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报载道，见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双传学
编者按：《新华日报》全面见证了毛泽东思想快速发展、走向成熟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要历史进程，而目前的报史研究尚未对《新华日报》与毛泽东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全面反映。新华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双传学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1期刊文，研究认为，从1938年创刊于抗日烽火中到1947年解放战争初期被国民党查封，《新华日报》竭力克服国民党当局打压政策的不利影响，历史性反映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全方位彰显毛泽东革命领袖形象，忠实践行毛泽东新闻思想，有效启发毛泽东重要思考，以多重角色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挥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的应有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全国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不断发展、臻于成熟，并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被正式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1938年创刊于抗日烽火中到1947年解放战争初期被国民党查封，《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在吹响时代号角、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思想传播者、毛泽东领袖形象建构者、毛泽东新闻思想践行者、毛泽东思想启发者等多重角色，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1938年至1947年的《新华日报》囿于国民党当局的打压政策等原因，直接反映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宣传报道受到制约，与地处延安的党报相比，无论时效性还是充分性都有不足。截至目前的报史研究，反映《新华日报》与毛泽东相互关系的文章数量十分有限，主要涉及《新华日报》对毛泽东领袖形象的展示、延安整风运动中《新华日报》的改版、重庆谈判期间《新华日报》的报道策略、毛泽东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等，尚未对《新华日报》与毛泽东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全面反映。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场伟大的认识运动中，大众传媒是联结社会认识与公众实践的重要环节，其自身也是特定方面（新闻思想）的实践者。以此为视角，集中反映《新华日报》与毛泽东的相互关系，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的性质和作用。
回顾峥嵘报史，《新华日报》始终保持着战斗姿态，以极大勇气和高超智慧展开宣传活动，总体上不但贯穿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中央方针政策这根主线红线，而且直接反映毛泽东的内容也累积了较大数量。更重要的是，《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从偏居一隅到走向全国、面向世界的“桥头堡”，在打破国民党长期以来的新闻封锁和“妖魔化”宣传，更大范围宣传毛泽东思想、重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形象方面，做出了无可比拟的重大贡献。《新华日报》得到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悉心指导，同时也给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带来重要启迪。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盛赞《新华日报》“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并于1949年、1953年和1964年先后三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体现了对《新华日报》历史功绩的高度认可、充分肯定。
一、历史性反映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完整丰富的科学体系，涵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与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重要思想。全国抗战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最快速、成果最丰富的时期。在动态的、具体的历史演进中，《新华日报》或直接刊发毛泽东的重要著述，或深入贯彻其精神内涵，阶段性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一）传播新民主主义论：从摘录推介到巧送“请柬”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这个重大理论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思考的过程。《新华日报》分别于1939年5月5日、1942年11月1日刊登的毛泽东署名文章《五四运动》和《青年的方向》，是反映抗战时期毛泽东有关思考的两篇重要文章。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演讲后，《新华日报》在无法直接刊登的情况下，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新民主主义思想。比如，1941年10月19日整版推出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特刊，其中毛泽东署名短文《鲁迅先生与新文化运动》摘录了《新民主主义论》部分内容。初步统计，从1940年5月到1946年10月，《新华日报》刊发标题或正文含“新民主主义”的文章分别达20篇、327篇。这些文章中，既有思想理论阐释，如《继承五四的革命传统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有边区情况介绍，如《解放区内的政权构成——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政治的模型》；既有反映青年人思想的学习体会文章，如《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学习》，也有反映妇女进步的新闻报道，如《新民主主义下的妇女教育》，甚至还有生动活泼的诗歌。
