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祁建民，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学部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近代日本军队是从不同区域中编成，侵华战争也是在多个区域中展开的。这些区域既包括日本国内作为军队编成和驻屯地的固定区域，也包括日军在国外侵略占领并遭到抵抗的各个区域。近年日本学界基于日军按区域编成和驻屯地固定的特征，通过对地方行政单位、军都、自然村三个层面中军队与地方关系的分析，从区域社会角度关注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体制的形成过程和军队活动。通过对乡土部队——联队的研究，揭示日军中的区域色彩与战斗力特征，有利于细化对日本侵华战争体制与日军的认识。同时，日本学界关于战时中国东北、华北、西南、东南地区日军侵略和中国抵抗的研究，揭示出不同区域的抗战特点，进一步拓展了日本侵华史和中国抗战史研究。本文对以上两方面研究做一初步梳理并据此对如何继续深化抗战史研究提出思考。
关键词
区域研究 军队编成 军都 联队 地方抗战史
近代日本军队的发展和侵华战争的展开都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日本军队的发展，离不开日本国内作为军队编成和驻屯空间的地区以及支持军队和战争的区域社会。近代日军各联队的征兵和驻屯地都固定于特定区域，这使得日军部队带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军队与区域社会关系密切，战争动员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实行。侵华战争则发生于日军对中国侵略占领并遭到抵抗的各个区域。日本侵华战略的核心是破坏中国的统一，将中国分割为不同区域逐步蚕食。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中国出现国统区、中共根据地、日占区等。因此，无论是对日本国内支持战争的区域社会，还是对抗战时期中国不同性质的地区，从区域角度进行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但可以实现对不同区域的整体把握，还可以通过比较，发现各区域的不同特征，因而区域研究成为深化和细化抗战史研究的有效方法。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地方调查多有积累，日本学界利用战前对华调查资料和现代区域研究方法，对日军和日中战争进行探讨，已经取得一些成果。本文仅对近年日本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做一梳理。
一、 军事史研究的范式转换
日本的近代军事史研究在战前就已经开始，松下芳男的开创性研究及实证成果为战后军事史研究打下基础。小山弘健按时代变化，对军事制度、武器和军事思想进行了综合论述。渡边几治郎则从“国军史”的角度总结了近代日本军队的形成过程。战后，由于学术界有意回避战争问题，从事日本战争史研究的，在较长时期内主要是一些旧军人和防卫厅战史研究者。进入20世纪60年代，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有学者开始根据第一手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如秦郁彦出版了关于日中战争和法西斯运动的相关著述。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对“满洲事变”前后到太平洋战争的全过程进行广泛探讨，出版了以日本为主的战争外交史。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中战争研究的范围继续扩大，出现了关于殖民地、占领区，以及民众层次法西斯主义的研究。这期间在军事史领域有两位代表性学者，即藤原彰和江口圭一。藤原治史的特征是按照讲座派马克思主义关于天皇制法西斯论的观点对日本近现代军事史进行总体分析，而江口则将研究重点放在15年战争期间，按照其“两面帝国主义论”构筑出独特的理论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近代军事史研究范式出现重大转变，吉田裕将其概括为“活性化”和“流动化”。所谓“活性化”是指战后出生的研究者关于军事史和军队史的优秀通史性研究成果陆续出版；所谓“流动化”是指以往的军政关系研究与防卫省狭义的战史研究之间的区分开始消失，军事史研究出现多学科交融的趋向。吉田裕将这些变化归纳为5个方面：1.关于军政关系的细致和实证性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2.军事史研究更加多元化，融入了民俗学和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3.重视军队与区域社会的关系，以区域社会中民众如何支持军队以及军队给地方带来的影响为主题，探讨民众支持军队的原因。4.关注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战争犯罪，如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5.发掘和利用新史料，如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战争纪念碑和战死者墓碑等物质资料。
