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悦，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从1931年8月到1932年12月，甘肃政局连续发生马鸿宾被扣押、吴佩孚出山和邵力子被迫离任三次大的变动。杨虎城与甘肃政变的这三次浪潮均密切相关：杨和马福祥的暗斗是雷马事变发生的幕后因素，他也借此沉重打击了马福祥家族；吴佩孚出山本是剑指杨虎城，却反而促成杨部会师兰州；邵力子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乃因杨虎城推荐，但他离任也是受其所迫。甘肃政变作为多方军政势力相互竞逐的具体例证，深刻折射了民国时期权力角逐的游戏规则。蒋介石和杨虎城的关系由此划出一道分水岭，政变亦成为西安事变的一个渊源。
关键词：甘肃政变 雷马事变 杨虎城 蒋介石
1931年8月25日，在甘肃省省会兰州，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和甘肃省委委员马文车联合扣押了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雷马事变”。11月15日，吴佩孚在兰州通电全国，宣告出山；1932年5月，曾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秘书长的邵力子就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但不及一年，又匆匆告假而去，再不肯回任。这一时期的甘肃政局波澜起伏，既是全国政治形势的一个缩影，也折射出多方军政势力的复杂关系及内在冲突。关于这一问题，以往研究多集中于雷马事变本身。除陈钊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为基本资料，探讨杨虎城和蒋介石之间的斗争外，其他研究主要关注冯玉祥、吴佩孚如何反蒋，或者探讨中央权力如何渗透和控制地方。但回到历史现场，将上述一系列事件称为“甘肃政变”或简称“甘变”，无疑是更贴切的命名。即使仅局限于考察雷马事变，冯玉祥和吴佩孚也未必是最关键的人物，反而是从未受到重视的西北军阀领袖马福祥相对更为重要；但若以动荡不已的甘肃政局为考察对象，其中一以贯之的核心人物就非杨虎城莫属。雷马事变为什么爆发，杨虎城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吴佩孚到兰州后为何剑指杨虎城，杨何时从蒋介石那里得到进军甘肃的命令，吴佩孚出山与杨虎城出兵存在何种关系？杨虎城本有计划好的“大西北主义”，为什么要请邵力子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不到一年时间，两人的关系又何以僵化？这对蒋介石和杨虎城的关系产生了何种深远影响？以上问题，皆值得深入考察、探究和阐释。
由于雷马事变的发动者之一雷中田是冯玉祥的旧部，人们理所当然地会认为雷马事变主要是冯玉祥怂恿的结果。这部分是事实，因为当时冯玉祥的确派人去联络雷中田，要求他呼应全国形势，起兵反蒋；而蒋介石也很快了解到“冯玉祥又勾结雷中田，怂恿叛变”。但其实，雷马事变的真正主使者不是雷中田，而是马文车。刺激两人合谋扣押马鸿宾的直接原因是1931年8月10日国民政府公布的甘肃省委改组名单。省委人选受马福祥幕后操纵，在马文车看来，正是这份名单“突使甘局丧失均衡”。因此，雷马二人断然采取扣押马鸿宾的方式，以表达对中央命令的不满和反抗。问题是，马福祥为人圆滑谨慎，何以操纵这样一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名单？它的产生是否与杨虎城有什么关系？
中原大战之后，西北的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冯玉祥势力倾巢东出，战败后退路被杨虎城截断，西北的核心区域留下权力真空，同属蒋介石阵营的杨虎城和马福祥成为西北局势中的核心。马福祥曾特意叮嘱马鸿宾：“现杨虎城克复长安，中央已任为陕西省主席，叔以陕省与吾乡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屡经通电联络感情……并请虎城与尔随时通电，协商一切。尔亦应加以联络，事事亲近为要。”这意味着，马福祥已基本承认陕西省归属杨虎城，他只想争取将甘肃省作为家族的势力范围，且期待得到杨虎城的尊重和支持。
