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
高翔、陈钊，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理工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讲师、教授
兵器工业指生产枪炮弹药等常规兵器装备的工业门类，是军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兵器工业始于晚清洋务运动，持续推动中国近代工业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并促进中国近代军事的不断进步，因此得到史学界的长期关注，其中又以抗战时期作为重点。正如王建朗指出，近年来抗战军事史研究的一个走向，是“兵工生产与武器装备等更为具体的如何保障战争的实证研究”的兴起。就研究对象而言，抗战时期的中国兵器工业可以分为根据地兵器工业和国民政府兵器工业两大部分。其中，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兵器工业始于1931年官田兵工厂的创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最重要的工业门类。抗战时期是根据地兵器工业发展的关键阶段。经过不断发展，至1945年初，各根据地兵器工业部门拥有兵工厂约130个，职工近2万人，形成独立自主的兵工生产和科研体系，不仅有力支援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还培育出一批通工业、懂管理的专业人才。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则继承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兵器工业的主体部分，经过全面抗战初期的大规模迁建，在西南地区形成兵工生产基地，为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坚持抗战做出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史学界和兵工行业开始系统收集和整理抗战时期中国兵器工业资料，编纂兵工史料集，并撰写研究论文和专著，奠定良好的研究基础。随着2000年《军事工业·根据地兵器》的出版，全国性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史学研究者对于抗战时期中国兵器工业的研究更趋细化和深入，产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使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史和抗战军事史的认识更加系统、全面。本文旨在全面回顾数十年来学界的研究历程，展望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以期为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一、 2000年前相关研究的起步和推进
早在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创业者们便开始有意识地搜集和整理兵工资料。1943年3月，根据整风运动的要求，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刘鼎主持撰写《集后军工部五年（1938—1942）工作总结报告》，分“五年来军工部工作简史”“生产行政工作建设”“总结及研究”“党政工作建设”“工会工作建设”5章，详述总部军工部5年来的工作情形，开创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器工业史资料整理与研究之先河。此后，由于兵器工业的特殊性和保密要求，仅有军方在编撰军史、战史资料时才会收集整理相关兵工史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南京军区组织编写的《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1964年印行）。这套史料系统收录新四军军部和所属各部兵工生产单位的大量工作报告，然因印量极少，研究者难得一见。除此之外，鲜有关于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工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兵器工业积累巨量档案史料。解放战争后期，因国民党政权仓促撤退，大多数兵工档案未被带往台湾，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各地档案部门的妥善保管。虽然拥有良好的史料基础，但20世纪80年代前，受政治环境影响，大陆学界罕有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史料的专门整理和研究，仅个别工业史资料集略有收录，例如《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收录有少量关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史料。
同期，台湾地区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研究也受到较大限制，一般学者难以涉足。当地编纂军史的“国防部”史政编译局（以下简称“史政局”）和主管军事后勤的联合勤务总司令部（以下简称“联勤”）曾系统整理抗战时期的兵工史料，但仅限军队内部查阅，难为学界所知所用。由史政局组织编写的《抗日战史》，虽论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兵器工业，但受篇幅所限，仅概述兵器工业的发展情况。直到1985年，史政局忠烈祠管理组组长王国强重点整理该局所藏兵工史料和一批联勤兵工史资料，详细梳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发展历程，逐一介绍主要生产和科研机构。王国强主要利用台湾地区所藏兵工档案，就当时条件而言已属不易。然而，因国民党政权带往台湾的兵工档案较少，所以作者虽关注到战时兵工厂内迁和生产结构调整等具体问题，但限于史料不足，论述不够深入。
此后，王国强进一步收集近代其他时期的兵工史料，写成《中国兵工制造业发展史》，于1987年出版。该书将中国近代兵器工业发展史划分为初创时期（1865—1911）、分割时期（1912—1928）、统建时期（1928—1937）、增产时期（1937—1945）和整建时期（1946—1950）五个阶段，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持的兵工厂内迁和整顿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充分发挥生产潜力支援前线，开创中国近代兵工制造的鼎盛期。虽然该书是最早梳理中国近代兵器工业发展历程的学术专著，具有一定开创性，不过并未论及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兵器工业。
