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
作者：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游海华
众所周知，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于1931年冬。它是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结束以后，由原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赣江以东地区、新发展的赣东苏区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而成。可是，在权威的苏区史著作《中国苏区史》中，有专节叙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也提及赣西南党政机关、赣西南苏区及其土地斗争，但没有关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建立和发展历史，以及其时空范围等的专节叙述。权威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国民党军事“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进行了三次胜利的反‘围剿’斗争”，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其用脚注说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局。当时，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赣南、闽西根据地，是全国各根据地中力量最强的。中共中央决定将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设在赣南根据地。此后人们把红一方面军所控制的赣南、闽西根据地称为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可见，书中不仅没有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一说法，而且把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的时间提前到了1930年冬。显然，在苏区史和中共党史的主流叙事中，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成了一块湮没的苏区。
实际上，关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对其建立、发展及范围等作了初探，90年代又有学者进行了论述，并编写了论著。21世纪初，《吉安人民革命史》设置专章“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予以论述。《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简编》在叙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时，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作了简要追述。上述研究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轮廓和基本史实进行了初步梳理，为进一步探讨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相对于当时全国最大的苏区来说，以上研究远远不够。关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形成、时间上下限和中心等问题，有待继续探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就若干方面再作考察，以期进一步推进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研究。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决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依照“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的指示，9月，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转战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地区，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5月，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下辖江西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和湖南的茶陵、酃县（现炎陵县）等。
同样，根据“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江西省委先后恢复九江、万安、吉安、鄱阳、临川5个县委，成立赣北、赣西、赣南三特委，并指示下属党组织发动秋收暴动和1928年初年关暴动。这些暴动主要有1927年10月的万安农民暴动，11月的吉安东固农民暴动；1928年1月的吉安延福区农民暴动，2月的南康潭口、赣县大埠、永丰芹溪、信丰农民暴动，2月底3月初的于都里仁、桥头农民暴动，3月下旬的寻乌农民暴动，4月的永丰沙溪农民暴动，5月的吉安官田、兴国崇贤和鼎龙农民暴动；6月的永丰藤田、安福南乡农民暴动。这些暴动有成功有失败，有的在暴动中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其中，赣西革命根据地主要有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5县交界的东固根据地，吉安、吉水、峡江、新余、分宜、安福6县交界的延福根据地；赣南革命根据地主要有于都的桥头根据地（后来发展为于都、兴国根据地），寻乌阳天嶂根据地等。
在此基础上，1929年10月，在省委巡视员张怀万、蔡申熙的指导下，成立了赣西革命委员会。11月，赣西革命委员会改为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1930年2月，正式成立赣西苏维埃政府；3月，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政府主席均为曾山。显然，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由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农民暴动建立的小块革命根据地发展而来，最后由井冈山、赣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的辖区组合而成。
