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袁成毅
历史研究虽不是简单地“倒放电影”，但从结果回溯过程，仍不失为获取经验教训的重要路径。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引领下，制定并不断调适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最终战胜强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战略的理论和实践，既有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精髓的继承，也有对现代战争形式和特点的新探索，其间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民族智慧。
交战之道，贵在知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中国政府反复就日本军事侵略的战略意图进行研究，大致作出如下判断。就陆战而言，日军可能的侵略步骤是：（一）在黄河以北，由古北口、山海关等地出发，经北平、天津，沿平汉、津浦铁路线，分别向郑州、济南和徐州等地进犯；为配合该地区作战，日军可能从多伦经张家口、绥远、河套及大同，或由北平经保定、石家庄进攻太原，形成对山西的包围之势。（二）在山东半岛，日军会利用其绝对的制海权，由沿海的胶州湾、海州（连云港）等处实施登陆作战，威胁黄河北岸中国军队的侧背。（三）在长江下游太湖附近地区，日军会利用在上海的既有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登陆，并协同其海军展开进攻。（四）在杭州湾以南沿海岸各要地，日军可能会采取局部攻击，但对于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仍有占领的企图。就空战而言，日本陆海军航空队可能先以主力轰炸中国重要城市、空军根据地、主要交通线及铁路要点，部分航空兵力会协助陆军作战。就海战而言，日本将利用其海军绝对优势，仅以一部协同空军，掩护陆军在中国沿海实施登陆作战，海军主力则会集中在长江，协同陆军作战。如果将上述预判与后来日军动向加以比照，多数符合开战初期日军侵略的路径、地域、作战方式等实际情况。
在研判日本军事战略的同时，国民政府在战前数年间进行了多方面的反侵略战争部署，主要包括：（一）建立应对战争的决策和指挥机制，制订抗日国防计划，整编军队，实施兵役法。根据日本可能的军事动向，将全国各地划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把京沪杭一带作为重点国防区，修筑吴福线、锡澄线及乍平嘉线等主要国防工事。（二）整理虎门、厦门、镇海及江阴等沿海要塞炮台，决定中国海军力避与日本海军在中国沿海决战，全部力量集中于长江，先协同陆军消灭日军在长江内的舰队，然后封锁长江口及各港湾，阻滞日本军舰沿长江进犯。（三）新建空军和防空学校，迅速培养急需的空军人才；将南京为中心的东南地区设为对日防空重点区域；将空军不足300架的飞机集中部署于南昌、广德、句容、蚌埠、杭州及南京等主要空军基地。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立即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一·二八”事变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发布《对日战争宣言》。1934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浙皖赣边积极宣传抗日主张。经过长征到达西北的红军，更是积极展开对日作战的各项准备。在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在军事问题报告中明确提出，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陆续发出指示和宣传教育材料，对部队进行抗日形势、任务和政策教育，保证了红军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重大转变。中央军委初步调整了红军的编制、序列、组织机构，制定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方案。红军各部队还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以战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以期提高部队军事素质，做好随时东进抗日的军事准备。
中国抗日力量对敌方的战略预判及反侵略作战准备，表明中国军民面对即将来临的日本全面侵略，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有备而战。
国共领导人战前也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在西部布局战略大后方对实施持久战极具重要性。1935年，蒋介石确定将四川作为将来对日抗战的西南大后方，他认为：“日本如要以兵力进入四川来消灭国民政府，至少也要三年的时间，以如此久长的时间来用兵，这在敌人的内部是事实上所不许，他一定要失败的。我军节节抵抗，不惜牺牲，就希望吸引他的兵力到内地来，愈深入内地，就于我们抗战愈有利。”1936年，毛泽东更是从经济和地理的角度，视整个西部为战略大后方。他说：“从经济上说，中国当然不是统一的。但是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在对经济高度集中的日本抗战的时候，也是有利的。譬如将上海跟中国其他部分隔绝，对于中国并不像将纽约跟美国其他部分隔绝这样的为害严重。而且，日本要使全中国陷于孤立是不可能的。日本从大陆的观点来看，仍是一个海国，它就不能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在战略实践中，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打造成抗战的西北战略大后方，然后是国民政府将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打造成西南战略大后方。大后方战略格局的确定与形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提供了坚实依托。西北和西南战略大后方的布局，也是对中日战争由北向南、由东向西演进走向的预判，深刻影响着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
