山宴事件之后取得了党的机器，进入到了党部工作的运作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蒋先这个时候事情非常的多，他没有办法管理党务这边，因此他就任命陈果夫担任组织部的秘书，陈果夫是呢？陈果夫是陈其美的侄子，陈其美跟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密切的。我们谈到革命统计的时候，通常来讲应该是孙中山、蒋介石一脉相承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事实上蒋介石之所以从事革命行动，最重要的带领他入门的人是谁呢？是陈其美。蒋介石一生对陈其美的视之如师、视之如兄长，对陈其美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陈其美在民国5年被暗杀，当时没有人敢去收他的尸，尸体就在路边。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晚上就去收尸，把陈其美的尸体背回住的地方，处理他全部的后事。当时国民党对于蒋先这样的做法行为都非常的佩服，孙中山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对蒋先确实是另眼相看，觉得这个人非常够意气。在上海那样一个环境里面蒋先生敢这样做亲自去处理，很多人都劝说太危险了，但是蒋先生一定要这样做，亲自料理陈其美的后事，他跟陈其美的感情是非常特殊的。
陈果夫早年也从商，当年蒋先在从事证券交易的时候跟陈果夫之间就有一定的往来。基于这些相关的消息，所以他对陈果夫非常的信任，因此他担任组织部部长之后把组织部所有的工作都交给陈果夫做。之后陈立夫从国外念书回来，陈立夫也进入到了蒋先的幕僚体系里面工作，之后陈果夫担任组织部部长，后来陈立夫也担任组织部部长。我们知道中国国民党的组织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直接管全国各地的地方党部，除了中央以外的地方党部，所以所有的党部人士都在组织部的掌控之下。因为他们长时期都由他们兄弟两个人以及他们兄弟两个人推荐的人担任组织部，所以慢慢以组织部为核心包括各个地方党部的系统，都被称之为CC系统。除了这个以外，当时国民党要训练政治干部、政治人才，我们知道军事上面有黄埔军校，后来觉得除了军事以外要有政治，所以改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来觉得这个学校不方便，觉得军事和政治要分开，所以有了中央军事学校和中央政治学校。1927年成立了中央政治学校，以及现在我所服务政治大学的行政原来是江苏省行政学院的地方，现在好像搬走了，现在那个地方还在，那就是中央政治学校旧的地址。中央政治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国民党政治体系里面工作，进入到政府或者进入到党里面，所以中央政治学校是认为CC培养人才主要的机构。我们学校里面有几栋楼，楼的名字都是用人名来命名，我们有一栋楼叫陈果夫楼、有一栋楼叫做与京堂（音）楼，还有一个楼叫天放楼（音）还有道凡（音）楼。有时候大陆媒体到台湾说要找CC，我说最简单就是到政大拍这几栋楼就知道CC跟政大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担任过校务委员，政大有一个楼叫做志希楼，志希是罗家伦的字，他曾经担任过中央大学的校长，罗家伦担任过中央政治学校的代理教务长，长期担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校务委员，对中央政治学校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后来政大有一栋楼，就是在台湾初期的时候有两栋楼。一栋楼命名为果夫楼，另外一栋楼命名为志希楼。就有人误会罗家伦也是CC的，我就说罗家伦其实不是CC，罗家伦什么派系都不是。罗家伦不是CC，罗家伦怎么会和政校有这么密切的关系？还有志希楼在？所以可以看到政校跟CC之间的连接性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是CC系统。
另外一个是黄埔系，还有一个叫做政学系，政学系的发展比较特殊，因为政学系其实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主要是来自于民国初年国会议员一批人当时有政学会。这个政学会里面其中有一个主要的成员叫做杨永泰，然后在有关人士的引见之下进入到了蒋介石的幕僚群里面，因为杨永泰的幕僚工作做的非常好，所以非常获得蒋先生的信任。特别是在南昌行，杨永泰就担任南昌行的秘书长，所以这个时候就给了他非常多的事情做。在杨永泰的建议之下，蒋先这个时候也开始跟引进了一批人。因为在这个时候要建国，革命完成要建国，建国的过程当中就要引进一批建设人才，我们常常讲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所以治天下要另外一批人，这个时候蒋先生开始跟学界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陆陆续续引进了一批学者，进入到政府体系里面来。可是学者进入到政府体系没有管道怎么进入到政府体系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慢慢的就逐渐跟学者为主的这一批人士，因为学者基本上就是一个带一个，政治上也是有关系，慢慢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政学系的出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认为跟几个人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跟杨永泰。