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内部在侵华战略及具体策略上存在多重分歧。1937年11月7日，日本考虑到淞沪会战中上海派遣军的疲劳现状、限制第十军激进的用兵意向以及用较小代价实现“城下之盟”战略目标等要素，由陆军参谋本部在编组华中方面军的同时出台“制令线”，以限定该军的作战区域。然而为歼灭西撤的中国军队，以第十军为代表的华中现地日军争相突破“制令线”，并相当程度地影响参谋本部先后作出废除“制令线”、进攻南京的决策。至12月1日，“制令线”经历了颁布、突破、废除及荡然无存之过程，这些过程既浓缩了日本在对华问题上的多重分歧，也预示着其向南京用兵的战术收效与战略失算。
［关键词］ 南京 “制令线” 参谋本部 松井石根 第十军
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对日军的再次侵犯方向作出预判，“日海军可能由长江和杭州湾进犯，空军（指陆、海军航空兵）由上海袭击南京和各大城市，陆军可能由上海附近及杭州湾北侧登陆后，分两路西进，进攻南京”，遂在之后几年间作了一系列的应战准备，其中的国防工事与交通准备可能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颁布“制令线”的参照。国防工事上，国民政府在宁沪地带“选定吴（苏州）福（常熟县福山镇）线和锡（无锡）澄（江阴）线为主要阵地”，在沪杭地带“选定乍嘉线（乍浦经嘉善至苏州）和海嘉线（海盐经嘉兴至吴江）为主要阵地”，并且在宁沪、沪杭和南京三区防御工事中“最重要的首推吴福线和锡澄线”。交通上，国民政府为“缩短宁杭距离”并“为战时军队调动方便”，增建了“从苏州经吴江到嘉兴的苏嘉铁路”。八·一三淞沪会战结束前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经过权衡，对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区域先后两次予以限定，是为“制令线”。然而华中方面军各部的不断“暴走”及日本中央层面的多重分歧，致使华中日军在短时间内两次突破“制令线”，遂造成日军进攻南京呈骑虎之势。
对于“制令线”的研究，学界大致呈现两种状况：一种是间接谈及“制令线”，谈及的程度有深浅之分；另一种是直接以“制令线”为主题进行探究。整体而言，两种状况多停留在阐述颁布、突破“制令线”的过程，而对日本内部围绕“制令线”问题进行争论的研究尚显不足，比如存在忽视第十军首先突破“制令线”的问题。故笔者拟运用相关史料及研究成果，打破既往研究关注的松井石根与陆军参谋本部简单的争执模式，勾勒出日本中央层面（主要是陆军参谋本部）、第十军与松井石根更为复杂的多方博弈新模式，以求更充分地探究日本向南京用兵的“止”与“行”。
一、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对华问题上的多重分歧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部在对华战争上存在多重分歧，分歧涉及对华的理念、方针及派系区分，而日本内部在“制令线”问题上的博弈仅是这些分歧的外在表现，因此有必要首先搞清这些分歧。
1937年7月8日晨，日本陆军中央统帅部接到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的电报报告，得知在卢沟桥爆发中日争端，陆军参谋本部对争端没有轻视，傍晚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即以临命400号向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发出指示，“为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兵力”，“不扩大方针”得以确立。在“不扩大方针”制定过程中，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起了重要作用，这源于他对用兵方向的判断，“目前日本正专注于完成建设满洲国和对苏军备以巩固国防，不要因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以石原为代表的战争指导当局对大举侵华前景的认知是，“如果使用武力即造成战局扩大，一旦导致日华战争，从中国近来的民族意识而观，事态是不容易收拾的，而且还将会使日本向无边无际的原野作无限进军；以日本现有的国力，支撑这样一场全面的对华战争是存疑的”。更深层次则上升至战略问题，即石原的“最终战争论”：基于日美最终决战的长远考虑，以及“北进”苏联的当前策略，日本进一步扩大侵华的条件尚不具备，此时应全力建设“满洲国”和加快军备建设，以加强“北进”的实力，进而奠定最终决战的战略基础。一定程度而言，石原莞尔的主张也反映了日军划定的在华传统势力范围，“陆军在长江以北，海军在长江以南”。
