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的总体战略发生变化，力量逐步向北方倾斜，地处中原的新四军第五师和河南军区承担起牵制国民党军队的使命。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局，进一步整合第五师和河南军区，抵达粤北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也在向鄂豫边区靠拢，“三路会师”的计划初步浮现。河南军区因自身原因迟迟未能南下，三五九旅却越过重围北上。随着第五师出兵桐柏，“三路会师”成功。中共中央希望会师后新组建的中原军区坚守河南，继续牵制国民党军，但中原局因财政困难希望转移部队。在中共中央的坚持下，中原局指挥的战役虽然屡屡获胜，但整体面临的危机却日趋严重。随着财政困难和国民党军队增兵，中原部队最终决定向大别山甚至新四军军部转移，以保存自身力量，避免陷入困境。国共停战协议签订后，部队转移也随之中止。从会师前到会师后，三支部队和中原军区为中共在全国的战略布局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新四军第五师 河南军区 八路军三五九旅 中原军区 中原局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的总体战略方针由过去的向南发展逐渐转变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关外的东北地区成为其战略目标的重中之重。当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发生变化后，曾作为中共向南发展并连接南北的枢纽——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如何调整战略定位值得关注。
日本宣布投降后，在1945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新四军第五师、河南军区与八路军三五九旅，先是完成会师，整编成中原军区，随即为了自身力量的存续，又在艰苦的条件下转移，以摆脱国民党军队的“挤压”，直至1946年1月国共暂时停战方才得以休整。
鄂豫边区配合中共的总体战略，在抗战胜利前后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兵力，为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华北、华东等战场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以往甚少有学者对三支部队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动向进行研究。比如《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中原突围史》等书，虽然对这段历史有所涉及，但囿于篇幅及题材，对诸多细节并未深入考察。金冲及提纲挈领地阐述了三支部队会师及转移的过程；黄正林重点研究了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南征的整个过程，不过对其北返与第五师会师的部分着墨不多；盛差偲探讨了抗战末期新四军第五师在河南发展的境遇、策略等。上述研究予笔者启迪甚大，但在三支部队会师及转移问题上仍留有继续深入探讨的空间。
本文拟利用近年出版的《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年谱、回忆录等，结合未刊档案，全面梳理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第五师、河南军区和八路军三五九旅会师，以及会师后中原部队战略转移的完整过程，希望由此揭示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地方军政力量的生存逻辑，展现中共中央与中央地方局、地方党委之间的互动。
一、 中共中央战略调整
与中原“三路会师”计划的雏形
1944年夏，中共中央确定“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把发展河南以打通华北和华中根据地作为其中的关键一环。9月，中共中央决定派王树声、戴季英等人入豫，建立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人民抗日军和河南军区。河南人民抗日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与河南军区名殊而实同，中共内部文件中一般称“河南军区”。河南区党委负责中共在河南的全面工作，河南军区则负责军事工作，不过河南区党委委员基本同时在河南军区中任职。当时，王树声、戴季英尚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10月底，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的组建工作基本就绪。王树声任河南军区司令员、河南区党委委员，戴季英任河南区党委书记、河南军区政委，刘子久任河南区党委副书记、河南军区副政委。11月底，王树声正式率部从延安出发，经太行根据地，于12月底到达太岳军区。1945年2月8日，王树声率领的部队到达晋南的中条山脚下，随后渡过黄河，进入豫西渑池县，与先行入豫的豫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会合。会合后，王树 声、刘子久等人确定了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的方针。
