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现代意义，学界已有充分的讨论，其物质和技术层面的现代意义，则很少有人关注。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始终重视现代技术的运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迅速而有效地传递信息，八路军初进华北，即着手建立通信系统。这个系统既包含传统的通信方法，也包含现代通信技术。所谓现代通信技术主要指无线通信和有线电话，无线通信多用于中远距离通信；在当时技术水平和战场形态下，有线电话主要用于中短距离通信。
有线电话网的建设，对于游击战争的坚持具有重要意义。1942年1月，第一二九师在《长途有线电话工作条例汇编》中指出，“敌后根据地处在敌人四面包围的环境，应付敌人扫荡与反扫荡，全靠通信的灵活与周密”，“而其中尤以长途电话的功效为重大，因为它能使双方相距数百里之遥，犹如对谈于一室，关于敌人的行动情况的变化、作战机宜的指示、命令的传达、部队的配备调动、子弹给养的补充等等，可于顷刻之间很正确的互相明了，迅速办理，借以达到打击及消灭敌人的作战任务”。
除了军事功能，有线电话也是根据地其他重要机构的通信方式。1942年1月，太行军区《长途电话使用规则》显示，军事机关、党部、政府、民众团体、学校、报馆等，皆可以使用电话。随着根据地商业贸易的发展，有线电话成为沟通商业情报的重要工具。1945年2月，滨海军区明确规定：“每日十时至十二时，由工商管理局互相通话，交流各地之贸易情况。”由此可见，有线技术的运用，对于根据地的整合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华北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中居于重要地位，有较为完备的有线电话网。然而，华北各根据地有线电话网发展初期，在安全和效率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各根据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到抗日战争中后期，包括华北在内的“已巩固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内部与边围，有普遍的长途电话网，成为情报通信网的主要联络工具”，“从每个根据地内部联络来说，超过了无线电通信的作用”。
目前，已有学者关注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军队无线通信问题。但是，关于有线电话的研究尚未展开。有鉴于此，本文以晋察冀、太岳、太行根据地为中心，探讨根据地提升有线电话安全和效率的基本措施，进而讨论其能够有效运用电话技术的原因。
红军创立之后，有线电话逐步成为红军通信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红军编制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有线电话通信的便捷和安全，对于加强苏区的内部联系以及红军作战指挥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华北地区有线电话亦有相当发展，在军事、经济等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八路军进入华北后，通过整理既有的电话线路，迅速建立起根据地的有线通信网。
在晋察冀，“有线电网的基础是山西、河北两省几十个县原来的线路”，“1937年底和1938年初开始，从军区向分区建立了有线电通信，在旧线路上改一改，很快就通了。”在晋绥，第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即修理起晋西北的电话网，先使旧的电话线能通电话”。
随着根据地日益巩固，八路军和日军的作战线逐渐明朗，有线电话网在八路军战斗中的作用日益明显。1939年9月，第一二〇师和晋察冀军区利用已具雏形的电话网，在陈庄战斗中建立了电话通信，极大地便利了战场指挥。同年秋，在晋察冀军区雁宿崖战斗中，“通信联络好，电话线路多”，“所有参战部队都能够用电话指挥”，“指挥便利，报告迅速”，成为胜利的重要因素。在1939年秋季反扫荡作战中，晋察冀军区的“有线电话起到很大作用——报告与命令能随时到达”。11月，晋察冀军区指出：“在短距离内尽可能使用有线电话”，“在战斗情况变化最迅速时，用电报报告情况与指挥部队，因翻译延误时间很长，不如电话为捷便迅速。”
有线电话便利了各根据地信息传输和战场指挥，但是，在敌后游击战中敌我交错、战线频繁变化的环境下，其安全和效率方面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电话安全问题主要有两种：一是线路被破坏；一是通话被窃听。1941年1月27日，第三八六旅某部“住在韩壁，距蟠龙敌人仅廿里”，“把军用布置用电话传达，被敌人窃听遭受袭击”，政治部主任苏精诚在袭击中牺牲。刘伯承事后总结道：“其血的教训，就是由于该部队距敌仅二十里，却未派小的游击队接敌侦察，也无战斗准备和直接警戒，而又在电话中泄漏了军事秘密。”对于有线电话通信安全问题，晋察冀军区也强调：“有线电固为我今日通讯主要手段之一，但须特别注意保守军事秘密。”