因为杨永泰后来过世的很早，杨永泰后来1934年还是1935年担任湖北省主席的时候被人暗杀了，之后认为政学系的核心人物叫张群，张群跟蒋先生的关系非常特殊，从日本学校开始一路上面有长达几十年的交情。基本上认为以张群为核心配合形成这个系统，当然当事人都不承认这个事情。以蒋介石为核心就形成了这样的系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其他的系统存在，当时有一个话叫蒋家天下丁家党，等于丁惟汾这个系统的人比较多，政大有一个鼎丞楼因为丁惟汾是创校时候的主要负责人，但是丁惟汾跟CC没有关系被称为是大同盟派。这个系统其实时间并没有多长，另外一个是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慢慢的就跟蒋介石合作了，包括覃振这些都跟蒋介石合作了。那么胡汉民的系统是在北伐完成之后蒋介石掌握权利的时候是跟蒋介石合作的，支持蒋介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蒋跟胡是合作的胡汉民是支持蒋介石的，可是到了1931年之后两个人关系又破裂了，胡汉民的立场由原来拥护蒋介石、支持蒋介石变成了反对蒋介石，办了一个刊批评蒋介石。胡汉民后面非常重要的支持力量是什么呢？这个支持力量就是当时两广，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这股力量。另外一个国民党的派系就是汪精卫，汪精卫其实是在北伐完成之后因为这个时候国民党采取了清党之内，把原来在国民党里面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去重新要改造国民党，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有一批新员要把旧员换掉，原来旧的地方党部系统都是汪精卫的系统，新进去的就是以蒋介石为主的系统，所以新跟旧之间就发生了一些系统，这些冲突就爆发在1929年的三全大会，当时有同志组成了改组同志会，当时我们就把汪精卫的系统称之为改组派。可是汪精卫的系统刚开始跟蒋是属于对立的，一直从1928年一直到1931年这个时候跟蒋之间都是对立的，可是到1932年这个时候就变成了蒋汪合作，蒋汪合作的时间一直到1935年年底，这都属于蒋汪合作的时间。这个时候蒋汪合作就是蒋主军、汪主政两个人合作，这段时期我们讲就是局部抗战时期，是从反蒋到跟蒋合作。再后来一个就是孙科，因为他作为孙中山的儿子称之为叫做太子派，孙科跟蒋的关系属于若即若离的关系，后来因为蒋直接任命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所以孙科基本上在立法院里面逐渐的发展。当然还有地方实力派，它在这个时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地方实力派原来在国民党的派系里面并不是重点，可是到了这个时间点变得非常的重要了，包括了西北军系、晋绥军系、西北马家、四川跟东北军等等。
到了抗战时期，这个时候派系就有一些变化，基本上到了抗战时期就是以蒋介石为主，发展出了CC、黄埔、政学和朱家骅系，另外还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到六全大会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主要的力量就是CC、黄埔、政学、朱家骅和青年团这几个主要的派系。
抗战期间国民党派系的特性是什么呢？从1936年5月胡汉民过世，1938年4月国民党建立总裁制，到1939年1月汪精卫被开除党籍。因为汪精卫在1938年的12月离开重庆，所以1939年1月被开除党籍，在这个情况之后胡、汪两个系统基本上就式微了，即使是属于胡汉民系统因为胡汉民过世了，属于汪精卫系统因为汪精卫脱离阵营了，所以在国民党内部就形成了蒋介石独大的局面，其他的西山会议派、孙科派、大同盟派以及部分的地方实力派，所有参与党政活动的比如说桂系、阎锡山系等等大部分都依附蒋先。我们常常讲桂系是发展最迅速的地方实力派，但是桂系的发展还是依附在蒋先之下。所以蒋介石这个时候可以说所有的国民党系统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身兼党的总裁、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三个主要的职务，可以说是集党权、政权、军权为一身，此时国民党派系主要为蒋氏所追随者所分化出来的，包括CC、朱家骅、政学、黄埔、青年团等等，彼此之间存在竞合的关系，但是都是以蒋介石为领袖。地方实力派比较特殊，地方实力派在抗战胜利之后虽然地方实力派在抗战的过程中还是依附在蒋底下，就是前面讲的桂系等等，可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地方实力派其中的桂系在第五战区的发展，所以使得它敢于在抗战胜利之后或者说是在战后跳出来，跟蒋介石来抗衡，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所以这也就造成战后政局发展比较特殊的一点。
