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赵飞飞：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殷昭鲁：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是全面抗战初期由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等院校在云南昆明组建而成。华西坝教会五大学是指抗战时期依托华西协合大学所在地华西坝共谋联合办学的五所教会大学，它们是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在整个全面抗战时期，云南昆明和成都华西坝为备受日军铁蹄摧残的中国教育界提供了一方学术“净土”。两处大学共同体同样都是大师云集、学子繁茂、学术增进，铸就了中国学界文化抗战的不朽丰碑。近年来关于大学群体比较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但多聚焦于西南联合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的比较。至于对同处西南大后方的西南联大和华西坝教会大学群的比较研究却付诸阙如。本文拟依据相关档案文献对此进行尝试性探讨，以期深化对大学与国家关系、中国大学办学多样性、中西文化交流等问题的认识。
一、内迁动力上的“奉命迁组”与“自主迁移”之别
对于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界而言，关于要不要迁校，什么时候迁校，往哪里迁，迁后以何种方式继续办学，正如当时国人对局势的判断一样，也有一个逐渐认识而行动的过程。就整体而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是奉教育部命令联合组建西南联大，而华西坝的五所教会大学则出于自主选择联合办学。
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教育部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战时动员计划》，规定战事发生时，战区以外各级学校，“应照常授课，不得自相惊扰，任意停课离散，或自行变更学则”；而战区内学校，“由主管教育行政机关于战事发生时或战事逼近时期，准许其暂行停闭或迁移”，并令战区学校采取如下举措：“（1）将名册、账簿及重要仪器、图书等件，移藏于比较安全处所。（2）向所管教育行政机关，密商停闭时之善后办法。（3）暂行停闭之学校，应发给学生借读证书，以便学生自由择校借读”。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最先沦陷，而此两地的大专院校和师生人数极多，不是仅靠借读能够解决的。故教育部针对平津专科以上的学校专门制定办法，为了能够让学生完成学业，优秀教师能够继续教学，决定在湖南长沙和陕西西安等地各成立一所临时大学，并分别成立筹备委员会派员分赴长沙、西安积极筹备，以期早日开学。随之，教育部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正式上课。开学时虽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但仍引来日机突然袭击，所幸轰炸并不严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截至同年11月20日，“到校旧生共一千一百二十人，内清华六三一人，北大三四二人，南开一四七人。……借读和新生共三三二人……总数为一四五二人”。为节省开支，提高教育效率，长沙临时大学对三校共有学系实行归并，遂设四院十七系。
南京陷落后，武汉告急，战事也紧逼长沙，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迁移。1938年1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按照教育部要求从长沙西迁至云南昆明。由于学校组织得当，师生齐心协力，于4月28日到达昆明，并奉命改校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恢复上课。从“临时大学”到“联合大学”，表明无论政府还是教育界对战争的持久性愈来愈明了，同时也有较长远的规划。为节省办学经费，教育部规定三所大学，经费自1938年1月起，“各支原校经常费或补助费之六成”，其中之四成作西南联合大学经费，二成作学生贷金及教职员救济金。因战争高校学生入学率减少，不能维持原有规模，政府根据实际需要，无论组织还是经费均予以紧缩，以节余经费救济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师生之用，或办理其他必要高等教育事业。
由此可见，西南联合大学从北京到长沙再到昆明，一路迁移都是遵照中央政府的命令，而且国民政府也积极为大学解决校舍、教室、图书馆等燃眉之急。