然而，石原积极确立的事变“不扩大方针”遭到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内颇多人员的反对，反对者的主要观点是“应借卢沟桥事件挑起同南京政府的全面战争，一举解决中国问题”，即所谓的对华一击论。之所以主张军事强硬，源于日本一贯的对华观：“中国是分裂的弱国，不可能统一，只要行使武力威胁，就能降服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军事强硬派甚至对南京国民政府投降后的战略也有设想：“华北五省纳入日本的势力之下，同满洲一起强化对苏联的战略态势。”故对华强硬派纷纷把卢沟桥事变看作对华侵略求之不得的“好时机”。然而，对华强硬派也要考虑如对华大举侵略“能否招致苏联介入”的现实问题，“因观察到苏联于1937年6月份在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中清洗了众多苏军核心人物”，故“判断苏联介入的可能性很低”。综合诸多要素，对华强硬派在日本陆军决策层呈压倒性优势，并导致日本在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会战期间多次增兵。另外，日本内阁会议在1937年8月17日决定放弃“不扩大方针”；9月27日，石原莞尔辞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一职，28日对华强硬派的下村定接替此职，但参谋本部仍有一批决策者持战争“不扩大”理念，这是“制令线”得以出台的前提条件。
对日本内部因侵华理念与策略分歧导致的派系区别，运用最多的概念是“扩大派”与“不扩大派”。对于两派的认知，在此需关注两点：一是两派人物来源的多元性。“扩大派”的代表人物是杉山元和武藤章，还有田中新一、梅津美治郎、笠原幸雄、今井清、本间雅晴、塚田攻、下村定、永津佐比重、植田谦吉、东条英机、小矶国昭、畑俊六、香月清司等。“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是石原莞尔，尚有多田骏、河边虎四郎、柴山兼四郎、保科善四郎、田代皖一郎、桥本群、松井久太郎、今井武夫及石射猪太郎等。可以说，两派成员在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海军省、外务省及现地军或部门中均有分布。二是两派人物部门分布的复杂性。陆军省内，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属“扩大派”；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则属“不扩大派”。参谋本部内，参谋次长今井清、第二部部长本间雅晴、第三部部长塚田攻、第四部部长下村定、第一部第三课（作战·动员）课长武藤章、第五课（对苏情报）课长笠原幸雄及第七课（对华情报）课长永津佐比重等都属“扩大派”；只有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第一部第二课（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及课员堀场一雄等少数人属“不扩大派”。日本本土以外的现地军司令官大多主张扩大对华战争，如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台湾军司令官畑俊六及中国驻屯军后任司令官香月清司。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驻屯军前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及参谋长桥本群却倾向于不扩大战争，另外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和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也持类似观点。外务省方面，从策略上“主张外务省现地解决中国问题的东亚局及驻现地外交官形成了‘外交交涉派’”，该派“以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为中心”，一定程度上也主张“不扩大”。
要之，日本内部在卢沟桥事变后面临的诸多分歧是显见的。随着侵华战争由“华北事变”升级为“中国事变”，日本方面在对华问题上呈现的矛盾将更加复杂和多元，而围绕是否攻占民国首都南京产生的“制令线”问题势必更加凸显这种复杂且多元的内部矛盾。
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颁布“制令线”
客观而言，陆军参谋本部颁布“制令线”，既同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会战的战争进程相关，也同第十军的用兵转向存在关联，当然这也涉及日本的对华外交，以及军事、外交背后的对华战略与策略。应该说，出台“制令线”只是日本内部“不扩大派”与“扩大派”博弈的阶段性结果，可看作日本向南京用兵的休止符，并不能掩饰其进攻南京的别有用心。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在不断增兵华北的同时，也尝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中国问题。为达到“以此次事变作为契机促使日华关系明朗化的目的”，陆军方面为“善后”卢沟桥事变形成陆军案，并强调三点交涉事项：“（一）禁止中国方面在平津地区驻兵；（二）实现华北特殊化；（三）实行1935年10月4日确定的‘广田三原则’之对华方策。”而海军省军务局长保科善四郎批判陆军案“自欺欺人，失信于国内外，消磨国民精神，导致国家自取灭亡”，并在1937年7月17日制定出海军案，在满足中国驻屯军要求的同时还主张“由广田弘毅外相亲自出马到南京，同蒋介石商谈，谋求把华北问题作为一般的中国问题予以解决”。外务省也认为海军方面的主张很有必要，只是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为代表的现地外交官，虽也有依靠同国民政府交涉解决事件的意向，但又指出国民政府对华北事态的关切、中国的抗日局势及日本追加新条件对现地解决意向的不利影响。可以说，日本在淞沪会战爆发前存在同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的动机。在交涉行动上，日本方面企图让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先同国民政府负责对日外交的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交涉，再作为正式外交来处理，只是因大山勇夫事件导致中日间在上海的全面战争，致使“船津工作”流产。
