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社会，除了大户人家，一般农户只能填饱肚子，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就我家这样的中等农户，一年到头的主食也是高粱面的窝窝头，只是不吃糠咽菜而已，这样的家庭供养一个孩子一直念到高小，在财力上是很难承受的。1931年（6岁），我在本村读小学；1936年（11岁），我到张鲁镇读高小。那时候，听说发生了双十二事变， 知道国家发生了大事。后来，很多学校组建了童子军，我们学校抽调10多个学生参加。当时，国民党朝城县的驻地在今天的朝城镇，童子军便经常到距学校40多里的朝城县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联合抗日。第二年，日本鬼子就来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到10月日军已占领临清、高唐，整个鲁西北处于日军的包围中。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国民政府撤退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抗日，纷纷组织起来，从事抗日活动。后来才知道，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张季青是位共产党员，在他的暗中组织下，我们学校抗日气氛十分高涨， 情绪十分热烈，我们九、十级的学生经常组织抗日演说，宣传抗日思想。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我们九、十级的很多同学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共产党员、抗日英雄或党政军各界的领导干部。
1937年秋，华北广大地区失守，国民政府溃退南逃。12月10日，日军飞机轰炸莘县、朝城、观城，仅朝城就炸死70余人，炸毁房屋40余间。军事形势的紧张，再加上七八月间家乡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田禾毁于汪洋大水之中，我们学校便停课了，我也失学回家。回家后，又念了一年私塾，读了《论语》《大学》《中庸》等。谈到失学，谢文运老人很动情地说：“这一辈子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读的书太少，二年高小都没有读完。”
针对这一急剧变化，八路军主力129师、115师奉命挺进鲁西北，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创立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抗日组织风起云涌。大量热血青年觉悟起来，纷纷参军参战，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当时，我也去国民党区公所请求参加抗日工作，接待我的是我高小地理老师的哥哥、区长秦清怀，他说我年纪太小，劝我回了家。
那时候，我们这一带土匪、强盗横行，大户人家经常遭到抢夺。我家的条件相对宽裕，算得上中等农户的水平，又没有什么权势，附近的土匪就把我家列为抢夺目标。1941年底（春节前夕），晚上门外响起了强烈的敲门声，当时我和我媳妇、我母亲三个人住在一个院里。我母亲怕是抓壮丁，不敢让我去开门，我媳妇年轻也不敢去开门，我母亲就起身去开门，开门的瞬间就被几个人给架走了。我赶紧喊了父亲和大哥追出去，可是坏人已经走远了，后来捎回来话，要我们家拿钱赎人。几经交涉，土匪仍要求我家拿出3000块大洋（印有孙中山、袁世凯头像的银元）才放人。父亲无奈之下卖掉了方圆几里都少见的两棵大杨树、积存的1000多斤粮食和赖以耕作生活的1头牛，最后又借了几百元的债，筹集了3000块现大洋交给土匪后，母亲在1942年的三四月间才回到家中。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更加坚定了我投身抗战斗争的决心。
八路军主力到达后，重新建立了冠县、朝城、莘县等十二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并在各县开始改造乡村政权。1939年春夏，我村建立了抗日村政权和农民救国会，我这个“秀才”进步青年，被村民选举为农民救国会会长、粮秣员、村账先（村会计），主要任务是收公粮柴草和派差支前，动员抗日、调解民事等。那时候，我经常要为过往的八路军征集粮草、被子、鞋等各种物资，也因此得罪了村里的一些顽固势力。
1941 年前后，我村里的国民党员和村顽汉奸势力盯上了我这个还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一天，我在街上和乡亲们聊天，我村住碱场碉堡的一个汉奸小队长谢香存（小名“大傻子”）带着几名汉奸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把我抓了起来，押着我往炮楼方向走去。大傻子这个汉奸队长，在村里无恶不作，大部分善良的乡民都对他恨之入骨。在未出村前，趁他们和村里人寒暄之际，我慢慢和他们拉开距离，突然拔腿飞身窜入南北向的一个小胡同，随即跑入徒骇河沟，向西南方向狂奔，一口气跑了二里多地，躲了半天才脱离险境。大傻子和几个汉奸把小胡同里的几个农家都搜了个遍，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地扬言，非得抓住我以解心头之恨。这种遭遇并没有将我吓唬住，我仍然坚定地跟着共产党的组织进行敌后抗日活动。
抗战初期，鲁西北的抗日经费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筹措，聊城失守后， 则采取依靠群众到处募捐的办法供给。随着武装力量的扩大和机关人员的增多，单纯依靠募捐已不能满足需要。另一方面，富人地好、穷人地贫，不管好地、贫地都一样交公粮，也使人民群众负担加重、不合理。1940年6月，鲁西北开始实行中央提出的合理负担政策。
