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根植于人民之中，开展隐蔽斗争，为发动群众、巩固组织、解放南京发挥了特殊作用。通过对南京市档案馆所藏这一时期南京户籍卡档案的研究，有助于探析南京地下党的隐蔽策略、群体特点、组织运作、工作体系和巨大能量，深化民国史的跨学科研究。
［关键词］ 解放战争时期 南京地下党 户籍卡档案
从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南京是国民党和汪伪统治的核心地带。在这个特殊的空间中，中共地下党的生存极为困难。1927年到1934年，党组织经历了八次大的破坏，谢文锦、孙津川等多位书记相继牺牲；1934年到1939年，甚至经历两个“无党员时期”。抗战时期，南京和周边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百万人口的南京城中，国民党党、政、军、宪的机关工作人员达11万，南京警察厅的在册警察也有9700余人。虽然全国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但在南京，敌强我弱的极端困难局面一直存在。有人统计，从中共开始在南京活动至1949年南京解放的二十多年里，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9次遭到破坏，“113名主要负责人中，32人先后英勇牺牲”。
“寇可往，我亦可往”，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地进入南京。“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是中共中央确定的地下工作指导方针，如何将其与南京的实际结合起来？如何在敌人的心脏里潜伏下来，谋求发展，开展工作，掌握群众，造成打击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这关系到南京地下党的战略和策略，是摆在南京地下党面前、关系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解读南京市档案馆所藏这一时期的南京户籍卡档案，可以看到，南京的中共地下党出色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必须指出，这一时期的南京户籍卡档案是国民党政权留下的，他们进行户籍调查和统计时，共产党人不可能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相反，共产党人必须有清晰的亲属关系，“合理”的居留理由，“正当”的事务和职业，频繁、大量地使用化名。“大隐隐于市”，才能在百万南京人民的汪洋大海中不动声色地生存下来，这就给今天识读南京户籍档案背后的巨量信息带来了特殊的困难。
我们的尝试是初步的，敬请专家指正。
一、南京户籍调查和户籍卡档案
1927年6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南京特别市暂行条例》，确定了南京作为特别市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地位。1928年至1929年，国民政府先后出台了《户口调查统计报告规则》和《人事登记暂行条例》。1928年8月至10月，南京市便开展过一次大规模的首都户口调查活动，开始登记人口的出生、死亡、婚姻、继承、分居、迁徙、失踪等内容。随后，国民政府于1931年颁布《户籍法》，1934年颁布《户籍法实施细则》，“但由于该法条文太过繁琐，极难操作，而且只注重法定人口而忽略实际人口，不能适应军事时期之需要，因此只有云南、察哈尔两省及少数县级机构进行试办，成绩大都不佳”。1936年7月4日，南京市还组织了以市长马超俊为总团长、约5000名调查员的队伍，对全市十六万九千余户进行户口总复查。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的户籍统计随即中止。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户口清查作为施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有效地完成户籍调查，国民政府不仅委托内政部负其责，还于1946年1月3日修正公布了《户籍法》，1947年3月12日公布了《户口普查法》，相较于抗战前，户籍调查的内容也规定得更为详尽。
