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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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问题》是毛泽东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的重要课目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就笔者目光所及，未见该课目讲义，此前只有当时学员冯文江的听课笔记存留于世，题为《农村教育》。笔者近期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获得一份档案，内有一份署名为毛泽东、题为《农村教育问题》的文章。该文是当时某学员听讲时所作速记稿的日译本，于1926年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译出，并呈送日本外务大臣。将该文与“冯文江笔记”进行对照和分析后，可确认该文内容为1926年毛泽东授课笔记。据笔者管见，这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著述最早的外译本，可在一定程度上对毛泽东授课内容进行补充、还原，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十分重大。以下对该历史文献展开论述，以就教于学界。
关于毛泽东著述的最早英译，杨玉英提到：“1945 年，由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美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厄尔·白劳德撰写序言的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由美国纽约新世纪出版社出版。译本书名可直译为 《中国的新民主》，这是英语世界除埃德加·斯诺1937 年出版的 《红星照耀中国》中对 《长征》的英译外最早的毛泽东译介成果。”陈剑光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1934年由英国劳伦斯公司（M.Lawrence）出版的题为《红色中国》（Red China：Being the report on the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是首部海外毛泽东英译著作。”与以上观点迥异，黄立波表示：“《共产国际》（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英文版在1927年6月12日刊载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英译本，并在扉页加上了‘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刊物中，这篇报告最为清晰’。”
而在毛泽东著述俄译方面，同样是共产国际走在最前列。孙宁提到：“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译载了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迄今发现的首篇被译介到国外的毛泽东著作，成为中央文献对外译介事业的开端。”对此，张放也有类似表述，他指出：“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著述就已经引起国际瞩目。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国际发挥着重要作用。1927 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不久，共产国际便于5月27日在其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第 95 期）发表。”也就是说，毛泽东著述在1927年先有了俄文版，而随后就出现了对应的英译版。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著述日译始于1929年，同样是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肇始。如何明星认为：“最早形成日文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由设在大连的满铁调查部于1929年翻译、出版和发行。”孙道凤也持同一观点，认为：“毛泽东著作在日本的译介最早始于1929 年 11 月满铁调查资料《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对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摘译。”但据笔者调查，在同年7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印发了《中国国民革命中的农民运动》一书，该书主体部分由前后两篇组成，其中前篇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编纂的《中国农民运动概论》一书的全译本，后篇则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全译本。《中国国民革命中的农民运动》是专门讲述中国农民运动的书籍，全篇收录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则只在农民运动部分进行了摘译。
