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踌躇不进，致使英国重返香港。以张发奎为首的广东军政当局，鉴于武装封锁澳门的失败，在对港问题上，奉行“寻求机会、制造借口、纵容部属、扩大事态”的方针，欲以先行动再交涉的办法收回主权。在广东军政当局的支持下，广东省参议会率先发起收回港九运动，通过组织后援会、杯葛香港等措施，将社会各界勾连起来，推动了舆论与民意的高涨，收回运动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国民外交行动，促使国民政府在对英交涉中谨慎处理。同时，收回运动亦震慑了港英政府，使其窃取城寨治权的图谋未能得逞。然而，受制于国内外局势，国民政府高层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最终丧失收回港九的历史机遇。
［关键词］ 收回港九运动 广东当局 参议会 国民外交 国民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英国在香港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941年香港沦陷终结了英国对港九地区的百年管治，由于日军进占香港，英国在港已无势力，中国本可趁抗战结束之际兵不血刃地收回失地。然而，蒋介石和外交当局没有制定周全的收回方案，并一味依赖美国的支持和行动，致使错失收回港九之时机。战后以张发奎为首的广东军政当局在对港问题上态度强硬，要求国民政府迅速收回主权，并采取一系列行动。从1946年开始，广东省参议会发起收回港九运动，力图推动高层在香港问题上采取实质性措施。收回运动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范围较广，并由地方政府扩大至社会各界，对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和中英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关战后初期中英香港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多关注于两国政府间的交涉，对于地方政府发起的收回港九运动，则缺乏专文讨论，仅在部分论著中有所介绍。香港学者梁炳华论述了九龙城事件发生后内地的反英浪潮，内地学者孙扬则讨论了中英谈判中民情与外交的互动。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对于收回港九运动没有较为系统深入的阐述与分析。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中西文档案、报纸及日记等史料，通过梳理运动的发展进程，还原历史现场，以此揭示广东地方政府在收回运动中的作用，同时考察运动无果而终的内外因素。
抗战胜利后，日军受降事务在中国各战区陆续展开。广东方面，蒋介石下令由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张发奎接受广州、香港等地日军的投降。对于香港受降的任务，张发奎“感到特别兴奋”，但当8月30日到达昆明，从何应钦处得知蒋介石已同意由英国主持香港受降时，他深感愤懑，认为“我们不应该同意这一更改，我们不应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张发奎早年参加同盟会，北伐战争中担任“铁军”第四军军长，全面抗战期间率部参加淞沪、武汉等大会战，有“中国铁将军”的盛誉，他在对外问题上一向主张强硬应对。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张发奎个人的想法，在香港问题上，粤军阵中特别是中下级官兵，也同样主张以强硬姿态应对。第二方面军官兵在得知英军抢占香港后，对英国的背盟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有人甚至提议实行武装占领，把事情扩大起来，以便为收回香港作张本。他们鉴于战时之经验，认为英军不堪一击，只需一个师便可占领香港。第八军军长李弥在香港接受采访时亦表示，“深以不能收回九龙为耻”。此时中国军队出入港澳有一个口号，“我们不是进入外国地区，而是在自己家乡走动”，足可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官兵对香港问题的态度。
1946年，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改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张发奎担任行营主任，成为执掌广东地区军事政治的最高长官。张发奎一心希望收回港澳，认为“香港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国耻与创伤”。鉴于武装封锁澳门的行动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和干预，以张发奎为首的广州行营在香港问题上主要采取“寻求机会、制造借口、纵容部属、扩大事态”的方针，试图以先行动再交涉的办法收回主权。
