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山地作战是中共武装自红军时代养成的战术优势。但行军中的地形地势对中共武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是赖以生存的屏障，也时常是不得不克服的障碍。不过该战法本身是由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所决定的。而中共武装的主要对手国民党军和日军对中共武装这一优势有所学习与因应。总之，中共武装行军问题涉及地形地势对中共战略战术的助益和制约，以及战术上的敌我博弈，由此可深入了解中共军事斗争中的成败得失。
［关键词］ 中共武装 行军 地形
1927年国共决裂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在以山区为主体的数省交界地带逐步发展壮大，形成以赣南、闽西为核心区域的中央苏区。这一时期国共之间“围剿”与反“围剿”的军事斗争问题颇受关注。1930年代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是采取诱敌深入至山地根据地以运动战对敌。据此推导，红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强敌的一个基本条件在于能利用山地行军的优势。而之后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武装面对日军、国民党军这些新老对手，无疑要充分发扬红军时期的既有传统，但因时因地而异，亦需做出改变。
近年来，学界愈发重视中共革命背后的地理要素。有学者从地理学的视角，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进行了整体考察，着重分析山地对于早期红军和根据地发展的作用，并注意到不同地形之间的差异。这一视角提供了一种中共革命的结构性解释，颇具启发意义。然而中共武装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运动战，行军中的地理环境无时不在变化。正如毛泽东所言：“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这提示我们尚需关注地理环境在行军作战过程中的具体影响。目前学界对中共武装的行军问题关注较少，仅在对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中有所涉及。因此，对中共武装的行军问题深入剖析，不仅可以促进学界对中共军事斗争特征的了解，还有利于揭示中共军事战略战术的渊源与变化。
有鉴于此，笔者希望在爬梳相关史实的基础上考察中共行军作战如何运用地形因素开展对敌斗争，进而探讨这一因素与战争胜败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一考察，为理解中共武装的军事行动逻辑提供更为微观、具体的视角，以回应党史文献中对中共武装军事问题的既有论断，丰富学界对中共革命武装斗争方式的认识。
一、红军时期的山地行军作战
抗战时期，聂荣臻曾回顾说山地作战“乃是一种特殊的战术，是我们在长期内战中所养成的”。而此前蒋介石“围剿”红军时也曾多次告诫全军：“我们现在剿匪的战争，差不多一概是山地战。”二者立场相反，却都点出了国共两方战争的特性为山地战。由此便引出一个山地行军问题。
选择山地行军与否是红军诞生伊始便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关生死的重要抉择。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随后中共发动南昌起义，迅速占领南昌，并缴获大量武器辎重。按照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决定回师广东，重建以广州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取得出海口以获取苏联援助。一般来说，中国革命的常态是敌强我弱，故自红军肇建就多被迫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方针。如在由南昌南下广东“大路与小路”的路线选择问题上，考虑到大路虽可“利用交通便利，由吉安、赣州入韶关直取广州”，但又顾虑到此路线易使“李济琛利用粤汉铁路之便，可以集中五师以上之兵力与我决战”，而敌张发奎部两师亦可“蹑我后路”，使部队“更无法应付”。部队遂取小路，“由赣东经寻乌直取东江”。显然，这是根据敌我形势和力量对比所做的合理的军事选择。
但这一选择需要面对另一大挑战。所经小路多为山路，姑且不论部队给养供给问题，如何运输辎重即是一大问题。由于所部士兵减员颇多，且沿途农民“闻风而逃”，无挑夫可雇，大大削弱了起义部队的机动性。李立三报告称：从南昌到临川，“沿途多系山路，沿途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而会昌战役中，叶挺、贺龙两部共缴获两千五百条枪，伤亡一千七百人，更加重了行军负担。此时两部有“大批战利品——枪枝（在五千枝左右）与大批受伤官兵”，如果遵循原计划走寻乌山路，则“枪械、伤者均无办法”，且敌黄绍竑部随时可以蹑后，在军事上将陷入被动。故而部队高层当机立断改走大路，转福建长汀，经上杭入东江。沿途“顺鄞水而下韩江”，可借水运之便运输武器和伤员，“得迅速地到东江”。此外，选择这一路线的考虑还在于福建“当时各有力军阀皆无兵驻其间”，取道福建长汀、上杭，基本可保后方安全无虞。
可见，中共在南昌起义后首先选择山路作为部队的行军路线，其考虑问题的基本点在于敌我力量对比的常规军事思维，战略抉择流于被动。当时中共军队尚未脱离正规作战模式，又缺少对山地行军困难因素的客观估量以及在山地行军的基本经验，因而不得不改变路线走大路。
