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保护人”高纲博文教授和小浜正子教授的引领下，我于2016年10月1日抵达东京的当晚即入住了位于东京都练马区江古田小竹町2—43—12的力行会馆（学校法人）。这是一座主要面向外国留学生的宿舍，分日本馆（女性馆）和国际馆（男性馆）两大部分，各有三层，每层约有二三十个房间。在日本馆底楼的一侧有一个几十平米大的事务室，里面放满了办公桌，桌上有电脑和各类文件。平日里，会馆的工作人员就在里面办公，其中有山本先生、松井夫妇、幸胁先生、伊藤先生、多田先生、中岛先生、小岛先生、田中先生、增田女士、西山女士、仲岭女士，他（她）们工作勤勉，对人也很和气。
在之后的8个月中，我接触最多的是山本先生和松井夫妇。山本名叫晃一郎，30岁左右，是个经常带着笑容的帅小伙子，有点像著名的滑冰运动员羽生结弦，而且比羽生更帅。他待人热忱，且能讲流利的英语，所以当我的日语水平不够时，他就用英语做补充。我抵达之初，他出面负责接待，为我办理了入住手续，并打开电脑用PPT向我详细介绍了会馆的运作规则。后来，我在生活中若遇问题、困惑，多半会向他咨询。熟悉了以后，我有时候会戏称他为“山本将军”。后来我还得知，他未婚，甚至还没有女朋友。
松井先生身材中高，有五六十岁，英语也说得不错，他和松井太太是负责会馆日常安全和卫生事宜的，两人责任心都很强。此外，从外貌上可以看出，夫妇俩年轻时一定是一对帅哥靓女。据说他们的儿子现在在海上自卫队服役。每天清晨，松井先生常会拿着吸尘器在各楼面清扫走廊上的地毯；到了夜晚，又拿着手电筒在各处上下左右巡视。每遇此景，我常常暗暗发笑，很想对他说“平安无事呦”。（大家都知道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有个“松井中队长”）。偶尔，松井先生也会脸色凝重，我估计是有些不守卫生规则的住客让他有些不悦了。
幸胁先生是个70多岁的老人，英语也讲得很好，而且爱开玩笑，他说自己出生在1944年的北平，是“二战”以后才回到日本的。
50多岁的伊藤先生也是个和蔼的人，是会馆里某个部的部长。我和他常在会馆附近的路上相遇，或是他来上班，我也正去东洋文库上班，或是他下班，我也在下班途中，彼此间会相识而笑。有时候我也会在事务室里与他开玩笑，称他为“伊藤首相”。
中岛先生、小岛先生、多田先生都是会馆里的中年员工，负责馆内各种设备的维修，闲暇时我常和他们在国际馆的底楼吸烟处边抽边聊，从朝核危机到中日差别，几乎无话不谈。
增田女士、西山女士均年约35岁左右，两人白净而耐看，脸上也总是挂着笑容。仲岭女士是后来调来的，是冲绳人，从眉宇间便能看出来。
日本馆底楼的另一侧还有一个会议室，从一侧的宣传展品中可以看出，力行会馆在历史上与日本帝国时期的满洲移民有一定的关系。有一次闲扯时，我故意指着历史图片，用揶揄加调侃的口吻对山本和伊藤先生说：“日本的自然条件真是太不好了，不是地震，就是台风，看来日本的未来只有在满洲啊。”两人听后，诚惶诚恐，连说“だめ，だめ”（日语“不要，不要”的意思）。我急忙补充：“冗谈，冗谈”。（日语“开玩笑”的意思）众所周知，经过了战后的民主化教育，普通日本国民对战前的海外扩张史都持否定的态度，言论是非常审慎的。此外，在这个会议室里，山本先生指派的波多野知子女士每星期一上午会和我谈话一次，以提高我的日语水平。对此，我已另文详述。
力行会馆的住客以中国大陆留学生居多，多数在20—25岁左右，半工半读，每周要上4、5天的日语课。我常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见我年长，大多恭敬地叫我“马老师”。此外，馆内还有不少台湾、韩国、缅甸、泰国、印尼、巴西、哥伦比亚、玻利维亚、西班牙、美国、法国等国的留学生。我的房间对面，住了一个缅甸人，能讲流利的英语，也能讲一些汉语，他说他曾去过中国的新疆。隔壁一侧住的是一个叫西村的巴西小伙子，他实际上是一个混血儿（父亲是巴西人，母亲是日本人），总是客气地和我打招呼。