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
王龙飞，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内容提要
群众运动是中共改造社会、推动革命的重要方式，而斗争常常成为群众运动的基本动力和实现途径。中共通过运动和斗争争取群众，进而借助群众赢得新的斗争，其具体形态因时因地而异。全面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不仅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约，还面对来自日军的巨大压力。不仅如此，中共欲确立“农民优势”除了要摧毁面上的政治经济等体制性障碍，还需深入改变农民思想中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二者皆极为不易。政策约束和现实困难共同决定了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群众运动难以大刀阔斧一蹴而就，而更可能是曲折起伏难有止境，斗争尺度和运动节奏甚为紧要却不易拿捏。借由不断的运动和斗争，中共在重重困境中逐步撞开生路并由浅入深扎下根底，造就真正可以依凭的根据地，自身也成长、成熟起来。透过这个跌宕的过程，也可以发现这些看似散立的众多斗争运动事实上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和连贯的逻辑。
关键词：抗日战争 太行根据地 群众运动 减租减息 统一战线
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推动革命的重要方式，运动群众的基本动力和实现途径常常表现为斗争。中共通过运动赢得群众，进而借助群众赢得新的斗争，其具体形态因时因地而异。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既要解决生存问题，又要解决发展问题，二者相辅相成且都以发动和组织群众为基础。在敌后，无论是生存还是发展，都极为不易。作为结果，中共及其领导的根据地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迅猛发展，还为未来积蓄了至关重要的能量。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完成的？原本几无基础的广大乡村何以成为能够切实依靠的根据地？群众是如何被发动起来的？这是本文发问的起点。
冀豫晋区委民运负责人彭涛曾这样定义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就是用群众的革命行动改造社会的运动，群众运动的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各阶级关系变化的过程。就是由封建优势到农民优势的发展过程。今天与内战时期不同特点之一，即不是打倒或消灭某个阶级，而是重新组合各个阶级的关系，使之适应于抗战建国之需要。”按照这个定义，群众运动的主体是“群众”，方式是“革命行动”，目标是“改造社会”，结果是确立“农民优势”。群众运动依靠群众，但群众并非现成可用，作为运动的发起者首先需要创造条件获得群众。当时争取群众的势力中，除中共以外，还有国民党与日伪。国民党具有“正统中央”的身份，即便中共暂时在局部占据优势，也难以消除群众心中“变天”的疑虑。而作为改造对象的根据地农村，时人有这样的描述：地主、恶霸、特务、汉奸和得势的富农等村里的封建势力长期把持政权，即便村政表面上通过选举或轮流当值，但实际操纵的仍是他们。这些人身为社首、族长，还掌握了社、祠堂、学田等组织的领导权，控制公产，并凭借这些权力转嫁负担，讹诈群众。在这种情势下，农民打倒同姓长辈、社首、族长等的翻身之路已然不易，遑论在村之上还有另外一套政权体系。
一方面群众不易得，另一方面敌人太强固。正是基于这种现状，中共开展群众运动最基本的方式是斗争，通过斗争赢得群众，进而借助群众赢得新的斗争。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共会根据时势采取不同的领导策略，使群众运动呈现不同的面貌。比如，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而全面抗战时期，由于改造社会的目标远未达成，农民对于“封建”的优势尚未确立，敌后根据地的群众运动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大背景下，必然受到统一战线的约束。
有关全面抗战时期群众运动的研究非常丰富，既有成果或以重要事件及主题性运动为中心，或以运动中的干部、群众等个别群体为聚焦对象，或着力于揭示群众运动的机制。不过，本文强调的是，不同的群众运动之间，看似各有主题且相互独立，实际却存在密切的关联，非以融合性视角作整体考察，不能呈现斗争的曲折及扎根的艰巨。
太行根据地位处与日军正面交手的前线，中共在当地不但需与阎锡山周旋，还要应对与国民党频繁的军政磨擦。如论者所言，相较延安，太行根据地“战斗异常残酷，环境极为艰难”。在与各方的残酷斗争中，中共为了在太行根据地站稳脚跟进而有所发展，需要通过群众运动进行有效的人力、物力动员。复杂的环境、严峻的形势以及持续数年的运动经历，共同决定了太行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为多要素齐备、具有解剖意义的“标本”。限于史料，本文具体论述以太行根据地所属武乡、邢台、黎城等县为重点展开，并尽可能点面兼顾。
一、 运动初起：改造政权
随着日军大举入侵，特别是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后，山西部分地区因县长弃守而陷入无政府状态。如辽县的县长在战火逼近时就逃跑了，县政府随之基本瘫痪。不过，阎锡山的势力仍广泛存在。以武乡县为例，不但县长朱理为阎锡山派任，而且全县5个行政区的区长和48个编村的村长也都是阎锡山派任。当阎锡山等上层离开太原后，不少县的区长和村长仍各就各位，加上历史惯性，县以下基层的原有局面大体照旧。对于后到的八路军和中共来说，要楔入此地并建立根据地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状况。
1938年春，按照中共中央及八路军总部化整为零分兵发动群众的部署，八路军派出工作团来到武乡县。在此之前，由中共实际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山西牺盟会”）于1937年8月在武乡县城建立分会（以下简称“武乡牺盟”），并派出由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组成的48名村政协助员，到各编村宣传动员建立抗日救国群众团体。1937年9月，中共武乡县临时工作委员会在中共山西工委（1937年10月改称“中共山西省委”）帮助下恢复建立。1937年11月，在牺盟会、工、农、青、妇等各民众抗日救亡团体普遍建立的基础上，成立了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此前，山西是阎锡山长期垄断，甚至连南京国民政府也难以染指的地方，因此当1937年8月八路军按照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陆续奔赴阎锡山领导的第二战区进入山西以后，即有舆论认为“阎锡山投降了共产党”，“年月快变了”，而零星出现针对阎锡山的反抗。