其后，由于活动区域向山区转移，地形因素成为红军制定战术时不可忽视的因素。毛泽东的武装割据理论很大程度上即以地形为据。不同山地的纵深、资源不尽相同，并非所有山地都适合根据地发展。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共武装向山区发展的首次尝试，但地理环境并不理想。粟裕曾评论道，井冈山夹于湘、赣两江之间，东西纵深仅一百公里，“向北是九江、南昌、武汉、岳阳等大城市，不能求得发展。所以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此后中共在根据地选址时格外注重“回旋”空间。红四军向赣南发展，就是看重该地“地区广阔，境内山峦起伏，并同闽西、粤北山区相连接，红军能有比较大的活动和回旋余地”。
赣南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与其地理环境相关。多次参与“围剿”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分析道：“赣南位于赣江上游，地势高峻，山岭重叠，交通极为不便，这是打出没无定的游击战最理想的地带。”具体而言，富田、东固、龙岗一线为苏区北部屏障，红军前三次反“围剿”决定性战役皆选择这一区域，绝非偶然，除去群众基础良好的因素，地形应是其考虑的关键因素。起伏多变的山地为红军伏击提供了便利。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张辉瓒部由龙岗向君埠进发，而黄竹岭位于两地之间，张师欲过必须仰攻该山。红三军第七师抢先进占“黄竹岭前面木坑以北地区和亭子岭主要阵地”，张师先头部队艰难登山时即遭红军迎头痛击，此时红军各部从龙岗高山冲下形成合围，遂全歼此敌。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韩德勤部在东固附近之石方岭亦遭遇相同命运。
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围攻，红军充分利用山区广大的回旋空间与敌周旋。时任红三军团教导营政治委员的李志民曾提到：第三次反“围剿”时期，红十二军伪装成红军主力诱敌深入，这支部队有意识地利用山地行军的优势，“哪里山高往那里爬，哪里路险走那条路”。这对于骡马辎重颇多且不擅长山地行动的大队敌军而言简直是灾难。连续数天之后，国民党军疲于奔命，每日行军前进不过十里。故敌人高级将领也不得不承认“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此外，红军亦有意识地发挥山地行军、战斗的优势，制造歼敌机会。1933年2月，周恩来在作攻打南丰的部署时提到：如果敌人数师由马路并进，则我军应转移至山地，以山地运动战解决敌人。“因山地易于牵制一部，消灭一部，而由马路并进，便甚难牵制。”1935年1月，国民党军井岳秀、高桂滋两部进攻陕北苏区，刘志丹将高部作为主攻目标，其依据的理由之一便是高部士兵“都是冀鲁豫人……不会爬山，不适应在陕北这多山之地作战”。
需要注意，军事行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地形问题与诸多因素相关。比如地形与粮食均是行军作战的关键因素，但二者却常出现矛盾：作战有利的地形，地方粮食未必充足；粮食充足的地方，地形往往不利于红军作战。具体而言，山地既可荫蔽待敌，依其地形之利予敌较大杀伤；亦可藏之深山，实施有效防御。但如果考虑到军粮补给问题，则山区人口稀少，物资紧缺，难以维持大部队的集中驻扎。
红军反“围剿”期间常以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打法取胜，在此过程中就需要利用山地地形设伏，但在山地集结大量兵力常面临粮食困难问题。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时，国民党第五路军王金钰部严密驻守富田，红三军团在白云山区设伏，打算引诱其脱离富田的巩固阵地，进而采取运动战消灭之。但王部迟迟不动，红军3万余人不得不在山区“迫敌而居”25日，期间遭遇严重的粮食困难。据李志民回忆，为了填饱肚子，红军上山挖竹笋、采野菜，下河捉泥鳅、摸田螺，“凡能暂时填饱肚子的东西，都尽量采集来吃”。
无独有偶，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亦面临相似困境。当时王宏坤曾提议将红十师开至长轩岭御敌。长轩岭是武汉至豫、皖的必经之地，便于防御，黄安战役时王宏坤曾率第三十团驻扎此地，对该地颇为熟悉。但此提议随即被张国焘否定，其理由是“部队开到长轩岭没有粮”。王宏坤的建议若单纯以作战地形的角度观之，似属合理，但张国焘对此计划的否决，亦是基于现实因素的考量，其关注点便在于山区作战的军粮问题。张国焘的担心随后成为现实。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漫川关山区，“部队没有粮食，没有水喝，没有盐吃，生活十分艰苦”。1934年5月，王宏坤率红四军于万源一带山区设防坚守。该地“纵横仅一二百里”，粮食本来就稀少，再加上部队集中收缩，情况更为困难。据王宏坤回忆，“开始还能马虎每天喝上一二顿稀饭，以后没有了，地里未成熟的土豆也吃掉了，再到后来完全靠采集野菜、野果、竹笋之类充饥”。
为达出奇制胜的效果，中共部队行军常常选择人迹罕至的山路。彭雪枫曾指出：“羊肠小道、人迹罕至的道路，或者简直没有道路的崇山峻岭、茂林丛棘之中，往往是敌人不会也不能够警戒的地方。”接着他以1935年10月红军袭渡天全河为例，说明如何在敌人意想不到的道路发起进攻：当时中共判断从泸州到雅安的大路已被国民党军重兵驻守，故改走羊肠山路，沿途经过险峻陡峭的泡洞（桐）岗。此山荆棘丛生，竹木遍地，泥深过膝，几乎无路可走，“先头部队轮流用大刀巨斧砍山辟路”始得通过。面对宛若“自天而降”的红军，天全河守军次日拂晓自行退却。
