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丨李超
近年来口述历史访谈愈发引起地方文史工作者的重视，口述的方法与实践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2022年12月11日上午，第六届地方文史高研班邀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光耀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金大陆研究员莅临现场，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冯筱才教授一同联合举办了题为“历史口述访谈的方法与实践”的学术对谈会，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强调口述实践的重要性，在理论层面对当前口述史研究提出若干思考，并给予许多切实可行的访谈方法建议。这场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阮清华教授主持。
金光耀首先指出在当代史研究中，历史口述的采访和记录、口述史料的运用已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口述史在学者通常使用的史料之外开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来源，它弥补了很多文字史料中没有记载的东西，而随着史料来源的开拓，口述史实际上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给学者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口述采访中的许多对象，往往生活在基层的各行各业中，所以学者的关注点得以从高层政治转向到基层社会，学术视野得到拓宽。另外，在口述史料和文字史料之间产生了一种张力，在两种史料价值互相对比的过程中，会引发学者的进一步思考，进而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因此口述史给史学界带来研究方法上的变更。
金光耀还强调了口述实践的重要性，他表示，口述史更多的是一种实践手段和方法，需要从实践层面进行相关探索。学者固然可以在史学理论层面进行探索，但想真正把口述和地方史结合起来，就一定要迈开脚步走向社会，去做口述史的实践，在实践中间丰富对口述史的认识，这样才能掌握口述史研究的方法。
随后，金大陆也分享了他关于口述史的思考。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口述史料正处于易采集和需抢救的关键时刻：这段时期的口述史料非常适宜采集，同时有很多关键项目非常紧急，亟待抢救。为了说明这点，金大陆以自己研究的唐山大地震课题为例，现在能找到的许多参与过救援行动的专家、教授、建筑师、医疗师等，都是当时到唐山参与救援的小医生、小技工，而当时带队的队长、组织人员的领导都已过世。他赞同中国社科院定宜庄研究员关于口述对象黄金年龄在60岁到80岁间的观点。60岁到80岁的访谈对象有经历，有记忆，有表达的能力，还有回望的愿望，但是到90岁就很难了。所以现在做当代史，口述史是易采集和需抢救的，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期。
金大陆将社会学研究路径和历史学研究路径进行了对比，指出，历史学的口述史料会出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线索，但这些史料最后要和档案、方志、报刊等权威性史料进行综合对比考证，方能做出判断。口述史可以提供很多有价值的线索，但其中也有很多夸张，记忆也会有很多错乱，所以历史学强调的路径，是口述史所收集的大量史料最终还是要回到历史学本体当中，经多方面细致考证才可使用。
金大陆还指出几个口述史研究中的新趋向。一是在当代史中共同经历型的口述史研究成为主流。与先前进行政治上层人物的个人访谈不同的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共同经历型的团队研究，研究主题实际上是一个团队或者是一个大的群体，而群体中的个人怎么表达，其统计意义上的倾向如何，在实践和理论上都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二是在口述史研究成果中，口述史著作和口述史料著作的分野引起了一些学者思考。中国社科院左玉河研究员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他认为现在有很多口述史的项目，也有很多口述史的著作出版，但这些都是口述史料的著作，而非口述史的著作。究竟何为口述史的著作，何为口述史料的著作？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三是之前谈到的社会学口述史项目，注重现场的情绪和氛围，注重记忆和建构，是很好的发展方向，但其访谈内容整理后最终呈现出来的，往往和当时的新闻报道常识差不多，新的知识、新的构架和新的理论在哪里？这里可以借鉴中科院刘亚秋研究员在社会学领域中提出的记忆微观理论进行思考。
冯筱才分享了作为历史学者的研究旨趣。一般而言，历史学者想要了解一个宏大的历史辩证案例，不仅需要强调所谓的研究规范，更需在此基础上做田野调研。原先完全靠文献分析的研究成果，在数据化时代，已经没有办法给大家更多新的知识，所以历史学者希望能够做深入的田野调研和口述访谈，在此基础上逐步了解地方、国家甚至是更大的区域。目前历史学者希望了解的是，在宏观历史叙述以外的实际历史过程究竟是什么样子，比如讲到政策，把一个国家政策条文再描述多少遍也没有用，关键是政策在地方究竟是怎么展开、怎么执行、具体怎么去做的。历史研究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脱离了现实生活的研究容易空洞化，而之所以去做田野和口述，很大的原因，其实是想把历史研究拉到很实际的层面。例如在一份档案材料的形成过程中，哪些内容得到保留而哪些被删改，学者不做访谈，根本搞不清楚，更遑论读懂那份档案。所以如果要读懂这些档案，就必须了解更多的细节。
冯筱才表示，希望看到学者写出来的历史是能提供新知识的历史，而不是在反复重复已有的东西。这种历史应是一种实践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一种近代政策条文的演变；是里面有活生生的人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一些所谓机构部门的作为；是日常的历史，而不仅仅是选择性的“重大变动”；还是连续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一段段封闭的历史。历史都是连续的，没有突然产生的事情。他希望看到的史料分析是带有透射性质的，能透过文字叙述的表面，真正了解文字背后蕴含的深意。
历史研究想要做到上述境界，深入的田野调查必不可少。冯筱才认为，所谓的深入就是要像人类学家那样真正扎根田野，从一个外人变成内部的人，再加上全面的口述历史访谈，最终才可能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对历史学者而言，口述访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补充资料，更多的是让研究者能够尊重实际历史过程以及历史当事人的生命际遇，即科大卫教授所说的，历史研究要有温度，要去关心普通人的生活，这样才能进入历史。
结合自身丰富的教学经验，冯筱才感慨对于研究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而言，他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进入历史，那段历史离他们很远很远，不能体会到历史中那些人的痛苦也好，兴奋也好，创伤也好等等，年轻研究者在理解上容易与实际历史情境存在隔阂。冯筱才强调，地方文史工作的口号是“存史求真”，而最重要的存史就是保存人的记忆，人是最不可以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他表示，如果各位地方文史专家能够将口述历史记录保存下来，就能够保存千千万万份口述史料，百年过后，后人必然受益匪浅，希望各位地方文史工作者能做出更多的努力。
关于学院派历史学者与地方文史专家在口述史研究上的差异，冯筱才也作了分析。首先，地方文史专家特别强调是在相当程度掌握收集资料以及对史事进行考证后，做一些辅助性的访谈，而学者一般带着学术问题去做口述访谈，一些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中更有口述史料的硬性要求。其次，在地方上，诸位地方文史专家是“自己人”，学者是“外来者”，这之间差别极大：方言优势显而易见，对地情的了解，包括受访人的资讯、社会网络、信任感等等，地方文史专家也有显著优势。此外，在访谈的工作性质和时间上，地方文史专家的访谈是连续性的、日常性的，是在做一个本职工作，而所谓学者下去做田野手续很是繁琐，中间涉及大量的行政协调、经费和团队问题。在技术手段上也有差异，一般来说地方文史专家相对使用传统人文办法，而现在有些学者配备高科技的现代化设备。在资讯收集方面，高校学者拥有数据库优势，收集信息较为便利，学者间还有一个很庞大的国际性的研究网络，知识分享层面有一定差异。因此，冯筱才提倡打破地方文史专家和历史学者的隔阂，双方合作来抢救更多的记忆。
（本文已经金光耀教授、金大陆研究员、冯筱才教授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