对于这一历史发展进程，赣西南特委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有详细交代。报告将赣西南斗争发展的历史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其中前两个时期描述的就是井冈山、赣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最终汇聚成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第一个时期是从大革命失败到1930年的“二七”陂头会议，最初斗争中心“完全是在湘赣边界”，“得着四军前委与边界特委领导，经过一九二八年半年的斗争，发展了以宁冈为中心，包括遂川、酃县、茶陵、永新、莲花六县苏维埃区域”；“赣西赣南在这种的斗争形势之下，在工作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如东固、延福、兴国等地），爆发了游击战争，产生和发展了小规模的红军游击队部（即二四团），建立了东固、白沙、延福、泰和、兴国、宁都等地零碎的部分的赤色政权”。在1930年2月至10月间的第二个历史时期，即“二七”陂头会议至红军攻克吉安期间，“江西统治阶级因为遭受了红军的打击，唐云山、朱耀华大败于赣西之纯化、安福，地主武装亦受着地方武装与红军的进攻，大大削弱”，“赣西南豪绅地主统治急剧的崩溃起来”，“赣西南斗争在这一时期随着党的路线与客观形势的转变，得着了极大的发展，主要是使赣南（包括兴国、赣县、于都、安远、寻乌、会昌、信丰、南康、三南、瑞金等县）、赣西（吉安、泰和、万安、永丰、宁都、乐安、永新、莲花、安福、宜春、分宜、新余、峡江、吉水）苏区由零碎的部分的发展到整个的有联系的，曾同时夺取过十九县城，相当地建立了与闽西、湘东南的联系”。
二、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由江西地方武装和主力红军共同开辟和建立
暴动以后，上述地方武装得到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初步整合。在吉安一带，1928年2月，中共赣西特委将东固工农革命军和永吉游击队合并成立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油田游击队发展为第九纵队；1929年8月，赣西游击第一大队与北路游击第二大队被合编为第三纵队。在于都、兴国一带，1928年6月，中共于都临时县委将桥头游击队和兴国东村三点会的武装合编为赣南红军第十五纵队，中共兴国县委将兴泰游击队扩编为第二十五纵队；次年1月，中共于北特区委将兴于边游击队扩编为第十六纵队；10月，中共于都县委和于北特区委，以桥头红军医院康复出院的伤病员加上于北特区第九、十游击大队人员联合编为第二十七纵队。在安远，1928年秋，中共安远县委将茶梓、版石自卫队和新丰新田、金鸡等地赤卫队组成赣南红军第十九纵队；次年7月，中共安远县委将安远赤卫队扩编为第二十三纵队。
在开辟赣西、赣南、湘赣边根据地的过程中，地方党组织进一步将上述地方武装整合成地方红军，并在1930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整合成正式红军。其中，1928年9月，中共赣西特委将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第九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次年10月，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三纵队扩编为独立第三团；11月，在值夏起义的罗炳辉吉安靖卫大队被改编为第五团。1929年2月，中共赣西、赣南特委将赣南红军第十五、十六两纵队和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部分指战员，以及兴国、于都等县桥头、东村、莲塘、城岗等地游击队合编为第四团。三四月间，中共湘赣临时特委将被国民党军队打散的原井冈山武装人员及各县抽调的武装人员编成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1930年1月，江西工农红军第二团、第三团、第四团、第五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黄公略，党代表刘士奇（后为陈毅）。7月，红六军改编为红三军。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成立以后，继续将辖区内的地方武装整合为地方红军和正式红军。1930年3月下旬，在红四军的帮助下，中共西河行委将信丰、南康、崇义、南雄等地地方武装，编组成西河红军第二十六纵队。6月，中共北路行委将所辖各县、区游击队抽调力量，组建北路独立团。7月，赣南红军第四、十一、二十、三十纵队和赣西南赤卫队总指挥部下属东、西、南、北四路纵队在吉安合编而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军长曾炳春，政委刘士奇（后曾炳春兼），下辖4个纵队。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等6个纵队合编为第二十二军，军长陈毅，政委邱达三（后为罗寿南）。8月，中共东路行委将宁都游击队、宁南游击队和乐安独立营合编为宁南乐独立第三团。
对于上述赣西南地方武装及其整合的过程，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均有记述。1929年9月至12月，“二、四团回了赣南，各地的游击队、赤卫队，名目繁多”，“恰好罗炳辉带约八乡联防靖卫队，在特委领导之下，反正过来，编为第五团，延福的第三纵队编为第三团，零碎的如白沙、东固、吉泰、兴万、兴太、永丰等游击队编为第十纵队（后编为第五团，罗部并入第四团）。在临时苏会之后，共编成红军第六军（即现在的第三军）”。“赣南方面，亦先后成立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等纵队，赣东（东路）亦有永丰、宁都、南丰等游击队，亦加以整理，赣西各地的赤卫队（有枪的叫特务队），亦同时继续成立，赣南的即现在的廿二军，赣西及赣东（东路）的即现在的廿军。”1930年5月至7月，在第六次和第七次“猛攻吉安”过程中，“红军廿军正式成立，以曾炳春为军长，刘士奇兼政治委员、军委书记”，“在赣南将原有之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现编入三军）、廿六、廿七、廿八等纵队，编成红军廿二军，以陈毅为军长，邱达三（农民同志）为政委”。刘士奇的记述，虽然时间上有些出入，但大致反映了赣西南地方武装的概况及其整合的情况。
为了打破湘赣国民党军的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下山，转战赣南闽西一带。直至1930年10月，红四军三次入闽作战（1929年3月11日、5月19日，1930年6月上旬）、三次回师江西（1929年4月1日，1930年1月上旬、6月下旬），不仅和闽西地方红军一起巩固和扩大了闽西革命根据地，而且和江西地方武装一起打南昌、攻赣州、克吉安，横扫赣西、赣东、赣南各县军阀和地主武装，并多次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各县苏维埃政权，巩固和扩大了赣西、赣南革命根据地，并将之发展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红四军从井冈山下山后，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两个纵队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受到国民党军的攻击，井冈山失守。之后，彭德怀率领红五军转战赣南，于1930年4月1日与红四军在瑞金会师，5月中旬回师井冈山，此后与湘赣边界地方武装一起，开辟与建立了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地。