1947至1948年，国民党当局在南京连续开展了两次“户口总清查”与“户口总复查”，留下了以人口户籍卡为主的人口户籍统计档案近200万份。2006年底，南京市档案馆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石佛寺仓库接收了这批原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留存的户籍资料，并对其中150万张户籍卡（含户卡和口卡）进行了电子化。2015年6月，民国南京户籍卡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批档案客观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到南京解放前夕南京市居民的人口状况，十分珍贵。
根据这次户籍调查，到1948年9月止，南京特别市共有409保，7850甲，254055户，人口共计1333891人，其中男性750138人，占总人口56.24%，女性583753人，占总人口43.76%。在这次户籍调查中，还统计出南京人口中本籍人口有516914人，占总人口的38.75%，其中男性284102人，占本籍人口的54.96%，女性232812人，占本籍人口的45.06%；外省市人口815933人，占总人口的61.15%，其中男性465494人，占外省市人口的57.05%，女性350439人，占外省市人口的42.95%。外籍人士1044人，其中男性542人、女性502人。外来人口占大多数，跟南京作为国民党政权首都的属性有关；在一个外来人口比比皆是的城市，地下党的活动有“天然”的便利。
户籍卡的内容具体而繁琐。每一户建有户卡，户卡主要登记户别、户主、地址、保甲番号，还需要登记本户所有人口内容，包括称谓、姓名、别号、性别、年龄、出生年月日、本籍、寄籍、身份证号、职业业别、服务处所、党籍、宗教、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本地年月、废疾及身体上特征、异动登记等。
每一个受到户籍调查的个人，都要填写口卡，有些口卡为户籍登记本人填写，则更为珍贵。口卡正面有编码、户主姓名、本人姓名、别号、性别、教育程度、职业、服务处所、年龄、出生年月日、本籍、寄籍、特征、与户主关系、家属人数、居住本市年月、身份证号、公民资格宣誓时期、公民资格宣誓地点、兵役起役、兵役除役、住址、保甲番号、住址异动登记、义务劳动、附记等二十余项内容，并须粘贴本人证件照片。除此之外，还需要登记指纹。
根据这批历史档案，我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看到解放前夕南京人口结构的详细信息。一些特殊的户籍卡，还透露了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如1946年5月，设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重庆局）迁往南京，继续进行国共谈判，由周恩来总负责并改称为中共中央南京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办公地点设在国民政府附近的梅园新村，直到1947年3月。通过其户籍档案，可以检索到工作人员名单34人，户主是周恩来，工作人员的身份包括军政、记者、勤务、家属等，多出生在1910至1930年之间，除周力行等4人为大学学历外，教育程度以中小学居多，籍贯则来自天南海北，为数不多的几位女性，以家属的身份出现。
户籍调查是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常用手段之一，但国民政府开展户籍调查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清查出隐藏在南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像周恩来这样能公开以合法身份居住在南京的共产党人毕竟只是个案，绝大多数地下党人、包括南京解放前最后一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都只能以其他身份来掩护。1948年7月，她在总结两年多的地下工作时指出：“敌人控制力量强大，使南京城的政治环境过去和现在都处在很艰难的情况中，造成了我们工作条件的许多困难，迫着我们更小心地、慎重地进行工作。”严峻的工作环境造成的人为信息失真，要求研究者综合其他资料，对户籍档案进行二次甄别，以最大程度地抽取其中的历史信息，彰显户籍卡相关内容的历史价值。
