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携行干粮概指经过压缩、脱水制成的食物成品或半成品。作为现代战争的补给方式，其生产供给效能是考察军队后勤保障能力的重要参考标尺之一。抗战时期，为解决军队携行干粮补给问题，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粮秣实验场专事生产，后为促进产量提升，实验场调整为第一、第二粮秣实验厂，并筹设战区分场以图就近补给。但因原料供应不足、隶属关系迭变、场地设备受限、交通运输不畅及场址选择不当，两厂及各分场生产效能终未大幅提升，实际供给能力有限。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携行干粮 制造 粮秣实验场
携行干粮概指经过压缩、脱水制成的各种食物成品或半成品，具有单位重量或容积中卡价最大限度，蛋白质、脂肪、糖等含量符合规定给养标准，每餐分量包装，野战条件下可长期保存与运输，可迅速烹调等特点，是战时军队食品保障的一种特殊形式，对保证战斗力有重要作用。
携行干粮我国古已有之，春秋战国时期的糗粮、三国时期的馒头、隋唐五代时期的面饼、明代戚家军的光饼皆具携行干粮之实。随着战事由平面转为立体，防空设施、精密仪器与兵力的增加，在前线阵地设灶炊事不甚适宜。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于军队携行干粮生产并未有特别设计。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采取粮饷合一、屯粮价拨的方式，按月将饷银与伙食费拨发部队，由军队自行采买或军需部门购办粮食，并无制式携行干粮之配给，所以“一旦对外作战，最前线战斗人员常因急速行军，缺乏携带干粮，而不能达到任务”，携行干粮的重要性渐显。为解决携行干粮补给问题，国民政府军政部在江西设立了粮秣实验场专事干粮试制与生产，后将该场调整为第一、第二粮秣实验厂并筹设战区分场以推进生产，但囿于多方原因，其产量仍不能满足战时作战部队实际所需。然而即便如此，作为现代战争的重要补给方式，携行干粮生产已是时代进步之一端，其实际效能亦为考察战时后勤保障能力的参考标尺之一，值得研析。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时期国民党部队军粮的研究，多集中于军粮筹备、供应及相关政策调整等方面，对携行干粮生产研究较少，对粮秣实验场这一特殊的生产机构更是鲜有涉及。本文试图通过对抗战时期粮秣实验场的考察，部分还原国民党军队携行干粮生产之貌相，希冀能对相关研究做一补充。
一、粮秣实验场的建立及调整
农业生产是作战的基础，是决定战争胜负最基本的条件之一。我国向为农业大国，但受历史、地理、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人均耕地少、农作物分布区域分明、产量不均的特点，粮食长期不能自给。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应对粮食问题，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粮食运销局、全国稻麦改进所，研究农业技术改良办法，处理粮食购销、仓储、运输事务，改进稻麦品种，并试图通过推行“中国米麦自给计划”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促使国民政府开始加速抗战准备工作。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国防建设”问题，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原则。在农业方面，着力于肥料制造、种子选择与农作方法的改良，将粮食的自给自足作为初级目标。在这一背景下，1936年2月，军政部军需署开始制定战时粮服筹备计划，目标为初步构成能满足350万人所需军粮的供应体系。5月，计划设立南昌粮秣实验场，试制携行干粮。之所以选择在南昌建立粮秣实验场，一是南昌交通运输便利，公路、水运发达。