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父亲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军事教官，与傅作义同是该校第五期学员。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曾在旧军阀孙传芳的部队里服役，当时驻防的地点应该是在浙江省杭州市。
我最初知道日本发动战争时，还在淄博周村文昌高小读书——父亲经过一系列人事变动后，成为当时周村公安局的局长，我因此在周村上学，并得以住在学校里。
那是一个周六早晨，学校放假没有学生。我从学校墙上贴的当天的《华北新闻报》上，了解到了战争爆发的消息。一腔怒火的我，气愤地撕掉了墙上的报纸，气得蹲在墙根下大哭。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对日本人产生了刻骨仇恨，学校里的老师也把我当做抗日爱国青年看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我正在山东高级土木专科学校上学。学校是三年制，我当时刚刚结束了前两年的学习，应该开始第三年的学习了。1937年11月，日军沿津浦铁路南犯。为防止日本人通过泺口黄河大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撤往黄河以南时，命令铁路工程队将大桥炸毁。炸桥时，声响非常大，我们都感觉到了非常大的震动。
这件事对济南人的影响很大，不少人都害怕战争打到济南，开始打算逃离济南。我则选择和一批年轻人撤往徐州。到徐州后，我们本来打算赶往国都南京，但此时传来消息，南京也已经沦陷了，我们唯一的去路 只能是沿陇海线向西。之后，我辗转各地，在甘肃天水加入了由陈立夫组织的战区中小学服务流动团，随部队到各地宣传抗日。
后来，流动团和当地学校联合开办了学校，设有高小、初中、高中，收留我们这些年龄不大的孩子读书。年龄大的，读完高三的学生，可以考取设在陕西汉中的西北联大。
我读完高三后，到了四川成都。有一天在街上闲逛时，看见一所挺远的门上写着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知道这是黄埔军校，便决意报考，后来进入17期1总队工科学习。这大致是我正式参加抗战之前的经历，因为身体不好，我只能大致说说了。
黄埔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第六战区，当时六战区的司令长官是陈诚。从军校出发时，我们是坐卡车去的，一车上有三四十个人，一路上都唱着军歌：“枪在我的肩膀、血在我的胸膛，我们在捍卫祖国，我们要奔赴沙场。”
我所在的第94军军长是牟廷芳，我被安排到工兵部队，专门负责爆破、架桥等。学工兵的人是最苦的，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最苦不过工兵啊。
之后，我跟随部队一直辗转各地。1944年，94军奉命调赴桂林，参加桂林反攻作战。我们拿下桂林以后，发现桂林已经被日本人烧光了，整座城几乎夷为平地，景象惨淡。
桂林的日军投降以后，第94军由广西柳州被空运至上海，接受上海、苏州等地区日军投降。1945年11月，我们由美国人陈纳德的“飞虎队”空运至北平，而后赴天津接管地方武装。在这期间，我曾参加过在北平中南海校场左侧举行的留美军官考试，但落第。此后，被军部派驻天津管理日侨、日俘，时长三个月。
内战爆发后，我随部队起义，后被遣送回济南做教员。
（来源：齐鲁网 2013-07-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