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馆员杜京容
摘要：电化教育引入中国后，由最初的辅助教学工具逐步向政治宣传工具转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中日矛盾加剧，宣传抗战救国、动员民众积极抗日迫在眉睫，电化教育因具有形象、快捷等诸多优势，成为国民政府开展宣传工作的首选利器。为此，国民政府从政策法令、电教机构、器材设备、人员训练及经费等诸多方面运筹实施电化教育。为了动员民众积极抗日，增强民众民族意识，国民政府教育部除了设立教育电影指导、推广机构外，还广设民众教育馆，成立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深入全国各省城乡放映影片。教育影片的选择及放映活动的宣传均与“抗战救国”的目标紧密相连。电化教育广泛开展，促使民众民族意识不断高涨，电化教育运动遂成为抗日的“精神战场”，而抗日战争作为外在的强力的历史驱力，推动了中国电化教育原有格局形态的解体与新格局形态的生成。
关键词：电化教育 民族意识 抗日战争
电化教育引入中国后，就与政治宣传如影相随，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电化教育的主要功能从起初的教学辅助向政治宣传转变。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与政策，从电教机构设置、器材设备购买、人员训练等方面入手，在基层逐步推进电化教育，使电化教育成为国民政府宣传抗日、凝聚民心的重要手段。此前，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电化教育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流变与发展上，对电化教育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对国民政府如何利用电化教育实现政治宣传、形塑民族意识关注较少，因而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尝试探讨抗战背景下电化教育与民族意识形塑之间的关联。
一、从教学到救亡：战争乌云笼罩下的“进”与“折”
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电影、广播、幻灯等西方科技随之浮槎东来，由于其独特的科技特质与便捷的传播优势，渐为国人接受与运用。“电影教育、播音教育及幻灯教育，总称为电化教育”，电化教育可大大拓展人们的时空边界，解放人们的耳目功能。在空间上说，电影与播音可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可谓无所不至；就时间而言，电影与播音可记录事物的声光色形，使之重演或长久保留。作为日常教学的辅助工具，电化教育颠覆了中国传统教育模式，被时人称为“教育之利器”。
民国初年，受国内外政治经济的推动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一批曾负笈海外并受电化教育熏陶的学者如晏阳初、陶行知等，以幻灯、电影、广播等电化器具辅助教学。1912年，中国知识分子为开启民智，破除封建迷信，成立通俗教育研究会。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的《通俗教育讲演规则》第七条规定，通俗讲演得筹量情形配置各种辅助品：一是理化实验之仪器标本；二是幻灯及活动影片；三是各种教育图画；四是风琴留声机军乐等。1917年，商务印书馆建立电影制片厂；1923年，上海柯达公司供应16毫米安全片基胶片和教学电影。这些事件都意味着中国电化教育开启了早期尝试。可以说，教育工作者的引导、政府的提倡和民众的积极参与，共同推进了中国电化教育的初步发展，而电化教育成为传统教学手段的有益补充，迅速引发了中国教育的重要变革。
国民政府成立后，为适应形势之需，于1928年通令全国将通俗馆改为民众教育馆，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统一管理。1931年九一八事变改变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也使中国电化教育的功能按辔徐行：由教学辅助向社会政治宣传转变。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秉持“发扬民族精神，鼓励生产建设，灌输科学知识，发扬国民精神，建立国民道德”五项电影取材标准拍摄电影；1933年全国教育电影推广处在上海成立；1936年教育部成立电影教育委员会，统筹全国教育电影事务。以上这一系列举措，为全面抗战爆发后电化教育的推行奠定了基础。