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的传记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伟人身后修撰的。这种传记是正史，由历史学者集体编写，周密而详尽，当然也充满了歌颂与崇敬，为民众树立了一个高大的形象。另一种是在伟人未成名之前，由个人为其撰写的传记或访问记。这些著作出于个人的视角和感受，写来比较朴实，自由，不必为尊者讳。由于这些传记，一个人物逐渐为广大群众所了解，威望大大提高，后来被拥戴为领袖。毛泽东的传记两类都有，但我们更重视他的早期传记。
素面伟人：关于毛泽东早期传记
*本文为《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三联书店，2011）一书的代后记
伟人的传记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伟人身后修撰的。这种传记是正史，由历史学者集体编写，周密而详尽，当然也充满了歌颂与崇敬，为民众树立了一个高大的形象。另一种是在伟人未成名之前，由个人为其撰写的传记或访问记。这些著作出于个人的视角和感受，写来比较朴实，自由，不必为尊者讳。由于这些传记，一个人物逐渐为广大群众所了解，威望大大提高，后来被拥戴为领袖。毛泽东的传记两类都有，但我们更重视他的早期传记。
（一）
提到毛泽东早期传记，首推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这部传记的产生，充满了偶然和传奇的因素。斯诺不是共产党人，是一位自由撰稿的记者。他回顾当年前往陕北红区的情况：“1934年，我的出版商 ( 哈里逊•史密斯，现属兰登书屋 ) 提议同我签一项合同，预付稿费750美元，让我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在一时乐观主义情绪的支配下，我接受了这个提议。但是几个月之后，我开始认识到，连一名‘红色’士兵都没见过，要写这样一本书是不可能的。我想放弃整个计划，因为看不到有访问共区的可能性；虽然我已经收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我所代表的英国报纸 (《每日先驱报》）对这个题材也极感兴趣，它在1935年建议资助我作一次旅行，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这个建议我也放弃了。然而到去年〔1936年〕5月底，我得到了关于张学良和红军之间达成停战的一些好消息，听说有可能进入陕北的红色地区了。那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被封锁了九年的世界性头号新闻。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1]
1936年7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由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带领秘密进入陕北红区。开始了几个月的采访。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带领红一方面军部队完成长征后，正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1935年9月在草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拥兵自重，命令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南下。毛泽东等被迫脱离红四方面军，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这是被毛泽东自称为“一生最黑暗的时刻”。直到斯诺进入陕北前夕，在中共中央努力争取下，张国焘才放弃了自己的“第二中央”，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北上，当时正在途中。毛泽东与红军到达陕北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封锁，生活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由于和张学良部达成了和平协议，严峻的形势才稍有缓和。当斯诺进入红区采访，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全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们：“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童小鹏在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2]大家创作的积极性很高，短短两个月内，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了约200篇作品。斯诺在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可见，毛泽东欢迎斯诺的到来，首先是为红军的出路和生存考虑。他希望斯诺客观公正地报道这些被国民党称为“共匪”的人，使外界同情红军，帮助红军。红军长征的故事就是这样流传出去的，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毛泽东并没有请斯诺为自己作传的想法，斯诺在红区采访后，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传奇故事使他处处感到新奇，兴奋不已。那么领导这些红军创造奇迹的领袖又是什么人呢？他自然对毛泽东本人产生了极大兴趣。因此，斯诺向毛泽东提出采访的要求，希望毛泽东讲述他本人的故事。毛泽东在与斯诺的长谈中讲述了中共的成长历史和红军的战略战术，但很少谈及自己和其他个人。而斯诺追求的恰恰是人的故事。在斯诺一再要求下，毛泽东终于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斯诺叫道：“我要的就是这个！”
斯诺回忆：“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吴亮（黎）平坐在身边，把毛泽东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3]
参加翻译工作的吴黎平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就此同斯诺谈了十几个晚上。谈话通常从晚上九点多钟开始，未谈正文之前，毛泽东同志常谈一二个短故事（斯诺后来在写书的时候说，他很遗憾没有把这些故事记下来）。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同志招待他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了。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同志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因为毛泽东同志为了指挥战争和领导全国革命工作的需要，往往在夜间工作直到凌晨才休息。毛泽东同志同斯诺谈话时，要我去作翻译。谈话时有正文，也插些故事、闲话，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谈话又是那样生动活泼，逸趣横生，久久不倦。斯诺常说这是他生平经历过的最可宝贵的谈话。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两点来钟。谈话时斯诺作了详细笔记。”[4]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马海德医生，但他只是在一边旁听，也没有其他人作速记或作记录。毛泽东按照斯诺所提的问题，凭记忆而谈。斯诺按吴黎平的口译作了笔记。关于毛泽东个人经历部分，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同志仔细审阅后作了少数修改后，退给斯诺。根据这些资料，斯诺写成了《毛泽东自传》，发表在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美亚》杂志上。因为它的发表早于《西行漫记》，所以译本很多。1937年9月延安文明书局出版、张宗汉的译本为国内现存最早的版本。1937年11月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汪衡译本，流传最广。
