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堡日记》手稿本现藏于孔子博物馆，始于1936年9月1日，终于1939年3月10日，内容有部分缺失。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对此进行研究。笔者对日记手稿本进行初步考释和分析发现，一方面，该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即便是“女人每月的通病”这样极为隐私的事也照记不误，属于真正直抒胸臆的私密性文本。而日记的主人孔德堡则是一位与孔府有密切血缘关系的年轻知识女性，其父孔令灿供职于山东省教育厅，是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为数不多的家族近支。另一方面，这位“孔家千金”自幼在山东济南成长和接受教育，1936年9月至1937年7月到国立山东大学读书，抗战全面爆发后才避居孔府，其思想谱系实际受孔府影响甚小，可视为普通知识女性中的一员。故其在日记中所表露出的不仅是她个人的心声，也是那个特殊时期被遮蔽的普通知识女性群体之精神历程的反映。
1936年9月至10月，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在山东境内，人们的生活环境还是“相对平静”的。年方19岁的孔德堡正是借着这一“相对平静”的间隙，在“由高中而大学”的时空转换中追寻“自我”，充分表达其对旧礼教的不满和对自由、爱情的向往。
在孔德堡的日记中，开篇便不乏直抒胸臆的诗词歌赋，这些诗词歌赋均为其中学时代所作。不管是“窗外月光浓，寒风动古铜。床上游子意，应与故乡同”的思乡之情，还是“飘飘如絮几时休，秋雪茫茫映小楼。感此忽与家国恨，边陲未复又经秋”的家国之殇，无不体现了作者所受“诗书礼乐”之教育和内蕴其中的才情。孔德堡能有这般诗文造诣，实属不易，与其孜孜好学不无关系。在1936年9月2日、3日的日记中，她这样写道：“琦谓我环境太好，不易有所创作，吾心为所感，以后当加倍努力”；“早送五弟、六妹考省立一实，遇雪想见彼又云，吾将来学文学，不会有新的创造，因吾环境太好，居高楼食美餐，吾心甚觉恍惚，当改之”。对孔德堡而言，尊荣富贵的生活本不稀奇，但身处优渥之境而不骄奢，心怀志趣理想而去荣华，实属难得，当为彼时普通知识女性的典范。而从更深层次看，孔德堡的文化修养，实际映射了圣裔家族崇文重教之家风的传承与深远影响。
凭着不懈努力，1936年9月，孔德堡考取位于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由高中进入大学，对民国时期身处孔子故乡的女性而言，堪称人生的一次质的飞跃。她在1936年9月4日、1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一生又造了一个新阶段，由高中而大学，生活也为之一变，因为我自上学至现在未有遵男女合校的学校，这次却要变换环境了。”“我一生不看冰心和丁玲的母亲，她们两个的性质虽然不同，因为我很嫉妒她们，她们太幸福了，而我呢？……慈母这两个字在我的脑海中没有存留过，所有在我脑海中存在的只有过去的回忆、惧怕和暗地的哭泣，我现在很愿意到青岛去，我离开惧怕的面孔，我要努力去奔我的前程，我要努力的苦干。”从这两段日记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孔德堡作为“五四”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女性，明显受到了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事实也正是如此，从孔德堡在后面的日记里反复提及鲁迅、冰心、丁玲的名字及他们的作品，亦可推断出这一结论。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孔德堡后来多次在日记中表达了对旧伦理、旧道德的不满。