实际上，有关部门在对100多万份的南京户籍卡进行扫描时，根据之前多年积累的人物线索和新发现的组织资料，也无法找到陈修良本人，而陈修良明明就在其中。后来，工作人员通过其回忆文章中提及的住处“武学园3号”，逆向搜索到所在地址的户籍卡，并通过对照粘贴在户籍卡上的照片，才得以确认其中寄住在一个柏姓户主家的“程兰如”就是陈修良，而陈修良的各种传记和回忆文章，并未提及这一化名。
市委情报负责人卢伯明，按本名检索没有查到，在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也未发现有效线索，后根据《解放战争时期的商报南京办事处》一文中的一句话，“情报部负责人卢伯明（化名鲁道麟）……还是在中央商场二楼租了一个店面（实际是一个摊位）”，最终检出“鲁道麟”的民国户籍卡，户籍卡上填写的服务处所正是中正路中央商场，“摊住30号”，本籍、出生日期也核对无误。户主却为“唐季平”。
并非仅有身处高位的地下党员使用化名隐身，普通党员同样如此。地下党员曹琬祖籍安徽歙县，因祖父在南京购置了房产，全家定居南京，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底任金陵女子大学支部宣传委员。曹琬早年就定居南京，理应能查到其户籍档案，结果却没有检出。我们在南京市档案馆藏《南京市私立明德女子中学学生学籍家况登记表》中获得了其父亲姓名：曹髯公，随即在户主曹髯公名下，检出姓名为“曹毓苾”的民国户籍卡，经比对确定“曹毓苾”就是曹琬。
跟影视剧描绘的场景不一样，地下党“市委全体会议开得极少，往往只是三个人在一起开会，再多的人就有危险了。我出门寻人，经常走小巷子，转弯抹角地绕圈子，下雨天带伞，夏天戴黑眼镜，从不进电影院、商场、旅馆、茶楼、酒肆、公园、游乐场所，真正是隐姓埋名在敌人的心脏中进行地下活动”。千百个“程兰如”就这样活动在南京，于无声处听惊雷，他们最终与渡江部队一起，迅速地解放了南京。
在貌似枯燥的百万户籍卡档案中，找寻隐身其中的中共地下党，有关单位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基本还原了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地下党的组织架构和骨干人员构成，初步揭示了一段貌似平静、实则腥风血雨的历史，丰富了我们对中共地下党斗争艺术的认识，也深化了对建党精神的理解。
二、南京地下党的隐蔽策略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南京地下党化身于百万南京人民之中，成功地躲过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搜索侦查、围追堵截，出色地承担了自己的使命，生动地诠释了这一命题。
抗战胜利后，根据形势发展，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城市交通要道的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凡我不能切实占领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中的工作，必须仍作长期打算，积蓄力量，以待将来。……在城市与交通要道，应尽可能留下不暴露的力量。并须派遣大批干部潜入国民党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机关和铁路、工厂、矿山、市政、银行、学校里边建立工作，利用合法，团结群众，以便将来更有力地进行民主运动。华中中共高层据此筹划统一领导南京城内的地下党组织。1945年9月，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与陈修良谈话，“决定派我去城工部工作，并设立城工部的派出机关——南京工作部，全称是‘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任命我任南京工作部部长，驻地是六合县”。“当时南京城内党的活动有几条线，彼此不发生关系，工作很不协调。这些组织有：城工部领导的南京工委，苏南、淮南、皖江等区党委派出去的一些党的组织，和六合、江浦等县的党员”。全部党员约220人。后工作部改为南京市委，陈修良为书记，刘峰为副书记。为防止意外，“南京市委仍属分局城工部领导，不能与公开的中共代表团有任何联系，只能互相呼应……彼此之间如有互通情报的必要，只能通过华中分局”。陈修良脱去军装，换上“旧时装”，渡江到镇江，再坐火车到南京。“南京城内，特务如毛，身入者确有‘虎穴’之感”。她先住在朱启銮家里，不久在外找了两间房子。“因国民党要查户口，我们来历不明，恐怕出事。我就迁入柏焱、柯秀珍同志的家里，他们有一个婴儿，我就算是他们的‘姑妈’。柏焱和柯秀珍都是中学教员，这地方在中正路武学园三号的楼上，我住在右面的厢房，市委也常在那里开会”。陈修良给自己定的职业是“家务”。副书记刘峰则化名“汤健行”，自成户主，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财务部清理储备银行总署”谋到了差事。朱启銮化名“朱金波”，以大学学历在石鼓路41号做上了“教育”工作，在居住南京时间一栏中则填写为17年。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王明远化名“王绍华”，燕京大学毕业，寄住在户部街64号“姨表兄弟”马卓然（户主）家，职业为培育中学“教员”，调查户籍时到南京才两个月。
