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
作者：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张文俊
阎锡山在民国历史中是一位态度和行为多变的地方实力派。他经常根据形势变化，进行慎重考量，做出不同政治选择，不论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每当遭遇形势剧变冲击，他都会采取措施化解危机，保持对山西的控制。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共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引起阎锡山高度紧张。他不仅关注中共革命，而且研究中共革命，从多种渠道获取中共革命信息，对中共有着历时性认知和应对。中央苏区革命和陕北苏维埃革命的广泛社会影响，尤其是陕北革命的蓬勃发展，使阎锡山十分畏惧。阎锡山通过分析中共的强大社会动员，认识到现实社会的弊病是中共能够革命的根本所在。为消除中共革命对山西的影响，阎锡山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提出自认为能够防范和消除中共革命的策略，将其付诸实践，结果收效甚微。
对于阎锡山的防共，关注阎锡山的作品都不同程度有所涉及，但大多作品仅概略性或只言片语地介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阎锡山对中共的防范。鉴于前人阎锡山防共研究的不足，以及阎锡山防共对华北政局变动、国共关系乃至阎锡山后来走向联共的重要意义，笔者利用《徐永昌日记》、中国台湾地区阎锡山档案及已刊文献，从阎锡山的所思所想所做，讨论红军东征前阎锡山对中共认知的变化和应对，进而从敌对方的角度审视中共革命的合法性和强大效能。阎锡山畏惧中共革命，却赞赏中共的动员能力，觉得军事防共无用，提出山西全体总动员的防共，为防共和“消共”费尽心机思考应对之策，并对采取措施十分自信，自负地以为能够抵制中共革命。此外，面对南京中央政府要阎锡山派兵入陕“剿共”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情势，阎锡山防共策略有一定变化，由之前不太重视军事，开始在军事层面主动防共。结果，红军顺利进入山西，阎锡山的全体总动员防共并未产生预想效果。
中共成立后，北京大学山西籍学生高君宇返晋，秘密建立中共组织。国共第一次合作，南北势易，阎锡山政治转向，允许国共两党在山西公开活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组织受到阎锡山和国民党的管控与压制，只能进行有限度的活动。以往论及这一时期山西中共组织遭遇的厄难，往往将责任归咎于阎锡山。客观而论，山西中共组织遭受一系列挫折，国民党党部发难要甚于阎锡山。国民党党部代表南京中央的利益，而阎锡山作为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貌合神离，有时还利用中共势力对抗南京。1931年“一二·一八”惨案，即是阎锡山利用学潮对抗南京的例证之一。
俄国革命和中共革命，对阎锡山都有影响。中原大战后，阎锡山赋闲大连，与随从研究新村制度，重掌晋政后一直思考共产主义革命何以在俄国和中国发生。他于1934年1月在对绥西屯垦区新农村指导员的讲话中指出，其主要原因是土地革命的强大动员，并比较中共革命动员与明末李自成迎闯王不纳粮的动员，觉得二者有异曲同工之效。阎锡山畏惧苏维埃革命，遂探究中共能够动员农民的缘由。经过分析和研究，阎锡山意识到中国社会存在分配不均问题，即经济制度不合理，“劳动不以产物为目的”，“分配不以劳动为标准”，导致人与人之间、群与群之间产生矛盾，而矛盾根源于“金代值”和“资私有”。在阎锡山看来，这是中共实现底层动员的社会根源。阎锡山探寻制度破解之法，主张变革不合理的经济制度，从群生基础组织即行政上的最小单位市、村入手，研究新村制度，进一步诠释“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理论，实现“资公有”，以消除中共的社会动员。
