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潘建华
摘 要
中原解放区开辟之初，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共对知识分子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与知识分子基本处于彼此隔阂、疑虑的状态。1948年初开始，中原地区结合新区实际和中共中央的政策调整，逐步确定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团结和改造政策，开始吸纳知识分子的调适过程。中原新区对知识分子的吸纳不仅有利于扩大统一战线，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干部短缺问题。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和划分既是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确定的根据，也是实际工作中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 解放战争 中原新区 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
知识者得风气之先，“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从1930年代开始，大量知识分子或者从大革命中退下阵来，或者从迅速解体的社会和传统家庭中分化游离出来。此后，随着时代前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日益增多，解决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和道路问题，愈发显得突出和迫切。
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抗战时期，毛泽东即要求全党必须认识“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界关于中共与知识分子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宏观演变历程。近年来，部分学者对中共在吸收和运用知识分子干部中面临的复杂问题展开了探讨，揭示了若干可以进一步深化的议题，但相关讨论主要围绕抗战时期展开。具体到解放战争时期，部分研究虽注意到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担心以及后者对中共的疑虑，但关注的主题仍是围绕政策本身而言，强调这一时期中共政策相对抗战时期延续和调整的一面。本文以1947年中共实施战略反攻后开辟的中原解放区为中心，从在地实践层面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知识分子的策略和运用作一具体而微的考察。
尽管中共承认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也认为知识分子在未与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国共内战爆发后，随着形势紧张，中共在土改和群众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日趋谨慎，这一情形不仅存在于老解放区前期的土改工作中，也延续到战略反攻后开辟的新解放区。
中原新区是中共转入战略反攻和外线作战后最早建立、比较成规模的新解放区。1947年初，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令刘伯承、邓小平准备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5月开始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8月初，刘邓大军在取得鲁西南大捷后开始执行挺进中原的战略任务。稍后，陈赓、谢富治兵团和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亦分别向豫陕鄂、豫皖苏地区挺进，形成三军经略中原的态势。至1948年5月，中原解放区基本成形，大体以河南为中心，形成皖西、鄂豫、江汉、桐柏、豫皖苏、豫西、陕南7个战略区，囊括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东至津浦路，西迄川陕边的广袤区域。
中原新区开辟伊始，邓小平即强调今后的任务是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为此，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然而，进入新区之初，因为过左的急性土改政策，“把一批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迅速地赶到国民党方面去，并且拿起武装来同我们对立。其结果打击面大，树敌多，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在这一背景下，中原新区对知识分子基本上是采取怀疑、排斥的“关门主义”态度。这既与新区的客观环境等结构性因素有关，也受急性土改中“左”的思潮的直接影响。
中原地区有一定的教育基础，知识青年为数不少。据国民党方面的统计，1946年下半年仅开封市教育系统即有学校66所，学生29363人，教职员1700人。在豫西地区，据中共1948年的调查，有中等以上学校200所，中等以上学生5万人以上。高小学生数目更多，仅一分区的洛阳、渑池等地即有学校168所，学生36240人。然而，在“左”的倾向影响下，中原新区农村工作开展之初，一般干部往往不敢要知识青年。在大革命时期与抗战时期，大胆吸收运用知识分子参加农民运动作为中共与地方民众联系的桥梁，原本已成为中共农运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土改之后这个经验被一般干部忘记了”。当时，中原新区因为在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导思想上采取“左”的关大门，即使个别吸收后也常常麻痹，无原则地信任随便分配工作。在部分地区，在经历初期急性土改时期吸收干部不严谨引起一些问题后，又矫枉过正。至1948年6月，豫西区委书记张玺在与地方干部的谈话中，仍注意到领导干部讨厌当地知识分子干部，认为其只会说大话，“不如老干部好用”。
