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新中国史研究院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历史研究》编委，《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史地》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常务理事，江苏历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在《求是》《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出版《钓鱼岛问题文献集》（10卷本）、《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19卷本）、《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上下册）、The Rape of Nanking: A historical Study, 《华东地区日伪关系研究（1937-1945）》、《南京国民政府的税收（1927-1937）》等著作10余种（含合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及钓鱼岛问题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课题10余项。担任《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副主编。
2004年入选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8年12月入选南京大学首届“优秀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012年获得“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卓越贡献奖”。2009年、2015年两次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另获得教育部二等奖2项。两次获得江苏省政府社科一等奖。并获得“郭沫若中国史学奖”。2019年入选江苏省“社科英才”。
2012年12月15日至2013年12月18日，奉派在海南省五指山市挂职担任副市长。
故事讲述
误打误撞与历史系结缘
1984年高考时，我最想读的专业是地理，然而当时只有理工科同学才能报地理专业，于是选择了去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历史专业。两年半之后要准备考研了，那时候没有培训班，没有指导老师，要自己猜测怎么复习。最早我准备考非洲史，一次机遇巧合在图书馆看到了张宪文老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来了兴趣。于是我就着手写信联系了张老师。前段时间和张老师聊起来的时候他还和我们说，你们当初给我的信我都没丢。我心想他丢掉就好了，当时肯定是胡写一通，好惭愧。
三年研究生毕业后，我本来准备去江苏教育学院工作，当时想的已经读了很多年书，不能给父母太大压力，也和那边的负责老师谈好了。有一天老师到我们宿舍，说你应该考个博士啊。幸亏那一年南大有个特殊的政策，应届生考博不用考政治，连专业课都不用考，只考英语，于是第二年春天我就去参加了博士生考试。
当时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士点有三位重要的博导，张宪文老师负责中华民国史，崔之清老师负责当代台湾研究，方之光老师负责晚清和太平天国研究。没想到当年偶然间翻到的书，奠定了和张宪文老师的师生缘分。我从1994年留校到2012年去海南挂职，将近20年的时间，大多数的科研项目都是跟着张宪文老师一起做的。
历史学深刻塑造了我。对于历史学科，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很正常，并非所有历史学院的学生都应当将来就从事专业的历史研究。但是，历史学科不会辜负任何人。你如果有兴趣，它会给你很多东西。
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一是知识的审美，过往的人类的历史会给你精神层面很大的满足，它给予的知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但凡所想，历史均有回应。所以马克思讲，我知道的唯一一个科学就是历史。这是从哲学意义上讲的。二是历史学让人更加明智、理智、平心静气。一代代人在历史过程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智慧、遇到重大事件时候的反应，都会给人很大的启迪。历史不是跳跃性的、天马行空的，而是会帮助你形成对当下和未来的整体性的指引。用习总书记的话讲，我们当今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云际会、内外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历史可以帮助你形成自己的思考和冷静的判断。
人和事相互激发
学术生命茁壮成长
2012年年初钓鱼岛的事情闹得很大，当时学校也组织了座谈会，很多老师去参加了。因为我是历史学院的，大家就来问我是什么情况，但是我也只能大致讲讲，具体的来龙去脉不是很懂。我说这个事儿还真是给我一个启发，我们需要全方位地研究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回来以后，我就跟陈骏老校长写了一封信，想能不能我把这些问题都做一个研究，他给我回复了一封很长的信，做了一个批示给社会科学处。当时的处长王月清很支持，说先给你们拨10万块钱启动。好巧不巧，就在陈校长给我批示不久以后，组织上就派我到海南五指山挂职当副市长，分管文旅局。那时候我就一边忙政府的工作，同时每个月回来和学生们见一次面，讨论进展。2013年底我挂职一年结束，拿了优秀，2015年我们就把钓鱼岛问题的来龙去脉基本上搞清楚了。同一年我上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进展很快，三年以后就结项了。
这个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做成一件事情有好多个方面的。首先是领导的眼光，陈校长虽然是理科的院士，但看到了这件事情的价值；然后是王月清处长，他主导从基本业务里面拿资金出来，我们也才有了启动；还有就是我们项目组的研究者们，他们掌握了资料，也发表了相关的论文，科研帮助他们成长。