全面抗战开始后，为弘扬和培育民族团结精神，国民政府提倡以电化教育为媒介进行爱国宣传。为确保电化教育的顺利进行，国民政府从政策法令、电教机构、器材设备、人员训练及经费等方面运筹操作，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在政策法令和机构设置方面，从1935年至抗战胜利前后，教育部颁布了27种电化教育法令，如《各省市电化教育辅导处组织规程》《各省市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组织通则》《电化教育实施要点》等，设置了电教行政机构、辅导机构、施教机构、播音教育机构、制片机构等五类机构。1936年，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厅须指定1人专办电化教育行政，并将全省划成若干“教育电影巡回施教区”及“播音教育指导区”，分别实施电影及播音教育。至1937年底，全国共有教育电影81区，播音教育46区。1941年起，各省教育厅开始相继设置电化教育服务处，办理各省电化教育器材设备购置及示范施教工作。1943年，电化教育服务处改称为电化教育辅导处，着重电教技术辅导及示范施教工作，辅导处主任由教育厅主管，社会教育科科长兼任副主任，下分电影、播音及总务三组，编制最大者可达20余人，并在各施教区内设立分处。此外，各省市还纷纷设置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教育广播电台、教育电影院等机构，像云南省这样交通不便的地区，电化教育巡回队多达四支。
在器材设备方面，1935年教育部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商定，“利用中央广播电台播送节目之计划，同年六月通令全国各省市教育厅局转饬所属中等学校及民众教育馆，分期装设收音机并向建设委员会电机制造厂订购收音机多架”。1936年教育部购置16毫米无声电影放映机30套，配发各省市教育厅，同时配发移动发电机变压器及幻灯机各一套；1939年又加发24套；1943年至1946年由于战事影响，计发20套，内有有声放映机10套；1944年教育部从印度购入一批电影器材，亦发各省社会教育机关使用；1945年教育部委托中央信托局向美国订购20部有声电影放映机及各项配件零件、发电机、幻灯机。在教育影片方面，教育部依据教育影片流通办法，要求各省播放后互相交换，后由于战争导致影片寄送不畅，于是又规定邻近省市互换影片，或各寻相关部门商借，如1940年6月，湖南省教育厅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制有抗战影片”，即呈文教育部商借。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建成后，大量复制各类教育电影，供应各地教育机关，影片供给不足的局面有所缓解。在幻灯方面，战前教育部曾购置30套幻灯机，分发各省市电教机构应用，1943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英美两国新闻处共同组建幻灯供应社，大量提供抗战宣传急需的袖珍幻灯机及袖珍片。这一期间中美英三国合作制作黑白及彩色幻灯片286种、发行156种，同期在后方各省市设立四百多个放映站点，每站供给袖珍幻灯机一具，幻灯片随时供应。
至于人员训练方面，教育部曾计划成立“教育研究所”和“工科研究所”两个机构，下设电化教育学部、电影工程学部和无线电工程学部，用以培养电化教育人才。1935年至1940年，教育部举办了数期电化教育人员培训班，学员总数近千人，主要开设“无线电工程概要，收讯机之制作与修理，发讯机之制作与修理，转播、录音制片等技术问题”等课程。1941年8月，教育部颁发了《各省市电化教育人员训练办法大纲》，明确要求各省教育厅要举办电化教育人员培训班，训练收音、放映、修理方面的人才。
在经费方面，国民政府原计划投入840万元，用以建设中央电教器材供应总处、中央电教器材修造总厂、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中央教育广播电台、电化教育工作队、中央电化教育馆，而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电化教育在抗战中对国民民族意识凝聚具有重要影响，政府的经费投入也是不断加大（见表1）。
