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小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 从废除祀孔到出台《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代表，祀孔是长期的历史传统。晚清以降，急于实现富强的新思想界，“思想方面，行为方面，皆呈一种急急顾影，常恐有人先我着鞭之现象”。甲午战败后，政治改革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潮，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成为思想界批判的目标，孔子受到非议，读经、祀孔也遭到质疑。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非议祀孔。晚清教育改革中，清廷要求公立学校一律祀孔，引起基督教会、天主教会的反对。教会方面称，祀孔为偶像崇拜，学校祀孔违背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原则，妨碍信基督教、天主教的学生进入公立学堂，不利于教育普及。中国的新思想界接受了这种论调，遂有1912年7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向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提出的《废除学校祀孔案》。因顾虑祀孔影响深广，贸然废除，会引起社会的激烈反对，故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建议不提废除学校祀孔，而可以在学校章程中规定各校可举行一些仪式（比如纪念孔子）的方式，打消教育部的《废除学校祀孔案》。不过，这被社会普遍解读为废除学校祀孔。受此影响，孔庙的春秋丁祭一度停止，引发民间社会激烈反弹，孔教运动借此崛起。之后，袁世凯为迎合一般社会心理，争取传统士绅支持，恢复祀孔，直到北洋政府垮台。
受晚清以来非孔思潮，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孔反孔思潮影响，1927年春，当大革命进入高潮时，北伐军控制的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出现了不少拆毁文庙、捣毁孔子塑像、没收孔庙财产的事件。这又引起民间社会尤其是传统士绅的强烈反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洋军阀仍在举行孔庙丁祭。
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任院长的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发布通令，一面肯定孔子“人格学问，自为后世所推崇”，一面以孔子倡导“尊王忠君”，被历代帝王所利用，“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由，令各地将春秋祀孔典礼“一律废止”。孔庙春秋丁祭乃官方大典，要废除它，需要在政治与社会思想条件基本成熟时，经由适当的法律或行政程序来实行。大学院未经正当程序，径以院令废止祀孔，且对此后是否应为“人格学问，自为后世所推崇”的孔子举行恰当的纪念仪式，未作规定，引起尊孔人士的强烈反对，不断有人或报刊著文，或致电相关机构，要求撤销该命令，甚至要求惩办蔡元培。有人提出扩大文庙，并将孙中山与孔子合祀；还有人提出，应举办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其理由是：1.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代表，废除祀孔就是废人伦，就是废学，与孙中山“恢复民族固有精神”的遗教背道而驰；2.恢复祀孔是“反共”的需要；3.孔子学说与三民主义并无不合，祀孔也非迷信与偶像崇拜。此外，国民党内以戴季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也不满大学院的命令。但另一方面，废止祀孔得到革命青年以及国民党内一些新派人士的支持。他们认为，孔子所倡导的道德是封建的道德，是革命的对象。