除王国强的研究外，台湾地区学者王正华所著《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简要介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生产情况，着重分析抗战各阶段国产和外援武器在国民党军武器装备体系中的地位。作者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器工业整体落后，无法独立补充消耗，迫使国民政府进口武器。然而，受军事、外交、交通等因素影响，进口武器数量有限，始终无法完全取代国产武器，所以国内兵工生产的贡献仍值得肯定。
20世纪80年代起，大陆地区对于兵工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由国防工业部门牵头，也开始步入正轨。1984年8月，兵器工业部成立中国兵器工业历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由副部长来金烈任主任，下设兵工史征集办公室，挂靠中国兵工学会，主要负责：1.征集中国兵工史资料，编辑《人民兵工》《新中国兵工》和《旧中国兵工》3卷史料；2.编纂出版《中国兵工史档案文献资料》丛书；3.编写《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4.组织编辑出版《当代中国兵器工业》丛书和《人民兵工》丛书；5.研究兵器工业的历史经验，编辑专题资料；6.指导兵工系统企事业单位编史修志工作。1993年底，该办公室才结束工作。该办公室的长期存在，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兵工史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
兵工史办公室成立当年便推出《兵工史料》第1辑，刊载根据地兵器工业先驱叶季壮、刘鼎等人的回忆文章，至1990年，共出18辑，收录大量关于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器工业和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史料。通过编辑《兵工史料》，兵工史办公室积累丰富的史料和编撰经验，为之后编撰大型史料集奠定基础。
1985年，兵工史办公室开始编写“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由于学驷任总编辑。首册于1990年7月5日发行，到1994年共出版、印行10册，其中抗战时期占7册。丛书兼具研究和史料集的性质，除刊布一批稀见档案和回忆录外，还编有各根据地兵器工业部门代表人物小传和主要兵工厂简史，开篇增加综述，书末附大事记，成为此后兵工史资料编撰的常见模式。
1993年，兵工史办公室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该史料集共4册，按照晚清兵器工业、北洋政府兵器工业、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和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划分对史料进行分类整理。其中，第3册和第4册分别收录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和根据地兵器工业档案，尤以抗战时期的档案史料为多，涉及组织章程、机构变迁、生产计划、产品制式和财务制度等诸多方面，至今仍是从事抗战时期兵工史研究的必备史料。
随着大陆史学界开始肯定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的价值和国民政府发挥的积极作用，相关学术研究逐渐增多。在此背景下，部分参与整理兵工史料的学者，如黄立人、陆大钺等人，从各自的问题意识出发，对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展开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东部沿海地区的兵器工业整体西迁，形成以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大后方兵工生产基地，深刻改变中国近代的工业布局。1991年，参与兵工史资料编纂工作的黄立人、张有高发表论文探讨兵器工业内迁问题。作者认为，通过内迁，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专业分工更加明确，生产配套化显著提高，对支持正面战场抗战起到积极作用。但作者亦指出，战时兵器工业远非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生产规模、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上有较大局限，无力满足正面战场对武器装备的全部需要。
1993年，陆大钺撰文梳理抗战时期后方兵工厂的发展历程，将其来源分为四类：1.战前接收、收买西南地区的地方兵工厂；2.战前新建的兵工厂；3.战时从沦陷区内迁的兵工厂；4.战时在后方新建的兵工厂。作者认为，抗战时期后方兵工厂积极生产武器弹药供应前线，使正面战场不至崩溃，其积极作用值得肯定。同年，陆大钺又发表论文，论述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兵器工业的调整。作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由兵工署制定整理计划，在改造和新建兵工厂的同时，积极接收地方兵工厂，部分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武器弹药来源问题，使整体国防实力得到增强。
此后，陆大钺继续挖掘重庆市档案馆馆藏兵工史料，与唐润明合写专著，全面梳理抗战时期重庆兵器工业的发展历程，探究战时兵器工业发展对重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促进作用。全书史料扎实，关注点全面，详细论述重庆地区各兵工厂的历史沿革、制度变迁和人事管理等诸多方面，对于抗战时期重庆地区主要兵工厂的武器产量、员工总数和设备数量，亦有细致的数据统计，以此证明抗战时期重庆兵器工业在国民政府兵工生产体系中所发挥的支柱作用。
1993年底，兵工史办公室结束工作后，其主要成员仍继续推进全国性的兵器工业史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1998年，《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出版，该书全面介绍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发展历程、兵器演进概况和主要兵工生产科研单位，对抗战时期国产武器装备和主要兵工厂的介绍尤为详尽，包含大量技术细节，带有较浓的技术史色彩。此外，该书还收录此前兵工史办公室收集的部分兵工档案、人物资料和回忆资料，具有相当高的史料参考价值。