由于河南境内日、伪、顽势力错综分布，河南区党委和军队只能在各方势力的统治空隙中立足。经过半年多的发展，1945年5月底，王树声等人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基本完成。4月25日，王树声、戴季英向中共中央报告，计划进一步向河南内部发展，在伏牛山地区开辟新基地。
与此同时，处在豫南鄂北的新四军第五师也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积极谋划出兵豫中，力求绾毂中原，以服务于“向南发展”的总体布局。新四军第五师前身是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于皖南事变后改编而成，在鄂豫边区经略多年。郑位三时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五师政委，李先念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陈少敏为鄂豫边区党委副书记，任质斌为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主任。
1945年初，由王震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主力作为南下支队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恢复了鄂南根据地，然后继续向粤南征，计划在湘粤边开辟五岭根据地。
1945年7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河南区党委，指出河南今后的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向南进攻”，力求北与太岳、太行，东与冀鲁豫，南与新四军第五师“完全打成一片”，建立可靠的军事、政治、经济基础，以备国民党胡宗南部的进攻，如果不能完成任务，“我党在河南就将处于失败地位”。河南区党委随即召开扩大会议，放弃攻略伏牛山区的计划，重新拟定了向东、向南发展豫中地区的方针。会后，河南军区第三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陈先瑞率领河南军区第三支队南下，向叶县、方城、舞阳、泌阳一带展开，7月底与黄林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豫中兵团在嵖岈山会合。河南区党委建议河南军区第三支队与豫中兵团合并，新四军第五师也同意将豫中兵团交给河南方面。8月10日，戴季英建议二者合并成立豫中地委和豫中军分区，由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领导，陈先瑞担任豫中军分区司令，黄林任副司令，陈先瑞“今后可以同河南及鄂豫皖发生联系”。中央对此建议表示赞同。这也是新四军第五师与河南区党委进行的首度合作。
8月4日，毛泽东就新四军第五师的长期发展图景与当前规划致电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称“日寇明冬可能失败”，有一年时间来准备国民党发起的内战。毛泽东指出，“平原地区必难完全保持”，所以现在应考虑在桐柏山、大别山、鄂西、鄂南、鄂东、襄北等处扩展根据地，鄂西等地应就现有根据地逐步发展，大别山、桐柏山地区将来需集中主力夺取，以作为主要根据地；极力发展豫南，“与王（树声）、戴（季英）打成一片”，并考虑“可否将师部及区党委移至豫南”。不过，由于国际时局变化太快，无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均未料到中日战争竟在十天之后宣告结束。8月10日，日方发出乞降照会，毛泽东立即电告郑、李、陈，称目前“内战迫近”，第五师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对付内战”。中共中央要求第五师“集中全力进占信阳、武汉之线”，同时急电河南区党委，要求其相机占领平汉线、陇海线，坚持在河南斗争，迅速打通与第五师、水东部队的联系，配合八路军夺取华北，牵制国民党军队东进、北进。