在尊孔与反尊孔两种力量的博弈之中，1929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祀孔改为纪念”。具体内容为：1.改祀孔为纪念仪式，各学校于“国历”8月27日举行孔子诞辰纪念仪式，并赴孔庙行礼；2.孔庙的“大成殿”三字，“稍涉专制”，改名“孔子庙”，并改横匾为竖匾；3.孔子庙中央设一龛，龛中设孔子位，将“附祀之四哲十配，亦移入孔庙中龛内”，“中龛两旁设分列龛，所有先贤先儒，一律移入”；4.取消孔庙原附设之名宦、乡贤两祠。此方案一则称纪念活动为“孔子纪念”，而去除孔子“至圣先师”的头衔；二则不顾历史传统，径直将纪念日期由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改为“国历”8月27日；三则以“大成”二字“稍涉专制”为由，去除孔子“大成”的尊号，亦不许孔庙称为“殿”；四则从根本上改变孔庙的布局。这表现出尊孔、反尊孔两派之间的拉扯。上述方案出台后，尊孔人士仍不满足，继续进行祀孔、读经活动，并要求国民党中央恢复祀孔。另一方面，左翼思想界则认为“改祀孔为纪念”，是国民党当局趋向复古的表现。此外，受政局动荡以及反孔思潮的影响，一些地方并未遵令举办纪念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缺乏抗战信心的国民党当局一面压制抗日救亡运动，一面以“攘外必先安内”之说涂饰其内外政策。但其“安内”之策并非革新政治、改善民生、实现国内团结，而是一味以高压政策对付抗日救亡运动，以权谋对付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与地方实力派，以武力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这不能实现国内团结，只会加剧内部矛盾。面对国难日深，而国内政治上分裂，军事、经济实力严重落后于日本侵略者的现实，“许多国民，几失其民族的自信力”，“一般言论都带一些悲哀的气味，‘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一个悲叹的词句，在好些人的脑子里刻得深深的”。一些人甚至怀疑“中国民族”是否是“劣等民族”，是否还有生存于世界上的权利。穷极无聊之际，一些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各寺庙香火极旺盛，还愿的善男信女“抬着观音圣驾，而以党国旗为前导”，大搞迷信活动，湖南、湖北地方政府更出面组织祈雨，以至国民党中央不得不发布禁止“媚佛禳灾”的通令。
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思想界认识到，“挽救中华民族的急切事务，要以建树民族自信力为最重大”，“抵抗日本侵略，除了物质上的准备以外，须有精神上的振作。换言之，就是要恢复我们的民族自信力”。然而，对于如何恢复民族自信，思想界分歧明显。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强调，真实的民族自信必须建立在认真“反省”中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之上，只有充分认识民族传统文化的不足，并以“充分世界化”的态度，尽量吸收外国文明，进行内部改革与建设，才能真正树立起民族自信。尊孔派则强调，树立民族自信必须尊孔，因为孔子是中国灿烂文明、悠久历史的最大代表。否定孔子，就会否定民族文化与民族历史，就不可能树立起民族自信。民族危机的加深，为国民党当局推动尊孔提供了舆论氛围与现实动力。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操弄下粉墨登场，伪满激进地推行“尊孔”，“孔孟两先生也做了傀儡的傀儡”。如此，如何应对伪满的“尊孔”，就成为中国思想界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国民党当局的策略是推行新生活运动，欲以提倡“四维八德”改造国民生活、提升国民道德，由此展现国民党当局对于孔子的尊重与对孔子教义的继承。
当国民党大力推动新生活运动，中国思想界还在就尊孔与树立民族自信问题争论时，日本帝国主义正欲借东京汤岛孔庙将于1935年落成并举行春季大祭之机，图谋煽惑孔子直系后裔孔德成赴日参加典礼，进而或令孔德成滞留日本，或挟持其到伪满，将其作为对华侵略之工具。国民党当局获悉这一消息后，为抵御日本的文化侵略，“加强文化上之国防”，迅速反应，于1934年5月31日的第123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常会”）上通过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以及国民政府委员戴季陶联名提出的“纪念孔子诞辰提案”。此后，7月5日的第128次中常会又通过《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该办法规定：1.纪念日期为“国历”8月27日；2.纪念活动名称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3.纪念仪式当日休假一天，全国各界一律悬旗志庆，各党政军警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分别集会纪念，并由各地高级行政机关主持召开纪念大会。该办法中的《宣传要点》内容包括：讲述孔子生平事略；讲述孔子学说；讲述国父孙中山革命思想与孔子之关系。该办法同时规定，纪念仪式的次序是：全体肃立，奏乐，唱党歌，向党旗、国旗、总理遗像及孔子像行三鞠躬，主席恭读总理遗嘱，主席报告纪念孔子之意义，演讲，唱《孔子纪念歌》，奏乐，礼成。