华西坝教会大学群体的搬迁则与之不同。除了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以下简称华大）是抗战时期唯一没有迁校的教会大学外，其他四校均为外地迁入，齐鲁大学自济南迁往，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下简称金女院）自南京迁往，燕京大学则迁自北平。若从成为战地沦陷区时间来看，地处北平的燕京大学最早，但却是迁蓉最晚的教会大学，直到1942年才落户华西坝。个中缘由除与日本对其政策有关外，亦与中国教会大学特殊的治理结构有很大关联。
尽管中国的教会大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绝大多数已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成为中国私立大学的一员，但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属于西方差会。中国的教会大学在国外都设有创建人会，这个机构是教会大学地产、建筑和设备的实际拥有者，名义上以一美元租金租赁给校董会。校董会是中国教会大学在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掌握和使用校产的权利，以及有批准新建系科、开设课程和选举任命校长和司库等权利，对大学的经济和人事负全责。校董会成员并不全是中国人，根据1928年2月大学院颁布的《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中国董事占全数的2/3左右，外籍校董人数虽较之前减少，但一定数量的外籍校董仍然有很大的发言权。这种“中外双重”治理体系使得教会大学在应变局势的策略和方法上与国立大学有所不同。
前文提到北平沦陷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等国立大学已遵政府命令南迁或西迁，同城的燕京大学要不要迁校，无论是大学校方还是远在美国的创建人会都未置可否。校务长司徒雷登在1937年7月31日的信中写道：“在目前条件下，下学年继续开学是否可能和明智，如果不能开学，如何善后教职员工，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无法回答。”司徒雷登对开学问题非常谨慎，在反复与在校成员讨论后，做出了燕大继续开办的决定。
尽管燕大此前也曾多次参与过抗议日本侵略的示威活动，被日本视为重要障碍。但日本方面之所以没有占领或关闭燕大，主要还是忌惮其欧美背景。形势所迫，燕大不得不对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刺激或者误解”，与日军“尽可能地友好和合作”。为护校起见，燕大自立案后第一次挂起美国国旗。司徒雷登以校务长之职兼代校长，与日本占领军达成协议，允诺校内禁止学生参加反日活动。从1937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年多时间里，“燕大为留在华北地区的青年和不愿替日本占领者服务的大学教师提供了求学和工作的机会。30年代末，燕大的学生已近千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立即封闭燕大，囚禁司徒雷登。重庆的燕大校友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抗战大后方重新开办燕大。1942年2月8日，燕大校董会主席孔祥熙约集在重庆校董和前校董开会，正式决定在后方复学，并请文学院院长梅贻宝任筹备处主任。复校筹备工作最主要的问题是校址、校舍和经费来源，重庆、成都、桂林和兰州校友都希望燕大能落户各自城市。在多方权衡之下，燕大校董会最终选择成都华西坝，一方面驻成都四所教会大学（华大、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女院）给予热情邀请；另一方面四川省省长张群也表示愿意为燕大提供帮助。校舍租用美以美会的华美女子中学和启华小学，成都的文庙也允许燕大使用。经费方面，纽约的燕大创建人会、哈佛燕京学社、洛克菲勒基金会、英国庚款基金会等都继续提供经费，教育部拨专款7万元，还有众多校友的慷慨赞助，燕京大学就这样在“没有校园，没有校舍，甚至没有一本书或一个试管”的基础上，于1942年10月2日在成都正式开学，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处于首都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女院，情形与北平高校又不相同。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于1937年8月13日进攻上海，战火继续向华东蔓延，8月15日日军开始对南京轰炸。教育部颁布的《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规定，凡是受敌轻微袭击的学校应尽量维持开学，必要时可短暂停课。若战事已发生或逼近时，准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时归并，或暂时附设于他校”。中央大学早在8月中旬就已着手西迁，各种设备、仪器皆装箱起运，同城的金陵大学不能不有所安排。尽管金大后来还是于10月4日开学了，但校长陈裕光还是未雨绸缪，积极为金大寻找新的落脚点，早在8月20日他曾询问华大校长张凌高，问询在紧急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成都方面答复称：“欢迎金陵大学的师生前来。”