鉴于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战场形势的多变性，红军要有效进行游击战争，就必须将山地行军作为日常军事训练中不可或缺的训练项目，进而形成相应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创建红军最早的军事干部培训机构工农革命军教导队时，便强调游击战争中“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十八字战术原则，具体到军事训练中，就是“要学会走夜路，走山路”。红军的山地战术训练在实战中产生了奇效，何长工对红军作战情形有过颇为生动的描述：“山林里都是我们的天下，每一条小路，每一条山沟，我们都了如指掌，在绿色的海洋里，我们就像龙游大海，鱼入深潭，悠然自得，行动自如，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或浮或沉，时隐时现。”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根据地，而这一区域山势险阻，道路崎岖，即使擅长山地行军的部队亦须特别训练，故规定：欲使行军力强，应有经常跑步爬山之操练。每天拂晓，必全副武装（枪、子弹、包袱等），当较行军时为重。操练爬山，或上或下，或抓石崖，或抢独径，以及跑步，等等，均以竞赛行之。然后在长行军急行军时，减少携带，轻装跃进，收效必大。
而反观国民党军，其“围剿”红军时的部队多为北方人，虽战斗力不弱，但因不惯爬山，不适合山地战，故常为红军所败。时任豫鄂皖边区绥靖督办的李钟鸣与红军交手后承认：“北方军队在平原作战，方向辨别很清，到了深山密林里，便两眼茫然，应多练爬山，增长山地作战的能力。”1931年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是北方部队，爬山的本领远不如红军”，败逃至永丰良村“已精疲力竭”，最终大部被歼。而十九路军士兵虽多粤籍，相对而言更适应山地作战，且经过沪上“一·二八”抗战的洗礼，但在追击红军时亦显疲态。所部士兵被俘虏后甚至感叹：“与红军作战比与日军作战困难得多了。”“江西地多高山，红军对于山路很是熟悉，我们不敢经过那些山路，便只好在悬崖上攀登。但在攀登时又不能一往直前，必须小心翼翼地顾到四方，以免受红军的包围。”这一来自对手的评价证明红军山地战能力的出神入化。
红军和苏区创立之初，中共面临敌强我弱的处境，故采取依托山地发展的战略，进而须适应山地战与山地行军。中共武装山地行军能力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战斗实践中摸索得来的，战术训练的自觉性亦是重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山地对于中共武装来说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弊，山地为革命初期力量较弱的红军提供了屏障，但随着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山地资源的贫瘠使红军面临巨大的粮食压力。这一矛盾亦见于中共关于苏区发展道路的争论之中。1931年底至1932年初，毛泽东本着依托山地发展的方针，曾两次提议沿福建、广东、江西和湖南边界上的五岭山脉一带建立苏区，但这一提议被其他中央局委员否定。当时苏区内部面临资金困难，五岭山区较为贫瘠是提议难以通过的原因之一。
二、全面抗战时期的地形与行军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武装力量继承和发展了红军时期的山地战经验，利用日军机械化部队不适合山地地形作战的缺点，巧妙与强敌周旋。并出于战略需要，深入敌后，进行平原作战。在平原战场，中共武装又面临新的挑战。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面对战斗力更强的日军，沿用红军时期的作战经验，进入华北时有意识地选择依托山地发展。1937年9月，毛泽东曾令八路军依托管涔山脉、恒山山脉、吕梁山脉以及太行太岳两山脉建立根据地。八路军依托山地作战，一定程度上可抵消日军沿铁路公路作战的机械化优势。1937年10月，朱德根据初步作战经验发现：“某些机械化兵团一到山地，即消失其应有效能，并离开公路、铁道运动异常困难，行军力弱，板垣之侍从武官日记载，部队每日行二十启洛米达（即公里）异常疲劳。”1939年1月，关向应预测相持阶段敌我斗争特点时亦称：冀中某些根据地将缩小，我们将主要以山地为依托，而日军兵力少，且其“技术兵种在山地运动困难”，故其弱点凸显。他还观察到这一时期日军进攻采取分进合击战术，但其行军力极差，日行五六十里或三四十里，便极为疲惫。
从日方文献可知，日军的确苦于山地行军。1940年在冀中作战的日军第十五旅团长谷川美抱怨道：“北京周围的山地，树木少而岩石多，地皮外露极为险峻。在此通行的道路，多系仅能成单行前进的小道，路面又多露有尖角的石头（因流水冲去砂土所致），步行极难。当初为了便于山地讨伐而穿用水袜，不但脚疼而且袜底很快磨坏。最后决定改穿军靴，但年岁大的部队长却又感到行动不便。”这仅仅是就步兵而言，对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山地几乎是难以克服的阻碍。