与此前的纪念活动相比，上述办法值得注意之处有：其一，将“孔子诞辰纪念”更名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恢复孔子的“先师”地位。其二，纪念日当日放假一天，“各界一律悬旗志庆”，党政军警机关、各学校、各团体举行纪念活动，工厂、农村、商业机构则不作要求。这表明此次活动仍主要是政府以及学校层面的纪念活动，而非全民的纪念活动。这与传统的祀孔典礼仅限于官僚士绅相类似。而将纪念日定为“国定假日”，则可将其塑造为全民节日。其三，该办法规定的仪式与《宣传要点》表明，国民党举办孔子诞辰纪念活动有明显的政治目的，要借该活动灌输其官方意识形态，宣示其统治的合法性。
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并无前兆。胡适在1934年9月3日撰文称：“最近政府忽然手忙脚乱的〔地〕恢复了纪念孔子诞辰的典礼，很匆遽的〔地〕颁布了礼节的规定。”这颇能代表当时一般人士的认识，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上述办法出台的内情，只能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尊孔力量和国民党党内文化保守派的种种作为，以及国民党政府压制新文化、发起新生活运动等保守行为上去加以理解。
《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出台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为1934年的纪念活动制定了宣传大纲。大纲分5部分：1.孔子之生平事略；2.孔子之学术思想；3.孙中山革命思想与孔子之关系；4.纪念孔子诞辰应有之认识；5.标语口号。大纲突出强调孔子平生之学说“悉以忠孝仁义礼智信为本”，强调孔子的德治思想、“尊王”思想，以及大同理想，“一以民生为依归”；孔子“非专制政治之拥护者，实系民权运动之倡导者”。该大纲强调孔子思想与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关系，强调孙中山政治哲学的基础“建立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孙中山政治主张之“最后鹄的”，“在于大同社会之实现”，而实现大同社会之阶梯，则是孔子“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理论。大纲声称，恢复中华民族固有道德，乃“消弭共产邪说，复兴中国民族唯一之途径”。大纲同时强调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并提出，民族固有之道德的恢复，“必有赖于新生活运动之实行”，“盖新生活运动以整洁简朴为规律，以礼义廉耻为鹄的，以纳民于轨物为归宿。苟能循此准绳，力革浪漫颓废自私自利之恶习，树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神，则国民道德，自可提高，民族地位，自能恢复”。此外，大纲还提出了纪念活动的14条宣传口号。
二、 “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活动概况
1934年8月27日，国民党第一次全面举行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各地或举行纪念仪式，或举行祀孔大典，其场地或在各机关、学校礼堂，或在孔庙旧址。会场布置突出国民党党旗、中华民国国旗与孙中山画像，而孔子像则居于次要地位。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南京会场的布置，“党部内外均满布花彩，礼堂内悬红纸金字标语，并于总理像前主席桌上，置有孔子遗像”。上海市的纪念大会会场设在市立民众教育馆内的大成殿，“头门上交悬党国旗，上有白布横额，上书‘本市各界举行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字样，殿之正中神龛上，悬挂总理遗像及党国旗，市府特绘之孔子遗像，则供于前面桌上，两旁分列钟鼓琴瑟庙堂之乐，四周壁柱上满贴标语，殿外搭有临时凉棚，为各界代表席，布置颇为庄严静穆。原有祀孔彝器，已迁至该馆演讲厅陈列，任人参观，以资观摩”。纪念仪式次序大体照官方规定进行，其中讲演为重头戏。纪念仪式或祀孔大典的参加者，为各机关团体代表、学校师生代表等，个别地方也令工厂派代表参加。当日，各机关、团体、学校放假一日，有些地方则是各界均放假一日。当年的纪念日前后，各报刊均密集报道各地纪念活动、祀孔典礼的相关情况，刊载中央及各地军政要人在纪念活动上的演讲或关于纪念孔子诞辰与主张尊孔的种种文字，几乎成为“祀孔专号”。