当然，中原各地也并非铁板一块，部分地区在开辟过程中即较为注重吸收知识青年。据随第三纵队南下的某干部记述，在该部开辟皖西解放区的过程中，“许多知识青年纷纷参加革命队伍，他们跟着共产党，而且越来越坚决。潜山县人民政府的王区长初来县政府做科员，随后派到水吼岭搞征粮，很快就适应了艰苦生活，学会做群众工作。黄柏区一个知识青年在国民党乡公所干过，他感到自己干的都是残害人民的昧心事，便投向革命，当了爱国民主政府的财粮科员。有个被乡长卖了壮丁后押送入伍的知识青年，逃出国民党军后就投身革命了。潜山县参加革命的70多个知识分子除了学生外，还有不少是小学教员和中学教员”。
而在知识分子方面，中共挺进中原之初，一般学校师生等知识分子对中共亦抱有较大的疑虑和误解，部分跟着国民党政权逃散、隐蔽，甚至与中共为敌；部分则因害怕形势变化，“怕斗争，而在观望、东躲西藏”。多数知识青年对解放区是“不了解，不敢去”。在陕南，地方干部在工作中发现“很多知识分子之所以不敢到（中共）地干班学习，就是怕我们驻不长。他们说：‘再看一看！’地干班的学员遇见过去的旧朋友，不敢招呼他们，怕受红色‘危险’”。当然，也有极端相反的个例。在江汉区，知识分子在中共初期“左”的时候“非常怕，为了免祸，于是纷纷要求参加工作”。此外，部分知识分子虽然对国民党方面不满，但对中共因了解少，加之国民党方面的造谣和宣传——污蔑中共“杀知识分子，强迫知识分子当兵”，对中共多少也存在顾虑和不满。1948年中原军政大学成立之初，受国民党方面谣言攻势的影响，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踊跃入学，该校由鲁山县迁入临汝县数月后，当地入学的学生仅有2人。
中共进入中原地区后，国民党方面确实在有计划地与中共争夺知识分子。当时，国民党在开封、郑州等处设有青年辅导处，专门收容家在解放区的“流亡”学生。在中原地区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新华社中原总分社社长陈克寒观察了解到：“河南、安徽、湖北学校和知识分子很多，每县都有二、三中学，汝南有十一个中学，洛阳听说有二十多个学校，学生不少中农家庭出身。”国民党方面近来在开封、郑州设新学校，以免费供膳宿、被服，号召知识青年。在河南新乡国立十中，尽管三青团在学生中威信极低，但学生中70%都是三青团，高中生尤多。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发展，一般知识青年对中共的态度甚好，“在平沪的地富子弟，写信回家说蒋匪快倒，劝其父兄勿为蒋党作事。在家的知识青年，都愿接近我们，尤以较大城市者为佳。在农村，当我打击统治派大地主时，一般不反对我们，有的秘密提供我许多材料，有的在蒋军来时向我通风报信。争取知识青年不仅可培养一批干部，且可打通与当地群众的联系”。当时，许多地方知识青年都要求到中共方面所办的学校上学，但在国共争夺未定和中共工作犯过错误的地方，知识青年便存观望态度。豫西争取知识分子有若干成绩，且已起了些作用，但有些地方故意提出过高过左的做法，吓唬知识青年，达到拒收目的，怕新知识分子麻烦，无决心吸收和改造他们。
总体而言，中共进入新区初期，因急性土改政策和新区客观环境的制约，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不够，错过不少吸收知识分子的机会。特别是由于强调贫雇路线及政策偏差，将可以争取的大批知识分子排斥在外。在国民党造谣宣传“共产党不要念书人”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少数附敌，大部逃亡或化装潜藏。如豫皖苏区的新蔡今是中学校长任之明，“原系同情我党，由于我在政策上有偏差，致使任至今未归，那里知识青年因此对我们亦有隔阂”。至1948年秋，因中共自身对于主动地争取与团结知识青年工作的忽视与政策上的偏差失误，以及国民党方面宣传的影响，中原地区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仍对中共抱持怀疑、观望态度。如何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并通过训练使之能为地方革命和建设工作服务，自然成为要在中原地区建立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中共亟待解决的要务之一。
1947年底，中共开始针对解放战争开始后土改中的“左”倾偏向等问题进行检讨，并提出纠正偏向的方针。次年1月，任弼时在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中明确表示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抱着某种程度的同情，适或持中立的态度，这些人是可能争取的”，如果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做好引导，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的”，对学生和知识分子应帮助其进步，吸引其参加反帝争民主的斗争。由此，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评估和政策重新被提上讨论议程。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关于土改和群众运动中具体政策的草案中提出，如果在每一个局部和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注意争取包括学生、教员和一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因此，毛泽东坚持对知识分子采取慎重态度，避免采取冒险政策，同时强调要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稍后，毛泽东进一步指示在新区的土改中，“应当利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但是赞成土地改革的本地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参加建立根据地的工作”。5月，中共中央明确指出，近来有些地方排斥知识分子是不对的，“吸收地主资产阶级出身而愿为民主政府服务的知识分子参加工作，是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政策”。在纠正土改和地方工作“左”倾偏向的过程中，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策略也悄然发生变化。