最后我们谈一下国民党派系的研究，其实国民党派系的研究比北京政府要少。因为关于北京政府的派系研究是比较多的，但是对国民党的派系研究比较少，像田弘茂等对国民党政府有相关的研究，曾对国民党内派系有概括性探讨。国民党派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孙中山过世之后党内各派系的竞争与合作。其中蒋永敬教授的研究对于整个国民党派系研究，可以讲是奠定了研究的基础。基本上到现在为止，做国民党派系研究的很少能够跳脱出蒋永敬教授当初所设定的范畴，那个范畴就是蒋、汪、胡三个系的纷争。因为蒋永敬教授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做胡汉民的研究，因为我们知道胡汉民的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反蒋，反蒋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在党权跟军权之间的关系。胡的立场是要党权凌驾于军权之上，实际上的发展是军权凌驾党权之上，所以胡反对军权凌驾党权之上，这之后蒋先就在这个上面探讨胡汉民在国民党地位的消涨，以及胡汉民跟汪精卫、蒋介石权力的分割。因为我们知道孙中山过世之后就三个人分割，实际上从孙中山过世一直到1938年，从1925年孙中山过世一直到1938年将近有14年的时间，基本上属于蒋、汪、胡三个人在竞合的状况最后当然是形成蒋独占的局面，但是因为前面蒋、汪、胡三个人形成党权、军权、跟政权之间互动。北伐完成之后我讲，胡汉民支持蒋介石所以掌控了整个的局面，到了1932年之后汪精卫支持蒋介石，汪主政、蒋主军整个的形势发展非常迅速了，基本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三个人的分割很有意思。当胡蒋合作的时候汪被排除在外，当蒋汪合作的时候胡是被排除在外，蒋有没有试图改变这个局面呢？这个局面在1935年年底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国民党的体制做了变革，这个变革是什么呢？就是把国民党底下两个主要的机构一个叫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个叫做中央政治委员会，这两个主要的机构统统都改为主席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请胡汉民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主席请汪精卫担任，蒋介石担任这两个委员会的副主席，国民党里面两个最主要的机构这两个主席一个是胡、一个是汪，蒋因为他的资历辈分在他们之后所以担任副主席，胡汉民过世的时候写的都是胡主席。庐山谈话会召开的时候汪精卫写的是汪主席，中央政治部的主席。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之下蒋就希望调和，1936年胡汉民过世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没有人了，这个时候汪精卫又在海外，所以当时有人建议是不是请蒋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类似这个时候有总裁制想要形成的情况，蒋又拒绝了。蒋在这个时候还是希望维持这个局面，这个过程就是蒋、汪、湖三个人的关系，实际上在国民党派系研究里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蒋先受限于当时的环境还有资料的限制，所以对于胡汉民在1931年之后的发展也就是汤山事件之后的发展没有太多的发挥，而这一部分在后来的陈红民教授跟金以林教授的研究里面有比较多的发挥。其次是许育铭教授是少数抗战前对汪精卫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因为他对汪精卫所以也旁提到汪跟蒋、汪跟胡的关系。抗战时期奇锡生（音）跟薛立敦曾有相关讨论，最近这几年大陆方面的几位学者跟台湾的年轻学者都有研究，大陆方面主要就是王奇生、汪朝光，另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张皓和王良卿他们都有相对的研究，但是对于抗前来讲比较少，就是关于抗战和战后的研究。
国民党派系研究有什么困难？其实国民党派系研究不容易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派系的资料大部分都鉴于相关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口述历史等等，除了少数当事人非常坦言说我就是属于什么派系。比如说在大陆发表的文史资料，文史资料里面大陆人都会讲，文史资料里面也有CC内幕、中统内幕等等，可是大部分被认为派系的领导人都否认没有这回事。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或者是在接受访谈的时候都说这是反对派的造谣，说怎么可能我们有什么派系。我曾经有一次问过陈立夫先生，我说立公外界说“蒋家天下陈家党”有没有这回事？他说有这回事没有错，但是陈家党是帮蒋家做事情的。他说我们都是服从蒋先生，他让我们什么时候做我们什么时候做，陈家党也是帮蒋先生做事情的，我们哪有什么派系。他后来在回忆录里面也讲过如果有派系像戴笠他们那么厉害，老早就出去了，我们怎么可能有派系。张琼（音）生前也是否认的，即使比较愿意承认的熊式辉，熊式辉也只是说现在外面传言假如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他也是这样说的。相对政治学者曾经用过检查院跟立法院透过访谈来分析这两个院里面的派系情况，推测各个监察委员和立法委员是属于哪个派系的。虽然有研究成果包括第一届立法院委员的分析、第一届监察院委员的分析，可是这个结果不太能够获得当时的认同。研究国民党派系如果没有充分的资料其实不太容易进行。目前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的国民党的六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的作为例子来说明的话，为什么选举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作为国民党派系的例子？主要的关键原因在于它所能够参考的资料比较多。比如说唐纵日记里面就记了很多，现在很多的研究者都参考唐纵日记。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也提到，还有一些新闻报道另外还有档案，当时军统关于六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派系之间的运作、彼此之间的斗争和情况是有报道的。更重要的一个资料是什么资料呢？是蒋介石的日记。蒋介石在日记里面清清楚楚的记录了六全大会派系运作的状况，就是他自己所了解的情形。