这种策略就是陈修良所总结的，“地下市委的组织必须严密。市委不设机关，干部职业化、社会化，立脚在群众之中”。这体现了1941年周恩来在南方局工作会议上关于国统区斗争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即地下党员要“勤业、勤学、勤交友”，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三勤三化的中心是社会化，“党员及干部有了社会身份，同普通群众一样生活，就能够在社会上立住脚步，在群众中扎下根”。藏身于群众之中，是南京地下党潜伏下来、实现工作目标的根本性原则。
藏身于群众之中的地下党，生活的样态跟那个时代非常合拍，看不出异样。刘峰就像一个四处寻找机会的精明生意人，和当时的体制实现了无缝连接，“为了掩护工作和维持生活，就和马卓然同志在兴中商场作起五洋生意，根据市场的行情变化，买进卖出洋烟、洋火、洋皂等，每天上午去一下，主要由马参加交易。1946年秋，我有位亲戚在国民党财政部钱币司任副司长，被任命为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清理处处长。经从重庆回来的我的大哥介绍，我到该处担任出纳会计，这样我不仅有了固定和较好的收入，而且可以作为地下工作的掩护。……又和清理处的一位科长合伙在建邺路开了一个合作肥皂厂。因为是合作社的性质，可以向国民党合作金库贷些款，利息较低，利用这些资金买进原材料进行生产，找了一位技师，雇了几个工人。由于物价不断飞涨，因之利润较好。我在南京大部分时间都有了较固定的职业，依靠自己的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也便于我长期坚持工作”。
在这样隐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之下，中共南京地下党从200多人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为了防止泄密，南京市委并未按地区来划分组织系统，而是按行业类别进行分工。除个别部门以外，南京市委下属各机构通常以委员会或独立的党支部形式出现。各方工作虽仍归南京市委统筹领导，但各工作口的分管部门也获得了一定的独立工作空间，对很多问题可以更加灵活地处理。这种划分体系也有利于党的隐蔽和安全，陈修良设想：“如某一部门遭受破坏，或发生问题时，不致相互牵累。”关于是否在市委之下建立区委的问题，她明确表示，淮海战役后“虽然这一问题也曾考虑与讨论过”，但最终“事实上除浦口地区因交通条件关系，曾建立有一个区委外，南京城内并没有建立过区委组织”。也就是说，南京市地下党组织体系的特征是市委统抓、行业口分工负责到底的工作机制。
尽管十二万分地小心，在国民党强力控制下的南京，组织的局部暴露仍是大概率事件。1948年1月，工人工作委员会委员彭原被叛徒李长荣出卖。李长荣是京沪线的铁路工人，1945年参加进步团体同心会，后入党，担任下关车站党支部委员。抗战胜利后，他向敌人自首，并在杭州参加了特务训练。1947年6月，李被派回南京，伪装革命，与车站支部委员张家元联系，要求与上级组织恢复关系，当时工委决定由彭原与其联系。第二次会面时，李长荣带领一批特务逮捕了彭原，同天被捕的还有下关车站党员张家元、孙罗礼，后来又陆续逮捕了马继善等５名党员，致使下关车站党的活动完全停顿。彭原与南京市委关系紧密，后者由此陷入危机。幸亏彭原扛住了酷刑，坚贞不屈，“拒绝承认党的关系”，使南京市委最终“化险为夷”。然而，南京下关地区党支部的工作却遭受了严重破坏，组织长期难以恢复。陈修良将此次事件称为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党一次最大的损失”。
面对严峻的局面，陈修良分析说，大城市的革命高潮必将到来，需要有“强大巩固的党”。为此，一方面，需要“严密党的下层组织，群众组织与秘密组织分开，避免给敌人破坏机会，加强党的秘密工作与气节教育，有计划的整编自己的组织”。另一方面，“不管敌人会不会迁都，兵临城下时，人民有大批逃亡的可能，只要城市里还留着人民，我们必须坚持着自己的工作，而且今天就应该考虑把党的基础建筑在可能留在城市中的人民中间”。