虽获应允，但九十月间金大迟迟未动。其原因有二，一是南京局势暂时和缓，没有连续遭到日机的轰炸；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巨大的搬迁费用。陈裕光曾估算，“来回搬迁的费用将达六至七万美元”，这将使学校陷入财政危机当中。
金陵大学本想在南京坚持到学期末，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上海市区11月12日沦陷，日军紧接着沿京沪铁路向南京逼近。教育部命令南京的学校于11月15日全部关闭，所有师生实行安全转移，金陵大学遂决心迁校。陈裕光11月16日再次致函张凌高，谈及南京的紧急形势，认为“继续留在南京是不明智的”。可见，迁校成都仍然是陈裕光的目标。
金陵大学一路西迁备尝艰辛，先分批撤离到汉口，再从汉口到重庆、成都。由于局势紧迫，此时已经很难找到交通工具，金陵大学只好租用一家英国公司的轮船，分三批运送师生家属及部分设备至汉口。1938年3月1日，金陵大学在华西坝借华大校园开学。
金女院本打算1937年9月4日开始秋季学期，但南京局势危急，金女院学生的父母很少愿意让自己女儿冒险前往南京，加上教育部推迟开学命令，校长吴贻芳在与董事会商量后决定放弃在南京继续维持学校的想法，同时宣布在其他几个中心维持金女院的精神和事业。第一个中心设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女青年会大楼，与迁到公共租界的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合作办学；另一个中心设在武昌，与华中大学合作；还有一个中心在成都，这是当时最小的中心，最初只有三名女生和一名教员，与华大合作，吴贻芳称之为“胚胎学校”。因武汉岌岌可危，金女院决定将武昌中心迁往成都。上海中心于1938年6月还与其他几所教会大学举行联合毕业典礼。但吴贻芳和董事会认为，“学生群体太小，不能再割裂，继续这种分离状态是不明智的”。最初许多校友选择上海，因为“上海离南京很近，提供了将学校迁回南京的希望，另外金陵的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它所在的地区”，但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许多支持金陵的学校已经到西部去了，在那里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和更加正规的办学条件”。因此金女院决定关闭上海中心，所有能走的教师和学生都迁往成都。1938年秋，金女院作为一个整体在成都落户。
齐鲁大学于1937年9月1日照常开学，10月间日军已行进至山东北境，占领德州后，继续向济南推进。教育部建议齐鲁大学迁到西安以西约129公里的武功县，考虑到“搬迁、建房和购置设备的费用之大”，齐鲁并没有采取行动，直至接到华大的回复，表示愿意接受医学院3个高年级班和教师，而且两所大学都属于非宗派的教会大学，齐鲁大学这才决定西迁成都。11月中旬，齐大在济南除了医院照常开放外，大学关闭，文理学院也迁到成都，只留下未在政府注册的神学院、护士学校和乡村服务社。虽然1941年9月部分医学院教师在济南又开办了一个医科班和一个药科班，但不久“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济南校区就完全关闭了。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中国高校的迁移从一开始并没有一个具体可行的全盘计划，其秉持的原则就是希望保住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同时又不为日本人所利用。因此，对教会大学来讲，国民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他们的迁校决策，至多提供一些建议和必要的帮助，对于何时迁、迁往何处，则很少过问，一切留给学校当局决定。上述西南联大（长沙临时大学）的奉命迁校组建和华西坝教会大学群的自主迁移充分说明此点。
西南联合大学属于多校联合为一校，但实际上是合中有分；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属于一主多附，各校虽独立，但实际上是分中有合。