2000年出版的《军事工业·根据地兵器》，为全国性兵器工业史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划下句号。该书开篇综述2.4万余字，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搭建起根据地兵器工业研究的基本框架。资料方面，该书收录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器工业档案、文献50件，载有这一时期兵器工业重要干部和技术骨干的回忆录30篇。全书考订扎实，编校精细，清晰勾画出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发展历程。
在兵器工业部及其后续机构统筹开展全国性兵工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的同时，各地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亦积极整理地方兵工史料。1985年起，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浙江、山东、上海等省市国防科工办合作，编成《新四军军事工业史资料》，收录新四军各师和浙东游击纵队的兵工史资料。作为首套新四军兵工史专题资料汇编，其最大价值在于收录一批兵工领导、技术人员的工作笔记和日记，例如第六师十六旅军工部化工股股长陈以期的日记等。有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地方性史料，则多见于各地政协和国防科工办编写的兵工史料集，例如《江苏近代兵工史略》《广东军工史料（1840—1949）》等。
除兵工系统自上而下编撰史料集外，一批老兵工人亦自发征集和编撰史料。例如，晋察冀军工史料征集委员会编辑《晋察冀根据地军工史料通讯》；冀鲁豫兵工史编写组编撰冀鲁豫边区军工史料丛书；原胶东军区兵工总厂厂长慕洁忱组织家在北京的老兵工人征集史料；原胶东兵工三厂的老兵工人，在中共威海市委支持下，征集和整理该厂的厂史资料。
兵器工业的运转，离不开财政、工商部门的支持，因此，一些有关抗战时期财政经济的史料集收有兵工史资料。例如，《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部分，收有关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档案史料。《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3编“工商合作”，专设一目“晋察冀边区的军事工业”。此外，部分工人运动史料集也收录根据地兵器工业史资料。
因兵器工业性质特殊，加之相关从业者保密意识普遍较强，存世日记较少。赖传珠长期主管新四军后勤，其日记中有关兵工的记载虽然不多，但史料价值极高。在日记史料缺乏的情况下，兵工人物的文集、纪念集和回忆录更显珍贵。刘鼎是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器工业的主要奠基人，围绕其所编文集最多，如《一代英才——怀念刘鼎同志》《刘鼎》《刘鼎纪念文集》等。此外，各根据地兵器工业主要领导人、技术骨干，例如李强、沈鸿、陆达、陈锐霆等人，也有纪念文集或回忆录问世。
二、 2000年后相关研究的细化和深入
（一）通览性研究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军事工业·根据地兵器》全面回顾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加强学界对中国近代兵器工业发展脉络的整体把握。在此基础上，一批旨在打通中国近代兵工史研究的通览性著作先后问世，均将抗战时期的中国兵器工业作为研究重点。
李滔和陆洪洲所编《中国兵工企业史》第6、7章分别介绍1949年前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和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发展概况、主要兵工产品、企业管理制度、著名企业发展简况和兵工代表人物，认为抗战时期中国近代兵工企业面对战争的严峻考验，克服困难，坚持生产，为抗战胜利做出显著贡献。
曾祥颖《中国近代兵工史》全面回顾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发展历程，将抗战时期的中国兵器工业作为论述重点，其中第6章介绍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内迁和调整经过，第7章概述内迁结束后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发展情况。相较于先前研究多关注兵器工业的制度、组织和人事，作者更关注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如何在战时困境中生存和发展。此外，作者在第8章介绍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兵工企业的简况，总结这一时期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建设成就，认为敌后抗战的特殊环境，使根据地兵器工业走上不同于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发展道路。
王兆春《中国火器通史》在其原著《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贯通式梳理中国古代和晚清火器发展史的基础上，增加对民国时期火器研制和生产情况的介绍。其中第10章专门介绍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内主要兵工厂和科研机构的创立经过，以及抗战时期兵工生产、科研机构的调整情况。第11章分为火炸药、枪械、火炮和弹药四个专题介绍中国近代主要兵工产品的研发和制造情况。第12章梳理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发展历程，形象地将之称为“枪杆子工业”，其中第2节专门论述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器工业生产、科研事业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
（二）根据地兵器工业研究
2000年后，基于前人在根据地兵器工业资料搜集和整理上积累的良好成果，历史学者开始将抗战时期的根据地兵器工业置于中共革命的大脉络中加以论述，着力探讨武器装备与军事斗争及中共革命的关系，研究趋于细化和深入。曹敏华作为这一趋向的先行者，充分运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发行的兵工史料，自2003年起，陆续发表4篇论文，讨论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发展、根据地兵器工业技术人才和兵工技术的进步与兵工企业运作。