《东方杂志》第31卷第19号，1934年11月
此次纪念活动过后，中常会通过决议，“将此次祭孔祝文，刻石于曲阜孔庙及泰山孔子小天下处。各建一碑，以作永久纪念”。9月27日，中常会通过国民政府委员于右任的提议，以《礼运》“天下为公”一段文字作为《孔子纪念歌》的歌词。10月4日，中常会通过《修理孔子陵庙办法》，规定经费之募集分为摊派与募捐两种。摊派部分，中央承担20万元，各省及直属市参照修建中山陵各省分担经费办法摊派。此外，每年由毕业证书中增加附捐款，其中大学1元，高中4角、初中2角、高小1角、初小5分。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向社会募捐，并确定奖励办法。后来，向毕业学生募捐的行为因受到社会反感而被废止。11月15日，中常会通过《尊崇孔子及优待圣裔办法》。其中规定，孔子后裔中的“衍圣公”改称“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并享国家特殊待遇。
通过以上一系列举措，国民党当局确立了孔子诞辰纪念活动的基本规范，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或地方党部也继续颁布活动的《宣传要点》。1937年的纪念日，时当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形势十分紧张，当局仍能颁布纪念《宣传要点》。不过，该文件仍一如平常，并未突出抗战。而1938年之后的孔子诞辰纪念宣传，都突出抗战，强调击破敌伪对孔子学说的歪曲。如1938年纪念活动的《宣传要点》，除一般性表述外，还特别说到，“际此倭寇侵凌，霸道横行之时，吾人纪念孔子尤当扶植国权，动员全民，抗拒霸道，驱逐倭寇”。“近来敌伪每倡尊孔之美名，曲解孔子学说，以愚弄被敌铁蹄蹂躏下之同胞，此不仅污及民族先师，而且侮辱我整个中华民族。吾人纪念孔子，尤需阐明孔子倡王斥霸学说，力辟邪辞，不为敌伪宣传所惑，一致抗拒暴日，以雪我中华民族奇耻大辱”。1939年纪念活动的《宣传要点》也将抗日作为宣传的重点：“际此倭寇侵凌，侵略国家横行之时，来纪念孔子诞辰，尤应发扬攘夷学说，拥护抗战国策，驱逐倭寇出境，阐明善恶褒贬之意，严防奸细，肃清敌伪汉奸，务达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之目的。”“敌伪汉奸尝断章取义，剽窃孔子学说以愚弄我被铁蹄蹂躏下之同胞。敌伪此种行为非但污及孔子之人格，抑且侮辱我整个中华民族。吾人今日纪念孔子，亟须阐扬孔子民族大仇，百世可复之大义，坚强敌我不两立之信仰，誓言灭伪寇，还我河山”。在全面抗战时期，继续举行孔子诞辰纪念活动，既能凝聚人心，也可通过阐发孔子教义来鼓舞士气，坚定抗战信心。
1939年，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将孔子诞辰日定为教师节。当年的纪念活动与教师节活动未合并举行。其后，孔子诞辰纪念活动与教师节活动，或合并举行，或分开举行，各地执行情况不一。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曾颁布命令，对孔子诞辰纪念的仪式次序进行调整，并要求按新次序举行。对照1934年的《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改动之处在将“唱党歌”改为“唱国歌”。这一修改是合适的。孔子诞辰纪念是全国性活动，要求全体参与者唱“党歌”，并不恰当。此一修改，在该时期，对于抗战，对于孔子诞辰纪念，都是有益的。大概是一些地方没有按照新规定执行，1942年10月，国民党当局又正式通知废除1934年的《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
三、 国民党当局关于孔子诞辰纪念的论述
国民党的孔子诞辰纪念活动，“没有将孔子作为真正的主角，只是借孔子搭台唱戏，从而变成了功利性的政治宣传”。这一点，除体现在仪式上，在国民党军政要人的纪念演说或相关文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全面抗战开始后，孔子诞辰纪念的相关宣传，除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之外，还融入了大量的抗日宣传。
国民党军政要人为孔子诞辰纪念所写文章及所做演讲，其主要内容有几个方面。