英国重返香港后不久，香港军政府发布通告，以“举办公益”为名征收屏山地区土地，意图在该地兴建机场。此举引发当地居民强烈抗议，在向香港军政府与华民政务司请愿无果后，他们一边采取不合作态度，一边向驻港中国军事代表团请愿，希望中国官方介入此事。1945年10月29日，屏山代表邓公明、钟少庭来省谒见张发奎，请求张氏“转呈中央”，并呈请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报告屏山事件经过，希望得到广东当局和国民政府的帮助。在此情形下，张发奎电函重庆国民政府称，“香港九龙前限于不平等条约之羁绊，英得以造成特殊地位，而为夺取侵略之前哨。今日盟国战胜，中英不平等条约自应一律取消，对香港九龙问题我政府曾已有外交定策，惟英人目前一切措施仍苛虐如前，殊堪痛心”，张氏以“民怨甚深”“以慰港侨”为由希望重庆方面与英方严重交涉。次年，张发奎再电军令部，称美国不满港方在屏山修筑机场，意图在澳门租赁土地建设机场、码头等设施来争夺华南市场，张氏希望以英美两国在港澳的活动来促使高层关注香港局势。张发奎甚至下令军统广州站组织特别行动队，在港九地区散发传单，要求港英当局停建屏山机场、取消限制华人入境，引渡所有汉奸到广州受审，否则将发动十万青年对香港实施毁灭性行动。
在与港英政府交涉的过程中，广东当局也表现出强硬姿态。战后，蒋介石为加快“反共”步伐，通过香港调兵北上，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滞港期间与港英政府产生摩擦，张发奎委派行营总参谋长李汉冲前往香港交涉。在李赴港前，行营召开高级幕僚会议，其中确定的谈判原则之一，就是“应极力争取我方在港九至少在九龙经常留驻部队之权利，以便为将来提前收回九龙租借地创造条件”。此外，负责本省侨务工作的广东省侨务处亦在香港事件中起着重要作用。侨务处长张天爵在致国民政府的电文中称，屏山居民的誓死抗议，是为国家维护领土主权，“实堪嘉许”，呈请蒋介石积极交涉，并立即收回租界。在广东省侨务处的活动下，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亦向各部施压，推动外交当局介入屏山事件。
广东军政当局的一系列行动，促使国民政府注意港澳问题，并通过广州行营来了解香港局势。在张发奎转呈屏山民众意见后，军令部电饬张发奎，要求其“就近查明”港府辩称征地价格为公平给价是否为虚。军政部、外交部、内政部及经济部等部门还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张发奎关于英美在港澳活动的报告，研究护侨问题。由于广东当局和屏山民众的再三呈请，蒋介石亲自介入屏山一事，声称可以开放广州白云机场供英军使用，以此换取英方停止修筑机场，军事委员会亦饬令外交部严正交涉。外交部在对英交涉中开始表现强硬，声称“港九及粤省人民强烈反对”，要求英国政府对修筑机场“重加考虑”。广东当局的强硬姿态给港英政府带来一定压力，加之机场自身硬件问题，港府最终下令停筑。此后，直至1947年冬张发奎调任南京，广东军政当局在对港问题上一直态度强硬。
广东军政当局之所以希望迅速收回主权，除了张发奎等粤省官员的民族主义感情外，还有多重因素。首先，广东毗邻香港，两者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关系密切，同时也一直存在地方利益之争。1945年11月，港府宣布实施渔业统制，规定华人渔民所经营的渔货物“必须交官办之渔市拍卖”，任何人都不准直接买卖交易或批发；同时将“广东省海南岛口岸，与福建省边境一部”划入“香港本地”渔区，而对“安南、山打根、暹罗等地运港推销之鱼类”，则不受统制之限。这一政策不仅使华人民众受到极大损失，而且擅划香港“本地”渔区，亦系严重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其次，港澳历来为走私货物、罪犯逃避之地，大陆商人及其他营利之人，利用港九特殊的政治地位偷运进出口货物。战后，广州汉奸又多逃匿港澳，中国政府屡次向港澳政府交涉引渡，但皆未有结果。张发奎认为，“广东风气的败坏，以及广东政治的商业买办化，多直接间接受香港的影响”，他曾对记者提及：“香港不收回，走私无法绝迹。”再次，正如恩格斯所说，“华南人民在反对外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情绪本身，似乎表明对古老中国所处极度危险的一种觉醒”，香港自从被英国占领，便一直作为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侵华的远东基地。广东毗邻香港，首当其冲，故广东人民的反英反帝情绪尤为强烈。特别是战后“收回港九”已成为社会各界在香港问题上的主流意见，在广东省政府召开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决议通过的《广东省复员计划大纲》中就提出“协助收回租界及租借地”。而每当香港发生华洋冲突，以广东省参议会为首的民意机关和民众团体便会采取行动，掀起收回运动。广东当局既不愿拂逆民意，也需要维持社会稳定，故多在涉港问题上表现强硬姿态。此外，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尚驻香港，蒋介石多次密令广东当局密切注意东江纵队的活动，寻机收编或剿灭，张发奎对港态度强硬，亦是迫使港府驱逐中共在港组织。