第1篇论文简要梳理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的缘起和发展情况，认为边区在孤悬敌后和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创建一批军工企业，对坚持抗战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有力促进边区民用工业的发展。
第2篇论文旨在厘清晋冀豫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发展历程，指出晋冀豫根据地作为华北抗日根据地兵器工业的主要聚集地之一，不仅基本满足根据地自身的武器弹药需求，还将部分产品支援其他根据地，给予日伪军沉重打击。作者还注意到，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发展，不仅带动当地工矿产业的发展，还为根据地兵器工业战线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
第3篇论文介绍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器工业人才的总体情况，着重论述技术人才在兵工生产和科研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指出正是通过技术人才的不懈努力，根据地兵器工业得以克服原料匮乏、工业基础薄弱和资金短缺等困难，在枪炮改进和弹药制造领域取得显著成绩。
第4篇论文将视角由兵工人才转向兵工企业，扼要介绍根据地各兵工企业创立和发展的过程，总结根据地兵器工业运作的特点，并对兵工企业的生产组织和管理进行分析。作者认为，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器工业构建起合理的组织体制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对兵工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调度和监管，从而有效保证兵工企业的产品质量。
继曹敏华之后，一批学者在探究抗战时期中共抗日武装武器弹药来源的过程中，注意到根据地兵器工业在中共抗日武装武器弹药供给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加以研究，成果斐然。
姜涛通过挖掘常见党史资料，厘清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民兵、自卫队所用武器的来源和种类。作者指出，根据地民兵、自卫队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下，仍积极自制各类冷、热武器，并根据武器特性制定合理战术，在抗战相持阶段取得巨大的成果。
王龙飞基于一批地方馆藏档案，探讨太行根据地民兵武器弹药的来源、供给和管控情况，其中论及根据地武器的自产。作者认为，根据地限于条件，不可能进行大规模兵工生产和制造先进武器，因此根据地结合实际，将生产中心定为手榴弹和地雷等爆炸性武器，有力支持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
刘世超在探究中共山东抗日武装武器来源的过程中，重点讨论山东根据地的兵工生产及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作者认为，山东根据地的兵工生产具有“以量胜质”的特点，在残酷的敌后环境中，根据地的兵工厂无力形成规模化的武器生产，只能利用有限条件优先生产作为易耗品的弹药。即便根据地也曾生产一些质量较高的武器，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共山东抗日武装武器匮乏的问题，迫使其采取利于“落后武器”使用的战术战法。
齐小林将八路军的弹药来源分为国民政府发放、战斗缴获、收集购买和自造4种途径，以1节篇幅专论根据地的弹药生产。作者认为，受政治和军事形势变化的影响，4种来源途径在不同时期对八路军弹药供给的贡献度不同。1940年后，自造的贡献度明显提高，随着生产技术取得突破，八路军逐步获得稳定的弹药供应，特别是炸药的量产为攻坚作战提供物质保证。
刘祖爱从兵工原料问题出发，介绍抗战时期八路军兵工材料回收和再利用机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通过细致的数据分析呈现八路军回收兵工材料的实际成效。作者指出，回收再利用材料有效缓解根据地兵器工业原料不足的问题，继而促进兵工生产，改善八路军的弹药保障，从而有力支援根据地抗战。
宋庆伟在充分利用迄今公开出版发行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研究八路军军事工业的创建动因、发展历程、要素来源、显著特征、作用及影响，将八路军军事工业得以不断壮大的原因总结为5点：1.中共高层的重视和有效领导；2.重视科学技术，重用知识分子；3.凝聚人民力量，开展群众运动；4.建章立制，推进管理制度化；5.筚路蓝缕，铸就军工精神。此外，宋庆伟还对根据地的军工人才展开研究，认为战时军工人才的紧缺促使中共领导根据地党政军部门积极引进、培养、改造军工技术专家和各式工人，打造出一支涵盖高层次人才、骨干人才和基础人才的人才梯队，以此保障军事工业的有效运作。
近年来，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器工业的技术变迁也得到部分科技史研究者的关注。蔡珏细致梳理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火炸药研制、生产的历程，总结根据地火炸药发展的经验与启示。赵玮基于山西省档案馆藏的根据地兵器工业档案，研究太岳根据地地雷的制造、使用和贮存技术。此类研究不仅着重论述兵工技术细节，还关注到兵工技术研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技术扩散造成的后续影响，研究视角较为新颖。
根据地兵器工业人物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为《刘鼎传》。抗战时期，刘鼎成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的掌舵者，为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发展壮大做出巨大贡献。该书作者吴殿尧得到刘鼎家人提供的资料和帮助，以近50页的篇幅叙述刘鼎在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器工业发展历程中发挥的突出作用。
以上是国内学界对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器工业的研究情况。海外学者虽对中共革命史兴趣浓厚，但迄今未见根据地兵器工业史资料整理成果出版，学术研究也不多见，且偏概述性质。例如日本学者宍户宽的《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史》设1节介绍根据地军队的武器装备；三好章在研究新四军后勤时简介其兵工生产。