其一，强调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孔子思想与时代精神相契合，强调中国的新文化应以孔子学说为中心。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说，一个民族“能生息于世界而蝉嫣弗绝”，必须有其民族精神。而民族之历史、文化，以及其历史上出类拔萃之人物，则是塑造民族精神“必备之条件”。“有历史而后民族之精神得以光大发扬，有文化而后民族之进步得以拓展圆满，有历史上出类拔萃之人物，而后民族始有人格上之仪型，群相摹效，力争上游，以维持民族之荣誉”。孔子是为中华民族“铸造此三大条件”，“树立中华民族伟大之基础”的人物。他整理古代“散漫之文化”，使之系统化，打破文化上贵族与平民的区隔，为民族文化“承先启后之唯一大师”。他整理悠邈之古史，为后人研究民族历史，并以民族历史唤起民族精神奠定了基础。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博稽群言，删诗书，定礼乐，周游诸国，阐扬经世之学，讲学垂教……继往开来，绍往圣之绝业，集学术之大成，为万世之师表”，是民族历史上与黄帝、大禹并重的“出类拔萃”之人物。国民党元老吴铁城说，孔子将“非常散漫”、藏诸宫府的古代文献“学术化，系统化，普遍化，民众化”，“确立了吾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基础”，值得万世景仰。他批评菲薄孔子学说，肆意侮辱孔子人格的“趋时薄浮之士”，认为以不合时代需要为理由而否定孔子及其学说，是完全不懂得“宇宙间的真理，决没有什么绝对的时代性，只有真客观的社会性”的道理，不懂得民族生存必须立足于其历史与文化的道理。他又针对思想界非议礼教的言论，大谈儒家的礼治主义能使国民“有士君子之行”，“成为自善之民”，从而奠定良好政治的社会基础。后世误会“礼”的真谛，专从繁文缛节上去理解礼，才造成中国社会进步迟缓。而一知半解之徒，主张打倒礼教，则是“昧其原而不知其用”。
国民党官方强调，孔子思想并非失去生命的古董，而是活的传统。1938年国民党中央颁布的孔子诞辰纪念《宣传要点》说：“吾国近二千年来之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皆受孔子之思想所陶冶以成，凡我国人虽有未曾一读孔子之书者，但其言行生活，无不在孔子理论与实践之范畴中。”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强调，“我国文化的发扬，民族精神的培养，社会人心的维系，以及一切治国安邦的论理与方法，无不导源于孔子遗教”，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多渊源于我中国正统学说，参以近代科学精神，而于心理建设，尤极力主张恢复我国固有道德，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立国之经，以礼义廉耻为救国之维，以智仁勇为建国之用，表里相应，体用兼举”。“蒋总裁鉴于人心颓堕，世风浇漓，乃根据总理遗教所昭示，发动新生活运动，提倡固有之道德，以期振衰起敝，除旧布新”，“凡此种种，皆是认明孔圣遗教，实为立国根本，放之四海而皆准，传诸百世而不惑”。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说，孔子的学说，“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也是我们道德行为的准绳。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见称于全球，可以说主要的是受了孔子之赐”。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文化的某些内容需要现代化，需要赶上时代，“但是文化的精髓，立国的精神，道德的准则，初不必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易，也不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易。因为在这些方面我们之所以异于他人者，并不是程度差异，而只是性质的差异，他不但没有高低之分，而且没有新旧之别”。不但如此，孔子学说还是拯救中国，使中国“进世界于大同”的法宝，“不但要保存他〔它〕，而且要研究他〔它〕，阐扬他〔它〕，使他〔它〕的真理，能够更加发挥”。总之，在尊孔的国民党军政要人看来，孔子是“万世师表”和“古今中外第一伟人”。孔子思想不但是历史上中国文化的核心、社会秩序的基本轨范，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关键所在，而且“切于现代民族努力之蕲向”。他们认为，孔子思想与现代社会不合而应唾弃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此后吾民族苟欲奋其困勉之功，以争生存，以重光故物，昭我民族历史之光者，必宜有研治孔子学说之必要”，“中国之时代文化，无论若何力追上游，要不能不以集往古历史文化之大成之孔子学说为新文化之基础”，“以孔子学说为中心，建立民族本位文化”。