此外，战争爆发后，对日斗争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繁重的人力、物力动员，而村长在负担分配上被认为多有不公，且贪污浪费严重。同时，基层政权在战争重压下对群众抗议的压制反较平时更甚。凡此种种，引发群众普遍的不满乃至痛恨。这些反对旧秩序的动向有利于中共开拓局面。不过，由于中共已经承诺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且接受国民党领导下的政治现实，因此不能上来就直接打倒旧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最先把工作重点聚焦于村政权的改造上。1938年4月，在中共武乡县委的几番鼓励、督促及保护之下，区与村的党组织在最有基础的里庄编村发动了一次要求实行合理负担、取消按地亩摊派的请愿活动，结果顺利达成目标。这对原本不敢斗争的群众和党员产生积极影响，提高了他们的斗争情绪与信心。
武乡县48个编村的村长中，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或积极支持抗日的进步人士，也有不少对中共态度消极甚至反对中共的人，因此对抗日救国的态度不一。对于后者，中共方面从1938年春开始采取形式多样的斗争，如召开群众大会揭发他们的劣迹，向县政府控告，不少村长因此被迫调走或离职。
对村政权根据不同的对象而采取团结、联合或斗争的方式进行改造的经验，随后被用于对县级、区级政权的改造中。到1938年7月前后，武乡县政府的教育科与财政科科长分别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接任，且5个区公所中有4个区长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不过，冀豫晋区委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当时中共武乡县委在领导上存在突出山西牺盟会而弱化党、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等问题和倾向，对群众运动重要性的认识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以致群众的要求未得到及时回应，工作进展有限，下层感觉难以有所作为。1938年7月，武乡县八路军工作团政委刘建勋接替武乡县牺盟大队部大队长陆清廉任县委书记，迅速纠正此前重牺盟而轻党组织的观念，确定以改造政权为工作方向。经过部署，中共武乡县委于10月8日（中秋节）在全县范围发动请愿活动，要求实行合理负担，另外开办协助员训练班，指导他们在各村反对负担不公、反对贪污、反对压制，要求民选村长。正义的诉求，外加合法的方式，阎锡山方面即使不乐意，也不便公然阻挠。斗争首先取得胜利的是古台编村，群众推选中共党员接任村长。此后各地纷起效法，几乎天天都有人到县政府请愿。参加此类活动的群众不少，场面也大，但实际多由中共主导。例如，请愿的人总是先到山西牺盟会获得指导与鼓励，之后由农会干部带着去见县长、区长，见面后说什么、怎么说，其他人如何配合，事先都有布置。遇到群众临场不敢开口的情况，多数时候还得党员干部出头。
阎锡山委派郭腾蛟接替朱理担任武乡县县长。郭腾蛟应对中共群众运动的办法是，将各村被斗倒的村长对调，对群众的要求尽可能拖延敷衍。对此，在1938年山西牺盟会召开的双十二纪念日“拥蒋抗日”大会上，中共发起了对郭腾蛟的斗争，要求减薪抗日、民选抗日政权，迫使郭于1938年年底离任。山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薄一波时任专员）派中共党员谭永华接任武乡县县长，这意味着中共由此掌握了县政权。赶走郭腾蛟，相当于除去了改造政权的最大障碍，此举在武乡社会产生很大震动。在其影响下，各地斗争继续展开，县、区两级政权基本上为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所掌握，村政权的改造也取得一些进展。据统计，截至1939年5月，武乡县较大的斗争有35次，25000人参与，形成该县的第一个斗争浪潮。
伴随着斗争的进行，截至1939年7月中共武乡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前，武乡县中共党员人数从原有的200余人迅速增加至2500余人，中共成为武乡县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参加共产党意味着找到靠山。不过，中共武乡县委在大力发展党员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以分派指标的方式要求各地完成任务，不太注意阶级成分等，导致许多富裕中农和富农因在运动中表现活跃而被吸收入党，更有甚者，部分地方出现先报人数后发展党员的情形。由此，中共虽然在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其原本的阶级属性却被忽视。
黎城是太行根据地的另一个重点县，其情况亦可资参照。1937年11月中旬，八路军工作团进驻黎城县，并很快协助成立中共黎城县支部。面对日军入侵危局，黎城县县长田齐卿无视中共的抗日纲领，召集黎城县最有声望的士绅和知识分子杨仲文、韩敏德、李魁芳等人开会商议应变事宜，基本论调是“不维持会遭烧杀，维持了能活下去”。得知此讯，八路军工作团当即通过山西牺盟会组织青年学生发起撤换县长和打击士绅的斗争。经请示八路军总部，工作团将田齐卿和多位士绅一同看管起来，然后送到沁县牺盟中心区接受审查。11月18日，山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撤换田齐卿，委派共产党员何公轸任黎城县县长。与武乡县的情形非常相似，继县长被撤换后，黎城县的政府各科科长、区长、村长也发生变化，或接受教育而改变态度，或被撤换。
总体来看，当国民党及阎锡山自顾不暇时，中共改造政权遇到的阻力不算太大。不过，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国民党在会上通过了防共、限共的系列秘密文件，其中《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明确指出，“共产党在本党权利所及之区犹能猖獗活动长足发展，考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本党组织工作之不健全而予人以可乘之机实为主要因素”。因此，1939年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时隔数年得以恢复。省党部派武西聆（武誓彭）出任山西省第三行政专区党务督察专员，在所属武乡、黎城、沁县、沁源、襄垣等县陆续建立和恢复国民党组织。武乡县的国民党政权表面上与中共合作，暗中则反对牺盟会，刁难村干部，破坏八路军扩兵，动员地主反对合理负担，还组织特务性质的“秘密锄奸”。国民党方面还在武乡县王堡村（村长为国民党员）召开会议，谋划“反共”、反牺盟。
中共察知国民党上述举措后，感觉受到极大威胁，遂迅速做出反应，逮捕与国民党有关联的同善社、长毛道首要分子，并召开群众大会发动对国民党的斗争，口号是“反对牺盟会就是汉奸”“抗粮抗款就是顽固分子”。不过，群众大多数对斗争缺乏兴趣，并没有形成自觉的斗争力量。
虽然中共掌握了武乡县和黎城县的部分政权，但群众对中共的反对反而较以往有所增加。冀豫晋区委分析认为，原因在于中共基层政权不仅没能认真彻底地改善群众生活，反而给群众带来许多新的麻烦。首先，村民自治公所（以下简称“村公所”）打板子比过去还厉害。由于动员任务多，支差频繁，而群众积极性不高，村长动辄以打相促，个别地方3天打了40多个人。其次，村公所、村警都成了“清一色”的共产党员。相较普通群众，村公所人员支差少、负担轻。群众自然认为他们是特殊人物。许多村政权因反对旧村长贪污而新立，新任村长却同样账目不清、贪污浪费。合作社本来提出要减价惠及群众，实际不但不能办到，反而垄断居奇，群众对此非常不满。在高歌猛进的氛围中，这些脱离群众的危机并未被重视。1939年春，中共武乡县委领导走马观花地巡视了一次全县支部，认为党员斗争情绪高涨，党基本上是巩固的。