二是江西土壤、气候适于粮食作物生长，1931至1936年间，江西的粮食产量一直位居全国前列，粮食储备相对充足，以谷米为例，“除供本省自用外，年有余额运济邻省”。三是江西粮食市场层级完整、分工较细，技术与市场都较为成熟，南昌的碾米业尤为发达，碾米厂达150家，为全省之首。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围剿”苏区的目的，南昌行营曾于1933年设立江西粮食管理局，专事封锁苏区粮食供应，并负调查、购屯、储押、运销、积谷、接济及粮商管理之责，江西成为全国最早进行粮食统制的省。行营结束后，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江西分行为救济米荒，便于调剂军粮民食，附设粮食储运部，延续了粮食统制机能。
1937年2月，粮秣实验场正式成立，设场长1人，课长5人，技师、技士、技佐、科员、司书20余人，配士兵30余人，另雇用工匠80余人，按采办、制造、储藏、发放的分工进行工作。由于面积狭窄，军需署仅命该场进行干燥米与干面包试制，附带开展江西各地粮食产销状况调查、仓库设备研究、东西各国军粮名著翻译及训练制造野战干面包的学徒等不需大场地的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主要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南昌粮秣实验场两次被炸，设备虽幸而未损，生产却受较大影响，遂奉命迁址。12月，粮秣实验场迁往湖南桃源，将碾米机器运至桃源中学，将面包机器运至离桃源25公里之水溪，并从武汉购买发动机及电机补充当地电力之不足。然而，日军的轰炸并未停止，桃源面包场灶炉工具损坏严重。为躲避白天日机的肆虐轰炸，烤炉修复工作只得在夜间进行。次年1月，工场修复大致完成，粮秣实验场干面包试制缓慢恢复，但仍无规模产量。
武汉沦陷后，干面包生产所需面粉、酵母等原料运输发生困难，粮秣实验场被迫沿水路向芷江以西一带迁移，复因芷江原料缺乏、交通不便，设场困难，实验场只得一面继续迁运，一面派员到川黔两省寻觅场址。在综合考虑生产要素供应后，勘定四川富顺为场址，并初步拟定将自江西迁出的机器运往该地安装，后因车辆运力不足，机器被迫搁置于辰溪、镇远等地，复产一事暂行停滞。迁移期间，粮秣实验场在沅陵、重庆、汉中（凤县）三处另设分场，继续生产，供应前线。
1940年初，为应对产粮区大面积沦陷、大后方粮食歉收及各方争购而导致的粮食危机，国民政府改变了军粮供应制度，实施粮饷划分、主食公给，同时撤销军需署储备司粮秣科，专设军粮总局负责经理全国军粮一切事宜，粮秣实验场遂被拨归该局管理。同年4月，军粮总局为执行蒋介石“对于下期攻势即从速准备，为谋部队行动便利起见，所有携（行）干粮更为从速妥为筹办”的训令，制定出详细计划，要求粮秣实验场于当月完成“每战区各设一场（干粮工场）”的任务，在洛阳、上饶、老河口等地设立战区分工场，并计划按生产能力将分场定为甲、乙、丙三类。甲类日产1.2万小袋（每小袋内装200克干粮），乙类日产1万小袋，丙类日产0.8万小袋。其中洛阳为乙类干面包场，供应一、二战区；上饶为甲类蒸米场，供应三战区；老河口为甲类干面包场，供应五战区；临时军粮处仍设广元，少量制造饼干、蒸米，对不足各方略作补充。另外，将重庆工场、沅陵工场原有存货配发给三、六、九等战区备用；凤县工场存货配发给一、二、八、十等各战区备用。
同时，为通盘筹划改进携行干粮生产，军粮总局也对粮秣实验场机构设置进行了较大调整。将粮秣实验场重庆工场改为第一粮秣实验厂，广元临时军粮处改为第二粮秣实厂，并改订组织规程及编制表。根据该规程及编制表，“粮秣实验厂设立地点及业务之分配由军政部军粮总局拟定，其名称以第一、第二次序冠之，但各工场为供给前方需要，得于战区内设立工场或数战区并设一场，所需职员则由厂派之，至设场地点、业务分配应由军政部军粮总局指定其名称，以所在地之名冠之”，各场设立“总务课、会计课、工务课”，设“厂长、副厂长、课长、课员、技术员、军医、司书、特务队队长、职工及学习职工、士兵”等职，并规定厂长、副厂长为一等军需正，技正为上校，课长为二等军需正，课员为三等军需正或一、二、三等军需佐，司书为准（少）尉，军医为一等军医佐，特务队队长为少（中）尉，工务课技正为中校，技士为少校、上尉级别。