除上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张发奎一直对蒋介石存有异心。从北伐战争到中原大战，张发奎多次反复，参与反蒋行动。1947年4月，中央训练团毕业生胡清源致电蒋介石，指出张发奎是“一位枭雄”，请求中央将其调入南京就近工作以便监视，“免生后变”。胡清源还报告了张发奎联络香港李济深和民盟进行反蒋活动的情形。可见，张发奎自始至终都未真正服从蒋介石。实际上早在广东受降时，蒋介石便任命罗卓英为广东省主席，以钳制张发奎。张发奎、李汉冲等认为，在香港问题上采取强硬手段，“可以博得社会的同情，增加自己的威望，有利于对广东的统治”，张发奎与蒋介石的竞合，使收回行动也成为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博弈。此外，张发奎对美国也存有幻想，他不止一次地说：“美国为扩张其太平洋势力范围，必须排斥英国在远东的势力，因而它也不愿意英国占据香港，如果我们对香港发生了事件，美国暗中一定高兴，决不会出面来支持香港，英国此时如无美国的支持，当不敢单独对我们有所动作，因此，我们对香港的任何地方纠纷，都不致酿成为国际的争端。”张发奎对美国态度的判断也成为其在香港问题上不惧事态扩大的重要因素。
以上种种，促使以张发奎为首的广东军政当局在香港问题上态度强硬，这一态度对广东省参议会产生重要影响。在同粤省当局意见一致的情况下，作为民意机关的广东省参议会能够更为方便地发动收回港九运动，以此向国民政府和港英政府施压。
二、发起与高潮：广东省参议会主导下的收回运动
中国自古便有“得其民斯得天下”一说，近代以降，在对外问题上，历届政府均受“民气”之影响。国民党依靠发动群众起家，在中共成立前更被苏联称为中国“唯一一个在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工人中间开展活动的充满活力的党”。然而，经过20余年的外浸内蚀，国民党运动群众的本领早已丧失。地方参议会属于民意机关，与群众接触较多，在本地市政问题上经常运用民意来向政府提出意见，促使政府同意改革。战后在香港问题上，广东省参议会打出“人民公意”之旗帜，发起声势浩大的收回港九运动，通过舆论和民意对国民政府和港英政府施压，此举在华人血案和九龙城寨等事件中充分表现出来。
广东省参议会成立于1939年5月，时称广东省临时参议会。1946年10月，广东省参议会正式成立，代替临时参议会成为省级民意机关。据现有文献，广东省临时参议会是战后最早电请收回港九的民意机关。1945年9月发生的屏山事件为内地报纸广泛报导，一时引起各方关注，成为收回港九运动的导火索。12月，广东省临参会函请粤省政府转呈中央，要求向英方严正抗议屏山事件。1946年2月，广东省临时参议会通电国民参政会和各省市参议会，正式提出收回香港、九龙及澳门，收回港九运动拉开序幕。
可以说，收回运动自抗战结束后便在酝酿，在广东军政当局的支持下，广东省参议会率先发起并不断推动，使运动规模不断扩大。1946年10月，在广东省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参议员李仲仁、黄汉山、杨家凡等分别提案，请政府积极交涉收回香港、九龙和澳门，以维国家主权。其中黄汉山等人不仅在收回港九运动中积极活跃，亦是收回澳门运动的主角。在香港问题上，同广东军政当局的方针相似，一旦遇有机会，广东省参议会便会扩大事态，以此向国民政府施压。而广东省参议会属于民意机关，其活动比广东军政当局更为灵便。同时，广州作为粤省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和信息中心，又是农、工、商、学、政各界荟萃之地，有着策划大型政治运动的优越条件。
在收回运动中，广东省参议会主要通过社会动员来进行杯葛行动，以此促使英国让步。1946年10月26日，香港华人摊贩王水祥遭印度裔警察林星瑟（Ramzan Syed）暴力殴打而亡。惨案发生后，香港小贩社团代表赴穗，向广州行营、广东省政府和广东省参议会寻求援助。此事迅速发酵，广州市临时参议会亦参与进来，委派副议长沈家杰赴港调查该案真相。30日，广州市临参会召集各团体商讨“王水祥案”，出席代表情绪激昂，要求港府严惩凶手、厚恤遗族，并请政府收回九龙主权。随后，参议会组织市总工会、海员分会等团体，联合成立“广东省会各界对王水祥案后援会”和“王水祥惨案慰问团”，赴港慰问王水祥家属。11月13日，“后援会”召开全体大会，由赴港慰问团代表蔡华报告慰问和调查情况，并通过各团体提交的对港制裁方案，方案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敦促政府从速向港府严重交涉，并收回港、澳、九龙；
二、制止粮食及农产品运港；在港运省货物一律不予起卸；省会各界一致杯葛英货；
三、本案不能完满解决前，断绝省港交通并劝告港侨技术人员等一律返回大陆；
四、省市记者公会、各报社、播音台及大戏院电影院将本案长期报导，以使国民时刻不忘；
五、广东各界对香江杯葛时，应监视澳门对香港之接济；
六、在本案未完满解决前，英国访华团抵穗时请各界不予招待案；
七、通电全国各地一致为本案作正义声援，以为我国外交之后盾；九、请海外华侨在本案未解决前，不汇款到港并协助本案处理。
后援会”通过杯葛的方式对港英政府实施制裁，措施十分具体和全面，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大有再现省港罢工之情形。而香港许多军工设施如海军造船厂雇佣工人就有6000人，其中大多为华人，一旦大罢工必将使香港再度成为“死港”。鉴于一些措施过于激进，广东当局出面劝谕和干涉，部分行动遭到阻拦。此后，在香港冲突事件中，广东省参议会组织下的“后援会”实际上成为收回运动的组织核心。