最后我谈到《蒋介石日记》跟国民党派系的研究，2006年《蒋介石日记》公开，国民党派系的研究出现了变化。我们很清楚从这一路的派系运作过来，从1925年孙中山过世之后所有的运作，蒋介石不管自己作为派系的领导人或者是说笔下的附从者形成这些派系，他都是其中最核心的人物。他在日记里面其实对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的问题有比较多的记录，可以让研究者对国民党内部派系的问题有比以往更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在蒋介石日记没有公布之前，蒋介石的资料这个时候开放了之后，研究者就已经发现在资料里面能够提供派系运作的情况。比如说我刚刚前面讲到抗战期间有一个叫做朱家骅的系统，朱家骅原本跟CC的关系很密切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有朱家骅系的出现？因为朱家骅后来担任了秘书长，这个秘书长跟前面的秘书长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国民党采取了所谓的幕僚制，这个时候的秘书长是总裁的幕僚，可以处理所有党内的事务。过去的秘书长是秘书处的负责任，跟其他的各个单位跟组织部是平行的，这个时候朱家骅的秘书长除了担任秘书处主任以外同时也是总裁的幕僚，要负责帮助总裁处理相关的事务。朱家骅另外还兼了一个职务是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朱家骅之后因为调去担任组织部部长，但是仍然还兼中统局。朱家骅到组织部之后对组织部里面整个的系统采取换血的措施，他的理由是认为过去从事党务的这些人学识不够、能力不足，所以现在要引进一些有学识、有能力的人进来，旧的人要淘汰掉新的就要在给你了，凡是中央政校的都要被排出去，这个资料在哪里？这个资料在蒋介石的资料里面，陈果夫当时写信给蒋介石，给蒋介石抱怨朱家骅到组织部之后对组织部的改造。 不仅是这个样子，包括了孔祥熙对CC的不满这些在他们写给蒋的信里面都能看到。这已经不是关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冲突的资料，更清楚的资料是在哪里？更清楚的资料在于日记，日记里面所公布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有些是在资料里面没有办法提供的。资料里面只能提供说在六全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派系斗争如何。蒋介石日记里面直接记录把谁找来，就把陈立夫、张治中、陈诚找来然后交代他们应该要如何做不可以如何如何做，特别又把陈诚找来告诉他们要如何，这些就是派系的领导人。在蒋的日记里面不断就有CC如何如何、青年团如何如何都有记这些事情。1945年的六全大会，包括1948年首人任院长的选举，1948年第二任立法院选举这里面你怎么不派人想想？当时的行动院长是张群，1948年的2恩月就跟蒋介石讲了你不要提我做院长我不会做，蒋介石说没有人提你可以做，只要我在没有关系。张群说不行千万不要，蒋介石不听坚持要张群做，结果把这个名字跟立法委一商量，立法院里面因为当时规定行政院长经过立法院行使同意权，同意了之后总统才能够任命，这是当时宪法的规定，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获得立法委员支持是做不了的，张群知道过不了，为什么过不了？因为不把他当成政学系的领导人所以就过不了。可是蒋不相信，蒋说一定要让他过，立法委员长以CC派为首就反对，蒋介石就开始骂CC，CC甚至说后来要用假投票，假投票之前还把陈立夫找来说你要安抚让大家支持张群，还告诉张群说我已经跟他们交代过了应该没有问题。张群说这个是行不通的，假投票当天张群就回成都了，结果一出来何应钦的票数一枝独秀，张群票数少的可怜。蒋介石特别生气说就是CC在弄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最后就是既不找何应钦也不找张群就找了第三个人，他说找了第三个人出来不能再反对我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日记里面记的非常清楚，这个坐实国民党内部的这些东西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知道的，而且也试图的去协调。当然我们也知道学者不可能完全依据蒋介石日记里面去理解这些派系的问题，但是随着日记的公开可以让研究者重新检视国民党里面的派系政治。
最后我会提到，做国民党的派系研究确实非常的困难，就如同刚刚前面讲的很多的派系领导人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派系的领导人，很多人也不愿意承认他是什么派系，可是当蒋日记出来之后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我们能够比较确实说明。如果连蒋都说明你是某某派系的负责人，或者蒋因为要化解某些问题找你来处理的话，那么你应该跟这个派系脱离不了关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在以后处理国民党派系研究的时候相对来讲会比之前从事相关研究比较容易一点，而且也比较能够看得出这个中间的问题所在，以上就是我的报告，谢谢各位。接下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提问：非常感谢刘教授的讲座，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提到国民党由革命党转为民主党，这个名词我第一次听见，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叫革命党，什么叫民主党。第二个问题是你讲了这么多派系斗争，实际上我听得是云里雾里，因为我们对国民党的历史知识了解太少，希望刘教授能不能讲一讲在这么一个党里面，国民党也是一个很大的党，能有这么多的派系土壤是什么。虽然你讲到了派系的领导人社会关系、学生和血缘东西同乡等等，但是我觉得这还是表象，更深层的土壤你认为是什么？谢谢。