但是，甘肃省的军政格局相当复杂，马鸿宾完全无力控制局势。当时甘肃省的小军阀北有黄得贵、杨万青，东有陈珪璋，南有马廷贤，西南一带是鲁大昌，西边是马步芳、马步青和马仲英，兰州驻军则以雷中田为主，“综〔总〕计不下八九师，每月共需军费90余万元，军队之多，军需之巨，实为前此所未有”。他们相互之间时有攻伐，一向不听省政府号令。而马鸿宾虽任职甘肃，但其主要兵力尚留驻宁夏，仅带少量随从部队，后果则是：“甘省军政情形甚为复杂……甘军各占一方，马代主席一筹莫展。”事实上，在1931年6月之前，马鸿宾只是名义上的代理省政府主席，军政大事多由驻节潼关的洛阳行营主任顾祝同遥控。
1931年6月，为防范石友三生变，顾祝同的军队开始东调。此事对甘肃政局产生了莫大影响。蒋介石本来计划任顾祝同为甘肃省政府主席，由他率领军队入甘，现在中央军没有西进反而东调，给人的印象是：“顾主任墨三已离潼，东驻指挥军事，中央对甘似有暂时放任之形势。”顾祝同向蒋介石表达过他的担忧：“甘省内情复杂，军事首领派别纷歧，所以能暂时相安者，实因彼此势力均衡，各不相下；且知中央部队迟早终须莅甘，畏威怀德，未敢遽萌异志。现在部队东移，彼辈如加揣测，必谓中央无暇西顾，不再入甘，一经反动派从中摇惑，难免不发生事端。”暂时相安的甘肃局势顿失均衡，各方势力蠢蠢欲动，自是必然趋势。
在此时节，杨虎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重要职位，即被蒋介石委任为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不仅取代了顾祝同，而且行营从洛阳改为潼关，更加便利其居中行事。蒋介石如此青睐杨虎城，是因其在中原大战中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蒋亦早有要将杨部打造成“西北革命之中坚”的承诺。此时全国各地烽烟四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无力西顾，杨虎城已是蒋介石所能寄予厚望、镇守西北的最佳人选了。
顾祝同东调和杨虎城就任潼关行营主任这两件事，对马福祥造成了威胁，故而他急于操作省委改组名单。关心陕甘事务的人们发现：“此事陕方绝未闻知，且主之者系含对陕作用。”胡逸民也电告杨虎城：“甘省委事系由马氏专电总座，电京发表。盖自我行营发表后，弟对马氏极大注意，图制我方向甘发动。弟意此后对甘进行，应着重军事，俟军事有把握，再及其他。”次日再言：“甘省府突然改组，完全是回马先发制人计划，借以对付我陕。除电转邵先生商量外，关于军政方面，正须尽量进行，力求巩固。嗣后军事得到稳确办法，其他问题尽可迎刃而解也。”胡逸民的见解是精准的，马福祥之所以急于操纵名单，目的在于利用马鸿宾填补顾祝同东调后遗留的甘肃省政府主席空缺，同时这也是企图阻止杨虎城势力西进的一种有力表示。就此而言，这份名单的本意并不是针对马文车和雷中田。顾祝同东调以后，同属蒋介石阵营的杨虎城和马福祥成为逐取甘肃政权的竞争者，它的直接后果即是雷马事变。
那么，杨虎城在雷马事变中又发挥了何种作用？首先，很难说杨虎城是雷马事变的直接推动者。在事变之前，得知杨虎城就任潼关行营主任的马文车立刻托人“密商逸民兄切电虎城主席，表示文车无论何事可以合作，如有所指示亦当接洽”。1931年8月16日，杨虎城回复说：“查现当‘剿共’工作未结束时，西北不宜再起纠纷，以致影响大局。仍希依照前电，商同兰坡（雷中田——引者注）兄，妥慎处置，万勿轻启战端为要。”由此可知，双方在事变之前心照不宣，在对抗马福祥家族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但也仅此而已。马文车是事到临头才急于向杨虎城表示效忠，而杨虎城的复电更多是一种寒暄和致意，双方并无实际联动。且雷马二人扣押马鸿宾，既不是受杨虎城的煽动和驱使，也非为杨效命，甚至是无视杨虎城警告和劝诫的擅自行动。事变之后，雷马虽一心拉拢杨虎城，但杨则尽量与之保持距离。