以上讨论了毛泽东著述翻译活动较多、历史较为悠久语种的外译本，即英译、俄译和日译。此外，虽然不可能每个语种面面俱到，但笔者还考察了其他几个联合国官方语言的相关翻译情况。据笔者考证，毛泽东著述最早的法译本是1949年外文出版社在中国国内出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最早的西班牙语译本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54年由智利的陶斯·格拉夫斯·劳乌塔罗（Talls. Gráfs. Lautaro）出版社翻译出版；最早的阿拉伯语译本是《论人民民主专政》，1951年由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教授马坚译出。
从以上论述可知，笔者此次新发现的档案比上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满铁译本的出现早了近3年，是毛泽东著述最早的日译本。此外，无论是从毛泽东著述外译的主要语种英译和俄译来看，还是非主要语种法译、西译和阿译来看，此次新发现的档案可视作毛泽东著述最早的外译本。
该报告一共收录了四份“黄埔军校学员”所做的听课笔记。这四份笔记包括萧楚女的《中国民族革命史》、李立三的《职工运动》、彭述之的《中国政治状况》及毛泽东的《农村教育问题》。另外，除了四位共产党人的授课内容，如标题所示，该报告还翻译了一本题为《军人须知》的小册子，该小册子收录了黄埔军校的相关资料，如《重征东江训诫第二号》《革命军连坐法》等。在史料的第48页，标出了翻译时间和翻译人员，分别是“大正十五年十二月”（1926年12月——笔者注）和“工藤书记生”。笔记主人为某学员，姓名无从考证。
经笔者调查，获得这份资料的日本陆军武官岩松，可以断定是岩松义雄，后来晋升为陆军中将，不过此时尚为陆军中佐。通过查阅《陆军士官学校第17期毕业生名录》可知，岩松与后来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同期。岩松1918年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后，出任“参谋本部驻上海武官”一职。
该情报资料“由本领馆译出呈报”，译者为“工藤书记生”，这里有必要对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进行简要介绍。20世纪20年代，在当时的日本政府看来，上海汇集了韩国独立运动者、共产国际代表、日本共产主义分子以及中国革命志士等，是一个“东方国际阴谋及犯罪的策源地”。因此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责任重大”，1921年之后驻上海总领事馆设置了警察部，亦即所谓的“特高警察机关”，专门负责“管制、抓捕这些独立运动者及共产主义运动者”。1932年后，“特高机关”人员得到扩充，配备有副领事3人、外务省警视1人、外务书记生2人、外务省警部及警部补8人、外务省巡查20人、嘱托5人。
“工藤书记生”系何人，也不难考证。“外务书记生”制度始于1894年，是日本政府在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贸易事务馆等日本驻外机构中设置的一个岗位，主要从事文书记录、翻译等事务性工作。1940年版《外务省职员录》显示，当时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的外务书记生多达18人。“工藤书记生”应为工藤敏次郎，岩手县盛冈市人，作为驻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的翻译人员，他将搜集到的包括毛泽东《农村教育问题》等在内的共产党人授课笔记，译成了日文。
不过，该函电提到的毛泽东授课内容为《农村教育问题》，并指出此为“黄埔军官学校”学员所作的“讲义笔记”，那么毛泽东在当时是否有以“黄埔军官学校”学员为对象讲授过此类课程呢？
毛泽东作为农民出身的革命领导人，在农民运动方面不仅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还有很多实践经验，是国共两党公认的中国农民问题专家。1924年，毛泽东离沪返湘养病。《毛泽东自传》中提到：“回到湖南后，我组成了本省伟大农民运动的核心”；“我利用我所休养的家庭，发动一个农村组织运动，在仅仅几个月内，我们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农民协会”。1925年11月21日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在“学业”一栏他写的是，“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在1926年初，毛泽东在《中国农民（广州）》第一期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可见由毛泽东讲授农村运动和农村教育问题，实属水到渠成。
众所周知，黄埔军校是一所培养中下级军官的军事院校，又是一所速成学校，主要讲授军事学知识，怎么会开设农民问题相关科目？在这一点上该函电是否有误？曾庆榴提到，历届黄埔军校教员中，并无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与黄埔军校的关联，也仅仅停留在“包括孙中山、廖仲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人在内，都为黄埔军校引荐过考生”“中共黄埔支部第一任书记蒋先云，是由毛泽东介绍加入共产党，而且是由毛泽东介绍投考黄埔军校的”等内容。《毛泽东年谱》提到，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到中共广东区委同陈延年等商量工作，研究农运、工运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和农民运动等。在国立广东大学附设中学兼任教员，每周授课两小时，讲授农工政策。还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教官”。但这里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官学校，与黄埔军校显然不是同一所学校。年谱还记录到，1926年“9月3日，到黄埔军校讲演”。但讲演与授课显然不同。