通过此次调整，军粮总局不仅强化了粮秣实验厂的军事属性，还结合军需署筹设战区干粮工场计划，确定了以第一、二粮秣实验厂为主体，第一粮秣实验厂下设沅陵工场、凤县工场、富顺工场、老河口工场，第二粮秣实验厂下设广元蒸米工场、广元机器饼干工场、洛阳饼干工场、上饶蒸米场的生产布局。这一布局延续至1944年第二粮秣实验厂裁撤，嗣后携行干粮生产全部由第一粮秣厂及其分场承担，直至抗战胜利。
二、粮秣实验场及各分厂的生产
粮秣实验场成立之初，对携行干粮的生产定位并不十分明确，主要试制对象为干燥米与干面包。干燥米非严格意义上的携行干粮，但由于普通国产稻米水分含量较高，不耐贮藏，且品质低劣，不合卫生标准，不利于携行加工食用，而南昌一地碾米技术较成熟，该场遂将其列入生产对象。实验场采用自动间歇烘干机对谷物进行烘干后另行碾制的工序，确保被处理的大米成为“合于营养、卫生之食用” 无砂净洁之干燥白米 ，并以大麻袋90公斤，小麻袋30公斤的分包要求进行分装。
与干燥米相比，干面包耐久贮藏，便于携带食用，是“现代战时携带口粮之最要者”，各国大都设置相应的专业工厂积极制造，并进行大量储备。粮秣实验场创建之初，为优化技能、提高产量，曾专门聘请德国技师邱尔慈进行生产技术指导，面粉自军需署拨领，番薯粉、鲜酵母、小茴香自上海购置，调味剂之糖、盐则在江西一地购办。由于干面包制造工序稍复杂、所需配料较多，试制期间“每月制成48000公斤，分装24万袋，每袋200公分（克），供给每人一日之携带试食量”，但据该场估算，正式开工后，日夜分班工作，“每月可制成72万袋（每袋200公分），可供给72万人一日之食用”。
1937年4月，粮秣实验场向军需署提出扩产要求，希望通过配备新式加工设备提高产量，达到每月产出每袋净重200磅（约90公斤）的白米23000袋的目标。同时，扩大干粮种类，试产胚芽米、压榨膨胀米及肉制产品，配套铁罐生产与杀菌设备，备装肉食与蔬菜。
对于粮秣试验场的扩产要求，军需署认为实验场选择的南昌东南之温家圳“非产谷丰富之区，扩充碾米场址于该地殊不相宜” ，命令实验场重新选择湘鄂皖赣四省均可提供足量原料的地点开工，并指出应对原料先行检验。也就是说，场区扩充地的原料量要足、质要优。至于屠宰、罐头等场的建设构想，军需署直指彼时的主要工作任务应是从速在南昌场区进行压榨膨胀米及马秣生产。由于无法找到符合军需署要求的生产场地，粮秣场扩产计划被迫搁浅。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敌机任肆轰炸，前线不能举火，阵地士兵给养至感困难，遂改发干粮，大量制造饼干、锅块、光饼以利接济”。是时，粮秣实验场提请配给每名官兵5日以上之干面包与大头菜作为携行军粮，以补充前线作战部队供给之不足。军需署认为可行，指令该场“加工赶制面包，应将出产数量按旬列报以凭随时拨运，暂不必装箱，即将小袋灌入麻袋包装即可；利用商厂仿制面包，着先由该场火速派员与内地各厂洽商，代为尽量仿制，随后再由部设法购收厂机专用；训练工师制储光饼”，并强调“现在军事紧张，凡属该场应办者务宜切实负责加急赶办，不得瞻徇稍延致有遗误”。至此，粮秣实验场生产全面转向干面包制造。由于尚处迁移之中，桃源场区的面积、设备、人员均难以保障，该计划无法完全实施，实验场决定新设分场增量生产。
（一）沅陵手工工场。1938年12月25日设于湖南省沅陵县城外5里之白田头，生产原料为滞留桃源之库存，厂房、仓库、宿舍则为新建，共建烤炉8座以供生产。1939年1月29日试炉开工，2月下旬起昼夜赶工。全场共有工人250余名，每天产量30000小袋（每袋200克）。但仓库较小，仅能容纳一周产量，需每隔数日从后勤部仓库提运。
（二）重庆手工工场。1939年1月16日设于重庆江北溉澜溪之丰裕火柴厂。生产场地为火柴厂旧有厂房，新建烤炉14座，招募300余名职工进行生产，2月4日开始试炉烤制。相较于沅陵工场，该场生产状况相对平稳，面粉及其他原料均购自复兴面粉公司，预估800人分班工作，可日产干面包5万小袋（每袋200克）。