在广东省参议会和“后援会”行动的影响下，各地民意机关、社会团体纷纷响应，形成收回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英国印度事务部称内地“很少有一个月没有媒体对香港进行煽动”。由于舆情的空前高涨，国民政府无法对之漠不关心。在同英方交涉的同时，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致电“后援会”，希望他们相信特派员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此事，呼吁民众避免采取过激行动，以免影响中英邦交。可见，比起解决问题，国民政府更担心事态恶化，影响统治政权。而港英当局因内地舆情沸腾，也无法搪塞逃避。最终，港英政府赔偿家属1万元，华人血案交涉草草收场。
华人血案交涉结束后，收回运动暂时进入低潮。1947年末，港英政府颁布九龙城寨拆迁的公告，收回运动再次兴起并达到高潮。中英两国有关城寨问题由来已久，其因在于对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提及的，“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备武有所妨碍”，两国政府解读不一。英国强调“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中之“现在”，中国方面则着重于“仍在城内各司其事”中之“事”。香港学者陈君葆认为问题症结在于九龙城治权是否因当时之官员已成史迹而一同消失或转弱。
1948年1月5日，港英政府以“有碍卫生”为由，派遣军警及工人200余人强行进入城寨，将东隅约六十家全数拆毁，其余地区虽接获工务局通知，但没有强行拆卸。港警还以阻挠工作的罪名将“九龙城居民联合大会”主席朱沛唐与刘毅夫逮捕。据《华商报》报导，约有三四百人无家可归，许多老年人的房屋遭到拆毁，港府亦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安置这些贫困无助的居民。1月12日，九龙城寨再次发生冲突，港警强拆居民为抵御风雨而临时搭建的木屋。面对步枪子弹和催泪弹，城寨居民只能以石块反击，多人为枪弹所伤。据后来“九龙城居民联合大会”的统计可知，两次拆屋行动所造成的各项损失总计达618692元港币、49亿5千万元国币。港英政府在九龙城的暴行，使得社会各界因华人血案导致的反英情绪达至顶点。
广东省参议会获闻城寨事件后，立即采取行动，委派“九龙城同胞慰问团”乘坐火车，携带“白米五市担、饼干八十斤、国币一千万元及大批药品”，前往九龙城援助受难同胞。鉴于事态持续恶化，由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牵头，广东省参议会和广州市临参会组织各社团成立“粤穗各界对九龙城外交后援会”，决定若干对港措施。“后援会”由省参会议长林翼中任主席，省农会谢鹤年、省机总工会李德轩、市农会陈永吉、市总工会梁森泉、力行社邓焕华五人为常务委员，并由省总工会、省机工会、海员公会等七团体组成行动委员会。在舆情沸腾的形势下，林翼中与省党部主委余俊贤、市参会议长陆幼刚均认为“民气不宜压抑，亟当争取领导，庶免横溢”，于1月13日晋谒刚上任不久的广州行辕主任宋子文，转陈社会民意，要求游行示威。宋子文为防止再次出现省港罢工之情形，认为“必须争取领导权”，同时，他希望借此“抢救‘党’的威信”，并以此作为派系斗争的武器，遂同意定期集会游行。广东省政府亦拟派委员肖次尹代表省府，携带五亿款项慰问救济被迫拆迁的居民。
在获得广东当局许可后，“后援会”通过对港方针的决议，主要有：1.发表“最后警告书”，决定16日午12时举行示威游行，并准备行抵至沙面时，推派代表向英国领事馆呈递文书，要求答复九龙城有关问题；2.穗海员工会通电全国海员工会准备制裁一切经港停泊船只；3.广州文化界发动“宣布港督葛量洪友情死刑运动”；4.穗记者拒绝香港航空公司赴港访问之邀请。游行当日，由林翼中、陆幼刚等领导队伍，林翼中骑马于前，举着领队大旗任前导，沿途秩序尚佳。游行队伍高呼“收回香港”“收回九龙”“打倒英帝国主义”等口号，并张贴“粤穗三千万同胞誓为政府后盾抗议港府暴行”等标语。然而，局势逐渐不可控制，部分民众冲进沙面英领馆，将英国国旗扯下，殴打领馆工作人员，并焚烧领事馆及附近英国新闻处、太古洋行、怡和洋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沙面惨案。
突发的沙面事件使外交谈判陷入僵局，国民政府开始对舆论宣传和民众运动收紧控制。蒋介石在“为九龙事件告国民之谈话稿”中，要求国民“信赖政府，拥护国家，遵法守纪”，如此才能“维护国权洗雪国耻”，他将沙面事件和外交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中共，并称如再有类似沙面情况，必不姑息。行政院饬令各省市政府、各行辕主任严密防范，保护各地英国领事馆及英侨，令宣传机关设法使各地党部和言论机关了解谈判形势，不得进行“超越法律”之活动。宋子文称“再有此种事实发生，必以武力制止”，并下令市警察局派员参加“后援会”会议，以便监控。警察局亦加强各区巡查，密切监视各校学生及民众集会。除广州外，北平市警察局也要求各属严防为要，防止“奸匪”煽动风潮。
尽管如此，“后援会”和广东省参议会仍不肯收手，力图趁此机会一举收回港九。由于当时盛传港府将第三次入城，“后援会”于1月18日举行第三次会议商讨方针。席间机器工会与海员工会负责人表示，一旦事态深入恶化，即发动大规模罢工运动，并称全体海员半小时之内即可停止工作，使省港轮渡全线告停。实际上，封锁行动的提议不仅出现在广州，据路透社消息称，“厦汕等埠可能亦有类似决议”。学生团体也表示香港当局若坚持迫迁行动，将实行总罢课。广州市参议会议员朱克勤更是提议“派兵开入九龙城内，武装护侨”，要求将外交部长王世杰和两广外交特派员郭德华“予以撤职查办之处分”。与此同时，广东省参议会召开第三届驻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对九龙城主权及居民损失提出严重交涉，并再次组织慰问团赴港支援受难民众。除了广东省、广州市参议会，宝安县参议会亦组织后援会及慰问团，并决议封锁港九之外围，禁止物资入港。广东省参议会的积极行动，推动收回运动逐渐扩大至全国，各地参议会群起响应（见下表）。