电话效率也有两重含义：一是具备顺畅传递重要信息的能力；二是能够获取信息并分别轻重缓急传递信息。理论上讲，利用有线电话传输信息，具有“迅速而又准确”的优势。但在现实中，受多种因素的干扰，有线电话传输信息往往难以达到“迅速而又准确”的效果。1939年11月，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在黄土岭战斗中未能取得彻底胜利，“电线被敌人切断”，导致“一个命令经过长久时间才能达到，如7号进攻命令三团、二团接到的很迟，不能及时动作”。1941年9月，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邓华在总结反“扫荡”经验时强调：“一有情况，电话就摇不通，即使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摇到，却听不清楚，因此便直接影响了作战的指挥。”于是，“以最大注意力保证反扫荡时电话网之畅通”，成为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1940年2月，太行纵队指出：“打一次电话像过一次难关”，“电话失其效用，以致徒步通讯不敷派遣，电信累赘不堪”，“长此以往，在将来敌人残酷‘扫荡’下，将感受莫大的痛苦，甚至因此可能受到不应有之损害”。1941年12月，第一二九师在军事工作总结中称：
太行区长途有线电话的通信工作历来就不好。在通话距离上是不远的，百里以内讲话经常是不很顺畅，特别是雨雪时候，数十里之遥即无法通话，往往不用电话则已，一用电话即令人生气之慨。自去年军用电话局成立之后，经过一番整理，较前稍好，但通话距离亦不过二三百里。经过去年十一月敌人反扫荡之后，大部线被破坏，于是几乎中断。不久再仓促渐次修复，可是通话是很不顺畅的。过去在涉县、武乡及邢台都可直接通话，在今年四、五月间都不行了，甚至与桐峪通话都发生困难（九十里），遇天雨时就完全不能通话。
综上所述，华北各根据地有线电话网的建立，极大便利了八路军的作战指挥。但不能否认，利用有线电话网传输信息，存在泄露机密的风险，也受通话效率低下的困扰。
需要指出的是，有线电话网的安全和效率，是紧密相关的两个问题。安全是效率的前提，没有安全就没有效率；但没有效率，安全就失去意义。比如，为战争服务和增强效率，电话线路必须接近日军和战场，这势必降低其安全性；但不牺牲一定的安全，高效传输就没有意义。因此，发挥有线电话网的作用，需要兼顾安全和效率，两者缺一不可。鉴于两个问题相互交叉，可以从线路规划设计、建设维护，以及电话的管理、使用等三个角度，综合讨论华北各根据地提升有线电话网安全和效率的措施。
线路的规划设计是电话网建设的起点，如果规划设计没有达到安全和效率的目的，那么，其他工作皆无意义。因此，线路的规划设计是决定华北根据地有线电话网安全和效率的根本因素。
在八路军和日军的战斗中，破坏对方的通话线路，窃听对方电话，是双方争取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措施。因此，华北根据地有线电话安全和效率方面的挑战，主要来自日军。于是，“保障任何环境及各种情况下，不受恶劣情况的威胁，能顺畅通话”，成为有线电话建设必须考虑的问题。
1937年11月，在山西平定的广阳战斗中，八路军第129师电话兵在切断日军的电话线。
（一）荫蔽线路。在华北根据地开创初期，有线电话的线路不荫蔽，经常被日军发现、破坏和窃听。经过几次战役的教训，各根据地开始强调线路荫蔽的重要性。1940年2月，晋察冀军区总结反“扫荡”作战经验，强调“遭受敌人破坏的电话线，多是接近大道的为最多，架设在山路小道（或没有道路的）的地方遭破坏很少。同时，敌［人］也不会派出若干兵力专来破坏电线。”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根据地形情况，注意到战时可能发生的变化及作用”，“把电话线路都架在山上，这样一方面可以战时利用，再者又隐蔽，水又不易冲坏。”1939年10月，第一二九师规定：电话线路“避开道路（甚至小巷也不走）及河沟，一律走山上。”“估计敌人可到或靠近敌人的地方，应设□伪装起来。”百团大战后，太行军区对电话线路进行了改造：
为了避免敌人破坏起见，将沿途大小道路及河沟架设的线路改架至山梁，经百团大战及雪天查线的经验（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敌人多沿山梁经过，线路破坏不少），则又将线路改架至山腹侧背，或横穿过山麓，并且架成不规则的曲折形状，避免经过村庄，线杆亦不过高，以免暴露目标。
1941年7月，晋察冀军区为应对日军进攻，要求“将暴露的线路部分的改修到隐蔽山地”。在战役总结中，晋察冀军区强调：“有线电线路之架设愈隐蔽，则愈能坚持在紧张情况下通话，且可少受敌人之破坏。大道上线路宜在两侧山地之背斜面，过山线路宜在鞍部。”
1942年1月，据晋察冀军区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两年来共撤收暴露线路731里。“由于电话线路较隐蔽，在反扫荡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经过几年的摸索和改造，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对线路安全颇为自信，称“现有各线均曾经多次修改而成者，故均很隐蔽。”
（二）备份线路。虽然荫蔽线路增强了有线电话的安全和效率，但是，战争的残酷性要求更高程度的保障。因此，在荫蔽线路的基础上，各根据地提出备份线路的理念。1940年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根据1939年秋季反“扫荡”作战的经验，决定以水泉和管头为中心建设电话网，“分开几路架设电话线，将来作战时，一路电话线被破坏，还有其它线路可以通话。”1941年7月，晋察冀军区为应对日军的进攻，要求各部“增架及修整电话网，凡重要之干线，均架成二至三条平行线路，平行线路之距离，最小限度为一日行程”。1943年2月，晋察冀军区对“电话线路之管理与修补”，提出“以不发生空隙和不使上下级各纵横联络中断为原则”。1943年4月，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总结反“扫荡”准备工作时强调：“有掩蔽于腹地之电话线多条，平时不通话，亦未与干线衔接，待反扫荡开始时，始与干线衔接开始通话。”聂荣臻后来对平行和秘密线路的设置给予较高的评价：