（三）汉中（凤县）手工工场。汉中地处秦岭、巴山之间，是连接西北、西南大后方的咽喉要塞，气候适宜粮食作物的成长，成为新建工场的优选之址。但1939年间恰逢陕西大旱，“物价昂贵，大量采购原料尤感困难”，且战时内迁汉中的军政机关多达100余家，短期内难以找到合适的生产场地。经过实地踏勘，汉中所辖的凤县背靠秦岭，周边群山环绕且远离战争前线，途经此地的宝鸡至双石铺的轻便铁路也已通车，加之“宝鸡、甘肃青盐价二角余，来源甚旺，山多木柴，燃料丰富”，探勘选址人员认为在凤县设场较为适宜。另一方面，“汉中后勤部第一办事处仅有汽车15辆，即全拨运粉尚感不敷应用。陕西战时物产调整处现统制全省橡轮大车，宝鸡赴汉中单程须8天可达，每车容重一吨，最廉运粉每包运费3元计，20000包粉月须大车500辆，运费即需6万元，押运员工需人更多，人力财力俱不经济”，因此后勤部也认为在凤县设场较为适中便利。据此，军需署指令粮秣实验场在凤县筹设汉中工场。凤县工场于当年11月开工后，70余名职工进行生产，初期每日试制干面包所用面粉仅10余包。
沅陵、重庆、汉中三分场均采用手工方式进行干面包生产，这对工人提出了较高的技术要求，加之沅陵分场仓库过小，重庆工场包装材料不足，汉中分场除了包装干面包所需之“小布袋及麻袋均不易购办”外，来自后勤部的原料面粉更是“有霉味，粉块多，且每包重量亦均不足”，粮秣实验场测算三处每日可制成干面包10万小袋，如能日夜生产，产量才有可能增加。1940年4月，粮秣实验场调整为第一、第二粮秣实验厂，对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促进。
（一）第一粮秣实验厂。受战事影响，粮秣实验场迁设工作至军粮总局成立时仍未完成。军粮总局成立后，粮秣实验场曾准备在长江重庆段下游的唐家沱建设新场，后因与52兵工厂产生用地矛盾，只得继续在溉澜溪租房生产。粮秣实验场调整后，该地成为第一粮秣实验厂所在，主要产品包括干燥米、熟米、胖米饼、干面包与官长饼干等。另外，该厂还试图进行罐头肉、牛肉干、猪肉松、兔肉干、鱼鳌干；豆瓣酱、固形酱油、豆腐乳、酱菜；皮蛋、卤蛋、糟蛋；橘饼、柿饼、蜜枣、桂圆等副食的制造，但并未量产。其附设的沅陵工场、凤县两分场，干面包生产较稳定。1941年1月至6月第一粮秣实验厂共产干面包6808192小袋，其中沅陵工场与凤县工场共产4430192小袋，约占总产量的65.1%。
（二）第二粮秣实验厂。广元县与甘肃、陕西交界，是四川与中原地区的交通要冲，主要农作物为稻米、大麦及玉蜀黍等，产量颇丰。军粮总局将设于该处的临时军粮处改设为第二粮秣试验厂，主要生产士兵军用饼干与蒸米。战时饼干配料来源缺乏、价高，制造机械购买困难，故而该厂所产士兵饼干以土制面粉为主要原料。此种饼干色泽较白，不添加油脂，较易保存，且不影响营养成分。另一产品蒸米，“选颗粒整齐之大米（以5分糙米为宜），以冷水洗涤，去其灰糠粕，继以热水浸渍，使米粒充分吸收水分，一俟湿透，即置蒸笼内以蒸汽蒸熟之，为免互相粘着米粒破裂及受热不匀”，煮熟后置于70—90摄氏度的烘台，烘至半干后再放入烘房内烘烤，直至成为硬度相当之“米砖”，蒸米制造完成。其热量与饼干面包相近。据测算，如每人每日食用蒸米一磅半，再佐以副食品，可维持基本健康。第二粮秣实验厂附设之洛阳饼干工场因战事关系及原料粗劣，上饶蒸米场因原料缺乏，产量低迷，多次停工、复工，甚至裁减半数职员，大部生产任务由第二粮秣实验厂主厂完成。
三、携行干粮生产效能分析
作为国民党军队携行军粮主要生产机构的粮秣实验场，自成立后虽屡遭空袭，继而被迫迁址，面临无地新建等问题，但仍尽全力进行生产，供给军队。据统计，粮秣实验场调整之前，自1937年4月开工至1938年11月二次迁场，共生产干面包5309062小布袋，产品先后拨解庐山暑假训练团、军需署南京临时仓库、第三战区兵站总监部、后方勤务部经理处及其野战粮服仓库等机构，按实验场预设每人每日配给一袋计算，可供应530余万人一日之用 。调整后，实验厂产能有所增长，“若按该两厂各地工厂现有设备，每日合制各种干粮99000份，暂以3个月新陈交换一次，可制官长饼干63万份，能供16万人2日份携带干粮之用；士兵干粮约制780万份，亦可供200万人2日份携带干粮（1次补给需要800万份）”。