西南联大的联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最主要体现在有统一的领导管理体制。西南联大不设校长，由三校校长联合组成常务委员会，学校高层的和睦相处是联合成功的重要因素。三位校长中，南开校长张伯苓基本在重庆，北大校长蒋梦麟主要负责对外，也经常去重庆，清华校长梅贻琦主持日常事务，成了联大实际上的主持人。在三个学校中，清华的教师和学生比另两校的总和还多，经费方面清华也是最充裕的，仪器设备和图书也大部分来自清华。但梅贻琦并没有因清华的优势就突显清华的特殊，他治校发扬民主作风，无论是常务委员会，还是下设的训导处、总务处和教务处，人员均来自三校。校务委员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讨论学校的各种重大问题，并制定规章制度，审议大学预算及决算、学院学系之设立及废止、大学各种规程、建筑及他项改进事项等。校委会的组成人员包括三位常委、各院院长、训导长、总务长和教务长，还有11位教授代表。校委会这套行政管理体制，是西南联大能联合办学成功的重要保证。正如梅贻琦所言：“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但是步骤都很协调，演出也很成功。”
其二，有统一的学生管理制度。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同质性很强，教育部令三所大学联合办学的出发点也是为了节省资源和行政成本，将三校行政班子压缩为一套，精简行政人员，同时将三校重合的院系进行合并，由四院十七系，后来发展为五院二十六系，约3000名学生。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所有本科生、负责本科教学及管理的教职员工都是联合的部分，实行统一的管理制度。
其三，营造统一特色的校园文化。战前三所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校园文化，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而西南联大则是三校的融合。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错综的人员关系又有利于联大的联合。梅贻琦在《纪念联大九周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联大联合到底，三校原是通家。”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历史渊源很深，互为校友的情况很多，如冯友兰是清华的文学院院长，毕业于北大；胡适是北大的文学院院长，却毕业于清华；南开校长张伯苓曾是清华教务长；清华校长梅贻琦也是南开校友。此外联大教员之间亲属、姻亲、叔侄关系也很普遍。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跨越了三校之间的界限，有助于将联大教员变成关系密切的共同体，俨然一个大家族。
但在联合办学的大框架下，其实三校也有各自独立的一面。主要体现在：首先，关于师资。师资力量是衡量大学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延揽名师也是各所大学孜孜以求的目标。三所顶尖高校联合办学，强大的师资阵容多为后世所称颂，但当时各校对中国抗战胜利都抱有很大的信心，认为联大是暂时的，三校是永久的，所以各校也都随时网罗人才，以备将来之用。这就导致当时联大的教师可能具有多重身份，一方面是联大的教师，但同时也是其中某一所大学的教师，同时握有两张聘书。三校均各自保留自己的教师名册，如清华大学1942年续聘181人，以清华大学名义又新聘43人。其次，关于科学研究机构。三校都保留和创建了若干研究所，如北京大学设有理科和文科研究所，南开大学设有理科和商科研究所，清华设有航空、无线电、金属、农业和国情普查等研究所，这些研究机构独立于联大。三校独立制定研究院管理办法，经费也由各校或向教育部申请，或自己筹措。最后，关于学生。学生是一所大学的主体，本科阶段的学生属于联合的部分，由于三校的科研机构是独立的，其培养的研究生，严格来讲并不属于联大的组成部分。
关于西南联大这种合中有分的办学体制，冯友兰曾做过形象的比喻，“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的经营的事业。‘官中’‘私房’，并行不悖，互不干涉，各不相妨。”但这种合中有分的办学体制也有益处。合，是为了节约成本，共谋大局；分，是为了强化特色，凸显优势。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属于一主多附办学体制。因战争其他四所教会大学被迫内迁，借华大校园和设备继续坚持办学，各校虽是独立的教学单位，但分中有合，五大学精诚合作，在行政管理、课程教学、学术研究和校园活动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使华西坝成为另一所“西南联大”。
首先，在行政管理方面，实行各级联席会议制度。五大学在联合办学过程中形成了各级联席会议制的管理模式，即通过召开各种定期会议，就联合办学中涉及的教学、招生、财务、师资、学生活动等问题进行磋商、协调。联席会议包括五校校长例会、各院系联席会议、各校教务长联席会议、各校训导长联席会议等。其中校长联席会是最高决策机构，这种遇事商量着办的行政管理做法，使同处华西坝的五所教会大学，能够平等、民主、高效地参与大学群的管理，而无宾主之分。正如1942年上半年，华大校董会年会报告谈到四校（当时燕京大学正在迁往成都的路上）合作情况时所言，每周至少召开一次四校长例会，就行政、财政及各种公共事务进行协商，“虽分四校，实则合作为一” ，这是对华西坝合作办学精神较为客观的评价。
