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博物馆，打捞抗日民间记忆
在南京安德门大街一隅，立着一座四层小楼，与周围一众楼宇与餐馆不同，这座小楼是一座民间博物馆，珍藏了来自民间的抗战文物与记忆。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拥有两座展厅，分别为“南京保卫战”主题馆和“抗战文献”史料馆。博物馆共有藏品6200余件，抗战图书四万余册，其中关于抗战历史的孤本善本就有2200多本，收集抗战亲历者手印2300多份。
博物馆由吴先斌于2006年创立，这些年，作为馆长的他接受了诸多采访，很多采访者会问到同一个问题：你创办博物馆的契机是什么？对此，吴先斌总是将答案回溯童年时期。
想法不是突然出现，而是于日积月累间迸发。吴先斌籍贯安徽，在南京出生长大，小时候的他爱到朝天宫去玩。而南京的朝天宫古玩市场，曾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古玩市场，常年泡在这里的吴先斌发现了一些抗日战争时期的史料，与影视剧里的日军形象不同，吴先斌看到了“不一样的日军”，他开始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尤其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片段。
加上后期在工作与生活中偶然接触到一些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让他内心极为震撼，他去请教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专家跟我说，我们长期研究的抗战史多从宏观角度出发，微观史几乎无人问津，而研究微观史也需要社会力量参与。”这段交谈让吴先斌对这段历史有了别样的情愫，也在他心中埋下了保护抗日微观史的种子。
1986年吴先斌辞掉了南京大学电教室的工作后开始经商，生意做得不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感觉自己很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机，在40岁前完成了资金积累。“40岁之后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2005年，处于企业转型期的吴先斌决定筹备成立抗日博物馆。2006年12月12日，吴先斌个人出资300万，在自己几万平方米的厂里创办了南京首座民间筹资的纪念馆，免费对外开放。
但这件“喜欢的事”做下去要付出的远比想象中更多。刚建馆时，吴先斌手里仅有之前自己收集的几百件文物，并不足以“撑”起一个博物馆。他笑言，别人都是有了丰富藏品后才开博物馆，而他是几乎是一无所有就做起了博物馆。
为了找到那些散落在民间有关抗战的物品，他走南闯北，甚至远赴海外。“我的收集范围是很广阔，美国、日本、台湾，国内外都会去找，找的途径通过网络，古玩市场、书店等等，现在我也会去逛逛古玩市场，基本以南京抗战为核心在找。”对外讲述找寻文物的经历时，吴先斌总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其中艰辛或许只有本人才能知晓。
博物馆里有一张侵华日军自己拍摄的南京仙鹤门大屠杀的照片。照片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是日军在南京屠城屠乡的有力证据。“侵华日军为了炫耀战功，各部队都有出写真帖的习惯，这张照片就出现在日军攻打南京部队之一的伊东部队的写真帖内，是2009年我从一个东北收藏家手中花5万块买的。”为了购买这套资料，吴先斌坐了10个小时的火车远赴东北，与收藏家软磨硬泡。他觉得，这张照片意义非凡，虽然以前有记录日军在南京仙鹤门暴行的文字史料，但图片史料比较缺乏，而“一张照片胜过1000个单词。”
博物馆里还收藏了一张《东京日日新闻》于1937年报道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进行百人斩游戏的报纸，这是揭露日军杀人罪行的重要直接物证，由吴先斌早些年在日本旧书店找到。“我在旧书店看到一堆报纸，在翻阅时就发现了这张关于百人斩的报纸。”吴先斌说百人斩的照片在国内很多见，但这张报纸在他印象里却很少见。“当时我把那一堆报纸都买了下来，因为如果单独买那一张的话，日本人就会怀疑为什么只买那一张，所以只能全都买下来。”