边区四通八达的电话线，特别是战时的秘密电话线，保证了我们在反“扫荡”中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指挥部队，同敌周旋，寻找机会打击敌人。
在太行军区，1942年8月，刘伯承在夏季反“扫荡”工作总结中指出：“电话线要架设在不易破坏的偏僻悬崖间，各局、所也有潜藏的预备线”，并强调“这是平时要做的工作。”
（三）荫蔽和备份线路，侧重有线电话网的安全。根据长期战争积累的经验，以及日军行动的规律，预先布置电话线路于作战要线和重要战场，可以增强有线电话服务战争的效用。
1942年，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进一步改造“电话线路与电话站的位置，力求适合军事的要求”。1943年初，为应对日军即将进行的“扫荡”，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强调了制高点的控制和建设，“一团共架有四条：东水至棋盘坨，棋盘坨至三道直屋；苇地至九连山；老君堂至姑姑坨。以上电话线除与各电话干线衔接外，各制高点间亦可相互通话，并可与二十九团之制高点联络。三团共架电线共五条，另改修一条：1.玉皇坨至塔底；2.玉皇坨至张家庄；3.吴家庄至老鼠坨顶；4.花塔、北沟、东山经贝当山至杨家台西南山；5.张公铺（至）花抱坨。另将石家庄南之电线加以掩蔽修理”。
晋察冀军区电话线路图
太行军区强调根据作战和情报要线架设电话。1942年3月，刘伯承在总结反“扫荡”经验时提出：“各分区应确定本分区几条作战要线，把这些线上县、区、村指挥部的情报通信工作强化起来”，“情报站最好靠近电话线”。8月，刘伯承再次强调，军分区与县、区、村指挥部“要把从敌占区到腹地的作战要线上的情报通信所建立起来”。9月，太行区发布《秘密情报通信所组织与工作条例》，要求“在敌占区到腹地的作战要线上建立秘密情报通信所”，“重要的情报所必须配以电话工具”。
（四）增设和撤收线路。荫蔽和备份线路、根据战争经验预设线路，重在平时建设。在线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战役发起之前，撤收边沿区和不重要方向线路，增设重要方向的线路，是提高线路利用效率和保证线路安全的紧急措施。百团大战之前，参战各部都努力向重要作战方向紧急添设有线电话。1940年8月17日第一二九师命令：
2、师部由安丰架到前方联络所之马安桥，并由马安桥新架下龙泉与左翼队接通。3、总预备队由天化池附近直接架到马安桥。4、右翼队由其指挥所架到总预备队之天化池附近，详细线路由庚联谢指定之。5、左翼队由其指挥所经黄村架至下龙泉与师部接通。6、左翼队之十六团由黄坡架到水磨头。
作为重要的通信工具，有线电话在平时有传输非军事活动信息的任务，战时则主要负担军事方面的通信。因此，撤收不重要线路，是战前军事准备的重要内容。1943年初，为应对日军可能的扫荡，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认为，“边缘地区之线，在反扫荡时应用较少，故决定在反扫荡开始后即行收去”。8月，晋察冀军区命令“取消不必要的总机”，“在战术上无意义的地点，尽量不设总机”。“有暴露之电话线路，均修改成隐蔽线路，必要地区及制高点（区）增设电线，撤收边缘地区或不必要之线路”。
在敌后复杂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根据战争经验和地形地貌，着眼于安全和效率，合理规划设计电话线路，是有线电话安全和效率的基本前提。灵活和不断调试则是其重要特点。
二、 线路的架设和维护
（一）线路架设
架设质量对有线电话的安全和效率至关重要。1942年1月，第一二九师特别强调：“长途电话之能否维持经常通畅无阻，全靠线路之良好与机器的完整。”有线电话线路的架设主要包括线杆、线条和瓷头三个方面。
线杆坚固是线路坚固的首要条件，在各根据地建设有线电话初期，线杆质量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晋察冀军区在1939年冬季反“扫荡”总结中强调：“线杆的质量要好要粗大，埋线杆的洞要挖深（在三尺以上）。”1940年2月，太行军区发出整理有线电话的规定，要求修整“过小的腐烂的”电杆，“把倒地下电杆树立起来”。1942年1月，太行军区对线杆的埋设做了如下规定：
无论干线支线架设时，必须一律用电杆架设，不得利用活树，以免漏电。电杆长度以五米达为度，杆须直径以十生的为合适。电杆入地不得短于八十生的。每隔五根电杆作一人字拉线，每隔十根电杆装设一地线，以资坚固而避漏电。凡线路转弯或山底拉上山或树立山顶，易被大风吹倒之电杆，应酌量情形作一单方拉线或打个帮桩，以资坚固。
电线是有线电话传输信息的载体。电线连接是否牢固，直接关系到有线电话的畅通。在华北各根据地，有线电话的电线收割自日军的电线，“线料很杂，最短的只有几米长，粗的细的从8号到10号线都有”，“线路接头太多，一个杆距少说有七八个”，“由于缺少工具，许多接头都是用手缠绕的，接续的质量较差”。1942年1月，太行军区对电线的联结做了详细规定：