8月12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地方局发布须占领的交通线和沿线城市名单，其中“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体现出中共在全国的战略布局中已经开始侧重北方。同日，中共中央宣布成立鄂豫皖中央局，管理新四军第五师活动范围内的党政军以及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以求进一步整合第五师与河南方面的军政力量，发挥中原地区的枢纽作用。鄂豫皖中央局书记由徐向前出任，在徐因病未到前，由副书记郑位三代理，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戴季英、刘子久、王树声等人为鄂豫皖中央局委员。
日本发布乞降照会时，受中共中央派遣的文年生、张启龙正率领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作为南下支队第二梯队行至河南境内。8月11日，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电报中央，称鄂豫边区地域过大，虽兵多却“不敷应用”，因此须大力整编军队，希望第二梯队可以暂留鄂豫边区，襄助新四军第五师。13日，中共中央决定让第二梯队暂留河南，由河南区党委指挥，收复河南失地，而河南军区的任务仍是向东、向南发展，“将嵩山、水东、五师迅速打成一片”。因此，在收到郑位三等人11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于15日告知郑、李、陈，整编部队极为重要，手中有兵方可应对变局，第二梯队留在河南，“将来归你们统一指挥，王、戴部亦然”。由于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遣部抢占郑州等处铁路线，欲打通与伪军联系，毛泽东亦于15日电令第二梯队与河南军区王树声部一起吸引孙连仲注意，使其不能东进。
中共中央对于第二梯队的安排是：将来南下归新四军第五师指挥，目前则要留在河南辅助王树声部，暂不南下。因此，当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为接收国民党方面起义的豫南挺进军第十三纵队程耀德部，提议第二梯队立即南下襄助时，遭到毛泽东的断然拒绝。
八路军三五九旅作为中共“向南发展”计划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这时也面临着重重难题。8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王震、王首道，告知日本将要投降的消息，令其迅速到湘粤边开辟五岭根据地。但是，八路军三五九旅不断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处境艰难。8月13日，该部队遭遇国民党第四十四军一六二师四八六团，18日进入第九战区薛岳防区，随后昼夜行军，23日与两股顽军发生战斗，24日为躲避顽军追击多次转移。26日，王震与王首道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抵达粤北，他们原计划一周内与广东的东江纵队会合，但二者会师的道路被国民党第九战区余汉谋部切断。王震等人发现薛岳部已紧追上来，国民党已经安排好五个军即将对其合围，故于28日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当前局势后决定北归中原，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王震、王首道于29日致电中共中央，称日本投降后形势发生变化，创建五岭根据地已不可能，而且部队无粮，处处追兵，无法与东江纵队会师，希望北上“靠拢李先念”。次日，在尚未得到中共中央回电的情况下，王震、王首道即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北上。9月5日，王震、王首道又致电在延安的朱德、刘少奇等人，请求延安方面就北上“靠拢李先念”或坚持在江南给予指示。朱德、刘少奇接电后于次日向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征求意见，毛、周均同意王震等人率部北上。7日，中央军委正式通知王震、王首道，同意其自行选择路线北上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
以后见之明来看，新四军第五师、河南军区和八路军三五九旅在上述情况下逐步形成了会师中原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并不是中共中央或地方根据地统筹制订的，而是在客观形势的变化下随着各方力量互动逐渐演变而成的。其中，以鄂豫边区党委为班底成立新的鄂豫皖中央局，统辖河南区党委，实现新四军第五师和河南军区两处力量整合，是中共内部互动而形成的既定计划，八路军三五九旅北上是在战局变动下为因应形势而做出的后发性决策，其选择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同样也是在遭遇困境后做出的最优选择。随着后续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也希望八路军三五九旅可以投入鄂豫边区的斗争中，三方力量最后进行重组和整合。