不惟组织路线如此，南京地下党的工作方法也紧紧依靠人民。南京的情报工作主要“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并不采取收买引诱的手段，统战对象有时常起重要的作用，有时候利用亲属关系也很有成效”。地下党陆庆良将这种工作方法形象地比喻为“酵母菌”：“一群酵母菌在面粉里面发酵，只看到面在咕噜咕噜地鼓起来，最后将面粉做成白馒头，但是你看不到这个酵母菌。不是一个酵母菌就能把馒头做起来的，它是集体的作用。地下党员就好比是发面用的酵母菌，能看到面发起来，却看不到酵母菌在哪里。”
留在人民中间的南京地下党最终和南京人民一起迎来了南京解放。
三、南京地下党的组织体系
1948年9月中共中央上海局研判局势，认为南京解放有望，同时南京城内的地下工作形势会更加严峻。因此，上海局要求南京市委对工作进行调整，既要注重保护和发展党组织，也要加强对敌研究，做好情报、宣传、策反和破坏工作，以便进一步配合解放军的行动。南京市委经过讨论，决定对组织机构进行一次大范围的调整。中共南京地下党的组织体系便在这次调整中逐渐发展成熟，至解放前夕，中共南京市委共形成了九个工作委员会和两个特殊系统。
目前，已经确认了这九个工作委员会、两个特殊系统175位地下党员的户籍卡，其中包括市委领导7人，即陈修良、刘峰、朱启銮、王明远、陈慎言、卢伯明和史永，他们在户籍卡中均用化名。学生工作委员会24人，工人工作委员会29人，小教工作委员会17人，公务员工作委员会6人，文化工作委员会21人，警员工作委员会17人，银钱业工作委员会18人，店员工作委员会9人，中教工作委员会（含卫生系统）9人，情报系统8人，策反系统8人，镇江工委1人，宣城地区1人。整个中共南京地下党系统在户籍卡档案中浮现出来：
1.学生工作委员会，于1946年5月进行了“充实调整”，由王明远任书记。1949年1月，改由盛天任任书记，王明远仍在市委中负责学委工作。“五二〇”学生运动后，学生党员的数量发展很快，学委又在1947年夏先后成立了大专分委、男中分委和女中分委。鉴于大学生是学生运动的主力，相应的组织工作更为重要，学委大专分委下又设立了中央大学总支委员会和各大专学校支部委员会。除了管理和发展学生中的党组织外，学委还要领导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等外围学生组织。
2.工人工作委员会，于1947年初由下关两浦工人区委和城内工人区委改组而成，由陈慎言任书记。工委于1947年夏秋之间又下设了中共两浦区委。1948年10月又先后建立了中共电信局总支和中共联勤总支。工委下属的重要组织多在水电、军工、铁路、码头等行业的工人当中。“党的关系由各委员分头联系”，各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是非常少的。
3.小教工作委员会，于1948年1月成立，杨华任书记。一年以后，小教工委改组为小教党委，由曹昭云任书记。该组织在市委中先后由朱启銮和刘峰负责联系。
4.公务员工作委员会，于1948年3月成立，王嘉谟任书记，先后由朱启銮和林征负责联系。南京当时有公务员13万人，这股力量无法忽视。该委员会主要是对国民党中央各部委所属的公务人员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调查国民党机关内的物资与人员”，以便解放时接收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5.文化工作委员会，于1948年10月成立，由王明远、黄可先后任书记，市委中由王明远负责。文化工作委员会分管了很多宣传工作，在1948年底又下设了新闻分委和艺术分委，分管国民党各报馆、剧团等文化团体内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6.警员工作委员会，于1948年11月成立，陈良任书记，陈慎言在市委中负责。该部门的“工作对象是国民党的警察与工人自卫队等组织”，主要工作包括在警察系统联络进步分子，发展部分党员，并注重“保护工厂，维持秩序，防止敌人破坏物资” ，以及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工作。
7.商店、银行、邮局等行业职工内的党组织，由市委副书记刘峰负责。1948年11月，鉴于这些行业中党员数量有所发展，南京市委又分别设立了店员工作委员会和银钱业工作委员会来组织对应行业的党员，仍由刘峰负责联系。
8.中教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1月，卫永清任书记，王明远负责联系。该部门负责领导中教系统和卫生系统的党员。