9月18日，国立山东大学开学。这一天孔德堡从济南乘坐火车前往青岛，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早七点半便离开了济南，突突的火车向东驶去。我虽离开了家乡，但我并没有什么感觉。……等到太阳将落的时节，我忽然发现了久所羡慕而未曾见过的大海。呀！好大的海，好红的落日，使我在车中惊乎［呼］起来了。我爱这可爱的大海，许多帆船远远的如一叶白扇一样的在立着，海鸟高高的飞着，一线很长的落日余光还在闪耀着。”随之而来的大学生活，更让这位“孔家千金”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9月26日，她在日记中记道：“在月光的下面，微微的金风之中，我们由山的小路上，又逛到第一公园去了。在碧绿将要衰枯的寸草地上一个三方的角亭，我们便坐下来谈天，在明媚的月光下，在如此美境中。”9月27日记：“午晚后，二哥约我去散步，我们走走，走出了学校，在无目的的大马路上走着，不知不觉的走到了海滨，我不走了，我坐下，在沙滩上拾贝壳。……我们走出了海滨，从海滨公园便又到水族馆去了，真好啊。许多的活鱼在水中游来游去，有许多得希奇，而且我从来没见过的。”10月4日记：“一早给二哥约好去爬山看日出，我醒的特别早，非常高兴的同他去了。……在一个距学校距离不远的一个无名山上，我可以看见大海及远山，我们山大的全景，我真爱这地方！”10月10日记：“玩海真好，我们照了许多像片……真使我高兴极了，看那急烈的浪花溅石，许多白的雪花飘起，我真的忘掉了一切。”诸如此类描述美好场景的文字，在孔德堡跨入大学之后的日记里比比皆是，充分反映了日记者本人在逃脱旧礼教束缚、转换新环境后的豁达心境。
除却大学生活和大自然美好风光带来的愉悦之外，孔德堡的最大情感慰藉来自一个叫“琦”的北平男孩。因资料有限，笔者无法从现有的文献中找到有关“琦”的翔实信息，但据《孔德堡日记》所载，此人为孔德堡爱慕之人。据统计，在1936年9月1日至10月24日的《孔德堡日记》中，“琦”这一名字便出现了23次。而对“琦”爱慕与思念之情的吐露，则更是占据了此一时期日记很大的篇幅，笔触情深，令人动容。如9月7日记：“见到琦的来信，使我的心得到了安慰，但同时得到了兴忿［奋］。我很感谢琦，他鼓励了我许多的努力，将来我如有造就，皆琦所赐也。我爱琦，我永久的爱着他，但不知命运如何，我不信鬼神，但我只信命运，望上苍能保佑我们。”9月14日记：“琦的信至今未来，不知是何原因，我心中很着急。或者他病了，也或者上次的信他没有接到，我的心终日在想，在疑，并且在盼望着他的来信。”9月24日记：“夜间的月色特别的好，不会离人的心情啊，总是充满了无限的悲伤，尤其是怀人。常言道得好，闻歌能生万感，怀人常在三秋。”类似的记载与描述尚有很多，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她对所爱之人的思念与期盼，映刻着原生阶层在当时复杂背景下的真挚情感。但时代环境决定了小人物的命运，横亘在这位“孔家千金”与所爱之人中间的，是旧伦理结构中无媒不成婚和男女授受不亲的沉重枷锁。孔德堡曾在日记中记载，当她的父亲得知她面对这段情感时的内心纠结与挣扎后，便安慰道：“我们不像旧家庭一样，什么事都可以自由的。”面对心中所爱之人想爱却又不敢逾矩的矛盾心理，正体现了这位新知识女性与旧礼教之间的对抗与冲突。而她父亲的态度则表明，即使是被时人标榜为旧礼教象征的孔子后裔，也受到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并日渐走向旧礼教的对立面。
由1936年9月至10月的日记可见，孔德堡的生活在“由高中而大学”的时空转换中，洋溢着青春的诗情与快乐。而从1936年10月后直至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由于该时段日记史料的缺失，笔者无法找到能够反映孔德堡心境的直接证据。但从其后来日记中所记载的零星回忆的片段基本可以推断出，在山东“相对平静”的环境下，孔德堡的生活充满了诗情与快乐。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孔德堡在中学时代即以激扬文字表达家国情怀的逻辑来看，她在追寻自我的同时，亦必定会对“华北事变”以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念兹在兹。但事实上，其间日记中鲜有这样的记载，笔者妄测，这或许是当时国民党宣扬的“中日经济提携”“中日调整邦交”论甚嚣尘上，而孔德堡又怀有对平静和美好生活的渴望使然。