不过需要注意，华北的山区地形对八路军行军也是个巨大挑战，且因山地特点不同而有甚于红军时期。抗战之初八路军以五台山、恒山山脉为中心的晋察冀核心区域，与江西、鄂豫皖等区域山地有很大不同。林彪曾提到鄂豫皖山地的优点：有树林亦有道路。其实鄂豫皖内部山地亦有区别，戴季英曾提到鄂豫皖根据地初创时游击队曾一度希望从木兰山转移到磨盘山，但去后才发现磨盘山地形不好，无森林可以隐蔽。而聂荣臻则多次提到晋察冀山地的缺点：山薄而长，回旋余地小，河沟太多，道路过少。聂荣臻在1938年反“扫荡”时将晋察冀山地与南方山地做对比后指出：此地区的山地多高山、岩石，道路少，我军在山地运动不易——牛道岭这一区域“两翼不便展开兵力”。左权亦指出晋察冀边区道路网缺乏，主要道路或将破坏，或被日军控制，“使我大兵团之机动困难” 。
以陈赓的一次伏击战为例。1937年10月24日下午3时，陈赓率领七七二团“向南藁亭村及七亘村以南高地开进，准备侧击敌人”。但此时日军主力部队已过，无法按计划展开伏击，所幸仍有少许辎重部队还未通过。此时如地形允许，八路军可从坡上冲下突击敌人，但此处山地是悬崖峭壁，无法突击，只得以火力远程袭击，作战效果大受影响。随着抗战的推进，中共逐渐尝试进行平原作战。在平原战场，中共武装面临空前的困难，不仅无法通过山地地形优势迟滞强敌的行军速度，而且由于日军机动能力的提升而凸显出自身的行军劣势，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河流。
河流就交通运输而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自古被兵家视为天然险阻。河川之阻，易将军队迟滞于河岸地带。行军过程关涉水路，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渡河问题，有时甚至会直接导致失败。另一方面，如果军队顺流而下，则河流又可能成为便捷的交通运输通道。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河流的这一双刃剑特征就曾深刻影响红军的行军与作战，红军既曾深受其苦，也曾有过巧妙借用。但抗战时期的平原战场，河流的阻断大大制约了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军作战。
冀中根据地被河流环绕、分割，“平时，大清河、溢阳河等大河，根本不能徒涉，因此形成纵隔东西与横断南北的两大障碍。津浦铁路近旁的运河，成为该路的外围筑路河。其他河流间或能够徒涉，但不能到处徒涉。永定河，有敌寇驻在卢沟桥之金门闸，可控制水瀛。”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到了雨季，水位上涨，各河皆“无处可徒涉”。
日军凭借对河流的控制得以压缩八路军的活动空间。1940年雨季，冀中日军借助汛情之便在冀中封锁河流，“一般船只除敌收作航运外，全部焚烧，一般渡口设立据点”。这时“河流一般不能徒涉，各河之间地区被切断，因各渡口相距很近，部队则难回旋，都将成为孤立的”。由此形成两个抗日武装难于活动的地区：1.沙河、龙河与唐河中间斜长区域之中央，则有安、博、蓝、阳之据点；2.潴龙河、古洋河、滹沱河、白洋淀中间地区及子牙河、古洋河地区。但是雨季河水猛涨同样阻碍日军行动，尤其是其机械化部队受到更大限制，加之正值青纱帐时期，八路军反而借此时机“积极布置对敌人的封锁及相机克复某些据点”。
此后日军又凭借控制河流上游水闸的优势，在枯水期开闸放水，以阻断八路军转移路线。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展开大“扫荡”，此时正值枯水期，但日军开闸放水造成子牙河水位猛涨。赵勇田回忆道：“子牙河水滚滚流淌……齐腰深的河水，流急浪大，几乎把人冲倒。”
河流天堑甚至令八路军在面对战斗力远远不如日军的伪军和土匪武装时都有可能无法展开行动。1938年6月3日，陈赓率一二九师七七二团至邯郸峰峰，希望黄昏后越过铁路向成安挺进消灭该处伪军。但由峰峰至成安行军路线，陈赓面临两难境地，其本计划走滏河流域，但这一区域因民众借河水上涨，到处掘堤，已成一片汪洋，而光禄伪军则把守通过这片水域的桥梁，八路军通过颇不易。而另一条路线可走双庙以东漳河和滏河之间，此路无河水阻隔之处，但这条路线由土匪把守，亦会迟滞陈赓部通过。至此，两条路线皆遇阻，当晚无法通过。次日，考虑到大部队在一处久留易为敌人包围合击，故决定5日一早率军后退转移。
新四军活动地区更是河网密布。1940年黄克诚介绍苏皖边区时提到：“河流很多，东西南北纵横交叉到处都是。盐城、宝应、淮安完全水网，阜宁东南亦均水网，不能走汽车、骑兵，河流均可走民船。运河、盐河、射阳河、淮河、沿泗河、盐城境内之大河，均可走小汽船，水深面狭。”因此能否控制河流成为关乎新四军作战胜负的重要因素。
一般来说，河流更有利于防守方。1939年1月，新四军在水阳以北的通芜河埋伏日军，“河两岸只有堤埂，堤埂之外都是水网”。其既定计划是：日军完全进入火力网后，正面先开火，再四面猛烈火力扫射。但日军尚差四分钟到达预定出击地点，新四军一新兵贸然开枪，日军察觉遂退入堤旁屋内抵抗。这时伏击战变为攻坚战，原先阻碍日军撤退的水网，反而使埋伏部队不能第一时间接敌冲击，结果日军得以利用炮火掩护撤退。1940年10月，新四军选择在黄桥与韩德勤部决战，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就是此处河流众多，一旦我军封锁船只、拆毁桥梁，敌人便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结果如所料，韩部大量落水被歼。
但与此同时，河网屏障也容易使守军放松警惕。芜湖机场附近的官陡门“东临丹阳湖，周围百余里都是水网（纵横交错的河川水沟湖泊），地形是非常复杂，地势非常险要”，仅有三条狭窄陆路可进，且有日军构筑的坚固工事。驻扎在此的伪军三百余人凭此天险，时常“放心大意”。1939年1月，新四军抓住对方这一心理，远袭此地，仅半小时便解决全部敌人。