淞沪会战的爆发，不仅预示着中日战争的升级，还意味着“以外务省为中心外交交涉派和平工作的一次顿挫”及“武力行使派势力的扩大”。淞沪会战爆发前后，日本方面作出两项举动。一是陆军参谋本部在8月10日下达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对派遣军的任务及作战区域作出规定，“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占领上海及其北面地区的重要地带，保护帝国臣民”，从中可窥见参谋本部此时尚无向南京用兵的考量。然而在派遣军人事上出现了有违参谋本部意图的任命，即以松井石根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因为松井在赴上海就任前着重向前来送行的首相近卫文麿和陆相杉山元表达了“自己到达南京”的想法。二是政府于8月15日发表声明，声称日本在上海扩大战争的目的是，“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
中日上海战事持续胶着，致使日本在淞沪会战期间三次向上海及其周边集中增兵：第一次增兵是在第三舰队海军兵力的基础上，参谋本部把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第三师团和第十一师团（缺天谷支队）等部队编组成上海派遣军；第二次增兵是在9月上、中旬，参谋本部将华北方向的天谷支队、台湾的重藤支队及第九、十三、一〇一师团等部队隶属于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第三次增兵是参谋本部于10月上、中旬谋划并决定，从华北调第十六师团在上海北且邻近长江口的白茆口登陆及编成第十军。其中第十军的战斗序列囊括第十军司令部及第六、十八、一一四师团等部队；对其定位是“不作为给上海派遣军的增派部队，而是作为另一个军使用”，这意味着：不同于之前增派到上海的日军，第十军与上海派遣军级别相等；对参谋本部而言，不存在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指挥第十军司令官的问题，第十军的最高指挥权归属参谋本部。经过三次增兵，日军相继投入28万兵力，最终虽于11月12日占领上海，但付出了伤亡4万余人的代价，以致于日本兵曾根一夫慨叹，“上海之役是继日俄战争的旅顺攻击后，最为惨烈的激战”。淞沪会战艰难的进程与沉重的代价，增加了日本下一步用兵的变数，成为参谋本部颁布“制令线”的一个原因。
而第十军的用兵转向则是参谋本部颁布“制令线”的另一重要原因。对于第十军的用兵方向、作用及注意事项，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于10月20日向松井石根和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重点下达三项命令：“一、向上海增派第十军及所需兵力；二、第十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以利于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完成任务；三、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应继续执行现任务，同时援助第十军登陆。”在此需注意的是，参谋本部向松井石根、柳川平助下达的命令只是强调两军相互配合，并没有具体关照两军的现地协同指挥问题，换而言之，松井石根此时并没有指挥第十军的权限，该军的“作战事宜主要由下村定和柳川平助决定”，这显然增加了华中日军后续作战的复杂性。
对于第十军登陆杭州湾北岸这一战略用兵，日本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下村定并不仅仅“着眼救援上海的危急”，而是存在“同上海派遣军面前多达75个师的敌军主力决战并将其击破”的积极想法，另外尚有“为迫使中国方面在经济上屈服迅速，切断上海同周边联系”的考量。虽然参谋本部内对杭州湾登陆战的研究工作、作战器材准备及杭州湾的海象、气象关系等问题议论纷纷，但参谋本部内的塚田攻与武藤章，在预料到会有相当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仍决定坚决实施，原因在于他们考虑到了登陆后有利的战略态势。然而因第十军的指挥权限，松井石根对参谋本部制定登陆计划的“年轻人”进行了挖苦，“中央部门制定这种计划的人，实际是不了解派遣军统帅真正精神的人，这个计划是这些年轻人玩得花样儿”，并且对拟产生的华中方面军之编制形式也表达了不满，“今后方面军的编成不能根据战斗序列而要根据组合集团形式来进行，这实在是太遗憾了”。