在这看似平静和美好生活的背后，战争的火苗正在蠢蠢欲动，一颗洋溢着青春的诗情和快乐的心灵，终将难逃山河破碎的时代之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孔德堡的青春美景只在梦境中萦绕，“琦”的身影亦少见于日记之中。“忆往昔何堪重回首，却只有仰观浩魄泪横流”，恰如孔德堡后来所叹，随着战火的蔓延和生活环境的变化，19岁芳龄本应有的风花雪月瞬间成为过眼云烟。
二 七七事变后的苦闷与挣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9月，战火烧到山东境内。其日记显示，为避战祸，至迟在9月7日前，孔德堡一家便离开济南，奔赴他们疏离多年的故乡——曲阜孔府避难。
孔德堡一家初到孔府之际，正是“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彼时日机不断在曲阜上空盘旋，一时间风声鹤唳，他们不得不与孔德成一道奔赴两三公里之外的孔林躲避。在战乱中奔波，这种滋味是极不好受的。10月7日，孔德堡写道：“早五时即全家起床，又如过庆历年之景象，早餐毕即全家赴孔林。临走时即觉不能复返者，母亲同七妹坐车，吾与弟妹等皆步行。在林亭堂内至九点，细雨绵绵，在丛林深草荒冢中，其凄凉犹甚于孤居家中。”10月8日，孔德堡又写道：“昨晚弟妹均甚疲乏，今早三弟、八弟、坪妹均去上课，至八时坪妹归，言飞机将轰炸二师，校中停课，少顷八弟亦归。吾遂与母亲复议赴孔林，至九时又离家，在林内至午后四时始返。”“连日奔波”，使孔德堡一家“甚为劳乏”，从10月9日起，他们决定不再去孔林躲避，“惟认命而已”。
从大学平静而美好的生活转瞬跌落至“安危未定”的境地，孔德堡生活落差之大和心情之不快可想而知。10月11日，她在日记中感慨道：“一天的阴雨，这暮秋的小雨凄凉得很，真的失意人对失意时，心中的烦闷，又有谁知？”10月12日记：“今天报上载有青岛山东大学奉命停课，这消息传来，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战乱扰动着个人的心绪，烦闷之余，孔德堡密切关注战局，期盼能有根本好转。遗憾的是，11月17日这天，她从父亲同事处获悉，“济南近几日来，如滚锅蚂蚁，甚为混乱。现日兵均在洛口与我军隔岸而持，弹［坦］克车之声、炮声均震屋瓦，甚于地震”。11月19日的消息更加糟糕，孔德堡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敌军南犯黄河，将有攻入济南之虞，沪战亦失利，每个人的心里都怀着一种不安的景象。”
因战争阴霾的蔓延和战事的不利，孔德堡越来越感觉到生的乏味、生的痛苦，她在11月下旬之后多次在日记中提及关涉死亡的字眼。如11月20日记：“在这种沈闷的战事下……我很愿意快点死去，丢下这一切的烦恼，走入层层的睡乡中去。”11月26日记：“时局是越来越紧张了，可怕恐怖也快临头了，能干人、自由人都纷纷的各自逃生去了，只有我是在这里慢慢的等着死的临头。死是人生必由之径，但可怕的是死于敌人之下。”
孔德堡的苦闷最初源于“安危未定”的生活，但后来的家国之殇渐成其郁气内结的主因。当然，其日记中亦有因个人生活、家庭琐事而引发烦恼的记载。如11月24日记：“近来我对二姐怀了一种不好的印象，她那种傲慢的态度，我真的有点讨厌，何苦呢！”但这样的记载少之又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不惟如此，孔德堡先前念兹在兹的“琦”的身影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也只出现了两次，且均是一带而过。孔德堡先前对母亲的抱怨和对旧家庭的控诉，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已悄然转变为与母亲共克时艰的画面。其间偶有一次开心的记录，便是听到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好消息的时候。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全国抗战爆发后，个体逐渐超脱“自我”感受转而关心家国命运的殷切情怀。也正因如此，国难当头之际，孔德堡并未一味愁闷和沉沦，而是试图离开孔府“想去替国家负［服］点务”。1937年11月21日，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在家里睁着眼等着做亡国奴，我实在有点不干［甘］心……但是前思后想，为了个人的名誉，绝对是出去不得的。