二、电影、广播并举：“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的“视”与“听”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打断了国民政府推行电化教育的全盘计划，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中国电化教育事业依然继续苦撑，实因国民政府认识到电化教育对国民精神的形塑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侵略者日方同样意识到电化教育的重大价值，1937年8月24日，日本内阁批准了“动员国民精神实施纲要”，其中包括“使用无线电广播”的条款，即无线电广播将被政府用于战争目的。日本广播公司（NHK）在10月12日由其协会常务理事片冈直道做了广播讲座，主题是“民族精神的动员和广播”。根据其讲话精神，日本广播公司新设立了“全国晨会时间”，每天早上8点开始播放20分钟的全国性诵读、向宫城神社的祈祷、演讲以及广播体操，“旨在提高日本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回到天皇身边的精神”；同时设立有“全国精神动员强调周”，每天晚上组织形式为演讲和音乐的专题节目。一周的专题顺序分别是“特殊时局生活日”“部署军官感谢日”“紧急时期经济日”“炮火后的守护日”“参拜神社、悼念烈士日”“勤劳报国日”“紧急时期身心锻炼日”，用以煽动日本人的好战思想。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37年出台电影教育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在行政方面，增设新区、调整及充实委员会、训练人才、督促各省市电影行政及改成、实验电影教学；二是在技术方面，购置机件（映放、扩音、发电、幻灯）、摄制影片与幻灯片，并开展电影机双用镜头与手摇镜头发电机研究。国民政府将电化教育的重心转移至电影方面，实是因为电影在战时有着极强的感染力与宣传力，对于广大民众国民精神的凝聚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上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就未雨绸缪，成立了电影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国内外教育电影的选购与交换、教育影片的摄制以及实施教育电影的相关问题研究，其在1937年的制片目标定为“发扬民族意识，提倡新生活运动，灌输国防知识，了解国民经济建设，授予生活常识，协助学校教育”。在1936年，教育部还规划了全国电化教育事业并拟定《电影教育六年计划草案》，计划在当年就成立80—100个巡回放映区，并不断扩大电化教育的影响范围。到1942年，全国已有460个电影教育施教区、480名施教人员（见表2）。
随着华北、华东大部领土沦陷，形势更加危急，为广泛团结抗日力量，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抗敌协会宣告成立，大会宣言：“……要建立一个新的电影战场，集中我们的人才，一方面以学习的精神来提高自身的教育，又一方面以集体的行动来服务于抗战宣传。应对这敌人无耻的说教，我们愿以电影的话语向我们的同胞和我们国际间的友人陈述新中国的现实！我们敢以最大的热诚期待着我们政府和社会人士的提携与鼓励，电影是抗战宣传的最犀利的武器，电影是教育民众的最便利的工具，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正有一伟大的任务必须由我们努力干！起来银色的战士们！”电影抗敌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作为艺术形式的电影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已经成为抗日的战斗堡垒。正如当时学人呼吁的那样，中国电影界迫切需要实现“电影下乡、电影入伍、电影出国”的目标，这三个目标成了抗战期间大后方电影制作的主要准则。
抗战电影的重要特点在于强调电影的广泛教育性和现实服务性。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因抗战需要扩充为政治部，加强了对电影的管理，而这一时期的电影制片机构也几乎全属官营性质，受到政治部的监管。此时出品的电影绝大部分均为科教宣传片，一般称之为教育电影，以示与商业电影相区别，也有学者将民国时期电影分为四类：科学普及片、技术推广片、教学片和国民党训育片（或称军教片）。这些电影既有国内独立摄制的，也有从国外引进的，政府为电影摄制和引进提供一系列的政策、资金扶持，以实现普及教育、启发民智、团结抗日的目的。如中央电影制片厂前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宣传科下的电影股，1937年发展为制片厂，该厂利用其所属军事机关的优势，组织了若干摄影队奔赴抗战前线，在战火中拍摄了不少新闻片和教育电影，如《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抗战中国》《孤城喋血》《北战场精忠录》《中华儿女》等。除了政治和军事题材的影片外，其时还有社会教育影片，旨在对民众日常生活进行教育和指导。