在正面战场，日本陆军装备的高度现代化，决定其对现代交通的极大依赖，因此，中国华北、华中、华东和华南的铁路枢纽和铁路干线附近区域，往往成为其重点攻击目标。大体而言，中日军队陆战的主要战场，多集中于平汉、平绥、津浦、沪杭、京沪及陇海线等重要铁路干线。全面抗战中后期，西南地区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桂越铁路等，也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日军虽可逞强于多数战役，达成其战术目标，但在空间上只能占据点、线和少量的面。中国军队组织的正面抵抗，很多战役超出了日军的作战时间预期，如淞沪会战坚持了三个多月，太原会战坚持了两个多月，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更坚持了五个多月。也有不少战役，中国军队虽未能作较长时间的抵抗，但节节抵抗本身，事实上也达成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标。
中国空军和海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中，也有效地配合了陆军的持久抗战。中国空军节节抵抗，战争初期主要集中于京沪杭一带，后逐步转到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武汉、广州沦陷后，空军转战西南、西北地区。至抗战后期，空军经过不断补充和扩大，先从西南展开空中反攻，后扩大到华中、华东和华南。中国海军虽无实力在海上与日军作战，但通过在长江上构建“沉船阻塞线”，有效迟滞了日军沿长江的西进。开战初期，江阴阻塞线滞留日军达4个月，为中国军队在长江中游的部署赢得了时间。此后，海军又先后在长江中游的马当、湖口、田家镇、葛店，利用拆卸的海军舰炮，建立江防要塞，并继续运用沉船阻塞线等作战方式，与来犯日军展开作战，为武汉保卫战争取了更多时间。
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开辟的敌后战场，更成为中国持久抗战的中坚力量。日军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同时，也陷入中国共产党敌后游击战争的罗网。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日军后方，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晋察冀、晋冀豫、晋鲁豫、山东、晋绥、冀热辽、苏中、苏北、苏浙皖、浙东、淮南、淮北、皖中、河南、湘鄂、鄂豫皖、东江、琼崖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此作为战略基地，中国共产党广泛组织和发动民众，利用山地、平原、水网等不同地理条件，军事上与正面战场的作战相配合，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抗击了60%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中国抗日战争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互为配合的战略格局，是持久战能得以持久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人民在抗日军事斗争实践中展现的战争智慧。
中国抗日军事战略表现出的智慧，在与日本军事战略的比较中得以彰显。日本方面虽在战术上精于算计，但战略层面上常常失算。开战初期，日本预判“三个月灭亡中国”，其海军方面甚至提出“开战数日内消灭中国空军”；日军占领武汉后，又提出“三年内结束战争”。显然，日本方面对中国全民族顽强抵抗的坚强意志估计不足，导致其“不知彼”的战略误判。此外，日本方面在重大战略决策中，还常表现出对局部与全局关系的谋划失周。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太原、上海后，原本计划巩固华北和华东占领区，暂不扩大战线，甚至一度提出要在中国实行“持久战争”，但最高决策层禁不住陆军方面扩大战果的冲动，很快于1938年春就发动了徐州会战，虽然打通了南北两个战场，却使华北日军和华东日军长期陷入了中国敌后战场的包围。毛泽东当时就指出，“是敌人自己弄错，不是我们使之错的”。1941年，日本军方有的主张进攻中国西南地区，有的主张在中国沿海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结果后者占了上风，日军此役虽意图切断中国东南沿海抗战物资的运输线，但中国仍可利用西南国际援华线路运输战略物资，日军的战略目标实际落空。又如1942年的浙赣战役和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前者的主要作战意图是想阻断美军利用中国空军基地打击日本本土，后者的作战意图是“打通大陆交通线”，配合太平洋战场上的作战，其结果导致日军投入了更多兵力，客观上在太平洋战场上减轻了盟军的军事压力。
