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日军的“扣号作战”是1944年“一号作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为了执行此项侵略行动，日本华北方面军曾大规模地从后方抽调兵力，由此给华北的敌后抗战留下了大展拳脚的空间。通过研读日方留下的史料档案可以发现，受“扣号作战”的影响，华北日军此后无论在“地上”的博弈还是在“地下”的较量中，都表现得颇为被动狼狈，面临着捉襟见肘、疲于奔命的困境。其采取的因应措施、构思的阴谋诡计最终未能得逞，并在这一背景之下进一步迎来了中方的反攻前奏，开始快步迈向战败的命运。
众所周知，1944年的“一号作战”（又称“大陆打通作战”，我国称“豫湘桂战役”）是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也是近代日本陆军自建军以来参与的最大规模战役。此次作战，空间跨度约为2400公里，覆盖了河南、湖南、广西三省，日军共动用了约51万兵力，持续交战了8个月之久。其中，战役的前半期被日方称作“扣号作战”（又称“京汉作战”，1944年4—5月），后半期则是“拓号作战”（又称“湘桂作战”，1944年5—12月），而我国则分别将其称为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
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对此次战役做过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界的臼井胜美等代表性学者就曾出版《日中战争》等书籍，对“一号作战”的基本情况及作战期间的部队装备、兵员补充、美军空袭等问题做了梳理与介绍。此后又得益于资料集《战史丛书》三个分卷《河南会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湖南会战》（朝云新闻社，1968年）、《广西会战》（朝云新闻社，1969年）的出版，相关研究开始呈现深化的趋势。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国立国会图书馆等机构的大量史料档案与日军文件的公开，对“一号作战”的考察又进一步快速发展。包括波多野澄雄、山本昌弘、笠原十九司、芳井研一、岩谷将、谷拓弥等人在内的大批研究者都曾对此一时期侵华日军的战略决策、作战行动、情报系统进行过细致的检讨。我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也在最近20年迎来了迅猛发展。有学者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策机制、情报信息系统、官兵素质、后勤补给、兵役军纪、民众动员等情况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也有学者将目光集中于正面战场，考察了国民政府的指挥系统、情报机制、判断决策、应对策略在此次战役中存在的不足与犯下的错误；还有的学者分析了该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其作战行动、政治工作、宣传战术及敌后战场的影响做了一定程度的考察；有的论文还曾另辟蹊径，着力分析了当时新四军基于中共中央“绾毂中原”指示开展的积极活动。此外，我国台湾学界亦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如有的学者则从情报的收集与研判等角度进行了研讨，同时亦有大量当事人的日记、记录出版。可以说，正是因为史料的相继公开与学术工作者的反复努力，目前关于“一号作战”的研究已达到了较高水准。
然而，以往的专题研究仍有不充分之处，尤其是存在“单向”叙事、缺乏印证的问题。长期以来，因为过于侧重分析正面战场两军的交战，往往容易忽视当时敌后战场的联动情况；虽然看到了日军在前方的恣意突进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但是未对同一时期日军在后方的狼狈与共产党军队的跃进展开更为详细的研究。因此，本文参考日方解密的原始文献档案，考察“一号作战”期间日军实施的“扣号作战”计划以及日方如何因应中方敌后抗战的问题，以就教于先学。
一、 “扣号作战”的立案与华北日军的策略
为了考察日军对敌后抗战的观察与因应，首先要弄清楚日军的作战计划与相关策略；而若要分析其计划与策略，就有必要先明确其作战的动机与过程。
事实上，早在“一号作战”的一年前，即1943年夏季，东京的日本陆军中央就已经开始研究类似的方案，而位于南京负责统辖整个侵华日军的“中国派遣军”亦在同年8月的《1943年度秋季以后中国派遣军指导大纲》中做出了翌年2月后要打通平汉线的计划。然而，因为当时太平洋方面战局吃紧，筹措兵力实属不易，此案一直处于待定状态。