（三）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兵器工业内迁初论》和《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分别开启史学界对于抗战时期兵器工业内迁和兵工区域史问题的研究。2000年后，一批研究者基于前人成果，将两者结合，在深挖历史细节的同时，探讨兵器工业内迁对战时兵工生产区域形成和西南工业经济格局重塑产生的深远影响。
戚厚杰着重探讨战时兵器工业内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内迁为战时兵工生产提供相对安定的生产环境，从而有力支援国民政府长期抗战。若以更长的时间跨度考察，战时兵器工业向西南地区内迁，显著带动西南地区重工业的发展，进而改变日后中国工业的分布格局。
李清江在对抗战时期兵器工业的内迁过程进行更加细致的梳理后指出，战时国民政府对主要兵工厂的生产职能、产品结构做出调整,改变战前中国兵工厂一厂多能的状态,基本上形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兵工生产体系。兵工厂内迁的成功实施为支撑正面战场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西南地区工业发展奠定了物质和人才基础。
熊杏林和李清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述国民政府如何在组织和管理层面协调兵工厂的内迁工作，认为相较于较混乱的民用工业内迁，战时兵器工业内迁准备工作较为充分，是面对日本侵略主动进行战略转移的“作为之举”。内迁期间，国民政府在着力保障内迁安全的同时，通过设立转运机构加强内迁的统筹协调，分步实施内迁，从而有效解决迁移和生产的平衡问题。
班晓杰着重探讨战争形势、战事需求、军工政策，以及兵工厂自身生存与发展等因素对内迁期间兵工厂的影响，从兵工厂面临的实际困境出发，考察其整合重组与开展生产的举措，进而揭示战时兵器工业的成绩和不足。
如上节所述，陆大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调整兵工事业述论》开启学界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备战工作的研究。2000年后，受美国学者柯伟林（William C. Kirby）对于中德军事合作的研究，以及国内外档案馆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的影响，更多学者开始从中德军事合作、兵器工业部门的组织人事和武器制式化等角度研究战前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备战情况。
丁栋深挖有关中德军事合作的史料，引入“军事技术转移”这一概念，指出当时德国面临重整军备与战略资源不足的矛盾，国民政府则需要国外先进军事技术来建设国防，由此促成双方以军事技术转移为核心的合作。作者强调，这一合作不仅在短期内推动国民党军队的军事现代化，从长远来看，也为中国开创以学习吸纳国外先进军事技术作为先导带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路径。
罗永明全面统计兵工领域内德国军事顾问和具有德国教育背景的中国科技人才，分专题探讨德国对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影响，认为国民政府兵器工业未能在德国的帮助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除工业基础薄弱和资金缺乏外，还受到政府官员腐败、政府缺乏独立意识、国内外政治环境不稳定和德国追求利润等因素的影响。此后，罗永明利用德国弗莱堡军事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市档案馆所藏档案史料，考察1928—1938年服务于中国兵器工业的德国兵工技术人员，探究他们为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备战建设做出的贡献。
台湾地区学者叶国维关注全面抗战爆发前兵工署的组织和人事变迁，论述全面抗战爆发前兵工署的发展历程和对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整顿情况。作者认为，兵工署领导层和中间管理层兵工专业人员的比例不断提高，以俞大维为首的留德兵工人才地位迅速上升，促使国民政府兵器工业以德国为师，在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等方面快速走向现代化，对国民政府的抗日备战产生积极影响。
高翔基于兵工档案史料，详述全面抗战爆发前兵工署对陆军兵器工业的整理，认为整理工作主要围绕兵工会计制度、兵工生产标准化、生产设备翻新、建设新厂和接收地方兵工厂展开，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因全面抗战爆发而中断，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基础薄弱和国民党军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
因中国近代兵工生产和进口长期失序，军队武器来源繁杂、制式化程度极低，对军队作战和后勤补给带来不利影响。自清末新政开始，中央政府便有意推行陆军武器制式化，但收效甚微。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才初步建立起陆军武器制式体系，对抗战时期兵工生产标准化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是中国近代兵器工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突破，近来得到兵工史研究者的关注。
白剑光和张继红概述中国近代武器制式化的历程，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推动的制式武器选型是中国近代武器制式化的第三次高潮，但并未实现全国范围的武器制式化。
孙烈将中国武器生产和装备的标准化历程划分为4个阶段，认为国外技术转移主导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标准化进程，其中1932—1934年是关键期，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在德国的帮助下，初步建立中国第一个制式武器体系。
田效飞研究国民党军队的武器制式化，指出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着力提高军队的武器制式化水平，但并未达到全军武器制式基本划一的目标，其主因在于长期政治动荡造成的行政管理缺失和效率低下，此外还受军阀混战、经济凋敝、科技落后等因素的制约。
高翔基于前人研究，挖掘重庆市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兵工档案，围绕1932年和1934年召开的两次制式兵器会议，详细梳理全面抗战爆发前陆军制式武器的选定过程，据此评价选定工作的成绩和不足。