刘维开：这个问题非常的好，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什么叫民主政党和革命政党。同盟会在过去清朝末年的时候是革命团体、是一个革命组织，民国成立之后同盟会革命的目标不存在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共同参与建立民国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中华民国是民主共和国所以要参与整个的建国工作。而在刚开始的时候要进行国会选举，进行国会选举这是一个民主国家要有的过程，于是这个时候同盟会决定改变体制，从原来的革命团体改变成民主政党，跟其他的政党竞争。就像现在美国、台湾目前进行的选举都是这样子，这是民主政治竞争的手段然后来竞争，所以叫做民主政党。国民初年的国民党是以这样的方式，可是到了民国二次革命以后顺孙中山认为革命其实还没有成功，为什么叫做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就是延续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目标就是要讨袁，所以就是要重新改组国民党，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所以叫做中华革命党。之后中华革命党虽然变成中国国民党，但是中国国民党仍然还是以革命为主，革命的目标要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在打倒军阀跟统一中国之后进入到了孙中山所提到的建国三阶段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宪政时期。这个时候革命还没有完成，1948年中华民族要实现宪政，按照孙中山的军政、宪政的三阶段论进入到了宪政时期，所以这个时候国民党的体制就要变变成民主政党，您刚刚提到国民政党对民主政党体制上面是这样一个划分，我不晓得我这样讲您能不能了解，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国民党参加国会选举跟其他的政党共同来竞争。
第二个问题提到这些派系的土壤是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刚才提到CC为什么能够成为一派，为什么叫做CC系就是掌握了地方党务的组织。政学为什么称为政学系，就是在某种程度之上他们掌握了中央政府里面的高层级的职务，这就是他们的土壤。刚才馆长问的孔宋为什么跟蒋放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财经，这个就是他们的土壤。当这些土壤一旦不存在，这些派系其实也会逐渐的消散。因为他们跟蒋之间的其实还是家里在这样子的关系上面，因为蒋要掌握地方，国民党要能够掌控地方必须要靠地方党务的工作人员，地方的工作人员是由谁掌控呢？是由组织部掌控，所以说如果观念和理念不合的时候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新的派系出来，所以朱家骅系就是这样出来的，为什么会形成一个系？就是因为他担任组织部掌控了这个地方的基层党务工作。所以这是培养他们的土壤。基本上党跟党员就是这样的，党员支持党，但是在党内会有各个不同的系统，就是掌握了某些资源。
提问：我是对抗战历史比较感兴趣的中年人，刚才您讲的派系斗争的话地方实力派跟南京抗战有关系的我感兴趣的是唐生智因为他当时是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他也属于地方实力派，按照划分来说的话。他是湖南的，我觉得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确实是火药味是不是不是那么浓呢？比如说唐生智一直也是反蒋，但是后来还是走到一级上将，对于这个斗争的话有一个什么规则或者是斗法？我想了解一下。
刘维开：这个问题我简单的讲一下，其实我今天讲的这个我只是讲派系并没有讲派系斗争，我不太认为国民党内部有什么派系斗争的问题。刚刚您提到的其实涉及到蒋个人的问题，蒋个人如何看待派系问题属于他自己内部的派系，因为这都是服从于他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要求是比较严格、要求比较严厉。相对于不是属于他自己内部的包括刚才提到的地方实力派这些，甚至我们说像汪、胡这些都不是属于他自己本派系里面的，这些基本上来讲蒋介石处理态度都是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也就是在某种情况之下尽可能的去包容他们，所以外界常讲说蒋介石对政敌其实是比较宽容的，甚至有人讲过说蒋介石没有杀过政敌，你们可以体会一下看看这句话。就是说他对于派系以外的，就是非他自己本派系的这些基本上来讲都是很包容的。
提问：刘教授你好，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现在网上有这么一种论点说中国根本就没有胜利，而且是很大的惨败。日本战败和中国无关是美国人打败日本人送来这么一个胜利，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根本没有资格讨论打败日本人，您是怎么看的？对于蒋介石以及蒋介石指挥的国军在抗战当中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刘先生是怎么看的。