第十军登陆前，参谋本部直接指挥该军，给予的直接作战目的是，“保护上海附近的侨民，协同上海派遣军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并要求“尽速前进到上海市西南地区”。后第十军改动了参谋本部制定的《第十军作战要领案》，对作战方向作出新规定：“在金山卫城东西地区登陆后迅速进入松江附近；尔后尽可能远离淀山湖东面地区，向苏州河北面地区前进”，企图“策应上海派遣军，消灭敌军主力”。伴随上海派遣军取得军事进展，第十军在11月2日再次调整作战方向，“军进入松江附近后，乘敌准备未完，先期进入平望镇—嘉兴一线，尔后在太湖及其以西地区水陆并进进至常州附近，深入到较远距离切断敌人退路，一举围歼上海方面的敌主力军”。只是11月3、4日，第十军在司令部的座舰“名取”号上，同上海派遣军参谋武藤章等代表恳谈第十军的变更案时，派遣军方面对之并未认可，于是该军司令官又向陆军中央部呈报意见，并判断“为适应将来形势发展，第十军向太湖以南地区西进是必要的”。根据淞沪战场中日两军的态势，第十军两次调整用兵方向并坚持所谓的常州作战构想，意味着“制令线”对第十军的限制作用有限。
登陆后，第十军即按照最终更改的作战方向推进，松井石根看到第十军没有“直接开进上海西南地区，抓住捕捉敌军的机会”，在遗憾之外归咎于陆军参谋本部“没有在一开始就将该军的作战指挥权授予我”。然而“为协调两军具体行动”，松井石根考虑到第十军登陆的后续困境也“改变了（华中）方面军原先的打算，命令第十军司令官只派一部分（至少一个师团）部队去青浦方面作战，直接以此协助派遣军作战；改变主力部队（两个师团）的部署，派遣他们到嘉兴作战”。此时已至颁布“制令线”的时段前后，而松井石根指挥第十军还要考虑“柳川司令官的面子”及“巩固两军将来在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可见松井对第十军还囿于名义上的指挥。而日本陆军中央对第十军呈报的用兵转向意见“当然是不能认可的”，这意味着陆军参谋本部将抑制第十军激进的用兵方向。
通过对第十军用兵转向问题的探讨，发现第十军不仅同参谋本部、上海派遣军存在用兵方向的策略分歧，还在指挥权限问题上同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存在龃龉，另外松井石根同参谋本部间也存在对立。可以说自第十军登陆后，日本方面“在通盘指导上海作战事宜上，中央、现地都相当混乱”。加上第十军在杭州湾的成功登陆，极大影响了上海胶着的中日战局，上海派遣军攻占上海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有必要明确上海及其附近日军的指挥问题以及下一步的用兵方向。
上海战事取得重大进展后，日本在对华问题上出现两个新转折。第一个转折表现在对华战略上。1937年7至10月，日本对华的主流是战争扩大，企图通过军事手段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然而淞沪会战“完全改变了当时日军轻蔑中国人的想法，‘对付这种清国奴是轻而易举的事’，是重新认识强大中国军队的一场战争”。1937年11月之后，日本为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又存在“城下之盟”的考量，“上海战后的决定性战争，便是南京，而在南京的决定性战争中，中国必然屈膝投降，订盟城下”，考量背后则是日本人“迷恋战争可以迅疾结束，胜负可以立刻决定”的惯性思维，因此从战略层面观之，进攻南京应是日本方面的主流选择，只是日本立刻进攻南京的军事准备尚不充分。第二个转折表现在对华策略上。“外交交涉派”为在军事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实现“城下之盟”又有新动作。1937年10月份，日本政府基于中国事变的演变即存在“受理第三国公正的、劝告式的和平斡旋”的意向。陆军方面，石原莞尔还在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的任上时就希望德国居间调停结束事变，还通过第二部部员马奈木敬信同德国驻日武官奥特、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接触；外相广田弘毅也在10月下旬同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接触，传达日本希望德国出来斡旋日华和平的意向。之后，陶德曼调停与日本华中方面军进军南京便几乎同步进行了。整体而观，为谋求对华战略、策略的一致性，参谋本部颁布“制令线”是日本企图以较小代价实现“城下之盟”目标的一个表现，可视为“制令线”出台的第三个原因。
最终在11月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整合上海及其周边日军的同时颁布“制令线”。对于上海及其周边的日军，参谋本部首先明确了用兵重心：“一、编组华中方面军，方面军由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上海派遣军及第十军组成，由松井石根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二、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任务是，同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以达挫伤敌人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局机会之目的。”故参谋本部规定华中现地日军下一步的用兵方向仍在上海附近。然而华中方面军的重要人事任命，却明显违背了参谋本部继续用兵上海附近的意向。除松井石根兼任方面军司令官外，“塚田攻和武藤章以参谋本部派出的形式，出任正、副参谋长，并且两人都属‘扩大派’”。可见，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虽重视上海及其附近地域的作战，但对华中方面军的有关决策存在问题，作战设想与人事任命相互矛盾，这也从侧面反映参谋本部内对华中方面军下一步的用兵事宜存有争论。