在过去向南发展的计划中，河南军区、新四军第五师、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都肩负着主动出击、进击外线的任务，当中共在大方向上改为向北出击以后，他们便要担负起牵制国民党军队的使命，为华北和东北的部队换取战略空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三支部队皆经历了重重阻碍。
二、 “三路会师”的艰难历程
1945年9月2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发布《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的决定》，将党的任务分为两个阶段：1.目前阶段。集中主力迫使敌伪投降，扩大解放区，占领城市与交通要道，解决敌伪后迅速整训，提高战斗力，用于制止内战，“陕甘宁、晋绥、太岳、河南、湖北、皖中、浙西、湘粤等地应以必须兵力防止国民党进攻，其余均于解决敌伪”。2.将来阶段。准备调动兵力应付内战，尤其是江南、鄂豫等地。
不过，对于国民党而言，鄂豫两省地处中原，占据要道，是其西北、西南大量军队向东、北、南各方向运送的必经之路和枢纽地带，故孙蔚如的第六战区、刘峙的第五战区、李品仙的第十战区和薛岳的第九战区对鄂豫边区展开“围剿”。郑位三、李先念决定将重点放到整编部队上，将新四军第五师的师部由湖北的大悟山迁至河南信阳县的四望山，希望以此处为中心开辟主要的根据地，建设主力部队。中共中央同意其转移，但认为当下“想创造主要巩固的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应在原来以大悟山为中心的地区设法坚持，主要任务是整编一两万人的主力部队。根据1945年秋季的统计，新四军第五师的所有部队共计51827人，其中师直属部队与警卫团2462人，后来整编成为野战军的三个旅和直属部队共计13894人，其余均为地方部队。
日本宣布投降后，地处嵩山附近的河南军区主力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多面夹击。8月下旬，胡宗南的第一战区和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遣重兵集结于陇海线附近，向豫西、豫东、豫北大举出兵。豫西根据地多处已解放的县城被国民党占领，河南军区的第二支队也被迫北渡黄河。郑州、洛阳等重要城市被国民党军占领后，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认为国民党军接下来必然要大举进攻河南军区，因而建议王树声、戴季英在情况严重时带领河南军区的部队“先向东、再向西”，即先往平汉线以东活动，吸引国民党军前来，然后再向西转移到豫陕边境，威胁国民党军后方，使其不敢深入华北。不过，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的领导人并不认可刘少奇“先向东、再向西”的提议，而且其内部的意见也未能完全一致。9月8日，戴季英和王树声、刘子久分别致电刘少奇与中共中央。戴季英主张，为了不放弃河南并保存主力，要先向东南机动，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待国民党军北调后再向豫陕边行动。他在电报中指出，目前河南区党委内部存在不同意见，“有部分坚决主张根本放弃河南，退到黄河北岸华北去”，影响了河南军区目前的战略准备及行动。王、刘认为，“向东向西均困难极多，且有被消灭之危险”，向第五师方向机动，因距离较远，且中间有国民党军出没，故也极其困难，主张做两手准备，希望中央可以从太行、太岳等地调军南下渡河，以帮助控制渡口，作为河南军区北渡黄河的准备。由两电可知，三人虽然都曾提及向东南方向与第五师会合，但王树声、刘子久更倾向于北渡黄河的备选方案。这意味着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内部存在北归华北的想法。当时，河南军区很多战士和下级干部多是华北籍，“他们看到华北各地于抗战胜利后干的轰轰烈烈，河南军区在国民党疯狂进攻下难以坚持，要求退回黄河以北的情绪与信心比南进要高得多”。次日，中共中央电告王、刘、戴，太岳“无兵可出”，即便出数团兵力亦不能控制黄河渡口，要求他们依据河南的具体情况独立因应，不可依靠外援。当天，河南区党委内部达成一致，致电中共中央和郑位三、李先念，表示将全部南下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中共中央赞成河南的部队集结主力向新四军第五师靠拢，但并不支持其北渡黄河，明确指出河南军区与新四军第五师留在黄河以南的战略意义是配合华北地区和长江下游的中共部队作战，服务于党的总体战略布局。9月11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河南区党委，重申河南的战略意义，称“华北、华东人民的胜利完全需要你们在河南坚持斗争”，明确指出“现在北渡已不可能，亦对我全局不利，必须放弃北渡意图”。