后来的总结认为，当时的斗争虽然凶，但是领导与工作方式简单，导致群众自动性很差，入党的多是趋炎附势的人，也混进一些投机的阶级异己分子。这样使党的组织庞大而纷乱。
在山西的政治格局中，初期大体上是阎主共客，主客相安，但随着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在自身发展上的积极进取，二者关系逐渐恶化。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发动对山西新军的进攻（即“晋西事变”），中共遂在武乡县采取行动，逮捕多名国民党特务或平素与国民党有联系或曾反对中共的人，此举被认为“在政治上给他们以极大打击”。1940年年初，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带领所属部队进入邢台、内丘以西八路军防区，被八路军击退。此后，国民党在武乡的组织陷入混乱，活动也转入地下。
这一时期中共领导的斗争虽有统一战线的约束，但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过火”现象。具体表现为：1.领导方式“以打、骂、捆、罚代替政治动员”。据称，1938—1939年，武乡县“几无一村没有斗争过，凡斗争的每村都打过人”，“开大会就打人、捆人”。2.“开群众大会不民主”。“群众大会上，群众没有说话余地（不敢说话），只能看人家举手就举手（不敢不举手）”；群众害怕开大会，讨厌开大会，但不敢不来，否则会被捆、挨罚。3.斗争形式有“左”倾倾向。1937年11月，一二九师先遣支队、冀西游击队等部相继挺进邢台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在邢台，借粮斗争中夹杂了反特务斗争，斗争一开展就很激烈。邢台县抗日政府在清理积压案件中，不几日杀30多人；又逮捕了各区过去“勾结顽固派欺压群众经常造谣”的“特务分子”20多人，先后枪毙并没收财产。逃亡户的地也被没收了。中间力量亦惶恐不安，跑，怕被认为是特务，不跑，又怕出事，于是在群众面前悔过，找干部求饶，送礼、送地赎罪，而积极分子、党员干部一时成为“红人”。1940年3月，邢台抗日政府逮捕宋兰波（国民党员，抗战前曾任邢台县公安局局长），宋的亲戚率200余人与中共方面发生激烈冲突，抗日政府10余人被杀，宋方数十人死伤，造成社会上极深的恐怖气氛。
这样的斗争很难说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反而将地主、富农、乡绅等推向了对立面。这个阶段，群众参与运动斗争的程度较低，敢于斗争的只是少数后来多被认为是成分不好的投机分子，是需要被改造和清理的对象。
在斗争中，中共支部脱离群众、领导成分不好等弱点进一步暴露出来。其间发生党员王流苏贪污公粮20石事件，引起中共武乡县委的警惕。1939年10月，武乡县停止发展新党员，“晋西事变”后开始内部整顿，但尚未实际着手全面的组织清理。
二、 运动转向：由斗争到建设
“晋西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政策的明显转向。这种情况下，中共一方面保持克制，继续在大局上维持统一战线，另一方面也强调要稳住自身阵脚。与阎锡山关系的破裂，事实上也促使中共审视过去行动中出现的问题。在与阎锡山合作时，名义上的合法政权在阎方，中共许多时候并不站在前台，而是以山西牺盟会的名义或者通过地下党发挥作用，处在相对隐蔽的位置。如晋冀豫区党委书记李雪峰所言，因为过去不曾有过完全的政权以及相应的领导经验，反而养成不计后果“走私”式的“抓一把”（又称“抢一把”）的作风。虽然冀豫晋省委早在1938年就意识到要建立根据地则必须放弃“抓一把”的短视做法，但实际直到两年后黎城会议召开才真正开始大的转变。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与《中央及军委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两份文件明确了反投降反分裂、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等任务。基于此，中共中央北方局于4月召开太行、太岳、冀南高级干部会议，即黎城会议，明确提出建军、建党、建政三大建设问题，在太行根据地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黎城会议前，“斗争”是主旋律，会议强调以后要重视“建设”。
时任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会议报告中明确提出“反对不爱惜根据地和抓一把的现象”，要求必须树立“华北是整体，华北是整个八路军的根据地的观念”，“任何部队到任何地方都要爱惜，在任何地方抓一把，都是抓烂整个根据地，破坏整个工作”。杨尚昆还特别提到，红军长征的深刻教训便是“没有建立一个根据地”。晋冀豫区党委在之后的工作总结中称，这次会议明确了根据地的观念，而这一点过去是比较模糊的，之前从未提过“爱护根据地”的口号。
黎城会议关于“建政”做出一个决议，主要涉及安定民生和安定社会秩序两个方面。民生方面主要有以下改变：一道关口一定税则，商、军同等待遇；重订屯粮政策（公布征收标准，最高30%，负担起点从贫农起，严格征收一次）；坚决执行支差法令；严格脱产编制；不准县、区、村随意筹款。在安定社会秩序方面，会议决定政府发布告保护抗日人民之人权，区、村无捕人权，县无杀人权，违者反坐；建立司法秩序和重颁“惩治汉奸”法令。这些决定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其所禁止和反对的多是之前领导斗争中“过火”的做法。
1940年4月23日，黎城会议尚未闭幕，晋冀豫区党委即发布《关于执行保障人权的紧急通知》，直言不讳地指出，“最近各地不断发生乱捕人杀人的严重现象。个别地区甚至采取狭隘的报复手段，草菅人命，实行恐怖行为，引起社会上一些人士的不安，予群众以极坏的影响”，要求各地立即开展检查纠正工作，以保证根据地建设的顺利展开。
为此，抗日政府一方面示好士绅，一方面“整顿”干部。在邢台，县政府召开士绅座谈会，酒肉招待，士绅们第一天不敢多吃，第二天发现不但没有异样，还有中共干部检讨“过去错了，村干部净坏蛋”，故临走时便眉飞色舞。与此同时，县政府还召集村长联席会，对村长们以往的过激行为进行批评；派工作队下去与支部接关系，重点在地主及被斗争过的人家搜集干部罪状，其中“顽固分子”过去的贿赂便是“整顿”干部的证据。在此次“整顿”中，浆水区宋峪村村长因贪污被枪毙，滑子村村长因过去斗争最烈而畏罪自杀，川林村村长被罢免。有士绅见状，一天走19个村宣传《关于执行保障人权的紧急通知》。
在武乡县，晋冀豫区党委发出创造实验县的号召，重点放在整顿组织上，以转变过去的领导方式。当时领导上已注意到斗争中“左”的倾向及行政命令作风，分析后认为原因在于党员的成分不好，因此目标指向整理缩减支部，洗刷坏分子。缩减的标准是党员占总人口比例不超过3%，由此洗刷了1/4的党员。洗刷的方式是简单地割断组织关系，不给教育，不办手续，甚至用一些欺哄办法。
在保障人权号召下的根据地建设，引起党员干部普遍埋怨，不少人消极抵抗，有的直接撂挑子。而反对者得到机会也开始散布诸如“保障人权是因为朱德被扣，何应钦叫做的”“（共产党）上头好，下头坏”等言论。原先那些敢打敢冲的党员干部一时间遭到两面夹击，不少人开始怀疑共产党，悲观情绪在根据地蔓延。
在当时的环境中，对于延续已久的阎锡山系统来说，中共无论组织还是权威尚处在成型阶段，许多人本就持怀疑观望态度，对未来并没有稳定的预期。这时候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引起较大反应，更何况还是这样的大转折，无疑会让许多人无所适从。