斯诺在写作时曾要妻子把毛泽东的生平材料压缩一下，准备用第三人称重写其中某些部分。海伦·斯诺当即提出异议：“这可是经典著作，是无价之作。”她认为毛泽东的生平材料是斯诺著作的核心，不能改动原材料。应当用毛泽东的原话，直接用第一人称写作。斯诺采纳了妻子的建议。[5]因此，《毛泽东自传》以其原始性和真实性，一发表就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从内容看，《毛泽东自传》的记述比较简单。毛泽东自述他从一个农民的孩子，追求知识和真理，来到长沙求学。从一个爱国青年寻找新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从国共合作走向独立进行武装斗争。他的每一步成长，都紧密地与中国革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生的领袖，而是在曲折的经历中逐渐成熟起来。正如他自己在1962年说过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样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叙述自己的革命经历的。[6]
既然是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在自述中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当年一些不成熟的认识。比如谈到1930年12月发生在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他在自传中说：“在李立三主义确定地埋葬以前，在军队中有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一部分军队倾向李的路线，并要求与其他军队脱离。不过，这一部分的指挥员——彭德怀猛烈地与这种倾向搏斗。并能维持他部下的统一和对高级指挥的忠诚。但有一些军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政治地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7]富田较近吉安——当时苏维埃区的中心，这件事产生了一种激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这次斗争的结局如何了。但，因了党部的健全，红军部队的忠诚和农民的支助，这次叛变很快也就镇压下去了。为首的被捕，其余叛徒都经缴械消灭。”历史证明，“富田事变”是红军中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一个历史悲剧，当年总前委的负责人毛泽东和特派员李韶九都负有责任。后来毛泽东也承认了苏区第一次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并吸取教训，制定了不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斯诺忠实地记录了毛泽东的自述，展现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革命者形象。延安的翻译者张宗汉在“后记”中写道：“毛泽东到底是个怎样人?人们对他所惊奇和怀疑的，因为他能作一般人所不能作不愿作的事情，他肯下工夫作那艰苦而又平凡的事情，一经成功，事情便不平凡了，人也不平凡了。其实他和平常人是没有甚么两样的。”
“真的，毛泽东先生，所言所行，都是很平凡的，例如：革命不爱钱，作大事不作大官，像这类的话，一般人喊得震天响亮，但革命牌子挂不上几天，竟作了大官，发了大财了，而没听得说毛先生是怎样发财的。他是布衣一身，穷得磅硬，只有他与士卒共甘苦，他为人民谋幸福，所以才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这是读者的感受，也是《毛泽东自传》的成功之处。
《毛泽东自传》首次向“国统区”读者展示了被国民党反动派丑化为“土匪”的共产党人的真实面目和思想，因而引起莫大的关注。各种版本不断出现。1938年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西行漫记》）出版，《毛泽东自传》作为其中一章，改名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他对《自传》进行了修订，文字更为简略、扎实。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自传》在各解放区再版发行，版本多达十几个。
建国后，因为中共中央有不祝寿、不以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意在少宣扬个人。中共党史以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统一的口径。《毛泽东自传》这样的作品就不宜再公开出版发行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又把这本书找出来，以《毛主席的回忆》为书名翻印了《毛泽东自传》。它不是正式出版物，大多数为油印本，流传广泛。“自传”全文之外，还收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访问杨开慧烈士的哥哥嫂嫂的谈话。这种“抄本”不仅对研究毛泽东早年革命生活具有较高参考价值，而且为“红色经典”的出版发行留下了佳话。
“文革”结束后，考虑到早期的《毛泽东自传》版本多，翻译水平参差不齐。当年为毛泽东和斯诺作翻译的吴黎平将斯诺当年在《美亚》杂志上发表的英文文本找来，重新翻印并加以修订，以《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为名，由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这是《毛泽东自传》最准确的译本。
（二）
抗战后期，延安先后来了两个访问团。一个是中外记者考察团，一个是国民参政员访问团。在此之前，重庆国民政府对延安陕甘宁边区一直进行封锁，禁绝陕甘宁边区和大后方的联系。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1942年罗斯福总统派史迪威中将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等职务。史迪威到重庆后，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认识到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来看，都很难依靠国民党去战胜日本。同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新兴力量，对共产党给予同情，要求重庆政府与陕甘宁边区恢复正常的联系。在他的推动下，中外记者纷纷要求到延安采访。国民党当局无法阻拦，1944年6月，由国民党政府宣传部组织，一批中外记者来延安采访。
