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时，我还在惠民乡师（惠民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专门培养乡村小学教师）读书，后来的参军经历与我在惠民乡师读书时的一次经历有关。
1936年，中央要在南京举行全国童子军第二次大检阅大露营，乡师可以派四个人参加，自由报名，路费由校方负责。我于是报了名获得了参加的机会。
当时，全省各校的童子军都到济南集合，在千佛山下进行了几天集训。集训完毕，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给我们讲了话，具体内容是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当时只觉得他的讲话内容文不对题。
是年十月八日，我们乘火车抵达南京。十月九日，何应钦先行预检。十日，由蒋介石正式检阅。检阅时，他身着陆军特级上将大礼服。
阅毕，蒋讲话。到现在只记得的一句是：“我们这就要和敌人开战！”可能是各国驻华武官在场不便直接提日本的名字，但他说“和敌人开战”人们都能理解是对日本说的。
虽然在南京只是匆匆待了数日，但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
作为国都，南京是清洁的，街面上连烟蒂、纸屑、甘蔗渣都没有，只是高楼大厦不多。在路口站岗的士兵，都是穿草绿色军装、头戴钢盔。向他们问路时，态度和蔼，对人有礼貌。总觉得跟北方兵不同，是有些教养的。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宪兵。
正是在这一年，张学良发动了“双十二事变”，当时的电台里不停播放：“张逆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罪该万死……”没多长时间，事变和平解决。“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又于八月十三日在淞沪登陆进兵，全面抗战之势业已形成。国家为留住我们这些书生苗子，让学校向后方迁移，目的地不明确，似乎是到云贵边疆地带。背井离乡的确切时间是在1937年11月11日下半夜，一路沿周村、邹平、济南、泰安方向南下。
也正是从随校流亡之日起，我脑海里就萦绕着决不在日寇铁骑下当亡国奴，应弃笔从戎，尽上国民一份力量的念头。
但是，我对北方军队的印象并不好，并不愿意加入北方军队。在南京接触过的士兵给我留下了有礼教、不蛮横的印象，这样的军队是可以加入的。
恰逢其时，在泰安停留时，我偶然见到了炮兵学校（国民党南京炮兵学校，国民党的炮兵军官多出自该校，记者注）要塞干训班招考学兵的广告。我个人觉得这是去南方当兵的一个好机会，于是报名并向乡师老师辞别，乡师老师对我的做法表示支持。
就这样，我参加了炮校要塞干训班学兵队，当了兵，并于不久后坐车到了南京。
故地重游，战时的南京与昔日大不相同，街上杂物到处都是。晚间，车站遍是前方运来的卧在担架上的伤兵，无人看护，景象十分凄凉。
不过，即使这样，也没能影响我要当兵的决心。
着军装戴钢盔报考黄埔随着战局变化，炮校奉命西迁武汉。我所接触到的炮校的军事训练内容是单兵动作、队列活动，不学什么军事知识。管理上则强调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不许表达自己的意见。
期间，担任采买任务的同学外出回来后传递消息，说在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启事，于是我们几个商量着去试试报考黄埔军校。连排长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场景，但我们最终说服了他。就这样，我穿着军装，戴着钢盔走进了考场。考语文的时候，我们不打草稿，提笔直书。我写的字也有点水平，几个建厂教官不停地到我桌前来看，大概觉得这是个不一般的兵。
后来，我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二分校）重机枪专业科学习。我们入校的这一期是十四期，在这一期从全国各校排序是第五总队，校址在武昌南湖。这期间，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武汉，只要警报一响，大家就拿起枪排好队迅速跑到校外的田野里卧倒隐蔽。当时队长嘱咐，卧倒时须面部向下，否则敌机容易发现。
因敌机骚扰不断，无法开展正常的学习，军校最终西迁到湖南武冈。学校的课程门类很多：文化课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战时经济、国际时事等；军事课有战术、兵器、测绘、筑城、航空、通信等。
武器的使用上，枪炮着重于实际操作、实弹演习。学生在校期间，可以说消耗子弹无数。学校里的任何活动都是根据实战要求而定。学生之所以能有进步，也是因此。
将近毕业时，学校请名流学者给我们讲话。记得有一次请了一位名叫刘凯元的教授，讲了讲当时的国际与中国的抗日前途的大问题，我们听得很入耳。但后来区队长说，不能再去听刘教授的讲话，“听听他的言论你们就都变成共产党了。”
那时刘教授可能是全以唯物的观点阐明问题的。不过，学生们那时都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并不把共产党看作是异党。
就这样，我在军校学习了一年，完成了一个下级军官所需学习的军事技能。
归鲁途中同学遇难终生难忘
毕业之后，学校要对学生按照个人意愿进行分配。二分校这一期毕业的山东人不少，大概有六七十人。当时山东已经全部沦陷，省政府已经迁往鲁南山区东里店，我们这些人决定回家乡抗日。
经与山东省政府联系后，我们于1939年2月初启程，经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六省，用时整半年。
抵达河南汤阴县之前的路程还算顺利，但在汤阴境内出了大问题。
汤阴县境沿铁路一带有护路红枪会，他们早受了日寇的收买，只要有队伍经过，就会起而截留，夺取枪支弹药。
我们一行人经过此地，目标很大。黎明之时，我们发觉有队伍堵截，由于情况不明只能开始跑。
逃跑的路上，有人被打死，有人跳井，还有人被红缨枪戳倒，躺在路边时这些准汉奸们还在他们身上蘸血。
此次殉难的同学中，有好几个原乡师的同班同学，马传森即牺牲于此。
烟台八中有个姓李的同学在逃跑时投了井，情况缓和之后，我们去井边捞他。他说：“你们已经被敌俘虏，我不能上去当俘虏。”于是自溺于井中。原通信队的一个同学，身上不知被他们戳了多少枪，所幸没伤着心脏，伤愈后身体一直很虚弱。
我们同学一行分配赴鲁抗战，行军汤阴，数人遇难一事，常凝集我的心中。中国当时日寇入侵，大敌当前，是每一个儿童都知道的事，不附敌、不助敌、不做对敌有帮助的事，这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能辨得清的事。可是生存于日伪政权所及之处的人，为帮助日寇去杀害手无寸铁的过路军人，行为之卑鄙、手段之恶劣、做法之残忍，真是令人痛心。1939年杏子熟时我们抵达山东。省府原计划把我们分配到各县，着手组织训练武装力量，但日寇随时可能进行扫荡，现实情况紧急，于是把我们分配到新四师、51军随军行动，待局势缓和再做分配。
我被分配到新四师师长吴化文部，该师原是韩复榘属下的手枪旅，韩伏法后划归省政府指挥。由于日寇在鲁南地区调集重兵扫荡，国军在这一地区的大部队已经无法立足，接战几次后，省府指示可以越过大汶河转移向西。
在吴化文部，我们虽是军事干部，但并不受重视。
随部转移到接近冀鲁豫边区的濮城（现河南濮阳境内）后，我决定投奔驻在这一带的鲁西行署袁骋之专员。
（来源：齐鲁网 2013-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