在编组华中方面军的同时，参谋本部还对华中方面军司令部进行限制，主要表现有三：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人事简单。除配备司令官和参谋长外，只有一个由武藤章、公平匡武、光成省三、中山宁人、二宫义清、河村辨治和吉川猛构成的参谋部，七人代表炮兵、航空兵、步兵及工兵诸兵种，再无其他人员。第二，机构不全。司令部下属的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设置了参谋部、副官处、军械处、财务处、军医处和军法处等完善的机构，而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则没有此类机构。第三，松井石根的权限继续受到限制。参谋本部通过临命第595号对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指挥范围及掌管业务作出指示：1.全面的作战指导；2.统筹兵站业务；3.谋略宣传及一般谍报。可见，此时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的人事、机构与权限并不具备攻略南京的条件，“司令官的首要任务是协调下属两军具体行动，两军的实际使用和指挥由两军司令官承担”，第十军的“独立性”仍然很强。
除上述两项措施外，参谋本部还特别限定了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区域。为更加明确用兵方向，参谋本部在11月7日进一步规定，“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地域大概定为苏州、嘉兴连接线以东”，此即为“苏嘉制令线”，也是参谋本部第一次颁布沪宁间的“制令线”。此时参谋次长多田骏有指导华中方面军具体作战事宜的权限。对于“苏嘉制令线”，多田骏给塚田攻的解释是：“将作战地域定为苏州—嘉兴线以东，意在预期方面军主力不超过该线；贵军的任务仍是剿灭上海附近之敌，其地域应考虑到尔后的警备及到时调出的兵力，故希望在东面加以如此限制”，另外还特别限定了第十军的用兵方向，“第十军在认为有利的情况下，可适时将一部分兵力推进至苏州、嘉兴等地”。
其实，华中方面军切实贯彻“制令线”存在一个前提，即中国军队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继续同日军决战，因为只有如此华中方面军才有可能实现消灭上海附近敌人的目标，然而中国军队较及时地撤出淞沪战场，致使华中方面军不可能实现参谋本部规定的战略目标，这就为华中现地日军争相突破“制令线”埋下伏笔。
三、华中现地日军争相突破“制令线”
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政治地位显要。战争中进攻对方国家首都是极严重的战争行为，日军进攻南京自然也不例外。日军占领上海后要不要进一步进攻南京，这需要日本方面首先作出最高决策，之后才是行动。然而事实却是先行动后决策，在柳川平助指挥的第十军与松井石根指挥的上海派遣军争相突破“制令线”的背景下，陆军参谋本部先后直接作出废除“制令线”、攻占南京的重大决策。很大程度而言，行动影响了决策。
在行动与决策的过程中，日本内部对于淞沪会战后是否立即进攻南京存在分歧。华中方面军攻占上海后，虽然司令官松井石根坚定主张攻占南京，但是否进攻南京对日本而言尚是一个问题。一方面，日本的整体氛围主张攻占南京，时任近卫内阁参议宇垣一成的形象说法较有代表性，“理应如匕首一样一举突入敌国的心脏地带”，进而“把占领南京作为促使中国方面屈服的最后手段”。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内除松井石根外，副参谋长武藤章在11月上旬也有进攻南京的想法，并且之后对进攻南京有进一步的判断：“一、只要管制住经济都市上海，攻克政治中枢南京，就能够抓住结束战争的良机；二、即使不能结束战争，蒋介石政权也仅仅成一地方政权，进攻南京政治战略意义重大。”华中现地日军多半士兵的想法是，“只要占领了南京，战争就要结束了”，因为“在日本人的常识中，占领首都就是敌方的失败，即意味着战争的终结”。
另一方面，日本内部也存在不赞成立即进攻南京的声音。之所以不赞成，除存在用外交手段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外，还认为进攻南京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第一，不认可华中方面军的进攻能力。一则在于方面军下属的“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都是为适应上海周边的限定性作战编成的，缺乏机动力，要远程进攻南京，必须动员并增加后方部队”；另外参谋长塚田攻以下许多幕僚的意见是：“上海派遣军极其疲惫，必须停下来休整一下，以部队现在的状态要实施进攻南京的作战方案是很困难的。”第二，认为进攻部队的补给存在问题。