晋冀豫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彭涛指出，保障人权的通知引起武乡县当地干部的强烈不满，只是形式上克服了行政命令，而未让新政策深入干部，深入群众，造成工作成效的实际下降。《武乡党的简史》称：“保障人权法令限制了下级捆人罚人打人的权力，这是极大的转变。我们对于行政命令作风之严重，实际上是没有深刻认识的，不知道离开了捆打骂罚，许多干部将一筹莫展，对于群众的发动程度与政治觉悟作了过高的估计，不知道如果群众没有进一步的发动，抽象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群众的不满情绪随着日军频繁“扫荡”也逐渐上升。1940年6月，日军在“扫荡”后占领武乡县东村，并设立据点，武乡县东部由此进入与敌近距离斗争的阶段。当时群众武装尚未建立，八路军和中共武乡党组织面对日军的进攻基本无抵抗之力。之后，日军又进行了几次出动数千兵力的大“扫荡”，其中一次延续近1个月，死亡人数达890多人。虽然八路军也曾在武乡县关家垴与日军苦战，但群众关注更多的还是八路军的转移，并对此表示不理解。因此，当日军“扫荡”后，中共方面虽然积极善后，但对于“军队为何不打仗”的质疑，只是回应“顾不过来”或“在其他地方打了仗”等，难以消除群众的疑虑和不满。若以能否取得群众拥护来衡量，善后工作的成效有限。
百团大战中，武乡县是中共在敌后的运输枢纽，前后动员民伕超过1万人次。对于总人口10多万的武乡，这样的支差无疑是沉重的负担。在紧张繁重的动员中，武乡县东堡村有人向县政府控告村干部贪污及区干部违背保障人权的通知。县政府遂将区长和村长撤职，把村农会主席扣押起来，造成东堡村的工作完全停摆。类似利用抗日政府的法令，抓住区、村干部的缺点或过失而导致工作停顿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村。
1940年底1941年初，太行根据地多处遭遇日军“扫荡”，同期发生皖南事变。形势对中共不利时，诸如“八路军要走，中央军上来了”“年头要变”之类的舆论随即升腾。有消息称，国民党方面指示在力量占优势的地方，相机以武装解决中共领导的区公所。各种特务活动明显加剧，许多地方天一黑就有不明身份者打枪，以至黄昏后就没人敢出门。在一片悲观且恐慌的情绪中，日伪在武乡县的占领区迅速扩大，离日军据点二三十里的村庄几乎全部沦陷。
保障人权无疑是良善政策，然而，与该政策相伴随的是反对势力及其报复情绪冒头。可见，当时的态势是斗争既启便无和平共处的可能——即使短时出现，也极其脆弱。如此一来，为保护自身安全，各方都不得不保持进攻的姿态，毕竟己方稍有退缩便可能招致“反攻”，紧张气氛下的过激反应亦在所难免。
在几方势力交相压迫之下，中共在武乡县的活动陷入严重的消沉局面。此时晋冀豫区因在百团大战后遭受了日军一轮又一轮益加残酷的“扫荡”，面临极为严峻的生存形势，敌占区日渐扩大，根据地日渐缩小，是抗战以来最为艰危的时期。八路军面临不打仗没法向民众交代，发起百团大战又招致敌人更大反扑，而使群众遭殃被埋怨的两难境地。立足且难以保证，这样的根据地显然是不巩固的。从这里也可看出，群众运动的起落与对敌斗争形势直接相关，八路军进入时斗争高涨，一旦退走，地主等被斗争势力则会反攻。平顺县有地主公开吓唬群众：“你们要斗争，咱们试试看，八路军好比是一只只麻雀，敌人不来喳喳叫，敌人一来一哄而飞。”
三、 斗争再起：以减租减息为中心
1941年初，武乡实验县的总结会指出，武乡虽然在“斗争中开展了局面”，“党在斗争中发展起来”，“但也不必要地树立了一些敌人”，确定今后的工作方向是“继续从斗争中发动群众，努力改善统战关系”。晋冀豫区委在1941年的战斗纲领中也称，“从战争中、从不断的斗争中巩固根据地是中心一环”。可见，要打破消沉局面，除了斗争别无他法。
对敌出击是中共在武乡县恢复工作的起始做法。1941年3月底，在八路军主力的掩护下，中共方面逮捕了游击区伪政权的主要干部，摧毁了边沿区的维持会。此次由上层发动的对敌出击，有效提振了干部群众的斗争情绪。
同月，有人抓住武乡县田庄中共干部贪污的事实，拉拢群众聚合反对，造成村中严重对立，冲击中共掌握的政权。田庄的情形和前文提到的百团大战期间发生在东堡村的事件高度相似。不过，与东堡村事件迅速处理干部的解决办法不同，上级领导将此次事件定性为“顽固派”的蓄谋夺权，因此没有去惩罚干部，反而明确提出要开展反“顽固派”的斗争。《武乡党的简史》称，田庄事件使上级领导认识到这些都是敌方的阴谋进攻，再也不能采取东堡村事件那样片面的、矛头向内的、“错误而危险”的处理方式。在太行第三地委指示下，中共武乡县委确立了给顽固派以回击的方针，提出“两面作战”的策略——一方面粉碎顽固派“上拉下打”（拉拢县、区干部，打击村干部）的阴谋，一方面以大公无私的态度教育党员干部。
晋冀豫区委民运负责人彭涛在中共武乡县委扩大会议上称，田庄事件的正确处理是武乡工作转变的真正开始，由此，“从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内容才充实起来，转变的关键才在更完善的意义上被掌握”。彭涛指的是此前为贯彻执行保障人权的通知，转变工作作风在实际执行中简单地等同于停止斗争。他认为，真正的转变还是离不开斗争，要在斗争中发动群众。这也是中共武乡县委总结1940年工作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1941年5月，武乡县以清理旧债、收回文书押地、保障永佃权、彻底减租等为斗争纲领重新发动群众运动，并明确提出要发扬“1939年红五月光荣斗争精神”。再次吹响的斗争号角极大鼓舞了干部们，许多干部说“只要叫斗争，工作就有办法”，“去年领导右的不行，现在差不多了”。有群众威胁地主：“人家可是要恢复斗争精神了，你看咱的事怎办？”这种情况下，干部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上下级进一步团结。斗争并不是只停留在纲领阶段，最终使全县1/30、约150顷的土地发生变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群众热烈参加农会、妇救会等选举，群众组织开始充实了。6月，中共武乡独立营顺利编组完成，这成为当地工作转好的一个指标性成绩。有了独立营的武装支撑，中共在武乡的政权得到巩固。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领导上逐渐把斗争能否发展成群众运动以及群众游击战争能否有效开展作为评价群众运动的主要标准。若以群众是否被运动起来作衡量，此番斗争的确鼓舞了一批干部和群众，但政策实现的深度不够，浅尝辄止；反特务不彻底，未形成一套有效的对敌斗争办法。
1941年9—10月，中共在武乡县的村选中强调“民主与团结”，采取“联盟竞选个别拥护”以及把国民党派拉出来公开对比的方针，在组织上基本实现三三制，团结了一批中间分子。国民党原本想夺取几个村长位置，但没有成功。超过七成群众参与了这次选举，并且对选举程序感到满意，称这次选举是“沙里澄金好的里挑好的”。在村选中，群众提出了大量有关支差、负担、婚姻、偷盗、优抗、土地纠纷、账目等问题。不过，由于备战反“扫荡”，这些问题并未来得及很好地解决。
从群众的组织动员来讲，上述村选在统一战线的框架下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办法，而是让候选人公平竞争，堪称范例。此次选举得到广大群众拥护，也成功团结了一批中间人士，有效调动了群众参与村务的热情。只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这一成果非常脆弱。