陕北中共革命蓬勃发展，威胁到山西统治秩序，也使阎锡山对中共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阎锡山十分赞赏中共的动员能力，认为土地革命会引起群众心动，军事防共无用，遂疏于山西黄河边境的军事布防。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建议从军事上严防，但阎锡山不积极，由此，二人发生许多争论。据徐永昌日记记载：“四时至绥署商陕北剿匪问题。余意最好请北平军分会派出一参谋团前往监视剿匪，至我晋绥沿黄河各县政的方面，务能平政防共，军的方面，亦要分段严密布置，尤其是政军能丝毫不骚扰地方”；“阎先生近来颇示消极（日方向察急进）。……对于共党更应尽其在我怨者平之，困者救之，愚者教之，如此外，有力则防止，无力则听之，做到一分是一分”。可见，徐永昌主张政治和军事双管齐下防共。而阎锡山因日军向察哈尔扩张，对现状表现消极，对防共表示无奈。
徐永昌对阎锡山的防共态度和政策难以认同，在日记中流露出愤懑情绪。“秋冬以来曾数与阎先生谈共党问题，余以为救困平政施教，此全省最重要问题须一一谋所以解决之道，而目前冬防在即，沿河近陕北各县之布防尤须密为布置，阎先生总是知顾虑而不注意处置，甚至谓：‘倡物产证券即所以彻底防共也’。”“晋西各县已为共党所深入，阎先生屡次来话对之似亦十二分焦急。忆数月前，何敬之南下前，特致意阎先生谓：‘悉华北大部共党纷纷入晋，据自首共党云，山西防疏法轻’，此意达阎先生时，只笑而无言，证之事实，如以法重为然，今日之法更重，而受之者且众，但是阎先生总不向这方面想。”“已派兵过河者是，若虑过河军被赤化，而未过河之警亦被赤化者，此为训练问题，非过河与否问题也。”“阎先生回电云，绝不应派兵入陕，以为过河之后，时日稍久必然哗变回来，此真出余意料之外。” 这表明，徐永昌屡屡提议在山西邻近陕北各县严密部署军队，阎锡山也清楚苏维埃革命渗透的“严重性”，尤其对中共势力进入晋西各县，他非常着急和畏惧，但觉得军事防共无用。对于何应钦严厉惩治中共人员的建议，阎锡山也置之不理。
针对阎锡山军事防共的消极态度，徐永昌和其他政要建言，不仅要在山西严防中共，而且应派兵赴陕协助“剿共”。阎锡山反对此意，“傍晚阎先生复电云，敬之电晋军过河仅需留驻九个月，以我判断军队虽不至哗变，但亦不能用矣，且自信此判断十之七八为不误。此事仍应有法处之。观此复电可断定：阎先生始终不悟，一则对协剿陕北匪，以为不是自己的事，一则对其部队既无信赖，又不注意（何以总不训练，而对之言训练、言用人，不是对付，就是敷衍）”。可见阎锡山认为晋军一旦过河“剿共”，即使晋军不完全哗变，也会同情革命，不服从指挥。徐永昌却以为阎锡山不愿协助陕北“剿共”，对军事防共没有信心，不注重军事严防。其实，除担心军队会被中共同化外，派兵赴陕“剿共”会削弱其军事实力也是阎锡山不愿出兵的因素之一。
然而，陕北的苏维埃革命对阎锡山冲击较大，使他十分紧张，“论到匪之可虑，比任何人都觉吃急，论到防剿又比任何人都以为无法。此真令人难解而难耐也”。阎锡山既畏惧又无奈，觉得防剿于事无补。“去秋以来至日前之防共会议，阎先生也觉的共党问题已然泛泛，但说到防上总以为无济于事。”是故，阎锡山不太重视军事河防，甚至在红军东征失败回师陕北后，“阎先生对防共又说的无办法”，“壮侯来云，两日间阎公对封河讨论极多，结果仍令退后配备，曾切言其就是治安关照，曰守兵三旅，你不能替他旅去做，还是少主张少负责的好”。阎锡山何以对军事防共一再表现消极和无奈？确如徐永昌等人所见，他以为军事防共无用，主义的力量胜于军事，若阻止不了共产主义的渗透和影响，其他无济于事。
北平军分会还要求山西抽调军队赴陕协助杨虎城镇压中共革命，阎锡山无法拒绝，答应将派少量军队赴陕，并于3月27日致电杨虎城：“晋绥两省部队无多，担任防务犹感不足，商定抽派一旅过河协助剿匪，俟将陕北有武器之共匪剿除后，即行调回，决不担任当地防务，亦不再行增派部队在案，现已派定第71师方克猷旅附骑兵一连、炮兵两连过河剿匪，刻下正在集结准备中，候令开拔。”