吴先斌就这样一点点打捞着南京民间抗战的记忆。个人精力的付出尚且还能承受，但大量的资金投入也让吴先斌有捉襟见肘的窘迫时刻。好在一些好心人士会给予他支持，有社会人士在报道中了解到吴先斌的事迹后，多方联系到他坚持要给予资金帮助。“他认同我做的事情，所以才愿意帮我。”吴先斌说，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保护民间抗战史，这正是他愿意看到的。
近年，博物馆与时俱进，建立了大量电子文档，开设了新媒体传播平台。吴先斌作为视频主讲人，出镜时戴着极具他个人标志的帽子，缓缓道来那段烽火岁月。“抗战历史要天天讲要时时讲”。吴先斌在朋友圈这样写道，在他眼里对史实的普及可能要比研究理论更为紧迫。
从建馆至今16年光阴逝去。博物馆里馆藏文物从无到有，历史价值愈加厚重。而博物馆外，吴先斌坚持讲述一个又一个抗战故事，让更多人能触摸了解这段历史。许多人从这里了解了宏大叙事中不为人所知的个体抗战记忆，那些个体跨越时空向参观者诉说着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来之不易。
与时间赛跑，寻访抗战老兵抢救“活的历史”
馆内的6000多件文物哪件最有价值和意义？在吴先斌眼里，每件文物都很珍贵，“但最让我自豪的是抗战老兵的口述资料，抗战文物你有精力有钱还可以去收，但老兵的口述史当初不做现在就做不了了，因为岁月不饶人，许多老兵已经不在世了，尚在世的一些人表达能力也不健全了。”吴先斌口中珍贵的口述史来源于他开展的抗战老兵寻访计划。
从2012年开始，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走访全国各地的抗战老兵1600余人，拍摄他们的口述资料，竭力保护着抗日战争的民间记忆。“除了新疆西藏，全国其它很多地方都跑过了，我们了解到的尚在世并且表达能力健全的老兵基本都寻访过了。”
“这个工作是与时间赛跑，抢救下来的都是活的历史。”吴先斌至今记得，他最初开始寻访时，约了一位南京的老兵采访，但约好的那天老兵却没来，更让吴先斌没想到的是几天后老兵的家人将一张身份证送到了他手里。“他们家里人告诉我说老兵在那几天去世了，他们就把老兵的身份证送给我做留念。”
正因如此，吴先斌总想尽可能的多保留一些历史痕迹，但还是跑不过时间。”前几年吴先斌陆续采访了七百人，但深感进度太慢，赶不上老兵们离世的速度。2016年以来，他多方筹措资金，增加摄制组人数，吸纳外来协助的志愿者，用一年时间采访了三百余人。对于生活困难的老兵，寻访组还额外赠予慰问金，总计发放慰问资金230余万元。
除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寻访者们还要忍受在各地奔波时的舟车劳顿与风餐露宿，尤其要承受还未来得及见面，老兵就离世的悲痛。但一切都值得，老兵们的抗战记忆与精神被保留和传承下来。
“记得2011年，我们在做抗战老兵口述史收集时，老兵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他问我，你知道天堂是什么样的？我说不知道。他说我们现在生活的就是天堂，吃饱穿暖，没有战争。”那一刻吴先斌似乎能和那些亲历过战争的人一样感受到“和平”二字的真正重量，他对“和平”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收集来的部分资料被小心珍藏，博物馆三楼的一整面墙上整齐排列着一排排手印，这是抗战老兵留下的珍贵印记。吴先斌说，留下老兵们的手印就是给后代留了与这些英雄跨越时空握手的机会，永远铭记和怀念他们。正如吴先斌为博物馆拟定的宗旨：纪念我们无辜遇难的同胞，缅怀抗击日寇浴血奋战的先烈，铭记这段惨痛的、同时也是中华儿女奋起强国的历史。
“总有人给我们赋予很多价值，但抢救老兵口述史是博物馆的责任，一个博物馆不能只是收藏展示文物，我只不过做了分内事。”外界为寻访老兵的工作赋予了诸多价值，但在吴先斌自己眼里不过是尽了博物馆该尽的责任。
创办博物馆多年，外界对吴先斌的的赞赏声不断，但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出现。有人质疑他办博物馆的动机也有人怀疑他是否有什么别的目的，但吴先斌一直不畏外界的纷扰，坚持践行自己的理念。他这么看待民间博物馆的作用，“如果把国家博物馆比作电影大片，那我们就是微电影。他们讲的是历史的宏观，我们讲的是历史的个体。他们更多的是展现历史，我们更多的是折射历史。具体来讲，我们博物馆更多的是讲故事，通过个人的经历来展现一段历史。我们讲的是历史的个体。”
开展海外民间交流活动，让更多人正视历史