1942年2月，日军对武乡县进行了持续20多天的“清剿扫荡”，造成千余名群众死亡，严重程度超过此前历次。群众中再次弥漫悲观恐怖情绪，出现“年头要变”“中央军要来”的声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指出，这将造成有利形势：日军重点向南，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将逐渐减弱，且无大举增兵可能；国民党需向南防守，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基于这种环境将变宽松的判断，中共开始抛开顾忌，更加重视巩固根据地。1942年1月底2月初，中共中央相继出台两份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和指示，其目标很明确，即借此与国民党争夺民众。中共中央发现，“凡在比较普遍比较认真比较彻底的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保障交租交息的地方，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就比较高，而且能够保持工作的经常状态，安定社会的生活秩序，那里的根据地就比较巩固”。与之相对应，在那些未认真执行这一政策的地区，则“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发扬，根据地无法巩固，经不起敌人的扫荡，变成软弱无力的地区”。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进一步表露了这个意图：“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拆散地主资产阶级与敌人及顽固派的联合，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而不是跑到与顽固派方面去，跑去了的，也可以争取回来。”这一点在晋冀豫区党委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得到印证，称在执行土地政策的运动中“几乎每一大的斗争，都与国民党直接间接接触的”。
为落实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武乡县在1942年5月底召开会议布置减租减息工作，决定运用1941年的斗争经验，提出以抽回文书、租典地定年限、反对顽固分子造谣及没收分配汉奸土地为斗争纲领，同时提出内部不公开检查干部党员在处理公地、负担、支差、合作社账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会后，太行第三分区召开约200人参加的干部大会进一步动员布置。在放手发动群众的精神指引下，斗争在各地迅速展开。党员群众的斗争情绪被迅速唤起，称：“斗嘴惹人干甚，不如打痛快。”此前，区干部夹在县和村之间，常承受巨大压力，这次正好借机畅快地大斗一场，多数打人举动是在他们默许甚至鼓励下发生的。
这场自上而下、突然发生、力度空前的减租减息浪潮，波及晋冀豫全区，历次运动中的落后村庄也动起来了。过去积压的许多问题在半个月内得到解决，数量上比县政府过去一年解决的还多。据统计，经过8—10月的群众运动，武乡县50多个村（占根据地行政村半数以上）解决租息问题12000多件（不算普遍订约），典地订年限7000多顷，租地订约（由永佃权改订契约）160多顷，清债226000多元、铜钱82000多吊、粮540石，退文书13400多张、欠利条子2800多张。如此深广的牵涉，决定了斗争所造成的改变难以像以前那样轻易恢复原状。
群众在斗争中的行动较过去明显更积极，踊跃发言，彻夜开斗争会。以往的运动中，群众畏手畏脚多因担心“变天”后被“反攻倒算”，但这种席卷一切、排山倒海的斗争浪潮，让不少地主感叹“政策变了”而着急谋出路。1942年8月，独立营顺利扩编约200人。这正是斗争带来的成效。可资对比的是1941年的扩兵，武乡县在两个县委委员、5个县干部外加10多个区干部的领导下，经过“异常紧张的拼命动员”才勉强完成任务。不过，因动员中变相收买等偏向，3/4的人后来又开小差跑了。据统计，“这一阶段武乡大小斗争281次，参加者6万人，全县只有新收复的一两个村没有斗争。斗争中，发言的占17.4%，两个区168个斗争中讲道理的91个，其余吼叫式，打人比1939还多但是群众性的”。
为应对日军可能的“清剿”，在5月底提出的斗争纲领基本实现后，中共在武乡县的工作重点转向备战，提出以四眼窑洞为斗争阵地组织战时生活，着手打造窑洞。1942年10月，日军再次“清剿”武乡县，遭遇中共广泛而有力的游击战，遭受较大损失。目睹战争的胜利，群众对军队和民兵的拥护空前热烈。战争时期，各项工作几乎都是为赢得胜利而展开。以此衡量，武乡这次群众运动“基本上已经发动了，武乡工作从此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邓小平代表太行区党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经过1942年下半年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基本群众大大发动起来了，根据地面貌完全改观。尔后，一切工作都好做了，一切任务完成都容易了，党、政、军与人民的关系密切了”。不可否认，武乡对敌斗争的胜利与敌方力量变弱密不可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轮大规模全区性的斗争运动亦在相当程度上使局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共且不易回逆的转变。
四、 运动深入：转变群众思想观念
1942年以执行减租减息政策为核心的斗争运动，把根据地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高度，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根据地的社会状况。尽管如此，从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仍然不是终点，以中共的标准也不能认定群众已真正发动起来。如中共方面的一份总结所说：“减租减息基本上实现了，各种‘题目’已经用完，但文章还未做得很好，群众发动的不充分，政治觉悟思想转变落在斗争之后。”从这里可以看出，“群众发动不充分”既是一种对现状的描述，也是发起新运动的策略需要。
与“文章还未做得很好”的判断相仿，晋冀豫区党委的调查报告认为，武乡、榆社、黎城、左权等县的先进村在1942年的群众运动中存在以下缺点：第一，地主破坏，干部行政命令，群众缺少思想发动，地主拉拢腐蚀干部，笼络欺骗落后群众；第二，干部存在统战思想、法令观点，限制群众革命热情的发挥，地主则善用法令的每一点空隙反攻；第三，农民虽获得土地，但通过组织起来直接向地主清算土地的很少，农民对于土地是谁的不清楚，干部普遍有恩赐群众的思想。总之，1942年的群众运动中，党员干部普遍存在由上而下帮群众打天下的思想，对群众的政治动员远远不够。
关于充分发动基本群众的标准，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彭德怀1942年底在太行区干部会议上提出以下四个标准：第一，“广大的基本群众真正行动起来，参加一定的运动”；第二，“广大群众自觉地加入自己的组织”，“忠诚地拥护这个组织”，“有真正从群众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当地领袖”；第三，“广大群众在思想上有了相当的转变”，“自觉地赞同革命，追求真理”；第四，“群众在政治上跟着共产党走，相信共产党，也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他们得到解放”。彭德怀认为，若按上述四个标准，“大部分地区的群众是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或者发动了而又消沉下去了的”。在彭德怀看来，华北各根据地许多地区的群众组织“只有形式，是空架子，更难说到提高组织程度与政治觉悟程度”，因此要求1943年起“进一步深入群众工作”，特别是要“从思想上巩固群众组织”。