以第一粮秣实验厂为例，该厂（重庆工场、沅陵工场、汉中工场）1940年1至6月共制成干面包2292854包，发出2880656包（含库存）；生产饼干36479包；生产蒸米126859份；以干面包每人每日配给一袋，饼干每人每日配给2袋，蒸米每人每日配给一份计算，共计可供732万人一日配给（以产量计算，每人只发一类）。1941年1至6月共制成干面包6808192包，发出4751665包；生产饼干106968包，发出44包；生产蒸米822730包，发出60000包；仍以1940年标准核算，共计可供2304万人一日食用。两相对比，产量明显增长。同时，供给范围较粮秣实验场时期有相当之扩大，产品除补给后方勤务部配给部队外，还直接拨发新编第25师、卫戍特务营、第15补训处、第16补训处、军部特5团、野炮13团、宪兵第3团、第16补充兵特训处、江北兵站总监部第3分站、后勤部第5分站（汉中工场直拨）、军需署及军粮经济会议秘书处等。
但即便如此，以后勤部提供的各战区员兵人数320万为标准，军粮总局测算“各场（第一、二粮秣实验厂及所属分场）现有产力日制99000份（各种干粮），计算每月共制2772000份，仅可供给70万人2日份携带干粮，按此比例约须5个月方可普遍补给一次”，即各场每月全力生产干粮总量仅够70万人2日的供应量，与实际需要差距较大。造成这一状况的因素是多重的。
第一，战时粮荒导致原料供应不足，产量受限。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各省粮食丰收，粮价较为稳定，军粮供应可满足作战需求。武汉会战后，东南产粮区沦陷，长江中下游航道被日军控制，军粮民食运输严重受阻，粮价迅疾上涨，“如果以1930—1936年平均粮价为100%，后方二十城市之统计指数，1937年12月为127%，1938年12月为130%，1939年12月达220%，1940年6月涨至424%”，加大了军粮收购难度，粮荒问题日益凸显。“单只重庆一市每天消费数量就要三千余担，而且粮管局移交下来的仓库已经是颗粒无存”，携行干粮生产受到直接影响。以第一粮秣实验厂（重庆工场、沅陵工场、汉中工场）干面包产量为例，1940年1至6月分别为434475小袋、431832小袋、419007小袋、394440小袋、363490小袋、249610小袋，月平均下降率接近10%。
第二，隶属关系迭变与管理机构叠加，责权不清。
军政部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最高后勤管理机构，掌理“陆海空军之建设改进，人马之维持补充，交通通信之整备及全国总动员之筹划；陆海空军费、粮秣、被服、装具、营缮及其他军需品之筹办分配，场厂仓库之建设管理及民间有关工业资源之利用；军械枪弹之筹办分配，场厂仓库之建设管理及民间有关工业资源之利用”，粮秣实验场建立初期即归该部军需署管理。
粮饷划分制度实施之后，由于粮食补给地域性强且涉及人数众多，1940年军政部另设军粮总局“以专责成”，粮秣实验场转隶该局。军粮总局的成立虽为军粮供应提供了组织保证，但由于无法统筹运输问题，导致补给迟滞。1942年军粮总局撤销后，第一、第二粮秣实验厂转隶军需署粮秣司。1944年，为保证部队人马、器材、弹药、粮服、装具、医药统一补给，第一、第二粮秣实验厂又改隶后勤部。九年间四易主管机构，每一次变更都引发粮秣实验场内部人事变动与业务交接，生产受到影响。
另外，为便于距离较远的战区分场运输粮秣，蒋介石在1942年2月8日密令撤销军粮总局的同时，命军粮总局将“原有业务移交后勤部以及各地兵站与粮政局办理”，这就出现了分场“系统上归本厂管辖”，但受各驻在地之兵站总监部指挥及驻在地军粮局直管的情况，如第二粮秣实验厂的洛阳分场如遇急事就径请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指示；又如应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要求，第二粮秣实验厂上饶蒸米场被拨归驻赣军粮局监督指挥，使总厂难以有效统筹分场生产。
第三，场地与设备受限，无法进行规模生产。
粮秣实验场建立初期即因场地受限而无法进行大规模生产，后又因战事影响被迫不断迁移，正常生产尚不能保证，遑论扩能提效。迁建期间虽曾动议在富顺建立总场，却因该地交通不便而放弃，最终将干面包、饼干生产主力——第一粮秣实验厂定址在战时用地极为紧张的陪都重庆。多次踏勘之后，第一粮秣实验厂拟选址长江重庆段下游唐家沱，但与已落户该地的军工厂用地发生冲突，只得放弃。