另外，前面也有提到，此份档案中除了毛泽东《农村教育问题》授课笔记的日译本，还有萧楚女、李立三、彭述之等三人授课内容之日译本。而在档案中关于李立三《职工运动》的部分，在其标题下方有这么一句话：“在被称为军官政治学校讲义笔记的本子内页上写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几个字。”所以，是否有可能该笔记的所有人其实也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或者毛泽东等四人讲授课程的地点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但听课的学员用了印有“军官政治学校”文字的笔记本。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年谱》记载：“6月3日、8日、25日，为第六届农讲所学员讲授农村教育问题。讲稿提出：农村教育是现社会很大的问题。”刘文治在回忆中也提到：“农讲所的学习生活非常充实，记得开的课有20多门。毛泽东所长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并讲‘新三民主义’；专任讲师萧楚女讲授‘资本帝国主义’……李立三讲授‘工人运动’；彭述之讲授‘农业’和‘财政概要’。”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张明远也提到：“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由毛泽东同志担任，并讲授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帝国主义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由萧楚女同志担任……中国政治状况，由彭述之担任；中国职工运动，由李立三同志担任，只讲授一次。”
作为一所由共产党人提出开办的专门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既是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制定了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初，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同志出席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经历此次大会的改组，“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无须赘言，国共合作对农民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24年7月，在中央农民部秘书彭湃等提议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所大革命时期培养农运骨干的摇篮在广州应运而生，“学校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连续举办六届”。
时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的毛泽东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兼任所长。第六届农讲所实际授课13个星期，共有功课25门，主要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农民问题，也学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中国革命各方面的基本知识。毛泽东在担任农讲所所长的同时，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课程。第六届农讲所学员众多，生源遍布全国20个省区，共入学327名，毕业318名，均为历届之最。
第六届广州农讲所为之后发展党团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建立农运机构、领导农民斗争，举办地方性农讲所、培训农运骨干，参加东征南讨、支持北伐战争，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战争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如学员王首道，1926年进入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学习后便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返乡从事农民运动，在抗战胜利前历任中共浏东特别支部书记、浏阳县委书记、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湖南省委常委、湘赣省委书记、中央组织局秘书长、中央秘书处处长等职务，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王首道一样，从第六届农讲所毕业后积极投身农民运动、投身中国革命的人物不胜枚举。
至此我们可以判断，此次发现的《农村教育问题》听课笔记日译本并非函电所言是毛泽东给黄埔军校学员授课笔记，而是他在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上所教授内容。而以毛泽东《农村教育问题》为代表的第六届农讲所的各类课程，为之后农民运动的开展和中国革命事业的推进带来了相当影响。
三、“日藏笔记”与“冯文江笔记”内容比较
为行文方便起见，下文将日藏毛泽东《农村教育问题》授课笔记称为“日藏笔记”，将冯文江所做毛泽东《农村教育》听课笔记称为“冯文江笔记”。两者开篇都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诗句，在内容结构上也有诸多重合之处，由此我们可以判定，两个笔记所记录对象应该是一致的，亦即两者均为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所长期间讲授《农村教育问题》课目时学员的速记。也正因为是听课笔记，无法做到全文记载，且毛泽东授课并非在一日之内完成，而是在不连续的三天中讲授，再加上笔记者不同，难免在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方面出现差异。因此，笔者将“日藏笔记”文本汉译后，与既存的“冯文江笔记”进行对照和分析，以求一定程度上对该讲稿进行补充、还原。“冯文江笔记”与“日藏笔记”内容结构对应图