其次，在课程教学上，实行统一排课、分别开课。华西坝五所大学共设有文、理、法、医、农五院六七十个系，还有一些专修科，学生数约3000人。各校开设的课程各有专长，但也难免存在重复设课的情况。为节约资源，根据各校师资特长采取统一排课、分别开课的办法，学生可跨校选课，学分各校均承认，且不用再缴纳选课费用。这种跨校选课互认学分的政策，使得五校紧密联合为一校，五校教师实为“吾校”之教师。金陵大学心理学教授蔡乐生素负盛名，其所开的两门课，应用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五大学同学均有选读者，讲解内容极其精邃，听者无不笑逐眉开”。金陵大学农学院师资虽强，但未开设专业必修课地质学，而金女院的著名地质学家刘恩兰开设此课，金大农学院很多学生跨校选修，且有机会参加刘恩兰带领的暑期边疆考察团，采集矿物标本，感到“得益很多，终身受用”。
1944年冬，华大对学生选课情况进行过统计：其他各校选习华大课程者，计齐鲁大学184人，金女大89人，其中选读二三门者，共计400多人次。华大选读其他各校者，计齐鲁大学76人，金陵大学106人，金女院48人。由此可见，学生跨校选课是非常普遍的。
再次，在学术研究上，联合科研，打造学术共同体。五大学的联合不仅体现在教学方面，也体现在科学研究上，联合进行试验研究，出版学术刊物。抗战时期高校西迁，理工科由于缺少实验室和仪器设备，科研受影响较大，但西南地区是天然的实验室，这为社会学和人类学在新环境进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而，战时边疆问题研究成为学术界发展的新趋势，《西南边疆》《西南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学集刊》等杂志纷纷创刊。华西坝五大学中部分高校在合作办学前很早就开展过边疆民族研究，如金陵大学、华大、燕京大学，而且各有特色，各有不同的学术传统，华西大学设有边疆研究所，金陵大学成立边疆社会研究室。鉴于“川康藏滇边区成为中央的要屏，西南边区人民在战略上与政治上有举足轻重之势”，为集合五校科研力量，1941年2月顾颉刚受委托起草《中国边疆学会宣言》，并发表宣言、会章，确定该会以实现民族团结、建立国防、开发富源为目的，对边疆进行调查研究。在进行边疆研究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由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的边疆服务运动。有学者研究指出，“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民族研究，是抗战时期方兴未艾的中国人类学与边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关注边疆建设和发展，而且“最为关注的就是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建构问题”，体现了中国学者“在应对国家民族构建和边疆开发建设中所作的学术努力”。
华西坝学术研究的合作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此前金陵大学、华大、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各有一个国学或中国文化研究所，各自出版刊物，在战时出版困难的情况下，哈佛燕京学社建议联合创办刊物。1941年1月17日，三所大学（燕京大学尚未到成都）的文化研究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议接受哈燕社的意见，成立三大学联合出版委员会。《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主要面向三校研究所，并轮流担任主编，每年出版一卷。《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1年创办，1943年燕京大学加入，到1945年9月共出5卷6册，发表各类论文72篇，200余万字，在战时的国学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被傅吾康认为是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刊物同样重要。
最后，在校园活动方面，五大学联合组织运动会、社团活动和服务活动。教会大学向来重视体育，自1938年起华西坝五大学（金大、中大医学院、华大、齐大、金陵女大）每年举行一次联合运动会。后中大医学院迁走，燕京大学迁来，五大学联合举行运动会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五大学联合运动会增进了各校同学之间的友谊，齐鲁大学报道称：“本校自迁川以来，历年均与其他友校合并举行运动会一次，借以提倡体育精神，锻炼学生体魄，并联络友校学生感情，以达到四育并重之教育最高目的。”五大学的社团活动也非常丰富，同学自发组织了五大学合唱团，还通过表演募捐支持抗战。金大学生发起与其他四校成立野猿队，举行露营和营火会等活动，此外还有五大学国剧社、联合足球队等社团。教会大学非常注重学生服务精神的培养，当时华西坝学生组成了“五大学战时服务团”，进行伤兵救护和义卖、义演活动。1939年初，日机对大后方狂轰滥炸，成都也常遭遇空袭，五大学学生成立空袭救护队，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受伤同胞，深得社会上一般人士好评。暑期，五大学学生还在教职员带领下，组织边疆服务团、抗战教育团、宣讲团，参加种种社会调查和服务活动。