在1945年4月开幕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所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阐述了党的具体纲领，成为新民主主义论的另一篇代表作。七大还未闭幕时，《新华日报》报馆就将《论联合政府》印出20万册，5月11日开始持续发行，并以送“请柬”的方式巧妙地发给国民党六大代表。7月6日，报馆随当天报纸再次印发《论联合政府》，国民党当局极力阻挠，在重庆全市没收该报纸。为此，报馆又加印一批，用各种方式送出。《新华日报》还刊发了一批读者学习体会文章和社会各界呼吁组建联合政府的报道，打响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宣传战役。
（二）阐释军事战略思想：开展游击战和坚持持久战
毛泽东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全国抗战时期，这方面的主要著述包括《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
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1938年5月，毛泽东写成《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6月21日，《新华日报》用近两个整版的篇幅，以毛泽东署名文章的方式，予以全文刊登（19000余字）并配毛泽东照片，产生很大影响。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发表《战争和战略问题》，分析了军事战略的转变，进一步阐释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新华日报》自创刊之日起就致力宣传游击战，到1945年5月共刊发以“游击战”为标题关键词的文章165篇。其中，在毛泽东发表相关文章后，《新华日报》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彰显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游击战的进展、态势、战绩和敌后根据地的发展，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发动人民大众进行持久战。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对持久战进行了深入思考，于1938年5月底6月初发表相关讲演并写成《论持久战》一文。遗憾的是，《新华日报》当时受王明右倾错误影响，没有发表这篇重要著述。后来，报馆以单行本方式出版了《论持久战》。9月底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新华日报》迅速调整方向，弥补前期不足，连续刊登周恩来撰写的《论目前抗战形势》《论战局的扩大》等社论，1939年后又相继发表《坚持持久战胜利的信念》《论持久战讲演三周年》等一系列重点文章，全面、具体、持续阐释《论持久战》的重要思想。《新华日报》宣传《论持久战》一文的波折，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影响力实现重大提升的历史进程。
（三）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最强音：持续吹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角
毛泽东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全国抗战时期提出的有关思想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是最重要的方面。
从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到1937年8月洛川会议，毛泽东多次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新华日报》创刊后，持续吹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角。其中，直接刊发毛泽东有关文章和谈话成为最强音。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新华日报》从12月7日到12日共投入6个整版，以毛泽东署名并配照片的方式，全文连载了这一重要文献。1939年7月7日、9月7日，先后刊登毛泽东署名代论《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和署名社论《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9月6日和10月19日，分别以半版篇幅并配发个人照片，刊登《中共领袖毛泽东论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对本报驻延安记者谈话》《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等记者谈话》。1941年11月8日，刊登《毛泽东同志广播讲演》。这些文章产生极大影响，为我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政策主张树起鲜明的思想旗帜。
1940年后，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和策略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述，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对顽固派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等策略。《新华日报》想方设法将这些策略思想融入字里行间，传递给国统区广大党员。比如在《改正我们的工作作风》一文中，对一些同志不能把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提出批评。毛泽东提出动员民众孤立顽固派的五条宣传纲领，强调了对“三民主义”口号的重视。《新华日报》据此刊发大量报道，对国统区广大党员改进宣传策略发挥了示范作用。
（四）从文艺座谈会讲话到共产党人精神特质：化整为零突破新闻检查
毛泽东根据文化、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思想政治和文化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全国抗战时期，这方面的主要著述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老三篇”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后，《新华日报》于6月12日转载萧军发表在《解放日报》的《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一文，首次向国统区透露这一重大举动。1943年3月24日，《新华日报》正式刊发有关消息。11月11日，又根据讲话内容发表了社论《文化建设的先决条件》。1944年1月1日，在《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总标题下，以整版篇幅刊登了3篇文章：《文艺上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文艺和政治》，共计1万余字。这是为突破新闻检查而采取的化整为零的刊登方式，基本反映了讲话的主要内容。随后，《新华日报》相继刊发了多篇体现讲话精神的文章。其中，周扬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上中下3篇，系统阐释了讲话的思想内涵。1945年，《新华日报》报馆以《文艺问题》为书名，出版发行了讲话全文本。