当时，农村进步知识青年不多。1940年冬，区政府抽调我参加南峰县政府举办的合理负担训练班，同去的有四五人，我们吃过晚饭趁天黑出发，不到天明就到了目的地（朝城西南方向的王店村）。训练班的主办人是县财政局的蒋小亭，学员白天上课， 晚上轮流站岗、放哨，防止敌人偷袭，平时都是学员自己做饭，大约二十多天训练班结业。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普查，把地分为三等九级，确定好一亩标准地缴多少公粮， 把各农户的土地丈量后，将一亩盐碱地、贫地折合成不同量的标准地，按标准地亩数来交税、交公粮。训练班结束后，我们回到区里，先在黑刘家、榆林、西函丈三个村试行合理负担，大约半年的时间完成任务。后因日军“扫荡”“三光”政策等原因， 合理负担政策于1942 年秋季结束。合理负担政策的推行，减轻了群众负担，也体现了中央制定的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方针，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
合理负担试行结束后，区里把我留下协助财经助理专做征粮、藏粮和发放粮秣工作，正式参加了革命。那时候，征收到公粮后，防鬼子、汉奸抢，就挖坑藏起来。我们选一个地方，挖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圆坑，用麦糠、席、草苫子等铺在底部，然后把粮食倒进去，上面再用这些东西裹好、盖住，后再埋藏起来，不留任何痕迹。大约每季度发放一次粮饷，发完粮食，继续埋好。
在区里担任财经助理时，我认识了区委组织委员刘作，他决定发展我为共产党员，1943年6月，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候，家乡一带遭逢一场特大灾荒，抗日部队、机关供给严重不足，连日常工作都难以为继。于是，区委党组织派我回村从事基层建党和发动群众工作，灾荒期间主要是抗灾救灾。
1943年春夏之际，村里人被灾荒折腾得不成样子，不要说吃糠咽菜，连树皮、树叶、野菜、草籽也寻不着、吃不上，村民甚至把烧火用的玉米棒芯和喂牲口的麦糠碾碎磨碎用来充饥。记得父母让我去妹妹家乡集市上买谷糠秕子，因为我无知，买来的是黍糠，黍糠味苦无法下咽，母亲用凉水淘了晒、晒了淘，一连几遍苦味不减，全家像吃黄连一样硬硬地让它下了肚。我的一个堂哥去附近的小嫂家，饿死在回来的路上，连尸体都没找到。有个本家侄子，年龄与我一样大，在给本家爷爷送葬时，吃了一顿饱饭，却活活给撑死了。这样，直到这年秋天，秋粮和瓜菜下来，大家才渡过这一难关，熬了过来没有饿死。
灾荒结束后，党组织指示我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培养建党对象。于是，我在本村发展党员三名，建立起临时党支部。当时，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开会、研究工作、发展党员等一切活动都是在夜间、庄稼地里、僻静处。后来，随着共产党农村政策的深入，农村党组织也随之迅速壮大。我村党员发展到十几名，正式建立了党支部。这时县、区委对我村的工作极为重视，住村干部不断增加，先后有区抗联主任、公安助理、区妇联干部等。区抗联主任曾专程到我村召开支部会，研究部署建党和发动群众工作，我们也多次向县委书记赵西岳同志汇报工作、取得指示，各项工作十分活跃，我村党支部也成为全区群众运动发展最快最好的先进党支部之一。
有一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中突然听到街上乱哄哄的声音，紧接着大门口就传来了很响的敲门声。生于乱世中的人，都有很高的警惕性，我急忙穿衣下床躲避，急中生智， 顺势藏在了北屋门左边几排木板下面，上面放着几个盛米面的瓦缸。刚藏好，随着就有几个日本人和汉奸进屋翻箱倒柜的搜查，有个日本兵穿着皮靴来到我藏身之处的木板旁边，他的皮靴就紧贴在我的身边，他在木板上的瓦缸里翻腾了一通，见没有值钱的东西，就滚蛋了。我侥幸逃脱，幸免于难。
不久，日军、汉奸又一次铁壁大合围。村民们拖儿带女、牵牛携物四散奔逃，日军和汉奸将全村人赶到村东北的一片荒野上。我也在被赶的人群中，眼看无法逃脱。我急中生智，随即接过老乡手里牵的牛、接过妇女们身上背的包袱，装成一个普通的农民，强作镇定地站在人群里，听日本人训话。汉奸翻译大喊着：“八路军的干活，通通站出来，可从轻发落，查出来就严惩！”过了半天，日军和汉奸揪出四五个人。汉奸又喊：“检举立功者有奖！”一院子的人都是乡里乡亲的，也没有人举报，大家都心惊胆战地听日本人训话。日军见没有什么收获就带着揪出的四五个人走了，其他人幸免于难。日军的“扫荡”给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困难，针对日军的“扫荡”，根据地军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保证供应。1944年，我们南峰、莘朝等一些老解放区，放手发动群众，从减租减息、增资增佃入手，进行民生斗争、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先是划阶级、定成分，没收地主土地、富农多余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农、雇农和佃农，实行耕者有其田，从而提高了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纷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那时候，根据地为发展经济，还成立了一种经济组织——合作社。合作社的成立也是为了筹集抗日物资、保障军民物资供应。合作社并不是每个村都有，只在一些政治条件、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村才设立。大约在1944年，朝城县工商局让我村成立一个合作社，经营粮食、棉花、武器、弹药等各种军民需求物资，我是我们村合作社的社长。我亲自赶着骡马车往临清合作社送过猪肉，回来的时候再捎回一车棉花，还往王奉合作社送过子弹，这都是为了互通有无、保证供应。有一次，八路军缴获了一批烟土，让附近的合作社代销，我去拉回了一麻袋烟土，卖完后将钱款送回八路军那里。合作社在1945年解散。合作社对发展生产、保证军需民用、支援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老人依然精神饱满。考虑老人家已90岁的高龄，我们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老人谦虚地说：“我这不算什么，那些真正战斗的、牺牲的、甚至没有留下名字的人，才是真正的功臣，我能活到现在，受党的恩惠太大、太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对共产党的未来很有信心！”
（采访 撰稿：宫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