随即方克猷率部赴陕，将陕北情况向阎锡山作了汇报：1934年冬天，陕北吴堡的中共力量不太雄厚，枪不足80支。到1935年，因地方保安队和国民党驻军哗变，红军实力倍增，“全县赤化程度亦日形加重。据确报吴堡共匪已有枪300余支，并有轻机关枪数挺，有时可啸聚千数百人”，“县府政令已不能达全县十分之一”。晋军抵陕后，红军化整为零观察晋军动作。国民党驻军高桂滋师军纪欠佳，在地方影响恶劣，所部经常哗变，失去步枪近300支和轻机枪10余挺。该师驻地附近即使出现红军活动，驻军也不敢“出剿”。吴堡“惟各区民众大半匪化，军队行动异常困难，至欲廉得匪踪与以痛击尤为不易，如此即形成军来匪去军去匪来现象，倘零星分防，虽足震慑，时而驻军一被粘住，即不能行动一步，高师剿匪无效，防区太大，分驻太散，亦其原因之一也”。基于这种状况，方克猷认为“剿共”不难，军队“进剿”同时政治跟进，组织地方民众自卫，各军协同一致进击，防止红军“此剿彼窜”。
5月，阎锡山从何应钦处获得情报，中共将要扩大陕北及陕甘宁边区的游击战争，以牵制国民党军的“围剿”，为此，中共加紧神木、府谷地区的工作，并向山西临县、石楼等地发展，阻止晋军攻击陕北苏区。阎锡山电谓：“除分饬晋绥各部严密查缉防范外，特复。”可见阎锡山的军事防共由消极向积极转变。究其原因：一是迫于南京政府的压力；二是担心红军入晋会威胁到山西秩序；三是鉴于华北多方势力的博弈态势，阎锡山担心会遭到来自红军和中央军不同方向的进攻。5月26日，阎锡山接到何应钦要其派兵于石楼附近的黄河沿岸防堵刘志丹部的密令时，声称：“已饬晋西警备杨司令遵照派兵严行防堵声援矣。”随后，蒋介石要求李生达部赴陕协助“剿共”，阎锡山表示同意，并由杨永泰将李生达部调陕北之事电告徐永昌和杨爱源。7月17日，阎锡山收到蒋介石催促孙楚和李生达率部尽快入陕的两封函电，随即将其了解的陕北苏维埃革命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陕北地瘠民贫，现在完全赤化之县份已达八处之多，其他不完全赤化者亦有十数县，匪到之处，抗债分地，利诱贫民，而贫民悦以抄家灭村，不准供给国军水爨粮草，而村众惧，贫民皆为赤卫军，壮妇皆为后方队，延袤数百里，胥为匪巢，人民数十万尽为匪众，国军到者少，则民尽是匪，国军到者多，则匪皆为民，进则断我后路，居则断我粮草，是军队不难于作战，而难于行住，不难于剿匪，而难于防民，不难于剿主匪，而难于抚胁从，聚数十万胁从之人民，若全按匪处之，非特有所不忍，抑亦有所不能，人民因匪威迫利诱从匪，本不尽出于自愿，然不使数十万之胁从脱离主匪，则胁从亦等于主匪，欲使脱离主匪，则必须供给其生活，此陕北瘠苦之特况，迥非他处所可比也。
鉴于苏维埃革命受到群众大力支持的状况，阎锡山向蒋介石献策：“宁甘陕晋同时进兵，效钧座在赣成规，第一步先限止其扩大，第二步再逼迫其缩小，方克有济。赣省之匪，钧座亲身督战，始收肃清之效。陕北匪势已成，亦非国家大员督饬各省一齐进剿，不易为功。此闻汉卿兄赴陕开会，拟请钧座责成汉卿兄对军事政治负其总责，使孙李两部担任一面，因此项总责，绝非孙楚等所能了之者也，尤其剿抚经费均须巨额，亦绝非西北各省所能负担者也。”这表明，阎锡山既向蒋介石献计，又不想让晋军承担“围剿”红军的主要任务，还向蒋介石索讨经费。
但是，傅作义主张晋军还是应赴陕“围剿”红军。8月24日，阎锡山收到傅作义电，傅作义表示在陕西境内“剿灭”红军为上策，如果此举难以完成，国民党军将红军追赶到绥远境内，“则得不偿失，遗害莫此为甚，况伊盟地阔人稀，交通阻滞，政治又操在蒙旗，一旦匪（若）窜入，则剿除非易，晋绥亦将无安息之日矣”。阎锡山认同傅作义的分析，表示：“所虑甚是，已饬孙总指挥迅速入陕剿除，至绥西防务，希与王师长妥筹严防该匪窜入为要”。阎锡山担心国民党军压迫红军至其政治空间，于是派晋军赴陕一面协助国民党军进攻红军，一面防堵红军过河进入晋绥。