“老三篇”凝聚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理想的希冀，深刻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诺尔曼·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于1939年12月撰写《纪念白求恩》一文。《新华日报》根据该文基本思想，4年内先后组织刊发纪念文章近10篇。1944年9月，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新华日报》从当年12月到1947年1月相继发表10多篇标题含“为人民服务”的文章。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大力倡导“愚公移山”精神，《新华日报》在此后刊发的文章中即常常以“愚公移山”对广大读者予以精神激励。对“老三篇”精神内涵的持续宣传，有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
（五）注重宣传“从思想上建党”：为整风运动鼓与呼
立足中国国情，毛泽东特别注重从思想上建党。全国抗战时期，他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推动在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运动。相关重要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于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2月上旬又在相关会议上分别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新华日报》通过多种方式对毛泽东整风思想和整风运动进行了宣传报道。一是刊发中共中央的整风文件和领导人的相关论述。其中，1942年3月29日刊登《毛泽东凯丰同志论肃清党八股》一文；4月19日、5月17日和7月12日，以毛泽东署名文章的方式，分别全文刊登《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三篇重要文献，共使用2.5个版的篇幅。此后，又刊发了毛泽东的《论学习的态度》（摘要）和其他相关文章。
二是公布中央有关整风运动的指示和通知。其中，1942年5月3日刊登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指出：“最近毛泽东同志关于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及反党八股的报告，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改正党员及干部思想、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
三是转载《解放日报》关于整风运动的社论，如《党的决定——行动的指针》《迎接困难加强团结》等。四是刊登整风体会文章或反映各地整风情况的报道。从1942年3月到1945年6月，《新华日报》刊发的标题或正文含“整风”一词的文章分别达14篇、178篇。这些宣传报道，为贯彻毛泽东的整风思想，推动南方局和国统区广大党员参加整风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社会各界观察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窗口。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新华日报》在这些方面作了大量宣传。初步统计，从1938年1月到1947年2月，《新华日报》刊发标题含“实事求是”或“调查研究”的文章21篇，正文含“实事求是”或“调查研究”的文章541篇；刊发标题含“群众路线”或“群众观点”、“联系群众”的文章11篇，正文含“群众路线”或“群众观点”、“联系群众”的文章145篇；刊发标题或正文含“独立自主”的文章分别为7篇、271篇。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成为《新华日报》新闻宣传的灵魂。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新华日报》还十分注重创新方式，经常在版面重要位置摘登毛泽东语录，短小精悍，一目了然，既有利于广泛传播，又对整张报纸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全方位彰显毛泽东革命领袖形象
伟大的思想源于伟大的实践。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并发挥重大作用，与毛泽东推动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与毛泽东中共领袖、抗战领袖、民族领袖地位的形成和提升相辅相成。初步统计，《新华日报》从创刊到1947年2月停刊，在遭到国民党当局严格限制的不利条件下，刊发标题含“毛泽东”或“毛主席”的各类报道达154篇（不含号外、特印单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1939年2月开始，相关报道经常采用“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称谓。而在这之前，提到毛泽东时只称“毛泽东”、“毛泽东先生”或“毛泽东同志”。《新华日报》生动报道毛泽东的各类重要活动，充分反映社会各界对毛泽东的介绍和评价，既发挥了引导社会舆论、推进党的事业的作用，又面向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彰显了毛泽东的领袖形象，也因此带动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形象。
（一）反映国内活动，扩大政治社会影响
《新华日报》对毛泽东在延安的国内活动报道大致包括党内重大会议、边区建设和全国性政治活动三类。多方面的宣传报道，使毛泽东的领袖形象从陕甘宁边区的“一隅之地”走向全国，有力地扩大了毛泽东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
重大会议报道中，关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和党的七大的宣传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38年11月23日，《新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发“延安专电”《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将“根据毛泽东同志报告通过”作为消息的副标题予以突出，向党内外传递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通过本次会议得以巩固加强的重大信息。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期间，《新华日报》6月2日以另出单张的形式整版刊登消息《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消息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程”，反映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会议演说中对毛泽东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评价。这个版面忠实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历史事件，向外界“刷新”了毛泽东的政治形象。