近年关于军队、战争与区域社会关系的研究最为活跃，成果显著，一些学术刊物陆续出版相关特集。这些研究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厘清日本社会是如何全面支持军队和对外侵略战争的。荒川章二认为，以往的日本军事史研究对象首先是军队史和战争史，其次是作为政治势力的军部，再次是国民组织化、国民动员视角下的在乡军人会和青年训练所。近年又开拓出“兵事行政”、士兵意识、战争协力、军事支援和“战死者慰灵”等研究。但是，关于战争协力与军事支援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对具体事例的分析上。对军政关系的研究虽然有很大进展，但依然忽视军队与区域社会的关系。荒川由此将自己的研究立场确定为从“兵事行政”、在乡军人会等军事性质团体的成立、军队出征与舆论、战争协力状态、民众对军队的感情和青年训练等方面探讨军队在某个区域的活动及其意义，将军队与民众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并考察军队与区域社会关系在各个时期的差异。为综合考察以上问题，就要设定出对象区域。不过，荒川也指出，从日本国内的一个区域探讨军队与战争问题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即不利于揭露日军对战地和占领区所造成的伤害，而会过于强调日本在战争末期的“受害”，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重视战前区域日常生活中军队的存在。近年关于军队与区域社会关系研究的集大成著作是原田敬一、荒川章二等主编的《区域中的军队》九卷本丛书。关于编写这套丛书的目的，编者认为，战后日本虽然重视和平教育，但对自治体中的军队及征兵等的记述并不充分，关于战争的书写多是直接引用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编纂的官方战史，由此造成战后国民对战争和军队缺乏充分认识。近年日本近现代史学界开始重视军队与区域社会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从城市史角度，对陆军师团和联队设置地军都，以及海军镇守府所在地和军港给予高度关注，通过征兵制与当地青年、军队与城市基本建设、军队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战死者慰灵”活动、军队与地方居民的交流等诸多方面主题，探讨在区域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军队的存在及其意义。
第三，重新认识战前的军国主义体制。原田敬一提出要从军队与区域社会关系的视角重新认识战前体制，特别是要分析军队与普通民众生活的相互关系。战前的日本区域社会中就存在军队这种组织，驻屯地和区域性活动中经常有高级军官的身影。在有成百上千士兵生活训练的驻屯地，军队食材与生活用品的购入与区域经济关系密切，海军设置的工厂甚至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民众出售森林和土地，用于修建军营。比起国民的义务，他们更看重的是由军队驻屯所带来的利益。
关于军队与区域社会关系的研究范围，一之濑俊也等认为，应包括作为阶层社会的军营、军事基地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军政关系。关于军营、军事基地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涉及周边地域、全国范围甚至邻国，应根据其规模和影响进行多层次分析。
近年关于军队与区域关系的研究基本是从地方行政单位、军都和自然村三个层面展开的。还有范围更大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与东亚地区的研究，受篇幅所限，这方面内容将另文介绍。
首先是对县、市、郡、町等地方行政单位范围内军队与区域关系的研究。荒川章二根据日军在原户籍地征召因而成为区域性军队的特征，将其研究区域限定在县或市郡（町村）范围。荒川曾参加编写静冈县数个自治体的史书，他认为，地方行政单位与军队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征兵活动上。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甲午战争爆发前，如果得不到地方行政机关（市郡、町村）的支持，征兵工作就无法开展。征兵制度还需要人们精神层面的支持，需要在区域内将应征入伍与服兵役当作一种荣誉来推广。市郡和町村经常召开征兵慰劳会，动员地方有影响的人物参加退役军人欢迎会和参军送别会。对军人的欢迎、欢送活动逐渐成为地方上的惯例。参军不仅是个人、家庭和家族的荣誉，还是家乡的荣誉，由此形成参军士兵和区域社会间在精神层面的联系。区域社会中营造出服兵役的荣誉意识，这同时也是一个实现“国民”化的过程。在“满洲事变”后，区域社会对战争的支持更加狂热，主要表现有：其一，通过“军队（师团司令部和联队司令部）—帝国在乡军人会—帝国在乡军人会支部·市郡联合分会·町村分会—青年团”这种系统进行彻底地、有计划地组织和动员。其二，在区域社会对乡土部队的出征予以大肆宣传报道。其三，在城镇召开市民大会和街头募捐活动。与此同时，区域内居民的组织化也达到新阶段，在乡军人会之外又组成了国防协会、国防妇人会、军友会、防护团等团体。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静冈县派出特派员，对乡土部队进行战地采访，报道内容有部队长讲话、中队长访问，还有标出出身町名的士兵谈话、“英勇作战事迹”介绍以及部队和士兵的来信。这些访谈和来信大量登载于县内报刊。由于将出征士兵的心声及时、详细地传回故乡，县民对本地出身士兵的关注度显著提高。除政府机关外，区域民间团体也积极参与战争支援。佐贺朝通过对尼崎市“铳后奉公会”的分析发现，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多是这一地区的头面人物，其活动经费虽然有政府补助，但个人和团体的捐助也不在少数，区域内的企业也提供一定活动资金。
不过，军队与区域社会关系密切，也会带来问题。如在乡军人会既是战争动员组织，又是一个区域社会团体，会受到社会运动的影响，日本政府和军方对此十分警觉。1928年，陆军省的一份调查报告就显示，虽然在乡军人会是乡村中开展各种支援战争活动的中坚力量，但也有些人参与了左翼社会运动，其中需要特别监视的在乡军人达1041名，这比1927年的调查数字增加了约300名。又如，在一些政府认可公娼的区域，存在所谓的“游廓”，即妓院，这导致当地日军感染花柳病，为此需要在当地设置慰安所。