9.情报系统，早在1946年5月就随南京市委建立，由陈修良单线联系，先后直接受华中分局、上海分局、上海局的领导。负责人卢伯明在1946年初便受华中分局的指派前往南京开展情报工作。
10.策反系统，南京市委于1948年9月建立，负责人史永原是上海局在南京情报组织的负责人。1948年，在南京市委已划归上海局领导的情况下，为了精简机构和保护上海局，史永负责的情报部门组织关系转交给了南京市委。在此基础上，南京市委建立了策反系统，由陈修良单线联系，并直接受上海局领导。该部门主要负责联系国民党军内部的策反对象与个别统战对象，“凡是在军事机关有起义可能的线索，均集中于策反系统，策反系统对上海局负责”。
国民党从未低估中共的组织能力，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南京存在着中共地下组织。1938年，身处重庆的蒋介石就提醒自己：“共党教育与经验，是由其国际百年来秘密苦痛、幽囚中所得之教训而成。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任何党派所不及。”他深知，共产主义事实上难以战胜，1947年7月，他公开对美国人表示：“对于共产主义之理论与思想，吾人从未予以抨击，……政府固愿充分考虑彼等之意见。”“五二〇运动” 前夕，蒋介石发表谈话称：“须知共产党潜伏各大学内之捣乱分子，正以各种之姿态，利用各种之口号，多方煽动，扩大学潮，以遂行其牺牲青年，破坏秩序之预定的阴谋。观于此次学潮之离奇怪诞，为已往任何时期所未有。”从反面指出了南京地下党与学生运动的关系。
然而，庞大而井然有序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存在于国民党中央的眼皮底下并高效运转。究其原因，通过户籍卡我们可以看出端倪：杨华化名“杨振宇”，住在膺福街5号，户主杨王民是其父亲，家有9人，其本人在下关的“日侨管理处”工作。王嘉谟在上海路福音里3号与其父亲王达五住在一起，已经干上了“市府工务局”的工作。陈慎言隐藏之深，则是拥有后见之明的历史研究者也深为感佩的。按本名检索，可以检出一张户籍卡，但内容与陈慎言解放后在组织部门登记的信息比对，发现籍贯、教育程度、年龄均不符。后根据《朱启銮自传》中记载的陈慎言“开设电料行（在鼓楼黄泥岗）”的信息，又在相关部门档案陈慎言的人员登记表中查到其妻子姓名，检出其妻子的户籍卡，然后在同一居住地址检出“陈剑华”户籍卡，经过职业、本籍、照片等信息比对，确认“陈剑华”就是陈慎言。户籍卡显示，浙江黄岩人“陈剑华”在南京鼓楼黄泥岗9号“九千闪光水电行”工作，居住南京6个月，户主名为“冯慎叔”，与其为主伙关系。
上述众多委员会的领导中，也有少数人不使用化名。25岁的盛天任进入“军政部特派员办公室兵工组”，居住在大徨城巷52号，自任户主。26岁的卫永清深入美大使馆工作，户主为其“表叔”王贵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黄可户籍登记用的是本名，落的是集体户，在国民政府六十兵工厂工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南京地下党一直处在严重威胁之下，这决定了它的组织发展原则是强调精干有力，解放战争期间很多地区中共党员数量狂飙突进式的增长在南京是看不到的。1948年7月，陈修良严肃提出：“根据以前大量发展党的经验，曾经有过这样的缺点，追求数目字，质量不够好，吸收了一些周围的接近者，而不注意争取群众的领袖与积极分子，大批进来后无法进行教育，反而变坏的也有。组织上联系发生困难，审查工作做得太差，不够条件的没有经过一定的教育的也进来了。根据目前的政治环境，一般地提出‘大量发展’的口号是不适合的，今后发展党员的工作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积极进行。”
实际上，现代政党组织自从引入中国以来，一直不能仅以数量考量其战斗力。早有学者指出，1947年时，国民党有普通党员377万余人，军队党员485万余人，加上三青团的134万余人，总数近千万。其时，中共党员总数才275万余人，只为其四分之一强。可是，这一点也没有妨碍中国共产党人战而胜之，在南京的恶劣环境中，小而精悍的共产党组织再次诠释了其中的道理。
四、南京地下党的特点和巨大能量