面对大江大河和雨季时期的诸多河流，船渡成为中共武装亟需解决的问题。军队需要控制渡口与渡河所需要的大量船只。抗战初期，八路军曾想在津浦路打击日军，需要渡过运河才可到达，但此时因敌人控制渡口，又烧毁各类船只，八路军只能望洋兴叹。由此可知，中共武装在平原战场的行军，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河流，争夺船渡便成为一项重要工作。总而言之，在平原战场，中共武装固有的地形优势荡然无存，此消彼长，回旋余地大为缩减，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运动战很难开展，而只能以小股部队的游击战为常态。因此，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主要还是以山地为依托，对平原地区进行袭扰作战，以此确保战略回旋空间，赢得持久战。
1938年初，毛泽东曾构想一颇具“冒险性”的三部走战略计划：首先由八路军一部由太行山向东挺进至河北平原，之后相机渡过黄河至山东以鲁南山地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之后适时转入鄂豫皖山区。除兵力与军情等因素之外，毛泽东特别强调能否渡过途经大小河流为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性因素。八路军这一战略转移需要渡过包括黄河、运河等数条大河才可完成，而其只有具备相应的渡河能力与效率才可渡河。以黄河一渡口为例，1938年毛泽东曾估计加造二十只大船，可多渡河一万人，故每只大船可载500人。因此此时渡河需要40多只大船方能渡过两万多人。此例可知，中共决策者因各类经验教训已知考虑河流因素的影响。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武装继续发挥山地作战的优势，以山地游击战打击日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与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但随着中共武装在华北、华南的发展壮大，其活动区域由山地转向平原，所面临的地形地势更为复杂，其中河网是中共武装行军战斗所必须克服的困难。中共武装在短期内探索出新地理环境下的游击战争策略，体现出强大的应变能力与战术素养。
三、行军经验与地理现场
毛泽东曾回顾道，在大革命时期他在武汉尚是一个“白面书生”，革命经验是常年积累而来的。中共是一个特别擅长进行自我反思的党，在行军问题上同样如此，红军时期积累的行军经验势必在抗战时期得到体现。但战场环境千变万化，中共在长年武装斗争中需要不断面对新的情况和新的挑战。
中共的武装斗争长期以来是在敌强我弱的大形势下开展的，因此不得不格外需要借助地形优势与强敌进行周旋。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即把山区地形优势作为研判革命武装能否生存的重要依据之一。毫无疑问，在抗战之前，红军已积累了丰富的山地行军经验。
实际上，红军时期毛泽东等依据革命实践思考总结出的游击战理论，其来源是一些地方性经验。早先活动于井冈山地区的武装力量率先根据具体地形摸索出一套斗争办法。比如游击理论的最早表述中常出现“打圈”一词，毛泽东就曾提到该词来自井冈山“山大王”朱聋子。1928年，工农红军进入湘赣边界后不久，毛泽东便和指战员们讲起朱聋子的故事。毛泽东引用朱聋子的话：“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强敌相对，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缴获，就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一种与红军军事发展相契合的生存策略，即“打圈”。而要学会“打圈”，就必然要使军队适应在山地的行军与作战。井冈山红军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不得不依托山地与之较量，因此就有必要学习借鉴本地武装依托地形所进行的行之有效的战斗策略。
所谓“身经百战”，作战经验对于将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名将粟裕曾以北伐军在河南的战斗为例，说明经验缺乏导致重大损失：以粤军为主的北伐军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地战，及至河南平原，他们还像在南方山地一样，在敌人密集火网下以密集队形集团冲锋，结果第一场战役打响不到一个钟头便伤亡四千多人。这一经验教训深刻影响了粟裕的指挥作战，他还提出熟悉敌人的重要性：“假如这个军队的长官、士兵大部分是华北平原地区的人，我们就知道他们不会爬山，只会走平路，和他们打山地战最有把握。假如是南方人多，他们会走平路也会爬山。”根据敌人不同的作战经验而予以因应，这是粟裕指挥出神入化的原因所在。例如1940年新四军攻打姜堰，粟裕采取奇袭战术，不理会其外围的堡垒网，而径直“钻进街里去，从街里打出来，把他的师部、旅部打掉，外面的就先后缴了枪”。这一战术颇有风险，如果敌人善于巷战、顽固抵抗则无异于入其瓮中，但粟裕准确判断到守军张少华部不会打巷战的弱点，故采取此大胆行动。
不同地理环境中的敌我兵力对比、解决战斗所需时间有巨大差异，制定作战方案时判断究竟在何种地形下作战，需要进行精确计算和通盘权衡。粟裕曾举例说明如何选择有利地形作战。“假设敌人分三路向我们进攻，一路从金坛到溧阳，一路从溧水到上兴埠，一路从高淳到郎溪。”我方必须集中兵力攻其一路，其中溧水一路是山地，金坛到溧阳一路东面是太湖、滆湖。进攻溧水一路的优点是“兵力隐蔽，好展开，可以居高临下，用火力歼灭敌人”，但缺点是如敌人先占领要点，则不易迅速解决战斗，届时其他两路敌人可增援夹击。进攻金坛到溧阳一路，优点是敌人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地位，且“高淳那一路敌人不好来，三路只剩两路”，但缺点是地形平坦。粟裕还强调，无论采取哪一方案，都要制定进攻失败的处置计划。