其次是对所谓军都的研究。军都并不是在师团设置当时就出现的，而是对外战争开始后才被普遍使用。近代日本的城市都有军队驻屯，城市空间的扩展过程也就是都市化和军都化的过程。由于这些城市被赋予军事机能，其自身发展也受到限制。小林启治以姬路城为例，总结了其作为军都的发展过程。建于中世纪的姬路城，自古即为军事要塞。废藩置县后，日本全国城郭统归兵部省管辖。1873年明治政府对全国城郭进行选择性拆毁，姬路城被保存下来，继续作为军用地。1875年在城内新建兵舍，次年大阪镇台所属步兵第十联队进驻，是为军都姬路的起点。甲午战争结束后，由于军备扩张，新设第十师团在此驻屯。姬路建市之后，市长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招揽第十师团进驻，并为此收买土地。第二任市长是军方推选的预备役陆军大尉。军队进驻后，给地方带来诸多影响，例如一些军官对市政府税制不满，便要求修改税制。在市政方面，军队举办招魂祭，由军队首长和市长主持并向市民募集资金，使之成为军队、政府和市民都参加的重要仪式，日俄战争之后其祭祀规模进一步扩大。日俄战争中，第十师团第三十九联队的联队长和两名旗手战死，此后每年3月24日姬路市都要举行第三十九联队的“军旗祭”，同时宣讲所谓“血染的军旗”故事，要求市民支持这些“忠勇的军队”。1909年，第十师团在“满洲”驻扎两年后返回营地，姬路市各媒体都发文报道，热烈欢迎，称颂其到中国是为了开导“文明未开”的人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十师团一部占领青岛，姬路市为此召开庆祝大会。“满洲事变”前，姬路市根据第十师团师团长本庄繁的指示，举办国防展览会，宣传对外扩张的“合理性”。“满洲事变”后，本庄繁转任关东军司令官，姬路市商工会议所向其送上感谢信。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姬路市陆续编成步兵第八十一、一三九、一一一、二〇〇、二〇一、三四五、四二九、四三〇、四三一、四三二、五二四等多支联队，有大量市民参军。日本战败前，美军两次空袭姬路，全市71.8%被炸毁，军都消亡。姬路成为近代军都从出现、发展到消亡的缩影。安裕太郎考察了京都地区招揽第十六师团作为驻屯地的过程。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增设新师团，京都市向军部申请在当地驻军。市政府签订土地买卖协议，为军队捐款，并组织“期成同盟会”。这些活动既是与陆军交涉的过程，也是在区域社会中进行协商、统一认识的过程。由于已经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不愿出让土地的地主受到极大压力。对海军基地吴市的研究表明，战争期间，市民大力支援海军，海军的官营工厂不向地方交税。海军设施建立后对地方经济活动有一些限制，为此吴市政府向国家申请到“海军助成金”，这成为该市的重要财源。海军向部分民间企业委托生产或给予技术支持，使得该市经济主要依赖于海军。
再次是对自然村范围内的军队与区域关系的研究。具有共同体性质的自然村是支持军队和对外战争的社会基石。铃木荣太郎认为，日本自然村内的人们在生活和精神上都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村落共同体在战时为战争动员提供了重要保障。笹川裕史与奥村哲指出，近世以来形成的日本社会结构，带有强烈的牺牲个人自由意志、优先团体规范的集体性质。再加上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灌输，形成了为国家不惜生命的“国民意识”。这种完全否定“个人”的日本传统社会与总体战体制是十分适应的。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初期，日本90.9%的町村开展了“勤劳服务”活动。根据对山形、山梨两县59个町村的调查，向“勤劳服务”提供劳动力的组织有青年团、在乡军人会、消防组、农事实行组合、五人组、妇女团体等。政府将积极开展“勤劳服务”的村落评为“优良村”或“优良部落”，予以奖赏。此外，家族、近邻之间也进行劳动力互助。留在村中的青年以青年团为依托，开展“勤劳服务”，并举办演讲会、座谈会。当“勤劳服务”也无法达到目标时，村落内便实行“共同劳动”“共同托儿所”等集体活动。村落内的青年会在传统上属于村落共同体的自然组织，战时则与在乡军人会配合，成为区域内的战争动员机关。为贯彻军部主导的“良兵良民”主义，各地设立青年训练所，对青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和训练，教员多由在乡军人担任，师团司令部每年到各町村进行检查，指导军事训练。1940年，内务省发布《部落会·町内会·邻保班·市町村常会整备要纲》，规定基层动员组织全部由内务省警察指导，定期召开会议传达政府方针，开展买国债、资源回收、劳动服务、防空演习等活动。自然村成为支持军队和战争的坚实基础。
二、 关于乡土部队——联队的研究
关于军队与区域社会关系的研究，焦点多集中于联队上。联队在日军中被认为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集团，拥有单独的兵营，是陆军部队中最核心的组织单位。根据1925年的日军“常备团队配备表”，军队中设有步兵联队、骑兵联队、炮兵联队、飞行联队、铁道联队和战车联队等。联队长一般是联队的首长，平时负责军队教育训练、提高战斗力、完成动员计划。步兵联队长的军衔一般是大佐，骑兵联队长是中佐。作为陆军军官，其职位上升的首要目标就是当上联队长。在各种联队中，只有步兵联队和骑兵联队在创立时由天皇亲授联队军旗并赐有敕语。
日军的联队编制源于对欧洲军制的模仿。联队（Regiment）在欧洲形成于16世纪。在中世纪，军队以中队为核心，16世纪以后，由于军队编制扩大，开始编成联队。联队以地方或指挥官名字命名，成为军事作战和军事行政的核心单位。平时在联队之上不设组织机构，到战时才合编为军。欧洲的联队组织十分稳定，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各联队均有联队旗，并编写有联队史，实际上许多联队旗就是联队长的家徽。进入19世纪，欧洲陆军师团制普及，成为联队的上一级组织。联队在编制中的地位下降，但在步兵、骑兵和炮兵等军种中，联队依然是最大单位，其独立性传统所形成的观念在欧洲长期存在。日本有研究指出，在18世纪的普鲁士，军队的最基本单位是联队。联队是军队社会中最为合理的组织。联队与驻屯地有密切关系。募集士兵可以反映出联队的地方性特征，士兵的出身职业也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结构相符。