根据已经确认的175位中共南京地下党员户籍卡，对113位信息较全者进行统计，可以看出，男性94人，占83.2%；女性19人，占16.8%。就省籍分布而言，江苏32人，占28.3%；南京24人，占21.2%；安徽12人，占10.6%；浙江8人，占7.1%；湖南7人，占6.2%；广东6人，占5.3%；湖北5人，占4.4%；山东4人，占3.5%；四川、江西、上海、河北各2人，均占1.8%；河南、辽北、天津各1人，均占0.9%。可见，经过短期的发展，南京地下党明显地实现了“在地化”，南京特别市和江苏省的56人，占其中将近一半。如考虑到历史上的“两江”地区包括江苏、安徽和江西，则“在地化”更为明显，地缘的变化，更有利于地下党的潜伏和社会关系的生成。结合“与户主关系”，可见血亲38人，占22.6%；本人为户主者20人，占17.7%；僚属18人，占15.9%；师生13人，占11.5%；姻亲9人，占8.0%；未详者15人，占13.3%。地缘、亲缘和人际网络结合，有助于地下党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更大的腾挪空间。
再看其他与地下工作紧密相关的因素，信息更加丰厚。首先，使用化名者87人，占77%；使用本名者26人，占23%，鲜明地揭示了地下工作的特点。其次，20—29岁者69人，占61.1%；30—38岁者28人，占24.8%；年龄19岁以下者13人，占11.5%，未详者3人，占2.7%。这和行业分布相当契合——学生39人，占34.5%；工界31人，占27.4%；军界9人，占8.0%；政界4人，占3.5%；商界8人，占7.1%；文教界8人，占7.1%；其他7人，占6.2%。而且，就教育程度而言，中学49人，占43.4%；大学36人，占31.9%；小学12人，占10.6%；专科6人，占5.3%，师范、识字各1人，均占0.9%，未详者8人，占7.1%。可见，南京地下党是一个中共领导下，以大、中学生为主，青年工人崭露头角，高度年轻化的群体，他们朝气蓬勃、热血沸腾，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对此，毛泽东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说：
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蒋介石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蒋介石的军警宪特同学生群众之间，到处发生冲突。蒋介石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项暴力行为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学生运动因而日益扩大。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蒋介石的狰狞面貌暴露无遗。
在敌人心脏中战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需要绝大的勇气和忠诚，付出巨大的牺牲，南京的中共地下党实践了服膺真理的初心和决心。它的规模相对而言并不大，但其发挥的作用却不是其规模所能说明的。一一列举南京地下党的传奇为篇幅所不允许，这里以户籍卡档案为依据，仅举数例，以彰显其事功于万一。
在南京百万户籍卡中，“沙重叔”十分普通，原籍浙江，寄籍南京。这个人文化程度为大学，出生于1914年1月5日，户籍调查时33岁。因服务于“国立中央研究院”，落了“集体户口”，户主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其实他是中共南京市委成员史永，原名沙文威，字重叔，陈修良爱人沙文汉的弟弟。
南京地下党1948年建立策反系统时，即“通知南京全党，凡是在军事机关有起义可能的线索，均集中于策反系统，策反系统对上海局负责”。很快，史永等人策划了俞渤起义，“俞渤原是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飞行员，很有正义感。……上海局派了空军医院的军医林诚与他联系。后来上海局把林诚关系交给史永。俞渤在起义之前要求入党，我们批准了他的请求”。1948年12月16日晚，蒋介石正在空军俱乐部开庆祝会，嘉奖飞行人员，俞渤就利用这个时机驾机起义了。
接着，他们策反了蒋介石的“御林军”——南京警卫师师长（即九十七师）王晏清，他是开明人士邓昊明的外甥。“王要求见到市委的负责同志，我们就派了史永同志同他见了面。王见我们对他很信任，就下决心起义了”。地下党甚至与王晏清一起策划在南京起义，“控制南京，活捉战犯”，可惜事泄，王晏清带领部队前往解放区。