“我们要避免陷入民族对立和仇恨，要认识到军国主义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但是这个过程依然任重道远。” 不要仇恨要铭记，吴先斌一直强调不是反对日本，而应该反思全人类的罪恶。
为了能让更大范围的普及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他先后多次自费前往日本开展演讲和民间交流活动。
自2014年以来，吴先斌基本每年都会自费前往日本举办南京大屠杀的展览，只为向更多日本民众展示真实、全面的战争历史，进而求得最广泛的和平共识。2014年8月中旬，吴先斌带着自己馆藏的28张有关南京大屠杀核心史料照片前往日本，自费参加由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举办的为期3天的《未来和平揭露战争》 的展览。他也成为32年来首位在日本参加此类反对战争的中国民间人士。
2017年7月，吴先斌率团赶赴广岛，与日本当地友好团体一起举行“被封存的记忆 不再让南京悲剧重演”展览，展出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图片、史料和实物共50多件展品。这次展览有1000多人观看，“由于日本政府不允许此类活动进行公开宣传，来看展都是一些年龄较大的日本人，他们有人是承认这段历史的。”吴先斌觉得，那些愿意承认并正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是真正有良心的日本人。“这些活动非常有必要，一个日本人来看了知道了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他就会回家告诉他的家人和朋友，口口相传，一定会有更多人知道。”
去日本讨石也是吴先斌努力让日本右翼正视历史的行动之一。1940年，日本建造了“八纮一宇塔”（“八纮一宇”是当时日军宣扬大东亚战争的用语，有“道义上的世界统一”之意义。），而塔底竟压着来自中国各个角落的238块石头，这是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和到处侵略扩张的罪证。为此吴先斌多次组织前往日本向日本政府要回塔下属于南京的三块石头，虽然最后未能成功，但这件事情在日本民众中引起了关注。最后“八纮一宇”塔的历史真相进入了日本中学的试题中，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了真实的历史。
这些年来进行的每一场的展览和交流活动，吴先斌的理念都很纯粹，不对日本人报有仇恨和偏见，不宣扬任何偏激观点，只做好史料的展示，让他们正视历史。在他看来，培养对战争的正确思考，才是博物馆存在的真正价值。他所做的事情不是为了仇恨谁，是想让国人铭记这段历史，让国外歪曲篡改这段历史的人正视这段历史。
多年下来，吴先斌和他的博物馆在日本民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博物馆每年都会接待几百名日本访客，其中一些人还跟吴先斌成了好朋友。
记得刚开馆不久，吴先斌举办的活动现场来了一位穿着朴素的女子，她只用眼睛观察，并不开口说话。直到中午用餐结束时，那位女子才拽住吴先斌用不流利的中文说，“我是日本人，在大学教书，今天参加活动很感动，我要把看到的一切发到日本报纸上。”临别时，该女子用餐巾纸包了几百块钱给吴先斌，说是支持博物馆发展的一点心意，吴先斌将其存入了档案，“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多少钱，因为心意是无法用钱衡量的。后来她回国后，只要我去日本她都会来看我，并帮助我在日本举办南京大屠杀的各地巡展，积极为博物馆奔走。”
通过博物馆收获善意与和平共识的故事不止这一个，有位日本画家参观完博物馆以后，给吴先斌画了一张漫画，还有一对日本老夫妻专门折了3000多只代表和平的千纸鹤送给博物馆。这些经历更加坚定吴先斌对自己初心的坚定，要把博物馆一直办下去，办到自己办不动为止。
刚开馆时有人觉得博物馆做多能“活”三五年，但从2006年至今，博物馆已经走过16个年头。有人问吴先斌，博物馆未来怎么办？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进来吗？
关于未来，吴先斌没有过多设想，他觉得只有心怀理想，扎实做好当下博物馆的相关工作，日积月累才能终成大观。在他眼里，博物馆馆长是一个“苦行僧”般的职业，要想做好馆长需要有修行，而自己的孩子还年轻，修行不够。如果真的有一天，他无法再担任馆长，博物馆里的所有都是社会资产，最后也会还归于社会和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