对于中共新辟的解放区而言，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使用也是客观形势的迫切要求。1948年春，针对新解放区外线作战中面临的困难，毛泽东要求新区主要靠自力更生和政策正确加以克服，表示新区工作的总方针是“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中共挺进中原后，干部短缺是中原新区创建过程中自始即面临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尽力从华北等老解放区抽调干部南下的同时，表示中原地区有大批知识分子，应该尽量招收，“他们是本地人，只要他们愿意参加革命并经过短期训练，再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比外来干部会有很多方便之处。这应该是你们当前干部的广大来源”，必须十分注意争取、吸收和教育知识分子，否则，中原下层工作干部将很难解决。对知识分子的吸收和使用，在相当程度上是新区干部短缺和工作开展的现实所要求。
事实上，从1947年底开始，中原部分地方已陆续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始吸收和争取知识分子。1947年12月，豫皖苏区着手创办豫皖苏建国学院，目的主要是吸收知识青年和训练培养干部。在江汉区，1948年初任弼时的报告发表后，该区即据此要求各级党委注意争取知识分子到革命队伍里来，以适应形势之需。为纠正此前土改中的偏差，扩大干部队伍，该区决定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创建江汉公学。在桐柏区，区党委亦认为知识分子虽大部是地主富农出身，但一般是要求民主愿意进步的，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大部分是可以争取改造的。“他们有知识，只要能为人民服务，对根据地各种建设上是需要的”，应当有条件地放手吸收赞成土地改革、愿意接受教育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知识分子，教育改造培养成为人民服务、参加根据地各种建设的干部。
1948年3月，为更好地发动群众进行土改，中原局决定尽量吸收、培养本地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吸收地富出身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经过训练参加外区外县一般工作。其后，中原局第二书记陈毅在传达中共中央精神时，表示对学生知识分子不能采取冒险政策，强调学生知识分子“不应与地主富农混合看，他是革命动力之一”。稍后，进入中原地区的华东野战军明确提出在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对知识分子应该大胆大量吸收进来，“他们虽然大都是地主，富农，中、小资本家家庭出身，他们却是脑力劳动者，对蒋介石统治不满，愿意进步，要求民主，虽然他们还有很多缺点，却是可能改造的，因此我们不是拒绝，而是欢迎和争取知识分子直接参加革命工作”。
6月初，中原局在对新区的工作和政策进行系统调整时，再次强调新区存在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力量，“在地富中，特别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是没有开明士绅和左翼分子”，“各地必须注意从斗争中，选拔大批的正派劳动的积极分子和贫苦（包括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经过训练，提升为区、村干部。党应经常检查这一工作的执行程度。对于地富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亦应大部吸收或送华北学习，或送本地军政学校予以改造，或经过教育后分到外县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中宣部鉴于中原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共多抱同情态度，很多要求来解放区求学或参加革命工作，但中原地区中等以上的教育工作还很弱，一时还无法满足这种要求，指示中原局除尽可能开办军政学校外，采取组织宣传队、剧团、随军工作队，以及财政、税收、司法等各种短期训练班，大量吸收决心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7月初，中共中央根据中原地区知识分子情况的报告，明确肯定“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至此，中共结合中原等新区的实际，重新明确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使用政策。
同年夏，开封等城市解放后，一批大中学校师生陆续奔赴中原解放区。在对其的动员讲话中，陈毅详述了解放区与国统区学习教育的差异，指出解放区是“教育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有机会、有目的地培养各种人才，训练后就可工作，工作中又可学习”。与此同时，陈毅针对社会上指称中共埋没个性的声音进行澄清，进一步打消知识分子的顾虑。至1948年9月，中原各地对知识分子的吸收初具规模。在豫皖苏区，建国学院吸收的知识分子学生达600余人。与此同时，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亦提上议程。