其次，杨虎城既表现出要营救马鸿宾的积极态度，又打击马福祥家族的声望，阻止马鸿宾复任省政府主席。如雷马事变爆发初期，杨虎城曾电责马文车，要求其“恢复马鸿宾自由”，但与此同时又令部下电告胡逸民“马家蒙蔽中央之纸老虎已破，因马家实无力控制甘省”，且希望胡尽量在南京宣传此点。胡逸民心领神会，即电告蒋介石：“尤须注意老马在京继续欺骗。” 1931年11月10日马鸿宾获释以后，雷中田主力在甘肃省定西县被陕军打败，宁夏军抢先一步进入兰州，马福祥不禁又动了谋求马鸿宾复任的心思。但是，杨虎城部对此洞若观火，立刻活动甘肃地方人士“向中央通电反对”。杨虎城对马福祥家族的打击是致命的，最终导致“马鸿宾辞甘主席”的消息登上《申报》，自此以后，马福祥家族势力被驱逐出甘肃政局，再未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再次，杨虎城此时自我精心塑造的是中央代理人的形象。事变之后，马文车向杨虎城请兵对付宁夏军队，杨的回应是：“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时为CC系安插在陕西省的教育厅厅长李范一电告陈立夫：“［行］营负责人言，马文车前曾数电杨派兵赴甘解决某某部队，均经杨回电驳斥，谓甘省一切军事问题绝对遵从中央命令。”又说“虎臣（杨虎城——引者注）因久病未见客”，“不知其意见如何”。陈立夫马上将之转告蒋介石。这种层层中转的消息，可能是杨虎城有意为之。杨应当是在利用陈立夫替自己传话，以增强“绝对遵从中央命令”这一话语的效果。而杨虎城本人向蒋介石的报告中，除汇报事变信息及各方举动外，结语一般都会写“听候中央解决”。尽管蒋介石明确批示：“甘事请兄负责调解”，但杨虎城的反应是：“甘肃政变经过，迭经电呈，并奉令由职负责调处。惟以情形复杂，仅借文电，恐难详尽，谨派参议王登云晋谒钧座，面禀一切。业于鱼日启程，至时祈予赐见训示机宜为祷。”由此可见，尽管杨虎城作为潼关行营主任已获取干涉甘肃事务的合法职权，蒋介石也明示其负责调解，但为人谨慎的他不越雷池半步，而是处处展示出恭候蒋介石意见的姿态。其实，事变未发之际胡逸民即已建议必须采取军事处置方法，杨虎城本人也认为“欲解决甘局应由军事入手”，但在获得中央授权之前，除了暗中运作，他没有任何擅自行动的征兆。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一向老练周到的马福祥，在此次甘肃政变过程中，对马文车扣押马鸿宾之举，既“疑为中央授意”，又当面向孔祥熙哭诉，多次抱怨遭遇不公，这相当于变相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而川军邓锡侯部安插在西安的代理人却发现“杨对此事似早有办法”，虽然并不知道杨虎城究竟藏有怎样的锦囊妙计，但对其成竹在胸则印象深刻。西北权力格局中的杨马二人，在本场角斗中高下立见。
1931年11月7日，蛰伏已久的吴佩孚来到兰州，3天之后，他令雷中田释放马鸿宾，缓和了甘肃的冲突，也终结了雷马事变。就在同一天，有传闻“甘青宁各将领拟通电全国，请帅出山主持对日军事”，几天之后，吴佩孚部下真的发出了一个通电，宣称有川甘青宁新五省18位将领联名拥戴吴佩孚出山主持全国军事抗日。甘肃政变发展至此，实际上形成了第二波高潮。问题是，吴佩孚赴兰州与杨虎城有何关系？杨虎城出兵甘肃的方略又受到了何方影响？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后，吴佩孚通过川军将领刘存厚转问阎锡山：“坤拟由武都进驻天水，纠合甘川军图剥。鼎对日军进占东三省，用意若何？乞示。”阎锡山在同一天内连复两电回复。其一曰：“图剥极赞同，对日军事，鼎意倒蹇，同御外侮。”其二则断言：“能合力图剥，国事可定。”此处所用乃双方暗通的密语，“坤”指吴佩孚，“鼎”指阎锡山，“蹇”指蒋介石，而多处提及的“剥”正是杨虎城。吴佩孚的部下将他们的计划表述得更简洁明了：“（一）团结川甘新宁青；（二）打通陕西；（三）北方实力结合。三步成功，然后表明态度。”
由此可见，吴佩孚先到兰州，纠合川甘军队，以甘肃为西北根据地，但要害和关键则是“打通陕西”和“图剥”。因为此时的杨虎城乃蒋介石镇守西北的重要棋子，只有除掉为蒋介石守护西北枢纽的这股势力，吴佩孚等才能继续推进以完成北方的反蒋大联合，也就是阎锡山所谓的“能合力图剥，国事可定”之“定”。正是因为他们事前有如此多的密商和阴谋，后来事急之际，吴佩孚才会期待阎锡山：“请弟即日会同焕章（冯玉祥——引者注）、雪亚（刘镇华——引者注）两弟，派兵速占陕州，与川甘各军会师长安。”也要求刘存厚：“请弟等以大义相责，并同时进兵陕南，与华北各军会师长安。”两处皆欲“会师长安”，这是吴佩孚出山之后似乎近在咫尺的梦想。