1943年11月25日，发生了足以震动日军高层的大事件。当天，从江西遂川起飞的15架驻华美军战机（包括9架B-25、6架P-38）对日据台湾的新竹地区进行了猛烈的空袭，这是开战以来首次从中国大陆方面对日本“本土”实施的轰炸。这不仅意味着其后方的工业地带已然暴露在炮火之下，更戳穿了日本军部欺骗民众“本土绝不会遭袭”的谎言。再加上得知驻华美军实力为战斗机约160架、轰炸机约70架，其中桂柳地区部署战斗机约100架、轰炸机约20架，日本陆军中央顿感紧张不已，认为若再出现航程半径更大的B-29轰炸机，那么不仅是江西，中国的西南地区亦将成为轰炸日本本土的航空基地。正是在这一刺激下，“一号作战”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既往研究指出，日方当时负责主导立案的高官是两人，即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真田穣一郎以及该部下属的第二课（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但从日军文件记载的情况来看，“扣号作战”部分应是由前者来完成的。其具体情况是：遭到空袭三天后的11月28日，“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天野正一奉命返回东京领受军令，当时真田代表陆军中央向其传达了发动“打通作战”的意图并结合地图展示了自己考虑的方案，要求尽快研究具体计划以打通粤汉、湘桂（拓号）及平汉线南部（扣号），同时阻止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天野于12月3日返回南京后向“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汇报了此一指示。7日，该军司令官畑俊六便拿出了首套方案《大陆纵贯铁道作战指导大纲案》，其主体思路如下：（1）将按如下顺序推进战役：拓号第一期作战→扣号作战→拓号第二、三期作战；（2）扣号作战将于1944年7月初发动，持续时间约一个半月，将动用华北方面军4个师团兵力从新乡渡过黄河发动进攻，击败国民党第一战区部队主力并打通平汉线。真田在收到该方案后并不是特别满意，认为启动作战的时间“甚晚”，提出了是否能提前至三、四月份的要求。进而，又在同月下旬指令服部主持进行了“虎号兵棋推演”，对未来的作战资材、作战准备、部队调动、中国军队动向等做了详细的模拟研究，最终得出了“拓号作战可予提前”的结论。于是，“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于1944年1月4日再次修改了计划，形成了《一号作战计划大纲案》。该方案与此前的不同之处，在于提前了“扣号作战”的时间，将其放在了“拓号作战”之前，同时进一步为战役追增了兵力。其具体构想是：“命令华北方面军下辖的第十二军（以第三十二、三十五、三十七、一一○师团与第三装甲师团为基干）于4月下旬从黄河河畔发动攻势……（完成任务后）安排两个师团的兵力确保新占领区。”此份计划在提交后最终得到了日本陆军中央的批准。于是，“一号作战”的正式命令便于1月24日下达了。即《大陆命第九二一号》规定：务必消灭中国西南地区的空军主要基地；“中国派遣军”司令官须攻占粤汉、湘桂及平汉线南部沿线要域；南方军应予协助。同时在一并下发的《大陆指第一八一零号》《一号作战要纲》等文件中强调：“中国派遣军应于晚春从华北、夏季从武汉及广州启动攻势……尤在4月前后派华北方面军在华北发动扣号作战。”此外，为了隐匿企图，还特意要求将事前的准备行动命名为“五号演习”，进而又在2月1日颁布了《一号作战企图隐匿要领》，要求各部队佯装成开赴太平洋战场的样子。
可以认为，此次战役虽肇始于新竹空袭，但其作战目的却并非仅限于打通平汉、粤汉、湘桂三线并进攻航空基地。在当时意大利投降、纳粹德国战局持续恶化的背景之下，日军亦期盼通过此战来提振士气、打击蒋介石政府的抗战意志、利用南北铁路运输战略物资并强化部队的机动力，从而实现以小规模兵力维系其在华战线的企图。
那么，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接到陆军中央与“中国派遣军”下达的作战命令之后，又是如何反应的呢？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当时华北日军的基本情况做一考察。当时的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北平，主要控制着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河北地区，下辖4个军，其中“驻蒙军”占据察绥两省，“第一军”占据山西，“第十二军”占据山东，方面军的直辖部队盘踞在河北。这些部队在百团大战以后为了防备八路军及地方游击队的再次袭击，采取了高度分散的配置，将所有兵力广泛散布在重要的都市、县城、资源产地与交通线，所以当时呈现出“点线”构成的网状布局，根本无法做到“面”占领。在长期与八路军、游击队交战的过程中他们早已意识到：“我军仅占有点线而已，同时民心背离，故（在华北）有如沧海一粟。”再加上频繁的部队调动、新建兵团的素质低下，越来越难以应对敌后抗战力量的扩大与发展。尤其进入1943年之后，日军更是发现“共产党已度过了艰苦时期，逐渐恢复了过来……甚至能够（发动群众）对地形进行改造，连本地人有时也可能迷路。而且村与村、乡与乡之间还修建了地道，不现身于地面亦能实现向邻村的转移，太行等山区亦在山间挖了隧道”。无奈之下，日军只好更多地动员伪军参与防卫、收集情报，以图为自身“减负”。但伪军的情况却是“军纪废弛、贪污军饷，毫无斗志可言”，“狐假虎威、为非作歹之事甚多，导致民心离反而无法获得正确的情报”。偶尔还会有伪军士兵秘密呼应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并协助游击队藏匿武器、掩护其撤离的事情发生。此种情况反过来又成了日军的新负担。尤其在情报方面，其指挥官曾多次被激怒：“接到敌情的报告后出动主力发起进攻却无法找到敌军，小规模部队接到并无敌情的消息后外出反而会遭到伏击，情报人员究竟干什么吃的！”所以，当时华北日军出动扫荡时，“最为担心的事情莫过于敌方部队是否果真存在于作战区域之内”，颇显滑稽。