长途电话线路所用之线条，应以同一号线为架设标准，但现在线条来源缺乏，兹规定线条配合最低标准如下：干线应以六号、八号、十一号、十二号四种线条配合使用，不得以细线混合架设；支线最好以十一号、十二号、十三号线条架设，如此三种线条缺乏，可用十六号或被复线架设。两线接头之处，务须以原线两头用钢钳缠紧，如因线条太粗，并采用十六号或十八号细线缠紧，至少须缠七生的，系紧以后，应用焊锡焊固，若焊锡缺乏，亦须将两头线尽量扎紧，不得马虎了草。
其他根据地同样重视线路的改进。1942年1月前后，晋察冀军区有线电话“接线由挂钩改为螺旋接法或焊接”。由此可见，到了抗日战争中后期，各根据地依据材料的实际情况，对线路连接做了改进和规范，使线路牢固而顺畅。
连线、漏电是影响有线电话顺畅的重要原因。解决连线、漏电问题的基本办法，是在电线与其他物体的结合部使用瓷头，以达到绝缘的效果。1942年，第一二〇师某部在通信工作总结中强调：“电话架到森林，瓷头不好，下雨漏电，跑电。（电话）不容易摇到。”1943年9月，太岳区部分电话线路，依然“利用树代替电杆，不用绝缘子，将电话线绑在树上，一遇下雨天，就形成短路，使通话声音小，杂音大”。
为了解决连线、漏电问题，1940年5月，太行军区对使用瓷头做了简单规定：“无论干、支线，不得缠在杆子上，一律要安瓷头。”1942年1月，太行军区细化了瓷头使用的规定：
线路所经之处，必须装用瓷头，使线条腾空，切不可与树木、墙垣等接触，以免漏电。干线应用大号瓷头，支线应用二、三号瓷头。瓷头应装置在每根电杆距杆顶十五生的之处，不得装置过低或直装于杆顶。线条缠绕瓷头之后，因线条太粗，不易缠绕时，必须用十八号或二十号细线，将线系在瓷头上，以免脱落。凡从线杆引入总机、分机或单机之线，最好用胶包线或被复线，如因胶包线、被复线缺乏，必须用铁线引入时，应将引入铁线经过之房顶墙壁门窗之处，加装瓷头，以免漏电。总机及分机的院内应立一较房高一尺之总线杆，装置横木担，配上瓷头，各线均应经过此总线杆木担，整齐引入室内，以便检查，防止连线。
由此可见，瓷头质量的优劣以及使用是否正确，对通话效率影响很大。根据地有线电话建设所需瓷头来自缴获、购买和自制。在太行军区，“绝缘用的瓷瓶，是和老乡研究烧制的，虽然性脆易裂，绝缘不够好，但还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由于“自己试制的瓷瓶质量差，影响通话效果”，电话总局派人到敌占区订购。太岳军区为了解决瓷头缺乏问题，同样建立了简易的瓷窑，有回忆称：“弯钩和隔电子的来源比较困难，战斗中，隔电子很难保护，大部分被打碎。后来，我们改造了沁源韩洪附近的一个烧瓷碗的工厂，生产了大量的隔电子和弯钩，解决了困难。”
抗日战争中后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在电杆、电线和瓷头几个方面的进步，提升了有线电话线路的架设质量。
（二）线路保护
在战争中，日军采取各种办法获取八路军的信息。1941年12月，第一二九师军事工作总结指出：日军间谍网向根据地渗透：“实行接头政策，并窃听电话，偷盗和窃取文件。”日军占领长途电话线后，“不将线剪断，仍然使用，敌人常利用以偷听我之消息。三八六旅一月在武乡被敌袭击，六月份又在武乡与敌讲话，十一月份‘扫荡作战’，敌人先占领电线，首先偷听，而后破坏”。
为避免日军窃听电话，各根据地强调保护电话线路的重要性。1941年7月，为应对日军的“扫荡”，晋察冀军区指出：“防止奸细破线与窃听，各分区应与武委会协商，派出部分民兵与协同地方机关设法保护电线的安全。”1944年4月，晋察冀军区再次强调：“为使通讯联络顺畅，每村均有帮助部队修理电线，保护电线之责任。”
1942年8月，刘伯承在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中强调：“各县、区、村指挥部要把保护电线的任务交人民武装担任起来，并实行惩、奖规则。对于破坏电线者，必须严办本人，并赔偿电线。”1943年5月，李达强调：“各地民兵负责保护电线，如查有汉奸破坏或窃听电话时，则立即逮捕或捕杀之。”7月，第一二九师再次明确指出：“严密作战要线、偏僻巢穴和有线电线路上的巡察与盘查”，是抗日戒严的重要内容。
在“扫荡”和反“扫荡”的战斗中，敌我双方犬牙交错，截断线路是防止日军窃听电话的重要方法。1939年冬季反“扫荡”作战，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当敌人向银坊前进时，我神南电话站连夜赶回原地，敌人经过（地方）的线路很机动的剪断，以防敌人偷听”。晋察冀军总结百团大战经验时强调指出：“利用长途线搭线通话，须注意泄露秘密，切实检查剪断敌（人）方（向）的电线。”
1940年5月，太行军区在守机员规则中明确规定：“如我线之某段被敌占领，应将通敌方向之线剪断，以免被敌偷听。”1941年10月，第一二九师在反“扫荡”战役计划中命令指出：“尽可能利用军用长途电话，即使被破坏亦应争取在未被破坏之某一段通话，但须注意剪断接近敌方之一端，并只准报告情况，不准谈我军行动。”在1944年太行区战争指导中，李达再次强调：“当电线之某段被敌占据或破坏时，则剪断其通敌之一端，保持其余一段续行通话，但须防止道出有关我军行动之秘密，以免被敌窃听。”
（三）线路维护
及时发现电话线路的故障，并予以修复，是战时和平时电话系统的重要工作。
试线，是发现线路是否中断的基本方法。1939年4月，第一二〇师在齐会战斗、卧佛堂战斗中，建立了局部有线电话网，为保障电话畅通，“各交换机处派干部守总机，每十分钟试线一次”。1939年底，晋察冀军区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守机员经常试线与值班”，确保了有线电话的畅通。1940年3月《八路军各级司令部暂行工作条例》，将“监察电线通信的顺畅工作”作为司令部通讯值班员的职责。