9月，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由川北进入甘肃、青海边境，国民党军“剿共”重心由四川移往陕西。原东北军除53军万福麟部仍驻防北平、保定一带外，其余陆续开往陕西。国民党中央军也有部分军队抵陕，陕西全境“围剿”红军的兵力达到20万。蒋介石为统一指挥国民党军“围剿”红军，要求国民政府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统率指挥陕、甘、宁、青、新五省各军，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鉴于南京中央政府在陕西的军事及政治行动，为避免晋域政治空间受到干扰，阎锡山在军事上主动配合陕北“剿共”。10月2日，晋军积极增防陕北与山西毗连地带。晋军将领王靖国赴五原召开五原、临河、安北三县防共会议，视察屯垦情形；晋军步骑兵两旅由绥境赶赴伊盟，布置防务。11日，阎锡山派孙楚率部赴陕“剿共”，与高桂滋师会同进行。结果，晋军在陕北遭到红军重创。
三、“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山西全体总动员之防共
在思想层面，阎锡山以《防共必先知共》《共产主义错误》和《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等为防共理论，通过通俗易懂的训话传达给军政干部。8月30日，阎锡山对教导团军官和警官训话，提出“各方面须先健全自己，使共党无间可乘”。9月，随着中央红军北移，阎锡山对防共工作高度重视，在一个月内对防共政治工作人员训话五次，强调官员清廉、社会风清气正及组织民众对防共的重要性。在9月1日的第一次训话中，阎锡山提出“组织好人制裁坏人以防共患”，原因是中共劫富济贫，赢得多数民众支持。陕北“富人少，穷人多，穷人分得土地，怕国军来收回，所以都为共匪作耳目，收拾国军，以致国军常吃亏”。再则“防共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共匪以无产阶级进攻有产阶级，我们是不分阶级，只分好坏。团结好人，制裁坏人，比他对，比他好”；“我们要‘团结好人，制裁坏人’，就是举直措枉，也就是爱好人，恶坏人”。可见，阎锡山从中共革命中意识到民众的重要性，欲组织民众，与中共争夺民众。
在9月5日的第二次训话中，阎锡山指出：“以前所说，一、山西一百二十万户人民自行武装起来，拼命自卫。二、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安定，消灭大空隙。这两条路，均可彻底防共。但须内部先清除易使共党借口以打不平造乱之机会。所以我们内部病像必先清除，第一，官吏须不贪赃、不枉法、主张公道。第二，军队须严守纪律，丝毫不侵犯人民。第三，好人团结起来。第四，无业贫民觉悟，不为共党作牺牲工具。这就是全体总动员，使共党无隙可乘，防共才能有效。”阎锡山想从民众、土地分配、官员廉洁和军纪方面加强教育和改造，清除中共动员的社会基础。在11日的第三次训话中，阎锡山再次强调笼络民众的重要性，认为“凭借枪杆的共产党，好剿。凭借民众的共产党，难剿。以武力来赤化的共产党，易防。以民众来赤化的共产党，难防”。在15日的第四次训话中，阎锡山提出“好人团”与“穷人会”的概念，要政治工作人员明晰二者的区别。阎锡山认为“好人团，是我们集中人力，强化政治基础，用以制裁坏人，扑灭共党，以努力自强救国之人民组织。穷人会，是共产党幸乘社会空隙，挑拨阶级斗争，用以扰乱社会安宁，破坏政治秩序，以希图夺取政权的武器”。要以所谓的“好人团”对抗“穷人会”。阎锡山只是从表象认识中共革命的社会动员，而不清楚中共革命的思想和理论。
在9月17日的第五次训话中，阎锡山主张防共要九分政治、一分军事，防共工作人员要明白中共革命发展的要素，即中共是有国际背景的组织化团体，主要靠政治手段革命，土地私有是中共动员的基础，因此相关防共人员“应照我的指示，确实做去。并告以做事的标准，做事的技术，做事的精神”。究竟如何组织民众？阎锡山提出要建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将民众纳入防共体系。