为大批吸收青年学生并将其培养为干部，中原局决定以豫陕鄂军政大学为基础，组建中原军政大学。与此同时，中原大学亦组织成立。中大和军政大学创建后颇受欢迎，分别招收了400名和1100名学生。9月底，中原局发出大量争取、团结、改造并培养知识分子的指示，指出中原地区曾在大中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及教职员、公务人员数以千万计，“其中大多数已看清国民党的寿命快要完结……对于日益发展的人民革命运动则寄予同情和希望”，是新区培养各项建设人才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解决目前及今后各种建设中干部短缺的重要途径，也是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稳定社会秩序、联系当地群众的重要力量。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宣传，说明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方针，指出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消除其顾虑，使其“了解我们，靠近我们”。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策略更趋实际和成熟。
1948年秋开始，中原新区局面日趋向好，青年知识分子赴解放区学习或工作的意愿增强，加之中共力量进入新区后，因战争及旧有教育行政机构溃散导致的经费无着、失业失学等影响，亦使知识分子迫切寻找出路，为中共吸收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条件。至10月初，中原各区共创办中学10所，建立军政、干校各一，吸收学生达3000余人。此后，随着郑州等大城市解放，中原形势大变，知识分子大规模主动向中共靠拢。11月上旬，中原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汇报中谈道：“过去尚存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近一周来则大批来我学校住。如宝丰训练班两三天就来了三百余，不被录取的要求留下旁听；豫西干校几个月只收百余人，近一周即来二百余，宜北一县就吸收了五百个知识分子参加秋征工作，这是去年我军南下之后一个新的高潮。”
此后，中原各解放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放手争取知识分子。豫西区计划在一年内吸收培养脱离生产新干部2万人，其中知识分子约占2/3。豫西一地委的区干校则拟召500名学生，要求各县有计划地动员高小以上文化的知识青年到分区干校学习，以便大量培养部队干部。桐柏区也决定采用文工团及干训班等组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在各种工作中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作为干部准备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开辟较晚的陕南，区党委为准备开辟20个县所需的干部，决定办干部训练班，除抽调在职干部300人外，另行动员知识分子1200人。新区放手广泛吸收知识分子的努力很快即初见成效。在豫西，民众“变天”的顾虑进一步解除，知识分子开始停止观望、犹豫，大批涌进解放区就学就业，“一切公费学校均将人满，短训班报名者超出收容量”。即使在尚未解放的新乡市，中共地下党在一个月内也动员了10余名知识分子到华北大学，30多名知识分子到训练班学习。
当然，作为一个讲求实际却又理论先行的政党，中共发出的相关指示通常会强调量和质的平衡。尤其是经过对知识分子的放手吸纳后，中原地区适时总结此前的经验和问题，对知识分子的吸收又渐趋严格。1949年4月，陕南四地委针对干训班学生来源复杂的情况，决定严格审查，用考试方式，将历史复杂、成分不好、学习不好的6人予以除名。此后，该地委对知识分子的吸收进一步严格：一方面大胆吸收，一方面要适当选择，决不重复来者不误的错误。在招生宣传上也发生明显调整，“过去一般写上根据本人志愿及工作需要分配工作，有不愿工作者听便。在今天的形势下修改了这一条，改为学习期满，视学习成绩之优劣，分配适当工作，一切按干部待遇”。
三、新区知识分子的改造与使用
1948年3月，时任豫皖苏行署秘书长的杨一辰在对建国学院知识分子的讲话中直言，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一般存在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个人英雄主义、轻视劳动、冷热病等弱点，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看不起群众，包办代替，恩赐思想”等问题。新乡的中共地下党员王锡璋亦认为青年知识分子有如下缺点：希望超过实际，美丽的幻想，好高骛远；缺乏锻炼，遇到困难容易灰心。杨、王二人的评述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中共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观感和认识，知识分子的特性与中共的组织、理念之间自始即存在距离。在中共看来，知识分子“多半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长期地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熏染，他们的大多数虽然倾向于革命或有倾向革命的可能，但一般都存在轻视工农、脱离群众的观点”。因此，要使其能够“为人民服务”，“与工农结合”，从事各种工作，就须进行必要的宣传解释与思想改造工作，以使其在政治上认识革命的形势、前途和中共的主张，确定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立场，在思想上抛去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习惯，养成实事求是、虚心学习的作风。中共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背后必然伴随着对其的进一步改造。
