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们在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参观
12月6日，湖山村村祭上村民代表的合影
吴先斌与征集的270多位抗战老兵的手印合影
从80年代官方和学界打破沉寂、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树碑、建馆、做研究”开始，民间力量也一直在对这段惨痛的民族记忆做着重要补充。作家、记者 、企业家、教师……越来越多民间个体用搜集个人史和物证的方式，在那段历史版图的拼接上穿针引线，丰富了历史的面貌，更为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进入国际视野提供了助推力。这些民间“救生员”曾给亡灵以慰藉，给后人以奋进的希望，他们同样应该被铭记。
张纯如的精神遗产
15年过去了 ，72岁的孙宅巍仍然清晰地记得1999年他到美国参加学术研讨会时的场面。
“欧美人，非洲人，亚洲人，美国校园里各种肤色的人种集中在一起，他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表现出了非常高的兴趣，对我在会上的报告也非常重视。”作为国内外公认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权威，这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一入会场，就发觉了现场的一些变化。
“这次来的对象不一样了。”孙宅巍告诉记者，他之前曾到美国做学术报告，也多次在华人华裔圈子里一起探讨南京大屠杀问题。“但蓝眼睛白皮肤真正能参与到我们题目中的人是很少的。”在与外国研究者的交流中，孙宅巍发现，唤醒西方对大屠杀研究热情的力量来自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1996年，张纯如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南京大屠杀的核心证据—《拉贝日记》；1997年，时年29岁的张纯如历时三年，完成了英文纪实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这本第一次向英语世界介绍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像一块抛向世界身后的石头，引来了西方和华人社会对这段被遗忘历史的持续回眸。
“它改变了欧美思想界、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状况，我亲身体会了这本书的重大价值。”2000年3月上旬，孙宅巍赴美国出席学术讨论会，再次见到“长得像大学生”的张纯如时，表达了自己感受到的震撼。
“她瞪着两个漂亮的大眼睛，非常认真地听我讲参会感受。”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孙宅巍声音微颤，“我看得出她为自己取得的学术上的影响非常激动、非常快慰。”
据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介绍，193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并没有引起整个西方社会的关注。是张纯如第一个把那段历史全面呈现给西方世界。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疑因抑郁症发作，在自己的轿车内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年仅36岁的生命，震惊世界。
斯人已逝，但张纯如对大屠杀研究的影响远未结束，西方的很多学者沿着她的足迹来到南京。
“1997年张纯如的著作出版后，先后有多位外国年轻学者来华继续研究。仅我个人接待的就有10名之多，有的学生直接是带着张纯如的书来的，几乎都是受她影响。”在张连红看来，张纯如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美国青年人对二战历史的认知—“这个太伟大了”。
拓展大屠杀的时空记忆
与张纯如引发的国际效应相对应，更多的民间力量其实潜入了南京社会底层，走访逐年减少的幸存者，试图从老者头脑中抢救即将湮灭的灾难记忆。
12月6日上午，在国家公祭日前夕，一场民间自发性的纪念活动在南京郊外的汤山镇湖山村举行。从2005年村民自发建立第一座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碑算起，这是这个村庄对于死难者的第九次公祭。
“民国二十六年冬月初四（1937年12月6日），日军侵入湖山，村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村东空地上那块纪念碑新漆了碑文，上了年纪的村民能对上面64位遇难者姓名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