这是一个向中外展示陕甘宁边区红色根据地的绝好机会，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周恩来副主席召集参加接待的同志开会，周密布置。周提出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工作方针，还指出：这次我们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外国记者身上。外国记者中又要更加重视对史坦因、福尔曼等人的工作。史坦因是位很有政治见解、有活动能力的记者，他在苏联多年，后被当作“托派”赶了出来。但是他在中国多年，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托派活动。福尔曼是美国人，为人比较正直、单纯，政治上对国共两党也无明显偏见。至于带领中外记者来的国民党人员，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对他们要强调宣传坚持抗日、坚持民主、坚持团结，防止他们挑拨，并打破他们的控制。
记者团于 1944 年6月9日到达延安。领队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记者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 福尔曼 ( 他到过延安 , 认识贺龙同志 )，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甫，及苏联塔斯社的普金科。
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热情地接待了记者访问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会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成就、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并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这些记者采访时，感受到延安清新的政治空气和共产党廉洁奋斗的作风，产生了深入考察的愿望和兴趣。国民党政府的领队起初尽量控制记者，一切活动都集体行动，限制记者的个人自由。史坦因率先冲破封锁，在我方安排下单独会见了毛泽东。随后记者们纷纷仿效，他们沿途考察了我党政机关工作情况和人民群众努力生产、支援抗战的情况。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7月12日，中国记者离开延安回重庆，但外国记者都不走，他们继续到山西根据地和抗日前线采访，耳闻目睹了更多的中共领导人民抗战的事实。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记者们回到重庆，在报上或私下如实地介绍了他们在陕甘宁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了《延安一月》，比较客观而技巧地介绍了他在延安访问参观的所得和感受。特别是“毛泽东访问记”一章，笔调客观、生动、含蓄，寥寥几笔写活了毛泽东的形象，说明了毛泽东受到人民拥护的原因。在国民党特务控制下的重庆，可以说是“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一角的曙光” 了。
外国记者返回大方和本国后，以翔实的笔调大量宣传延安和解放区的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战绩。福尔曼 1945 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普遍关注。史坦因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1946年在美国出版。他还写过《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等文章，在美国、英国的报刊上 发表。爱泼斯坦给《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文章，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他又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1951 年在美国出版。总之，中外记者团的延安之行，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宣传到了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对大后方人民以及美英盟国政府对中共的重新认识，起了一定的作用。史迪威将军一再表示对八路军的支持，1944年8月，美军派观察组常驻延安，沟通和盟军及大后方的联络。1944 年 9 月赫尔利来华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曾奔走于延安和重庆之间，与毛主席、周恩来分别会谈，表示支持中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迫使蒋介石政治上做出让步。
然而，国民党和蒋介石拒不接受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意见。1945 年 5 月，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以国民党为主的“国民大会”，排斥中共和民主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5 年6 月16 日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国共两党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引起一部分民主人士的忧虑。他们对国民党政府还抱有幻想，希望中共做出让步，以求两党通过商谈解决矛盾，团结抗战。蒋介石也希望有人出来帮他游说，促使共产党人出席参政会。国民参政会中的七位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于1945年7月1日飞抵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谈，陈述他们的愿望。双方谈了两天，气氛坦率、诚恳。各抒己见，共商国是。六参政员谈了他们来延安的目的、对国际国内的形势的看法、对国共合作的建议等。当他们谈到国共双方商谈的门没有关闭时，毛主席风趣地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头挡住了，这块大石头就是国民大会。”对此，双方的看法倒是十分接近。最后通过的会谈纪要主要有两点：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召开政治会议。
六位参政员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参观延安。他们利用会谈以外的时间，阅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会见了李鼎铭副主席等边区民主人士，参观了延安市容、供销合作社、银行、延安大学、日本工农学校以及宝塔山等名胜古迹。对经济方面的减租减息，变工队、扎工队的互助方式，货币流通，商品贸易，机关供给制，工农业生产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访问了劳动英雄。延安的艰苦奋斗、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国民党当局一贯宣传共产党人是一群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土匪”，但六参政员与共产党干部接触时，却感到他们个个稳重、朴实、谨逊、诚恳，说起话来很有见地。在共产党人中间，真有如沐春风的感受。