之所以强调要从思想观念上启发群众并巩固组织，跟斗争对象地主出现的新状况密不可分。当广大农民的群体观念或阶级意识经过教育逐渐萌生时，处在对立面的地主也在发生变化。1942年10月，晋冀豫区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经过这个阶段的斗争，“地主一般有了防御、反攻及统治的新经验，与国民党有进一步的结合”，“地主敢于坚持说理，不像过去一逼即屈服”。“封建地主经过这段斗争，大部分政治化了，大地主中的一些分子已经成为骨干，一般的阶级觉醒了，增加了斗争之顽强性。但又了解到群众及政权力量之打击，已经不敢如过去明目张胆的统治群众了，只能利用旧有统治余威及新的政治依靠来威胁群众，争取人心”。
就针对地主的斗争而言，以往的群众运动主要在经济及政治上削弱了他们，但没有彻底打垮他们。慑于群众运动的强大力量，地主虽然暂时低头，但思想上不一定服气，时局一旦发生变化，便会出现冒头“反攻”的情况。就农民的情况而言，以往的斗争有相当程度是上级或党员干部包办的，因此需要打通思想，提高觉悟，继续斗争以取得压倒性胜利。
李雪峰对进一步发动群众有更直白的论述。他说，放手发动群众就是要反对“碍手碍脚”，而有的党员同志虽然抗战好几年，仍缺乏明确的阶级观念，受旧社会道德观念的影响还很深。具体表现为：他们赞成发动群众，但不赞成群众的斗争；赞成和平斗争，不赞成严重的斗争；赞成抽象的斗争，不赞成具体的斗争。李雪峰说这些人“不懂得我们要在一两年的短期内改变社会的基础，让群众取得优势，这实际上是一个严重的革命行动”。简言之，就是要通过尖锐的斗争明确阶级对立。
同时，李雪峰特别强调斗争不是“简单的打”，而是包括政治、思想、理论、舆论、气势的综合力量的较量。阶级对立虽然尖锐，但在群众意识中，这种对立却是模糊的。人情、良心、命运、惯例、信仰等都会妨碍阶级意识的形成和树立，而这些无形的要素大多有着悠远的历史，深深根植于广大民众的头脑中。不仅如此，这些要素还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时时处处，并与有形的村社团体、仪礼程式等相维系，有着至深至强的影响和权威，甚难撼动。比如，在广大的山西乡村，“社”这一传统社会组织长期以来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功能。如论者所言：“权力文化网络中的‘社’由官方制度文化和民间隐性文化共同构建,强烈地体现着国家对村落民俗生活的理想化改造，同时，‘社’又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是一个村落家族、信仰、传说、基层行政、道德等多种力量交织的结晶物。”虽然在20世纪初，村公所这种带有现代色彩的机构在地方自治的背景下大量涌现，但是村里迎神赛会这类非常重要的传统活动仍然由“社”主事，在许多村民眼中村公所主要负责“跑官厅”。也就是说，即便村政权被改造成由共产党人掌控，但不意味着同时也能掌控群众，更不能掌控群众的思想。思想没有真正改换，自然也不能保证群众在中共战事失利时还能坚定地跟着走。
李雪峰还注意到，“很多地方所谓祈雨，甚至像邢台大西庄的大槐树的故事，对于群众有很大束缚力”。他指出，必须在群众行动中揭穿这些隐蔽着旧统治者真实面目的现象，才能打破旧的封建束缚，群众也只有实际上改变了自己的地位才能够了解自己，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基于此，李雪峰反对过早地把群众的行动简单化，否则不能充分暴露事实的真相，不能解除群众意识上的束缚，群众没有真正起来，也就没法形成在思想上自觉的力量。
虽然根据地的领导认识到解除群众思想束缚的重要性，并开展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施策，但落到实际中的成效有限。有亲历者忆述，解除群众精神枷锁这一关最难，因为“统治阶级，他不光是在权力上统治，他在思想上也控制你。这种控制，比权力上的还要大的多”。1945年3月7日，涉县更乐村6名小学生因读了新华书店编印的《巫神的坦白》进而毁坏吕祖庙的神像，回来路过戏场时被看戏的群众包围，2000多名群众把这6名小学生狠狠吊打，形成轰动太行根据地的“更乐事件”（亦称“吕祖事件”）。主张吊打者的口号是：“五谷杂粮都是吕祖爷给的”“有钱人有病找医生，没钱人有病找老爷”“民兵的枪是老爷的香火钱买的”“吕祖是治病老爷、生产老爷、抗日老爷”。即便到了1945年，历经多番运动的群众仍然对吕祖充满敬仰，并且为了捍卫吕祖敢于对抗抗日政府，可见思想观念上的革命远比想象的要艰难。在相当程度上，“更乐事件”也会为领导上说的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增添佐证，由此需要继续发动。
五、 运动新方向：生产及斗争升级
1943年春夏，日军发动对左权、黎城等县的大“扫荡”，并于6月中旬占领武乡（东）蟠龙镇。作为应对，中共在武乡县采取转移群众空舍清野的做法。7月，太行第三分区集中6个团的兵力，发起蟠武战役，并采取“坚持长期围困，逼退蟠武敌人”的围困方针，直到1944年2月日军退出蟠龙镇。包括太行在内的华北许多地区自1941年夏秋开始，遭遇严重旱情，1942年发生严重蝗灾，1943年继续大旱，形成百年来罕见的大灾荒，各地普遍发生粮食困难。有人称，1942、1943年是太行区生活最困难、斗争最艰苦的时期。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鼓噪“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一时间“变天”舆论又起，加之各地出现一些敌对活动迹象，局势再次紧张起来。尽管处在反“扫荡”和对抗旱灾的忙碌中，中共方面依然采取了严厉措施。1943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对太行区的锄奸反特务问题指示》，紧接着晋冀豫区党委发出《特务分子掌握民兵的事实通报》，都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应对特务破坏活动。8月下旬9月上旬，武乡县政府在多地分别召开群众大会，公审一批“国民党特务分子”，并执行枪决，同时对坦白认罪者予以宽大处理。在黎城县，多地召开群众大会，有7000多人被定性为特务，占全县约6万人口的11%。
随着1943年8月林南战役的胜利结束，八路军在太南、豫北建立七、八专区和军分区，太行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再加上1943年下半年开始，日军为准备“一号作战”，从晋冀鲁豫抽调部队集训。多重因素作用下，日军在太行再未能组织起大规模的“扫荡”，根据地方面形势好转，为下一步的群众运动奠定了基础。
由于整风、反“扫荡”和抗灾任务繁重，1943年的群众运动计划，实际执行的主要是锄奸反特，而打通思想、启发觉悟的任务基本没有展开。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未认真执行或执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还要求党政军必须为明年全根据地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做好准备。1944年1月，太行的区与县以上干部召开会议再次强调要努力生产，多打粮食，为大反攻准备好物质力量。至此，增加农业生产、开展生产运动成为群众运动的新方向，这被认为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及“群众运动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领导上明确要求，对于已经发动的村庄，要以生产为中心，加强生产中的组织教育，巩固群众优势；对于斗争已起但未发动群众的村庄，不能重复斗争，也不能“硬找题目”，而应该在生产中教育群众，通过民主斗争改换不合格的干部。总之，各村庄不管之前的群众斗争发展到何种程度，都应注意生产是运动的新阶段，改造了旧生产关系就必须在生产中建立新的关系。概括起来，中共指示应将群众运动重点由斗争转向生产，是因为之前的斗争已摧毁旧的生产关系，而新的生产关系需要在生产实践中确立。