近代日本军队在建立之初便采用联队编制。江户幕府改革军制，共设置8个联队。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于1871年采用御亲兵制，设东京、大阪、镇西、东北4个镇台，镇台下设联队。1873年，征兵令发布，增设名古屋、广岛两镇台。这6个镇台除近卫兵外，共编成14个联队。1888年，镇台制改为师团制，步兵联队驻屯地从军营改为“卫戍地”，是为常驻区域。联队不仅是陆军编制中的核心组织，也是实施军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单位。日俄战争后，各联队编纂联队史，记述本联队战史、参加日俄战争概况，收录战死、战伤者名录。从1917年到20世纪20年代，帝国联队史刊行会出版了大量联队史，记述各联队的“光荣”战史，鼓励士兵为国“献身”。联队史成为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教材。
日军步兵联队都是在户籍地征兵，步兵以外的其他特种联队也基本是在同一师管区内征兵，因此军队与区域社会关系十分密切。征兵编制的地域性形成了日军中浓厚的乡土色彩，故被称为“乡土部队”。联队在固定区域内设置兵营，进行日常训练和演习，对区域内的在乡军人定期进行教育训练，还协助进行青年培训和防空演习等。在精神方面，联队在当地组织军事庆祝与祭祀活动。在经济上，军队从驻屯地购入日常物资，士兵在休息日到军营附近的商业设施消费。因此，军队与区域社会有着多重关系。
实行师团制之后，日军步兵师团的核心依然是联队，常设师团内的联队仍按其卫戍地编成。例如，第一师团本部在东京，其下属第一、三联队的卫戍地是东京，第四十九联队的卫戍地为甲府，第五十七联队在佐仓。各联队被派往外地时，也还在原地设有留守部队，负责人员补充。除联队长与将校外，联队的下士和士兵几乎都是同一区域出身。1896年，陆军将步兵征集管区从大队区改为联队区，联队区司令部的主要业务便是征兵、演习和对在乡军人进行管理，战时征集在乡军人。这种建制形成了军队的同乡集体意识。为鼓舞士气，日军也注意利用这一点。不过，在部队教育训练及内务管理方面，同乡集体意识与部队的平均化和统一性也可能发生冲突。在明治建军初期，为清除旧藩属意识，使军队服从天皇，日军特别强调军队的统一性。但经过西南战争和甲午战争，日军认识到地方性团结对战斗力的发挥影响很大，此后便充分利用联队区制度，重视乡土部队的特性。军营生活基本都在联队范围内展开。一位被俘日军士兵小林清称，他所在的街道就有20多名青年一起入伍，都在一个联队。联队长和政治教官进行武士道精神教育，训练中最难的是全联队一起训练，如果有一个人动作不准确，精力不集中，都要重做。
联队与区域社会的联系，首先体现在征兵时，壮丁的情况，包括学历、家庭、性情，以及思想倾向等，都由村里向联队报告。军队方面则在军人退伍后将士兵在部队期间的表现写成《陆军下士兵卒在队期间成绩记录》送达村里。这样一来，士兵在部队的情况就与村内的评价联系起来。其次是军人退伍后成为预备役，数年后成为后备役，这些参过军的人在地方参加“帝国在乡军人会”，受军队指导。该会在村内设立的分会，除军事训练外，还参与村内的其他活动。分会会长一般由退伍时军衔高者或村内有势力者担任，以后者居多，因而也常出现原将校或下士官是会员，原上等兵是会长的情况。再次则是军人退伍回村后通过“帝国在乡军人分会”仍发挥影响，以军人的纪律性做村落中“服从”政府号召的表率。军人在军队立功受到表彰，回到村内受人尊敬，由此便可参与村内事务，这对村落原有权力结构也产生影响。
军队在区域内还有教化与管理的任务。驻屯部队演习时要以身示范，通过演习达到“纠正时弊”的目的。军队在地方消防救灾中也发挥重要作用。战争期间，为强化防空、消防体制，军队还介入警察行政工作。军事训练对地方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不利影响，民众不得不忍受。小林清回忆说，军事演习时军队践踏农民稻田，虽然规定农民可以向军需官申诉，但谁都知道，即便申诉，得到的回答一定是：“你是想借口赚一笔钱吧，作为日本国民，受一点小小的损失还要申诉吗？”农民只能为帝国皇军做出牺牲。
联队的乡土部队性质，也导致日本社会的村落共同体特性和家族主义直接投影到军队内。中村哲夫指出，从历史上看，日本陆军的文化来源于江户时代的村落共同体，是建立在个体间相互扶助基础上的结合体。一之濑俊也指出，在日本军人的世界里，维护秩序的原理与一般社会相同，只有服从才能生存。保阪正康引用一位士兵的证言说，日军内部利用家族主义强迫士兵服从，不许违反命令。新兵入营首先要读《军人敕谕》，在誓约书上签名。联队长在给新兵讲话时会说：“从今天开始，我既是你们的联队长，又是你们的父亲。”《军队内务书》规定，长官是士兵在部队内的父母，对待长官要像对待父母一样。军队与社会关系密切，也造成了“昭和陆军”积极参与政治的特点。北冈伸一认为，推动昭和政治的最大势力是陆军，“昭和陆军”与以前的军队在性质上有很大不同。面对日本社会特别是农村的困境，军队中农村出身的青年将校和士兵不满政府的政策，成为发动战争的积极推手。
联队带有强烈的地方特色，日军在派遣军队时不得不考虑这一点。比如在日俄战争中，东京第一师团的步兵第一、三联队和金泽第九师团的第七、三十五联队参加攻击旅顺要塞作战，死伤者达59000人。东京和金泽是大城市，密集居住的家庭之间每天都有为战死者办丧事的，由此产生的不公平感和厌战气氛容易扩大，当局对此最为担心。这也是此后军部在派遣来自大城市的东京第一师团和大阪第四师团时有所犹豫的原因。