不过，现实情况复杂，经验往往无法照搬。此类案例五花八门。如抗战初期，因为熟知山地作战的地形优势，新四军一度希望以苏南茅山为中心，但去后发现此地山小无植被，无法作为根据地。又如前文所述，林彪和聂荣臻等将领均注意到南北山地的巨大差异。同样是山地行军，因为山地形态乃至植被状况的不同，在机动性和隐蔽性等方面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效果。
另一个案例也颇有说服力。1938年，在冀中平原开展抗日活动的吕正操认为，平原地区交叉错综的河流，对于迟缓日军行动和游击队的掩藏与行动，是极其便利的自然条件。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他发现：中日双方存在技术的差异性，一旦遇到雨季河流水位升高，作为进攻方和占领者的日军就“可以利用其现代的技术，克服河流的障碍”，而作为游击一方的八路军则“缺乏技术上的工具与技术，不能到处架桥。即或能够架桥，假定不能以兵力保护，反而便于敌之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河流就成了中共军队转移的天然阻碍，不得不被分割孤立在以河划分的区域内。
经验的缺乏往往会付出代价，红军时期即出现过多个因缺乏行军经验而未达作战目标的战例。吉安境内水系复杂，以其境内赣江段为向心水系分布有众多支流，纵横交错，因而攻取吉安必然要考虑到其境内的水文条件。1930年5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布置攻取吉安的计划，之所以命令“六军一、三纵队及西北两路群众”为进攻主力，就是因为这支部队行进途中“没有河便于前进”，减少了行军的难度。而1930年5月9日江西德安暴动，中共有“有上万的武装群众”，打败县城周围靖卫团之后计划直趋县城。此时德安县城仅有数连之敌，如能在援军到达之前迅速攻打县城，胜利希望极大。这时农军分两路，一路按时到达战场，另一路行至县城外十五里处遇博阳河。虽事先按照行军路线通知当地群众建桥，却因“桥打错了地点”而不能及时过河进攻县城，致使另一路农军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后虽想方设法通过大河，但此时“另一路已被敌人打败”。此时战机已失，农军再进攻县城难度大增。更为糟糕的是，因大河迟滞了此路农军的行军，故予敌可乘之机，敌主力“反集中到来，把要害先占据，架起机关枪来向我们扫射”，暴动遂以失败告终。
这次暴动因架桥地点的错误引发多米诺效应致全盘皆输。无怪乎事后暴动的领导人颇为遗憾地总结道，此次失败“不在于政治上计量的错误，也不是军事布置上的不够，而是失败在一个很小的技术工作上——一个桥打错了路线致整个工作失败”。一座小小的桥竟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地形地势和交通的重要性在此处体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行军需要技术层面的保证，否则即使政治宣传和军事战略战术得当，也可能导致军事行动失败。
但同时如能考虑水文条件，则能够很大程度上减少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1933年2月，红三、红五军团攻打南丰，计划以一部分兵力牵制新丰敌人两个团，主力则由南丰下游渡河攻打仅四个团驻守的南丰城。但此时正值南方春汛，周恩来考虑到“万一南丰下游因雪水下融不便徒涉，而须改由南丰上游渡河，则我之企图易先暴露”，故做出“改攻宜黄或乐安去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中解决敌人”的备案。同年7月，中革军委令红一方面军东方军主力从南面渡河攻打清流，朱德、周恩来提出反对意见，其理由是“目前多雨，山水时涨”“闽省不利游击，各河流急水深，运动大兵团不便”。滕代远、彭德怀还提到：“迂回过河须三天行程，现三军团每日搜山征发，只吃两餐稀饭，尤不利这样行动。”故此项命令最终取消。
但问题是，地理环境复杂多端，经验总是处在不够用的状态。举例言之，短时降雨导致河流水位突涨的偶发性因素，有时可能成为决定战斗意图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百团大战中山西寿阳芦家庄车站一战就是一例。1940年8月20日20时，八路军欲袭夺正太铁路的芦家庄车站，其进攻兵力为五个连1000余人，兵分二路。一路以两连兵力渡过潇河“袭夺芦家庄车站以北之碉堡，尔后再占领芦家庄，由东向西攻击车站”，另一路则以三个连兵力先攻夺车站以南500米处之两个碉堡，后由东南向西北与前两连共同攻击车站。除上述两路之外，还有两连兵力负责炸毁芦家庄至段廷铁桥。起初，八路军进攻顺利，“四个碉堡全部为我占领”，铁桥也全被炸毁。直至21日拂晓，八路军实行火攻，占据有利地位，日兵后退，依据地形与八路军相持。此时日军400余人前来赴援。而一二九师为夺取战斗胜利也必须增兵打击日方援军。但21日夜至23日持续降雨导致潇河水位上涨，而八路军增援军队如欲赶至芦家庄，必须渡过潇河，八路军无力渡河，进攻部队只得退出战斗。此战按照我方估计本可歼灭敌军获得胜利， 但此时因潇河河水上涨这一突发因素致使我方援军不可能按时到达，而战机一失，我方则极被动，故被迫撤出战斗。由此可见即使三军用命，战术得当，火力也不处于下风，但如无法渡河则可能满盘皆输。