这项钓鱼岛问题的研究对我的学科生涯影响也非常大，我们要意识到全球范围内历史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钓鱼岛虽然看上去是个中日之间的小事，实际上几乎所有大国都和这个事情有关，它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这项研究直接促成我在柯文的基础上提出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就是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在中国发现世界历史。想起来从2011年到2018年这本书的出版中间七年的时间是我学术成长很关键的时间。让我更加意识到，历史学者的视野要开阔。做学问应该做有关民族国家利益的大问题，虽然它确实很难、很敏感，但是非常有意义。
史学研究就是这样，过去讲历史是历史学家和历史相互作用的结果，这还不够，它是一个多方面的人和事相互启发的过程。你看，校长给了我启发，我的学生们给了我启发、我合作的同行们给了我启发，那些藏在档案馆里面几十年几百年没人看的东西也给了我启发。历史是你和你周遭的环境与人相互塑造的产品。
见证南大重新走向辉煌
当年的南大不像今天这么有名，我考大学的时候不知道世界上有南京大学。当时有个梗，“南京大学？南京什么大学？”高考那年我老家天长有个女生叫海燕，名字很好记，她考了全省的状元，当时很轰动。大家以为她要到北大清华，她没去，她到了南京大学。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南京大学。现在我回头想，因为她妈妈是个有文化的人，所以她知道南京大学，她到了南大以后上了经济系，就是今天商学院的前身。后来我到南大来读研究生，还碰到过她，很感慨啊，因为在当年我们小朋友心目当中她是那种超级学霸。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南京大学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我认为在这过程中有几个人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位是匡亚明老师，这是人人都体会到的，他是个教育家，奠定了南大的格局和境界；另外一位是曲钦岳老校长，奠定了南大成为世界知名大学的方法和路径，他们对南大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是决定性的。我正好是在他们在任期间，一天天地看到南大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第一次国内搞大学排名的时候，南大就是当时全国第三，理学和历史学都很好，后来南大是最早一批加入“211工程”“985工程”，长时间都是国内的前三。二十多年来，南京大学的本质没有变。南大人通过研究自己的历史，发现和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在历史上的联系之后，我觉得它站住了，不再纠结说我是第几，而是坚定了是一个历史悠久、坚持自己的内心、坚守本位的大学。南京大学永远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就像李克强讲的，我们始终位于中国大学的前列。此言不虚。
从我来讲，从一个安徽的农民到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南京大学工作，长期担任院系职务，同时也见证着南京大学重新走向辉煌的过程，我觉得非常自豪。
教书育人
发力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
历史学是个长线学科，需要放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尺度上来看。我们有自己的优势，是重要的基础学科，不过缺点也是因为它是一个长线学科，不像一些学科在风口浪尖，资源汇集、资金多、很热闹。
我在任期间，着重推进了以下几个事情：
第一是把团结作为我们历史学院的最重要的品质。为什么这个最重要呢？因为要把一件事情做成，做得像那么回事，团结是第一位的。历史学院就是一个小社会，怎么可能没有矛盾呢？我们的办法就是要了解矛盾的症结所在，化解矛盾，让大家知道团结就是力量。近些年我们做成一些事情，比如建成了历史学院大美楼、师资队伍的发展、科研经费也在逐年增加，我们已经连续九年都是南大文科科研经费第一名。做成这些事情都是结果，不是原因，原因就是团结。
印象很深的是在上一轮学科评估的时候，那时候正好赶上历史学前沿论坛和各种会，老师们都是一边在做日常的事情，同时还要准备学科评估，任务非常重。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孙扬老师在学院加班，那天正好是他太太的生日，他也没有和大家说。他太太打电话给他说“说好的过生日的，都讲好晚上回来，一大桌子人一起吃饭呢，你怎么能不回来？有什么工作明天不能做吗？”孙扬老师只能说在这边做材料，也不能解释太多。那段时间大家经常一起做材料到十一二点再回去。这个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体现了青年教师和我们单位的感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培养年轻人，年轻人永远是队伍建设中很重要的。你看现在历史学院中生代的教授和副教授，绝大多数都是在过去的八九年里面成为副教授、教授的，总数大概有25个左右。他们从孜孜不倦努力的“青椒”，成长为在自己学科里面有影响的，有话语权的老师，这也是整个历史学院的党政班子配合努力的结果。
第三是教学。过去几年我们在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方面有大变化。南京大学当然是一个研究性大学，不过如果说仅仅是做研究的话，那我们办个研究所就好了。我们为什么要办大学？办大学的本质目的就是培养人。我们投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在学生身上，也促成社会服务的开展。一方面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地方政府，比如我们院经费最多的一块就是考古。在当今进行城市建设、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考古前置”，我们广泛地将自己所学运用于社会需求。第二个是建言献策，我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有很多想法，那我们就要把想法写出来。过去这一块几乎是没人做的，现在我们学院刘相平老师、孙扬老师、郑安光老师、朱锋老师等，都会给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建言献策或写资讯报告。我们过去都叫经世致用，学问要做在祖国大地上，实际上就是要脚踏实地的。哪个时代大家都不喜欢空头学问家。