设备方面，第一粮秣实验厂接收的原粮秣实验场桃源场区机器，至1940年3月，“除小米机一部现已运至富顺外，其余自动碾米机一部分及小米机一部、胖米机十部，面包机连动力机共约70吨，尚均搁存镇远”；“80匹煤气动力机底座、飞轮、湾地轴、煤气缸、登头、地轴、绞龙、铁板、底架、烘干机烟囱、炉底烘网、面包煤机底座、炉管、柴油、车油” 等总计约60吨的机器设备、配件及燃料滞留湘西辰溪，直到1942年才运抵重庆。第二粮秣实验厂将原有手摇式压面机运往洛阳工场后，曾提请购买压面机提高产能，然而军粮总局在回复“查现时压面机不易购得，暂可从缓”后便无下文。
第四，交通运输不畅，原料供给与产品出运困难。
军粮补给有数量大、时间紧、变动多等特点。粮秣实验场在选址、迁设及机构调整的过程中，虽尽量选择交通便利之地设厂生产，如在沅水中游之沅陵，铁道路轨已铺设之凤县，川省交通咽喉之广元，但原料供给与产品出运仍多有不便。如第一粮秣实验厂加工所需之稻米，自绵阳水运至渝途中多次遇险，船只沉没，虽紧急打捞救援，然而“谷质已变成空皮，米质俱已消失，且生霉臭” ，浸水稻谷既不能碾制，也不能做任何食品加工，只得算入日常损耗；又如该厂生产之干面包，1939年间因提运缓慢以致仓储发生困难，1940年3月间将每日产量暂行缩减后，仍无法运出，导致该场已无法存贮。
第五，场址选择不当，无法有效推动生产。
粮秣实验场自南昌迁出后，不断找寻合适的生产场地，曾在湖南桃源短暂复产，终受战事影响及仓库所限而被迫迁移，其设备陆续迁至重庆工场后，又受重庆粮食供应不足影响，无法规模生产，以第一粮秣实验厂1941年1至6月干面包产量为例，重庆工场产量为2378000小包，而沅陵工场产量则为3395220小包。另以第二粮秣实验厂所设的广元工场、洛阳工场、上饶工场携行干粮生产为例，1941年1至6月间，因受所在地原料与设备所限，三场中除广元工场生产饼干36480小包，蒸米822730小包外，其余两场产量为零。
结 论
抗日战争是一场历经14年的现代战争，前所未有地考验着军队的后勤保障能力。作为后勤补给的重要内容，优质的携行干粮既可以维持官兵较好的营养状况，又可以降低野外炊事带来的被袭风险，从而保存战斗实力，故而一直受到英美日等国的重视。抗战爆发后，冯玉祥也曾提出在米麦不丰之地制造杂粮煎饼的建议，认为煎饼原料成本低、易携带、易保存、食用方便，是解决对日长期作战所需军食的重要方法之一。
然而纵观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携行干粮生产，从南昌粮秣实验场时期到第一、第二粮秣厂时期，品种单一，仅有干面包、饼干、蒸米三种，以致到1943年“迄无合乎营养原则之干粮出现”，对战斗力的提升并无大益；产量不高，如以1941年1至6月全国陆军官兵3649644人核算，一、二两厂及分场6个月所产携行干粮仅够全国官兵食用6日，作战人员仍以米麦生粮为常规军食。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重的。外部原因，农业生产周期长、波动性大，国民政府虽然在战前采取了一些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但随着战争全面爆发，农产品“滞后效应”逐渐显现，导致携行干粮生产所需原料供给困难，加之战时交通受阻，原料、设备、产品均通行不便，大面积场地难觅，更使各厂开工不足。内部原因，粮秣实验场隶属关系迭变、管理机构叠加，蒋介石还提出“色香味皆需不美，以免士兵闲时零吃，必须俟饿时才能下咽，以符携带粮秣之本意”的生产要求，使得各厂缺乏内生动力，多年来仅限于低量、低质生产，造成产品实际补给能力受限。尤为重要的是，粮秣实验场的生产计划不明确，没有产量目标，亦不固定配给终端，致使产供脱节。但应当承认，粮秣实验场的历史存在反映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携行制式干粮的一种尝试性生产，是不应忽视的进步。（责编：廖利明）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编 辑：宋泽龙
审 核：杨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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