但是，吴佩孚的梦想可望而不可即，他想“图剥”却反被“剥图”。杨虎城部下王子义后来回忆说：“蒋仍认为吴虚声尚在，如果再事迁延，必致西北脱离掌握。此时蒋吴、蒋冯间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蒋杨间的矛盾转而退居其次；蒋遂不顾马福祥的再三劝阻，毅然决然命令杨虎城派兵入甘，平乱驱吴。”此说触及不少重要关节，虽大体属实，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略作考辨，以便厘清吴佩孚出山和杨虎城出兵之间的纠葛。
此说意指此前杨虎城没有出兵，皆因蒋杨间存在较大矛盾。但这其实是夸大了蒋杨间的矛盾。由于杨虎城是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的两大主角之一，这导致后来所有的回忆录都存在一种偏向，即不分时间地夸大蒋杨间的矛盾，以为两人的矛盾和斗争从始至终都很激烈。蒋杨之间的相互信任度可能从来都不高，但自1928年杨虎城决定离冯附蒋开始，直到1932年，两人的政治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密切，那些后来被过于夸大的矛盾其实是次要的。中原大战将发未发之际，时在冯玉祥麾下的邓宝珊受命游说各杂牌军反蒋，邓与杨虎城本是密友，但他遍访其他人，唯独不去见杨虎城，只因他知道当时的蒋杨关系比较密切，“晤亦无益，故未往晤”。从吴佩孚、阎锡山、冯玉祥以及刘存厚等人的密谋中亦可看出，1931年他们最想做的事就是“合力图剥”，且此“图”非用口舌纵横之术，直接设计的就是“会师长安”的军事方略。何以如此？就因为蒋杨关系密切，口舌之术毫无希望。
但王子义的说法最主要的问题是把杨虎城得到出兵令同其实际出兵的时间彻底混淆。杨虎城实际出兵的日期确实是在吴佩孚出山通电发布之后，但他得到出兵令的日期则早得多。1931年9月26日，邵力子电告杨虎城：“陇事自宜速决，弟昨又详陈，总座以此时中央无兵可派，因探询兄处，能否派一师前往？如兄能亲自一行，尤妙。”从这种探询的口吻可知，尽管杨虎城从一开始即在谋划出兵，但并未向蒋介石主动请求。相反，是蒋介石有了出兵决心之后，鉴于中央无兵可派，故令邵力子转达试探其意向。对杨虎城来说，这不仅使自己师出有名，且可进可退，处境极为便利。10月初，邵力子再次催促，10日杨虎城回复：“顷接胡逸民庚电称，伊奉总座召谕，着虎城克日派孙蔚如率师入甘等因。当即遵令派孙师长蔚如，按照江电所称各节，即日出动。”由此可见，蒋介石的探询正中杨虎城下怀，双方一拍即合，迅速商定由杨亲信部将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率军入甘。以上商定，皆在吴佩孚进入兰州发布出山通电之前。12月15日，冯玉祥在日记中断言：“雷不请吴，杨不进兵；雷不放马，无有内忧。”这种断言既无根据，也不合乎事实，只不过表达了冯玉祥对雷中田不听从命令的不满而已。而孙蔚如在1932年回忆称：“甘政之变，中央初本不想用兵。”这个“初”也只有放在雷马事变后的一个月内才是相对准确的。
如上所述，杨虎城出兵一事乃蒋介石主动授意，经邵力子与杨虎城相互协商，在1931年9月底10月初确定下来。这其中并无蒋杨关系的矛盾横加拦搁，马福祥处心积虑的阻拦也没有生效，出兵的最初动机主要是针对马鸿宾被扣押事件，与雷中田是否请吴佩孚到兰州并无太大关系。既是如此，何以杨虎城实际出兵又拖延到吴佩孚出山通电之后呢？这并不是蒋介石中途变卦，事实上，10月18日，蒋介石仍在督促杨虎城：“江电所拟办法甚妥，着即迅令孙师长蔚如率师赴甘。”但是，行军打仗需要军费和弹药，杨虎城要求中央拨给“三十万元以上”，而胡逸民回电是：“总部财政，竭蹶已极，现开会核减一千万，以各部经费减去总额三分之一，我部本月份仅领到十万元，能否照上月份所领之数，尚待交涉。”杨部“军饷自一月起月发三十万元”，现在连本部军费都只能领到10万元，减额高达2/3，超过一般各部经费减额一倍，这就意味着杨虎城期待的30万元以上款项，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军费奇绌，补充子弹，制备军衣，这均是稽延出兵时日的理由。
除此之外，还有名义问题。10月20日，杨虎城电告蒋介石，天津军事委员会奉广州国民政府令，给雷中田、陈珪璋、鲁大昌、王家曾、高振邦、马步芳等甘肃军人遍发高级委任状，以收买人心。而杨虎城除了需从蒋介石处争取各种名目以笼络这些军人之外（雷中田部不在此列），最关心的还是希望给予孙蔚如宣慰使的名义出兵甘肃，且不惜反复提及，多方策动，以致特意提醒蒋介石：“若不恳加名义，诚恐阻滞进行。” 11月5日，胡逸民来电称：“总座对孙师长名义，为应付环境起见，已酌量决定孙师入甘后发表，业已直电吾兄知照，惟目前暂守秘密为要。出发日期速报总部，并请电覆，以便交涉。开拔费虽经批准五万元，经理处此次借口我部未出发，未准照给也。”尽管经费太少且尚未拨款，名义也须进军成功之后才能有望，但总算均获得蒋介石答允，杨虎城终于积极部署进兵事宜。9日，令宁夏马玉麟和平凉陈珪璋各抽调一部待命（事实上只有陈珪璋听令）；11日，孙蔚如誓师。