后来我发现他正和馆内一个名叫Elisa的玻利维亚女孩在谈恋爱，我故而问他：“你讲葡萄牙语，她讲西班牙语，你们能沟通吗？”西村随即告诉我，这两种语言的相似度在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另一侧稍远住了一个身材很像马纳多纳的胖小伙子，我初以为是阿根廷人，后来始知他名叫Jackson，来自美国纽约，在日本某大学研究日本的赤军（极左翼恐怖组织）问题。有一次我问他：“日本赤军和日本共产党是什么关系？”他的回答大意是，前者是不合法的，而后者是合法的。远方的房间有一个西班牙人，有一次我用笨拙的日语，向他解释了西班牙在近代中国的文献里被称为“日国”，由此常被误认为是“日本”。他居然听懂了。二层还住有一个巴西人，常常吹奏日本的古乐器——尺八，有时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也能听到。我曾和他谈论过奈良的正仓院，因为里面藏有中国唐代的许多乐器。
由于会馆里有各国人等，所以平日里我常常是在一楼讲日语，二楼讲英语，三楼讲汉语，真够国际感的，有时候像是在玩脑筋急转弯。在上下楼或者走过走廊时，常见有打扫阿姨在忙碌着什么，我会向她们报以“辛苦了”，她们也会友好地予以回应。
我的房间位于国际馆三楼的712室（由于是学生寮的性质，因此所有的房间都是同一制式），房间很小，大概只有3、4个平米，一张单人床、一个立柜、一台挂式空调，和一套供一人使用的桌椅，我抵达前，会馆替我代购了一套被枕和垫子，并已放置在单人床上。（后来到了12月份因天气转冷，我又去加买了一条被子）通过落地窗，还可以走向一个小阳台，大概2个平米，与隔壁共用。房内没有盥洗设施，洗脸、刷牙、洗澡、如厕，需要到同一楼面一侧的集体盥洗室（离我的房门约15米开外）。那里有几间淋浴房，每洗一次需投进100日元硬币，可出水10分钟，冷暖可调，9分半钟时会有提醒。此外，邻近处还各有一台公用的洗衣机和烘干机，用一次各需要150和100日元。在国际馆的二楼一侧，有一间公用厨房，里面有桌台、电炉、水龙、饮水器、大冰箱和小烤炉，还有扔厨余的大桶。墙上的贴纸则并列用英文、日文、简体汉字、繁体汉字写明了使用规则。如果要扔一般的垃圾，则需装袋后带至日本馆的底楼一侧，那里有好几个大垃圾箱，掀开置进即可，分类并不严格。
入住几天后，我去附近的闹市区池袋买了一台小电视机、一个烧饭的电热锅和一个台灯。我还向力行会馆租用了一台冰箱，每月租费需2000多日元。就这样，家用设备算是齐全了。至于一般的生活用品和食品，我通常去附近的小型超市购买，离会馆大门约30米远就有一家，24小时营业。
力行会馆的设施比较简单，所以费用也很便宜，房费、电话费、电费加在一起，每个月不超过5万日元。付费通知单会在每月的20日左右发送至个人的邮箱（位于事务室外侧），我总是一拿到后就马上去事务室付款，这令山本先生和增田女士很是满意。有时候我还会拿到小礼品，据说是为了奖励付款的积极分子。
会馆有时也会有一些集体活动，如曾组织住客去轻井泽和日光旅游。由于我已经独自去过了，所以没有同行。记得在12月17日，在会馆的地下礼堂曾办过一个迎接新年的大型冷餐会，有几十人参加，组织方准备了很多披萨、色拉、肉酱、面条等，唯饮料需要自带，但必须是无酒精的。首先有力行会馆的理事长讲话，之后有文艺表演，也有开奖和游戏活动，气氛很热烈。
力行会馆还兼办有一个幼稚园，与日本馆、国际馆的建筑形成凹字型，中间是三者共享的庭园式过道，两旁种植有各类樱花树。因此每天早晨或下午，我都能看到许多母亲来接送孩子。日本的母亲通常会用一个大布兜把孩子兜在胸前，这样便可以腾出双手，或提东西，或骑自行车。她们兜着孩子的样子，既像是在炫耀自己的“成就”，又似乎在告诉周围的人，她们有一张“饭票”。有一次，看见一个孩子在母亲的怀里哭闹，令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哭声和中国孩子是一样的，但却“いやだ，いやだ”地叫个不听，换做汉语就是“讨厌，讨厌”。