在地方参议会的推动下，各界发起收回主权的行动。粤穗童子军组织成立“粤穗童子军对九龙城事件服务团”，发动捐助衣物粮食和举行作品义卖等行动，并组织服务团前赴九龙城宣慰。上海交大、同济、复旦等七十余所学校总计二万余人举行游行大示威，从外滩公园广场出发，沿途高呼口号，并高唱抗议暴行歌曲。外滩、南京东路一带墙壁、银行及英国领事馆等，皆被用柏油涂满抗议标语。游行队伍于下午齐赴英国驻沪领事馆，因周六休假，馆内无人，学生无法入内，便在领馆外高呼反英、反美口号，形势一度紧张。后经上海市长吴铁城亲至劝说，游行队伍方离去。浙江省民众团体亦联合组织成立“省会民众团体后援会”，举办关于不平等条约签订与废止的百年历史书展。此外，成都市总工会为响应收回运动，更是发动纺织业、印刷业等四十余工会约四十余万人，全体绝食一日，以全日实用经费汇济九龙同胞。在此形势下，收回港九运动逐渐壮大，其规模远远超过先前的收回澳门运动，收回运动也逐渐从官方机构扩大至社会各界，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国民外交行动。
广东省参议会发起的收回港九运动，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中枢决策，促使外交当局在九龙城事件谈判中对英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王世杰在致宋子文的电文中称，九龙城事件必须坚持立场到底，“倘不早为设法安置生计，日久内部恐滋纠纷，别生枝节”。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更是认为“不妨扩大”收回运动，趁此时机收回主权。同时，面对内地日益高涨的反英浪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亦有所忌惮，伦敦方面认为当时几乎整个华南地区都充满着“排外心理”。尽管港府没有撤回拆迁命令，但是在其划定的最后期限1月19日，没有强制执行拆屋计划，并否认迫迁行为。港英当局无法忽视声势浩大的收回运动，担心其波及自身在香港的统治，这也使港府夺取城寨治权的企图终未得逞。
广东省参议会在收回港九运动中发起时间早，立场坚决。究其原因，首先，“港九澳门为吾粤滨海要地”，粤港两地联系紧密，英国长期以来占据香港，严重影响了广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其次，近代以来，历经香港海员罢工、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直至战后一系列华洋冲突，“粤港民众对港府措施早已愤懑在心，怀怨已久”。《中山日报》认为沙面事件的导火线是九龙城问题，“而实际的基因则在于百年以来广州人民的愤懑”。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侵略中国便是以广州为首要对象，这在“广州人民中间所引起的情绪，自然不问可知”，而城寨事件更使“积愤所注，发为野火燎原”。广东民众强烈的反洋特别是反英情绪，使作为民意机关的广东参议会在对港问题上亦立场强硬。
再次，广东省参议会议员主要来源于党政要员、侨务代表、商业领袖等，其中很多商界人士在港有很大的经济利益，在收回主权上持支持态度。而广东省参议会作为收回运动的推手，背后亦有着地方势力的影子。李仲仁、黄汉山、杨家凡等发起人，是台山、鹤山、龙川等县选出的参议员，大多来自经济富裕的珠三角地区。这一地区与港澳相连，是收回港澳的获利团体，故在港九问题上积极活跃。林翼中长期担任广东省参议会议长，对发动民众具有经验。这些议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民意机关和政治环境的限制，利用已有的权力推动收回港九的进程。同其他参议会不同的是，广东参议会在联系华侨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许多参议员本身即是华侨代表，故在对港问题上，广东参议会要更加积极和坚决。此外，参议会作为民意机关，虽没有实际立法权，但是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活跃，亦是其扩大自身影响力的体现。
相较于广东军政当局的措施，广东省参议会在香港问题上采取的行动更注重策略。广东省参议会一方面组织成立“后援会”，使收回运动有决策和行动的核心，通过杯葛香港的行动来迫使港府让步；另一方面，广东省参议会还积极进行舆论宣传，占领舆论高地，如委派“慰问团”“服务团”赴香港宣慰、发布告全国同胞书等。同时，广东省参议会还联合其他民意机关，共同向国民政府提案，争取主动权。尽管广东军政当局亦经常借华洋冲突来向南京施压，但是由于地方、党派之争，一般只是独自发文，而广东省参议会作为民意机关，往往与其他参议会共同电吁政府，以达收复失地之目的。在广东省参议会的推动下，收回运动在全国各地形成汹涌浪潮。然而，在香港问题上，起着关键作用的还是国民政府的态度，这也决定了收回运动是否能够成功
三、偃旗息鼓：国民政府的态度与运动失败