无独有偶，皖南事变新四军的失败也与天气引发的河水上涨关系颇大。1941年1月5日，正值严冬时节，本就行军不便，加上天黑大雨，导致行军速度缓慢。新四军行军至青弋江后发现，因降雨水涨加之气温过低，导致不能徒涉，不得已改向章家渡架浮桥过江。原架桥长度不够，临时架桥承载力不足，导致部队至5日下午才到达预定位置。经过此番行军，新四军陷入疲劳，只得休整一天。就在这一天，新四军行动路线被国民党军探知。新四军陷入国民党军队包围，形势极其不利。就连国民党军指挥官上官云相都说，此次战斗国民党一方能够迅速取得胜利，与接连降雨、水位上涨的天气状况和“前是隘路，后是激流”的地形有很大关系。国民党政府安徽省第六督察专署专员邓昊明亦在报告中称，因大雨而未能如期占领前进据点，是新四军陷入包围的主因。
这两个案例显然都由偶然因素促成，但实则透露出一个信息，战争需要强大的物资和技术保障，而中共武装长期以来处于敌强我弱的环境，发挥空间大受限制。换句话说，中共武装以擅长利用地形优势、习惯山地行军著称，但历史的另一面是：行军所面临的地理环境相当复杂，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往往需要在地形劣势下面对强敌。
四、践墨随敌：历史现场中的行军战术较量
行军并不仅仅受制于地形地势的复杂万端，尤需注意的是，战场形势的瞬息万变更会随时影响行军的方式和路线。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经常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蒋介石即在日记中经常提到《孙子兵法》中的“践墨随敌”四字。与此相应的是，国共间的战争并非中共单方面玩弄敌人于股掌之上，而是敌我两者在战略战术上相互较量的动态过程，对手的主动性自当是不容忽视的历史面相。
国共之间的较量在行军路线的选择考量上有充分体现。两者相互博弈，前四次反“围剿”中共武装以运动战方式击退国民党军的“进剿”，其“行踪飘忽、出没不常”的行军风格助力颇大。相对而言，国民党军这一时期多以正规作战为主，对应到行军路线则多选择直线与大路。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红军的准备阶段，蒋介石曾在一次军事会议上颇为精到地指出：“我们现在的失败，一般的原因就是怕苦偷懒。行军作战，只择近路直径来走，不愿意采曲线行动，出敌人所不料的远路。如此，所以土匪晓得我们一定要走哪一条路，由哪一条路去，可来暗算我们。”同时告诫全军：“不怕吃苦，常常要以迂为直，多走曲线的远路，使我们牺牲少而成功大！这就是多出汗，少流血的道理。”
蒋此言可谓切中要害。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高层开始汲取之前的教训，调整打法和改变行军习惯。早在同年6月，蒋介石曾致电陈诚，要求前线将领应习用行军作战的“曲线法”。蒋介石将此种战法的精髓概括为“以迂为直”，宁可行几倍道路与多爬丛岭高山，也不贪近与贪便。蒋以由崇仁进攻宜黄为例，两地间虽一马平川，若以常理观之，为求行军之便捷高效，自当以直线行军方式，由崇仁出兵走直线经两地间直线距离之中点澧陂桥、官仓而直趋宜黄。但蒋则反其道而行之，建议应“由崇仁东移至炉家街，经暗元（谙源）、李（陂）、陶陂、三都，或即由暗元、李（坊）、许坊、江下、华家，再转官仓前，或由许坊经黄坊转石门而向宜黄”，此路线是典型的舍近求远，“抛简就繁”，如此不仅行军里程增加数倍，而且行进途中更是山地起伏，河流纵横，大大增加了行军的难度。蒋采取这种看似大可不必的做法，其军事目的便在于“避其埋伏公算最多之道路，而出其不意之道路”。
为应对红军利用山地设伏，蒋介石还有过更具体的尝试。1933年12月，蒋命令部队搜索行进时应走“棱形路线”，即向前进方向之山顶跃进，不仅不可择两侧山麓的道路来走，也不能沿山腹前进。这是因为山麓或山腹红军可随处埋伏，而沿棱线红军则无法埋伏，即使埋伏在山麓或山腹，亦无法作为。
山地行军作战素为中共军队的拿手好戏，但国民党军的新战法使得中共军队“于运动战无机可觅”，逐渐在宏观军事态势中走向被动。对此，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初期便深有感触：“如果我们看到四次战争中白军军官的无能，那我们看到现在是狡猾机警得多了。”
而中共方面则因军事领导人的更替，更多采取阵地防御，导致原本机动灵活的行军作战方式一度变得机械。长征初期红军更是因行军路线多选择走直线而处处挨打。陈云就曾指出，红军长征的第一阶段（即从1934年10月长征出发至12月末进入贵州前）犯了一个纯军事错误，即“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结果红军行军所到之处，“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处处有敌人迎击，十分被动。因为直线行军的常规军事思维总能被对方预料、破解。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武装面对日军这一更强大的对手，敌人学习与模仿能力极强，故敌我双方的互动博弈更加频繁，犹如高手博弈需要见招拆招。不止一位中共将领曾论述日军这一特点。身处江南的新四军将领陈毅观察到：“日本是一个富于模仿性的民族。在江南我们也感觉这一点。日寇灵活善变，一遇挨打即通报各方，马上反应，马上转变。因此，我们一种新办法用了之后，就应该马上调换，守株待兔的办法一定吃亏。尤其重要的，日在后半年对游击战的学习和夜战，也有了显著的进步，这就是他们的模仿天才的成就。比如来去走不同的路线，宿营地经常变换，专走小路避开大道，黑夜包围住民地直至天亮鸡犬不惊；敌寇也伪装我军，也用便衣队四出滋扰。”