同日，北上的王震、王首道也致电中央军委，称八路军三五九旅已冲破顽军包围，将于两周内进入鄂南，“请准备顽军入鄂南之困难情况下的渡江及掩护等计划”。自从8月30日开始北上后，八路军三五九旅昼夜行军，且始终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据其副政委王恩茂称，9月4日一天便打了三仗；9月7日行军110里，部队中因“疲劳过度，烂脚，肿脚，不能行走的很多”。9月22日，八路军三五九旅抵达咸宁。9月15日的战况参见《王首道回忆录》，第436页。郑位三、李先念建议他们北渡长江后暂留鄂东休整。
鄂豫边区除了考虑一南一北两支即将到来的队伍外，还要忙于调整原先的党组织架构，组建野战军。前者是因为新建了鄂豫皖中央局，需要整合力量，各分区党委需要重组；后者是出自中央军委的统一要求。9月12日，鄂豫皖中央局正式向中共中央发电，提出重组鄂东区党委，新建江汉区党委；成立野战司令部，以文建武为司令，任质斌为政委，并催请徐向前等人尽快前来。15日，李先念、任质斌亦向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报告第五师野战军的具体筹划。由于区党委进行了重组，军队方面亦需要依照党组织的架构进行整合，因此新四军第五师决定在鄂豫皖军区下组建鄂东和江汉两个军区。鄂豫边区党政军组织的调整，也为后来“三路会师”后组建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打下了基础。
9月17日，刘少奇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称“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因此需在冀东调集重兵以备入关，要求江南、华东的新四军主力向北转移。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了这一方针，并于19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中央地方局做战略任务的部署，称“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意味着鄂豫边区必然要承担更加艰巨的任务，牵制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以减轻华北、华东中共部队向关外进取的压力。然而边区局势严峻，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部队就遭到了来自国民党四个战区多个集团军的合围。
此前中共中央给河南方面的指令是“坚持河南斗争”，情况严重时南下。9月18日河南区党委致电中共中央，认为“河南现时情况未到严重时机”，尚可坚持，待情况严重时再行南移。郑位三、李先念希望早日南下，因新四军第五师“财政困难，部队不算巩固”，若要坚守，必须打一场大仗，这样方可“重新打开正规局面”，否则长久下去“地区日小，困难更多”。他们认为，这场仗“关系黄河南岸全局颇大”，河南军区也参加才有把握，仅八路军三五九旅参加胜算不大；虽然河南军区仍可原地坚持，但相较之下不如早日南下，三者合兵一处，开辟新局面，“确立中原大局”。中共中央通盘考虑全局，认为中原需要长期坚持，以配合华北和华东的斗争，只有三路会师，合兵一处，打几次歼灭战，方可稳住中原局势，大量牵制国民党第五、六、十战区的军队，援助华北、华东；若不会师则容易被敌各个击破，建议河南军区早日南下，以防错失良机。
河南区党委也认识到，虽然在河南原地坚持斗争仍有可能，但整体考量还是要尽早转移出去，配合新四军第五师的军事计划，形成“我党在黄河南岸鄂豫两省的局面”,于是决定集结部队，9月内南进至豫南；但另一方面，河南方面财政、粮食、军需均有困难，“部分部队对政策与群众纪律常发生错误”。
9月28日，鄂豫皖中央局拟定作战计划，试图集中兵力占领桐柏山地区，打通鄂豫两省根据地。10月1日，中共中央回电鄂豫皖中央局，称当下国民党傅作义、胡宗南、孙连仲等部调集军队，目的是夺取平津；我方在华北和东北正调度部署、整编主力，大概一个月方可转入主动；新四军第五师夺取桐柏山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是不可打太早，目前仍需集中力量整编部队，要待八路军三五九旅和河南军区靠拢休整后再打。
八路军三五九旅于9月26日下午2时即已抵达长江南岸，27日上午全部渡过长江。29日，中央军委发电慰问王震和王首道，希望其进行休整和补充后，在鄂豫皖中央局的领导下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9月28日，河南区党委书记戴季英称河南军区的部队已集结完毕，同时也向刘少奇检讨了区党委内部存在的问题：区党委、军区在领导上不健全，党委中存在个人英雄主义、单纯军事观点等，导致工作困难；对于坚持中原发展和牵制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意义，区党委虽取得一致，“但认识上存在有些偏向”。10月1日，王树声等人致电中共中央，称河南军区各支队及地方武装已准备就绪，随后便率领10000余人开始南下，先到豫南，与陈先瑞、黄林会师。