整体而言，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主要通过短期训练班来实现。当时，中共在新区所办的各类学校和专署公校，实际上是干部短训班性质。1948年7月，针对中原地区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共中央指示新区要大规模开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对知识青年施以短期政治教育，争取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受训后因材施用，派往各种工作岗位，再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对于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所谓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就是在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一概仍旧，教员中只去掉极少数的反动的分子，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逃了的也要争取回来”。由此，各地陆续通过各类军政学校或训练班，吸收改造知识分子，如豫皖苏区的建国学院、鄂豫区的鄂豫公学、江汉区的江汉公学、陕南区的陕南公学等。尽管知识分子入学受训的动机参差复杂：有的对旧统治不满，愿求真理；有的为寻找职业；有的为升学；有的为学习宽大政策；有的投机，借此维护家庭；有的仍在观望。但中共相信只要其“敢于来靠近我们，就是一个进步，便于我之改造”。
短训班对知识分子的训练与改造主要包括思想、政治和专业技能等方面。这从豫皖苏建国学院的要求中可窥见大略：一、从本质上来改造，就是从非无产阶级思想彻底改造成无产阶级思想，放弃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意志的顽强必须达到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地步，对任何残酷的斗争不动摇，对任何艰苦的生活不抱怨；思想方法必须是唯物论的，是与群众结合的，能深入实践去认识问题。二、改造的方法，对革命有初步认识后坚决到下层和实际工作中去锻炼，通过深入并学习工农兵，改造思想，提高认识。三、因材施教，进行革命斗争要有专门知识，但不能单纯训练技术，政治是基本的，技术应服从政治，要为政治服务。
作为一个注重意识形态的政党，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首重政治的学习，以实现思想的转变。1948年9月，中原局明确规定知识分子训练班一般应先学习政治，后学习业务，时间一般至少需要3至4个月。政治学习以时事问题、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及中共基本政策为主。不唯如此，中共也尽可能为知识分子的学习和改造提供宽松的环境，规定“在这种非党的学校与训练班中，禁止采取三查、整风、审干等办法，而应采用座谈会、研讨会、辩论会、壁报等群众活动的方式，展开思想争论，解决思想问题”；在学习中要提倡民主自由的作风，使其毫无顾虑地说出心中要说的话，“这种思想上的民主与自由，是为着便于青年经过充分的自觉，从争论和研讨中认识真理”。据此，豫西在学生知识分子训练班的学习方法与内容上，提出要根据其切身经验与思想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以座谈谈心的方式推动讨论反省，使其否定过去的错误思想，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多数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样的短期培训，逐步转变为革命干部。
一般而言，知识分子经过学习改造后，思想较容易展开，多数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一般地都初步翻了一个根……已认识到蒋介石国民党的罪恶，已同意要打倒帝国主义、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封建势力，而且表明愿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以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1949年2月，时任陕南四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陈野苹在与一名干校毕业的学生干部谈话时即发现，受训后该学生思想已比较明确，尚能明辨是非，而且愿意外出工作。
中共方面虽然有计划地对知识分子进行必要的训练，但思想的改造到底难以毕其功于一役，“要他们的思想认识翻一个根儿，不是一、两次就可以解决的”。而且，对于中共的改造，知识分子亦非被动的接受体。1949年4月，陕南区四地委干训班的学生学习政策时提出“为什么只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而不挂孙中山的像？为什么又要呼毛主席万岁？”等“怪”问题。地委领导干部陈野苹听后禁不住生气，认为这些知识分子“确是可怜而不可爱，个别的还属于嫌疑份（分）子”，“这些问题中有的完全是国民党的立场，有的连民族立场也没有，有的则属于糊涂”。尽管如此，陈野苹相信“好多问题，讲了革命的基本问题以后，自然可以解决一些”，“这也不怪，自他出生以后，一直就受着法西斯的教育，反动思想已根深蒂固，今天要他来翻一个根，确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陈野苹的态度既体现了中共对改造知识分子富有耐心和信心的一面，也反映了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一般性观感。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吸收与改造，本质上是要动员和组织其参与到各项革命工作之中。起初，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一般都经过初步学习和考察后方予以任用。1948年初，任弼时在谈及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时即强调不要一下用在紧要的岗位上，经过长期考验过的知识分子方可用于重要岗位上。毛泽东亦要求新区在知识分子的使用中要注意防止其把持权力，一般不宜让其在本区本乡办事。1948年春，桐柏区在着手吸收知识分子时即强调要提高警惕，应在训练考察之后再分配工作，而且开始时不应分配重要工作，仅可分配一般性的工作。