这两个民众组织的创建，是阎锡山从社会层面寻找的防共之法。针对当时国民党县党部与贪官劣绅勾结、欺压民众的现象，阎锡山主张应维持人群公道，营造社会公平正义之风，“无论何种政治，非公道不可。公道实为人群生存基础”。“今之县党部，只图少数人之利益，固然不对，即图一县之利益，而置省于不顾，亦不对”。“山西党政，欲得良好结果，必须使党成为公道之净白团体。不偏不激，不畏浅识者之言，不要无意识之好，鼓其智仁勇，切实监督本省行政首领机关，使之事事纳于正轨，尊重山西全省之利益，及各方面相关系之公道，按照三民主义之党纲，循序而行”。阎锡山将山西社会的不正之风归咎于国民党基层党部的腐化，认为他们谋取集团利益，没有大局观念。这一方面表明国民党县党部在社会弊端丛生、价值观变异和社会缺乏公平公正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阎锡山似有丑化国民党党部之嫌，反映出他与国民党的交恶。
基于此，阎锡山对国民党不抱太多希望，认为：“社会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第一如大势力的人欺侮小势（力）的人，有钱的人欺侮没钱的人。第二经济制度的不公平，贫富不均。主张公道，就是要消除种种不平。”对于这些现象，阎锡山觉得应组建民众团体，塑造社会新风，抵制中共革命。10月10日，阎锡山在太原设立山西防共保卫团，各县、区、村分设团队，企图全面武装民众。阎锡山将全省划为12个防共保卫区，每区委派总教练一人，负责训练每个村庄的壮丁，教其学习投手榴弹和打枪，同时令沿河各县成立防共保卫团，每团辖4个大队，每大队辖4个区队，每区队辖3个分队，每分队辖3个小队，每小队20余人。委派专人充任团长、团附。凡18岁至25岁的青年，轮流接受军事训练3个月。
10月10日，阎锡山还设立主张公道团，以“公道主义”对抗共产主义，在省设总团部，县设县团部，区设分团部，以此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团结好人、制裁坏人”、辅助行政。阎锡山兼任总团长，赵戴文任副总团长。各县设县团长1人、副团长1人、文书1人、区团长若干人，县团部由团长负责。村团部设团长1人、副团长、干事若干人、村文书1人、副文书若干人，由小学教员兼任。村团部下设小组，每组5人，设组长1人。县团部共设105个，村团部设置11152个，小组设有190281组，团员有1007094人。总团部分派政治工作人员到山西各县农村，协助农民组织主张公道团，“集中人力，强化政治基础，用以制裁坏人，扑灭共产党，以努力自强救国”。可见公道团组织以层级式的结构覆盖到县区村各级行政组织，网络庞大，团员密集。其目标很明确：一是解决官民冲突，主持社会公道正义，改善民生；二是将行政进一步伸入基层，加强社会控制，抵抗中共的动员和革命；三是武装民众，汲取资源。
10月17日，阎锡山颁行“主张公道团团员须知”和“主张公道歌”，诬蔑“共产党杀人如割草，男妇老少全不留”，亲自编6首防共歌，印发各村，教公道团团员和群众歌唱，要求限期内学会，不会歌唱者，则被当众罚跪、顶砖、辱骂。公道团活动一年多时间，集训4000多个县区村团长，有些县集合数千团员，扛上锄头、铁锹，做半武装的检阅和示威，接受阎锡山的训谕，表演“反共”总动员。到1936年4月，抗日声浪日渐高涨，公道团的防共计划逐渐消沉。全面抗战爆发后，主张公道团并入牺盟会。