刘维开：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如果说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说没有打败日本，我想这个说法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不正确的说法。因为我们要知道今天中国的大国地位是怎么得来的？今天中国的大国地位就是奠定在抗日战争期。如果说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没有经历过这几年的苦战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么中国的大国地位能不能取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长时期从1937年一直撑到了1941年，这四年我们称之为叫苦撑。我们撑的情况其实是拖住了日本，使得日本没有办法把他的军力往外延伸、往外扩展，才能够使得不管在欧洲战场也好到后来的全面世界大战爆发反法西斯战争能够有所变化。我们说今天中国的大国地位，其实就是奠定在了中国长时期抗战得到国际间的认同。至于说日本，其实我认为两颗原子弹甚至包括苏联进军这些因素，固然是造成日本投降的因素，但是另外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其实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面，其实从1944年底也就是我们经历过了所谓的豫湘桂战役之后国民党已经采取总反攻了，在总反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在日本和其他战场上的情况来看，这个时候日本在中国战场已经处于强弩之末的情况，换言之蒋在这个情况之下最简单的例子日本在中国的战场上的制空权已经完全不存在了，这个中间态势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制空权最简单来讲到1944年底、1945年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掌握在中国手中，这个战争就算是用两颗原子弹，就算是苏联军队进来这个战争即使再拖几年结果还是一样的，只是说为什么会有两颗原子弹？因为美国想要早点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只能说是早点结束战争而不是说战争的结果。
至于说你刚刚提到的国军所扮演的角色，国军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当中，跟他所领导的军队当然也包括八路军在内其实对整个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不仅仅是说在抵御外国这件事情上面，另外一个在整个战略的布置上面，我个人对抗战一致认为战略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对来讲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们现在常常注意到的就是说战争的结果，但是往往没有注意到战略的问题。我们预期到我们对日本要发生这一场战争，可是我们要怎么去打这一场战争，我们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现在讲14年抗战，就知道跟日本迟早要有一战可你要怎么去打这一场仗。我们知道从1933年开始，这时候中国军政最高当局就开始规划万一日本进攻中国中国要怎么做，就开始有国防计划了。这个国防计划都是敌如何如何、敌如何如何，在整个的国防计划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个战争抗战不是没有规划，我们在1936年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整个的方向，万一要打这场仗它的方向是什么，也就是说以中国当时的情况真的要去硬碰硬很难，因为中国毕竟是弱国，你要面对日本的军事装备要去打仗怎么打？而且一旦打了之后中国的沿海一定会被切断，唯一可以用的就是拖，就是把日本拖死，就是这样子。这样子一个策略在1936年完全确定了，在更早之前蒋介石就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
刘维开：蒋介石当时很清楚的判断，日本如果说北进或者南进，不管是北进也好、南进也好基本上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北进会面临到苏联的问题，南进会面临到英美的问题。所以不管是从北进还是从南进对日本都不好，而最不好的就是进攻中国。因为对日本来讲进攻中国是日本的下下策，其实蒋介石那个时候在自己评价这个事情上面就有说过这一点。在整个抗战发生之后，我们第一个要做是怎么样能够让作战轴线做变更，因为做军事地理大家都懂得，中国的军事地理是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怎么样能够让战争轴线变更，怎么样能够选择战略的地点，怎么样能够布局布这个局很重要，当布局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等战争的结果。事实上当中国的布局完成了，日本方面也知道，日本方面非常清楚。
吴先斌：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五期抗战大讲堂到此结束，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