华西坝五大学的联合办学，深入到行政管理、课程教学、学术研究、校园活动各个层面，无论对学生学业的提高、教师科研的提升，还是学生群体感情的培养，效果都极为显著。华西坝五大学，虽无一联合大学之名，但有联合办学之实。
华西坝五大学与国外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最为突出的是“东西文化学社”。此学社正式成立于1942年11月19日，其目的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换学术研究，其发起者是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在他的积极倡议联系下，牛津、剑桥两校的英中文化合作委员会分别致函华西坝各大学，表达加强文化合作和学术交流的意向。五大学以校长名义回函，希望中英两国谋求文化上密切之联系，关于中国文化，特指出，“中国为不好战争之国家，历史上对于穷兵黩武者，莫不鄙视之。中国之所崇尚者，为和平与礼让、文治与德化。无论公私生活，皆重道义……。人类为欲永久和平之实现，此种文化之精神，不可不尽力发扬之”，谈及两国学术合作，希望“牛津、剑桥及其他英国大学之著名学者，能不顾战时的一切困难，惠然来华讲学。如能交换教授对两国皆有利益”，并就中国派遣留英学生、共办中英文刊物、出版学者论文等提出建议。
中国方面为使东西文化交流落到实处，罗忠恕发起成立“东西文化学社”，罗忠恕任社长，倪青原任副社长，基本社员是五大学文、理、医、农各科专家教授，也有外国学者，如艾格斯顿、李约瑟、巴敦、达兹、齐尔门等。学社规划同时用中、英文出版学术刊物《东西文化》，筹建东西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和编译所，举办讲演或学术讨论会等。
在学社的主持下，华西坝接待了众多外国学界、政界人物来华讲学、参观，使其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和中心。如1942年春牛津大学研究希腊文字的陶德斯教授和剑桥大学著名的生物化学、胚胎学李约瑟教授先后来华讲学，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公使艾格斯顿也来蓉讲学，并推介其新著《一个新社会哲学的探求》。李约瑟和艾格斯顿在华西坝居住了近一个月，进行了十余场公开学术演讲。李约瑟后来著有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正得益于战时在中国包括华西坝在内的大后方搜集的资料。他曾坦言道：“在整个这项工作期间，我有机会遇到他们中的许多人。有些人当然对他们自己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史和医学史感兴趣，所以我能得到无可比拟的指导。”中国学者告诉李约瑟应该读什么书和买什么书，因此使李约瑟能够获悉西方人不易得到的知识，从而成就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领域研究的地位。
抗战时期，华西坝成为外宾访问的重要地点。1939年8月，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抵达成都，参观中央军校和华西协合大学，并与各界人士座谈，这是外国政党最高领导人首次来成都访问。1941年5月，美国《生活》《时代》杂志发行人和美国援华委员会卢斯由重庆飞成都访问，参观华西坝五大学。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威尔基访蓉，并接受成都各大学邀请，在华大广场向师生演讲。1942年12月，艾尔文爵士率英国议会访华团来华西坝参观五大学，代表团成员卫德波应邀在华西坝作题为“战后问题”的演讲。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达成都，下机直赴“蓉垣文化之中心”华西坝参观，并向金陵大学赠送科教纪录片14部。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以自己特有的治理结构，发挥了独特的国际交流作用，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坝上学者紧紧抓住此优势，对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国民政府不仅需要教会大学的教育和服务，同时也需要教会大学作为与外国政府沟通的桥梁，保持对外良好的互动关系。