时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的大城户三治，曾对中国共产党做出如下评价：“中国的东部要地已纳入我军掌中，重庆的军队被压制在黄河以南的腹地与山区，不过是在苟延残喘而已。相反，共产党军队却利用日军抽调缩减之机，在华北、华中的丰饶地区构筑起了坚固的地盘，获得了稳定的地位……他们已经克服了长期以来的逆境与困难，踏破了苦难之途，仅从此点来看，其坚强的意志与奸智终究是常人不可企及。在研究共产党军队时，切不可无视其传统与特殊性，尤其是其基层部队每一个人皆为优秀战士的事实。”
在形势已如此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日本华北方面军接到了“扣号作战”命令。2月下旬以后，其司令官冈村宁次、参谋长大城户三治召集下属军官开过两次兵团长会议，通过兵棋推演的方式确认了在正面战场平汉线河南方面的作战计划：（1）位于山东的第十二军担当主攻，在中牟附近突破国民党阵地后推进至郾城附近，调部分兵力进攻信阳以配合华中日军打通陆路联系；（2）同时，派主力调转方向朝洛阳前进，负责进攻国民党第一战区的部队主力；（3）位于山西的第一军担当助攻，从垣曲附近渡过黄河后牵制中方的增援部队并切断陇海线。而身后的华北战场，则由于“要尽可能地集结大规模兵力进攻正面，不得不让现有占领区的防守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
从日方当时的《进攻兵力与后方兵力对比表》来看，华北方面军总兵力137个大队中，参加“扣号作战”的进攻兵力为67个大队，留守华北的后方兵力为70个大队。这意味着本来就疲于应对敌后困局的华北日军一口气抽调出了约半数兵力转向正面战场。所以问题的蹊跷之处便在于：他们为何非要从后方抽走这么多部队呢？或许其司令部留下的记录能做出解答：“在我军中，无论是谁都喜欢积极的进攻作战而不愿参与无趣的治安防卫，这也是武士的本质所在，既然作战大纲要求我们动手，那么方面军的态度就必然是‘倾尽全力’。”换言之，当时华北日军不仅已无力限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更对敌后棘手的作战模式感到厌倦和疲惫，所以才会按耐不住冲动，积极派遣大量部队前去进攻正面战场，以满足其“武士”的虚荣。
当然，日本华北方面军也不是完全对其后方撒手不管的。为求保险，他们当时除了为正面作战进行黄河铁桥的修复、储备资材、集结部队等工作外，亦曾在后方实施过如下几方面的准备：（1）对山东地区做战线收缩整理。由于抽走的部队主要是担当主攻的第十二军（包括司令部与4/5的作战部队），山东方面出现了兵力极为薄弱的现象，仅留下第五十九师团负责全省的防卫，所以一方面将该师团纳入方面军直辖之下，另一方面放弃了武定、利津等黄河下游的县城，向南面的青城、博兴地区收缩战线；（2）新编一批部队用以接防。即，新组建7个独立步兵旅团来填充防守的真空，包括独立步兵第一、二、三、四、九、十、十四旅团，分别部署在兖州、正定、汾阳、济南（后调新乡）、新乡、阳泉、潞安等重点地区，并叮嘱其对驻地与铁路进行严防；（3）特别注意保密。要求各日军部队在转移、集结、换防的过程中严格隐匿企图，只让最小限度的部队逐次逐批地移动并完成任务交接，尽量不让中方有所察觉；（4）加大伪军的动员力度。对伪军士兵，大肆鼓吹“日中两国人要同生共死”，反复告诫其“皇军才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对伪政权尤其是汪伪政权在华北的办事机构则多次提出要求，勒令其必须为了保护后方而做出“努力”。这些内容，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行之有效的措施，日军当时也拿不出办法来从根本上应对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战。所以在“扣号作战”打响之后，其破绽必然会接二连三地显现，而日方能做的，唯有查漏补缺、匆忙应对而已。
战役正式打响以后，国民党军队除了在洛阳地区做过激烈抵抗之外，其他地区大多可用溃不成军来形容。正如既往研究所言，当时重庆对日军的企图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基本只能被动地接招应付。身处前线的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就曾对日军的行动感到“虚虚实实，如堕五里雾中，判断实在困难”，以致到了4月30日，日军已进攻河南半月之久，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仍坚持认为：“敌打通（恢复）平汉铁路殊无理由。”同时，日方已经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密码，对其行动计划悉数掌握，包括蒋介石发给第一战区强调“坚守洛阳”的电报也同样被其截获。其结果自然是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在此轮作战后，日军部队曾向东京汇报：“蒋介石部队43个师，其中有60%已遭毁灭性打击，仅有15%基本完好，敌第一战区在物质精神上皆已遭受重创，恐不能再恢复元气。”