事实上，在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原各地不敢用知识分子的观念虽逐渐转变，但一般只用于会计、财经等技术或事务工作，“不敢用他们去做群众工作”。直至1948年秋，随着吸收改造的知识分子数量增加以及形势日趋向好，中原地区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才逐渐放开。中原局要求 “在此革命高潮时不仅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各种技术或事务工作，且应大胆吸收家庭较贫苦、政治纯洁、较能接近群众者参加农民运动，作为建立与开展农民运动的桥梁”。在此形势下，短训班学生毕业时也改变只愿做教员的现象而大批参加革命工作，成为地方干部的重要来源。1948年11月，豫西区委决定从现有在职和学习及今后新吸收的知识分子中，先解决一般的、次要的、下层的干部，并有计划地从中选择部分贫苦、政治纯洁、正派积极、与群众有联系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先放在下层实际工作中及群众运动中去锻炼考验，逐步培养为各级主要干部。据豫西11月份的统计，23个县训练知识分子达9857名，参加工作者3997名，参加各种干校者1828名。至1949年初，豫西五地委四个重点县在数月的群运工作后，也在郏县、宝丰和临汝等县分别提拔了约300名知识分子干部。
随着地方知识分子的吸收与使用，知识分子干部在中共地方干部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上升。1949年春，陕南房县第二次解放，该县大木区区政府成立初的5名干部中，除最初的正副区长2人系南下干部外，后续补充的3人均为短训班毕业的本地知识分子。郑州解放初期，因老干部很少，亦大量吸收使用知识分子等新人员。1949年11月，学生及知识分子干部的比例达到34.7%。中原地区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使用对地方工作的发展极具意义。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在对新区工作的总结中谈道，农村工作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大胆挑选与训练当地知识青年做农运工作。宝丰、临汝从训练班中调大批知识青年下乡做秋征工作，结果不仅秋征工作做得好，也大大提高了这些青年的革命积极性，并给他们以锻炼及考验机会……在目前革命高潮时期，大胆训练与使用知识分子配合老干部做农运工作，是推动农运普遍开展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地方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意识到在新区工作中，当农民还没有发动起来时，使用本地贫苦知识分子作为骨干，是很重要的一条经验。部分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的观感亦发生改变，“过去认为知识份（分）子无用，现在觉得认识错误了”。
此外，大量改造和使用知识分子，也使中共对吸纳和融合知识分子愈发自信。邓子恢明确地表示在使用知识分子时，“因为他们的阶级意识与社会关系，也可能使农运初期渗入部分地富分子，这是不可免的，也不可怕。只要我们有老干部掌握领导，有意识地防止与克服这种现象，有意识地争取雇贫农领导权，在农运发展过程中必能逐渐改变这种现象”。
须承认的是，因新区工作扩展之需，吸收的知识分子有时亦不经训练而直接使用。1949年9月，陈野苹途经鄂西北均县时发现该地税务所工作人员仍是国民党时代的旧作风，开导一番后获悉都是新参加工作的学生，“有的才两个月，所长也不过半年，都没有受过训”。此外，即使经过受训的知识分子，使用起来也并非如臂使指，知识分子身上的一些特性和问题也不时彰显。1949年5月初，陕南四地委在分配使用一批地方新干部时就颇为头疼，其中“一个姓王的学生，自高自大，看不起工农份（分）子”，提出一定要在房县工作，而且要在城区工作，否则就背起包袱回家。最终，为照顾知识分子的意愿及地区关系，该批干部的分配形成房县知识分子多、竹山县工农分子多的格局。诚然，知识分子对中共权力体系的接受也是一个波浪式的前进过程，中共在坚持自身原则的前提下，适当尊重和满足了知识分子的个性和要求。
余 论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对其特点和阶级属性的定位是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确立的基础。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遵循着阶级斗争的理念和革命的视角。在中共看来，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随着1948年初中共着手对地方工作中存在的“唯成分论”和排斥知识分子问题进行纠正，如何划分知识分子的成分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5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议，“知识分子不应该看作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分定，其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民主政府法律的保护”。至此，中共正式将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与其个人成分区别开来，为克服地方工作中存在的唯成分论和吸纳知识分子清除了思想上的障碍。