其二，不脱历代统治者将尊孔工具化、御用化的窠臼，摭拾孙中山与孔子的若干言论，将孔子的仁政思想、“攘夷”思想、大同理想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同思想等联系起来，反复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渊源于孔子学说。前引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孔子诞辰纪念祝词，称孔子“心乎诸夏，左衽是惧。明愚强柔，民族之榘。亲亲仁民，示以义方。选贤与能，民权用张。既庶何加，曰富与教。患在不均，民生策效”，这是比较典型的说法。孔祥熙称，“国父所倡导三民主义”，“完全根据孔子学说的，并且都是孔学的真谛”。
不唯如此，国民党更试图建立从孔子到孙中山再到蒋介石的“道统”。戴季陶曾说，“国父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道统之一人”，“总裁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国父道统之一人”。1939年孔子诞辰日，《中央日报》的社论明确表示，“纪念孔诞，最重大的意义，是因为孔子之道，为民族复兴的大道”。而孙中山、蒋介石则继承了“孔子精微博大高明切实的政治哲学”。这显然是欲借尊孔强调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正统性，突出蒋介石的领袖地位。
其三，强调举行纪念活动有助于树立民族自信。在孔子诞辰纪念的宣传方面，国民党主要着眼于两点：第一，论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伟大，强调“加强民族自信力，应从阐扬民族固有良好道德与文化出发，而阐扬固有文化道德，又非为历史上之大圣贤俊杰事业思想上继续开展不可”。在国民党当局看来，恢复民族自信，最重要的是恢复民族“固有之道德与智能”，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与“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故此，晚清以来，因国家贫弱而否定传统文化、否定孔子的思想倾向，必须加以纠正。第二，强调三民主义渊源于以孔子教义为核心的中国正统思想，恢复固有道德、树立民族自信，必须信仰三民主义，要“以三民主义作为民族自信力的基础”。不过，国民党当局对晚清以来国人丧失民族自信之原因，没有切实的检讨，反而颠倒了因果。在其论述中，是人们失去了对儒学的信心，才导致民族积贫积弱，而不是儒学应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贫弱负责。在论述策略上，国民党当局多从正面发挥孔子思想，论其与三民主义相合，论其适合建设国家之需要，而对其中受时代局限且过时的内容则基本不提。
其四，一面发挥孔子的“攘夷”思想，以此激发抗日民族精神，一面强调孔子的大同理想对于建立合理国际秩序的意义。孔子的“攘夷”思想，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历史渊源之一。抗战时期国民党推行孔子诞辰纪念活动，颇注重阐发孔子的“攘夷”思想。邵元冲称，孔子的“攘夷复仇之大义”，为“民族精神之神髓”。“数千年来志士仁人所以前仆后继，断头裂胸以卫国保种，誓九死而不悔者，皆此精神为之鼓舞于其间，而中华民族欲求生息于大地之上者，必在以孔子攘夷复仇之大义，旦旦申儆，父诏其子，兄诫其弟，夫勉其妇，长诰其幼，以发扬此民族之正气也”。国民党元老刘芙若说，“孔子生在春秋时代，最要紧的主张，就是攘夷狄”。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称，“明正逆的大辨，严夷夏之大防”是“孔子最大的成就”。历史上中华民族经历无数危机，而能“维系民族生命”，“延续而光大”，“无不恃此宝贵的教训之深入人心，而发生力量”。所谓“明正逆之大辨”，就是“凡是为个人利害而背弃正义，破坏法纪，甚而至于叛离宗国，献媚敌人的，都是鼠贼，亦即是从逆”，都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所谓“严夷夏之防”，“夷夏的界限是文化的程度，而不是狭义的种族区别”，“凡是师出无名，肆行侵略，屠杀老弱侮辱妇女的国家，纵然与我们同色同文，亦必须视如夷狄，严守大防，目为这一个国家已经行同禽兽，自绝于人群了。倘若有人不明大义，不守大防，通敌附逆，便是用夷乱夏，亦即是民族罪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为人类作战，为文化作战，攘夷安夏，即是我们尽了对民族国家的义务与天职，亦即是先师孔子所褒奖的”。
国民党在阐发“攘夷大义”的同时，也注意阐发“尊王之义”和大同理想，以此作为要求国人“拥护中央”、实现国家“统一”，以及表达政府对于未来世界秩序的主张的理据。