因此，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是江西地方武装和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红三军）、红二十二军、红二十军等红军共同开辟和建立的。
关于上限，分歧不大。一种观点认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开始于1930年春。因为2月陂头会议（“二七”会议）决定将湘赣边、赣西、赣南三特委合并成为赣西南特委，3月在富田召开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赣西南特委，随后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改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另一种观点认为，开始于1930年2月。因为“二七”陂头会议决定成立赣西南特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开创了赣西南土地革命的新局面。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开始于1930年3月。因为3月22日至29日，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富田举行，会议成立了赣西南特委，同时在原赣西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这标志着赣西南根据地已初步形成。
上面三种观点看似不同，实际上相差不大，只不过有的以“二七”陂头会议决定成立赣西南特委为准，有的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为准。准确地说，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开始于1930年3月，随着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成立而正式形成。因为政权的建立是根据地形成的主要标志。
关于下限，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章克昌认为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10月为止。尽管他的文章对此没有明确，但其全文行文到1930年九十月间为止，他认为“以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就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才统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另一种是刘受初、《吉安人民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江西革命简编》认为到1931年11月为止。刘受初和上述两部著作的编者或作者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时间下限，但从其行文或内容编排可以推知。
另外，《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的前言称：“赣西南即江西的西部和南部，地处湘赣、粤赣、闽赣边界”，“1929年5月至1931年7月，在这里建立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前言明确了赣西南根据地的时间上下限，但没有说明具体依据，书中也不再涉及这个问题。不过，从其目录、内容编排和此书最后一小节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看，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时间下限是到1931年11月为止。
关于时间下限，尽管有多种说法，但都认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是，1930年10月以后，名实相符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1930年10月初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管辖的范围，在此后的一年中随着苏维埃区域的调整和斗争形势的变化而有较大变化，“赣西南”这一地域概念已不足以涵盖根据地的发展和范围。
一是赣西南根据地赣江西岸各县，先后划归湘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和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管辖。1930年8月，原属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茶陵、莲花、宜春等县苏维埃政府，划归新成立的湘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管辖；1931年10月，原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所属的赣江西岸的遂川、永新、安福、宁冈、吉水、峡江、新余、分宜、崇义、上犹等县划归新成立的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管辖。
二是富田事变和三次反“围剿”斗争等使原赣西南根据地被分割，地方最高党政机构无法展开实际的全局领导。1930年12月富田事变发生后，第二十军的谢汉昌、段良弼、李白芳、刘敌等，“把二十军拖到河西”，造成原赣西革命根据地隔江（沿赣江分成赣江西岸和赣江东岸）而治；“党的组织一时到了非常涣散的状态，部分群众（战争主要区域）在AB团欺骗影响之下实行脱离红军。江西省行委除了几个AB团首领公开叛变外，其余的委员均在这一事变中冲散了”。此后，1931年1月至6月中共赣西南特区委期间，“因为交通的关系，特区委与各路分委也被敌人隔间，在二次战争前未发生关系，对东路的关系也不好，所以当时特区委所能指挥的只（有）直属的县委及区委及省政府的工作而已”。同年9月前后，“因交通被敌人阻断，河西已不能与省苏发生关系，赣南除兴国、赣县、于都以外，其余各县关系也是断了”，“在赣东南省苏能够指挥的区域大概直有四百里（由赣县到永丰）、横有三百里（由万泰到瑞金）”。