华北日军亦有相似情况。1938年11月吕正操观察到：敌人进攻经常在白天，夜间则伏处于据点内。但至1939年，日军开始由白天转为夜间行动。1940年吕正操指出，日军“扫荡”时夜间行军已成“战术特点”。具体而言，其行动往往选择在夜间，且避开村庄走小道直取八路军机关。一般日军合击一地，会在夜间到达，且在进攻前一二小时就完成部署，但进攻时间仍会选择拂晓。无独有偶，太行根据地日军进攻八路军据点亦选择同一时间发动进攻。
至1942年，日军已熟练掌握山地行军与夜行军的技巧，给八路军制造了不小的麻烦。《高鲁日记》记载了日军在晋西北根据地田家会村的一次夜间突围战：“2月14日，几个据点的敌人向东村移动，行动迅速，即刻到我警戒线，但敌利用夜间走山路，避开我注意力，绕过我警戒线，敌人夜间行动时保密性好。在战场上，敌亦尽量在不好走的地方移动，避开我打击，而我注意不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共亦有意识改变，特别强调对敌侦察战时侦察日夜皆不能间断，且特别需要注意夜间侦察，甚至必要时要露营，且需要一夜换一次宿营地。
全面抗战初期，面对日军机械化的优势，中共军队形成了“转必夜间”的经验：如双方白天遭遇交火，八路军一般相持至夜间撤出战斗，以免遭遇歼灭之祸。稍后日军对八路军采包围合击战术，八路军一般亦选择夜间突围。但随着日军对中共军队夜战特性的熟悉，这一经验亦须审时度势有所变通。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进行大“扫荡”，八路军常遭日军包围合击。此时部分八路军恐惧白天敌人有飞机轰炸，或封锁线装甲车强大火力，故死等夜间突围。而吕正操观察到白天敌人未必有飞机，封锁线也不一定时时有装甲车堵截，故他大胆求变，指出只要敌未到可大胆分散亦能突围而出，不必死守“转必夜间”的旧例。六分区与骑兵团两部即抓住此稍纵即逝的时机，分别从沧石路与滹沱河突围。此处吕根据日军习惯还大胆指出突围方向为日军首先开火之处，他讲道：敌人首先开火处，“通常是敌牵制方向，兵力火力较弱”，反其道而行之由此突围，反而可收奇效。
中共武装的这一战术部署无疑是根据日方战术变化而做出的因应。1939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下令：“对付八路军必须采用一套新的战术，找准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以大胆勇敢精神和动作，进行包围、迂回、欺骗、急袭，在近距离进行很快的奇巧袭击。”9月，冀中日军“扫荡”时便本着这一战术，佯装从慈峪镇撤退，主力部队则向八路军后方机关所在地陈庄急进。日军的这一反常举动为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察觉，并迅速做出因应。日军此前“扫荡”根据地，“往往是从哪条路来再由哪条路回去”，但张宗逊根据敌人战术特点，判断其撤退时或不走来时小路而改走大路，反而派出重兵于大路埋伏，成功截断来犯日军。
无独有偶，1943年黄克诚亦观察到日军包围合击时，惯用“伪装佯动”的策略：“扫荡”前如南面敌撤退据点，收歇商店，焚烧棉花，北面部队采取迂回道路表示“扫荡”淮北与淮海等。“扫荡”时伪装撤退，隐蔽集中边缘地区，发现我主力出来即突然反击。日军战术变化多端，中共武装固守既有战斗经验显然不明智，只有与敌俱进，甚至料敌机先，方可取得胜利。
总之，战争本来就是敌我双方的博弈互动过程，因此任何战术如果一成不变皆会为敌人识破，且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共武装在与对手国民党军与日军的较量过程中就凸显此点。但中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不但可从胜利中汲取经验，更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迅速改变。
结 语
山地行军是中共武装重要的行军类型。具体言之，根据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和军事斗争策略，红军在湘鄂赣闽诸省交界处的山区进行革命斗争，凭借山川河流的天然屏障与强敌周旋，实施游击战和运动战。因此山地行军成为红军的一个基本行军类型。但实际上山地行军经常伴随着渡河问题，两者在具体技术层面有着巨大差异。山地行军是把双刃剑，既是红军赖以生存的屏障，也时常是红军不得不克服的障碍。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有意识地依托山地发展，充分发挥其长于山地作战的优势。但随着“从山地到平原”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共武装愈发面临山地与河流多重因素的考验。其中冀中武装与江南新四军最具代表性，复杂多变的地形、气象、水文因素既可以是制敌的助力，亦会成为己方转移的阻碍。只有深入历史现场，才能体会中共抗日游击战争的艰辛。需要注意的是，战争是双方武力和智力的对抗。中共武装在华北的主要对手日军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使中共武装与日方的博弈过程更加复杂。
总之，由山地行军问题切入观察红军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活动，可清晰地看到地形地势问题在攻防两端对中共武装战略战术的助益和制约，从技术层面挖掘其军事行动逻辑，将更有利于了解中共在这一时期军事斗争的成败得失。（责编：廖利明）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
编 辑：陆泓江
审 核：杨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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