西南联合大学的治理背景以及战争限制，其对外交流不及华西坝五大学频繁，尽管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欧美化程度也很高。据统计西南联合大学179位教授中，留美的有97人，留欧陆的38人，18人留英，3人留日，23人未留学，但战时国家政策对大学的对外交往予以一定限制。为适应战时所需人才及节省外汇起见，国民政府对留学政策做了较大调整。1938年6月，教育部与财政部共同拟订《限制留学暂行办法》，规定“公、自费留学生研究科目一律暂以军、工、理、医各科有关军事国防为目前急切需要者为限。留学生的资格，均须为大学毕业后继续研究、服务二年以上，或专科毕业后继续研究、服务四年以上，方为合格”。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为节省战时外汇，于1939年8月又通过《修正限制留学暂行办法》。修正办法规定，“在抗战期内公费留学生，非经特准派遣者，一律暂缓派遣；自费留学生，除得有国外奖学金或其他外汇补助费，足供留学期间全部费用无须请购外汇者外，一律暂缓出国”。修正办法颁布后，留学政策更加收紧，出国留学人数骤减，中国公、私立大学对外学术交流受到重大影响。这些都或多或少制约了西南联大与外界的交流。
第一，两处大学都历尽艰辛，坚定信念迁移到抗战大后方，背后的精神动力都是为保存民族精神，进行文化抗战。日本侵华期间有意侵占中国的教育机构，正是为了破坏中国的教育以阻碍中国学术文化传承。中国政府也正是看清日本这一险恶用心，及时为高等学校提供援助，指导迁移或合并办学。对于大多数国立大学来讲，迁往抗战大后方正是爱国主义牺牲精神的体现，北大、清华校园被占，南开校舍被蓄意破坏，三校不辱使命一而再地向西迁长沙，再向南迁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立本身即成为抗战中国教育界不朽的精神丰碑，也激励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向中国西部艰苦跋涉。对于中国教会大学来讲，情况虽有特殊，但同样体现了对国家的忠诚。五大学中，金陵大学和金女院一步到位迁到华西坝，齐鲁大学分作两步迁至，燕京大学步伐稍晚亦至，无论期间经历怎样的曲折，最终还是选择了长途跋涉来到大后方，共同为延续高等教育、中国文化而努力。抗战期间，五大学也把基督的博爱、服务、牺牲精神和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精神结合起来，表现出对国家、对整个民族强烈的认同感。1941年华大校长张凌高向毕业生致辞强调，“当此国难垒卵之时，民生水火之际，诸生各当尽其所学，尽其所能，以贡献国家社会，庶几能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目的”，表达了华西坝教会大学在民族危难之时为国储才的心声。胡适于1940年1月出席教会大学校董联合会，在一次晚餐会的讲话中，也认为“基督教大学已经成为中国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已经被接受为中国的大学”。抗日战争也加速了中国教会大学的中国化进程。
第二，无论何种联合形式，其目的都是为了保证战争状态下中国高等教育能够弦歌不辍，最大限度利用有限资源维持高等教育水准。校舍、教职员、图书和仪器设备这是大学必备的重要要素。战时高校内迁远播他乡，校舍建筑带不走，教职员苦于各种客观原因，有些也星散或流亡他处。至于图书和仪器设备，对战争有准确预测的大学还能及时运出一些设备，有的大学则是只身流亡到大后方。清华大学早在1935年就在长沙设置了两个研究所。同年，日本在华北设立“自治区”，清华工学院就开始把相关设备打包运到南方。北京大学做出反应更早，1933年长城抗战时，北大就把图书、设备运往南方，但局势和缓后，又把校产运回了北平。“面对日本侵略的威胁，北大过早地做出了反应，而蒋梦麟也不愿再做这种无用功”。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大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陷入敌手，南开大学更是遭到日军毁灭性的轰炸、破坏。如此艰难环境下，一些高校不得不联手合办。金陵大学、金女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因为共同的教会大学属性，最终都选择了投奔成都的华大，华大为了帮助兄弟院校解决困难，校园资源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共享。除金陵大学带来了几千册图书外，燕京大学甚至连一本书、一个试管都没有。由于到来较晚，华大校园已经饱和，燕京大学只得借附近中学，甚至文庙作为校舍，所需实验室、仪器、图书等仍由华大提供。就这样五所教会大学凭借华西大学的校园和设备相互扶持、联合办学直至抗战胜利。
