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近1600位抗战老兵留下口述史

2021年12月13日，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距离南京300多公里的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一个以老兵口述史为承载的抗战展览《青春热血保家乡》正式开展。120位老兵的口述资料、200余幅历史照片以及100件珍贵文物，描绘出抗战老兵的激情岁月和赤胆忠心。

“为了这次上海展，我周末从库房里找出60件抗战精品文物，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我们馆首次拿出来展览。”说这话的人叫吴先斌，他是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

“哪怕多一个人看到他们，我也觉得很开心”

安德门大街48号，车水马龙的喧嚣与“寻找英雄”的肃静共存。“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以下简称博物馆）就藏在马路一侧的巷子里。

开展前一周，记者在博物馆4楼的“藏书阁”里“逮”住了吴先斌，他戴着那顶标志性的白底红五角星棒球帽，正埋头整理此次要带去上海展览的文物。平时大大咧咧的吴先斌此刻突然变得“温柔”起来，他小心翼翼地叠放着一件件泛黄的纸张和证件，上面留有历史的痕迹，也散发着岁月的气息。

他拿出其中一件，“这次上海展览现场展出的各种证件里，以抗战老兵个人的证件为主。有一份第十八集团军颁发的老兵复员证写得非常感人”。这位抗战老兵名叫郭殿武，1937年8月入伍，1946年2月复员。记者接过这张复员证，纸张已残缺，字迹却未被时间漂染：“郭殿武同志在抗战中曾效忠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极为光荣，应受到国家民族的热爱，复员后仍望本着人民战士的本质，与人民站在一起，积极参加地方各种建设工作。”那一年，郭殿武 29岁，复员证上“是否负伤或残疾”一栏写着的“三等残疾”。

抗战展览《青春热血保家乡》里，像这样个体的人生线索太多太多。老兵的故事，诉说了波涛汹涌的历史和传奇经历，捕捉了步履不停的历史细节，也铭记了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成为“永远活着的历史教科书”。

事实上，这个展览并不是首次出现在世人面前，2020年9月29日，《青春热血保家乡》在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首展，先后有近5万人参观。吴先斌说，关爱老兵就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青春热血保家乡》是博物馆独创的品牌，在国内属于独一无二用抗战老兵口述史做的展览。“从大连到上海，我们力争用五年的时间在全国完成10场巡展。哪怕多一个人看到他们，我也觉得很开心”。

给抗战老兵口述史办巡展，文物史料支撑是重要的方面。博物馆创办于2006年，起初只有500多平方米、300多件文物，含金量也不高，当时就有人说，这个“简陋”的民间馆撑不过三年，但是三年又三年，博物馆“扎根”于这座经历过战争阴霾，如今绽放和平光芒的城市，向无数来访的人讲述“战争与和平”。

“十五年前绝没想到会有今天的规模和社会认可度。”吴先斌介绍说，如今博物馆里已经收藏了6000多件精品，尤其在抗战老兵口述史这块，录制影像资料超过3100小时，形成1500多万字的口述文稿。“这些年我们总共采访了近1600位抗战老兵。口述史很重要，至少后代将来问我们，英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仅仅只有文字表述，而是有清晰的影像资料留存”。

“当下就是天堂，和平就是天堂”

在博物馆三楼墙壁上，悬挂着800多幅抗战老兵的“手模”，这些深深浅浅有的还有所残缺的手印，背后的每一位老兵都是国家尊严的不朽荣光，是民族记忆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每个人的“波澜壮阔”。

吴先斌及其团队对抗战老兵口述史的工作开展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那时候只是零星地做抗战老兵口述史，2012年，博物馆开始集中力量做这件事，2016年，有高校也加入了这个“抢救”历史的项目中。

2008年3月2日早晨，春寒料峭，吴先斌到现在都记得自己和找到的第一位抗战老兵的见面。

“那是我采访的第一位抗战老兵，叫程云，当时已经80多岁了，在南京水西门。”吴先斌凝了凝神，瞬间就激活了当时的全部记忆：“那时候附近正在拆迁，老远就看到一位老人，拄着拐杖、孤零零站在废墟旁边。”吴先斌说，自己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情景，“要不然我肯定老远就把摄像机架起来了”。那天，在一间矮小潮湿的小屋里完成了对这位老兵的口述采集。老人费力想把所有细节都讲出来的表情长久地凿在吴先斌的心里。