如上图所示，在“冯文江笔记”中，授课内容分为三大块，分别为“（一）农村文化问题略述”“（二）现在之学校与农民”和“（三）以后的农村教育”。而第二点又细分为“（1）现在之学校教育乃资本主义的”“（2）资本主义教育与封建制度之冲突——地主阶级反对新学”“（3）资本主义教育与小农经济冲突——农民反对新学”“（4）私塾制度乃封建的农村经济之产品——故农民拥护私塾”“（5）新学的弊病与农民的要求”这五点，“以后的农村教育”也分作了五个段落来说明。与之相对，“日藏笔记”中，授课内容被划分为10个部分，分别为“（一）阶级文化的产生”“（二）封建教育与孔子”“（三）资本主义教育的出现”“（四）资本主义教育与封建制度的冲突（地主阶级反对新学）”“（五）私塾制度适用于农业社会（农民拥护私塾制度）”“（六）洋学堂的弊害”“（七）农民对农村教育的要求”“（八）我们该实施的农村教育”“（九）广东农民的生活状况”“（十）广东农民运动之方略”。通过比对及查阅具体内容可知，两者在结构上基本上能够形成对应关系，“日藏笔记”为毛泽东《农村教育问题》讲课时学员所做记录无疑。
不过，两者之间仍存在若干差异。其一，在于“冯文江笔记”中包含“（3）资本主义教育与小农经济冲突——农民反对新学”这一点，“日藏笔记”中没有。关于这一部分内容，“冯文江笔记”记录道：“中国现时各处的农民，是反对新学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资本主义教育不适合农民切身利益的。这种教育的内容，都是资本家的护身符，与农民没丝毫关系的。如‘马有四足’‘龟兔竞走’‘弟弟快来啊，咱们唱个歌’等等，举不胜举，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所以农民根本反对。”这一部分内容出现在“冯文江笔记”中间部分，且标题与前后从形式上形成一致，基本上可以判断这是“日藏笔记”中缺失、未做记录或未译出之内容。其二，便是“日藏笔记”中涉及广东的两个部分，即“九、广东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十、广东农民运动之方略”，在“冯文江笔记”中未有体现。至于两者为何在这里有所出入，限于篇幅，本文不做具体的研究，留待今后探讨。
除去上述在内容结构上的区别外，两份笔记在细节记录上也存在一定差异。比如，前文提到两种笔记俱在开篇部分出现了“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诗句，“日藏笔记”中将其介绍为“出自《三字经》”，但该诗句并非《三字经》里面内容，而是来自宋代诗人汪洙的诗作《神童诗》。此部分在“冯文江笔记”中的表述为：“古诗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除了此句诗，“冯文江笔记”还记录有“幼学云‘儒为国家宝，鱼乃席上珍’”，此句也是出自汪洙的《神童诗》。另外，在笔记最开始部分，提到两大阶级的时候存在表述上的不一致。在“冯文江笔记”中两大阶级是以“剥削阶级及被剥削阶级”的字样出现，而在“日藏笔记”中却是以“劳心者、劳力者；着长衣者、着短衣者”的字样出现。对比两份笔记内容，此类表述上的差异在他处仍可散见。这些差异的出现，与两份笔记的记录者的学识、经历差别有关，也与“日藏笔记”的日译者的意识形态有关。
其一大价值是参史之错（勘误）。由于历史原因，过去有关毛泽东《农村教育问题》授课内容的史料算不上丰富，除去个别学员的回忆性文章，便只有“冯文江笔记”这一孤本，无法与其他史料进行比较和印证，这不得不说是一大憾事。但此次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新发现的笔记日译本能够对“冯文江笔记”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补充、对授课内容本身作一个更好的还原，在毛泽东农村教育问题研究方面完善人们的认知与思考。
其另一重要价值，便是可将学界对毛泽东著述最早译介的论断提早至1926年。过去学界基本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日本方面对毛泽东尚未形成关注，而之后所谓的对毛泽东的“最早”关注，也是关注毛泽东作为“朱毛红军”领导人这一军事领导人身份。而这份档案记录能够很好地说明，毛泽东作为一名卓著的中国农民运动理论家，早在1926年便已进入日本的视野。并且，日本乃至全世界对毛泽东著述的最早译介同样始于这一年，始于毛泽东在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讲授的《农村教育问题》。而这份日译本，据笔者管见，为毛泽东著述最早的外译本，比目前学界公认的1927年共产国际俄译本早了一年。（责编：廖利明）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日本馆藏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史料整理与研究（1921—1945）”（编号：21&ZD32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毛泽东著述在日本的译介与影响研究”（编号：21YJC740050）、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翻译学的毛泽东诗词日译研究”（编号：18YBQ047）、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毛泽东著作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研究”（编号：20C0771）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