7 月 5 日，六参政员的访问结束了。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送行。六参政员的延安之行，效果是好的，这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通过中央负责同志与六参政员的面谈，延安各方人士对六参政员的接待，双方增强了相互了解，扩大 了中共在民主党派中的政治影响，并找到了民主建国的共同点。
延安之行对黄炎培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延安的五日成为黄炎培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来延安之前，黄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没有太多的认识。及至身临其境，感受颇深。特别是毛泽东与他的谈话，黄谈到历史上各代兴衰的周期率时，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感到：毛说出了社会发展的真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他回重庆后，写了《延安归来》。详细地记载了亲眼所见的中国共产党施政政策和边区的成就，澄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造谣诬蔑。这本书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印十几万册，在大后方和香港、上海敌占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8]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他给山城重庆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大公报》记者彭子冈写下了经典的新闻报道《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在她的笔下，中共的领袖朴实，谦虚，平易近人。在下榻的张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毛泽东在重庆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受到热烈的欢迎，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人民心中的地位。
为了满足国统区人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需要，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工作的许之桢，把中外记者会见毛泽东的报道和毛泽东在重庆的新闻报道汇集成册，于1946年10月编辑了《毛泽东印象记》。“编后记”说：“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生平事迹、战斗精神、崇高性格，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过去虽然也有过毛泽东的传记、印象记之类的书刊，但早已无存。不是绝版，就是停售。编者便是在这样的要求下，来着手编这个小册子的。”这些文章虽然短，但寓意深刻，客观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言谈举止，使人读后感到非常真实。1960年三联书店再版此书，作为内部发行。
（三）
1942年延安整风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逐渐确立，毛泽东思想成为统一全党的指导思想。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有意识地宣传毛泽东，建立他的威望。党内一些专家学者撰写的毛泽东的传记和研究著作，也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版发行。传记类作品当推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研究类著作则有张如心的《毛泽东论》。
萧三(1896～1983) 现代作家、诗人。湖南湘乡人，原名萧子嶂，萧子升（瑜）之弟。兄弟二人先后就读湘乡东山学堂、长沙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学。后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起他早年在湘乡小学堂读书的往事时说：“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可是在他们当中也有我的朋友，特别有两个人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9]毛泽东提到的两个人，就是萧氏兄弟；作家就是指萧三。
1939年4月，萧三在苏联居住工作多年后，回到延安。他负责文联工作，主编《大众文艺》和《新诗歌》两个刊物。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直属学习小组组长王若飞曾要萧三报告毛泽东的生平事迹，萧三讲了两个下午，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郑重嘱咐萧三：“写一本毛主席传，以庆祝他的50大寿。”这说明萧三为毛泽东写传记，不仅是个人行为，而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但毛泽东不同意宣传他个人，不肯做寿，写传记的事情拖了下来。萧三却为此遍访了延安的许多老同志，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罗瑞卿、蔡畅、谭政、陈正人、何长工、郭化若等，搜集了大量的素材。1944年7月1日和2日，萧三在《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
当时，萧三准备写完整的毛泽东传记。写了初期活动后，他又继续写了井冈山、古田、遵义会议，直至颇为完整的“七大”一章。一方面受到读者的欢迎，另一方面毛泽东几次传话，叫萧三停止写他个人，还亲自劝萧三多写群众。1945年在延安枣园春节联欢午餐之前，朱德向毛泽东提议，让当时在延安学习的许多高级将领、干部写出各个解放区的缘起、 略史，毛泽东极为赞成。萧三在旁插言说：“那就好了！省得我一个人跳来跳去。”毛泽东听了，转过身子，盯着萧三说：“那你还是有心人喏！”停一会儿又说：“那你就搞下去吧。”[10]
毛泽东的同意使萧三受到鼓励。1946年张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月刊第1号发表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传略》。同年7月1日，即中国共产党建党25周年，《晋察冀日报》整版刊发了萧三的《大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华北解放区出版的《时代青年》发表了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从此萧三便以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第一位专家而声誉大起。