有关毛泽东推进边区建设的宣传，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干部队伍等各个方面，刊发《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演说》《毛泽东同志号召全边区发展工业打倒日寇》《毛泽东同志两次会见陕甘宁区劳动英雄》《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文化统一战线方针——毛泽东同志在边区文教大会上讲演》《毛泽东同志号召大家：学习为根据地做工作》《毛泽东同志勖边区党政干部“将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等大批报道。全国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在国内独树一帜，呈现出勃勃生机。《新华日报》刊发的上述报道，反映了毛泽东推进边区建设的卓越思想、高超能力。
有关毛泽东参与全国性政治活动的报道涵盖多个方面。一是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参政议政。比如，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开幕之际，刊登《毛泽东先生致大会电文》并配发个人照片，反映毛泽东对国民参政会发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的强烈呼吁。二是对重大事件表明态度。比如，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刊发《毛泽东号召反攻》；1946年2月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刊发《毛泽东盛赞政协成就》。三是促进统一战线的活动，如欢迎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走访晋西北士绅赴延安参观团等。这方面还包括诸多吊唁活动，马相伯、蔡元培等爱国人士逝世时，毛泽东致电吊唁，《新华日报》均刊发消息，凸显了毛泽东与社会各界著名爱国人士的深情厚谊。
（二）报道对外交往，彰显胸怀天下气度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外宣传的要求更加迫切。《新华日报》对毛泽东在延安的涉外活动进行了充分报道，凸显了毛泽东联通中外的广阔视野、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塑造了毛泽东国际政治家形象，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政治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国抗战时期，这方面的宣传主要围绕建立和巩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展开。1938年6月底，世界学联代表团赴延安考察。《新华日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刊发《毛泽东先生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先生雅德先生傅路德先生雷克难先生之谈话》。毛泽东在回答提问之后热情地说：“我们与你们永远团结起来，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战，为世界的永久和平永久幸福而战！”1940年5月31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抵延安访问，《新华日报》刊登了毛泽东设宴欢迎陈嘉庚的消息。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新华日报》刊发2篇消息，分别报道毛泽东接见和欢宴参观团。毛泽东在接见致辞中介绍了国内情况，对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意义作了深刻分析，强调“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
《新华日报》还大量报道毛泽东与世界各国的电文外交，比如就祝贺苏联红军节、苏联国庆与斯大林的电文往来，与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福斯特等人的电文互动，对英国人民代表会议、英共全国代表大会、美共重建致电祝贺，电唁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新任总统杜鲁门，等等。
重庆谈判之后，《新华日报》对毛泽东涉外活动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争取和平、反对外来压迫方面。1946年3月初，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为调停国共战事来到延安。《新华日报》刊发消息《在欢送马歇尔时 毛泽东同志声明》，反映了毛泽东对国际调停的真诚欢迎、对和平协定的全力支持。1946年6月后，国内外形势急转直下。《新华日报》6月25日、10月8日分别刊发《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事 毛泽东同志发表声明》《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答美记者问》，表明了毛泽东对美国军援国民党坚决反对、对外国压迫力量毫不畏惧的鲜明态度。有关报道还注重反映毛泽东与海外华人华侨的互动，比如《毛主席电覆槟榔屿侨胞》《毛主席电覆暹罗华侨》等，凸显了毛泽东作为民族领袖在海外华人华侨中的巨大影响。
（三）聚焦重庆谈判，立体化呈现高光时刻
抗战胜利之初的国共重庆谈判，是毛泽东在国内国际政治舞台的“高光时刻”。《新华日报》发挥位于重庆的地利优势，精心组织了这场重大战役性报道，刊发各类体裁的报道和文稿达60多篇，为重庆谈判营造了积极的舆论氛围，全方位、立体化塑造和提升了毛泽东的领袖形象。
从蒋介石发出邀请到毛泽东回到延安，《新华日报》对重庆谈判进行了全程报道。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新华日报》当天刊登毛泽东来渝的预告消息并印发号外，29日刊发毛泽东抵渝的消息、特写、机场讲话和相关社论，先声夺人地彰显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非凡勇气、最大诚意，激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热切期盼。谈判期间，《新华日报》除了报道谈判情况，对毛泽东与外国使节、援华团体、各党派各界别各群体代表人物的广泛接触作了及时报道，凸显了毛泽东追求和平民主团结、广受欢迎拥戴的政治形象。特别是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的报道《中国需要和平建国》以及在欢送晚宴发表演讲的报道《中国只能走和平一条路》，全面反映了毛泽东关于中国政治走向的积极主张，赢得广大读者热烈赞扬。