对于进攻部队的补给，这里存在一个常识，“近代大部队作战，分为前线作战部队和后方兵站部队，前线作战部队一面前进，一面从后方兵站部队得到粮食、军事物资等补给，因此前线部队新的移动点必须是兵站部队支援所能达到的位置”。“打机动战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足够的弹药和粮秣供给战斗部队”，华中方面军向南京机动作战的补给短板，也是日本内部对立即进攻南京产生异议的原因之一。第三，客观情况也增加了华中现地日军立即进攻南京的风险。对于上海、南京的战事，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伊始核定了四条防线，“以上海、杭州湾为第一线，昆山、苏州、无锡、杭州一带为第二线，江阴、镇江为第三线，南京、宁杭公路为第四线”，之前国民政府还在吴福线、锡澄线、乍嘉线及海嘉线等国防工事前后分设前进阵地和后方阵地。加上“从上海到南京的重要地点，都配置有蒋介石的直系精锐军”，并且“各地居民强烈的抗日意识，发挥了总体力量，协助守备南京”。
要之，日本虽在进攻南京问题上表现出战略、战术及策略上的分歧，但以最小代价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并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基本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以松井石根为例，其虽是坚定的“扩大派”，但在策略上却又存在“不扩大”思维。作为熟人后辈兼下属，冈田尚早在1937年8月即被松井委以重任，冈田“作为（上海派遣军）总部的非正式官员协助工作”，首要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和一些中国政要保持联系”，企图使日本的“不扩大原则真正发挥作用而立刻恢复和平”。可见，日本内部的所谓“扩大派”与“不扩大派”就显得并非泾渭分明了，立场一致基础上的多重分歧可作为解释两派人物来源多元、部门分布复杂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也适用于解读“制令线”问题。
“制令线”之所以成为问题，原因是淞沪战场中日双方军事态势的剧变，问题表现在“制令线”的存废。然而在日本方面讨论“制令线”问题之前，华中现地日军已有突破“制令线”的实际行动，并且第十军在突破行动中仍“捷足先登”。
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后，即与上海派遣军策动西进，攻击乍（浦）平（湖）嘉（兴）吴（苏州）福（山）线阵地，致使“江浙间东太湖的沼泽地带成为作战的主要地区”。11月7日清晨，第十军已密布松江西淀山湖及嘉善、枫泾间；11日国军放弃嘉善后，第十军主力沿松江、青浦，窜越淀山湖，猛扑苏嘉路南段吴江之平望，殿江及嘉兴之王江泾，平望与王江泾于14、15日相继失守，嘉兴呈现动摇状态，19日嘉兴失守。此间的11月15日，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召开军幕僚会议，独自断然决定第十军向南京追击，这源于其可能在约二十日间（12月10日）占领南京的判断，依据是：“虽然因太湖东包围作战不彻底导致错失歼敌主力的时机，但应乘敌秩序混乱之状态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断然一举追击（敌军主力）。”19日，第十军司令部命令下属各部队向南京追击，并电报陆军参谋本部。只是上述决策与行动并“没有通过（前线）总指挥官松井”，而是“柳川司令官单独决定”后直接“同东京的参谋本部联络”，进而表达“进行攻击南京作战”的想法。可见，第十军在“制令线”出台后的一段时间仍较大程度上独立于松井石根的指挥权限之外，并且在攻占南京的具体决策与行动上先于松井石根一步。而松井石根从11月11日至19日主要指挥华中方面军占领常熟、苏州、嘉兴三地，取得所谓的“湖东大捷”，为进一步突破“制令线”奠定军事基础。在进攻南京问题上，松井石根此时还只是有一些小动作，“向东京来的影佐（祯昭）大佐和柴山（兼四郎）大佐说明我军今后的方针及攻打南京的必要性”，尚未如第十军一样单独作出决策。
11月中旬，苏嘉路上展开剧烈战事。15日前后，日本中央层面“废除‘制令线’的氛围变得浓重”，参谋本部在15日以后“开始讨论‘制令线’的撤销”，只是内部尚存在分歧，“下村定支持现地部队的积极行动，而担心战线扩大的多田骏则反对”。面对分歧，同多田骏继续执行“制令线”主张相近的河边虎四郎作战课长，表达了“亲自去上海看看实际情况后再作决策不迟”的意见。17日，河边虎四郎至上海并到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同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副参谋长武藤章及作战主任参谋公平匡武举行会谈，井本熊男也随行。在谈及“制令线”问题时，河边虎四郎向方面军参谋人员抛出了参谋本部新的作战设想，“到达目标线后，将考虑抽出若干兵团转用他处”，此时参谋本部“已存在占领华南平海半岛的构想”。对于削弱华中方面军兵力的设想，武藤、塚田、公平三人从进攻南京的大好态势、情报反映国军面临的不利态势、进军的铁路恢复等角度向多田传达了方面军进军南京的坚定意图。18日，河边在当地就废除“制令线”之事发回电，向参谋本部提出意见，“现在中央不要立即采取措施给予新的命令或指示，主旨上中央最好认可方面军的意图，可暂观形势的发展”。