在此之后，出于宣传歌颂毛泽东的需要，各解放区书店未经萧三同意，就将他的作品出版了单行本。版本繁多，名称也各不相同。如《毛泽东故事选》（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5年版）、《毛泽东故事》（东北书店1946年版）、《毛泽东印象记》（晋绥新华书店1947年版）、《毛泽东同志——儿童时代、青年时代与初期革命活动》（山东新华书店1947年版）、《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东北书店1948年版）。这些版本需要统一，1949年年春，萧三修订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经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审查批准，同年8月在北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第一本毛泽东传记，发行量很大，并很快被翻译成日、德、英、印地、捷、匈 等文本，法文也有摘译。
这本毛泽东早期生活的传记，最初的版本是比较生动真实的。有些情节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具有第一手的价值。书中有个故事：
“在东山学堂里，有一次也是黄昏时，游戏完了，到了上自修的时间，摇铃了，一群小学生经过操场蜂拥而入自修室去。一个同学和毛泽东同志一起也向着学校第二道大门走，他看见那个小朋友手里有本书。
——你那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豪杰传》。
——借给我读一读……
过了几天，他很客气的，像犯了错误似地还书给那个小朋友：
——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
那个同学打开一看，整册书都用墨笔打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惠灵吞，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那些人的传记。”
这个同学就是萧三本人。毛泽东读了这本伟人传记，深受感动，自己也立志要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崇高的责任。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在一部叫做《世界英雄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可见那本书对毛泽东影响之深。[11]
1954年萧三在已有版本的基础上，修订改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建国后毛泽东是领袖，写领袖传记是严肃的事情，由个人来写似乎不太适宜。再加上毛泽东建国初期反对宣传个人，搞个人崇拜，有关毛泽东的传记不再出版。1979年“文革”结束后，萧三又修订了1954年的版本，198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重版。
重修的版本，内容更加严谨，文字更为圆熟，毛泽东已经是神圣的偶像，萧三在修订过程中，必须遵循已有的规则。这就使1949年版的那些自然朴实的情节，不自然地被拔高和神圣化了。我们从一个故事来看其中的变化：
“也是姓毛的一个邻人，把自己的猪卖给了泽东同志的父亲。说好了价，也交了些钱，但是没有立即赶猪回家。过了十来天，猪价又涨了，父亲叫泽东同志把猪赶回来。泽东同志到了邻家，邻人说：‘猪价涨了；我又喂了十多天，现在我是不卖了。’泽东同志说：‘是呀!你又喂了十多天，还是说好了那些钱，你当然不卖了。’泽东同志空手回到家里。”[12]
1980年版修订为：
“也是姓毛的一个邻居，老妇人，把自己的猪卖给了泽东同志的父亲。说好了价，也交了定钱，但是没有赶猪回家。过了六七天，猪价也涨了，父亲叫泽东同志把猪赶回来。泽东同志到了邻家，那老妇人正在抽声叹气，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因为把猪卖早了。她又说：‘有钱的人损失这几元钱不要紧，穷苦人少两块 钱就是一个大缺空呵。如今也没有办法，既已卖了，又放了定钱，你就赶去好了。’ 泽东同志听了这些话，想了一番，就对她说：‘是呀 ! 你又喂了六天，还是说好了的那些钱，你当然不卖了。’泽东同志只拿了邻人退还的那一元定钱，回到家里。”
原来的版本简单情节，表现毛泽东是个善良、纯朴的孩子。现在经过修订，毛泽东变成了从小就会关心穷人利益、考虑问题周全的早熟儿童。究竟哪个版本更为真实，读者自有分辨。
延安整风时期到七大前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宣传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总结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表了许多讲话、文章和专著。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延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毛泽东思想的论文和著作。他是第一个为毛泽东的理论命名的人。1941年3月，他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上发表了《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党的教育人才，“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在党内首次提出。同年4月，张如心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的文章，明确指出：“说到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应指出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942年2月18、19日，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把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分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三个组成部分，指出“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并对毛泽东做出了“是我们党天才的领袖，党的最好的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中国最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高度评价。