在加强正面报道的同时，侧面烘托成为这场战役性报道的亮点和特色。“烘托式”报道主要围绕渴望和平的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拥护和期盼展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一是大量刊发读者来信，比如《欢迎毛泽东先生》《拥护毛泽东先生争取和平的主张》《希望毛泽东先生为人民争取和平》《一群女工致毛泽东同志的信》《盼望着毛泽东》《无限的光明与希望》等。除了直接刊登来信，《新华日报》还以消息的方式反映群众致信毛泽东并向解放区捐钱捐物的热情举动，比如《读者来信表示敬意》《要追随你奋斗到底》等。二是刊登人们评介赞扬毛泽东并寄予厚望的长文，如《从我们青年看毛泽东》《我所知道的毛泽东先生二三事》等。三是编发其它报纸的相关评论，比如摘登成都《华西晚报》社评《毛泽东到了重庆》。四是发表读者创作的诗歌，比如《毛泽东颂》《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毛泽东的歌》等。此外，还报道了海外华人华侨的反响。《新华日报》大规模、高密度地反映人民群众对领袖人物重大活动的热烈反响，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党报宣传之先河。
（四）刊发评介文章，双重视角观照伟人形象
抗战后期，社会各界对毛泽东的关注度不断上升。《新华日报》顺势而为，加强了介绍和评价毛泽东个人的报道。比如，1944年8月19日、26日，分两期连载了作家萧三撰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共计12000余字，同时配发艾青的诗歌《毛泽东》。这篇文章成为最早反映毛泽东革命活动的传记文章。继重庆谈判期间对毛泽东的评介达到一个小高潮后，1945年11月8日刊登读者来信《我们需要一本毛泽东传》。1946年5月到10月，相继刊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如心撰写的长篇述评《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毛泽东的作风》《毛泽东的科学方法》《毛泽东的人生观》，共用4.5个版、近5万字的篇幅，对毛泽东的思想、作风、方法论、人生观进行系统梳理、深入阐释、高度评价。这个系列成为研究和评介毛泽东的皇皇巨著，在社会各界产生重大影响。
在对毛泽东的评介宣传中，《新华日报》不但发表国内人士的文章，还刊登外国记者的报道，国内、国际双重视角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继埃德加·斯诺的陕北之行后，更多外国记者陆续进入延安采访。《新华日报》积极转载他们发表在国外媒体的相关报道，这对塑造毛泽东的领袖形象产生了十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比如，1939年8月28日，刊登苏联记者罗曼·卡尔曼采写的、译自《消息报》的《毛泽东会见记》。文中称赞道：“在每一个场所，都感觉到这个天才的组织者的精神。”1945年9月4日，刊登英国记者根瑟·斯坦因采写的、译自《新闻纪事报》的《毛泽东朱德会见记》。文章开篇即热情洋溢地说：“他，我相信，是今日世界上最伟大、最受爱戴的政治领袖之一。”9月25日，刊登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采写的、译自《纽约下午报》的《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文章同样开宗明义地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来自国际社会的客观评价，更加令人信服。
此外，西方记者关注人物个性的写作特色在报道中得到充分体现。“他穿着兵士的单上装，线袜外面穿着一双防水鞋（胶鞋）。”“他懂得大量的知识，老是微笑着，谈着他自己新鲜的意见。”诸如此类的坦率质朴的描写，展现了一个生动鲜活、可亲可敬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形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三、忠实践行毛泽东新闻思想
自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以来，毛泽东的办报实践不断丰富、新闻思想不断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新华日报》在接受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直接领导的同时，自始至终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亲切关怀。《新华日报》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前线”与延安“后方”紧密配合的成功。“正是毛泽东思想使《新华日报》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获得正确的指导。”《新华日报》在生存发展过程中，在毛泽东悉心关怀、亲自指导下，成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有力践行者。
（一）在生存斗争中获得关心激励
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心出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机关报，是一件划时代的创举。对报纸的作用和力量有着深刻认识的毛泽东是这一创举的主要筹划者、推动者。西安事变后，面对国内国际新形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们党要抓两件大事：一是办学校，培养干部；二是办报纸，宣传党的主张。从1936年10月到1937年8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多份重要文件，均对国民党当局提出了言论出版自由的要求，有力地推动了创办《新华日报》的谈判进程。
创办不易，运作亦难。毛泽东十分关心《新华日报》的安危。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华日报》因揭示事变真相遭到“围剿”。1月20日，毛泽东发表谈话，揭露了日寇借国民党亲日派之手镇压中国抗日运动的阴谋，分析了他们“将在今后逐步演出”的十五条计划，第八条即是“封闭《新华日报》”。在随后与国民党的交涉中，中共中央提出了包括“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在内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毛泽东就此数次致电周恩来，强调若对方不同意则我方坚决不出席国民参政会。