1940年5月，《太行区军用电话建设计划》规定，守机员“每隔两小时应试线一次，倘有故障或中断，立即报告负责人派员修理。”1942年1月，太行区在《长途有线电话机器装设及使用规则》强调：“各话务员每晨接班时，应将机器检查一次，并与各处试线。”
巡线，既可以排除发现的故障，也可以整理和加固线路。1939年4月，第一二〇师在齐会战斗、卧佛堂战斗中，为保障电话畅通，“区分查线区域，不断地巡查线路”。1942年1月，太行区公布了《长途有线电话线路巡护办法》规定“各支局、各通信组应视线路多寡，酌派巡线员，以两巡线员巡管线路三十华里为原则，专司抢修巡护线路工作。”不管线路是否发生故障，“每月必须出巡三次，日期规定为十号、廿号、卅号，如因特殊原因，可将出巡日期提前或推迟一二日，惟不准躲懒或到期不巡，或私自将出巡次数减少。”“遇线路发生故障时，应先查明线阻地段，立即由该段两头巡线员出发对查，迅速修复。线路自发生故障至修复期间，最多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如逾二十四小时尚未能修复，应将不能修复理由报告各该分局。”“应由该局调集附近驻段巡线员，迅速赶往帮助修复。”“巡线员出巡或修线时，应酌带线料，如瓷头、十六号及十八号线及应用工具，如钢钳、踏脚板及途用电机，以备随时应用。”其具体工作如下：
必须挨杆巡视，不得疏忽大意，对于支线引入线，亦应巡视，并切实注意下列事项：1、电杆有倾斜或倒地，应即设法扶正。2、瓷头破裂或脱落时，应即更换。3、线档太松或将拖及地面时，应即更换。4、接头太松时，应用细线缠紧。5、树枝碰线时，应即砍去。6、支线及引入线有碰房顶墙垣门窗时，应加装瓷头。
为加强对巡线员的管理，“各分局、各支局及通信所应驻巡线员人数、姓名及巡管线段起讫地点，应由总、分局详细列表规定执行，并分别报告军区及各该军分区备查。”“巡线员每次出发工作情形，回局后应报告各该局主管人员登记，每月月终由分局以书面报告总、分局备查。”
（四）战时恢复和战后扩建
在战斗中，及时修复被日军破坏的线路，对于战时通信畅通是极端重要的。1939年秋季在日军向晋察冀进攻中，将城南庄向北、向东的电话线路以及两条东西走向的线路全部破坏。晋察冀军区的电话人员及时修复了被日军破坏的线路，保障指挥的顺畅：
11月7日，完（县）唐（县）进犯王各庄、北大悲一带……8日，两路敌人会合于管家佐，到9日向北前进，经过张各庄、葛公、神南、神北窜杨家台、银坊一带，线路大部被敌人破坏，使我联络困难，大悲、王各庄两电话站仍回原地点将敌人所破坏之线路能迅速连夜修复，继续与我部队联络报告……12日下午，三分区电话站与冀中电话排，将次要电线收掉，修复主要线路，保障了一分区和三分区的联络。19日，日军向娘子神、下苇子、老姑进攻，豆铺、王各庄、神南、大悲三站将被破坏线路及时修复，向后方部队及其他线路联络。灵山日军到王各庄，另一路到下苇子，倒马关敌人到川里，这时我们部队向西转移，集中电话员修理台峪之线路。19日夜，分区电话员12名，修台峪至董家村之线路。20日拂晓，恢复能通话。
此时，正值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前后，三分区及时修复主干线路，为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进行提供了通信保障。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总结道：“电话无论在平时、战时都起了它的作用，尤其三岔口战斗都能顺畅无阻的通话，使部队能迅速运动，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进入战斗。”
1942年8月，刘伯承在总结夏季反“扫荡”时强调：“在反扫荡中，如认为线路有被人破坏的危险时，则由各分局、所适时自行撤收，一有可能，即可重架起来。”在总结1943年3月反“扫荡”经验时，李达指出，“有线电话之使用，应保持到最后一分钟”，“如情况严重电线又确被敌人破坏时，则发动民兵自动将电线收存起来，敌情一趋缓和，则随即架设起来，恢复通话”。太岳军区1944年军事计划强调，在反“扫荡”作战中，“当敌人来时，撤收某些可能为敌破坏的电线，当敌人走后，立即按照分工恢复电线”。
战后修复受损线路，继续发展有线电话网络，是应对日军再次进攻的重要准备工作。以下是太行军区百团大战前后线路情况（见表1）：
在晋察冀军区，至1942年1月，不包括修复的线路，两年来共新建线路4106里。在1942年，晋察冀军区增设新线874里，修改旧线2329里，增设了重要的干线和支线与支路。
分析有线电话的安全和效率，物理的角度固然是基础，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组织和制度，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有线电话的安全和效率依然无法达到。随着各根据地有线电话网的建设，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才能保障有线电话的安全和效率。综合而言，各项制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管理有线电话网；一是管理通话。此两者对增强有线电话的安全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线电话网的管理系统
建立完备的管理机构和系统，确立各个机构的责权，是推动根据地有线电话网持续发展的行政基础。