然而，第十军在第二天的决策与行动让河边虎四郎的意见很快落空。20日，参谋本部收到第十军19日发的电报，在表示“全力向南京追击”的同时，还上报了所属部队的进兵路线，“国崎部队经湖州、广德向芜湖追击，切断敌人退路；第十八师团经湖州、广德、溧水向南京追击；第百十四师团经湖州、长兴、溧阳向南京追击，第六师团先向湖州推进”，这使“多田骏非常惊讶”，并在20日给塚田攻发电：“第十军发来报告谓已部署以全力经湖州向南京追击，被认为已脱离临命第六百号（作战地区）的指示范围。”多田骏之所以如此，一则在于第十军突破“制令线”的进兵路线，二则在于第十军向南京追击的作战目标，第十军的表现明显违背其设定的作战原则。随后，松井石根也有新的行动。一方面于19日夜“在占领嘉兴、常熟一带的基础上”立即向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下达突破“制令线”的新命令：“在保住苏州、嘉兴一带的基础上，计划占领无锡和湖州一带”，并于20日首先占领“吴福线”。另一方面，参谋本部在22日收到华中方面军进军南京的意见，基本点是：“为迅速解决事变，乘现在敌人之颓势进攻南京”，主要理由是，“现在敌之抵抗在各阵地均极其微弱，很难断定有彻底保卫南京的意图；军若此时停留在苏州、嘉兴一线，不但会失去战机，而且将促使敌人恢复斗志、重整战力，结果恐怕会增加彻底挫伤其战争意志的困难，从而解决事变也愈发推迟……为此应利用目前的形势攻占南京，可在华中方面结束作战”，还特别强调，攻占首都南京对解决事变的最大价值。同日，第十军也呈报了同样的作战意图。可见，陆军参谋本部与华中现地日军在“制令线”问题上存在尖锐矛盾，并且该问题也同攻略南京问题相关联，日本方面有必要在这两个问题上进一步决策。
与此同时，日军中央层面发生重大变动，即在华中日军攻略南京前的微妙时刻新设日军大本营。之所以是新设，是因为根据《战时大本营条例》，日本近代只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两次设立“战时大本营”，“大本营”与“战时大本营”存在是否宣战的区别。11月2日，陆军省军务局整理的《有关设置大本营的意见》对大本营的设想是：“谋求把大本营作为统一政略、战略的机关，也可以说是战争的最高指导机关。”16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废除《战时大本营令》，制定在战时或事变之际按其必需可设置大本营的《大本营令》。17日，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上奏天皇道：“此次在设置大本营之际，统帅部与政府间要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和合作，努力实现战、政略之一致。为此，陆海军大臣分别作为国务大臣出席内阁会议的同时，还以统帅部成员的身份参加大本营，负责双方的密切联系。对于同政、战略相关的重要问题，还应根据需要举行有关内阁大臣和统帅首脑间的会谈，对于特别重要的议案，应奏请召开御前会议，请求天皇圣断。”同日还制定了《大本营令》。20日，日军大本营在皇宫内得以设立，其下又“分设大本营陆军部和海军部”。
24日，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召开，参加者包括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省、海军军令部的首要人物。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下村定在会上谈到了华中的战争态势，“华中方面军正利用上海周围的战胜成果，不失时机地果断进行追击；但当初给该军的主要任务是消灭上海附近之敌，并使此地从南京方面孤立出来，基于主要任务进行的编组，不仅导致其推进力受到相当程度地限制，还使很多辎重、甚至连炮兵这样的战列部队有不少还远在前线的后方，故不能考虑一举即可到达南京；此种情况下，方面军应以其航空部队与海军航空兵力协同轰炸南京及其他要地，并不断表现出进击的气势，以消磨敌人的战斗意志；统帅部也在考虑根据今后的状况，整顿好该方面军新的准备态势，使其攻击南京或其他地区”，表达了陆军有“对南京方向实施积极作战”的意向。而参谋次长多田骏则对统帅部考虑华中方面军下一步攻击南京的说法予以指责。虽然多田骏反对向南京用兵且“这次会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作出重要决策”，但从下村定的表述中可发现，陆军中央层面已考虑到华中方面军面对的多重事实，向南京用兵的作战意向已渐趋明朗。
趋于明朗的一个表现是参谋本部废除“苏嘉制令线”，其直接推动力即华中现地日军的积极行动。在实际已突破“制令线”的基础上，华中方面军继续进行占领无锡、湖州的军事行动，最终第十军于24日占领湖州，上海派遣军于25日占领无锡。25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终于收到参谋总长发来的“解除对方面军在苏州—嘉兴一线作战限制”的电报。对于是否废除“制令线”，多田骏与下村定其实已进行过多次争论与研究，但意见始终不一致。河边虎四郎返回东京后，参谋本部第一部举行参谋会议，“以河边为中心”对该问题继续讨论，得出“废止苏州、嘉兴制令线”的结论，24日，多田也在会议上勉强同意。之所以勉强，一方面是因为多田仍“期待陶德曼工作并坚持不可前进”的既有观点；另一方面，在24日以参谋总长名义发给华中方面军的大陆指第五号，虽明确“废除以临命第六百号指示的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域”，但“并没有向南京追击的命令”；另外多田骏给塚田攻的电文进一步补充道，“即使方面军一部占领无锡、湖州一线，今后也不要向西扩大作战，到12月上旬预定重藤支队、第十一师团及第十八师团另作他用”。可见至11月24、25日，参谋本部对向南京用兵的决定仍未明确，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参谋次长多田骏，后从24至28日，陆军参谋本部对攻略南京问题继续进行讨论，最终在下村定的说服与华中现地日军军事进展的影响下，多田“无力对抗大势，并在27、28日认同下一步可向南京追击”。参谋次长的“妥协”，意味着陆军参谋本部已在28日形成进攻南京的决策。