日本执意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全面为敌，既想“北进”与苏联作战，也想“南下”与英美作战，显然过低估计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强大力量，更忽略了战争本身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中国全面抗战期间，在不断加大武器弹药生产的同时，坚信“得道多助”的古训，设法向反法西斯阵线国家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得到积极回应。全面抗战初期，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用飞机、火炮、坦克、汽车及各类零配件和枪支弹药。从1937年秋至1939年夏，苏联派出2000余人的空军志愿人员（包括航空技师），参加了上海、南京、武汉、兰州、西安、重庆、成都等地对日空战。苏联还向中国派出四任军事总顾问，并在总顾问之下建立了覆盖国民政府军各战区、各兵种的顾问机构，承担训练国民政府军的任务，并参与重大战役作战计划的制订。此外，1945年8月，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有关规定，直接出兵中国东北地区，展开对日本关东军作战。
全面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重点争取美国军事援助。1941年美国将中国列入租借物资援助国后，向中国提供了以军事装备为主的大批租借物资，其中，中国向美国购买与租赁的飞机合计1394架，占抗战时期外国援华飞机总数的59％。美国还装备了国民政府军39个师，提高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除了武器装备，1941年4月，美国政府允许预备役军官和士兵退出美国军队，加入赴中国的志愿航空队。据此，陈纳德招募组织了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华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志愿航空队正式编入美军序列，联合中国空军展开了争夺制空权的作战，1943年基本扭转了中日空战态势。美国海军于1943年与中方成立了特种技术合作所，在日军后方和中国沿海地区开展气象测报、情报搜集、电讯侦译和沿海布雷等。此外，美国还援建了中印公路，开辟了“驼峰”运输线，保障了中国战略物资运输的畅通。
除了苏联和美国，中国政府还设法争取了英国、法国甚至德国的军事援助。英国在1940年重开了一度封锁的滇缅公路，使中国抗战物资得以继续通过该路运入中国内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同意将部分美国租借的飞机转租中国，并与中国军队在缅甸共同展开对日作战。法国向中国派有军事顾问团，少量飞行员还加入中国空军作战。中国政府利用法西斯阵线内部的矛盾，一度争取到德国的军事援助。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参与了中国国防建设方案的制订。德国向中国出口军火物资和军工设备，一直持续到1938年初。
中国通过对国际军事援助的争取，不但使自己的武器装备得到补充和改善，同时也获得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直接的作战力量支持，对持久抵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争取国际军事援助的过程中，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原则和底线。1944年中国军队豫湘桂战役失败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由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但蒋介石主要出于中国军队不能受制于外人的民族主义考量，最终加以拒绝。1942年苏联出于东线安全的需要，提出可以向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装备一到两个师的新式武器，并要求中方派出相应兵力，到内蒙和外蒙边境地区接受装备。毛泽东认为，此举极容易遭到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日军伏击，因此并未接受苏方的援助计划。
在国民政府积极争取并获得盟国军事援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武装力量，在军事斗争中找到了另一条武器装备补给来源——用缴获日伪军的装备武装自己。正如《游击队之歌》中所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学者藤原彰回忆道：“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军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所有武器装备”。“八路军在作战中非常积极地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9月到抗战结束，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纵队，共缴获日伪军各种炮1952门、轻重机枪11895挺、长短枪682931支。这组数字，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对日伪军作战的辉煌战绩。
概括言之，在抗战时期中日两国的军事较量中，虽然中国的整体军事实力远落后于日本，但中国以弱对强，最终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谱写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新篇章。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同时也映射出中华民族善于智斗的军事战略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