第三，战争不但没有使中国大学消亡，反而刺激了它们在逆境中的奋进。全面抗战初期，由于战局迅速变化和日军对中国教育机关的蓄意破坏，中国教育界损失严重，战前全国大学及专门学校学生数4万余人，教职员约7000人，但至1938年学生数减少了2万，教职员减少了2000，即分别减少近50%和30%。但在广大师生爱国精神的支撑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内迁大后方的中国大学迅速站稳脚跟，积极扩建，无论是学生人数、系科建设、学术研究都取得了极大发展。西南联大1938年5月初开课时，拥有四个学院，学生总数约1300人。1939年9月联大规模扩充为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抗战结束时有500名左右教授、助教和职员以及3000名学生。华西坝各大学学生人数也普遍增加，从1938年至1945年，华大由500多人增至1000多名，金大由220人增至1100多人，齐大由80多人增至400多人，金女院由50多人增至340多人，燕京大学由初来时的245人增至362人。学生总数超过3000人，教职员人数从70人增至700人，而且来自不同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波兰等。各校也增设了不少科系，金陵大学在抗战时期发展突出，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系科增加，增设了一个病虫害系，电化、汽车、图书馆学、园艺、英语五个专修科，还开办电焊职业训练班、农贷人员训练班、建设人员训练班等，“自抗战入川，历时八稔，虽在困难艰苦之中，所设科系与学生人数，仍岁有增加”。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各种学会的学术活动在成都、在华西坝举办的很多，全国性杂志《中华医学杂志》《中国药学会会志》也在成都出版发行，各种研究所的成立，中外名人名流的到访，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大学未枯反荣。
第四，联合之中对彼此独立性的尊重，强化了各校的办学特色。两处大学共同体在实行联合办学过程中，都有各自独立坚持的部分。如西南联大在组织统一的校务常委会同时，各校还设立独立的办事处。教职员在统一的联大教师身份之外，还有各校单独的聘书。特别是研究性工作，三校都保留和创建了若干研究所，如清华的特种研究——无线电研究、金属研究、航空研究、农业研究和国情普查研究都非常有特色，联大时期仍旧由清华独自继续研究。南开的商科研究所在经济史、经济理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统计学方面成绩显著。北大也设有理科和文科研究所。这些特色研究保证了大学整体水准。前文述及华西坝五大学在行政管理、课程教学、学术研究和校园活动等方面进行了联合办学，但各校仍保留各自独立的行政系统、师资队伍、教学传统和特有的学校活动。比如联合招考问题上，尽管组成联合招生委员会共同决定招生次数、招生简章、统一试题，但仍兼顾到各校作为独立个体的特殊需要，允许各校于必要时得自行另招一次。另外各校对毕业生的毕业要求也不同，虽可举行联合毕业典礼，但各校有自己对学位的坚持要求。学术研究方面，在联合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同时，考虑到各校研究重点不同，华大侧重语言研究，金大侧重考古研究，齐鲁侧重历史研究，读者群亦不同，允许各校继续保留各自研究中国文化的刊物。各校为保持自己的学术水平，竭力保留优秀教师，并努力吸引优秀学者。如燕京大学不惜重金招罗人才，清华大学的中国中世纪史专家、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陈寅恪，清华大学的中国政治理论专家、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萧公权，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古代史专家徐中舒，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语言学家李方桂，清华大学数学家曾远荣、经济学家赵人隽、比较文学专家吴宓等，这些学者都被燕京大学以客座教授身份罗致讲学。此种也可看作两大学术共同体人才的交流和流动，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贻宝曾言：“这些位大师肯在燕大讲学，不但燕大学生受益，学校生辉，即是成都文风，亦且为之一振。”
西南联合大学和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作为两类不同属性的大学共同体，虽然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民族危亡时刻，他们高度的国家认同感、弦歌不辍坚持文化抗战、艰难困苦为国育才的精神是一致的，同时他们在大学办学多样性、沟通中外文化交流、大学与国家关系等方面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借鉴和启示。（责编：蒋梅）
本文为教育部青年项目“金陵大学本土化的路径及影响研究（1888—1952）”（18YJC770044）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