2000年以来，除上述关于国民政府兵器工业战时内迁和战前备战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推进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产业史或技术史的角度出发，关注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生产、科研和教育等领域，旨在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形成更加全面、系统的认识。
章慕荣从武器装备建设的角度出发，探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工生产对国民党陆军作战的支撑作用。作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着力提高武器生产水平，有助于战前国民党军队的战力提升。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积极自制兵器，有力支持正面战场。然而，因抗战后期大后方原料紧缺和通胀恶化，国民政府兵器自制能力有所下滑，对外援武器的依赖不断加深。
王安中在梳理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内迁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剖析其科技发展的特殊形态和产业延伸状况，同时探讨进口武器装备对国内兵器工业发展的影响。作者认为，国内兵器工业生产结构的缺陷迫使国民政府从国外进口大量武器装备，此举极大抑制国内兵器工业的生产和研发，使其生产结构进一步劣化，形成恶性循环，不断加重国民党军对进口武器的依赖。
曹敏华着力论述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冶金工业建设对兵器工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指出抗战时期钢铁工业的内迁，为西南地区冶金工业的发展创造难得的历史契机，使之应战争需要获得全面进步，初步构成较完整的冶金工业体系，产量和产品种类均得以提升，为中国取得抗战胜利提供重要的物质保障。
陈默将战时国民政府的兵工生产放在国民党军队武器装备体系中考察，认为战时国民政府的兵器工业兼顾生产与研发工作，一定程度上缓解国民党军武器装备的短缺。然而，因国内工业基础薄弱、发展迟缓，加之国外军购时断时续，国民党军总体的武器装备状况仍不尽如人意。
高翔探讨战时国民政府火炮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和生产特征，指出战时国内火炮生产以迫击炮为主，是面对大后方生产资料匮乏和技术水平落后等不利条件的无奈之举。作者认为，战时国民政府的火炮制造业虽然在迫击炮生产上取得一定成绩，但整体处于较低的技术层次，新炮研制工作多以失败告终，未能缩小中日两军在火炮装备上的巨大差距。
韩连庆关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兵工高等教育，介绍战时军政部兵工学校的变迁、招生和教学情况。作者认为，兵工学校仿照德国兵工大学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设置课程，并利用相对优厚的待遇吸引高校名师和兵工科研人员来校授课，保证较高的教学质量，培养的学生综合素质优异，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军事科技领域的开拓者，体现出战时兵工教育的后效性。
任文景聚焦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技工培训，以技工训练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战时大后方技工培训的特点、成绩和不足。作者指出，战时国民政府以兵工企业作为主要训练单位进行技工培训，为兵工和相关产业发展培养大批兼具理论素养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技工。此外，战时技工培训采用技工适性心理测验，对日后中国的技工教育活动产生深远影响。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工厂经过内迁和整顿，生产和管理水平大幅提高，不仅有力支援正面战场，还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和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近年来，随着国内档案馆开放程度的提高，学界得以接触一大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工厂的馆藏档案史料，不断推出针对具体兵工厂的个案研究。
牛凤霞详细梳理抗战时期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的内迁和发展过程，指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积极扶持西南地区的兵器工业发展，以第二十一工厂发展成效最为突出。在政府扶持和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第二十一工厂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管理机构也得到完善，形成以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为主的领导管理层，有利于工厂的管理和生产。与此同时，工厂设法提高工人技术水平，使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高，有力支援正面战场。
杨向昆引入管理学“企业秩序”的概念，通过研究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展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兵工企业“渐进式”的革新和改组，使之由落后的“军阀式”管理向“近代科学化管理”转变，形成利于战时兵器工业发展的运行秩序。作者认为，这种战时企业秩序虽然存在一定不足，未使中国兵器工业发生质的提升，但仍对当代中国的企业改革和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贺承祥从城区人口变化、城区面积扩大、交通运输、教育事业、工业发展，以及发展的局限性等方面切入，探讨兵工署第二十五工厂对重庆城市化的影响。作者指出，以第二十五工厂为代表的内迁兵工厂，拥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管理制度，迁入相对落后的西南地区，不仅增强当地的经济实力，为重庆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深刻改变西南地区的工业布局。