但令杨虎城始料不及的是，就在陕军开拔当口，吴佩孚来到兰州，且让雷中田释放了马鸿宾，这将陷他于师出无名的尴尬境地。对于杨虎城来说，必须寻找可资反击的利器。这是否是吴佩孚的阴谋计划尚未得到实证，最现成的证据就是吴自己提供的出山通电。然而，吴佩孚的出山通电实际上并未公开，只是通过马福祥转达给蒋介石而已。这种做法有其高明之处，一方面表现了他的坦荡，还可利用马福祥的回电，似乎“吴之出山系由马福祥商得介公同意”；另一方面，电文没有在媒体上公开，充分顾及到蒋介石的面子。但是，11月22日《申报》突然登出了这封通电。更奇怪的是，登报的电文与吴佩孚的原始电文就内容而言并无不同，却在列名人员上存在差异：原始电文有18人列名，《申报》电文则只有17人，缺了陈珪璋。此电一经《申报》刊出，影响明显扩大，以至于本想暗中支持吴佩孚的杨森立刻断言：“申报披露各情，必系他方宣传作用。”杨森可谓独具慧眼，这个“他方”应该是杨虎城一方，因为陈珪璋明明被列名其上，但《申报》上独独缺了他，只因陈珪璋已与杨虎城结成了利益联盟，正在协助孙蔚如西进。而杨虎城一方的操作乃在刺激蒋介石，坚定其平吴的决心，获取继续出兵的合法性。果然，11月27日蒋介石再次电令杨虎城，要求“继续增加兵力，以备万一”。
杨虎城出兵的结果是大获全胜，吴佩孚北走，雷中田南逃。12月11日，孙蔚如、陈珪璋联军进据省城，“兰州秩序井然”。5天之后，《申报》公布甘肃省政府的改组结果是邵力子被任命为政府主席，孙蔚如获宣慰使名义。孙蔚如的甘肃宣慰使名义是出兵前早就商量好的，进兵成功之际，杨虎城又特意要求胡逸民“请谒总座催促迅将宣慰使名义即行发表”，蒋介石当即转呈国民政府批复可行。因此，这完全在意料之中。出人意外的是，何以忽然宣布邵力子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
12月19日，杨虎城派往四川的代理人傅剑目致电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闻邵力子发表甘肃主席，不知我方对甘计划，有无变更？”这就是说，杨虎城部本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对甘计划”，而邵力子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之事并不在计划之内，《申报》公布此消息，令杨部参与计划人员皆感意外。事实上，12月12日，杨虎城的部下互相通电说：“总指挥已电逸民，请其催促中央从速发表蔚如宣慰甘肃之命，俟发表后，即行续请中央以蔚如为甘主席。万一不能如愿，总指挥拟于钦哉回陕后，亲赴南京交涉。”由此可见，杨部同人的原计划就是以孙蔚如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这个计划后来被人称为“大西北主义”，杨虎城部下杜斌丞对此曾表述：“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由于皆是时隔多年之后的回忆，杨虎城部是否从一开始就具有“反蒋”之心，或有可议之处，但企图掌控甘肃省的军政大权（所谓“陕甘一体”），以此为根据地，再图新疆和宁夏，从而形成可进（逐鹿中原）可退（背靠苏联）的局势，还是比较明确的。对杨虎城的“大西北主义”，时人早有察觉：“杨蓄野心，扩充个人势力。”此件月份有误，应是11月。因此，在消息公布之前，杨虎城特意叮嘱部下转告孙蔚如：“以省府我既无十分把握，此名义似仍为目前所需要，嘱转兄打消辞意。”杨生怕孙蔚如一气之下，连宣慰使名义也弃之不要。