想了好几天，没有想出一个妙法子来，只好在家里死呆着了。”12月4日，在同学好友的感召下，孔德堡在日记中再次表达了这种想法：“一般的女子都在南京聚集起来了，在同学的通讯内，知道一点，在抗敌画报上见到一点……我想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中国的女人，我是国家社会上的一个人，不是个人家庭所私有的人，我不能老死在家中，我愿意死在外面，危险我不怕……我想去替国家负［服］点务。”孔德堡的父亲是一位富有家国情怀的开明人士，在了解到女儿的诉求后，即与兖州后方医院的院长联系，拟安排孔德堡去做看护工作。孔德堡为此甚为开心，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正是我们做人的时候，做看护的消息传来了，我觉得我的生活有所寄托了，如果真的到那里去的时候，那就是我重行复活的时日了，愿上苍能保佑我。”但在第二天早晨，当“接到黄平的来信，说是后方医院已经组织好，是第十重伤兵医院”时，孔德堡“心中有点忐忑不安了，重伤兵，多么可怕啊！”不过，她很快就表达了对这种想法的不齿：“我不要这样太没有勇气啊，凡事都是没有勇气而失败，这样是不能做人的。怕，前方抗敌的将士更可怕，他们为国而流血受伤，死不怕吗？为群众为国家而努力，就没有怕，死不是常有的事吗？但是死须得其时而死，如果死不到一个正地方，那真的要辜负了一生。”
从12月20日开始，她为此“收拾东西”和做一些“越野竞走练习”准备工作。但遗憾的是，因战争形势变化太快，孔德堡未及付诸行动，曲阜就沦陷了。面对这一惨痛的现实，孔德堡悲愤至极，难以释怀。之后，她开始直面战争，超越“自我”，用手中的笔具象地表达了对日伪的愤懑及对抗战胜利的期盼。
三 身陷“囹圄”后的悲愤与期盼
1937年12月27日，济南失守。1938年1月4日，曲阜沦陷。在曲阜陷落几个小时之前，驻山东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奉令护送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离开孔府，前往武汉。因时局骤变，孔德堡同她的母亲、妹妹最终被迫留于孔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日本就以所谓“尊孔”和“同文同种”之名义多方拉拢孔府，以从文化层面配合其对华侵略企图。孔府则响应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对日方的“劝诱”一直虚于应付。在孔德成西迁和曲阜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继续笼络人心和营造“王道建国”的假象，对代理奉祀官孔令煜留守掌管的孔府表现出一副颇为“优待”和“礼遇”的姿态。为维护孔府的切身利益，代理奉祀官孔令煜也随之做出了一些貌似“积极”的回应。尽管这些回应多属于“话语”层面的政治表态，且较为有限，但也确有为虎作伥之嫌，不容置喙。在此种语境下，孔德堡的心情是怎样的，当十分值得玩味。但遗憾的是，1937年12月26日至1938年6月30日这一最为关键时段的日记缺失。尽管如此，从此前特别是此后的日记中，仍可以大致推断出这一时段孔德堡情感和心灵世界的基本面向：一者，依然甚至更加苦闷。从曲阜沦陷前她的日记来看，七七事变后，家国之难是孔德堡内心苦闷的主要根源。也正因为此，她特别想离开孔府“去替国家负［服］点务”，但最终未成行，反身陷“囹圄”，原本郁闷和低落的心情必然会因此更加强烈。二者，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懑和对民族危亡的关切。也就是说，彼时孔德堡并没有因为日本侵略者表面的“优待”和“礼遇”而忘记自己所属的国家和民族；相反，更激发了她的爱国情怀。后面这一点，可从1938年7月之后的日记中回溯和推断出来。且看1938年7月1日之后孔德堡的情感变化与心路历程。