郝元青利用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和广东地方政府部分档案资料，以及部分兵工人士的回忆录，考察兵工署第五十工厂的创办经过，详述其发展历程和主要贡献，指出第五十工厂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最重要的火炮和炮弹生产厂，拥有较强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一定程度上代表当时中国重武器生产的最高水准，同时标志着以重庆为核心的大后方兵器工业发展走向成熟。
张欣深入挖掘重庆市档案馆藏史料，研究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的发展历程、管理机制和工艺创新，认为科学的近代化管理制度是维系第二十四工厂高效有序运转的关键纽带，使之在抗战时期成为大后方最重要的军用钢铁厂，有效缓解抗战时期军用钢材的匮乏；其发展历程可视为重庆近代钢铁工业成长的缩影，在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和兵器工业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李雪梅利用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研究兵工署第二十三工厂历史，认为该厂作为战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军事化学厂，在专业人才培育、化工产品和防毒器材生产上取得一定成绩，同时在促进战时兵工科技进步上发挥重要作用。
李希锐基于档案史料，对位于云南的兵工署第五十三工厂进行研究，重点剖析其管理制度和历史贡献。作者认为，第五十三工厂在抗战时期建立起较为完整、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不仅从事兵工生产，还满足滇西、滇南战场军械修理的需求，为抗战胜利做出特殊贡献。此外，第五十三工厂还采取捐助灾民、收容难童等措施，有力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内迁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但研究者大多关注宏观规划和整体实施情况，个案研究较少。班晓杰利用大陆和台湾地区新近开放的档案资料，结合已公开出版的史料汇编，从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和人事切入，管窥全面抗战初期兵器工业内迁的特点、过程、结果和不足，探讨内迁工作对抗战的实际影响。
上述个案研究聚焦抗战时期军政部兵工署直辖的后方兵工厂，但国民政府的兵器工业不仅限于此，还包括一批由地方政府筹建的前线兵工厂。林心雨利用地方档案资料，研究抗战时期由浙江省政府自建的浙江省铁工厂，梳理其创办和发展壮大的过程，详细介绍其生产管理制度和颇具特色的兵工产品，同时探究工厂与战时地方社会关系、工厂内党派斗争和战事对工厂的影响。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一批兵工管理和技术人才投身兵工生产、科研和教育等领域，以实际行动优化兵工生产流程，改进武器设计，完善兵工管理体制，培养兵工人才，为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近年来，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工人物和群体的研究成为学界热点。
兵工人物研究方面，吴斯伟论述俞大维任兵工署署长期间，在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战略选择、管理举措和人才建设上做出的突出贡献。作者以抗战时期作为论述重点，在总结俞大维对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同时，指出其任内国民政府兵器工业仍具有对外依赖性和发展盲目性等缺陷。郑洪泉基于档案和回忆性史料，全面回顾抗战时期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厂长李承干的职业生涯，重点介绍他在兵工厂管理和兵工产品研发生产上做出的卓越贡献。
对于兵器工业从业群体的研究，主要聚焦留学人才和工人群体。麦劲生将重点放在对政治、精英和现代化三者关系的讨论上，认为在近代工业社会专业分工日益明确的背景下，“管治精英”不可能掌握全部的知识技能，在治理国家时需要拥有专业技能的“次精英”协助，而兵工署大量任用具有留德背景的技术精英主持兵器工业建设便是典例。作者指出，留德科技精英的专业知识符合国防需要，亦深得向往德国文化的蒋介石之心，由此得以跻身中国兵器工业的核心领导地位。
赵可将兵工署中有留学背景的兵工管理和科研人才作为研究对象，统计他们的留学背景和任职情况，认为国民政府兵器工业是军事科技留学生高度集中的工业部门，其主管官员和技术骨干多是留学生，为兵器工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保障。抗战时期，留学生群体广泛参与兵工生产和科研工作，以满足战事对兵器的需要，并改变中国近代兵器工业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的局面。
王姝重点介绍留日兵工人才对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作者认为，留日兵工人才在充分考察国内兵器工业现状的基础上，一方面注重整体的统筹谋划，为国民政府兵器工业走上科学发展道路提供前提保证；另一方面注重政策的具体落实，参与兵工管理、生产和教育机构的整顿工作，改变中国近代兵工科技严重依赖西方的局面。
刘丹对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兵工厂的工人群体展开研究，在厘清工人来源和群体发展壮大过程的基础上，探究兵工厂对工人的管理举措和工人的日常生活。作者认为，在战时艰苦条件下，重庆地区兵工厂的工人群体不断发展壮大，在克服诸多困难的情况下，竭力从事兵工生产，为抗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
除以上针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专门研究外，若干涉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工业建设的经济史著作，对这一时期的国民政府兵器工业也有一定研究。
张燕萍的专著细致梳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动员工作，在介绍经济动员总体方针政策的基础上，于第4章介绍战时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动员和生产情况，认为国民政府兵器工业虽能补充正面战场的军械损耗，但因整体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能力较差，并未从根本上提高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和战斗力。