但是，在陕军进入兰州之前，杨虎城自身就已开始考虑邵力子了。11月26日，估计不久即可“会师兰州”的杨虎城电告胡逸民：“惟政治方面，子寅因各种关系，似不宜继续主政。尊意拟请邵力子先生接主甘政，弟当协助一切，请兄向总座及邵先生探讨意旨，如有允意，弟即本旨做去。”胡逸民回电说：“今日见总座，已将甘主席事面陈，奉谕俟与邵先生商量，再行决定。” 12月14日，杨虎城特意致电邵力子称：“甘肃军事解决后，一切善后问题，诸凡待理；密察各方情形，马子寅决不再主甘政，先生德隆望重，深愿主持甘政，佩慰靡已。前虽请逸民先征尊意，兹已即电总座，俾早实现。”由此可见，这个过程是比较顺利的，杨虎城的态度既慎重又诚恳。当然，消息公布之后，邵力子多次表示请辞，长期拖延入甘。而杨虎城则或请蒋介石、胡逸民、张继等一再代为敦促，或直电邵力子不断力为邀请。1932年2月29日，杨虎城电告孙蔚如说：“邵之来，在中央方面及我团体前进关系极大，我方务表示极端之欢迎，而使其充分满意也。”杨孙两人的通电自然无须客套，这其中杨对邵表示的不仅是诚意，还有期待。问题是，杨虎城为什么不顾团体同人的一致计划，一意推举且如此力邀邵力子呢？
首先，邵力子长期担任蒋介石的秘书长，为其起草文稿，可算蒋的亲信。1931年5月2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干部会议以邵力子、张岳军、宋子文、陈立夫、孔庸之，另加邵元冲、王维宙、于右任、杨创卿组织之，为政治之中心。”此“政治之中心”乃当时国民政府的权力核心圈之一（另外还有“党务之中心”和“军事之中心”），而邵力子赫然在列，在蒋氏心目中，邵力子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杨虎城的亲信李志刚回忆说：“提邵在杨是以此取信于蒋。”其次，邵力子和陕西省及杨虎城均有渊源。他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乃莫逆之交，且一度在陕西执教，而于右任是杨虎城在靖国军时代的老上司，他对杨虎城当年宁肯远走三边也不接受北洋军阀改编之举深为赞赏。自1928年以来，邵力子和于右任“两人那时对杨是帮忙的”。再次，邵力子系文人出身，教书办报、舞文弄墨乃其所长，为人又一向温文尔雅、不露锋芒，杨虎城自然觉得他“不会妨碍自己的军事发展计划”。同意举荐邵力子，利在眼前而害尚难见，这或许就是杨虎城当时的认识。
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两件迫在眉睫的事情，促使杨虎城越来越认识到邵力子的重要性。第一件是川军邓锡侯部在陇南的扩张。1931年9月15日，邓部获得蒋介石的合法授权，派三团人马，打着遵令“赴陇南宣布中央德威”的旗号，“以天水为初步目的”积极进军。与此同时，邓锡侯还多方活动，谋求“川甘边区名义”。但是，“陕军入甘志在掩有全境”，两军冲突一触即发。杨虎城既需要利用邵力子作为挡箭牌以消解川军进兵的合法性，更需要借重邵力子之力阻止邓锡侯的谋划。12月24日，杨虎城约见邓锡侯的驻京代表，特意告诉他们：“邵必到甘，甘事确已告结束，民政由邵主持，本人不过问。”鉴于川军必欲占据天水，杨虎城请求邵力子：“川军侵甘情形，计邀垂察，仍祈鼎力主持，由中央电令邓部撤回川境，以安陇南而定甘局为感。”事实上，当时许多消息皆是邵力子透露给杨虎城的。胡逸民也把蒋介石的决定转告杨虎城：“关于邓部侵犯陇南一节，总座意旨，请兄以武力制止。”最终，杨虎城成功逼退邓锡侯，陇南也为陕军囊括。
第二件是陈珪璋被杀事件。1932年2月，令杨虎城始料不及的是，孙蔚如部旅长杨子恒将陈珪璋杀害并秘密掩埋。消息传出，舆论大哗，杜斌丞悲叹“失此一着，全盘皆输”。因陈珪璋积极支持邓宝珊（时已与蒋介石关系缓和）回甘主政，故而，作为“大西北主义”圈内人，同时也是甘肃本地人的邓宝珊在事件后对杨虎城异常不满。鲁大昌亦认为：“此次陈师长遇害后，人人自危。”至于杨虎城的政敌马福祥，则“居心叵测，伪造谣言，派人冒充由甘前来，向各方宣传，云蔚如在甘奸淫掳掠，无所不至”。在这样的背景下，杨虎城更是急需邵力子西来，以掩护备受舆论攻击的陕军。这也是为什么他会三番五次提醒孙蔚如，须从速准备，极力欢迎邵力子的原因。
但几乎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明令邵力子：“甘肃自陈珪璋解决后，甘军对虎城、蔚如多生反感，兄以急赴甘肃为宜，闭会后即速启行。”就此而言，邵力子西来，对杨虎城来说，是负责民政，以转移甘肃地方人士与陕军的直接矛盾，故“在中央方面及我团体前进关系极大”；对蒋介石来说，利用甘肃地方人士对陕军的反感，邵力子作为中央代理人，恰可为其发挥作用。邵力子正是在这样暗含冲突的双重期待中，与邓宝珊联袂来到兰州，从1932年5月开始了他的甘肃主政时期。