在收回运动高潮之际，南京方面对于港九问题的态度具有决定作用。同澳门问题一样，在香港问题上，国民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虽然许多官员主张收回香港，但是在如何收回与何时收回的问题上，则各有不同。一部分官员主张国共内战期间香港问题应暂时搁置，“与英国继续维持友好之关系”，即“缓进”派；另一部分官员认为香港“目前为所有反政府党派之活动基地”，同时又为走私要道，危害颇深，他们主张立即收回港九主权，即“急进”派。而蒋介石等政府高层的态度，决定了收回运动的成与败。
国民政府内部主张迅速收回主权的部门，主要是专管侨务的侨务委员会和以监察院、国民参政会为首的监察监督系统。侨务委员会作为处理侨民事务的最高机关，对港澳华侨的情况十分关心。在广东省侨务处屡屡呈报屏山征地、渔业统制等事件后，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也积极展开行动，一方面催请农林部从速划定沿海渔区，另一方面呈请行政院知会英方，“以明主权而利交涉”。
以监察院、国民参政会为代表的机构主张对港采取强硬措施、收回主权。1948年1月8日，监察院举行监委谈话会，委员白瑞提出关于九龙城事件的议案，经过讨论，决议致函外交部，要求将办理九龙城事件经过详情函复。随着事态严重，监察院于15日再次举行监委谈话会，由何汉文、俞奋、梅公任等二十八人联名提出“克期收回香港九龙”之建议案。该议案指出，英国此次暴行“显为侵略中国主权之新行动”，要求政府重新确立对港政策，采取有力措施收回港九，并要求英国政府赔偿居民一切损失。同时，若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政府应“一面以武力保护居民，一面进行强硬之交涉”。1月26日，监委吴本中又提出建议案，认为可以“诉诸仲裁或国际常设法庭”，并希望政府“以舆论为后盾”，这样便不难获满意之结果。
除了监察院，南京方面呼声最为强烈的是国民参政会。各地参议会掀起收回运动之后，面对舆论与民意的高涨，作为最高咨询机构和民意机关的国民参政会亦展开行动。1945年12月，国民参政会致电外交部，指出新界“迟早应在收回之列”，希望外部人员据理力争。1947年5月，在国民参政会递交的《对外交侨务报告审查意见》中，强调香港、九龙、澳门同属中国领土，收回港澳“为国人一致之要求”。在城寨事件上，国民参政会驻委会邀请外交次长叶公超到会报告，参政员皆主张采取坚定立场，向英方严重交涉，并通过建议案送交国府。此外，国民党负责涉外事务的海外部也在屏山事件等问题上屡屡敦促外交部采取行动，并协助外交部调查冲突详情。一些党派还主张广东与香港断绝交通三月，以作抗议。直到1948年3月至5月，在所谓第一届国民大会上，国大代表潘胜元等四十二人还提出“为收回香港以保领土主权之完整案”，要求国民政府收回港九。
侨务委员会、监察院及国民参政会等机构在港九问题上的主张，对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早在中英新约谈判时，宋子文就曾借公众名义向英国施压，他向驻华大使薛穆（Seymour）提及：中国公众都把租界地和租界视作一类问题，在国民参政会上也提出了九龙租借地问题，中国政府认为，即将签订的条约如不能保证解决这一问题，则不能消除引起两国人民间误会的根源。尽管监察院、国民参政会向中枢不断施压，但由于国民党政权“党治”之下的派系纷争、官僚旧习的侵蚀、监察规范的模糊不清等原因，监院实际上并没有建议政策之法定权责。监察院、国民参政会所行使的监察、监督等权力受到诸多因素的掣肘，难以达到孙中山早先规划的效果。因此在香港问题上，他们无法决定全局的走向。
以蒋介石、王世杰等政府高层为首的“缓进”派，在抗战胜利前后，确有借时局收回香港的意图。中英新约签订后，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曾阐明自己对港九问题的态度：“吾人对于此次新约之成立，亦不无遗憾之处，就是九龙租借地本为我国领土，而英国未能将此问题在新约内同时解决，实为中英两国间美中不足之缺点……故九龙问题仍可随时提出交涉。惟国人所当知者，即九龙与香港在地理上确有相依恃的连带关系，且不能不同时解决。”可见此时蒋介石并没有放弃收回港九，同时欲将整个香港问题一起解决。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于收回港九主要有外交与军事两个设想。外交方面，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意见，国民政府提出“英国交还香港后，我国可自动宣布香港及旧九龙割让地为关税自由港”。然而，自由港方案因遭到英国政府坚决拒绝而告失败。军事方面，鉴于外交谈判的失败，蒋介石曾有通过抢占港九来实现军事收回的想法。蒋介石认为，“只要此新约签订后九龙香港必为我军先行进占，造成事实，虽无文字之保留，亦何妨耶”。1945年1月，蒋介石就计划10月收复“香港、广、韶，占领广州与香港海口”。随着二战行将结束，陆军总司令部和外交部均拟定了攻占和收回港九的方案。陆军总司令部制定了《攻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广州、香港作战指导案》，准备“以新一军及第三方面军（欠第二十七集团军）暨另由第三、第七、第九战区抽出之三个健全军担任之”，此方案还提出希望美军陆战队协同攻占香港。外交部欧洲司也提出“可在时机成熟之际，以精兵假道广九线直袭港九，务须捷足入据港九，为外交步骤留一先着，再与英方交涉，至少以收回九龙租借地为限”。