而整个“一号作战”期间，国民党更是“损兵60万……失掉了洛阳、郑州、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等100多个城市，共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被日军占领，20万平方公里、6000多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沦陷”。连蒋介石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在这八个月来，国土丧失之广，战地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的耻辱之重，实在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然而，国民政府却仍在其官方战史中给自己打了圆场，谓：“敌既感于盟军太平洋之反攻，着着进逼，海上交通，已无法维持，乃企图沟通大陆交通线，以便撤退南洋之敌侨民与物资之转运，及维持中南半岛之联系……（我方）审知敌之企图……（但因处在）内线地位，部队未能发挥高度之机动性，致各个击破未能达成，无形中犯逐次使用兵力之忌，自始处于被动。”
事实上，虽然当时日军在正面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却在后方为共产党军队所困；虽然暂时实现了“打通大陆”的目标，却迎来了保护“点线”的激战。
尽管日军的行动一直注重隐匿其企图，也成功地欺骗了国民党高层，但却未能瞒过在华北拥有情报优势的中国共产党。早在2月10日，毛泽东、彭德怀就曾拍电邓小平等人告称：“敌有打通平汉进攻西北消息。”日军发动攻势的三周前即3月27日，毛泽东还通过黎玉、萧华叮嘱八路军各高级将领：“华北敌三师以上向黄河北岸集中，有打通平汉路模样。”这些消息在4月初全部传达给了各个地区的基层部队。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下达了要在日军新占领的河南地区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我军应乘日军南犯后方空虚时，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辟豫西工作基地”，并强调应利用此次机会向敌人的后方进军。这正是日方不愿看到的结果。当时华北方面军第二课高级参谋神崎长就曾担忧地表示：“京汉（扣号）作战期间，共产党军队乘我方面军主力集中黄河两岸之机向河北北部及满洲国境方面伸张势力，（在此情况下）我军治安情况实在令人忐忑不安。”
当然，日军在占领区也不是没有防备。如在新占领的河南地区，他们不仅按照此前的计划在战斗后留下约两个师团的兵力负责警卫，而且还立即开展了阵地的修筑作业，呼吁离散的民众返乡劳动，并基于《兵团军政实施要纲》等文件大量组建“治安维持会”“乡村自卫团”等伪组织。但是其具体效果如何，却另当别论。例如在豫北地区，原本驻守此地的第三十五师团被抽调去太平洋战场后，由新组建的独立步兵第四旅团负责接防，但该部队由于兵力不足只能收缩防线，把退出的地区交给伪军管理，结果只能落得一个逐渐被游击队蚕食的下场，以致此地的平汉线时常会被中方截断，大大削弱了其“打通大陆”的战略效果。按照中共中央此前的指示，除豫北之外，“开辟豫西”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之中。对此，日军文件与战报留下的记录非常之多。
据载，当时太岳军区的游击队就曾利用“皇协军”的旗号尾随日伪部队一道南下，进入了孟津、新安等地发展。他们不仅广泛发动群众积极抗战，而且还针对日军独立工兵第四十联队的道路施工进行相当程度的干扰，使之物资与部队运输大为受阻。与此同时，在洛阳、伊川等地还曾发生过激烈的正面交锋。驻守洛阳的日军第一六三联队在其战报中记录了彭店附近的战斗，“在扣号作战之前皇军未曾踏足此地，亦未曾宣传皇军之真音，故彭店已成为王仲卫等人（游击队）的根据地，当地无一人对我方表示善意……（该游击队）番号不明，约六百人，拥有重机枪四、轻机枪三、每人一把步枪；身穿灰色军服，年轻人居多，身手敏捷且战斗意志极为旺盛；会巧妙地运用人力部署防御，一旦发现己方拥有兵力优势便会借助熟悉地形的优势迅速出击，以形成包围态势”，在交战的过程中，还曾“从西南角的城墙上用重机枪实施过猛烈射击，迫使想要接敌战斗的（日军）小队只能空望眼前阵地之敌而无法前进”。位于伊川县附近的日军第一三九联队则与该县游击队发生过交火，意识到其“不仅勇敢且斗志旺盛，而且（为提高命中率并节省弹药）会耐心地待日军完全迫近后才实施射击，即便遭到联队炮、掷弹筒的集中轰击亦会利用掩体进行顽强抵抗”。
在华北后方的旧占领地，日军更是处于应接不暇、疲于奔命的状态。正如他们所看到的那样，八路军和游击队当时“把握战机同时开展了武力战与秘密战并行的措施”，因而双方之间的较量主要可以从地上博弈、地下工作所谓的地上，指公开、正面与敌方交锋；而所谓的地下，则指非公开、秘密地开展抗敌工作。两个方面来进行梳理分析。