同日，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也致电中共中央，希望中央批准抵达鄂东的王震和王首道来主持鄂东工作。10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王震为鄂东军区司令，王首道为鄂东区党委书记。
10月10日，河南军区的部队抵达豫南的嵖岈山，与陈先瑞的第三支队、黄林的豫中兵团会合。当天，国共双方在重庆签订《双十协定》。中共中央敏锐地指出，和平建国的方针虽定，但局部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不会停止；解放区政权的问题未解决，全面和平建国的局面也很难真正实现。虽然“我方答应退出浙东、苏南、豫鄂等八地”，但是在“鄂豫目前仍照中央原定方针办理”。中央在鄂豫地区的原定方针是三路会师后，在桐柏山等地区发展根据地，以牵制国民党兵力。
与中共中央的判断一致，蒋介石于1945年10月13日发布“酉元密令”，命国民党军队“奋力进剿”，进攻解放区。河南军区部队与陈先瑞的第三支队会合后，便遭到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下辖的三个师阻击。鉴于此，四望山附近的新四军第五师拟主动出击，于20日出兵桐柏县县城。中央军委同意该计划，称之前国民党进攻河南军区，将我部队逼出根据地，现在又横加拦截，所以我军“有充足理由”进攻刘峙部，且这一战对于今后在鄂豫创立根据地，在中原打开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全国大局好转”。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第五师集中优势兵力“一次只打一二个团”，强调“每次只打敌人一部分，分作几个战斗消灭敌军全部，而不应一次打击过多敌人”，“务必消灭敌之全部或大部”。10月17日，毛泽东也致电王震，希望其在郑、李的领导下，协助新四军第五师和河南军区“争取一个至几个战役的胜利”，强调鄂豫边区的胜利有助于中共在华北和东北的斗争。值得一提的是，王定烈领导的冀鲁豫军区第八团也在12日与河南军区部队会合，中央军委已于9日下令第八团归辖郑、李，跟随河南军区部队一并向南进发。
10月17日，李先念亲率新四军第五师野战军三个旅开始向桐柏县进发，郑位三、陈少敏留守应山县余店三道河的鄂豫皖中央局驻地。18日，郑、李致电中共中央，称新四军第五师拟从19日开始攻打桐柏县城，预计24日将与南下的河南军区、北上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会师，共同对敌，力求歼灭刘峙部六十九军的主力。18日晚，在鄂东的王震奉命将八路军三五九旅作为预备队加入桐柏战役，19日开始向桐柏方向进发。20日战斗正式打响，当天新四军第五师便攻下桐柏县城，次日兵分两路进击枣阳。
不过，10月21日郑位三、陈少敏秘密向李先念和中共中央报告，由于“边币危机的加深与扩大”，鄂豫边区财政枯竭，待三路会师后，鄂豫皖中央局各委员将讨论战略转移至鄂西北问题。中共中央对于该战略转移计划大为不满，认为鄂豫皖中央局要准备至少半年时间在鄂豫边区的范围内坚持，三路会师后可以集中兵力打几场胜仗，地区便可扩大，财政困难自然可解决；会师之后夺取桐柏山区域最为适宜，应当继续在桐柏山地区活动。于是，24日，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于桐柏、枣阳、随县、唐河四县的交界处。次日，郑位三、陈少敏便与王树声、戴季英在桐柏县城会面。三支部队终于在鄂豫边区胜利会师。
三、 中原部队的战略转移
10月25日，为进一步加强鄂豫边区的工作，统筹中共在全国的战略布局，中共中央明确指示鄂豫皖中央局：
在目前整个斗争中，我河南及鄂豫部队、王王部队，担负着全国性的战略任务，你们目前的坚决行动，打击与歼灭顽军，开展七八个整县的鄂豫边根据地，严重的威胁顽军后方，将给予我在华北、华中及东北的斗争以极大帮助，取得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伟大胜利。望你们在目前紧急时期……团结一致，为消灭更多的顽军，为争取伟大的胜利而战斗。在目前，任何不团结的现象，任何对于目前任务的动摇，都是不能容许的。王、戴、刘关于河南工作中某些不同的意见，事已过去，暂时不应讨论，而应集中注意于当前的斗争和当前的工作。不能因为检讨过去而妨害当前的工作。
这封由刘少奇起草的电报意味深长，一来是为了三路会师后统一思想，明确鄂豫边区在全国战局中的重要作用；二来是防止郑位三等人重提战略转移的计划；三来是暂时搁置河南区党委与河南军区内部的争议。中共中央固然希望鄂豫边区可以继续坚持斗争，但随着边区财政的进一步恶化和国民党军队的集结，鄂豫皖中央局仍面临困境。
会师后，中共中央于10月30日同意了郑位三、李先念的来电，正式做出以下决定：1.鄂豫皖中央局改称中原局，郑位三、李先念、王首道、陈少敏、王震五人为中原局常委，任质斌、戴季英、刘子久、王树声为委员；2.李先念为中原军区司令，郑位三为政委，王树声为副司令，王震为副司令兼参谋长；3.中原军区下辖两个纵队和三个军区（江汉、鄂东、河南），第一纵队主要由河南军区王树声部改编，第二纵队则是新四军第五师与八路军三五九旅合编。为方便起见，三路会师后整编而成的中原军区部队有时亦被简称为“中原部队”。