在各根据地创立初期，有线电话网的管理权并不明晰。1939年1月，聂荣臻在晋察冀分局第二次党代会总结抗战经验时谈及通信问题，强调“电话归政府，指挥不灵”。至此晋察冀军区“所有电话全由部队掌管，保证了作战指挥时的灵活运用。”有回忆认为，从1939年起“网络管理上进一步明确职责，军区到各军分区的干线，由军区负责管理与维护；军分区以下的支线由军分区负责”。“军区由一个电话班扩充为电话排，又由电话排扩编为电话队”，“各军区都设有电话排”。
在太行军区，1940年4月邓小平在黎城会议上提议：“电话网须迅速建立，一定要军用军管，设立军用电话局。”1940年5月，该提议很快得到执行，太行军区公布了“军用电话建设计划”，建立电话行政管理体系：
军区系统下设立军用电话总局，各军分区设立电话分局，各县、区设立通信所及若干分卡，负责整理全军区军用电话事宜。总、分局在各同级参谋长直接指挥下执行任务，总局对各分局确定为上下级之隶属关系，分局对通信所对各分卡亦同。
首先，“太行区军用电话建设计划”明确有线电话的管理权：军用电话总局、分局隶属于军区、军分区系统，在“同级参谋长直接指挥下执行任务”；其次，建立“总局—分局—通信所—分卡—单机”的纵向管理机制。“总局按照本区最高军政首长意旨和指示及本区实际情形，建设与健全全区长途电话网；审计管理全区军用长途电话；实施与检查整个有线电话通讯工作。”分局“按着总局整个计划与该军分区军政首长意旨和指示和实际情形，订出具体实施计划；建设与整理本分区电话网；每周向总局汇报一次；随时供给总局各种情况。”通信所“在分局指示下，建设与整理各县、区电讯（话）通讯网；确实与各方转递通讯；随时收集情报向各分局报告；经常检查电线”。起初，太行军区设立了电话总局和6个分局。总局在军区参谋长及通信科领导下工作，分局在总局、军分区参谋长和通信股领导下工作。1943年9月8日，成立第7和第8军分区时，7分区组建了电话7分局，8分区未成立电话分局，相关工作由分区通信股负责。
与太行军区不同，晋察冀军区没有新设管理机构，电话站是其管理有线电话网的基本单位。1939年12月，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有线电话队共80余人”，“与各分区连络之电话线路，均由军区司令部电话队按各工作需要，派出三人至六人的电话员设立电话站”，“现在军区直接担任的有十余个电话站。”“大的电话站十来个人，小的三四个人。军区派出的电话站有阜平、城南庄、东沟等。”“3分区有比较固定的电话站10余个”，“分布在全区各中心枢纽地区，如完县的岭南、神北，唐县的李元庄、王各庄、石塘、西大洋，曲阳的吴家湾、王家村，阜平的炭灰铺、台柳。”“电话站之间的距离一般不超过25公里”，“负责修线路和转信”。
在敌我交错的战斗环境中，为确保线路畅通，各根据地不断加强对有线电话网的领导和管理。在百团大战前，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要求，对于“工作薄弱的站”，“临时可以派人加强”。在1941年秋季反“扫荡”准备工作中，晋察冀军区强调：“凡属通讯之中心点或在军事指挥上经常必须通过的地区之地方电话站，一律由各分区派电话员接收，较次要的可派二个电话员帮助和监视工作。”1943年4月，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总结反“扫荡”准备工作时指出：
反扫荡时加强各电话站之领导，增设电话站，以分区司令部、政治部一部分干部及各团队抽调少数干部，在反扫荡分配至各电话站担任该站之军政领导工作（以站长、指导员为军政领导名义），并在各站配备民兵通讯员、电话员、侦察员，以便在反扫荡时能单独活动，以保持与各方联络，各电话站均积存相当日期（一至二个月）之油、盐、粮食等物品。分配至各该站之军政干部已实际看过地形，并与民兵、区公所联络过。
作为最基本的电话线路管理单位，在战时加强其人员和管理，就成为保障通信畅通的重要措施。
抗日战争中后期，管理机构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显露出来。1943年11月，山东军区强调：“电话须集中军区、军分区参谋处统一指挥管理。”1944年10月，李作鹏在军工会议上再次指出：“将已完成之电话线加以统一管理，每个地区应设立电话局，有专门干部负责，并设立政治协理员，经常负责检查各站工作；加强所有人员政治教育与技术教育；每月应向通讯科作工作报告。”1945年4月，山东军区要求：加强与建设长途电话，“健全其组织领导，成立电话局或分局、支站，各站要充实其人员，建立各种制度”。
综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电话网由军队通信机关管理，分为随军电话和固定电话网两部分。各野战部队的随军电话可以接入根据地长途电话网，接收各方面的信息。有线电话网管理机构，负责其规划建设、日常维护、战后修复、使用秩序等，为各根据地有线电话持续发展和安全效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安全规则
在战争情况下，加强通话内容和方式的管理，是保障电话安全的重要措施，具体做法主要有两种：
首先，通话中应尽量使用代号。编制各部队和重要机关的代号，在通话、通信、命令中使用，是保守秘密的基本做法。
1940年6月，第一二〇师总结抗战以来的通信工作，指出“部队番号、首长职别、姓名，要用代字”，“自一九三九年到四〇年的今天，部队中可说普遍的都使用了。无论打电话、写信、平时叫的番号，都使别人不容易知道是我们的部队”。1943年7月1日，八路军前方总部发布命令，规定各单位代号，强调“新代号自七月七日启用”，“各单位收到此代号后”，“严禁同时使用两种代号的现象，电话中尤应特别注意。”其中首长代号如下（见表2）：
1942年1月，晋察冀军区对认真使用代号的电话员提出表扬：“四分区古道电话员，只一人单独昼夜守机支持十几天，并能严格使用代号，注意保守秘密。”可见，电话代号制度得到了基本的执行。