首先是地上博弈。日军史料显示，当时为了避免后方的动摇，华北方面军要求前去参加“扣号作战”的部队在完成任务后尽速返回原驻地，同时也坚信“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积极组织了多批剔抉队、侦谍队主动发起对中共敌后根据地的扫荡。他们在出动时往往会身着便衣，只携带枪支弹药等轻便武器并配有信号弹、灯火用品、刑具和数天的口粮，且为了隐匿行踪会在白天用旗语交流，在夜晚用灯光或暗号沟通。每到达一处可疑村庄，会让一半兵力伪装起来在村口待机，让另一半兵力进入村里搜查，寻找地道出入口。若未能找到“可疑分子”，便会穿过村子到另一侧，而后等待信号枪响再迅速折返回来，如此一来“外逃者或躲避者会以为日军已离开而现身”，结果遭遇第二轮扫荡，向外撤退时还会被埋伏在村口的日军拦截。然而，这些措施却没有收到太大的效果，反而是其留在身后的大量交通线与据点时常被八路军和游击队袭击。如在铁路方面，山西日军就曾遭遇过如下战斗：“第二小队侦谍分队长富田曹长率部前往富家滩煤矿、侦谍班长桥本军曹进入介休……从平遥车站搭火车出发，于一点二十分左右抵达东宋丁村附近时，发现该地附近已有显著的抗日策动，延安势力的平介县政府基干队事先在铁轨下插入了一根圆木，结果导致火车脱轨后冲到附近已敷设的地雷阵之中，车头与车身倾覆……同时还有敌兵举着步枪猛射而来。”公路方面亦是如此。河北日军当时曾派工兵部队前往安平县子文镇附近维修公路，在“检查并无异常后，便让货车通行，结果货车以时速25公里行进时突然从该镇西面公路北侧约2米的房屋内射出了子弹，据查来自第36地区队约200人，位于货车后部的士兵以手榴弹还击，却被击毙……货车停车后……又有约350人吹着冲锋号端着轻机枪和掷弹筒猛攻了上来”。而在某些县城或据点，游击队亦会利用夜幕与地形的掩护主动向日军发起包围攻击。例如，驻守沧县的独立步兵第三十六大队曾报告：“5月12日夜半，（游击队）向城外警察训练所发动了突袭……完全在夜幕中，无法观察敌军行动，我方行动亦备受掣肘……水野中尉等96人立即搭乘4辆货车赶往事发地，听到枪声逐渐密集，队长便让全员下车并侦察对面情况，发现敌军已架起了轻机枪……摸黑推进，结果道路右侧的一幢建筑内事先埋伏有敌兵，出其不意地对我方发起了射击。”正是这种趁夜而动、避实击虚、围点打援的策略，让日方吃尽了苦头。同时亦足以说明，随着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已开始具备主动出击的实力。
其次是地下工作。可以说，日军在地上的被动与狼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地下工作的直接或间接影响。1944年美军观察组（狄克西使团）前往延安与八路军高级将领交流时亦曾听取过相关情况的介绍并大为感慨：“几乎在日占区的每个角落，延安队伍都有常驻情报人员或武装力量。因为他们不断与日军发生战斗，他们拥有敌军战俘与情报的出色资源”，中共敌后根据地是“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敌后军事情报来源”。日军当时亦承认：“我军虽发动过多次剿共战，但作战企图早已被敌方得知，在动手前对方就已撤离抑或是研究好了对策，故常是无功而返”，“我军周围的人或为我军服务的人似乎全是对方密探，通过我军准备口粮的行动便能判断是否有扫荡计划，抑或通过观察我军的准备活动得知出动时间，在刚一启程便明白进攻方向并传达给敌兵。为了传达这些情报，他们会使用自行车抑或是步枪的枪声。”这意味着日军的地下情报工作是完全处于下风的。甚至其利用的间谍，有时事后才会发现“乃以亲日的名义进行秘密活动……实际上是有力的通敌者。目的是为了将来打算，为保全自己而收集我方的情报”。可见，八路军和游击队当时在敌后获取丰富的情报，除了得益于群众的支持之外，亦与针对伪军汉奸展开的“反正工作”有着密切联系。此种情况被日军探知后，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其对伪军、伪政权的猜疑：“口口声声说要（和日本）同生共死，却不采取任何行动，其精神上远未达到理想境界，实在令人遗憾！”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转而发动日军士兵自主学习汉语并乔装打扮起来从事间谍工作。譬如一个名叫增渕明的日本兵就曾在战后回忆道：“（我）进入城镇后便潜伏下来，在一家亲日派人物经营的油店借了一间里屋，带着两名部下住了进去……当时使用中国人的姓名，把头发留长，梳成三七分，穿着中国人的衣服……采取秘密的方法来领受命令或提交报告。主要是去邮局，在那里检查一切可疑的包裹和书信。邮局局长也是亲日分子，毕业于京都的大学。关于我（是日本人）的事情，除了他，谁也不知道……这种辛苦是其他士兵无法感受的精神疲劳，难以用语言形容，唯有亲身体验才能明白。”他自诩为“隐形士兵”，声称自己接到的任务还包括查找对方间谍、阻止秘密活动与破坏行动、摧毁情报网、突袭宣传点并消灭秘密工作员（绑架、监禁、杀害）等。
然而，这些措施仍收效甚微，当时愿意学习汉语、能够精通汉语的日本兵少之又少，而且其秘密活动还时常会被敌后密布的情报网、地下交通站所捕获。所以这一时期敌后的形势并未因此发生任何改变。日方还惊讶地发现，伪政权及其管辖之下的百姓“除我据点外，大多对我采取消极合作态度，尤其农村的两面派性格浓厚”，“日军来了举太阳旗，八路军来了举红旗……但背地里都参与了积极的抗日活动”。有时还会发生白天被拉去修路，晚上又自主毁路的事情。此种情况还扩大到了县城：“表面上在新政府（伪政权）任职，但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工作，而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共产党便）开始通过城内（伪军）机关向城外（伪军）各机关下达指示……各区、村的机关员都偷偷地与共产党私下联系，具有两面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各地的抗战力量进一步获得了积极行动的空间，展开了大量宣传与扩军工作。比如利用“扣号作战”期间日军抽调部队、收缩战线、撤离部分县城或据点的时机，“宣传日本要从华北撤退，以此致力于征募新兵、加以训练，提振士气”。或是“趁国际战局的变动（包括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形势的扭转等）进行对日军不利的宣传，争取民心……并致力于民主主义实践”。