国民党方面则调集14个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围中原军区。北面有第五战区第二十二集团军的第六十九、四十一、四十七军的8个师；南面有第六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的第五十九、七十七军和第二十六集团军第七十五军的6个师。国民党军队北面以豫南的南阳、唐河、泌阳、确山为第一线，方城、舞阳、遂平等处为第二线，一步步地向南推进；南面从信阳至钟祥一带逐步向北推进，企图南北合拢，于11月内消灭鄂豫边区的中共军事力量。11月10日，中原局召开会议，打算趁敌尚未完成合围之际，先行进攻，以获得主动权，同时亦考虑把武当山地区或荆紫关以西作为突围失败时的转移目的地。11日，李先念率第二纵队打败国民党第四十七军。不过，战斗虽然节节胜利，财政却日渐困难。11月18日，郑位三、李先念致电中共中央，称因军队集中，地区缩小，边币贬值，鄂豫边区的财政面临莫大困境，希望以临时超征超借粮税的办法，来支持部队作战。23日，中原局向中央军委再次报告边区财政情况，称难再坚持一个月，建议转移。中原局提出三种转移方案：1.将主力移至鄂西，在桐柏山等地留游击兵团；2.继续争取眼前战局，不得已时穿插平汉路东西两边，采取运动战；3.继续寻找战机，不到万不得已不转移。28日，中央军委回电中原局，称其虽然“胜利不大，但在整个战略配合作用上极大”，吸引刘峙部的五六个军，减轻了刘伯承在平汉路北段作战的压力；接下来中原军区仍需配合华东和华北作战，建议其在桐柏山相机作战，将来再转至大别山,尽量坚持一年，不做大的转移；如果主力转移去鄂西，其在全局中的战略作用将降低，而且很容易被国民党军队封锁。中共中央同时向邻近的华中局、山东局和晋冀鲁豫局发电，请其对中原军区予以经济援助。
12月6日，中原局讨论中共中央的方针后，决定先以主力歼灭双沟镇的国民党第十军第二十师，加强桐柏山根据地的防守。7日，李先念指挥部队开始进攻双沟镇，但由于8日黄昏国民党援军到来，中原部队被敌内外合围，被迫撤退。刘峙继续部署两个军前来进犯，14日，与李先念率领的部队在祁仪镇激战，被歼千余人。为扭转败局，国民党第五、六战区出动24个师、8个游击纵队进一步前来侵犯。
中原部队虽然在双沟镇、祁仪镇等处战斗获得胜利，但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导致根据地面积缩小，“没有大规模的根据地条件下仗不易打好”，中原部队“疲于与敌周旋，军心民心较难维持正常状态，则困难殊多”。为了自身力量的保存乃至生存，中原军区必须转移。
郑位三、李先念于12月15日向中共中央提出转移大别山作战的计划。17日，中原军区主力便开始兵分两路向平汉铁路以东转移：中原局率第二纵队为南路，由唐河出发，至孝感北穿过平汉线；王树声的第一纵队为北路，自桐柏出发，经信阳北越过平汉线。不过，由于转移过程中敌军火力较强，加之不在根据地作战，中原局面临的困难剧增，郑位三等人便提出部队主力靠拢新四军军部，留下游击部队在鄂豫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想法。新四军军部已于10月下旬由江苏淮阴北移到山东临沂，10月26日在淮安成立了新的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邓子恢担任华中分局书记。
其时，周恩来已与叶剑英、董必武等人由延安飞抵重庆，准备与国民党重新谈判，美国政府也派遣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作为总统特使来华，协助调停国共冲突。中共中央回电中原局，建议一个月后主力再向新四军军部转移，因为一月内便可确定双方能否停战，若停战便不用转移；但转移同时也要留一部分主力继续在鄂豫地区坚持。12月25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中原局，要求其尽力在大别山及现地区周旋一到两个月，李先念随主力转移为好，不用留太多部队。同时，中共中央也在为中原军区的转移进行安排，致电晋冀鲁豫局、新四军、华中军区等处，提出“五师转移或向东到新四军军部，或向北到冀鲁豫”，这两个方向分别请“华中与刘邓”予以接应、配合。
12月27日，周恩来在国共谈判中提出，应全面停止内战，双方部队暂驻原地，各项问题以商谈方式解决。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也于当日发表公报，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同时呼吁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和平建国，民主人士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切部门。莫斯科和重庆的态势影响了中共对鄂豫边区的策略。