主张公道团的群众基础是乡村富人阶层。阎锡山欲动员社会上层形塑社会。据阎锡山所言：“陕北前数年，榆林中学因共党教员灌输共产邪说，学生捣乱，下令解散。他们散入乡间，煽惑人民，并宣称山西有三十万万财产，他们（山西）不能用，我们能全数招兵打仗。山西最多有兵不过十万，我们能招一百二十万。他们养十万兵怨声载道，我们则为一心一德。这就是因现社会私有制度留下的大空隙，所以匪势发展很快，我们政府即使征收不苛不杂的税款，也是向人民要钱，总不如共党以土地财产分给人民好。可以说，政治良好也只能防李闯王、张献忠，共匪还要发生；比如城墙倒了，凭关城门，一无用处。有效的防共办法，是需要富人全体觉悟，协助政府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好人团结，制裁坏官坏人，减免乱源。”为此，1935年12月13日，阎锡山在对考察陕北苏维埃革命的84县绅民代表讲话时，提出“实行富民自卫是防共的法子。实行土地村公有是消共的法子。救目前之急，防共可也，富民自卫可也。图久安之计，则非消共不可，即非实行土地村公有政策不可”。可见阎锡山在防共的同时也在思考“消共”，应对策略由好人团的社会改造转变为土地村公有。
阎锡山欲改变土地制度，彻底消除中共的动员基础。阎锡山以为土地问题“实为今日救亡图存之中心问题。盖土地私有，为赤化农村之导火线，为摧毁国家之爆炸弹，此皆中外人士所公认者也”。既然土地私有是中共革命发生的主要症结，要破解土地革命，就需从土地着手改变不合理的私有制度。而当时部分人士认为苛捐杂税是中共动员的主要因素，阎锡山辩解道：“非解决土地问题，不能消除共党号召之大空隙。但今日中国，左倾学术普遍于学校，农民暴动习见于乡村，共匪扰害蔓延数省，绝不能以免除苛捐杂税为号召而消弭之。”阎锡山觉得土地村公有既可防共，又能强国，理由是：“盖我国人民大别之，约十分之三为有资产之富民，余十分之七为缺少资产之贫民。但以与诸强国较，亦仍为大贫小贫之不同耳。以目前之情形言，凭此十分之三之人民所负担之赋税，维持现状，尚勉强可能。若欲凭其牺牲财力，拼命疆场，以救垂危之国家，必不可能。良以有资产者即往往不能有为国效命之牺牲精神。处此危局，实非依赖此十分之七之贫民不可。欲依赖此多数之贫民，必须予以生活之保障，方能稳定固结其心理，而杜绝共匪之煽动。”
阎锡山认为实行土地村公有有三大益处，一是既能防共，又能抗日。当国家遭遇战争危难，富人只能提供物质支持，不能奔赴沙场为国效命，贫民只要生活得到满足，即可为国家发挥作用。二是将土地分给十分之七的贫民，可以笼络大多民众。三是与中共争夺人力资源，将多数贫民牢牢束缚于土地，抗拒中共的革命动员。
阎锡山觉得土地村公有可行，使政府可以在全国争取到6000万稳定农民。佃农、雇农会满意，自耕农、半自耕农既得地价，又得份地，也会满足。地主虽有损失，但分年付价，土地被购买，地价毫无损失，所损者仅少数利息。由此，阎锡山认为土地村公有对社会大多数阶层有益无害，对地主无绝对损失，尤其在防共省份，土地村公有更便于推行，因大多民众会积极支持。至于距中共革命较远的省份，政府可先将农民组织起来，然后推行土地村公有。因为佃农、雇农和自耕农占大多数，地主系少数，地主损失既少，人数又不多，所以不会阻拦土地村公有实行。
为推行土地村公有，1935年9月18日至21日，山西订定“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阎锡山将其详细内容电告蒋介石：“锡山研讨土地问题有年，窃不自惴量，谨遵先总理‘耕者有其田’遗教，草拟‘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十三条，呈请国府核示，准由晋省先行试办，以为根本防共之计。业将此项呈文及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暨说明，函付邮航寄呈，请赐鉴正。如以为可采，并恳加电中央，予以援助。”蒋介石复电称：“土地问题，关系国本，为防遏共匪煽乱计，能有解决良策，至佩荩筹。承寄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等件，俟奉到详加研究后，当谋所以促进实现之方。”阎锡山继续向蒋介石陈述富国强兵之道。蒋介石认为：“惟‘耕者有其田’之实施方案，关系土地转移，影响遍及山陬僻壤，于其取予分配之间，利害参错，绝非简单，亟待多事考量，审慎周详，俾臻妥洽。”要求阎锡山提前将物产证券、按劳分配与土地村公有的各种文件寄京，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时再带领部分宣传人员同行。