农村与城市编成的联队，战斗力是有差距的。日军中有北陆、东北、九州出精兵的说法，因为这些地区的联队多在农村编成。在征兵体检时，农村地区壮丁的甲种合格率较高。根据1931年的统计，沿海地区的长崎县甲种合格率达33.4%、千叶县达32.9%。这是因为当时日本人的蛋白质摄取主要依靠海洋鱼类，沿海地区居民可以摄取到充足的蛋白质。相比之下，内陆的群马县甲种合格率仅24.6%，岐阜县和长野县均为26.6%。由于农业劳作和经常步行，农村出身者体力好，能够胜任负重行军。日军大量使用军马，1937年9月，第一师团管区编成的第一〇一师团投入上海战线，该师团有军马8000匹，但东京出身的联队士兵不懂饲养军马，造成军马大量死亡，影响战斗力，在进军南京时行动受限。为此，第一〇一师团于1939年11月全体复员，部队番号也被取消。而同一时间在高田和仙台编成的第十三师团，会饲养军马的士兵很多，直到战败都是中国派遣军的主力部队。由于士兵出身地的贫富不同，进入部队后的感受也相异。例如，日本东北地区贫寒，该地区出身的士兵从小吃杂粮和番薯类食物，参军后觉得饮食得到改善。而大城市出身的士兵喜欢吃肉，对副食要求高，总感到军队的零花钱不够用。此外，农村兵不仅体格强健，还具有所谓“灭私奉公”的信念和忍耐力。
曾参加过日军的作家伊藤桂一指出，日军中大部分部队的乡土意识强烈，一个联队的士兵都来自同一地区；在一个中队中，许多士兵是从同一村或部落入伍的。但东京、大阪部队的这种乡土意识则比较薄弱。伊藤认为，乡土部队大体可分为东北、关东、关西、中国、四国和九州等大类，各地联队气质不同。日本国内会对各地军队的强弱进行评价，因而军队在战场上勇于作战的动力之一就是为了家乡的荣誉。战争结束后，乡土部队的战史常被宣传和评述，因此士兵即使战死也要坚守这份荣誉。
关于日军的地方性特点，伊藤还指出：东北出身的士兵顽强、素质好，能够百分百执行命令。九州士兵勇敢善战，具有南国人特有的血性和纯朴的地方特点。九州地区以熊本和鹿儿岛为核心，熊本人直爽，鹿儿岛人小巧敏捷。福冈联队则有当地煤矿工人的气质，性格粗暴，重于行动。久留米部队的将校尤其忠于天皇，训练严格，所带士兵非常强悍。在进攻山西时，由久留米编成的第三十七师团从运城徒步四五百公里，一边行军，一边割下牛肉烧着吃。士兵在攻击阵地时只盯正面，战死者都是被射中眉间。总之，各地兵团的气质和氛围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乡土性所决定的。
具体到对一个联队与区域社会关系的个案研究，2002—2004年，神田文人等通过对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详细研究了编成于佐仓的步兵第二联队和第五十七联队的区域内活动。第二联队是随着日本近代军事扩张而编成的，从出兵台湾开始，在地方的征兵名额不断扩大。征兵起初依靠各町村的户长协助，但并不顺利，后改为后备军统辖机构参与征兵事务。后来，这种机构成为联队区司令部。为普及国防思想，佐仓联队在区域社会中定期组织周边青年训练所的学员来军营体验生活，举办有很多市民参加的“军旗祭”，还开展军事表演、军营开放日、军民跳舞等活动，这些都成为区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研究还利用军营附近旅馆住宿人员的身份信息，以及商店、菜店、饭馆、酒馆的会计账本，统计出军队在当地的具体消费状况，以阐明军队给区域经济带来的广泛影响。
三、 关于中国区域抗战史的研究
日本学界关于中国抗战史的研究，相对全国范围的通史类著作，更多的是区域史研究。近年关于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地区的区域抗战史研究有多项成果出版。另外还有关于战时特殊区域上海的研究。
战前日本就有大量对中国不同区域的调查。虽然有人认为，战前日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基本上是普遍意义上的整体理解，没有意识到区域间的差异，但这大概是就中国研究的基本理论而言。中国幅员辽阔，区域间差异大，战前日本对中国的调查研究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分区域进行的。如东亚同文会编著的《中国省别全志》就是基于对各个区域、流域、市场圈等的调查，以省为单位编写的。全面侵华时期，该会又编写了《新修中国省别全志》，重点放在中国抗战大后方西南和西北地区。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根津一称，中国“国情复杂，民众繁杂”，已关注到中国的区域多样性。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大旅行”调查，非常重视地方特色，如按照相同货币的流通范围，发现了不同的经济圈；通过调查排外、反日活动分析了不同地区民众的民族主义状况等。
一般来说，区域研究起源于对殖民地原住民的调查和冷战时期的战略研究与“敌国”研究。但是，日本战前的中国区域研究则是为其侵华战争服务的。战前日军侵华的核心战略就是分步肢解中国，使中国不能成为一个整体。本庄比佐子指出，在考察地域辽阔的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时，应关注其区域的多样性。从与侵华活动相关的战前日本对华各地的调查和研究报告中，亦可看出这一特点。户部良一认为，日本军方的所谓第一代“中国通”都热心于“谋略”，他们与中国军阀或地方势力关系密切，虽然对特定区域有深入了解，但对中国的整体动向却缺乏感知。将中国划分为不同区域，既是日本的调查方法，也是其侵华战略。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区域认识也有其特点，比如对于华北、华中和华南的认识就与中国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对华北，日本从经济因素考虑，最初主要是从天津市场圈进行把握，后来又加上青岛市场圈。而中国人从文化、政治上关于华北的“北方”认识，日本人几乎一无所知。日本对华南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初由台湾总督府、台湾银行以及东亚同文书院进行的调查，这些调查是与对南洋华侨的调查联系在一起的。其所谓的华中并不仅指湖北、湖南地区，而主要指长江流域，与中国一般认为的江南地区有重合。