毛泽东对《新华日报》遭遇国民党当局检扣新闻、阻挠发行的情况十分关注。1944年5月，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赴渝与国民党谈判战后事宜，毛泽东主持拟定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意见，其中一条即是“停止对重庆《新华日报》的无理检查与破坏发行”。毛泽东还亲自撰文与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3年7月初，《新华日报》拟发文章被无理扣留，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消息《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说明了文章被扣的具体情况，描绘了国民党当局在《新华日报》报馆门口及附近设立检查哨的场景，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压制进步言论的无理行径。
毛泽东对《新华日报》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1944年12月20日，他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的讲话中称赞说，大后方工作有成绩，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做了很好的工作。1945年8月毛泽东飞抵重庆时，《新华日报》的潘梓年、章汉夫、夏衍、胡绳、戈宝权等加入欢迎行列。毛泽东见到《新华日报》的编委们，十分亲切，分别作了简短交谈，并说：“你们《新华日报》在重庆的斗争很辛苦，成绩也大，我要去看望报馆的同志们。”9月5日晚饭后，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下去民生路营业部看望了那里的同志。毛泽东还委托其他人对《新华日报》给予关心鼓励。1943年党中央派八路军有关将领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毛主席曾委托他来《新华日报》报馆慰问，并代表毛主席向报馆的模范工作者发奖金，奖金来源是毛主席任国民参政员的薪金。”
在国民党当局的限制打压下坚守《新华日报》的党报定位、维持编辑发行的正常运转，新华报人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毛泽东对《新华日报》的殷切期盼、高度关注和关心激励，极大地鼓舞了战斗在一线的报馆员工。在周恩来等人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报人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长期的机智灵活、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新华日报》的作用和力量。
（二）在舆论引领中接受具体指导
毛泽东对《新华日报》的具体指导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地的电文，就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宣传工作作出指示；二是专门致电南方局领导，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就《新华日报》的宣传基调、具体工作提出建议和要求。由于《新华日报》所处特殊环境，“政治家办报”的理念十分关键，后一种方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的具体指导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等重大事件宣传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以反击第三次反共高潮为例。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国民党顽固派趁机叫嚣“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同时调集重兵制造紧张局势。毛泽东直接指挥了《新华日报》的舆论反击战，希望之殷切、来电之频繁、指导之精准，都在党报宣传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毛泽东对这场宣传战役的指导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舆论引导。对于如何报道解散共产国际这一敏感事件，毛泽东5月21日、26日两次致电周恩来，交待《新华日报》的发稿安排和时机把握。
第二阶段，关于“七七”前后打退国民党军事图谋的宣传。在《新华日报》相关报道受到国民党当局阻挠的情形下，毛泽东于7月4日、6日、9日、13日先后4次致电董必武（周恩来已于6月28日离开重庆回赴延安），告知蒋介石调集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紧张形势，要求将此信息向外传播，并大量印发七一纪念文章、七七宣言、朱总致蒋胡电、新华社消息等材料。
第三阶段，关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7月21日、8月11日和12日，毛泽东三次致电董必武，告知当前形势和中央宣传计划，提出“新华、群众可用其它迂回办法揭露中国法西斯者的罪恶”，要求“新华、群众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同时印发《评“中国之命运”》《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等小册子。《新华日报》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有计划有节奏地组织实施版面内外的宣传活动，引起中外舆论的极大反响。
毛泽东对反击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传给予高度评价，在对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提交的有关材料的批注中，称赞此次宣传“打到痛处”，“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毛泽东指导《新华日报》具体工作的例子还有很多，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其一，交待节点发稿安排。1942年6月2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明日拍发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五周年决定，收到后请在《新华日报》公布。
其二，布置重点宣传任务。1946年4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指出：“《驳蒋介石》一文，收到后请立即在《新华日报》照样全文发表，并印单行本广为散布。”
其三，提出宣传报道策略。1943年9月28日，关于《新华日报》如何撰写“双十社论”，毛泽东致电董必武指出：“双十社论可说团结抗敌是第一义，希望蒋制止内战危机，实现民主。”毛泽东对《新华日报》的具体指导还包括代拟新闻稿件、评点有关报道等。
毛泽东敏锐的政治眼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舆论斗争经验，决定了他对《新华日报》的指导是无可比拟的。《新华日报》虽然面临极其复杂严峻的斗争形势，虽然与延安相隔千山万水，但由于忠实地贯彻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高扬坚持真理的鲜明旗帜，保持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出色地履行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机关报的职责使命。