然而，在实践中唯成分论因素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共对于地富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策略自始即有所侧重。1948年初，任弼时在指出“要防止因为消灭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的同时，就强调更要注意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使翻身的工人、农民得到知识，并将其中的优秀分子或其子弟培养成知识分子。“如果只能利用旧的，而不着重去注意培养工农知识分子，那就会要犯错误”。具体到中原新区，在谨慎吸收使用地富知识分子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着重培养工农知识分子。桐柏区在着手吸收知识分子时即强调要提高警惕，“防止特务活动及地富成分的知识分子把持权力，破坏土改”。皖西区党委在培训干部中虽要求对新吸收的知识分子不能单纯地强调成分好坏，应从政治态度及思想进步与否去看，但亦强调对进步贫苦知识分子要特别注意培养。
此后，豫西区明确指出培养干部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在大量吸收与改造知识分子中，尤其要注意贫苦知识分子的培养与提拔。1949年初，豫西二地委在培养提拔干部工作中要求对提拔的知识分子，要统计有多少为农民家庭出身，多少为地富家庭出身，应多吸收贫苦知识分子学习和工作。凡愿参加群运工作的知识分子，应按地委规定的出身贫苦、思想纯洁、工作积极、联系群众四个条件去挑选。豫西郏县更是总结提出培养干部应以贫苦青壮农民（少数中农）及贫苦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作为一个强调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注意培养提拔工农干部是中共明确自身阶级属性的必然之举。
此外，不同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言行表现上的差异，也促使中共干部的“成分论”观念不时彰显。这从1949年春陕南四地委干部陈野苹与同事的交谈中可见一斑：“两河区几个贫苦知识分子工作很热情……一个未受过训的比受过训的还好，在群众面前讲话，还像一回事。在其它各区的贫苦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地富出身的就大不相同。我们不是唯成份（分）论，但，是重成份（分）论，这些人在新开辟区确是我们的宝贝。”可见，只要革命未完结，“唯成分论”的影响即难以完全根除。
政策与策略即划界限与讲分寸问题，它决定了“打”与“不打”，“打”还是“拉”，以及“打”“拉”的程度。解放战争时期，中原新区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从“打”到“拉”的调整过程，亦即从排斥、隔阂到争取、融合的过程。在战略反攻后开辟的新区，中共及时调整、纠正土改和地方工作中对知识分子的排斥问题，确定了对知识分子的吸收和使用政策，不仅有利于扩大统一战线，建立并巩固解放区，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新区发展过程中的干部短缺问题。尽管如此，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吸收和使用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
一方面，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大量吸收和使用不免会引起工农的误解。在郑州的接管中，贫民埋怨中共进城后“忘记了他们，宣传中没有一句提到贫民”，“对知识分子与公教人员关心多，对工人、贫民关心少”。在陕南，一名干部在整党会议上公开抱怨“自己没有文化程度，吃不开了，还是那些地主出身的中学生、大学生吃得开，恨自己家里穷，小时候读不起书”。此外，知识分子等一批本地干部参加地方工作后，新老干部由于出身与生活习性、知识与能力、政治修养等差异，亦难免发生隔膜和矛盾，干部的团结问题亦进一步凸显。1949年7月，张玺在鄢陵走访时即发现少数老干部与新知识分子干部之间已产生隔阂。
另一方面，中共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有一种“缘于阶级分析的担忧”，这种担忧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始终存在。尽管中共承认，与工农相比，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更容易开展，“老实正派的农民开始觉悟，要经过一个艰苦的启发过程”。然而，知识分子虽然容易觉悟，但立场不稳，斗争不坚决。因此，中共对于知识分子干部，一方面是大胆使用，一方面又极为小心谨慎，“因为他们只受了两个礼拜的训练，思想立场完全不是我们的……不能让他们去单独接近群众”。1949年秋，河南省委鉴于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中有的阶级立场不稳，分不清敌我界限，“且有个别投机破坏分子混入”，决定为土改为群运必须整党整干，重新学习，以克服思想上、作风上与组织上的不纯现象。对中共而言，对知识分子的吸纳和使用仍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责编：陆泓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新民主主义革命史”（LSYZD21012）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编 辑：陆泓江
审 核：杨 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