战后日本的中国区域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史学界对共同体问题研究的深化，从区域社会秩序研究中引申出乡绅论，进而出现了区域史研究方法。森正夫是较早倡导区域社会研究的学者。他认为，区域社会一方面是作为实体的地方，具有一定的地理界限；另一方面是作为方法的概念。他的区域社会研究，是将各种作为实体的区域范围综合起来，运用基层社会、地方社会、周边社会等概念，对人类生存的基本场所进行综合把握。岸本美绪主张，在市场和经济学研究中要有区域化和历史意识。田中比吕志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区域特征进一步彰显，新精英群体的出现给区域社会带来变化，传统地方权力结构重组，区域的个性化增强。另外，区域之间的流通也引起关注。弁纳才一的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农产品流通十分活跃。主要产米地湖南、江西和安徽的剩余大米经江苏输入浙江和上海。四川虽然是产米大省，但并不能满足本省需要，依靠输出部分大米，再买进价格较便宜的小麦。
在区域社会与日本的关系方面，吉泽诚一郎发现中国近代抵制日货运动存在区域性差异。他指出，在1923年掀起的要求归还旅顺大连运动中，较激烈的不是奉天（沈阳）等东北城市，而是北平和华中地区，其中最激烈的是武汉。武汉的运动除抵制日货外，还有抵抗被上海经济圈吞并的背景。同处华中地区的长沙与武汉不同，武汉的抵制日货运动以工商业者为主导，长沙则是以青年学生为中心。
近年关于中日战争的研究也关注到区域性。由傅高义、山田辰雄、杨天石主持的大型项目“日中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专门列出“中国区域政权与日本的统治”专题，将抗战时期的区域划分为国统区、中共抗日根据地、日军占领下的“满洲国”“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台湾、中日双方相互竞争和渗透的河南省、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战时特殊区域上海等。对不同区域进行的比较研究，能够揭示出不同地方势力的特征。不过，姬田光义认为，各地方势力的范围和界限不一定很明确，各个统治势力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与渗透，在极端场合下白天和夜间的统治者都会有变化。在界限区分不明的区域，人们的政治态度更多处于中间状态，因此日中战争期间的区域支配结构十分复杂，且多层次重叠。以下分别对日本近年关于中国几个主要抗战区域的研究成果作一概括介绍。
首先是关于中国东北地区抗战史的研究。日本对东北地区的研究在战前已经多有积累，关于东北抗战主要关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东北抗战的先导作用。20世纪60年代，山田豪一就对东北抗日斗争进行过研究。上田仲雄认为，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是最先实现的。“满洲事变”发生后，中共满洲省委很快就将各种抗日队伍和力量统一起来，建立游击队和“反日会”。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前，中共满洲省委就已将建立东北抗日人民政府提上日程，这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第二，中共是东北区域抗战的中坚力量。20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以中国东北民众运动为主体的东北区域史研究，揭示出东北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复杂性。西村成雄根据对“满洲事变”后密山县农村经济社会的实证研究指出，1933年至1935年间，农村各个阶层都陷入经济危机，这种危机与日本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政治危机重叠在一起，成为产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条件，也是中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社会基础。小林英夫对东北抗日运动的研究关注到农村的屯、商会、农会和保卫团等基层组织和团体。他认为，被日军称为“政治土匪”的抗日部队的社会基础，是奉天军阀时代的农村社会，他们的目标是保卫屯和屯内的社会秩序，这与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基础不同。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基础是屯内的贫农和中农，他们是以前抗租运动的主体。因此，在关东军依靠屯内头面人物来加强统治时，便受到中共组织的农民的抵制。关东军为此实行“集团部落政策”，人为建立村屯，以对抗中共抗日活动。20世纪90年代，对东北抗日运动的整体性研究也陆续出现。第三，关于侵略与开发的关系亦受到学界关注。20世纪70年代就有人从帝国主义扩张角度研究东北移民问题。松本俊郎指出，东北的殖民地化过程带来的变化十分复杂。江夏由树等通过研究地方铁路、国策公司、财阀商社和“满洲国”对外关系等，使东北区域史研究进一步精细化。日本殖民地文化学会与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进行的共同研究，对“满洲国”的傀儡性做了全面分析。不过，日本的东北区域史研究中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即所谓从“满洲”史角度的历史书写。有人认为“满洲国”在“满洲”地区作为“近代意义的主权国家”是最初也是最后一个，中国进入“满洲”是在20世纪以后，汉人的影响力是外在的，“满洲”不是中国固有领土。还有人认为，利用汉字文献把这一区域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是用18世纪出现的“国民国家”概念向过去投影，是一种政治意图。这实际上是战前矢野仁一主张的“满洲非中国”论的翻版，依然要把东北与中国割裂开来。
