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学术成果丰硕。如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推陈出新，自然成为众多学人思考的重点。其中区域抗战史无疑是将抗战研究推进至更高水平的重要选择，“进一步推动区域抗战史研究，应该是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一种可能取向”，“专门针对某一区域的抗战史研究也同样十分重要”。王龙飞新著《全民皆兵：太行根据地的武装体系（1937—1945）》（以下简称“《全民皆兵》”）便是一部典型的区域抗战史研究力作，出版之后深受学界关注。该书在史料、视角、方法、叙事等方面究竟有何独到之处？对于研究较为成熟的太行根据地，如何取得突破？正如“后记”所言：“处理这么一个老题目，常被问到的是‘你的新意何在’”（第363页）。该书对于抗战研究有何最新贡献和启示？值得我们一探究竟。
《全民皆兵》除“前言”和“结语”外，共计七章，分别为第一章“八路军进入太行”；第二章“太行根据地党政组织核心的形成”；第三章“军区制与群众武装体制”；第四章“减租减息运动：以斗争促动员”；第五章“民兵的粮食、武器及训练、管理”；第六章“游击秩序的建立”；第七章“民兵参军参战”。由各章节标题可知，《全民皆兵》详细论述了八路军进入太行并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全过程，从宏观到微观徐徐展开，客观生动地再现了八路军在太行山区的进入、渗透和扩大的真实画面。《全民皆兵》运用大量一手史料，以令人信服的论述，详细回答了“前言”中的三个核心问题。
1.发动群众：中共武装何以迅速发展？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进入太行山区与日军作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建立县区武装、创设抗日民主政权和扩充兵力等有力措施，仅仅两三个月后就取得良好开局，“八路军已经扩大了两倍以上，而同时期的国民党部则是十数万的溃散，八路军在如此关键时期的快速逆势成长对未来战局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第39页）。积极发动群众参加抗战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体现。八路军在进入太行山区前后，主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系统主导山西民众的抗战动员与抗战教育。太行山区的民众对八路军的好印象在双方接触中逐渐产生，通过和腐败的国民党部队直观比较后，人们醒悟道：“阎锡山胡说呢，这军队这么好，哪像他说的那样”，“长到68岁，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人心向背决定了国共军队的命运走向，而人心所向是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
太行根据地党政组织核心形成后，一再发动群众运动，“通过斗争的方式反复冲击乡村原有的权势体系，以明确阶级对立，坚定群众跟共产党走的信心”（第113—114页）。仅是如此还不够，为维护根据地社会秩序，还需普遍组织人民自卫队及民兵等群众武装力量。“群众武装从上到下的建立，一方面在兵役、战勤等方面有利于对敌军事斗争，另一方面对保卫和支撑根据地抗日政权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第114—115页）。
2.联通“民”“兵”：民兵为何备受重视？太行根据地民兵的出现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基层党政组织的需要，“政权改造和民众军事化相辅而行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第114页）。中国共产党在太行根据地各县村普遍建立党政组织后，为打击敌人、维护社会秩序，成立了人民自卫队，后根据抗战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北各地组建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将其作为与主力军、地方军并列的武装组织。因此，“民兵在村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第114页），成为维护基层秩序同时也参与对敌斗争的重要军事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1940年后，随着侵华日军对太行根据地“扫荡”的加剧，为保护根据地，八路军努力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军区制应运而生。太行军区成立后从县到村实现了“全民皆兵”的局面，党政军民日益融为一体。王龙飞认为：“从军区到编村的组织体系实际上是要以军事化的方式实现最大限度组织抗战力量，让全体民众对抗战负责、为抗战作出贡献”（第124页）。按照年龄，太行根据地大致形成了少先队→青年抗日先锋队→抗日模范自卫队→警备队等阶梯式的不脱离生产、半军事性质的民兵架构。民兵系统的构建，不仅动员、组织、训练了广大民众，为抗战输送大批优秀年轻人，而且有利于根据地社会秩序的稳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对此给予高度肯定：“这种制度是八路军与敌后民众结成血肉相连的最能坚持作战的一种最优良的军事组织。……对敌后华北抗战胜利的坚持是贡献了极大的成绩。”
随着民兵走上正轨，与之关系密切的粮食供给、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情报预警、粮食斗争、参军参战等环节逐步展开，作为联通根据地“民”和“兵”的民兵组织开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发展起来。这些内容占据了全书大部分章节，也是《全民皆兵》的亮点和创新点。对此，作者总结道：“民兵本身并无多大神通，战斗力也有限，但它作为中共军事力量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联通了‘民’与‘兵’。从‘民’到‘兵’的升级演进即实现了军队生长于民众的目的，军队遂能与社会结构为一体，社会亦能持续生长出力量来。兵民协作、兵民融合，共同构成‘全民皆兵’的武装体系”（第347页）。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大多关注太行根据地民兵的某个侧面，而《全民皆兵》出于尽可能“下沉”、尽可能“落地”的考虑，时刻从实处着手对民兵组织的酝酿、形成、运作、成效等内容进行细致论述，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太行根据地民兵的立体实景图。