1944年1月，太行区党委地委书记联席会后，各县委、地委相继开办整风班，在知识分子、义务教员、干部等群体中开展整风运动。受此影响，1944年初原计划开展的生产运动则有所延宕。许多地方认为“不反奸就一切都无从说起”，因此直到8月部分地区才开展秋收秋耕运动。再加上同期还在进行扩兵、运粮、练兵等诸多繁重工作，太行区党委也承认这一时期的工作是“比较混乱的”。据太行区党委给中央的报告，1944年的生产运动“在全区较普遍地展开”，开荒成绩显著，生产效率和技术大大提高，互助合作大量发展。仅就耕地面积增加来看，6个分区麦收前共开荒30多万亩，按平均亩产6斗计，可收粮约18万石，几乎占当年全区总负担56万石的1/3。在大生产中，涌现出不少积极分子和为群众所拥戴的领头人，先公后私、多做少说等优良作风也在形成。武乡县在大生产运动中也取得显著成绩，数名生产模范在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上受到表彰。
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赖若愚强调，“1944年的生产运动，在我区是空前的。在全区普遍的生产运动中，不但克服了蝗灾，而且取得了两季丰收，给干部和群众的印象也是很深的”；不仅如此，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解决了减租之后的方向问题。1942年减租之后该采取什么行动是盲目的，经过大生产运动使太行区党委认识到减租斗争之后应该及时转向生产。
同一年，贯彻减租也在太行区开展起来。11月17日，太行区党委发出关于贯彻减租的指示，称：“几年来痛苦的经验深刻地教导了我们，不执行减租，或对减租执行得不彻底，不仅难以打开工作的苦闷局面，而且使我们曾经在被迫的情况下应付了严重的斗争，吃了很大苦头。”
农民在减租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困惑是：地是人家地主的，交租是应该的。因此，减租之后，农民感觉是“发了外财，他的心情上像是做了亏心事”，“对于减租并不是理直气壮的”，“心理上十分矛盾，想减，又不敢减，依靠上级，等待‘恩赐’”。为此，1944年的减租运动中，特别注重思想教育。各地依托冬学，引导群众思考“谁靠谁活”的问题，围绕“穷人是怎样穷了的？地主是怎样富了的？”“地主是怎样压迫咱们的？”等问题进行反省，得出“不该交租”的结论。到这一步，再及时引导群众了解，“因为要抗战，地主投靠了敌人对大家不利，所以应该交一些租，换取地主和我们一道抗日”。鉴于觉悟后的群众往往要求过“左”，在思想反省到达高潮时，应适时进行法令政策的教育，使群众行动起来有理有法。在这次减租运动中，普遍进行了说理斗争，有些地方提出“说倒了比打倒了强”。
当然，重视“说理斗争”并不意味着只动口不动手。事实上，1944年的减租运动同样出现了对于地主的过激举动，如武乡县在短时间内就发生了87起殴打地主的事件。对此，主持群众运动工作的赖若愚认为，“当群众行动起来的时候，‘左’的现象是很难完全避免的”，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可怕，不应该惊慌无措”，也绝不应任其自流，适时纠偏即可。
中共武乡县委还对村党支部普遍进行了整顿，特别是对党员成分复杂、宗派思想严重、支部不团结、党员脱离群众等不良倾向，进行了认真的解决。一般步骤是，先让支部领导和党员进行自我反省，然后大家评议。对其中的缺点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明辨是非，找出错误的主客观原因，然后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做法与之前大有不同。1940年与1942年的群众运动后，基于运动中的各种偏向，一些地方开展过“反新贵”“反特殊化”、纠“左”等行动，许多干部在舆论压力下被处理或撤换。这对于纠正运动中的偏颇和干部的不良行为显然是有益的。然而，被处理的干部因此认为被组织抛弃而感到郁郁不平，新上来的干部则因“前车之鉴”也不大敢放开手脚，于是需要重新进行激励，但被动员起来后，之前的那些问题几乎又重演。
对于这个两难的问题，太行区党委提出一套合乎群众路线的新的应对思路，“既宝贵群众的热情，又宝贵干部的历史”。具体办法是，放手让群众提出意见，把干部放在群众中去检讨。同时，又放手让干部、党员讲述自己的光荣历史，倾吐自己的牢骚。上级领导肯定他们的功绩，倾听他们的牢骚，体贴他们的困难，同时引导他们在党内、在群众中，检讨并改正自己的缺点。该思路的基本方针是爱护干部，改造干部，帮助他们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太行区党委称，应该承认干部是有缺点的，有些甚至相当严重，但是这些缺点是有社会的、历史的、领导上的原因的，所以撤换干部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坏。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属于群众内部问题，必须采取团结的方针，而不能像过去那样“自毁长城”。
可以说，1944年的减租运动使群众路线变得具体化，而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除了经过群众改造干部，群众路线也体现在群众运动的组织中。践行群众路线有两个要点，即掌握群众思想与掌握积极分子。群众的发动离不开群众思想觉悟的提升，当群众还未认识到减租是必要的和正义的时候，便不会积极行动起来，这种情形下的减租必然是上级安排的。然而，群众的觉悟程度参差不齐，只有掌握积极分子才能使中共的领导有所依托，团结中间的，提高落后的，进而形成相对统一的群众运动。在武乡县的工作实际中，县委就是采取了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方法，依靠干部打通群众思想；在思想启发上，通过忆苦思甜历数地主剥削史，让农民懂得地主的家产是通过地租、利息盘剥农民而来。
1945年2月，也是太行区各地开展新一轮减租两个多月后，太行区党委发出《关于继续开展减租运动准备春耕生产的指示》，称“两个多月的经验证明，除一部分地区减租比较彻底外，多数地区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太行区党委指出，当前减租仍然着重于包赔损失和退租，而这样没完没了地算旧账导致许多地方地主夺佃甚至超过50%，因此重点应放在贯彻减租和订约保佃上。其次，区党委要求在减租运动已经开展和完成的地方，要给群众以系统的阶级翻身教育，在实际工作中要整顿干部作风、改造和培养干部。区党委还要求整顿、建立和发展互助组织，为春耕生产做好准备，并强调这是减租运动之后的必然走向。区党委这个指示发出前不久，赖若愚在《战斗》上刊文要求全区的减租运动在当年春天必须搞彻底，不然来年还需再搞，而这样反反复复会引起社会动荡，也会刺激地主夺佃。