（三）在改版创新中遵循方向指引
《新华日报》创刊伊始，围绕自身宗旨不断进行内容调整，并于1938年、1939年先后进行了两次改版，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办报特色。1942年春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中，《新华日报》在积极宣传整风运动的同时，进行了一次大力度的改版创新。《新华日报》此次改版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一道，是由毛泽东亲自推动并集中体现毛泽东党报思想的一件大事，成为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1942年3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接到毛泽东的电示，周恩来立即在《新华日报》党员干部中进行传达动员，对整风改版工作作出具体布置。9月18日，改版后的《新华日报》正式推出。当天发表的社论《为本报革新敬告读者》真诚检讨了报纸过去的缺点，提出了今后改革的方向。
《新华日报》在改版中推出《团结》《边鉴》《友声》《新华副刊》等一系列专副刊和专栏；打破国民党对新闻的垄断封锁，广辟新闻来源，彰显自身特色；坚持表达方式通俗化、大众化，社论和新闻都用白话文写作。此次改版同时在“增强党性”和“反映群众”两个方面下功夫，从内容到形式都面目一新，深得广大读者好评。与此同时，报馆内部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巩固和扩大改版成果。“这是新华日报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从报馆内部生活到报纸的版面，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正是从这时候起，《新华日报》才真正全面实现了‘编得好、出得早、印得清、销得多’的口号。”报纸由此走向成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关于“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的指示，在党内较早将党报的党性与群众性相提并论，不但直接推动了《新华日报》改版，也促使党内新闻理论家和新华报人开始深入思考“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的关系。
重庆谈判期间，随毛泽东前往重庆的胡乔木来到《新华日报》，对编辑部发表了谈话（刊登于当年12月30日印发的《新华日报》内刊《新华报人》，标题为《人民的报纸》），最早使用“党性”“人民性”这对概念讲述党报理论。之后，《新华日报》多次发表文章论证党报与人民报纸的关系。1947年1月11日，发表了由时任总编辑熊复起草的“本报编辑部文章”《检讨和勉励——读者意见总结》，对党的报纸和人民的报纸的关系，首次公开使用“党性”和“人民性”这对概念加以论述，首次鲜明阐述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文章指出：“《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
上述理论探讨和理论成果出现于《新华日报》，有其历史的必然。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体系中，《新华日报》的办报环境十分独特，面临市场竞争，读者类别多样，饱受限制打压。因此，《新华日报》特别注重宣传工作的技巧方法，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把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新闻化、具体化。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成为报纸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新华日报》关于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关系的论述，是对报纸改版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毛泽东有关指示精神在理论层面的深入阐释和贯彻。
四、为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提供“探测器”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断汲取来自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是群众路线的积极倡导者，也是群众路线的坚定践行者。通过包括报刊在内的各种途径了解人民群众、向人民群众学习，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华日报》在党报系统中以独一无二的方式成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
其一，覆盖对象的广泛性决定了反映人民群众现实生活、思想状况的多元化，其中不乏视角独特、思想深邃，对完善党的方针政策能形成重要借鉴的真知灼见。
其二，在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新华日报》成为中国共产党检验政策成效、权衡各方力量、观察民心向背的“探测器”。
这种情形，使《新华日报》从报纸内容和办报效果两个方面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诸多启迪。本文各举两例略述之。
（一）从《甲申三百年祭》到“两个务必”
1944年1月，为了批驳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文，《新华日报》以“纪念甲申三百年”为题约请多人撰稿。郭沫若（当时的身份是无党派人士）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3月19日见报，既驳斥讽喻了蒋介石，也总结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产生很大反响。毛泽东十分赞赏这篇史论，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把它当作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4月12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的讲演中谈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真诚而谦逊地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高度重视以史为鉴。《甲申三百年祭》启发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局限性的深刻反思、对中国革命艰巨性的现实思考和对党的前途命运的长远思考。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提出“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同年7月，与黄炎培在延安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随着解放战争的快速推进，面对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新形势，毛泽东更加警醒。