幼稚园有时会在操场上举行集体性的运动会、舞蹈表演，作为一个旁观者，令我印象较深的是，日本的孩子们不娇气，他们的身体和四肢不时地触碰地面，但其父母对此并不介意。不像在中国，孩子一碰“脏东西”，父母马上就会呵斥。还有一次，幼稚园搞毕业式，父母们一个个都郑重其事，穿着笔挺的正装而来……
我在上海时有每天晚饭后在家附近散步一小时的习惯，故而我把这一习惯也带到了江古田。江古田是练马区境内的一个居民点，以电车江古田站为中心而延伸开来，向北可至小竹向原站，向南可达新江古田站，东到东长崎站，西抵新樱台站，我的散步区域大致就在这一范围内。江古田站有南北两个进出口，特别是南口一带很是热闹，活似一个小银座，有超市、药庄、医院、书店、图书馆、游戏房、旅馆、邮局、银行、浴室、理发店、美容店、神社等，也偶见一家情色场所。当然最多的还是饮食类的店家，拉面店、寿司店、烧烤店、居酒屋、中华料理店、咖啡店、西餐馆、印度餐厅等，一应俱全。有时候我偷懒，不愿做晚饭，或者是为了接待朋友，也会去那里用餐，去的最多的是一个名为“野郎”的拉面店和一个叫“おしとり”的学生食堂。江古田一带有三所高校，即武藏大学、武藏野音乐大学和日本大学艺术学部，所以也是一个学院区，经常能看到男女大学生在路上穿梭、嬉笑。
紧靠南口有一个“交番”，所谓的“交番”就是警察的派出所。我看到门边的墙上贴了不少彩色的通缉令和寻人启事，通缉犯和失踪者都有照片，但许多是几十年前的人了，却至今不知下落。
江古田站的北侧主要是居民区，有多层的楼房，也有一二层、别墅式的独居房，散步在其间的小路上，一个整洁、宁静、闲适、和谐的社会样貌立刻呈现在眼前。每个居家门前都会镶嵌一块小牌，上面刻有主人的姓氏，如本田、山本、伊藤、佐藤、田中，等等。居室周围常有些许空地，或种有各类花卉、植物，或留出来供停小汽车、摩托车等。据说东京都的现任知事（市长）小池百合子女士也住在江古田一带，而我居然也确曾看到过某家的名牌上写有“小池”两字，但到底是不是知事之家，就不得而知了。
北侧一带还有一个“江古田斋场”，我逐渐了解到所谓的“斋场”就是殡仪馆。另在其不远处有一个卖二手货的商店，里面各种穿戴品俱全，价格便宜，我曾进去买了一顶礼帽和一双黑皮鞋。买了之后却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心中产生了疑问。
……
经过了在江古田8个月的生活，我在2017年5月底要返回上海了。临行前我把电视机、台灯、电热锅分别赠送给了几个中国留学生。得知我要把买的书籍寄回上海，伊藤先生特地打电话叫来了邮递人员。为了向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我在5月30日晚请他们到附近一家台湾餐厅用餐，山本先生、增田女士等表示不好意思，我说“不必客气”，“我的钱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给，所以是取之于日本，用之于日本”。席间，大家相谈甚欢，国别的差异似乎消失了。记得我对山本先生说：“看来，将来你能当上力行会馆的领导。”他听后特别高兴！我曾听说许多日本人并不像中国人那样有“远大的抱负”，能在一个小组织里当上头头，就已经很满足了。
5月31日上午，我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前来验收的山本先生很满意，立马将押金全数退给了我。我问他：“我在入住时是高纲教授担的保，下一次的话是不是还要这样？”他马上说：“不用了，不用了，你直接找我就是了。”接着，我给了他一万日元，请他代为缴纳给练马区区役所（区政府）的一笔费用（按规定必须到6月份才能缴纳）。他问我：“那么，多下的钱怎么办？”我说：“那就算是我给力行会馆的捐款吧。”
随后，山本先生和伊藤先生替我叫来了出租车，车停在了会馆的大门口，将直接开到日暮里，然后从那里坐京成线去成田机场。我进车后返身对山本和伊藤先生大声说道：“我会回来的。”因为此时，我已得知东洋文库将于是年年底邀请我再来东京参加“莫理循文库迁往日本一百周年”的纪念会。
……
别了，力行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