在这一时期，通过侦察活动对敌后战场实情进一步了解后，华北日军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此阶段抗战的主要特质在于：（1）游击战的发展与民兵配合下集团性活动的增加，即工作重点置于民兵组织工作的广泛展开及其质量的提升，尤其致力于游击战的大众化；（2）对游击战的一元化指挥与领导得到加强，党政机关的武装显著强化，除宏观事项外，游击战的指挥都以县为单位来完成，接受所在县委的一元化领导；（3）游击战术愈发巧妙、运动战色彩渐增，会通过灵活运用连级单位进行积极的分散性游击战与集团性运动战，广泛开展地道战，经常破袭道路、桥梁与通信线路，通过民兵与百姓强化谍报组织，民兵配合开展夜袭，推动地雷战的大众化。而在政治层面则是：（1）贯彻民主政治、减租减息，呼吁提高薪水待遇，开展大众性的经济斗争；（2）强化大众运动，研究新一轮的政策，充实组织，实施民主教育；（3）将文教政策的重点置于青少年，主要内容是抗日教育和时事教育，此外还加上阶级教育；（4）推进整风运动。可以说，正是在华北敌后受迫于此种形势，日军在“扣号作战”结束之后，不得不为了挽回局面而酝酿新的措施。
在“扣号作战”结束、华中华南日军发起“拓号作战”以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开始谋划进一步的措施，不仅将留守后方的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独立步兵第三、四、九旅团分别扩编为第一一四、一一五、一一七、一一八师团，而且还于6月10日完成了对“华北特别警备队”的重新改编。该部队是一支由日本宪兵与普通作战士兵混合编组的特殊部队，专门负责在华北侦察、破坏我方的地下组织与地下活动。通过此次改编，整个部队在以往5个大队的基础之上又完成了5个大队的新增，同时还将以往的6个特别侦谍队扩充为9个，另设了7个临时特别情报队，总兵力达到约1.7万人，用以集中应对敌后的抗战活动。据日军文件记载，他们当时曾集结起来接受了村庄及房屋战斗、接敌行动、射击、步哨、斥候、检阅、宣传等方面的特殊训练，并制定了《宣传指导计划》《调查实施计划》《情报战斗计划》。
在计划中，他们反思并强调：“（从以往的）效果观察来看，我方宣传大多过于主观且抽象，存在着宣传未能直指要点的弊端，故需致力于各种不同视角的观察……应迅速强化宣传战色彩，不断活跃地对个人展开宣传，自由大胆地使用各种手段方法……痛击对方理论与施策的现实矛盾……适时地特设宣传效果观察班。”而情报、调查工作的重点则在于“指向地下活动”，尤其重视“冀东、冀中、冀南及其密切关联地区，另包括整个华北的铁道、重要国防资源产地”，主要调查方法包括：“（1）利用各机关进行基础性调查；（2）从民众中打听情报；（3）对现场展开实地调查；（4）检查情报文献资料；（5）对被捕者进行拷问”，而想要具体了解的细目事项则包括“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党员名、县委以上各党组织的发展过程、党员数量、阶级与年龄、学历与性别、入党动机、入党手续、党组织扩大要领、发展党员要领、通信联络手段、兵力编制装备、游击据点与游击路线、扩军与补给、党员与非党员的关系与比率、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老八路与新八路的关系及其比率、敌工部的活动与实情”。
不仅如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还曾总结过诸多经验教训下发各日军部队用以参考。譬如，关于共产党员踪迹的寻找：“若晚上九点以后仍有村子亮起灯光，十有八九潜伏着敌方人员。因为现在天亮时间已变长且使用灯火的价格偏高，所以普通村民在日落后会早早地熄灯就寝”；关于隐匿物品的搜索，则需注意“民宅附近存在较多，寺庙里常有文件和火药等物，山区民宅存在较多，准治安地区的乡保安所里，账簿中大多会记载敌方物资的保管品目”，此外，还包括寺庙的佛像或香炉、村外的高粱堆或木材堆、小学和村里的厕所、地板下或石屏中，甚至“卧床病人的身下亦曾发现过民间武装组织的名簿，所以哪怕病人也不可放过”。对于前去扫荡的人员则叮嘱道：“即便没有任何敌方征兆也不可过早且草率地进村，一定要顾虑到敌兵的伏击，先派一部进去搜索……为方便行动应采取轻装，但手榴弹和赤筒（毒气）一定要带，以防意外……村里发生手榴弹战斗时，爆炸后冒出白烟的大多是敌方位置（日军手榴弹爆炸时冒黑烟）。而在使用赤筒及发烟筒时一定要考虑风速与方向，切勿因为慌张而忘记”。同时，有鉴于中方已经增强了武装，“即便是日军一小队的兵力也无法予以掣肘，故在出动时至少应确保五十人以上的兵力才可自由行动”。