3.组织核心：中共领导的全民族抗战为何成功？在山西抗日前线，中共中央制定的军事原则是“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也就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成为后来八路军在山西乃至华北地区日益发展壮大的根本方针。此后，八路军在山西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壮大自身，“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刘伯承等人的带领下，贯彻中央精神，逐步开拓太行山区，通过各种举措开展建党、建政、建军和动员民众等工作，在太行山区站稳了脚跟。
根据地建设是个系统工程，牵扯面甚广，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政权建设。1938年3月，中共中央致电朱德等人，要求以最快速度创建冀晋豫边区，“逐渐改造政权机关，使之成为广泛人民阶层的抗日民主政权”，并“成立边区临时政府”。在此背景下，中共冀晋豫省委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相继成立，形成了太行根据地的党政组织核心。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导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辅助下，中共冀晋豫省委日益走向成熟，“较快具备独当一面的领导能力”（第115页）。《全民皆兵》详细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指导太行根据地进行建设工作，该书第二章还以冀晋豫省委对冀晋特委的批评和指示为例，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深入扎实推进根据地建设的情况。《全民皆兵》还重点描写了太行根据地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精兵简政”“减租减息”政策等多个案例，有效推动民兵武装的扩大，认为这些都归功于党的领导。
强有力的组织核心是太行根据地工作得以深入开展的根本保证。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太行根据地党委组织和边区政府成功建立了一个上下贯通、党政军民密切协作的多层级多维度的政权体系，有了这样坚实的基地，才能够顺利实现“全民皆兵”的局面。
1.客观呈现。作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工作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全民皆兵》认为，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注重下乡宣传的同时，却借助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及各种群众组织开展扩兵筹粮工作，这种二元背离模式导致群众工作没有得到较好开展，“偏重于宣传和中共党组织在实际领导中缺位的弊端很快显现出来”，使得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原因在于：一是“对群众没有正确的认识与了解”；二是“不敢领导群众的自发斗争”（第62页）。农民只是本能地对战争充满恐惧，所以不少农民错误地认为：“日本来了是争江山世界，杀了老百姓谁来养活他们”。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是“说空话”。在这样的认知下，山西部分农民的抗战态度消极，在武乡有村民说：“可算跑脱了，要不叫人家撵上当兵，可不知道山南海北去哪里呀！”甚至在村民中还盛行这样的说法：“这年月，闹得人就没法活，支差、出粮就出不完”。《全民皆兵》并不回避八路军在开创太行根据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真实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面临的各类问题和困难，更能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的可贵。
2.细节真实。《全民皆兵》对于历史细节的刻画十分真实，体现了作者求真求实的学术态度。作者以传统观念“当兵吃粮”为例，叙述了民兵刚开始普遍要求吃公粮，出现“管饭就干，不管饭就不干”的不良现象。最终太行根据地经过实践探索，形成了较为合适的民兵吃粮方案：“在反‘扫荡’中民兵未出村时仍不得动用公粮，不得已到外围作战时才可按规定吃公粮，家里负担不起的经区指挥部批准方可食用公粮，在斗争中已分给民兵的粮食只准供给少数到县区担任战时交通员的民兵使用。”再如作者以抗战后期的安阳战役为例，描述了民兵参与抗战的全过程：“安阳战役中，民兵、自卫队起了重要作用。林县、安阳、安汤、林北、磁武、涉县等主要相关六县有组织参战的民兵达6900人，参战自卫队25000人，临时自动参加的和在村里担任戒严、助军勤务的尚未计算在内……民兵在战役中所担负的任务主要在两个方面：在主攻方向，主要担负战场勤务，包括战场警戒、看守护送俘虏、护送抢救伤员、运输弹药、构筑公事、打扫战场等；在次攻方向，主要担负钳制、围困敌人等。”诸如此类注重细节的描写遍布全书，给人一种亲临抗战现场的感觉。
3.叙述生动。史学成果如何更好地走向社会，是学者与人民群众沟通对话的关键。马敏曾说：“长期以来，史学成果如何能够走出书斋，赢得社会的重视和民众的关心、喜爱，即如何实现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一直是困扰史学家的一大难题。”《全民皆兵》语言生动活泼，可读性强，为史学著作大众化、普及化作出了努力，该书有许多生动形象的描写。例如，该书生动地再现了太行根据地老百姓在日军入侵下的逃难情景：“早先老百姓的逃难是一听说敌人来了，就背上被褥拉上牛羊，各顾各向野地四散逃跑。吃饭有的在沟渠里生火安锅造饭，有的吃干粮炒面。许多时候，敌情消息不准确，群众也没办法弄清，有点风吹草动就跑，有时一天跑三四回。在饱受这种混乱之苦后，群众开始意识到岗哨、情报的重要性，纷纷表示不能再‘糊涂钻沟、糊涂跑路’了”。描述老百姓对于反“扫荡”过程中空舍清野的认知过程也同样活灵活现：“起初党政组织往往以命令的方式要求其隐藏好粮食和财物，而群众并不积极，事前存侥幸心理，事到临头却又手足无措。曾有群众在敌人来临时，面对满屋家当长叹一口气，不知从哪里下手，最后竟拿了一个扫帚慌乱而逃。”
基于厚重扎实的史料分析，该书为我们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太行根据地抗战历史面貌。阅读《全民皆兵》，能够给人一种联通历史与现实的感觉，引发读者共鸣。
《全民皆兵》以太行抗日根据地民兵武装体系为对象，全面深入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发展壮大的详细过程。作者在史料挖掘、研究内容、学术观点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区域抗战史乃至全民族抗战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该书是一部有影响力的成熟之作，不过仍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探讨。