1943年8月，晋察冀军区重新对电话做了编号，“所必要的电话机，要由司令部编号固定，通知所有总机，以便接线，无号码者总机可不接线”；“部队电话机严格规定，由三科、三股严格统计编号，无代号者总机一律不接线”。
其次，使用密码传递信息。利用电话传递信息时使用密码，是对信息的最直接保护，这种密码称为话密。
1940年春，第一二九师规定：“电话密本及其使用法，并规定专门适用于作战部门，在通话的时候，将有关紧急机密事项，如敌情特别我军动静（简明扼要）译成电话秘密传达，以免泄露军事秘密。”但是，“各部队对此规定，仍未加以深刻注意与切实执行，以致在电话中泄露军事秘密，而使受害者时有所闻”。1941年2月，第一二九师“重新制定电话密本（以前的作废，但使用法照前），交由军分区及基干团司令部。如野战军团以上司令部参谋长及第一科（股）长保存使用”。同时要求“各部队首长切实监查执行，以免在电话泄露军事机密”。10月，在反“扫荡”战术的指示中，刘伯承再次强调：“在敌我夹杂行动的区域内，电话通信凡关于军事行动必须使用电话密码通话，防敌窃听。”
在总结1941年秋季反“扫荡”时，晋察冀军区强调：“为着秘密起见，各部队有关行动和秘密事项，不可在电话上交谈，须用电报或密语代之。”1943年8月，为加强保密工作，晋察冀军区指示：“机密问题（如战斗部署等），应严格使用密语。”
1943年11月，山东军区在建立补助通信办法的指示中称：“为保守军事秘密，防人偷听，电话站必须规定暗号并经常变换，通话内容则必使用电话密码（此密码应分通用与独用二种），由各军区参谋处统一编发，各级参谋处负责保管，无关重要机关不得发给。”1944年10月，山东军区对话密的保管和使用做出更为详细的规定：
“话密”分通用与独用两种；通用“话密”发到各个电话站，由各该站主要负责同志严密保管，调动工作时须列入交代，不准随便带走；独用“话密”，只限于军分区司令部以上机关，指定干部负责保管，在作战情况下，由各级参谋处负责掌握使用，调动工作时亦须列入交代。不论报告情况、分配任务或下达命令，只限以比较重要而带有机密性的问题，始得使用“话密”译发，一般不关重要问题，尤其是个人问题，禁止滥用“话密”。
李作鹏在山东军区军工会议上对此进行了解释：“这种密码一种是普通情报密，每站都有一本；另一种是独立密，发命令指示之用，只限团以上机关才有。由各通讯部门规定电话代号、缓急暗号、电话规则等，使长途电话工作完全有次序的建立起来。”
（三）通话秩序
通话秩序是关于什么人和机构有使用电话的权力，什么人和机构、什么事务有优先通话权力的规定，即分别通话的轻重缓急。在通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话秩序直接影响有线电话网的运作效率。
什么样的人或机构可以使用电话，是电话使用管理首先要明确的。1940年5月，太行军区作出规定：“部队和政府机关需借用长途线时，须先函商电话局转报军政首长批准后，另架线至总机或通信所通话。”1940年11月，晋察冀军区军事报告中称，北岳区已经建成通信网：“军区与分区，分区与团与营都通电话，各级部队与各级政权亦都通电话。”有线电话担负着军区首长和机关、军分区、区党委、边区政府、抗敌日报社之间的通信联络。
由此可见，根据地内的军事机关、党部、政府、民众团体、学校、报馆等，均可使用电话，其批准和取消则由军区掌握。1939年冬季晋察冀军区反“扫荡”作战，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事后总结道：“电话路上搭机多太紊乱，有许多时候电话上要不到”，“要到时找人讲话时又被隔断。”晋察冀军区强调：“保持线路的灵敏迅速还是不够，特别线路的混乱，各部队都为自己方便不顾整个的工作，这是最普遍的。有时一条线上搭到五六个机子，又不规定符号，弄得四处都摇不出来，或一摇铃各处都接电话（娘子神附近最混乱）。”1941年秋，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在反“扫荡”作战的第三阶段，情况稍松，“党政军民及大后方机关，又群集于几条山沟，甚至一些不必要的机子也都挂上了，因此一有情况，电话就摇不通，即使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摇到，却听不清楚，因此便直接影响了作战的指挥。”
为保障战时通话效率，1942年2月，晋察冀军区强调：“不论战时平时，均应估计到地方机关的通话，如重要机关，必须指定其应接何处总机，若不关重要的机关，可与各该专署协商，一律予其撤销，以免紊乱，致碍军机。”1943年8月，为保守军事秘密，晋察冀军区对电话进行了清理：“党政机关电话机必要安设者，一律通知司令部，不必要的机子一律取消。”
在太行军区，1941年12月，第一二九师指出，“通信组织不健全，工作难于进行”，“各部滥用电话，不守纪律，使长途电话难于管理”。为了规范线路的接入，1942年1月，太行军区规定：“部队和政府机关如需备用长途话线时，应先函电信总局或分局转报军政首长批准后，另架长途专线至附近总机或分机联络通话。”
除此之外，各军区对于临时搭线通话做出了严格规定，以保证通话的顺畅。1940年2月，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总结强调：“挂线搭机子应报告上级司令部，通知附近友邻部队，互相规定记号，以便连络。”“团以下的部队或机关未得高级司令部允许，不得随便搭线挂机子于长途线上。”1940年5月，太行军区做出规定：“无论部队和政府机关，一律不准在长途支、干线上私自搭线，否则没收机子并给以处分。”1942年1月，太行军区再次规定：部队“在战斗中万不得已时，经军区或师部批准者”，“在行动中，为了与各方向取得联系”；“情报员报告情况时”；“准许暂时搭机”；且“搭机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战斗中经师或军区首长批准者例外）”。否则，“没收机子，并予处分。”