近年日本对山西、内蒙古、山东等地的抗战史研究有长足进展。关于山西抗战，内田知行提出，山西是中国抗日最坚决的地区，统一战线效果十分显著。中国各地组织的统一战线大多不稳定，只有山西形成了强大的抗日动员体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成功的地区。山西统一战线主要依靠两个组织。一个是牺盟会，该会在阎锡山政权撤走的地区成为抗日力量的核心，并为中共根据地政权打下基础；另一个是山西新军，新军与八路军配合作战，成为重要武装力量。日军试图引诱阎锡山成为合作者，但最终没有成功。相反，战后一部分日军成为阎锡山的“协力者”，后来参加国共内战被俘并成为战犯。内田指出，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除发展农业之外，还建立小规模炼钢厂；随着根据地内部运输需求的扩大，成立了许多运输合作社，这也是山西抗战的特点。关于山西傀儡政权，内田在研究后发现，参加傀儡政权的，除阎锡山旧政府人员外，还有来自“满洲国”的官员。随着傀儡政权体制的变化，其高级职员的外省化逐渐明显。
山西是遭受日军侵害最严重的内陆地区之一。石田米子和内田知行等从民众史角度对日军在山西的战争犯罪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根据受害者等的口述，参考日方资料，分析日军在盂县作战和设置“慰安所”的情况，揭露日军性暴力犯罪的史实。石田米子对盂县西部农村地区的社会历史进行调查后指出，这一地区在日军侵入时女性普遍缠足，有买卖婚姻和早婚习惯，女性在家长制家族的保护与压抑下生活。在日军反复“扫荡”与逼迫之下，村落和家族的抵抗能力被摧毁，使女性直接暴露在日军前，遭受性暴力。她提出，要从战场上被占领村落中女性和居民的角度重新认识日军及其行为，并以此思考中国抗战的意义。田宫昌子发现日军在山西拍摄的大量照片后，亲自到山西进行实地调查，确认日军占领山西的种种暴行。现在日本人对战争给山西民众造成的创伤和屈辱感缺乏关心，她对此深感痛心。丸田孝志通过对中共在太行、太岳地区推行新农历和纪念日活动的研究，论述了中共发展生产、动员民众、强化意识形态教育的状况。此外，有学者将田村泰次郎和宫柊二关于山西的战争文学和诗歌作为研究对象，从文学角度揭示日军对山西的占领情况。
关于内蒙古地区抗战史的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中日民族矛盾之外夹杂的中国国内民族问题，这表现在对“蒙疆”政权及国共两党对蒙古族政策的研究上。柴田善雅和内田知行认为“蒙疆”政权有两个特点：第一，这是一个由关东军指导建立的“地方政权”，其在行政机构、企业制度和人事方面都与“满洲国”相近。“蒙疆联合委员会”时期由日本顾问对其指导和监督，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时期，便实行“满洲国”式的统治体制。另外作为一个“关内政权”，它的一些制度也有国民党统治时代的特征。第二，由于这里有蒙古族居住，德王主张蒙古民族主义，使得该政权具有显著的蒙古族特征。但是与日军在“满洲国”实行蒙旗制度改革，排除旧有王公、推行近代化的政策不同，在“蒙疆”的改革缺乏一贯性。为与“蒙疆”政权相对抗，中共在根据地内对蒙古族实行优待政策，维持蒙旗制度，灵活对待伪军和土匪。国民党在这一地区影响较弱，其“大汉族主义”反为日军的“反汉亲蒙”策略所利用。国民党没有解决好这里的民族问题。
日军的内蒙古占领和统治政策是从日本整体战略出发的。森久男指出，日本陆军大学出身的“精英们”在制定军事战略时主要针对苏联展开，对华政策只是其中一环。皇道派的对苏作战计划将作战地域限定在苏“满”边境；统制派的对苏作战构想则不限于该地带，而是将“满洲国”及周边、苏联、外蒙古、内蒙古西部和中国西北地区都包含在内。从日本的战略来看，“蒙古独立”对其是不利的。“驻蒙军”提出“民族协和”，建立“高度防共自治区域”，也是考虑到与汪伪政权的关系。
马场毅对山东区域抗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从较长时段认识山东区域抗战的特征，从社会经济史角度分析中共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建立，对山东抗日民众武装迅速壮大的社会历史基础和中共政策成功的原因予以揭示。马场关注20世纪20年代山东的农民运动，特别是具有村落自卫机能的会道门组织红枪会的活动，考察了红枪会的兴起与衰落过程，认为红枪会是为反对苛捐杂税而出现的农民运动。马场还指出，抗战之前的山东农村由地主、商人、高利贷构成三位一体的体制，农民深受剥削，负担沉重。在韩复榘政权撤离后，山东社会秩序混乱，农民发起“谷物分配运动”，目标指向地主、商人、高利贷三方，抗日则一时成为次要问题。日军入侵后，中农财产受到威胁，他们成立乡村自卫组织红枪会、黑旗会、黄沙会等以自保。在城市和公路附近的贫农由于受到日军的屠杀、掠夺，产生了朴素的民族主义意识，有的参加了游击队。乡绅地主以维护自己的财产为最大目的，要求恢复社会秩序，其中部分人公然参加维持会，与日军妥协。面对这种状况，中共为实现抗战动员，首先必须减轻贫农和中农的负担，改善其经济状况。其次要保护农民利益不受日军和土匪侵害，为此就要建立起有别于旧有体制的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中共建立根据地，组织抗日自卫团和妇女救国会，实行县长、区长、乡长和村长选举，这就排除了三位一体的旧统治势力，推翻了国民党时期的统治基础，原来被乡村政治排挤的贫农和中农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山东根据地的抗日武装首先在村内组织起来，由于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运动与组织人民武装相结合，民众纷纷武装起来。1944年，山东民兵已达37万人，到抗战胜利时，有民兵50余万人、自卫队150余万人。民众抗日武装力量强大，是该区域的重要特征。