然而，11月18日，邵力子主政才半年多就向国民政府请求辞职，《申报》不久即刊布此消息。尽管慰留者众多，但已无杨虎城慰留邵力子的消息；相反，杨虎城也请辞一切重要职务。发展到后来，事情的结果是，邵力子借机请假回南京，后又续假两月，最终不仅没有回任，而且由蒋介石的亲信朱绍良替代邵力子任甘肃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则替代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令邵杨关系（实质是蒋杨关系）一度如此紧张，且导致陕甘政局再度波动？
促使邵杨关系濒临崩溃边缘的重大事件是马青苑叛变杨虎城。马青苑本是杨虎城部的警备师师长，1932年1月底，马部受命进驻天水。但9月初，马青苑抗命不去西安拜见杨虎城，且擅杀杨部旅长陈养虚，杨马关系宣告彻底破裂。两人决裂，是因为马青苑对杨虎城日渐离心，欲通过邵力子和蒋介石系特务葛武棨等人靠近蒋介石。马青苑和葛武棨都向蒋介石力陈解决杨虎城的方策，但没有获得蒋介石的批准。西安方面也从兰州获得消息：“邵主席刻与甘府秘书等五六人组一反孙宣慰使团体……与马青苑密电常通。”因此，杨虎城必欲置马青苑于死地，对邵力子的诸多劝和电文置若罔闻，也不答允胡逸民赶来调解。耐人寻味的是，凡是杨虎城请求处置马青苑的电文，蒋介石往往照允；相反，蒋虽不断令邵力子和胡逸民调解，但当邵力子自知无力而恳求他下令阻止杨虎城的时候，他的批复竟是：“电阻必无效。”足见蒋介石深知此乃杨虎城核心利益，除非双方彻底决裂，否则最好任由杨虎城自行处置。因此，蒋邵虽有心维护，却只能坐视杨虎城清剿马部，马青苑仅以身免。此事对杨虎城的打击极大，也令邵杨关系降至冰点。
孙蔚如部很快针对邵力子发起回击。地瘠民贫的甘肃，在财政上一向不能自给，清廷瓦解以后，民国纷乱不堪，中央协饷已然停止，甘肃财政举步维艰。而甘肃各地军阀林立，省府无法节制，邵力子虽为中央所派，由于当时中央财政竭蹶，他多次向中央请款都没能成功。加之他到甘肃以后，厉行烟禁，虽为善政，却令甘肃财政陷入更加难以为继的困境。由于甘肃财政的绝大部分均为军费所耗，其他行政经费都是一压再压，至于教育经费更是一拖再拖。邵力子说：“各机关均只发维持费，每人自三十元至八十元，且以前积欠甚多，此时再久不发款，即难维持。凡此情形，皆各省所未有。教育界急需整顿，但因以前积欠二十余月，今仍难发全薪，教职员皆成为债权者，无法清厘。” 1932年11月，兰州市教职员开始罢教索薪，风潮迭起。11月16日，邵力子还相对从容：“最近教职员又罢教，因索薪而至运动教费独立，虽无反动背景，而举动亦颇越轨。”但两天之后，他就感觉焦头烂额和颜面扫地了：“先有打倒民政厅长之标语，昨又殴打谭时钦兄，本日捣毁财厅中山堂及谭稼庄，险象环生，不知所之，劝导无效，制止乏术，威信全堕，百政停滞。”当时他还以为是“公安与兰州警备司令均不能防制”，后来连他送眷属回京，也有人在当地报刊上讽刺是意欲席卷黄金飞离兰州。邵力子自然就明白：“前月教潮，实有背景。”事实上，时任兰州警备司令的段象武正是孙蔚如部下，他们一直在暗中支持和怂恿索薪者，报刊宣传也出自他们所为，目的正在于迫使邵力子离开甘肃。
其实，即使孙蔚如部不用如此手段，以邵力子之个性，也不欲久居而早蓄离心。早在9月下旬，邵力子就已牢骚满腹，明言要辞职：“杨重军事，务发展，不以军纪及舆情为重。甘省难长久担任陕军月四十余万之巨款，明年至多担任二十万。杨感情已差，办事必倍困难，痛苦从未向中央陈述，恐终误大局，贻中央忧。至实无可支持时，准予遴员接替。”邵力子所言陕军在甘40余万巨款，尚只是正规军费，“自杨虎城部驻甘境后，纪律废弛，包庇税收，干涉地方行政，西兰公路土匪肆劫，邮件已半年不通，商贾绝迹”。凡此种种对陕军的指责，当时非常多，也基本都是事实。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央克扣陕军绝大部分经费，加之陕西省连年灾荒，疫症频发，本身财政已是困难。1931年底出兵驱逐吴佩孚，中央亦只有少得可怜的拨款，导致陕军“入甘后军费已增至一百一十万元，以陕省财政情形，实在无法支付”。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杨孙二人“不以军纪及舆情为重”的尴尬处境。但对邵力子来说，自马青苑事变后，他深知与杨虎城之间“感情已差”，两人暂难协商一致。更关键的是，邵力子认为必须调离或者驱逐陕军出甘，否则无以化解甘肃困境，这可能将有一场恶斗，亦非其所长，事实上也是他速求离甘的主要因素。