三是在“赣西南”这一地域概念存留的同时，已经频频出现“赣东南”“赣东”等新的地域概念。如1930年秋，“整个赣西南及赣东一部分都完全赤化”；第一次至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期间，“苏区赤白间杂的现象（在赣东南）已用大力去肃清”，“赣东南党与群众工作，的确开始了新的转变”，“赣东南方面苏维埃改造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
由此可见，随着富田事变的发生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展开，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原辖30余县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已经不存在，其已不足以涵盖根据地的发展和范围。新成立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赣西南特区委仅能有效管辖原赣西革命根据地和赣南革命根据地的赣江以东地区。而赣东、赣东南等新的地域概念的出现，不仅揭示了原赣西南根据地向乐安、宜黄、南丰、广昌、资溪等赣东苏区发展的趋向，而且反映了原来以兴国、于都、赣县为中心的赣南革命根据地日益向以宁都、瑞金为中心的赣东南苏区发展的事实。
更关键的是，与江西省南部苏区发展相伴随，原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构有重大调整。党的领导机构方面，1930年10月攻克吉安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将白区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下的赣西南特委撤销，而代之以赣西南党、团特委和工会合并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次年1月苏区中央局成立后，江西省行委被撤销，成立了省级的中共赣西南特区委。6月，苏区中央局又撤销赣西南特区委，分别成立赣东、赣南和永吉泰三特委。11月，苏区中央局撤销赣东、赣南和永吉泰三特委，成立江西省委。行政领导机构方面，攻克吉安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作为全省最高的行政机构。它的组成人员，包括当时已经成立的赣东北和湘东两个地区性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方志敏和袁德生）。从政纲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是准备取代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夺取江西全省的。后来，因形势变化，1930年8月至10月间的湘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演变为1931年2月至10月间的湘东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并于当年10月正式成立湘赣省苏维埃政府；1930年8月至1931年3月间的赣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演变为3月至11月间的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并于1931年11月正式成立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这样，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省级党的领导机构（江西省行委、赣西南特区委）只能领导原赣西革命根据地和赣南革命根据地的赣江以东地区，以及新发展的赣东苏区，也正是这三块地方在1931年11月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学界大抵以赣西南或赣南革命根据地笼统称之而已。
因此，准确说来，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机构——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只存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上限是1930年3月，下限应该到10月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为止。因为1930年10月成立的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目的是“完成全省总暴动，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建立和统一领导全省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按照新成立的党政机构名称，原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应该改称江西革命根据地或江西苏区。只不过，由于形势的发展和事实上难以对湘赣边界苏区、赣东北苏区进行实际领导，湘赣边界苏区和赣东北苏区分别成立省级的苏维埃政权，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只能领导原赣西革命根据地辖区的部分地区，且由于富田事变和三次反“围剿”斗争处于不断的变动中，辖区范围难以准确划定，也不容易以某根据地准确命名，只能以原来的赣西南或赣南革命根据地笼统称之。
确实，东固根据地曾是赣西南革命斗争的中心，是赣西南革命的一个传播源和革命力量的一个立足点。东固暴动成功以后，中共地方知识分子不断地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割据（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均处于秘密状态）相结合的东固革命模式运用到周边山区。在北面，1928年5月，吉水的白沙和水南相继举行农民暴动。在南面，7月，在曾炳春领导的第七纵队的支援下，兴国崇贤农民发动暴动。在东面，赖经邦、段月泉等先后赴永丰潭头、芹溪、罗坊、沙溪等地组织农会或发展党组织，随后上述各地均举行了暴动。在西面，东龙区委先后委派多人赴泰和中洞、桥市一带帮助成立农会和赤卫队组织，革命影响波及泰和县的仁善、仙槎地区。与此同时，1928年1月，万安暴动失败后，河东一部分农民就转移到了东固。同年春，于都里仁暴动和桥头暴动遭到挫折时，参加暴动的部分群众在第七、九纵队的掩护下退到东固坚持斗争。1929年2月中下旬，李文林带着红二团一个连，星夜赶往永丰县宁冈，迎接建军以来处于最困难时期的毛泽东、朱德，并带领红四军来到东固根据地。红四军受到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此得到整整一个星期的休整。
在当年党的文献中，确实有“以东固为中心”的提法。1930年4月5日《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显示，“二七”陂头会议决定，“目前政治任务为夺取全江西，故军事行动的第一步攻取吉安，第二步取抚州迫南昌以与方志敏联系。四、五、六三军集中作战，向北发展。根据地以东固为中心。反对南下，反对分兵游击，反对避免目标”。但显然，这里“根据地以东固为中心”，意指东固是红军军事进攻的后方基地之意，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中最稳固的地方，并非根据地的党政中心和活动重心。