1946年初，张如心在华北联合大学任教务长时，先后在华北联大及张家口市的“青年讲座”上，就“毛泽东的人生观”、“毛泽东的科学方法”、“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毛泽东的作风”等问题，作了几场演讲。他从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的初步形成，早期革命实践活动，科学理论的来源，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关键时期对时局的分析和预见，平凡而伟大的人格魅力，甘当群众小学生的虚心态度，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等诸多方面对毛泽东进行了客观的宣传评价。文中特别强调，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也是普通人，和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演讲稿发表在晋察冀边区理论文艺刊物《北方文化》第一卷一至四期上。山东、冀南、香港等地书店纷纷进行翻印和再版，分别命名《毛泽东论》、《毛泽东的思想及作风》、《毛泽东的人生观》、《毛泽东的作风》、《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等，广为发行。有的版本后集录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艾思奇等18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这些版本是党内出版的早期论述毛泽东思想和理论的专著。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书的后面，附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孔厥写的《人民领袖这样爱咱们——吴满有去见毛主席的故事》；另一篇是贺敬之编辑的《人民歌颂毛泽东》。吴满有的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英雄，当年被毛泽东树立为勤劳致富的标兵。吴满有的方向，就是边区农民的方向。文章描述了毛泽东夫妇在枣园驻地会见吴满有的情景，充满了领袖和百姓的亲密感情：“真是知心的人儿说知心的话。毛主席的话，句句都说到吴满有的心里。他是那样关心农民呀！他问长问短，尽说些庄稼的事。他对庄稼事务可有研究哩！今年雨水广，他也跟咱农民一样，了解些事，就担心下雨，希望晴。他生怕咱们受损失呢！他说今年开荒多了，只要天时不太坏，大家再加把力，就有个好收成。人人吃饱穿暖了，还怕甚！”“大家一同坐在院子里，那院子也真是美，像个小花园！各人坐在矮凳上，围着一只小圆桌，在一棵大槐树的影子下，在花香，草香，和果树园吹来的甜蜜蜜的香气里，毛主席还亲手递西瓜，给吴满有吃，一面谈心。”
然而，吴满有的辉煌，却因战争而中断。1948年5月，西北野战军在西府陇东战役中被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包围，受到重大损失。随军支前的陕北民工队伍没有跟上突围，多数被国民党军俘虏，其中就有吴满有。当时他没暴露身份，在审查过程中，国民党军官对这个老头产生怀疑，看他言谈自然大方，不像个没文化的普通农民。有人举报说他是吴满有，胡宗南闻讯立即召见，吴还是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谈完话胡宗南对部属说：“他就是吴满有！因为他一坐到沙发上，就架起了腿，态度自若，相当镇静。这工夫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有的态度。”消息传开，轰动一时。胡宗南把吴满有送到南京，为了宣传需要，国民党当局逼迫吴满有发表广播讲话。西安解放后，吴满有回到家乡。组织上把他定为“叛徒”，剥夺了一切荣誉称号。从此以后，这位延安大生产的明星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解放后一直默默无闻，在痛苦中了其余生。毛泽东当年与吴满有亲切交往的文章，再也看不到了。这次重新发表当年的采访记，对回顾毛泽东早期的经历，是有史料价值的。
《人民歌颂毛泽东》记录了当时陕北流行的歌颂毛泽东的几首民歌小调。这些来自民间歌手创作的曲子，后来变成了红色经典歌曲。特别是《东方红》，几十年来做为毛泽东的音乐艺术形象，是中国亿万人民最熟悉的歌曲。其他如《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也都广为传唱，经久不衰。但是这些歌曲的原始歌词，却鲜为人知了。我们再次把它们发掘出来，让读者比较一下。原始歌词虽然粗糙一些，土气一些，却更贴近历史的真实和本色。从草根到经典，这个演变过程与毛泽东的传记一样，早期的作品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如心等理论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46年秋来到延安，对中共领导人和解放区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采访。直到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她才听从毛泽东的劝告，离开解放区回到美国。在延安期间，她曾与毛泽东多次谈话，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就是由她整理发表的。她在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正在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针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斯特朗敏锐地抓住这个主题，采访了刘少奇和陆定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通过他们的介绍，使斯特朗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她把这些谈话整理出来，并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写成了《毛泽东的思想》这本小册子。向全世界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斯特朗是第一人。她的介绍是客观准确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1947年在美国《美亚》杂志上发表后，影响很大。这次采访之后，斯特朗的命运也改变了。她热爱新中国，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
（四）
1949年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迅速解放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大城市。国统区群众在欢迎解放的同时，急需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情况。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配合这个需求，迅速出版了一批反映解放区情况、党的政策和领袖传记读物，《学习毛泽东》作为“新生丛书”的一种，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这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国统区的书籍和刊物、特别是外国记者采访解放区和毛泽东的报道。作者汇集了不少资料，将其融会贯通，形成一本有特色的毛泽东传记，既写毛泽东的生平，也介绍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本书的前半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延安时期的情况则使用了一些外国记者的报道。有些材料还是很有价值的，例如“阶级关系的性质”一节中引用了毛泽东会见外国记者的谈话，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情况，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书中引用的一些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出自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与建国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有所不同。这些资料都是比较宝贵的。