然而，外交和军事的两个设想因日军迅速投降和蒋介石一味依赖美国而未能实施。蒋介石一直担心与英国竞占香港会导致英国“恶感”，故只是口头抗议其违约，“而不与之争先进占”。但是他又认为，如果时间许可，亦需“进占九龙”。正是在蒋介石等人踌躇之时，英军已登陆香港，完成了重返港九的计划。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等高层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发生转变。尽管蒋介石认为“香港问题应早日解决”，王世杰亦希望“早由英方提出解决”，但是基于国内外局势，蒋介石等人还是主张在不影响中英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外交途径收回主权。他们对收回运动并没有很重视，但当舆论与民意高涨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自身统治，外交部亦会进行强硬交涉。城寨事件发生后，外交当局对民众日趋激烈的言行甚感担忧，王世杰认为“此事可能引起全国反英浪潮”。外交部接连照会英国大使馆，称“各界民众激愤难遏”，如果港府不中止一切强制行动，“事态扩大可能演成极不幸之结果”。随着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王世杰向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施压，指出九龙城问题若拖延不决，该城居民或将再生事故，“我政府并准备于必要时径派警察入城，并循一八九八年条约，为中国官民所保留之交通路线前往，以暂维城内治安”。这段照会，可能是战后国民政府措辞最为激烈的一次。
在与英国交涉的同时，国民政府更注意舆情的发展。王世杰致电宋子文称：“现英方亦有从速接受我方主张解决九龙城之问题之意，拟请兄密嘱救济人员及宝安县政府剀切密劝居民少安毋躁，避免任何刺激性之态度言行，以免交涉期间续发生意外枝节。”陈果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南京政府是否要求收回香港时回答：“目前不要求收回……只希望早日和平解决广州和九龙城事件。”可见国民政府并没有像社会各界所期待的那样立即收回港九，只是恐惧群众运动给统治带来的冲击。而早在屏山事件时，外交部就致电郭德华，要求其“注意我舆论反应，免致重演一九二五年香港大罢工风潮之事件”。
在处理港九问题上，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意见对蒋介石有着较大的影响。1947年5月，在国民参政会举行的第四届三次大会上，王世杰受到参政员质询，其中便有港澳何时收回的问题。王氏答称收回问题取决于英美苏法，不赞成使用武力。在王世杰眼里，港澳问题是牵涉英美等国的外交问题，即收回港九不仅取决于国民政府，更重要的是英美等国的态度。王世杰并没有将港九问题看成外交政策上的首要问题，在他看来，中国与美苏等国的关系、国共内战等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王世杰在英法留学时很是推崇国民外交，他认为：“国际上之联络，与其期诸政府，不如期诸国民。与其以外交当局为主动，不如以国民为主动，此国民外交，所当目为政治利器者也。”但在接任外交部长一职后，王世杰的外交思想发生了转变，主张稳妥处理中英关系。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从“党国”利益考虑，国民党当局为了彻底消灭中共，必须借助英美等国的力量；第二，王世杰留学英法，倾向于英美意识形态；第三，就“亲美”路线来说，英美两国素为盟友，中国不能“弃英而亲美”；第四，受制于国内外政治因素，国民政府虽为“五强”之一，但国力依旧弱小，无法在与中共作战的同时再与英国交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王世杰最终放弃国民外交，而对其器重的蒋介石亦选择压制民意。
国民政府不仅在外交声明中不愿与英国撕破脸，在回复各界电文中亦是含糊其辞。面对各界要求收回港九的电文，南京方面作出如此表示：“日来各方对于收回港九之函电纷至沓来，为期划一处理办法起见，兹拟原则如下：（一）省级团体来文拟以外交部呈复之文复之；（二）县级以下团体及民众来文似可拟存。”外交部在回复各地参议会电文时，亦均是“既定方针办理中”“可获解决”等词，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进行交涉。郭德华在接见城寨居民请愿时，亦称“候部办理”，并希望他们“服从政府”“依赖政府”。外交当局的疲软遭到了舆论界的一致挞伐，九龙城居民甚至埋怨：早知外交部没有办法，他们自动拆卸，“觅地迁筑”，还不至于损失那样大。国民政府的态度亦在无形中纵容了港英政府的行动，使得港督葛量洪敢下令拆除城寨。
由于国民政府没有利用收回运动高涨的有利时机，在沙面事件发生后又开始压制民意和舆论，各地运动逐步走向低潮，最终偃旗息鼓。