不甘沦为“亡国奴”，是孔德堡先前在日记中反复书写的话语。可以想见，当“亡国奴”已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象的存在时，对这位心怀报国之志的“孔家千金”来说，将是怎样的失望与悲愤！这样的心境，即便在时隔半年之后，依然未有多少改变。在7月2日的日记中，孔德堡言称“幻想和梦乡”成了她“唯一的老友”，便可引以为证。而此说绝非虚言，1938年7月1日至7月3日、9月4日至10月8日（7月4日至9月3日的日记缺失，其因不详），在前后一个多月的日记中，见之于文字的“幻想和梦乡”就有18例。这些“幻想和梦乡”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兹摘录如下。
一是荒诞与恐怖之事。此类数量最多，计有8例。如7月3日记：“梦同白杨演电影，梦同诸同学观剧，梦驴后面有老虎追赶，梦小姐生对小孩子，一男一女被赶出。”9月7日记：“梦同姊妹遇群狮，幸未被害。”9月18日记：“昨夜因不得安眠，偶一睡觉，遂得一梦。在居室之后窗有脚步声，与妹急起观之，见窗外尽镖［彪］形大汉也，急由桌底逃出。至母室以告，母坐床中，汗流如珠，忽小仆贵生来禀，贼进室矣，请母问话。”9月29日记：“梦许多蚕都在我身上，大的小的都有，还有黑色的龙头蚕。”10月2日记：“梦我开手枪打一个人，没有打死，我跑了。”
二是追忆往日的学校生活。此类亦不少，计有7例。如9月5日记：“梦大家在学校里作家事，包扁食。”9月8日记：“梦我好像是在山大，同妹妹去看信，在我的学号上有一信，是写着孔太太转熊琰收，赵寄，信纸完全都被撕碎了，我用衣服兜着。”《孔德堡日记》，1938年9月8日。9月24日记：“梦到学校全体学生穿着制服去开会，黑裙子，方格布的上衣。我去晚了，没有赶上。”
三是离开孔府，奔向新的天地。此类最少，计有3例。如9月15日记：“梦到在街上遇蓉先……还有我好像在省立医院的水池子里，见到了许多学生出来，她们说是南迁，还有张季芗先生在内，我要跟她们去。”9月17日记：“梦一出屋门，见有一人，我大喊曰‘有贼’，急向屋内跑来，弟弟出外一看，说是父亲。父亲是偷着从四川来看我们的，一会就走。因为交通便利了，我要随父亲一块去。”9月30日记：“梦也觉得奇怪……母亲带着许多孩子都找我来了，我真气，我要逃走，脱离了这旧礼教的范围，我一直跑到上海去了，怕她们再追我。”
诚然，做梦是人体生理的正常现象，或做过即忘，或不会在意。而孔德堡将梦境抑或幻想中的纠结、恐惧与愤怒，对过往学校美好生活的追忆及对新生活的向往等一一记下，显然是在借“梦”说事，即借所谓“幻想”，当然也包括“深描”一些真实的梦境来排遣其在现实中极为愁闷和悲愤的情感体验。对于这一点，她自己亦坦陈：“我要作，除却我的烦闷，排除我的烦恼，让一切的苦闷都装进我每日所想的工作中，用笔发泄出来，解恨。”“为什么我老梦到校中的同学，我恨他们，我嫉妒他们，我现在是笼中之鸟，不能同他们齐飞齐鸣，我胸中的气何时才得平，只有双目一闭啊，我万虑皆休！”总之，其间孔德堡不厌其烦地记录下“幻想和梦乡”，实为对现实状况极为不满的一种表达。事实也正是如此，“梦醒”之际，接踵而至的便是身陷“囹圄”的煎熬，便是类似“愁闷”“烦闷”“苦恼”“难过”等字眼频频出现在日记中，且曲阜沦陷之前类似“恨”“愁恨”“憎和恶”等未曾出现的字眼亦开始不时出现，而后面新出现的这些字眼显然是针对日本侵略者或汉奸群体的情绪化表达。
在1938年9月4日至10月8日这一时段，孔德堡的心绪何以如此低落乃至悲愤呢？除了前面提及的不甘沦为“亡国奴”之外，尚有几个缘由。首先，其间中国抗战一再丧师失地，曲阜沦陷后一度出现了失序的状态，身在孔府的孔德堡不能不为之忐忑。其次，因日本侵略者封锁消息，孔德堡所能看到的只是敌伪报纸上种种不利于中国战局的消息，心怀家国之忧的她不能不为之焦虑。最后，曲阜沦陷后，孔德堡困于孔府这个“深宅大院”里近一年时间，始终没有走出过大门，且由于往来交通中断，其内心愁闷的心绪无法像先前那样通过书信往来或与外来之人交流进行排解，亦是其心情不快的因素之一。凡此种种，在当时特定的时空中，其心绪之糟糕达至极点，“幻想和梦乡”成为日记者本人“唯一的老友”亦就不足为怪了。
从1938年10月开始，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攻势受挫，有关战局的好消息不时传递进来，同时曲阜地方秩序亦有所“好转”。在此语境下，孔德堡不再耽于“幻想和梦乡”，而是将目光聚焦于其先前不愿面对和承认的现实，开始越来越多地用手中的笔抒发自己的抗战情怀。