虽然这是作者根据相关史料得出的看法，但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的抗战宣传活动，夸大了“九路围攻”的社会影响。正如作者所说：“八路军也非常重视对民众的宣传，相关的工作自出征之时即开始进行”（第61页）。作者又指出：“民众的觉醒并不仅仅是因为知晓了抗日救亡的道理，更重要的是借由村政协助员的宣传他们开始更多地了解到关乎自身权利的一些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农民知道了“组织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60页）。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民兵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并组织民众的结果。与此相对照，在沦陷区、国统区等区域也发生了众多日军入侵的残酷现实，当地老百姓却没有被有效地动员起来，这说明有无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动员十分关键。历史证明，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教育之前，老百姓对抗战的认识主要来自于朴素的观察；只有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教育之后，老百姓才能较为深刻地懂得抗战与其自身、与国家和民族密切相关的道理。
2.研究内容稍显欠缺。减租减息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动员农民的重要措施。王龙飞高度肯定了减租减息对于太行根据地发动农民斗争进而扩大民兵组织的积极意义，在该书第四章详细论述了二者的互动关系。他说：“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遍及全区的大规模群众斗争运动，对于打开局面促进动员有显著效果”（第157页），减租减息是“最重要、也是非常有效的路径”（第343页）。然而，根据已有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太行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等困难，更好地动员群众抗战，采取了包括减租减息在内的安置移民、组织垦荒、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开展节约互助运动等措施，“这一系列举措的推行和实施不仅有效化解了根据地的粮食危机，而且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甚至太行根据地的基层征收秩序在动员农民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其实已经被初步动员起来，对于根据地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改观”。中国共产党为了动员农民参军参战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可是农民的参军意愿并未完全实现，“实际则无法达到真正的‘全民皆兵’”。也有学者认为，“尽管经历了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以及阶级意识长时期的培养，依然有部分农民未按中共的预设，将参军视为自己应尽的阶级义务。”因此，减租减息只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根据地困难、动员农民的重要举措之一。《全民皆兵》只关注于此并给予过高评价，而没有考虑或忽略其他因素，使得研究内容不够完善，给读者留下意犹未尽之感。
3.主旨概念还需深化。《全民皆兵》以太行根据地为考察中心，而太行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创建的众多根据地中“重要的一处”。因此，文章应明确指出太行根据地的民兵体系有何独到之处，这也是决定该书新意的重要落脚点。否则，读者阅后自会发问，太行根据地的民兵和晋察冀、太岳等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民兵有何不同？再如，《全民皆兵》既然以“太行根据地的武装体系”为研究对象，那就应对“武装体系”这一主旨概念进行详细说明。根据王龙飞的论述，“武装体系”由正规军、地方武装及民兵三部分构成，而作者论述的重点却只有民兵体系，似有以偏概全之感。民兵是地方武装和正规军的主要来源，“民兵下连群众，上接正规军”，三者之间有何互动关系？作者已指明太行军区成立的原因在于统合根据地武装力量，“军区（军分区）的一个重要职能是统一组织地方部队和民兵，这也是组建军区、军分区的重要原因”（第128页）。因此，应明确论述民兵和根据地其他武装力量的内部关联，该书对此没有详细展开，留下一些遗憾。
任何著作都不可能百分百完美，瑕不掩瑜，《全民皆兵》的学术贡献值得肯定。首先是学术态度端正。为使研究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作者数年间先后前往太行山区十几个县档案馆寻访档案资料，且收获颇丰，这种勤奋谨慎的问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其次是学术追求执着。《全民皆兵》的研究，缘起于作者一直在追问中共革命史研究如何落地这一问题，他希望通过太行根据地，从实处着手，在历史的呈现上提供足够丰富且详实的细节。最后是学术观点创新。王龙飞以太行根据地为例探寻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根源，使用简短的四个字“全民皆兵”作为书名，也是对所有问题的回答。该书结语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共在全面抗战时期在太行这样的敌后根据地造就了‘全民皆兵’的局面，而这种深度改造和重组社会的努力，既帮助中共度过抗战难关，也为中共从局部建政走向全国执政奠定了重要基础”（第351页）。该书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述中共在敌后根据地破旧立新的过程，以群众运动的方式由浅入深地改造根据地社会。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通过“全民皆兵”的方式，实现了社会的深度改造和重新组织，既帮助中国共产党度过抗战难关，也深刻影响之后的历史进程。亦即，“全民皆兵”不只体现军事意义，还具有社会意义；不仅关乎政治革命，也关乎社会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