12月29日，刘少奇致电中原局，称“国内和平趋势已经确定”，中原军区主力一部分可以转移，但李先念最好留下，这样既有利于我方在重庆的谈判，又可争取到将来在湖北、河南政府中的地位。中原局当日收到电报后立即开会商讨，决定王树声的第一纵队全部向北转移，渡黄河去华北；第二纵队留在大别山坚持。但是，王树声、戴季英等人认为，由于敌情不明，第一纵队北渡黄河过于冒险，不如南进大别山，进取光山县，然后根据国内情况再决定继续驻留鄂豫地区或伺机东进皖东，如此还有新四军可接应。最后王树声的主张得到中原局批准。1946年1月6日，王树声的第一纵队进驻光山县城。第二纵队也行至光山、经扶县以西。
在国内和平呼声日渐高涨、国共停战指日可望的情况下，中原局鉴于之前定的转移路线依旧没有太大把握，于9日致电中共中央，称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拟改变方针，全部留光山县附近坚持，除集结四个旅打运动战以外，大部分分散游击。刘少奇回电中原局，赞成其方针，并期望他们于一周内尽量多地控制农村地区和若干城镇，这样停战后方可立足。
1月10日，周恩来与国民政府代表张群签署的停战协议公布。当天，毛泽东和蒋介石也分别下达停战命令。11日，刘少奇致电郑位三、李先念，令其于13日24时前停止军事行动，严守防地，并派代表到南京协助叶剑英解决停战与驻防问题。中原军区各部接到停战令后，遂在罗山、光山两县以南一带集结，第一纵队驻扎在光山县南的泼陂河一带，第二纵队在罗山县的定远店附近，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司令部驻礼山县的宣化店。
至此，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战略转移终于暂时告一段落，但等待着他们的却并不是触手可及的和平。国民党依然一再发起军事挑衅，并向中原军区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合力“围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郑位三、李先念等中原局领导将带领中原军区的部队，进行新一轮的战略转移与突围。
结 语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发生了“自南而北”的改变，新四军第五师、河南军区、八路军三五九旅这三支在过去的战略布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均要进行新的定位。无论是会师过程中的三支军队，还是会师后的中原军区，其主要战略目标都是为了牵制国民党兵力，配合中共其他军事力量在东北、华北等地的推进。
中共中央一开始有意推动河南军区和新四军第五师的联合，先是为河南军区确立了向东、向南运动的方针，第五师的豫中兵团也与河南军区第三支队率先接触。随后中央确定设立鄂豫皖中央局，以求进一步统合第五师与河南军区这两支力量。同时八路军三五九旅也在时局变化中决定北返，向第五师靠拢。三路会师的计划随之成形。
会师后，三支部队整编为中原军区，合并成两支纵队，三方领导共同构成中原局。由于鄂豫边区形势的恶化，中原局希望向西转移，但中共中央却希望中原局继续原地坚持，发挥吸引国民党兵力，配合东北、华北等地战局的作用。中原军区在桐柏山地区进行的几次战役虽然获胜，但囿于日趋恶化的财政局势与军事局面被迫转移，其战略转移的核心目标便是生存。当外部局势发生变化，国共签订停战协议，中原军区主力的转移也暂时中止。
虽然三支队伍和中原军区在1945年下半年并未取得辉煌的胜利，但其在艰难的条件下努力支撑，在争取自身生存空间的同时吸引敌军，减轻了中共在华北、华东等地的压力，构成中共在战后国内全局斗争中的重要一环。
从战后国共博弈的角度来看，中原地区尤其是鄂豫两省的战略地位颇为重要。早在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发展河南的方针，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成功建立大面积的根据地，后来新四军第五师发展河南的方针也未能奏效。1944年冬天，王树声奉命南下，在豫西开辟新局，国共双方在河南的力量比重逐渐发生变化。抗战胜利之际，国共两党的战略方针均依据国际时局而变化，东北固然是重中之重,但国民党急于控制全国，且其大量军队处在平汉线以西，无论东进还是北上，豫鄂两省都是必经之道。蒋介石迅速下令有地利之便的胡宗南、刘峙等战区长官率部接收，并企图一箭双雕，在国民党部队进军受降的同时吞并鄂豫两省的中共根据地。河南军区王树声部在河南经营了半年多，但国民党第一战区、第五战区进军迅猛，兵力强大，原先的豫西、豫中各处县城纷纷易手。同样，新四军第五师的鄂豫边区也在逐渐缩小，被国民党军队从多个方向挤压生存空间。中共中央领导河南军区、新四军第五师、八路军三五九旅及后来的中原部队，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奇正相生，统筹全局，调配好各处力量，争取总体优势。
在国共博弈的大棋局中，中共不是所有地区的胜者，而是在中共中央的统筹配合下获得局部地区的关键胜利，再将其逐渐转变为全面胜利。虽然抗战胜利后中共在中原地区并未能高歌猛进、攻城略地，但其为革命力量的存续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同样是值得被铭记的。
（责任编辑：高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