任何搭在线路上的单机，都可以听到其他人的通话。电话人员偷听电话，既影响信息安全，也降低通话效率。1939年12月，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在战斗总结中指出：“各营的守机员在路上经常发现偷听电话（特别一团一营）。”1940年2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在反“扫荡”战役总结中强调：“偷听电话的现象在这次战役中也表现的相当严重（特别是一二〇师部队），搭的机子电话铃子一响到处都说话，到处都偷听。”
为确保通话效率和安全，各根据地均严禁电话人员偷听电话。1939年9月，晋察冀军区在秋季反“扫荡”准备训令中指出：“严禁沿途电话站窃听电话，违者严惩。”1940年5月，太行军区颁布军用电话建设计划，在总、单机守机员规则中强调：“守机员不得偷听消息或泄露机密。”1941年10月，为保障反“扫荡”中有线电话的效率，八路军总部规定：“禁止偷听，否则以泄露军事秘密论，予军事纪律制裁。”
保证军事信息的有效传输，是建立通话秩序的根本目的。1940年2月，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总结强调：“在任何紧张情况下，要保持讲话次序。”1940年3月，八路军制订工作条例，规定了通讯值班员的职责，其中即有“调节电话交谈的次序，不许其过分占用电话”。
1941年10月，为保障反“扫荡”中的情报传递，八路军总部规定：“每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六时至九时为情报报告时间。在报告时间内，各长途电话情报网之电话线一律停止他人讲话。”1941年太岳军区在侦察工作总结中称：“各军分区、各团，每天下午六时至九时，用电话向旅司令部报告一次（情报）。”
通话次序的规定，充分体现了“战争第一”的原则。1942年1月，太行军区《长途电话使用规则》规定的通话次序为“紧急军务电话、军务电话、政务电话、普通电话”。并要求：“各长途电话员值机时，应切遵上列次序予以接线，不得紊乱，如遇有紧急军务电话，其余电话应均暂停，尽先为之呼叫接通，以利军讯。”
尽管没有太行区比较明确的通话制度，其他根据地有类似的命令。1943年11月，山东军区要求：“通讯部门应保证电话顺畅，情报部门应利用电话及时报告情况，并规定一般情况下每日黄昏后至廿四时全部时间为处理军事问题使用，各级党、政、民在此时间内不得轻易扰乱。”1945年2月，滨海军区在命令中规定了长途电话的使用次序：
每日十时至十二时，由工商管理局互相通话，交流各地之贸易情况。每日六时至九时，十八时至二十一时由各地报告情况，如有特殊紧急情报应随时报告。每日十二时至十八时为一般机关通话时间，如遇情况紧急和反扫荡时，其他通话一律停止，全由军事机关使用，以便及时掌握情况和指挥部队。
滨海军区根据通话内容，将电话分为经济、军事和一般机关事务三类，而且强调军事通话的绝对优先权。
为了保证通信资源的有效利用，很多根据地甚至规定了通话时长限制。1940年5月，太行军区规定了通话纪律，“时间不得超过五分钟（特别情形例外）”，“不准私人说闲话”，“在有特别事情时，一切普通讲话均得停止”。1942年1月，太行军区再次规定：“收发话人在长途电话中通话时，应简单扼要，通话时间不得超过十分钟（特别情形例外），否则，值机员有中止谈话之劝告，并将线拆断”；“长途电话非因公不准使用，绝对禁止私人闲谈”。1943年8月，晋察冀军区强调：“通话时少讲废话，至多不超过五分钟，问题多时，事先有准备，以免临时啰嗦，电话叫通立即讲话，纠正互相等待讲话的现象，遇有防空警报，任何通话一律停止，以便传警报。”
综上所述，有线电话行政管理系统，从事线路的规划、建设和维护，持续推动电话网络的发展，是电话技术运用和安全效率的基础；规定使用电话的资格、根据信息的轻重缓急确立通话秩序和时长、管理通话内容和方式，则与电话的安全和效率直接相关。
结 语
为提升有线电话的安全和效率，一方面，各根据地将线路隐蔽、备份、贴近战场，强调线路架设的质量、维护，强调战前线路的撤收和增设、战时线路的修复、战后线路的扩建等；另一方面，明确有线电话的管理权、使用权，以及使用规则。到抗日战争中后期，各根据地形成了有线电话建设和使用的较为成熟的体系和办法，华北根据地的有线电话网实现了量和质的同步提升。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及其运作，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华北根据地有线电话网发展历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吸纳现代技术的决心以及对其进行创造性运用的能力。1942年1月，第一二九师强调：
现在是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世界各国对于各种科学，无不精益求精，日新月异的在发展着。欧美各国的长途话线，均已采用地下电缆，既经久耐用，又可避免敌机、奸细的破坏。我根据地内的长途电话，较之大后方交通部所建设的标准长途话线，相差尚远，若与欧美各国比较，更不可以道里计了。但是我们有克服各种困难的毅力，有不断学习的传统，所以是会逐渐进步的。
承认差距而不气馁，脚踏实地地虚心学习，在克服困难的同时有所创造，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实事求是的选择，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