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向全党庄严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之际，他又提出了著名的“赶考论”。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思考、新阐述，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张申府文章到“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1942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创刊四周年之际发表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著名人士张申府教授的祝辞《新华，新华，我看着你生长，长大》。张申府在文中盛赞《新华日报》，同时提出几点希望，其中一点就是“扩张党报的意义”，“虽是党报，但同时也是天下人的报——天下一切反法西斯的人的报”。这篇文章的出现，恰逢毛泽东积极倡导通过改进党报来推动整风的关键时刻。因此，毛泽东看后十分重视。他在3月14日致周恩来的电文中指出：“张申府纪念《新华日报》的文章表示对我党满腔热情，已在解放转载。他希望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这一点是很对的，新华、解放都应实行。”
张申府的文章引发了毛泽东关于党报落实群众路线的深层思考。他在当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中写道：“《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向全党发出的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也强调了同样的精神。通知指出，要办好党报，必须加强编辑工作，“要有与党的生活与群众生活密切相联系的通讯员或特约撰稿员。”
此后，毛泽东对党报工作的思考不断深入。1948年4月2日，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鲜明提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从建党前后的“同仁办报”到“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中国共产党人的办报思想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三）从皖南事变舆论斗争到“某种变化的关键”
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带来了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的重大危险。对此，毛泽东提出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政治反攻包括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组织群众抗议等，但主要方式和最终体现是舆论斗争。这方面，《新华日报》通过版面内外各种方式，动员起国内国际巨大舆论力量，在党报系统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2月2日，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带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当面详细汇报了南方局和《新华日报》有关斗争情况。毛泽东十分感慨，当晚即致电周恩来：“剑英本日上午十时抵延，畅谈五小时，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旺。”
党报的影响直接反映了党的力量，这给毛泽东带来很大触动。对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多次进行了全面评价和分析。3月1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中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3月22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政治情报》中写道：“这次国共斗争是两党力量的一次大检阅。皖南事变引起全国及全世界人士的注意，中国共产党更加成了中国团结抗战的重要因素，我党的地位已经提高了。”5月8日，他又起草了另一份党内指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中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
（四）从一报难求到“充满胜利信心”
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1945年前后国内外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1945年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布关于时局的宣言，揭露国民党所谓召开国民大会的欺骗性，支持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月26日，《新华日报》独家、全文刊登这份宣言，重庆街头出现了读者争相购报的场景，一些报纸被人高价转卖。毛泽东获悉相关情况后十分高兴，于2月12日指示《解放日报》社长秦邦宪转载民主同盟宣言，并在去信中特意告知：“当《新华》发表时，当局动员没收，但由于报童勇敢，大部分发出去了；最后没有了，卖到200元一份，可见民众情绪。”《新华日报》洛阳纸贵的盛况，强化了毛泽东对于联合政府政策主张的信心。两个月后，他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向全世界系统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的时代之问。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交流，但报纸仍然是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他每天晚上都要看《新华日报》和其它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映，掌握时局的发展。”回到延安后，他在干部会议上深有感触地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新华日报》日发行量最高时达5万多份，远远超过国民党《中央日报》，这种情况从整体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受到关注和欢迎的程度。据陆定一回忆，毛泽东从重庆回延安时曾感慨地说：“《新华日报》有那样众多的读者，足见人心所向；蒋介石如果发动内战，我们充满胜利信心。”
（载《传媒观察》2023年1月号，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