这本书的编辑出版目的，与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传记有所不同。它反映了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急于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跟上新时代的愿望和要求。所以编者在前言中说：“我们出版这个集子(虽这小小的一本)的动机，除了让读者们熟悉我们这位人民领袖的思想向他致着无限的敬意之外，主要地还是想使大家跟着这位人民领袖学习，因为已经翻了身的全新的人民，在人生观，世界观，思想方法，处事条理，工作态度，工作技能，种种方面，都跟以往有本质上的不同，这就是我们印行本书的目的。”
但是，与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不同的是，斯诺、萧三、斯特朗等人都是与毛泽东有直接接触和采访的，写出的作品比较准确，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这本书主要参考了已出版的毛泽东传记和著作，属间接的研究和反映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因而在资料的取舍和引用上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反映，一个除旧迎新的历史变革时期的作品，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五）
新中国建立后，思想舆论需要统一。宣传中共的历史和毛泽东的生平，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署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当时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闻总署署长。这篇文章经过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修改，毛泽东定稿，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的简明党史。此后，全国党史界的口径，都遵循于此。毛泽东的传记除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李锐的《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动》等少数作品，多数都是回忆录和毛泽东活动的报道。这些作品充满了对领袖的爱戴和感激之情，50年代后期开始，文章中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溢美之词也越来越多。
在海外，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敌对立场和封锁，很少有严肃的毛泽东传记问世。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进步作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作品的发行受到限制。但是1959年在美国出版的萧瑜著“Mao Tsedong and I were beggers”（《毛泽东和我曾经是乞丐》，引起了较大的轰动。
这是萧瑜撰写的有关毛泽东早期生活经历的回忆录。萧瑜，字子升，萧三的哥哥，毛泽东早年的同学和朋友。书中回忆了他和毛泽东自1916—1921年期间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和组织“新民学会”的经历。萧瑜和毛泽东曾是关系密切的同学，他们都是杨昌济先生的得意门生，曾经一同怀着救国之志，纵论天下大事，寻求强国之路。他们一起创办“新民学会”，一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1917年暑假，萧瑜和毛泽东为了调查社会，一起化装成“乞丐”，身无分文，步行千里，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和沅江五县，深入社会底层，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谈起此事：“（1917）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13]这次社会调查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也是他后来重视社会调查和实事求是作风的一个起源。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也使萧瑜终生难忘，所以他用5万字的篇幅详细叙述考察的全过程，并且起了这样一个书名。其实文人“行乞”是当时湖南的一种社会风气。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中这样说：“一个夏天，毛泽东同志利用暑假期间，游历湖南各县。身边一个钱也不带，走遍了许多地方。遇到政府机关、学校、商家，他们就作一副对联送去；然后人们给他吃饭，或打发几个钱，天黑了就留他住宿。这在旧社会叫做“游学”。——没有出路的‘读书人’，又不肯从事体力劳动生产，就靠写字作对联送人，‘打秋风’以糊口。毛泽东同志却用这个办法来游历乡土，考察农民生活，了解各处风俗习惯——这是他这个举动的现实主义的一面。”[14]以后，他与蔡和森又进行了类似的考察。鉴于此，我们这次整理出版时将书名改为《毛泽东和我的游学经历》，是比较贴切的。
在长沙的几年间，毛泽东与萧瑜交往密切，在现存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中，尚保存了1915—1916年间毛泽东给萧的11封信。信中很少谈及私事，而是讨论学问、修身、道德、社会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因为这种求真知的共同理想，使他们共同创办了“新民学会”这个湖南早期革命组织。萧瑜在书中叙述了学会的一些活动情况，还是有历史研究价值的。而且书中反映出，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寻求救国的道路上，新民学会的会员中产生了两条道路：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为代表，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而以萧瑜等为代表，信奉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终于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尽管萧瑜以自我为中心，标榜自己与毛泽东的争论，但是历史早已作了结论。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伟大领袖，而萧瑜则在政治上连遭失败，最后流落海外。