在这批珍贵的户籍卡中，有一个王姓地下党员大家庭，长子王嘉谟、次子王嘉猷、三子王嘉训、四子王嘉言，以及王嘉谟之妻傅积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1月，经中共南京市委特别批准，“家庭党支部”成立。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来自同一个大家庭王家兄弟们，以各自社会职业为掩护，共同担负起开展秘密调研的特殊任务。为方便工作，家庭党支部在成立后将活动地点搬迁到王家亲属位于丹凤街石婆婆巷12号的住宅，这里与他们的户籍登记地“福音里3号”相比，是一座独门深院的洋房，更具隐蔽性。
据傅积嘉回忆：“国民党南京地政局拥有完整的产权登记册和地籍图，保存在档案室。中共地下党南京市政府支部书记陈其福通过档案室管理人员濮齐民从档案室中秘密取出所需图册，由陈其福经测工王景栋和王建林两位地下党员，装在图简内，分批背出大门，再由陈其福将图册交给王嘉谟带回家。依据这些档案材料，再进行实地核查。王嘉猷、王嘉训、王嘉言3人负责外勤，走街串巷，调查核实。弄清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机关的平面布置。‘家庭党支部’每晚集中活动。对照地籍图、登记册和其他支部提供的情况及白天外出调查的结果，由负责内勤的我用红蓝铅笔修改地籍图、更正登记册。核实过的图纸通过林征同志上交给地下党南京市委。”
此后，家庭党支部在公务员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及各系统中共南京地下党员的配合下，主要完成了两大项工作：一是在实地调查核实、不断修正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按地块划分的国民党各级机关地籍图和登记册；二是按照组织系统分类，整理出一套国民党机关隶属关系及地址明细表。这些调研材料后来被编入《南京概况》，在解放南京和接管南京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修良曾高度评价家庭党支部的贡献：“在一次军管会会议上，我与朱启銮、林征等汇报了南京的房地产详情，刘司令说：这个报告最好，听了让人头脑清醒。这件事是王嘉谟等人的功绩，当时王嘉谟同志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
当南京解放的那一天来临时，地下党把南京城内的工人、苦力、店员8000多人组织起来，加上在其影响下的警察2000人，在解放军未入城前，维持了南京的治安。“保护了全市土地财产的登记册，制订了三百余本图册。……大约有八百多党员准备配合解放军进行接管工作。解放以后，我们很快配合进城部队参加了军管会的工作。地下党员熟悉情况，解放军称他们是‘引路人’”。这些为南京解放默默付出的人，这些“引路人”，想必也在南京的户籍卡档案中，尽管至今无法弄清他们的姓名。
南京，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它见证了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被迫”进入近代历史的屈辱，也见证了国民党政权的兴衰，更见证了中国内部被激发起来的革命力量“结束中国近代史”的时刻。人，是历史的主角，南京户籍卡就是当时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具象化信息载体，深化对南京户籍卡档案的研究，必将推动党史、国史和中华民国史等学科领域的研究。
我们还想指出的是，鉴于南京当时特殊的地位，国民党政权在户籍调查中付出了比其他城市更多的人力物力，规模之大，样本之全，信息之丰，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南京户籍卡档案必将成为历史学和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交叉运用的肥沃土壤，也将是数字人文等新兴研究方法的富矿。（责编：杨斌）
本文为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专项研究课题“中共南京地下党员户籍档案整理研究”（21ZX03）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张 生：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徐 春：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
孔爱萍：南京市档案馆馆长
编 辑：宋泽龙
审 核：杨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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