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教育部共置备了130多种影片，“其中属于发扬民族意识者27种，增进生活常识者16种，灌输学习知识者11种，授与生产知能者34种，协助学校教学者17种，其他关于地理风景及娱乐者25种”。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主要从事教育影片的摄制，在克服“交通人力物价设备等各类普通问题”基础上，1943年全年共编导摄制长片、短片12本。在大后方四年时间内，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出品教育影片40余部，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反映了政府当局开启民智、提高全民素质的主观愿望，也与国民政府所提倡的“抗战建国”和“新生活运动”一脉相承。
国民政府一直相当重视对电影内容的审查。战前有专门的机构——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开展此项工作。八一三事变后，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在上海和广州设立两个办事处。上海沦陷后，检查难以为继，“电检会”事务遂交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代管。1938年5月，国民政府又设立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颁布《非常电检所规程》，负责抗战期间的电影检查。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除依据《电影检查法》《电影检查施行细则》《电影检查暂行标准》审查影片外，特别强调“取缔一切非战利敌，浪漫腐化或具有反动意识，动摇抗战，破坏统一之影片”。1939年5月15日，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正式在重庆办公，开展检片工作。战前教育电影运动的中枢机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也在重庆恢复会务，在重庆召开了第六、七届年会，并于1940年和1942年增设香港和马来西亚两处分会，为推进教育电影运动在战时大后方的延续艰苦努力。
在电影教育逐步推广的同时，播音教育也得到了同步发展。播音较之书面宣传有更为广阔的群众基础。因为当时文盲众多，不识字的民众可以通过广播畅通了解国家大事，接受教育和熏陶，且收音机较电影放映机成本更低，更有利于固定持久地开展教育。正如西迁至重庆的江苏省立联合中学致教育部的呈中所谓，“无线电播音不仅有利于社会教育且有便于抗战宣传”“本校校址位于重庆南岸，收音时亦可使附近民众增长抗战意识”，因而播音教育在抗战时期成为国民政府电化教育的重要内容。
为适应不同文化水平的听众，播音教育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以大学生及知识分子为对象，播讲抗战教育；二是以失学青年为对象，主要播讲中国历史地理；三是以一般民众为对象，播讲战时民众常识。中央广播电台1942年的节目表中，既有针对知识分子的时事论述、新闻，也有针对好学青年的教育节目、英语新闻，还有针对一般民众的儿童故事、妇女生活、文学朗诵等。当然，在节目穿插之中，面向全体大众，意在凝聚民族意识的“总理遗教”“总裁言论”以及各类抗战歌曲必不可少，其中就包括每日播放的《义勇军进行曲》。福建省教育厅所属收音机关因受毗邻敌伪电台影响，“每难收听中央及本省广播电台播音”，为增进播音教育效能，他们分区设立小型教育播音电台，“并仿照军中流动广播电台办法，以达普遍宣传与施教目的”。贵州广播电台则更加开放多元，除上述栏目外，还开设了日语报告、英语新闻、粤语新闻、厦语（闽南话）新闻，将听众范围不断扩大。在战事胶着区域，播音教育具有流动性、便捷性和安全性的特点，更能发挥教育效果，如河北省教育厅在其电化教育报告中称：“无时不在动荡局面中，本厅社教工作团濮大冀南两组，随军在此各县巡回施教，虽饱经风险，然成绩尚佳，又该团郑州组在郑州本省难民区施教，收效亦有可观。”
作为社会教育的有效方式，播音教育积极宣传全民族抗战，当时许多国家政策、时事和新闻都是通过这种途径得以传播。而国民政府对播音教育的频率及范围是尽可能最大化开展，尽可能全天候播音，如1945年2月1日—8日，教育部电化教育工作队在成都少城公园施教站每日播音4—5次、时长6小时以上，有中央、成都、国际、美国、印度、法国、苏联、澳洲等电台转播。
总而言之，抗日战争作为外在的强大的历史驱力，推动了中国电化教育原有格局形态的解体与新格局形态的生成。而这一时期的电化教育在生成发展的宏观历史语境中，全面践行了政府、精英、民众对电化教育这一最具现代化色彩媒介的形塑与重构。