10月23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力争土地村公有推行的必要，表示：“（蒋介石）欲以利用合作社，实行‘村田社有’代替山主张之‘土地村公有’办法。山以为利用合作社，系重在土地整理与经营。山之土地村公有，系重在土地之分配。利用合作社‘村田社有’至极之处，仅可以安内而不足以御外也。”蒋介石没有表态。不过，在南京开会时，与会人员讨论土地村公有，争议很大，未取得一致意见。国民政府对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条陈审查后，同意阎锡山在山西择县试办。阎锡山遂在五台、崞县和定襄选择7个村庄进行“真调查”和“假分配”的抽样试验，结果土地估价颇高、不敷分配，加之局势剧变，土地村公有半途而废。此外，土地村公有引起时人以《大公报》和《东方杂志》等为舆论阵地的讨论和质疑。阎锡山“消共”的根本策略未能取得成效。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阎锡山更为紧张，除与中共联络外，为防止红军入晋，之前的消极军事防共转为积极布防军事。阎锡山得到红军入晋消息，令沿河部队严行侦防。12月12日，阎锡山对山西全省中学以上校长教职员讲话，提出教育界的防共任务，“思想防共，尤为教育界应负之重责。二、大家鼓舞学生，唤起民众，领导民众，在政治指导下组织起来，实行民众防共工作。并监督公务员之遗误”。1936年1月9日，阎锡山任命杨爱源为“剿匪”总指挥，次日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军政兼施，并在军事上分工防守。
阎锡山沿河屯兵积弹，担心利用黄河难以防范红军，又凭借山险地利，布兵实行“口袋阵”战法，策划“三线”“六区”。阎锡山口头上对军事部署极为自负，在会议上吹嘘：“咱们有优势的山炮兵和大量的手榴弹，在山岳地带作战，更是相得益彰，红军缺乏这种武器，咱们对他作战可操胜算。”并以省政府名义公布《查禁共产党入晋法》，重新划定黄河沿岸入晋路口，派兵设卡，封锁其余路口，以太原绥靖公署名义公布处置共产党办法《十二条》，规定“触犯”其中一条者，即行枪决。其实，晋军兵力严重不足。据阎锡山所言，晋军能担任河防者只有一师，该师兵力需要在千余里的黄河边布防，每一渡口仅能置兵一排。兵力有限，防共举措不力，晋军无法抵挡红军东征，阎锡山只好求助南京中央政府。在中央军和晋军的共同夹击下，红军被迫回师陕北。之后，在张学良的撮合、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阎锡山联苏想法的互动下，阎锡山与中共有了直接联系，最终走向联共抗日。
为防止中共革命波及山西，阎锡山实行全体总动员，着重从政治层面防共，从省到基层建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企图动员富人“惩恶扬善”，塑造社会“新风”，消除中共动员的社会基础。除此之外，阎锡山自认为发现中共革命动员的制度根源，将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从理论上升到实践层面，倡导推行土地村公有，欲改变当时不合理的土地制度。阎锡山以为土地村公有是“消共”的根本策略，建言蒋介石在全国推行，但未得蒋介石认可，而且其在山西的试验也未能成功。
从全体总动员到土地村公有的试行，表明阎锡山为防共费尽心机，自以为可以防共甚或“消共”。阎锡山看似了解中共，熟悉中共强有力的政治效能，自恃全方位的防共措施能够抵制中共革命，结果红军顺利进入山西，阎锡山的防共体系不堪一击，煞费苦心的防共理论和实践以失败告终。这说明，阎锡山空想的制度和策略，难以应对中共革命并突破当时新旧博弈的政治社会结构。不过阎锡山对中共民众动员的赞赏及对防共的自信，应是其走向联共抗日的考量因素。（责编：廖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