首先，对战局好转的冀盼，是孔德堡“梦”醒之后在日记中关注和记载最多的内容。据统计，从1938年10月9日到1939年3月10日（现存《孔德堡日记》中最后一天记日记的日期），相关记载共有12处之多，兹举几例。如1938年10月22日记：“闻宋大哥云，长沙一战我飞机十三架去炸敌军舰，军舰与我十三架飞机同归于尽，壮甚，乐甚。我航空人员之拼命精神甚可钦佩，由此可知中国不会亡也。”11月15日记：“中国并不是没有力量，自新疆、西藏、蒙古都有新修公路，由英、法、俄各友邦运输器械。有一美国老教士云，中国须退至宜昌不能胜日本，并云明年秋八月至十月，中国始有胜利。也好，有希望就好。”1939年1月11日记：“这几天战事很好，吴佩孚由英保护去四川，蒋汪又分裂，因断汪出洋之路，故积极夺回广州。闻郑州亦光复，战事甚有好转。”应该说，战局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一直是孔德堡内心之最大期盼。当然，其间亦有一些不好的消息传来。如1938年10月26日，当孔德堡听到汉口及广州失陷的传闻之后，她认为：“消息虽然不能够信以为真，但有这种不幸的谣言，是不很吉利的。心中的烦恼又涌上来了，恨，无处发泄的恨，将要把我的头和脑都涨坏了。”当有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哪怕是道听途说的，孔德堡也会满心欢喜；而当听到战局失利的消息时，烦恼也就情不自禁地涌上心头。诸如此类表达，反映了日记者本人深厚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忱。
其次，进一步表达对日伪的愤懑与鄙夷之情。这类记载亦不少，计有7次。如1938年11月3日记，孔德堡一直想订敌人办的《新民报》，以从“他们说的反面话中”“可以猜出一点真的消息”，但她将“订报的事，告诉谁，谁都不赞成，他们不赞成的理由是看了生气”。因为孔府上下对日本侵略者充满恨意，故而对敌人办的报纸也怀有敌意，也正因为此，从后面的日记来看，孔德堡最终没有订这份敌人办的报纸。这种行为看起来带着几分稚气，但面对家国之殇，自在情理之中。1939年1月1日记：“元旦又至矣，而战云仍在密布中，大家愁眉不展的过此元旦。人们的愁恨仍旧深深的蕴藏在五脏内，人们的离散聚首恐无期。”1939年1月14日记：“昨闻五伯父云，府内之奉卫队在林内运林材被红枪会人所包围，两边动手，奉卫队受伤甚重，闻将借外力排解，甚可惭。”1月15日记：“敌军报载，我中央又有分裂，汪逃到香港。中央要人又分两党，实可痛。在此国难期间，起内讧实可怕，汪实中国之大害也。”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孔德堡在日记中对日本侵略行径表达愤懑的文字不多，但是只要提及日本侵略者或日军，则必以“敌”“敌军”“敌人”“倭”“倭寇”这类表“义”词替代，孔德堡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愤懑之情由此跃然纸上；而从记录汉奸群体投降或附敌行为的文字里，诸如“罪恶”“太没光辉”“惭愧”“实可痛”等关键词，亦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日记者本人对汉奸群体的厌恶与不齿。
最后，继续表达“想去替国家负［服］点务”的殷切情怀。从1938年9月22日到1939年1月16日，日记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有3处。如1938年9月22日记：“我真的想走，不管一切的脱离了这可恶的环境，不管别人的毁谤和谣语，我要去努力寻求，寻求我应做的事，我不能在家图苟安，做饭桶，我自己都觉得可耻。……但我没有勇气去追踪他们，因为家中没有原谅我的人。我走了，给家中的母亲以盛怒之余而加上悲伤，给远隔数千里外的父亲以慈爱心而无所寄托。”12月25日记：“无头岁月，何时始已，深居闺中，所闻者只有丧气，使人高兴之消息为明之食耳。各方同学纷纷来函，约吾前同去，但因环境所迫，只有暗至顷焉。”可见，在曲阜沦陷，特别是1938年10月后，孔德堡内心仍然渴望参与抗战救亡事业，但受家庭和“环境”因素所限，最终没有跨出这一步。
最终孔德堡的命运如何，她是否在抗战胜利后回归普通生活，抑或重新燃起理想或爱情的火焰，还是在战争环境所带来的阴影中历经春风化雨、夏月蝉歌，她是自度走过之后淡泊的生涯，或他度着走向人生的最终归宿，由于档案的缺失，我们不得而知。但令人欣慰的是，孔德堡所思所盼的中华民族抗战取得了胜利。
结 语