1937年1月，当国共两党正在谋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发表长篇演说，称“尊王攘夷”，“乃我国宝”。“尊王者尊中央，攘夷者攘胡人”。“尊王之新名词即统一于中央，攘夷之新名词即抗敌，故尊王攘夷并非古董，即所谓统一抗敌，但不能颠倒谓之攘夷尊王。因为尊王而后能攘夷，统一然后能抗敌，此天经地义也。统一即所谓安内，抗敌即所谓攘外，安内而后能攘外，统一后才有力量，才能抗敌，才能求和平”。潘氏又辨析“统一”与“联合”，强调要“攘夷”，就需要“统一”，而不能只是“联合”。潘公展这番话，实质上是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采取“统一”还是“联合”的形式这一问题，向社会公开表达国民党的立场，而他论述问题的基本方式则是阐释孔子提出的“尊王攘夷”。
1937年孔子诞辰纪念日，《武汉日报》刊文称，《春秋》“大一统”的主张、孟子“定于一”的理论，“实为我中华民族及国家生存延续之要素”。“历史上一贯之统一运动，虽由于中国人种，血统，语言文字，法律，礼教及人民生活，习惯所决定，而孔子之倡导，实有其重要原因在也”。统一与团结对于争取抗战胜利，十分关键，“今日纪念孔子诞辰，必须彻底认识巩固统一之重要，一致服从最高领袖之指导，为统一救国而努力，促进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交通之统一，以充实国家对敌抗战之实质：勤求意志、思想、信仰、言论之统一，以巩固国家抗战图存之基础”。
1938年1月，孔德成在汉口发表广播谈话，阐释孔子的“攘夷大义”。他说：“孔子最重要的教训，一方面在‘攘夷狄，尊王室’，求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建设大一统的国家，一方面在‘兴灭国，继绝世’，求与各民族共存于天地之间，贯彻天下为公的目的，同时严夷夏之防，内诸夏而外四夷，希望未开化的民族共进于文明之域，达到大同之治；惟其对内主张大一统，所以厉行‘强公室，弱私家’的政策，制裁窃政擅权的诸侯，堕毁三都，起兵伐费，并反对三家的潜〔僭〕用舞乐祭乐，而于管仲的尊周室，攘夷狄，一匡天下，则极口赞美，同时禁止知识界以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
1942年孔子诞辰日，孔祥熙在讲演中称，“尊王攘夷大义”是中华民族“抗敌的种子”，是激励中华“同胞拼着血与汗，不惜肝脑涂地，来和敌人拼命”的精神动力。“尊王攘夷”，并非“服从皇帝，驱逐外国人的谬论”，而是拥戴领袖，驱逐侵略者，并光复祖国。《春秋》所谓“夷”，“乃是无道德而专想侵略别国的残暴民族”，所谓“王”，是“道德名望一切都为天下人所推崇所拥戴”的“足为领袖的人物”。他强调，“攘夷”的第一步是“尊王”，也就是“拥戴领袖”。他又强调，当时各国家、各民族奉行实力原则，互不信任，倚强凌弱的霸道行径不断出现。纪念孔子，要阐扬孔子的大同理想，改变人心，使各国家、各民族“彼此讲信修睦，互帮互助”，祈向和平。
国民党陆军上将何键称，人类若只“知有己国之利益，而蔑视他国之利益，必至非分妄取，而以侵略他国成功或殉难为美德”。消除战争，需要阐扬孔子的大同理想，由“亲亲老老幼幼之意”，“推己及人，而不独国其国，种其种”，扫除“一切自私自利之心”。他又称，战后和平要策需要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均安”思想出发，确立各国互利互助、共遵国际规则、共担国际义务的国际秩序。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除“恢复民族固有精神”“恢复民族固有地位”外，还有扶助弱小民族，以中华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大同的内容。国民党当局在阐释孔子的“攘夷大义”时，时时不忘联系其大同理想。全面抗战之前，思想界曾就此提出批评，认为当民族面临严重生存危机，救亡不暇之时，大同理想简直是侈谈。而全面抗战开始后，思想界对此甚少批评。国民党当局有关以孔子大同理想消弭人类战争的论述，固有唯心主义的嫌疑，但当民族独立战争进行之时，在以“攘夷大义”激发国人救亡热情与民族意识，强调民族解放战争的正义性的同时，突出孔子学说以“仁”为出发点、以“大同”为目标，强调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战争，也是为世界和平而战、为合理的世界秩序而战，其现实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
其五，阐释“孔子的真精神”与人生态度，以此激励国人投身抗战、坚韧不拔、奋勇斗争。江西省教育厅厅长程时煃称，“亦儒亦侠为儒家最理想完美的人格”。他摘述《儒行》各节原文并加以解释：“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可见“儒家立志的坚定”。“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是说“个人生死事小，国族安危事大，我志在救国，虽为国牺牲，此心仍不忘念于国家也”。儒家“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闻善相告，见善相示，患难相死”的操节与处世的态度，“在此抗敌时期尤其值得提倡。敌人正利用他们的枪炮劫我沮我侵略我，利用他们的金钱收买汉奸。我若见死更其守，见利忘其义，则国族前途，何堪设想”。“大则如威，小则如愧，难进而易退”，表明儒家主张“大是国家大事，小是个人生活，比如人家欺悔〔侮〕我个人可以容忍，若侵略我国家则不容不威”。“言必先信，行必中正。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是说“非到最后关头不轻言牺牲。既到最后关头，则或舍生取义或杀身成仁。见危授命，不稍迟疑，然必求其得当”。这都是抗战需要加以发扬的重要精神。