三、电教与民众：国人民族意识的“形”与“塑”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民众的投入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如何塑造民众的民族意识并将之转化为现实的抵抗行为，不仅有赖于强有力的军政力量支持，还需要广泛的宣传动员，而电化教育以其视听形象便捷等特质，成为抗战救国宣传的首选利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作为电化教育重要选项的“国防电影”的创作与探索就已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及中国电影行业提上日程。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防电影”成为国民政府积极提倡而实施文化抗战的重要方略之一。1938年，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会刊《抗战电影》创办，第1期便刊载了几位电影业内人士有关“国防电影”路线的文章，其中金擎宇关于国防电影的全民教育路线颇具前瞻性，他认为：“建立国防电影的路线是‘全民教育’，抗战是全民教育的决战。全民教育，不是指多开学堂，实行强迫教育，使人人都能读书识字之谓。读书为明理，读书识字，只是明理的工具。只有知道自己国家民族政治经济的关系的人，才能称为公民。”
国防电影的主要创作目的在于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战争动员，这一观点的提出适应了抗日救国的需要，凸显了电影的国防教育功能。除了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的教育电影指导、推广机构外，抗战期间宣传抗日的重要施教场所以及开展社会活动的常设机关——民众教育馆，亦在电影推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前全国共有1509所民众教育馆，遍布全国各省县。抗战期间，战区省份的民众教育馆惨遭摧毁，接近战区省份的部分民教馆也遭到破坏，国民政府遂决定在后方各省积极增设，贵州由4所增为87所，江西省由2所增为74所，陕西省由20所增为90所，甘肃由21所增为67所，湖南由30所增为81所，四川由120所增为158所，西康由2所增为28所，其他如福建、山西、青海等省也各有增加，据1945年6月统计，全国共有1043所，虽然较战前数量有所减少，但除去沦陷区原有馆数，实际上还是增加的。民众教育馆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对广大民众开展电化教育，如《江苏省战时社会教育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实施播音教育，于省府所在地之电台转播重要信息”，“实施电影教育，利用各地原有电影及幻灯器具巡回开放教育及抗战影片供众观看”。
民众教育馆推广电影教育的功能不可小觑，但其设置于人口相对集中的城镇区域，而后方广袤的农村既无财力建馆，普通村民又因交通不便和文化水平低下，往往不能主动接受教育，那么如何动员乡村民众参与全民族抗战呢？这时候一种新的电化教育方式——巡回施教发挥了作用。按照教育部要求，各省依据实际情况分别划分出了多个电化教育巡回施教区，其中电影施教区设有电影施教队，播音施教区则设有指导员，分别办理各区电影及播音教育事宜。据统计，1938年全国共有巡回施教区120个，1939年为135个，1941年为149个。1942年遵照国民政府发布的《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组织通则》，各施教区合并改组成立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全国共设41队。巡回施教队一般配有宣传员1—2人，歌咏员6人左右，以“提高抗战情绪”，其工作范围不仅包括江浙沪等战区，还远至西南、西北边疆地区，其观众以战士、乡民居多，甚至还吸引了彝族同胞参与。以西康省教育厅电化巡回队1943年11月的工作为例，该队在10日、12日、13日、15日、18日、22日、23日、28日连续工作，其中12日晚在新都桥播放了《我们的西康》《蒋委员长访问印度》《郑成功》《飞虎》《中国新闻》《英海军护航队》等六部电影，400人观看，“观众精神奋发，要求明日续演”；15日在塔公寺播放时增加了演讲“国际形势及抗战必胜之信念”，并由专人译作藏语；22日在道孚省立小学播放8部电影，2300人观看，并讲演“拥护中央开发边疆巩固国防”且译作藏语，“情绪热烈结果良好”。