翻检日记可知，一方面，孔德堡生于孔府，长于济南，她的父亲供职于山东省教育厅，是一位开明人士，而她的母亲则是一位传统女性，对其管束特别严厉；另一方面，孔德堡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女子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但其思想受鲁迅、丁玲等左翼文人的影响较深。缘此，在七七事变之前，至少在1936年9月至10月这段“由高中而大学”的时空转换中，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下，孔德堡内心充满了对旧家庭、旧礼教的不满以及对自由、爱情的向往。而在抗战全面爆发和避难孔府后，自我主体意识受抑的孔德堡内心极为苦闷。与此同时，面对家国之殇，她的爱国热忱逐渐升腾。即使在曲阜沦陷后，面对日本侵略者表面的“优待”和“礼遇”，她亦始终未忘记自己所属的国家和民族，并用手中的笔表达了对日伪的愤懑及对抗战胜利的期盼。她何以具有如此炽热的爱国情怀？至少有两点原因不容忽视：其一，与圣裔家族的直接影响有关。抗战全面爆发后，孔德成以及孔德堡的父亲都主动西迁并参与到抗战事业中，而《孔德堡日记》中所记录的与她天天待在一起的留在孔府的其他孔氏族人，无一不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强烈的愤懑之情和期盼着抗战的胜利。由是，孔德堡内心很难不受其家族氛围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孔德堡日记》中所表达的爱国热忱正是圣裔家族民族思想的反映。其二，与其他普通知识女性的抗战舆情有关。孔德堡在日记中所记录的与她有交集的其他普通知识女性大多经历了战火，家破者有之，流离失所者有之，疲于奔命者有之，故而她们的民族情结更为强烈，她们大多将思想转化为行动，以各种形式投身抗战救亡事业。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在日常交往与书信往来中，孔德堡的心理状态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并逐渐趋同，事实上，这也正是日记者本人的思想情怀从“一己之我”向家国情怀转变的另一个外在缘由。由此而论，孔德堡与家国命运休戚与共的心理动态，展现的不仅是她个体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是特定时空中被遮蔽的圣裔家族，特别是普通知识女性群体思想情怀的缩影。
孔德堡浓厚的爱国热忱与沦陷区的大多数爱国者有共通之处，只不过前者是受到日本侵略者“优待”和“礼遇”的“孔家千金”，而她的这一特定身份所标识的象征意蕴，在某种程度上更能深刻揭露日本侵略者以“尊孔”为旗号，进行奴化宣传和消弭中国人民抗日意志的虚妄性。但同时，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内心曾极力反对的旧家庭、旧家族、旧礼教开始用一种“温情”的面纱有形无形地束缚着她，使其没有像其他普通知识女性那样真正超越“自我”，在实践层面投身她一心向往的抗战救亡事业，这颇令人感到遗憾。饶是如此，这种思想层面的自我“超越”仍有其意义。对此，美国著名学者汉斯·科恩（Hans Kohn）指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应该被视为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持有大体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民族的力量、自由的一种愿望。中国学者余建华也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心理状态或思想观念。尽管这种“思想状态”或“心理状态”有其意义，但毕竟与实践层面的民族主义抑或抗战救亡有着一定的距离。孔德堡虽有报国之志，但因家庭、环境的限制，最终壮志难酬。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孔德堡这位“孔家千金”身心备受煎熬和难以释怀的原因即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