从区党委的指示和赖若愚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领导上认为减租运动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处理，但多属纠偏补漏性质，之所以要急切、彻底地完成减租工作，是因为需要尽快把重心转移到生产上去。赖若愚总结1945年工作时指出，在对日反攻以前，虽然作战很多，但生产运动是整个解放区工作的中心。太行区党委期待经过以查减为中心的第一个“组织起来”，使农民相信、依靠共产党，并决心跟共产党走，在此基础上进行以生产为中心的第二个“组织起来”。太行区党委关于1945年大生产运动的总结也再次印证了减租与生产的关系：凡是1944年冬季查减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区，群众性的“组织起来”就比较好，生产成绩也就更大；反之，因被减租拖住，群众热情没有调动起来，直接耽误了生产。以生产为中心而弱化斗争，当然也就意味着稳定社会秩序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成为下一步主要目标。
虽然重视生产，但并非意味着不再斗争和运动。1946年5月中央发布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也称“五四指示”），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事实上取代减租减息，全区的农民运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太行区党委这样描述“五四指示”后一年中的土改运动：“一年以来，不管新区、老区、腹地、边地，都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土改运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向地主阶级进行了反复的、坚决的英勇斗争，以极其严肃的团结精神与革命行动，粉碎了地主阶级一切抵抗、破坏与阻挠。……相当充分的发动了群众，也相当彻底的消灭了封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根本改变了旧的农村面貌与旧的阶级关系。”来自顶层的又一次“放手发动群众”号令之后，不再有统一战线约束的土改运动给根据地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据统计，在根据地老区，中农占农村人口、土地、生产力的绝对优势，超过85%的农户是中农，过去的“封建统治者”则变为赤贫和贫农，被配发了仅能活下去的土地。当然，这仍非终点。1946年冬季，太行区党委就老区查减再发指示，认为需要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检查，如此才能最后扫清封建残余。
结语
在某种意义上，中共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浩大的斗争运动，而这场大运动又涵盖无数规模不等、各有主题的运动，斗争伴随革命始终。当然，斗争不是目的，经由斗争由破而立才是旨归。用刘少奇的话说，根据地“总的方针是建设，破坏也是为了建设”。
在敌后立足扎根是中共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使中共和根据地自始至终需要面对群众心中的“变天”情绪，却又不能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应对。因此，群众运动改造社会的方式无法像以前那样大刀阔斧，而宜于步步进击。时人以“文章”和“题目”为喻，认为要做好发动群众这篇大文章，需要众多诸如反贪污、反负担不公、减租减息这样的“题目”。这种比喻虽把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简单化了，但其提出的这些“题目”确为根据地群众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路径上则从反腐败这样简易题进至租息这样的难题。一般“题目”用完了，文章还未做成，则需要继续深挖租息等牵涉甚广甚深的“题目”。武乡等县的实践大体就是循着这样的路径行进的。初来的共产党人通过改造政权，发起斗争，因兼顾统一战线一度收束，但旋即发现没有斗争便陷入停顿，于是掀起更激烈的减租减息运动以打开消沉局面。面上问题解决后，需要深入改换群众的思想观念，而这更是一个无止境的任务。在旧有社会结构被严重冲击、农民优势初步出现、根据地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后，生产取代斗争成为新的群众运动主题。当然，斗争并未完全退隐，按需随时再登场。在太行根据地的其他县份，因县情差异，群众运动面貌或有不同，时间上亦有先后，但基本阶段和主要步骤则高度一致。因此，整体看来，群众运动主题有升级转换，但斗争一以贯之，只是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侧重。
时人分析称：“企图在一个大斗中彻底消灭地主是十分困难的，企图一阵风达到一扫光正好是地主阶级所欢喜，也正好是历史上地主便于钻空子的漏洞。因此彻底消灭封建不只是要有一个具有革命规模的大斗——大斗达到了基本消灭，且必须是接二连三的，三次五次反复清查，和反复发动群众……必须把消灭封建的目标在斗争中、深入运动中明确的贯彻到底，同时也必须是在大斗与反复清查中继续发动群众，把群众一批批一层层发动起来。”王谦时任太行三地委书记。之所以需要如此反复，基本原因在于发动群众远不止是帮助群众减租减息，也不止是改造村政权，还需要一点一点地改变群众的思想观念。可见，即便没有统一战线的限制，仅从充分发动群众的角度，群众运动也远不能以暴烈的方式一蹴而就，这也是社会革命艰巨性之所在。
中共作为后来者和变革者，通过群众运动一点点撞开生路站稳脚跟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在根据地及周边，各种政治势力角力不断，渐至尖锐对立，斗争氛围浓郁，气氛常态性紧张，人心动荡，社会创伤深重。再加上连年战乱、灾荒，民众频繁流离迁徙，饥馑遍地，疾病流行，且不论有无尊严，即便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如论者所言，“对于多数华北农村的农民而言，和平与安宁的生活已经成了过去，他们中的不少人相信自己正颠沛流离于一些民间宗教所说的那种‘劫难之世’之中”。整体环境的不和平，既是斗争的后果，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加剧斗争态势，这样的残酷循环使根据地较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对于中共来说，虽然此前不无群众运动的经验，但由于时空移转，对于如何在战时根据地环境中、在统一战线约束下发起和掌控斗争运动，仍然需要在反反复复中去调适，其间走偏失控、杀敌亦自损不在少数，但整体上确有从初级到高级、从浅表到深层的演化趋势，对于运动之组织也提出了越来越精细的要求。中共借由一轮又一轮斗争，在一定的区域内有力冲击了旧的权力体系，使形势逐渐向有利于己方转变。当然，在政治革命未完成的情况下，这个转变通常发生在一定区域和一定时段，也并非不可逆，新秩序、新权威的完全确立尚待时日，因此运动和斗争会再度发生。与之相应，群众一层层发动起来的过程，正是中共在敌后由浅入深扎根的过程，群众运动的不断深入，也正体现了中共对扎根深度和牢固度的不懈追求。环境和形势的严苛考验，促使中共不断提高动员能力和优化组织自身，此番历练的效应在日后国共政争中体现得更加明显。至于长期的斗争实践将如何塑造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进而如何影响历史进程，则是另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