关于抗战大后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云南和四川。石岛纪之认为，关于抗战时期云南的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由于战争使得云南从边陲之地一跃成为抗战中心，交通建设和经济迅速发展，加上大学迁入和知识分子到来，云南成为支持抗战的人员、物质基地和文化中心。第二，在云南日益“中央化”的同时，云南地方势力通过参与民主运动对抗中央。如龙云秘密加入民盟，接近中共，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取得成功。第三，少数民族积极参加抗战，是云南抗战的一大特征。在修建滇缅公路时，彝族、白族、回族、傣族、景颇族都被动员起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回族，回族领袖人物参与道路建设规划，回族民众占驿站运送人员的95%，在物资运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8月，国民政府派遣特使到云南宣布继续土司制度，赢得少数民族上层的支持。国统区土司积极参与抗战，沦陷区土司也组织民众收集情报，投身抗日活动。还有学者对云南民众战时社会心理做了研究。
今井骏考察了抗战大后方四川从近代至抗战时期的发展历程。笹川裕史和奥村哲注意到，四川是支持中国抗战最主要的粮食和兵员供给基地，但由于这里战前已经存在的地主制和政府工作的粗放性，特别是军阀、官僚、地主的压迫，造成负担不公，引发民众不满。抗战时期四川提供的粮食占到整个国统区的1/3，征兵人数达256万。当时的成都平原和陪都重庆附近农业生产率高，商品经济活跃，地主经济制度发达，由此造成普通农家经营困难，高利贷盛行。抗战期间，四川农民负担极其沉重，特别是负担不公加剧了他们的困苦。在制度问题之外，政府的征粮工作十分粗放，有权势者与官员勾结逃避负担，地区之间对于征粮负担数额常有争执。
山本真注意到福建的区域特征：第一，国家政权在区域社会中的统治力薄弱，抗战动员不充分，社会治安不良，非政府势力及其武装大量存在，其中一些且与日军合作。第二，宗族组织发达，特别是闽西地区同姓村落众多，地缘与血缘重合，再与神缘（民间信仰）结合，形成维持社会秩序的“三重结构”。第三，进入民国时期，福建地方政府统治力大幅萎缩，社会治安恶化，自卫团等民间武装十分普遍，在土匪和军阀之间出现大量“民军”，宗族和村落出现武装化。第四，宗族组织更加活跃，为应对国家兵役，宗族用族产向出征军人家属提供补助，或将族田的一部分让给出征军人家属耕种，一些宗族还花钱到外乡买壮丁顶替。第五，抗战时期，国民党在福建的组织依然十分薄弱，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禁止迷信和民间信仰活动，但效果有限。第六，社会分裂，一些势力与日军合作。抗战时间，台湾海峡、福建沿海的海盗和伪军数量大增，日军用鸦片、吗啡、香烟、布匹和砂糖等消费品在沿海地区大量换取粮食、油料、铜铁等。抗战时期，由于治安恶化，福建“民军”吸收逃避兵役的农民及土匪势力，进一步扩大，有的甚至组成“福建和平救国军”与日军勾结。一些渔民受到战争冲击，为了生计当上海盗或参加伪军。抗战时期社会动荡，到国共内战时期社会矛盾更为尖锐，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坏。
结 语
近年日本学界基于日军按区域编成和驻屯地固定的特征，通过对地方行政单位、军都、自然村三个层面中军队与区域社会关系的分析，从区域社会角度把握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体制的形成过程和军队活动。通过对乡土部队——联队的研究，揭示日军的区域色彩与战斗力特征，有利于细化对侵华日军的认识。通过对战时中国东北、华北、西南和东南地区抗战和战争动员的研究，发现不同区域的抗战特点，有助于丰富和充实抗战史研究。不过，到目前为止，日本学界的这种区域研究基本是将日本国内军队的编成及活动与其在中国的侵略行为分开看待的。关于日本国内军队的研究，重点在军队与区域社会的关系，关于中国，则主要研究不同区域的抗战活动，没有将来自日本不同地方、带有区域特征的军队与其在中国战场上的具体作战活动联系起来，这就造成对中国战场上日军各部队的作战状况及其特征的研究不足。同时，由于对日军乡土部队在中国的侵略行为和战争犯罪研究不够，导致日本区域社会中对其乡土部队在中国的野蛮行径缺乏了解，忽视了区域社会支持侵略战争的直接加害者责任。这也与日本学界的日本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结合不足有关。区域研究不应将眼光限于特定的区域范围内，而应关注到区域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有的甚至跨越国境。
日本学界关于日本军队与侵华战争的区域研究，对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颇具参考价值。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与区域社会的关系，各地军队的编成和作战特点，不同地区抗战活动的特征，都值得进一步探讨。就研究方法而言，运用区域研究方法对日本近代军队和日中战争所做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平野健一郎提出区域研究的三个要点：其一，应认识区域社会的“整体性”，掌握各个侧面之间的相互关联；其二，应从多层次、多视角研究区域社会的“多重性”；其三，应注意区域社会的“越境性”，关注跨越区域界限的相互流动与渗透。就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来说，首先是要对不同抗战区域进行综合分析，特别是要按历史的长时段把握区域社会的特征，将抗日战争纳入区域社会的整体脉络之中,认识抗战对社会历史的深远影响。其次是要对同一区域进行多元化分析。根据不同视角，伸缩和变换区域的范围与研究侧重。在一个区域内可能会有国民政府、地方实力派、中共及日伪等多重因素并存。由于战争将原有的区域关系（如市场圈、信仰圈及行政区划等）割裂，这些区域关系在战时如何维持、恢复或重建，也值得关注。再次是要重视抗战时期各区域之间的交流与渗透。以往关于中共根据地货币战、粮食战、宣传战、情报战等方面的研究，多是从策略出发分析其效果，如果从空间角度对这种交流与渗透进行观察，可以认识到战时社会活动的复杂面相和具体波及范围。其中跨越不同区域的人际关系就很值得关注。人的交流与合作可以跨越区域界限，延伸、重组和扩展，区域研究中要体现出人的活动。总体上看，关于抗日战争的区域研究依然属于初始阶段，许多领域尚需开拓、探索。
（责任编辑：马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