这一系列举措是否改变了敌后战场的发展走向呢？答案是否定的。日军司令部此后还不断接到各地部队发来的关于“中共准备反攻”的观察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既往研究所做的判断：中国共产党不再是浅水中搁浅的龙，豫湘桂战役乃是其走向战略反攻的转折点。事实上，早在1944年的华北工作方针中，中共中央就提出反攻的展望：“团结全华北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毛泽东亦在4月的延安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发出关于反攻的号召：“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而其与日军发动“扣号作战”的逻辑关系，则正如程子华（时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等人所言：“自敌在正面发动攻势以来，我区周围之敌，又在不断抽调，部分地区飞机几乎全撤，益暴露敌兵力不足之弱点。我部队越能抓紧时机积极活动者，则点碉撤退亦愈多……目前敌为增援正面，及在敌后抽兵，造成伪军、伪组织新的更加动摇恐慌。敌区社会秩序又益紊乱，敌区人民益感不安”，所以，此际应该把握时机“具体布置，切实执行，继续向敌后之敌后开展工作”。当时日方也对此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第五中队在秘密侦察时发现，常有一个住在城外的商人进出城内，此人在昭和17年（1942年）曾归顺过日军警备队，此后又逃到了敌区”，于是将其逮捕并拷问后得知，“中国共产党将要反攻，这也是敌工部的工作内容，在此思想下为了开展适当工作并取得成功需要集中全力，以便在反攻期间有所作为”。各地日军发回的报告似乎进一步坐实了此份情报，即在军事上，“共产党军队利用太平洋战争日趋紧迫的战局呼吁夏季发起反攻，其策动工作变得更为积极”，“尤其受河南作战（扣号作战）的影响，堡垒和据点相继失陷之事愈发加快”，而“以民众武装为主体的铁道、通信线路之破坏亦渐有增加，七八月间已达74件（平均每天1—2件）”；在政治经济上，“派驻在外的延安党员都是比较优秀的分子，其工作保持了高度秘密性，伪装潜入社会各界任职，准备在反攻时一齐起义，目前正在利用战局形势与物价暴涨、民心动摇之机进行谋略宣传……试图进一步扩大秘密活动，强调为夺取城市需要做到外攻内应。情势已不容片刻偷安。” “天津周边地区更有延安人员在进行采购工作，利用敌地商人向天津运送产出物资，反过来又购买所需物资返回敌地，佯装成普通商品模样”。日军集中把守的县城，也开始以“围城工作”的形式呈现了“被农村包围”的景象。他们发现，此项工作不仅会让县城以外两公里范围内的群众“做到彻底的空室清野”，而且还“切断了城市与外部的联系，使日军陷入孤立……同时发动经济封锁和情报封锁，为限制我方外出而广泛实施了地雷战等策略”。综合这些报告后，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反攻未必意味着纯粹的军事进攻，更可能是通过政治攻势争取到中方武装团体（伪军），让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叛。同时还会通过新政府（伪政权）官员实现里应外合，并发动我方治安地区的民众一起发起武装起义。届时，战场将不会有明确的战线，而是会在目前占领区的内部各地爆发。可观察认为，其具体时间将取决于我方治安地区内共产党军队的反攻态势之整备、反轴心国阵营总反攻的进展，抑或是北方（苏联）形势的突变等等。”日军还特意组织人员编译了《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收录《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学风党风文风的整顿》《反对党八股》5篇文章作为揣测敌后反攻策略的参考。
然而，他们对情势已无力扭转。而且，东京的陆军中央由于预见到莱特湾海战的失败并草拟了“捷号作战”计划，将其战略重点置于华中、华南地区，所以也无法再为华北方面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在万般无奈之下，东京只得下达一份名曰《伴随对华作战之宣传要领》的文件，要求各部队从今以后“使用延安政权（暂定）这一称谓，避免再将其军队及我军要讨伐的部队称为匪贼，除了实在不得已的情况外皆不得使用反共、剿共、灭共等词”。其阴谋即在于“要使重庆军队灰色化，由此离间国共关系并激化其矛盾”。不过，华北日军接到命令后却表示拒绝服从，认为此举系属饮鸩止渴，遂使此次诡计走向了流产。在这一背景下，用尽一切手段的华北日军终于开始迎来崩溃之兆。
由于被调去参加“扣号作战”并承担主攻任务的是原本驻防山东的日军第十二军，所以当时的崩溃之兆在山东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前所述，1944年下半年留守山东的日军包括第五十九师团及其他临时编组的部队，“共2.5万余人，为抗战以来日军在山东兵力最少的时期”。故这一部分日军在因应我方敌后抗战与局部反攻时更显无奈。据日方文件记载，当时在济南地区“军分区以上干部中存在着不少江西瑞金苏维埃政府时代的精英干部……他们为了准备对日反攻在不断强化训练，积极开展大规模的练兵运动……甚至逐次集结兵力，试图通过集团武力夺回日军与新政府（伪政权）的据点”。青岛方面，则“成功从市内购买了军需物资，并利用胶东工商管理局向城内派遣了大量采购员……由于青岛市内药材商人的人脉网络较广，便将其根据地的医生化作补给工作员，让其潜入城内联系药商或特产商中的同乡，发动其存款或共同出资租下店铺、提供资金，抑或直接伪装成药商将青岛作为长期补给的据点……利用大型卡车在夜半运送物资。