还有比如我们最近就组织师生到桦墅村劳动，不是说真的是能种出多少地，能生产多少粮食，起码让同学们有个认识。你看现在大家都分不清楚各种作物，过去是当笑话讲，现在是个事实了。总的来说，培养什么人确实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继往开来
凝聚南雍史学精神
我们最近在进行《南雍史学120年》的编纂，希望系统梳理南雍史学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的历程，回顾南大历史学院如何走过120年岁月。参与这项编著工作的教职员工热情非常高，尤其是随着百廿院庆越来越临近，大家表现出来前所未有的激情。这套书把我们院所有的老师，在职的、退休的、以及过世的老师的代表作都收集起来。作为编辑者，我真的觉得可以用“琳琅满目”来概括这一成果。看这本书就能感觉到，除非历史学科不存在了，不然的话南大历史学是不可能有什么问题的，它永远会持续下去。
说起南大史学如何走到今天，过往经常会强调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稳健主义的传统。经过近些年的思考，我觉得这并不全面，实际上包含三方面的平衡。
一是五四和学衡的平衡。如果因为学衡是我们的，就把它拔到特别高的位置上，把五四放在另一边是不对的，应该有一个平衡。罗家伦是我们的校长，也是我们历史系的，他是五四健将。我们能看到五四的人来到南大，学衡的人也在南大。融通很重要。
二是科学与人文的平衡。南京大学是中国科学社当初的大本营，郭秉文是关键的人物。民国的前辈是很重视科学的，那一代人相信科学技术进步可以拯救国家。今天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关键，都是跟中国科学社当年倡导的科学精神有关系。同时，南大是讲人文的。科学家也是如此，比如胡先骕是植物学家，一代院士，也是学衡派大将。所以，科学和人文之间是通的。
三是中学与西学的平衡。历史上我们有一些老师是研究中学的，现在我们院的颜世安老师、成祖明老师、武黎嵩老师、胡阿祥老师、胡箫白老师等他们在研究中学，同时也有很多人研究西学，世界史、国关、外交学等等，这中间并不是有个鸿沟，它是相互关联的。怎么研究中国历史？要把中国历史上升到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认知中国历史的价值和地位。
我觉得这三个维度可以概括南大和南大历史学院的气质，也希望我们可以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
寄语青年 展望未来
在采访最后，张生院长对青年人提出了三条寄语，结合他自身的求学成长岁月，对史院青年寄予了殷切的期待和关怀——
最首要的还是要多读书。我非常体谅“内卷”下大家的工作压力、就业压力，不过越是在这个时候，年轻人越要有一点定力。我求学的时候，经济条件比现在差很多，有时候手脚没控制住，就可能会有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大多数同学衣食是无忧的，不过也能感觉到现在的孩子要比当初急。
我大学四年曾经读各种各样的杂书，印象很深的是当年有一本科学探索性质的杂志，有一位名叫余海若的人，他每年负责解读诺贝尔奖的含义，比如物理学奖今年谁获奖了，意味着什么，这培养了我对科学的巨大的兴趣。我也一直盼望能把物理学学到的知识能跟历史学结合起来。物理学里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对人有很大的启发。第二类我常看的“杂书”是《读者文摘》，后来叫《读者》。从创刊号到我读书的时候，我几乎每一本都看过，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段子、心灵鸡汤其实都是从这里抄来的，里面也有很多知识性的东西。第三个是《大众医学》，里面有各种关于人体疾病的基本知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小半个医生，碰到什么小伤小病，我大概都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它老早就教过我了。而且其中的知识很专业和权威，不像现在看到的抖音、微博上的所谓医学知识的普及，其中鱼龙混杂的东西很多。当时也广泛涉猎了有关欧洲历史、美国开国的文献等等。作为学生，第一条就是要多读书，而且是各种各样的杂书，否则只会始终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第二是眼光要开阔。开阔就是指要有自觉。不管是研究中国史还是世界史，都要拿整个星球的历史作为自己的背景。世界史要谦虚地学习中国史的知识和方法，中国史也要更加谦虚地学习世界史研究的理论。我发现中国史有一些刚引进到学科里的东西，其实在世界史里面早就是常识，世界史学者早就在这个角度做了很深刻的思考。反之也是。所以要有一个打通的基本的意识，即开阔的眼光。
第三是学会与导师相处。大家刚进学院的时候，打交道的首先是自己的指导老师。南大老师当然都不错，但是要想到的是，你能掌握到自己老师的70%就不错了。可是如果每个人只掌握自己老师70%，而且将其视为金科玉律，那其实有点low了。要跟所有的老师学习，学习他们的长处、学问当中的闪光点，这样才能说之后我可以超过我的老师。如果大学不是培养比上一代、比老师更好的人才，那么大学就不用办了。事实上肯定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在学习过程中，很多同学出于谦虚可能会说我们永远超不过老师辈，这是错误的。你不仅可以超过他，而且必须超过他。包括我对待我指导的学生也是这样的，如果我的学生一个不如一个，那很悲哀啊。我们要尊重老师，在人格上、在各种方面尊重他，但不要盲从。
采访 | 齐以恒
文字 | 张生教授、胡辰、周茹
照片、视频 | 张生教授、薛蓁
校对、排版 | 蒋瑞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