老兵程云参加过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12日下午，他的腿被日本飞机丢的炸弹炸伤，后来军医弄了处方帮他治好，老人九死一生。“江面上日本舰艇，跟打鸭子一样用各种武器射杀渡江逃命的士兵，鲜血染红了江水，不计其数的尸体远远看去就跟在水里死掉的鸭子一样漂浮在江面上。”老兵潸然泪下。

2012年，在南京中央门的一处老宅里，吴先斌和一位80多岁老兵有过这样一番对话：“你知道什么是天堂吗？”“我不知道。”“当下就是天堂，和平就是天堂。”吴先斌说，当时他就想起了程云，“老兵们见过人间炼狱，对如今的和平生活更加有感触。”

不止是吴先斌，博物馆每一个参与过老兵口述史的人心里都有一个小小的切口，只要轻轻触碰，情感就会倾泻而出。

薛刚是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的副馆长，是个爱做纪录片的独立导演，爱钻研战争史的地道北京人，因为志趣相投，早些年便与吴先斌一直保持着联系。2016年，薛刚正式加入吴先斌的抗战老兵口述史团队，此后，他跑遍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2018年我们去云南拜访一位抗战女兵陈奶奶，她很平静地讲述，但我的眼泪就一直没有停过。”薛刚口中的“陈奶奶”名叫陈嫚云，在革命年代的烽火硝烟中，她和爱人相守不到半年就因为抗战分隔两地，从此再未相见。薛刚说他当时下意识地问了一句，“您觉得值吗？”

“值啊，他是抗战英雄，我要为他把家留下。”这也是陈嫚云在讲述中唯一情绪激动的一次。

“历史这本「书」永远不会合上”

在所有抗战老兵的采访中，薛刚接触了其中近70%的老兵，在他的办公电脑里，涉及到抗战老兵的资料，都按照省份、名字、史料类型被依次整理好。“这些年我们都是自己开车出远门，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团队11个人里有8个人把心力都扑在了这件事上，为此配备的两辆越野车这些年的行程加起来近30万公里。我们采访的老兵涵盖多个兵种，事件进程也覆盖‘九一八’到抗战胜利”。

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

6年的奔波，让薛刚感受最深的，不是身体上的疲惫，而是一种无奈甚至压迫感。从2008年到2020年底，12年间，口述史团队走访全国各地采访记录了1535位抗战老兵口述史，录制影像资料3100余小时，形成1500多万字的口述文稿；但也是这12年间，老兵相继辞世，“每一次和一位老兵见面，我们都有一种在和时间赛跑的紧迫感，但是仍然跑不过时间。”

就在10月，薛刚远赴广西南宁采访了一位103岁的老兵，在镜头前，平时不怎么爱说话的老人突然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抗战经历，很多细节连他的子女都未曾耳闻，“但就在接受采访后的一个星期，老人家摔了一跤，再也没有醒过来。”

而更让薛刚充满无力感的是一次又一次即将见面的“失约”。“我们和当地志愿者联系好老兵后，很多次在出发前、路途中，甚至快到老兵家门口的时候接到电话，说老兵刚刚走了。”

薛刚说自己没有认真计算过，也没有时间和心思考虑计较自己与团队的付出，他们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停不下来，一年365天里有200多天都在采访老兵或是去见老兵的路上，早出晚归稀松平常，甚至在开车中途因为地处偏僻又不熟悉路况发生过意外。

今年12月7日，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系列图书发布会，共计10余本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和国家公祭的主题出版物集中亮相，表达“勿忘国耻、圆梦中华”的共同心声。

吴先斌和张连红、张定胜合著的《南京保卫战老兵口述史》静置于前，朴素厚重。276页、25位南京保卫战老兵在这里留下了“历史绝唱”。“南京保卫战是抗日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我们把老兵们的青春记忆留在书里。我捧起这本书时，内心充满感激和惭愧，感激84年前老兵们浴血奋战、保卫南京城，也惭愧我们这项工作起步晚，当年南京保卫战的十几万将士只走访到25位，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而更让人遗憾的是，这25位老兵如今健在的仅剩四五位。“可以说，这本书不是我们三个人写的，应该说是老兵们自己写的，我们只是记录者，作者是老兵”。

历史的见证者在凋零，但正义与和平不会凋谢。

“亲历者终究会离开我们，口述史也会有最后一页，但历史这本‘书’永远不会合上。”薛刚郑重地说。

■记者 聂龙妃 黄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