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主任程起陆强调，孔子的伦理哲学与政治哲学所造成的“礼义道德爱好和平的民族特性”，“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魂”。这既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动力，也是抗战所需要保卫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他又强调，孔子“一车两马，栖栖皇皇，周游列国，冀求见用于世，以行其救民之王道，不稍灰心，不稍妥协，坚忍奋斗，直历十年而不少懈。虽明知春秋之世，无可挽回，犹夙夜兢兢，呼号奔走，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忍卓绝精神，尤足为我们努力革命，艰苦抗战的绝好模楷”。孔子的学说与道德精神，深潜于中华民族的心灵，“历史上忠义卓著的人，如诸葛武侯之鞠躬尽瘁，岳武穆之精忠报国，苏子卿持汉节于匈奴，颜真卿陈祸福于希烈，文天祥之从容就义，史可法之临死不降，以及革命诸先烈之为国牺牲，慷慨捐躯，这些仁至义尽，民族正气的发扬震铄，都是本着孔子‘杀身成仁’明教的隐潜力量所发挥出来的”。
国民党当局对于纪念孔子的意义的论述，除上述内容外，还有其他方面，比如有关忠孝问题的论述。近代以来，不少非议孔子的人们强调，孔子倡导家族主义伦理，强调孝，遂使国人重家轻国；孔子倡导的“忠”，为历代专制统治者所利用， 与现代国家不相容。对于这些说法，清末与民国的尊孔人士陆续有不少反驳的意见。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忠孝观念也有新的阐释，使传统的“忠孝德目”脱离儒家“忠君孝慈”之窠臼，而转向“对民族尽孝，对国家尽忠”。国民党当局论述孔子诞辰纪念的意义时，对此亦有论述。比如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认为，“忠者，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事业之谓，乃任何民族都不能缺少的民族争存的宝贝。我国数千年来迭经忧患，终能克服一切困难，至今屹立于世而不可动摇者，实赖此种传国的宝贝所发生的无形力量”。“忠孝是不可分的，能忠必孝，能孝必忠”。他认为，投身抗战、奋勇杀敌、光复失地，既是对国家的忠，也是对祖先的孝。反之，如汪精卫等卖国叛徒，既是不忠，也是不孝。
结 语
全面抗战之前，国民党一面对日妥协，一面大张旗鼓地举行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引起思想界不少批评。温和的批评意见肯定孔子的人格值得效法，孔子思想有值得发扬之处，但强调若只谈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而不提如何剔除其中的陈腐内容，甚至将孔子偶像化，就会走向复古。激烈的批评意见则强调，孔子思想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当局推行高度政治化的孔子诞辰纪念，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官方的孔子诞辰纪念活动仍有“反共”的意图，但从团结抗战、服务抗战的角度出发，思想界很少公开批评当局的纪念活动，仅对当局关于孔子思想的阐释，以及将孔子偶像化的做法提出了温和的批评。这表明，大敌当前之时，一般人民大众从民族大义出发，对国民党的孔子诞辰纪念与尊孔活动有相当的包容。
以孔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而言，以适当的形式对他进行纪念，无可厚非。纪念孔子，也不必然走向复古。抗战时期国民党推行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其动机也有部分可以肯定之处。由于孔子思想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思想界对于如何看待孔子及其思想分歧严重，国民党推动孔子诞辰纪念活动的政治性、功利性过于明显，故这类纪念无法改变晚清以来孔子地位走低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