除此之外，教育部还特别组织了第一民众教育巡回施教车，旨在“激发复兴民族思想，灌输抗战建国知能”。施教车由刘之常任主任，全面抗战期间在四川、云南、重庆、西康等地奔走施教，“以期唤起后方民众，增强抗战力量”。施教车所经各处，“群情热烈”，“民众团体，推举代表，要求停车工作”，不仅向广大民众宣传了抗战局势，也凝聚了包括苗、藏等多个少数民族民众的国家向心力，因而施教车被赞誉为“有规律的活动的大众学校”。
与此同时，各国立社会教育机关也积极参与电化教育的推行工作，如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教育部附设青木关民众教育馆、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等，都附设有电教队或施教人员推行电化教育。电影教育凭借电化的手段和快速传播的形式，效果极为显著，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向教育部致函索求影片，“为振奋民众勇武精神，及增加民众抗敌情绪”。
各省也纷纷下令督促电影院加强电化教育，如湖南省教育厅令“长沙市各电影院，应由本厅会同市政府及专员加以统制，规定放映教育电影日期及次数，并应减低座价，以期普遍”。大后方的城市院线也积极参与对普通民众的电化教育，如重庆的上江影片公司、美国好莱坞“八大公司”的发行公司、发行苏联影片的“飞鹰公司”等。当然，免费的露天广场电影依然是贫困民众的首选，如教育部电化教育工作队1945年2月在成都东门、南门外等地播放教育电影，一月内共计放映22场次，影片191本，共吸引了七万多人前往观看。
在战时的租界，电化教育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上海，“沦陷后上海戏剧电影工作的最大优点，是百折不挠誓死拥护政府拥护抗战的精神”；在天津，“租界上的电影院里，每当电影放映之前，必有委员长影片出演，并有人报告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情形，电影院全体观众，都一直地肃然起立，那种热烈沉痛的表示，是可以看出，华北民众是怎样敬仰与期待着我抗日领袖去收复华北，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
金陵大学教授、《电影与播音》主编孙明经以亲身经历感受了当时电影所具备的极强号召力与感染力：“两年以前，我到西康考察，教育厅便派人去巡回放映教育电影，当时安巴城的人，真的是万人空巷，挤到城外空坝上看电影，而且离你近一二十里的老百姓也都扶老携幼的来了，等到一切都布置好，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放映人员只好收场不映，但是观众一个也不走，一定要看，于是才想办法把放映机遮起，观众也就在雨里作了两个钟头的落汤鸡。巴安汉人不多，大多是康人，应用藏文藏语，电影里的文字都是汉文，但他们不管懂不懂汉文，还是要看。电影号召力量之伟大，于此可见一斑。”类似情况在实施巡回电影教育的放映员记录中屡见不鲜。甘肃教育厅工作人员赵振国有如下记录：“本来汽油无多，我们决定公映二十次，实际上我们公映了四十一次，这完全是因为各地的军队及民政团体情愿自己出汽油的缘故！那六县的好多乡镇，因为时间、经费不许可，我们是没有去，然而离我们公映地点二十多里外，军民徒步骑马，成群结队地冲出黑暗的原野，爬过高山，涉过涧水。到我们的那儿来，不能不使我们高兴欢唱。”
上述文字可窥见当时电影在普通民众中受欢迎的盛况。正因为新奇和民众喜爱，电影往往也最能抓住人们的心，在潜移默化中施以教育和熏陶，因此电影对抗战时期民众的精神动员常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导演史东山写道：“常有伤兵看了影片之后，立即要求上前线的，有民众看了影片之后，自动请求服兵役的，影片中士兵忠勇的表现，民众对政府和军队的热诚的表现，以及儿童团体救亡工作的表现，曾赚了观众不少感动之泪。”教育家瞿菊农对电影教育也曾有高度评价，认为电影“在此次抗战中，其力量之表现，尤其显著，穷乡僻壤与时代很少接触的地区，以各文化教育之深入民间而发生了莫大的教育功能”。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在给教育部的函件中也表示：“抗战已至严重关头，唤起民众抗敌情绪，应以失地沦陷及我抗战将士英勇作战之精神以及倭寇残暴行为之各种新闻片及卡通标语和富于抗战意义之专制影片（如热血忠魂等片是）随时讲映，始足以收昭示一般民众及加强其救亡情绪之效。”由此可见，教育电影在这一特别时期起到了抗战宣传、凝聚民族意识的作用。