香港问题之所以未能在国民政府时期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等国民党掌权者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不积极。蒋介石与外交当局始终将收回港澳问题与英美外交联系起来，而战后国民党当局为了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掌控，需要依赖英美的支持，他们不愿意为香港这一弹丸之地而与西方世界分道扬镳，致使其在收回运动上态度不积极，错失收回失地之时机。王世杰、宋子文等更是公认的“英美派”代表，一贯奉行联合英美的“折冲”外交。其次，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22万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将“剿共”放在首要位置，需要英美等国的军事、外交支持，他在对外方面不愿主动挑起争端。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又撤回驻守新界、九龙的军队，该地区重新为英军占领。同时，随着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别山，中共开始战略反攻，战局对国民党日益不利，国统区反蒋活动、反独裁运动兴起，蒋介石等人已无心顾及香港。当时英国政府官员称，“在目前的情况下”，在香港再次修建机场，中国“反对该项目的可能性可能比平时要小”。王世杰在行政院会议和国民党中政会上指出，当前国内国际环境之下，“发动收回港九之运动或交涉，于事无益，徒伤中英感情，使中国孤立”。王氏认为在城寨事件处理中提出收回主权，“英必拒绝”，那么双方僵持势必益久，“社会之纷扰必更甚，乃至广州事件势必重演于他处”。据何凤山后来回忆，王世杰上任之初，亦是“满有一番的抱负与作为”，然自接任以来，“大局日非，渐知严重的程度已远远超过我国外交力量所能解决的范围”。再次，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加之派系斗争日益激烈，亦阻碍着香港问题的解决。张发奎主政时期的广东当局欲以强硬措施收回主权，蒋介石自然不会放纵张发奎的肆意行动和势力坐大，在港澳问题上屡屡对其进行干预。张走宋来之后，广东CC系亦与宋子文一派斗争激烈，并趁广州示威游行之际扰乱局势，制造沙面事件，欲使宋子文退出广东。
此外，美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也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对港方针。二战结束前后，因罗斯福去世和美国政府重组，新上台的杜鲁门政府不愿因香港之事“致中、美与英国发生裂痕”，其在关键时刻的背约，也促使蒋介石妥协退让，“顺从遵行”。实际上，英国政府并不惧怕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支持中国，丘吉尔甚至说：“美国对中国之政策，为一大幻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收回港九成为牵涉英美与香港、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等内外多方的复杂问题。政府高层在此问题上犹豫不决，最终错失收回主权的历史机遇。
结 语
战后以张发奎为首的广东军政当局在港九问题上不惜扩大事态，力图一举收回主权。在广东当局的支持下，广东省参议会率先发起收回港九运动，并担任着先锋的角色。收回运动由广东逐步扩大至全国范围，运动主体也从政府转移至社会各界，形成大规模的反英浪潮和国民外交行动。面对以民族主义为主轴的公共舆论和社会民意，国民政府不得不谨慎处理香港问题，并对英方展现强硬姿态。外交当局在与英交涉中，也会利用民意作为“外交后盾”。屏山事件中，外交部、侨务委员会等部门就一致通过决议，“由中央宣传部发动舆论反对英方建此机场”。而收回运动的日益壮大，使英国方面亦有所忌惮。英国政府外交部、殖民地部特别注重《广州日报》等报刊上的言论，以及广州、南京、上海等地学生运动的情况。在此情形下，港英政府不敢贸然采取行动。
然而，收回运动影响仅限于社会团体及部分政府官员，未及国民政府高层掌权派。其成效也仅仅是阻止港府的进一步行动，未能达到收回主权之目的。与收回澳门运动一样，收回港九运动最终亦无果而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高层的对港态度。蒋介石、外交当局缘于国内外环境，对收回港九运动缺乏热情。收回运动高潮之际，亦正是国共内战关键时期，蒋介石等人着眼于对国家权力的掌控，对外依托欧美阵营。他们将港澳问题视为针对英美等国的外交，在自身存亡问题与主权问题上优先选择前者，故在外交谈判上呈现疲软状态，无法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官民之间形成鲜明差异。此外，同北洋政府时期相比较，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权力扩张，公众舆论不像在北洋时期对政治起到较强的干预作用，虽然国民政府对收回运动有所注意，但没有像建制初期所实行的“革命外交”那样，因应“民气”而收回主权。而国民政府从建政伊始便长期存在的党派斗争和中央与地方矛盾，也促使蒋介石不会放任张发奎等人借收回港澳来坐大地盘。
就在香港问题僵持之际，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北方大部分地区，国民政府已无力控制大局，更不要提收回香港、九龙。而相对于收回澳门运动始终控制在理性范围，收回港九运动在九龙城寨事件发生后，逐渐走向失控。沙面事件的发生，使得国民党当局被自己曾经擅长的“运动民众”所反噬，这亦从侧面证明了其统治已经步入山穷水尽的境地。最终，收回港九运动偃旗息鼓，国民政府也丧失其统治期间最后一次收回港九的机遇。（责编：廖利明）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
编辑：陆泓江
审核：杨 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