需指出的是，参谋本部此时也“因计划广东作战准备编成第五军”，并“计划转用重藤支队、第十一师团及第十八师团”以编组该军，对华中方面军具体的作战计划不太了解，当然华中方面军“各军前线也不知道第五军计划”。华中方面军占领无锡后，即“策定兵分三路进攻南京”，具体是：“东路沿沪宁路进袭镇江后即向南京进犯，中路沿宜兴、溧阳、句容直犯南京，西路则先趋广德经宣城攻芜湖，截断南京守军退路”，其中西路的日军便是第十军。“锡湖制令线”作为参谋本部第二次颁布沪宁间的“制令线”，在攻击南京态势已成的背景下，实际并未对华中现地日军起到限制作用。从11月24日至12月1日，华中现地日军又相继占领湖州、无锡、宜兴、常州、广德及江阴等地，并且有日本陆、海军配合西进的趋势。
趋于明朗的另一个表现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正式作出攻占南京的决策，并以日军大本营的名义下达一系列作战命令。11月27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下村定给塚田攻发电表示，“攻略南京，本部有坚强的决心，现正逐步进行讨论；在未裁决前，敢情先有了解”，下村先给华中方面军通气。28日，多田骏发电报向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传达参谋本部关于进攻南京的决定，松井石根感慨“这些天我那些竭力（向参谋本部）鼓动的意见终于奏效了”。12月1日，参谋次长多田骏亲自飞到位于上海的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正式传达攻击南京的命令，要点有二：一、规定华中方面军的战斗序列由“方面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部、上海派遣军及第十军”构成，“松井石根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任第十军司令官”，人事上基本维持不变；二、强调陆军应与海军协同作战，“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略敌国首都南京”，对协同作战的细节也有指示，“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可直接协商有关作战事宜”。一系列作战命令的下达，意味着“制令线”的荡然无存，华中现地日军向南京追击再无自设障碍可言。
余 论
从1937年11月7日至12月1日，“制令线”经历了颁布、突破、废止以及荡然无存的过程，其中仍有两个问题值得细究。
其一，如何看待第十军在突破“制令线”的“先锋”作用。应该说，第十军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比上海派遣军更积极的态度，一则单独决定超前的作战方针，二则迅速且大胆的军事突破，三则较早向参谋本部提出激进的作战意见，以致其直接的上级参谋本部参谋次长都非常惊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参谋本部与松井石根直接指挥的上海派遣军没有突破“制令线”与进攻南京的设想，深层次原因在于以陆军参谋本部为代表的日本中央在侵华问题上存在多重分歧，另外上海派遣军在淞沪会战后处在疲劳状态且正面仍需面对众多退守的中国军队。
其二，如何客观评判“制令线”的突破与废止。一方面，在向陆军参谋本部呈报华中方面军的作战意见时，松井石根就强调抓住战机，不给国军以喘息之机。日本华中方面军在追击国军的过程中，确实动作迅速，致使国民政府“筹建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另一方面，无论用军事手段或是用政治、外交手段，日本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目标并未达到。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宣言，“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这意味着日本可能要面对“事变长期化”的现实。概而述之，华中现地日军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为作战目标争相突破“制令线”，虽在战术上取得成效，但却招致日本在战略层面上的重大失算；当然直接作出废除“制令线”、进攻南京决策的陆军参谋本部也是导致其战略失算的重要因素。（责编：廖利明）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1年第4期，注释从略。
编 辑：陆泓江
审 核：杨 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