反映抗战的教育电影不仅在国内积极上映，而且通过种种渠道向海外发行，展示中国的抗战精神，让各国民众了解中国抗战的决心，同时对增强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情感，支援抗战起了推动作用。如《抗战中国》是重庆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的一部国内抗战实况纪录片，全片由《重庆大轰炸》《五中全会的盛况》《战争中的建设》《新运会五周年》《胜利的前奏》等五个短片组合而成。1939年远东影业公司购买了其在马来西亚的专映权，马来西亚各大影院争相与该公司接洽映权。《抗战中国》中一幅幅鲜活真实的画面感染着马来西亚华侨，使得他们在影院“不期而然的肃立起敬”。这一时刻，华侨观众通过电影与祖国的抗战连接在一起，“最后的胜利是终属我们的”成为彼此心中最神圣的信念。另一部曾创造卖座纪录的电影《孤岛天堂》在南洋放映后，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题字推广：“看《孤岛天堂》后应将精神彻底改造，即：1. 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2. 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3. 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4. 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5. 分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以求达到国民精神总动员之目的，完成抗战建国之重大使命。”多年后该片主演黎莉莉回忆影片上映时的景况：“每当剧中人说到‘中国是不会亡的！’华侨观众激动得很，许多人把书包、钱夹甚至随身带的帽子和头巾扔到台上。”由此可见，影片具有强大的教育功能，在广大华侨民族意识和身份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让更广范围内的华人群体参与到抗日战争中来，有力地支援了国内抗战。
正如1944年联合国影闻宣传处处长温福立（Geroll F. Winfield）所说，“现代的战争是全面的战争，整个民众都必须参与，因此我们必须使广大的民众，很快地获得关于战争的知识”，而中国的情况是“知识水准尚极落后，还滞留在手工业的时期，而文盲仍占很高的百分数”，所以要在战争中普及战争知识，争取民众支持，凝聚民族意识，电化教育是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不仅如此，电化教育还通过其声光电气的手段，让民众对于全民族抗战的关注及对反法西斯的认识显著提升，如四川南川县长陈文藻在1939年致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函件中指出：“推行战时教育，增加后方生产，充实抗战力量诸大端，编拟浅显文字，到处分散，或集合群众，恳切讲演，俾能家喻户晓，使其彻底明了，然此不过是口头之宣传，而艺术工具究感缺乏，殊不足以提起民众之兴趣，加强深刻认识。”简而言之，这场抗战时期的电化教育运动，是一场本着抗日救国，配合抗战精神总动员而发起的文化救亡运动。在这场救亡运动中，中国民众通过电化教育启蒙自我，建设自身文化事业，实现了自我救亡和民族意识的高扬。
结语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的电化教育已经从单一的教育形式走向了政治舞台，具备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且成了全民族抗战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作用和功能也产生了新的变化：一是借助以广播和电影为主的教育模式，比起简单的讲演、说教更有鲜活性，能够触及广大民众的内心深处，激发民众强烈的保家卫国和抗敌御辱意识；二是广播及电教巡回，以一种无形的力量打破了日军的封锁，将战时教育与宣传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三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电化教育的主要载体——电影承担了向世界传播中国抗战精神的主要角色，引导了国际舆论并凝聚了全球各地的华人群体。可以说，电化教育的广泛推行与开展，将民族意识、国家认同和个人的苦难生活有机结合，将电化教育形塑成了抗日的“精神战场”，与前线战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教育记忆形塑青少年国家认同的路径研究”（21YJC880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杜京容：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馆员
刘大伟：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