有时还会接近日本海军的御用商人，伪装成采购商前往海阳地区收购花生油”。由此，为抗战势力的发展与反攻提供了经济条件。而在德县等地，日伪部队的“地盘日渐被蚕食干净，管区内大部分县城都已秘密设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关”，导致日伪的“行政力量只能集中在县城及其周边或驻屯地……若到四公里以外的地区，一旦出现皇军身影，除了老人，所有的百姓都会纷纷逃离，八路军或游击队若去，他们便会自发地提供情报并协助警备”。此外，在德县东面的乐陵地区，由于日方收缩了战线，在日伪撤走后“完全被置于共产党的行政之下，成为延安势力的地盘。附近本是一马平川，却因为有共产党的活跃而变得地道纵横，再加上森林颇多，要发现对方并予以捕捉，抑或出动骑马队实施追击将存在极大困难。在这个共产党活跃之地，连一老一女都会（对日军）抱有敌意……虽然乐陵当地的游击队比起共产党的正规军来说质量偏低，但其斗志却是极为旺盛的，且善于巧妙使用分进合击战术，对游击战颇为擅长”，而“近期则开始集结人马发起集团性的运动战”。正是在这一形势之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战武装在山东“连续发动以攻歼大股伪军和拔除深入根据地的日伪据点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开始了反攻的前奏”，至1944年底，“山东八路军发展到15万人，民兵游击队发展到37万人”，已然望见了胜利的曙光。而此际正在中国沿海寻找反攻日本本土基地的美军也将视线投向了山东，以致随后调任日军第四十三军（由第五十九师团扩编升级而成）参谋长的寒川吉溢也不得不承认：“山东将是未来主要的登陆点……之所以如此，乃因具有海岸与半岛地区的山东已完全成为共产党的地盘。”
从当时华北地区的全局而言，反攻的形势已大体告成。据日方记载，同年年底在“华北方面军占领的3个特别市、400多个县中，被认为治安良好的除3个特别市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几乎没有配备军队、任由共产党活动的是139个县，占31.5%；而占据总体66.9%的295个县则是中间地区。在那里彼我势力变动剧烈，我方控制很不充分，大部分主要集中在县城为中心的若干乡村而已，且民心大多倾向于共产党一方”。可以说，这一切已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与投降即将到来。
综上所述，1943年11月的新竹空袭是触发“一号作战”的直接动因，正是在日方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真田穣一郎的主导与推动下，“扣号作战”成为“打通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时间上有所提前（从原计划的7月提前至最终计划的4月）。然而，当时负责“扣号作战”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却面临兵力高度分散且只能控制重要“点线”的窘境。为执行“扣号作战”计划，还从总兵力137个大队中抽调67个大队（48.9%的兵力）开往正面战场（此后增加至69个大队即50.4%的兵力）。此举虽能确保在正面完全击败国民党军队，却在后方给共产党军队留下了大展拳脚的空间。因此，日军在“打通大陆”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反过来也意味着在“确保后方”的战争中即将走向失败。
在“扣号作战”发动之前与发动期间，日本华北方面军并非没有在其占领区采取过防范措施，如对局部战线做收缩整理、安排新编部队接防、注意隐匿企图、加大伪军动员力度、尽速修筑阵地并组建伪组织，等等。但实际上其效果却乏善可陈，无论是地上的博弈还是地下的较量，日军都表现得被动狼狈，陷入了捉襟见肘、疲于奔命的状态。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捕捉到了日军的战略动向，得到了华北群众的热烈拥护与大力支持，以此为基础把握战机开展了行之有效的情报工作、“反正工作”并发动了更趋积极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显然，通过广泛开展宣传工作与扩军工作，我方此时已然具备了主动出击的实力。在日军留下的文件档案中，能够看到大量此类实例。
在“扣号作战”结束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曾为了挽回后方形势做出过一些新的调整并总结了不少经验教训，但其基层部队提交的报告中却充斥着“中共即将反攻”的消息，令日军深感“情势已不容片刻偷安”。由此点可以看出，当时在中共中央的积极号召之下，遍布敌后各地的抗战武装已然从过去袭扰日军的“线”（交通线）、干扰各“点”（重要城市、资源产地、据点等）之间的联系，向切断“线”并包围“点”的状态发生了转变。这在战略上意味着吹响了反攻的号角，同时也意味着日本侵略军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整个华北的敌后战场迎来抗战胜利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