严鹏的专著受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启发，着重探讨抗战时期特殊经济环境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影响。作者认为，战时兵器工业运行通常不受“成本—收益”这一经济规则的束缚，故将研究对象限定为能同时为国防和国民经济部门提供生产设备的装备制造业。不过，作者仍论及战时装备制造业对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发展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虽然强调不以兵器工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在论述根据地的装备制造业时，仍以兵器工业为主，通过厘清各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创立过程，勾画出不同于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内迁的另一部工业内迁史。
三、 研究展望
回顾数十年来抗战时期中国兵器工业史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历程，展望未来的资料整理和专题研究之路，以下数点拙见或可供参考。
第一，开拓新的资料来源。除进一步发掘和利用国内档案馆所藏兵工史材料，海外相关资料的发掘与整理，不失为深化抗战时期中国兵工史资料整理和专题研究的新路。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研究为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德国弗莱堡军事档案馆、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有大量相关资料，而目前学界对这些资料的挖掘和利用却极为有限。同时，搜集并整理散落民间的资料，如机关刊物、厂报、工作日志等值得重视。此外，充分挖掘已有史料，如国共党政军干部的日记、回忆录，也值得尝试。此外还可关注各类档案资料汇编、根据地史料汇编和文史资料。
第二，兼顾行业史意识和通史视野。整理兵工史资料，研究兵工史，首先需懂“行”。作为工业的一个门类，兵器工业的运行遵循工业一般规律和自身的特殊规律。研究者若具备行业史的意识，则可见兵器工业发展过程中行业管理制度和兵工技术之变迁。当然，抗战时期兵器工业的“军事”属性相当明显，例如敌后根据地的兵器工业，多直接归军队管理。“工业”和“军事”之间难免有矛盾之处，探讨管理者对矛盾的解决之道，是兵工史研究者的重要课题。
在具备行业史意识的同时，研究者亦不可缺少通史视野。以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器工业研究为例，借助通史视野，研究者不仅能发现技术变迁对革命的影响，革命需求、革命环境对技术变迁的推动，而且可通过连续性考察，打通1949年前后，探讨新中国成立前兵器工业对新中国兵器工业体系形成的作用，进而把兵工史作为观察中共革命、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变迁的新切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重心在农村，但兵工生产单位及由此形成的一整套管理体制和经验、一大批人才，却是农村中的城市因素，在新中国成立、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后能直接用之于城市。因此，研究兵工生产单位的运作，就成为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连续性的切入点，学术价值极大。
第三，加强比较研究。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根据地兵器工业和国民政府兵器工业均有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关于中国近代兵器工业发展史的通览性研究也会同时兼顾对根据地兵器工业和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的介绍，但真正意义上有关两者的比较研究仍较为罕见。诚然，从生产规模、人员设备数量和技术层次等角度来看，国民政府兵器工业与根据地兵器工业有较大的差别，单纯进行数据对比，意义十分有限。若跳出行业研究的思维定势，从两者不同的发展环境、国共两党不同的工业建设思路，以及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对武器装备的不同需求出发，进行全方位比较；同时能将视角向后延伸，认识到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兵器工业的巨大差异正源于抗战时期两者不同的发展路径，则相关比较研究很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兵工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此外，对于抗战时期中国兵器工业与国外兵器工业的比较研究，特别是抗战时期中日两国兵器工业的比较研究亟待加强。众所周知，抗战时期中日两国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两国兵器工业上的差距。加强中日两国兵器工业的比较研究，适当拉长时间跨度，从工业规划、生产配套、人才培养、原料供应等方面进行多方面对比，能更好从兵工生产的角度解答为何中国历经十四年浴血奋战，付出巨大人力物力的代价才取得抗战的胜利。当然，若从事此类研究，就要求研究者具备语言优势和宽广的国际学术视野，在充分挖掘国内外兵工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扎实的实证研究，而非简单的数据比较和笼统的归因，才能真正在比较研究上取得学术突破。
第四，突出个案研究的问题意识。总体而言，既有的个案研究大多能利用馆藏档案史料和公开的史料汇编进行实证研究，基本厘清各兵工厂的发展历程，总结归纳其发展特点和历史贡献。然而，除《战时体制下兵工企业的秩序与影响——以抗战时期第二十一兵工厂为中心》《军工厂内迁对抗战时期重庆城市化的影响——以兵工署第二十五厂为例》等个别研究外，此类个案研究的框架多大同小异，普遍缺少明确的问题意识，观感类似厂史，在《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3册收录几乎全部国民政府兵工厂厂史的情况下，此类研究的学术价值有所折扣。因此，未来研究者从事个案研究时，应增强研究的问题意识，突出研究对象的典型性，或加强对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借鉴。同时，也要重视将宏观与微观视角相结合，把作为个案的兵工厂放在战时兵器工业生产和科研体系的发展脉络中进行研究，既要挖掘个性特征，也要总结共性规律，切勿就厂论厂，管中窥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