考量根据地中心或重心的一个关键标志，是看根据地政权的机关驻在何地。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是1930年3月22日成立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它是由1929年10月至11月间的赣西革命委员会、1929年11月至1930年2月间的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1930年2月至3月间的赣西苏维埃政府发展而来。不仅上述三届政府的机关驻地在吉安县东境的陂头街，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机关驻地也在陂头街。1930年5月底，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迁驻吉安永阳圩；同年10月攻克吉安县城后，从永阳圩迁驻吉安县城。问题是，上述各届政府的机关驻地陂头街、永阳圩、吉安县城，属于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管辖范围吗？
据研究，东固革命根据地的范围，1928年春时，东至永丰的扬斜岭、芹菜坑、上下坊，西至泰和桥头岗，南到兴国的大龙，北至吉安的富田，由暴动胜利后的纵横不到30里扩大到50里；到1929年夏，进一步扩大到东至永丰的龙岗，西至泰和的中洞，南到兴国的崇贤，北到永丰的潭头，西北到吉安的新安，纵横扩大到80余里。显然，吉安县城、永阳圩、陂头街都不属于东固根据地，它们位于根据地的西北边。其中，陂头街离东固根据地（新安）最近，但也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中间还隔着一个新圩镇。
从行政区划看，陂头街所在的纯化区和东固区是两个不同区但同级的区级苏维埃政权。其中，东固区的革命政权在吉安县成立最早。1929年7月成立东固区革命委员会，10月成立东固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均驻东固村。离东固根据地最近的陂头街，一直是1929年11月成立的纯化区革命委员会和1930年3月改为纯化区苏维埃政府的机关驻地。纯化区和东固区一样，都是区级政权，先后直属于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赣西苏维埃政府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中路办事处，1930年10月成为吉安县苏维埃政府的下属区。
因此，尽管东固根据地在赣西南革命斗争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赣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1929年10月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的1930年3月，再至同年10月攻克吉安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的一年期间，东固地区并非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党政中心和活动重心。如果一定要说有中心和重心的话，这个中心和重心应该是赣西和赣西南政权机关驻地，即陂头街、永阳圩和吉安县城，它是不断变动的，随着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吉安城乡移动。其中，陂头街作为机关驻地时间最长，从1929年10月至1930年5月底，前后有近8个多月的时间。即使后来为了加强建立西北两路的联系，以及和湘东发生横向联系、攻打吉安等工作需要而迁驻永阳圩，但陂头街仍是赣西南根据地的中心之一。例如，1930年8月15日，赣西南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陂头召开。1930年7月中旬至9月底，红一军团由兴国出发征战南昌、长沙、袁州（宜春）期间，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和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没有随军行动，而是留在陂头筹建妇女团。前委秘书长古柏的夫人曾碧漪也回忆，“我和康克清、彭儒同志没有去，留在吉安陂头”。于此可见，陂头街一直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也是最为稳固的地方之一。赣西南政权机关之所以设在陂头街而不在东固，有多种原因：陂头街位置适中，既可居中指挥赣江两岸苏区，又可南北管辖赣西和赣南；交通方便，富水河直通赣江，借助传统的水陆交通网可迅速抵达目标地；是明清以来吉安乡村著名的商品集散地之一，物资供应比较充足；陂头街所在的渼陂村，有祠堂、书院、万寿宫、庙宇、义仓等多处公共场所可供机关使用和部队居住。相比较而言，东固街不仅偏远（离吉安城100多华里），而且不具有以上各种有利条件。
结 语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时期，是江西苏维埃革命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和时期。该根据地既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举行城乡暴动开始新的革命征程，并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的阶段性成果结晶，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苏区，又是此后三次反“围剿”斗争的重要战场，是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块重要基石，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不该成为一块湮没的苏区，也不应被人们忽视和遗忘。所幸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对其有所关注。书中记述，到1930年，“在毛泽东等领导的赣西南、闽西根据地以外，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尽管受篇幅所限，没有展开论述，但总算是提及并恢复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和地位。就学界的研究而言，虽有一定的成果，但远远不够。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及其前后相关问题，仍是一座尚待开发的富矿，值得深入研究。（责编：蒋梅）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树立劳模弘扬劳模精神的历程和经验研究”（20ADJ007）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