发掘并整理这份遇难者名单的，是十几年前曾经发动大学生入村采访的原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记者戴袁支。这件事就像与时间赛跑。不少当年还是孩子的亲历者彼时已经白发苍苍，或已不在人世。这让戴袁支感到紧迫，“每天从市区转三趟车再坐蹦蹦车跑到村里，紧跑慢跑一天也找不了几个人，中午吃自带的干粮，晚上回去。”2003年起，他连续三年发动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大学等高校学生，到南京周边农村走访仍然健在的难民。
与以往单纯记录幸存者控诉的调查不同，戴袁支等人的口述史调查更倾向于记录战争给个体、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多方面影响。
“一个叫夏全良的村民当时讲到，他时年30多岁的父亲夏家国，在河口淘米的时候被日军一枪打死。父亲死后，夏全良从11岁开始给人家放牛。”戴袁支说，湖山村被屠杀的村民有50多人，南京沦陷后又有10多人遇难；先后有15家绝户，200多间房屋被焚烧。
根据戴袁支事后整理，湖山调查共寻找了23位证人，取得21份证词，且与史料记载相符，形成了证据链，遇难者人、地、时、事、因、果齐全。根据这些证言，调研团队整理出了39个案例，得出60多位死难者名单，拓展了大屠杀的时空记忆，把屠杀时间“推前”到了12月6日。
有温度的“草根”纪念馆
47岁的普通南京市民吴先斌抢救民间记忆的方式是，自建民间博物馆，收集南京大屠杀史料。
他的博物馆位于南京市安德门大街边上不起眼的一座4层小楼里。在这间算不上宽敞、宏伟的博物馆里，陈列有几十张由侵华日军拍摄的大屠杀照片，张纯如拍摄的录像带和她使用过的眼镜、日军画作中沐浴在月光和皑皑白雪中的南京城、国军曾使用过的锈迹斑斑的军号、甚至还有沦陷时期年轻人的婚约等物件。
随着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临近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访客骤增。12月4日，面对记者的到访，“草根馆长”吴先斌笑称：“记者打来的约访电话比卖保险的都多。”
从2006年至今，他的馆藏文物增加至3700余件、抗战书籍4万余册，吴先斌也为此砸进去三千万余元。吴先斌坦言，8年来坚持的动力来源于2005年一场日本学者的学术报告会。
“当时那个人做了一个详细的有关日本1644部队的报告，我以为对方一定是教授或学者 ，没想到后来交流得知人家是一家公司的保安。”这让吴先斌难安，日本历史研究群体的多元化刺痛也启发了他。“记者 、工人，甚至一个保安都可以做得那么好，就证明历史研究不应该只是学者和政府的事，应该有多样的民间力量参与，提供不同的视角，这样的历史才丰富 、真实。”
在博物馆的一个展柜里,摆放着一个名为“突击一番”的安全套。几年前，吴先斌托朋友在日本找到了这些当年日军推行“慰安妇”制度的直接证物。“只看这些用猥亵戏谑的语气命名的安全套,你就可以想象当时沦陷区的中国妇女,遭受过怎样的凌辱。”
说起吴先斌的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评价颇高。他曾说，自己每次去（他的博物馆）都有不同的感受。“他研究历史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注重的是文本的分析，而他则会拿出很多实际的史料，用活生生的实物展现那段历史。”
历史应该是全民记忆
挖掘历史的民间人士们也希望通过“铁的事实”向世界传递历史真相。但遗憾的是，77年前那段夺走30万中国人性命的浩劫几乎遭到日本民众的选择性遗忘和回避。
这刺激了吴先斌。今年8月，受日中友好协会邀请，他花费5万元到日本名古屋参展。“带去了28幅照片，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铁证，而且每张照片都是日本人自己拍的。”
但展览结果让为此筹备5个月之久的吴先斌“有点失望”。他发现，在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人不多，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人也不多，大多数的人都是茫然状态。展览期间来参观的日本年轻人偏少，大多对南京的遭遇也不了解，“他们只对日本受害史感兴趣，对日本加害史只是匆匆一瞥。”吴先斌说，日本《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的模糊态度也让他无法接受：“中国民间人士带来近30幅战争照片,就中日战争的有关问题进行交流”“表达对和平的渴望”,对于南京大屠杀只字未提。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南京人仍在努力挖掘、完善、传播着有关大屠杀的史料。他们取得的成果对学界研究起到了不可缺少的补充作用。2004年起，在张连红等人的倡导下成立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每年都会向民间力量提供资金支持。
看到越来越多的民间行动，张连红多少有些振奋。“以前好像都是学者的事情，但大屠杀的记忆不应该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应该是全民记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