因为萧瑜与毛泽东的关系，作为当事人写的回忆录，对研究早年的毛泽东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例如萧瑜留法回国后，与毛泽东作最后的长谈。毛泽东阐述了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而萧则主张走蒲鲁东主义的道路，导致他们最后的分手。反映了毛泽东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书中写毛泽东对知识的渴求，对国家和社会前途的关注，对封建礼教的反抗，性格的豁达奔放，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书中也有明显的不实之词。例如在萧瑜笔下，毛泽东表现得像一个追随者。什么大事都是萧瑜作决断。当他们讨论问题时，萧瑜的滔滔不绝常使毛泽东没有话说。这显然不能让人相信。从毛泽东早期给萧的信来看，他们讨论问题都是平等的、各抒己见。毛泽东虽然尊重萧瑜，但绝不盲目服从他的意见。萧瑜还写到毛泽东邀请他一起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属杜撰。他们已经政见不合，毛泽东是不会把党的机密大事随便告诉他的。而且当时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一起，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证实毛泽东根本没有带任何朋友来上海开会。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情节属于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和丑化。例如写毛泽东对当皇帝的向往，感情的冷酷等等，与书中的大部分内容自相矛盾。这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对萧瑜评价不好，他说：“和我一同旅行的萧输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15]这是毛泽东看报得来的消息。事情的真相是：1928年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萧瑜因为是老乡和学生的关系，被安排当故宫任委员。他与故宫和文物素无渊源，所以故宫的同事都很冷落他。为了解决故宫的维持和修缮经费，故宫管理者将宫中非文物的黄金、绸缎、器物等变卖。后来出了监守自盗的事情，将珍珠和钻石掉包。于是易培基陷入“故宫盗宝案”的纠纷，萧瑜也连带作为被告之一，上了法庭。这个案子虽然不了了之，但却断送了萧瑜的声誉，使他在国内无法立足，流亡海外。此事吴祖光先生的父亲吴景洲（瀛）在其回忆录《故宫盗宝案真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中有详细记载，此不赘述。《西行漫记》是一本广泛流传的著作，萧瑜想必也读过。出于个人的恩怨，他在回忆录中对毛的丑化也就不足为奇。
第二，萧瑜写回忆录的时代，正时全球处于“冷战”时期，美国和西方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封锁的时代。在西方那种反共的氛围中，萧瑜如果写一本颂扬毛泽东的书，是不可能出版的。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其立场也必然迎合西方的需要。对书中那些属于人身攻击的内容，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处理。这部分文字并不多，不会损害全书的完整。
虽然有上述的问题，但这本回忆录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因为萧瑜作为当事人，与毛泽东的交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笔下的毛泽东，是个有理想、刻苦学习，勇于实践的青年。我们重新整理这本书，介绍给读者，相信读者会有所收获。
前几年，《毛泽东自传》等早期传记曾被多家出版社整理出版，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有的学者不以为然，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的早期传记不成熟，有很多错误。不如去读《红星照耀中国》。我认为，历史的形成有个过程。从早期的史料到经过史家的整理编撰，成为正史。但是不能因为有了正史，就把原始史料弃之不理。相反，原始史料中有很多真实朴素的成分，在修正史时为尊者讳，被删除了。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早期的素材还是很有价值。恰如一块璞玉，虽有瑕疵，但却天然。这就是我们整理早期毛泽东传记的初衷。
注释：
[1] 《斯诺在中国》第7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
[2] 《童小鹏军中日记》，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3] 《西行漫记》第118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4]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注释。
[5] 《我在中国的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页。
[6]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富田事变”作了新的历史结论。指出：“在中央指导下进行的这场肃反斗争，不仅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在其他根据地也进行了。各根据地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程度不等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在这场肃反斗争中，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尚革命精神，后来，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的尊重和纪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页）
[8] 以上内容参考《为党交游六十年—金城文集》第156—182页，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
[9]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0]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第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11]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2]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9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1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2页。
[14]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15]《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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