决定离甘的邵力子也为蒋介石贡献了处置西北大局的方策：“陕省情形甚为可虑，职意无论贺徐等‘赤匪’是否窜入陕境，中央宜乘此时选派得力部队入陕。此以胡宗南师为最宜，胡师长非陕人，无历史上之恩怨，而有志西北，将来即由陕入甘最佳。” “总之，中央欲开发西北，欲确定西北之军事政治基础，皆非中央真正处理掌管不可”。1933年2月8日，蒋介石下令胡宗南部以天水为中心部署于甘东一线，“而调孙蔚如部回汉中，驻防陇南”。事后，陈果夫向蒋介石汇报了于右任的意见：“于先生谈及陕西事，彼认为力子先生政策之大误，以中央军入甘，调孙蔚如入陕，以此陕西杨虎城宁愿出来抗日，将来西北不免多事。果谓中央军入甘为防‘赤匪’，彼说决不如此简单。”尽管于右任担心西北多事，但其实早已有人告诫杨虎城说：“某对西北颇重视，认为将来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惟一出路，数年来深谋积虑，未尝忘怀。前借追击‘徐匪’为名，派其军入陕，别有企图，路人皆知。迩来汉口南京间，盛传某欲趁此机会，夺取陕西政权之说，甚嚣尘上。该项消息若确时，可暂时宜用谦让态度，应付一切，万不可为敌。可合兵西上，静待时机。”此处之“某”者，正是蒋介石。由此可见：1.蒋介石没有采纳马青苑和葛武棨企图消灭杨虎城的计划，但完全接受了邵力子调离或者驱逐陕军出甘的方策；2.孙蔚如部调防事，在一般人看来“纯系邵力子在蒋处捣鬼所致”，但似乎只有于右任表达了不满和警醒，而蒋介石则置若罔闻；3.通过掌控甘肃以掌控西北，乃蒋介石深思熟虑的计划，也是他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谋划的“复国之基础”和“立国保种之根据”。因此，无论红军是否进入陕甘，蒋介石仍然要派军进入，迟早非直接掌管不可，这对理解后来的事态演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4.此时的杨虎城的确做到了“用谦让态度应付一切”，蒋介石要孙蔚如调防即听令调防，要让出陕西省政权即拱手相让，但这种“静待时机”的结果，实质上却使蒋杨关系发生裂变，宣告了双方密切关系的结束。
自1931年8月底到1932年底，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甘肃政局共掀起三次大的浪潮：先是雷马事变，次为吴佩孚出山，最后是邵力子被迫离任。此次以甘肃为权力角斗场参与竞逐者包括多方军政势力：雷马组合、马福祥家族、吴佩孚、杨虎城部、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央势力、甘肃地方军人、川军邓锡侯部等。这次权力角逐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初期乃至整个民国时期各方军政势力的几点特征：
首先是实力第一原则，且实力原则又以军事为根本和核心。事变一起，杨虎城即断言：“解决之法，应首在军而次及政，若军事一入正轨，则政治自不难迎刃而解。”这不仅是当时的通识，也是整个民国时期的基本逻辑。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的势力仍然只具有相对优势，他的权力支柱除其嫡系部队，在不少地方皆须倚重杨虎城这样的实力派才能维持统治。但同时，蒋介石对杨虎城这样的实力派又充满疑虑，采取诸多防制措施，双方关系很容易产生变化。不可忽视的是，西安事变的两位主角恰恰均是在中原大战之际大力支持蒋介石的地方实力派。
其次是势力均衡原则。一旦某地的军事实力发生变化（比如某部战败、调离或崛起），该地的权力格局必然发生重组。如政治上（甘变中乃以政府委员名单为导火索）未能适应军事实力的变化，多半会通过暗斗、政变、军事冲突等形式再度引发变动，直至形成新的均衡。
再次，是军队和财政形成恶性循环。各方军队皆企图控制地方财政，这导致军队越多越是民穷财尽，而越是民穷财尽，军队越想自主操控财政，否则就极易在权力斗争中丧失实力。甘肃政局的破碎状况和杨虎城的困局，即由于陷入此怪圈而无法自拔。某种意义上，蒋介石正是利用杨虎城的困局乘机扼杀其“大西北主义”。
最后，不可忽视名义的重要性。甘肃政变时期，蒋介石在甘肃已毫无实力可言，连杨虎城代其出兵，中央亦无多少拨款。即使如此，杨虎城想要笼络甘肃地方军人，仍须仰仗蒋介石颁赐名义。各地实力派均有驻京代表，且广泛联络、交结乃至贿赂中央要员，一个重要的目的即在于取得某种名义。地方实力派决定采取某项军政行动以攫取重大利益之际，无论事先抑或事后都会尽力争取名义，因为名义意味着中央的合法授权，是获得普遍承认而使其行动正当化的必要前提。因此，名义是蒋介石牵制和笼络地方实力派的一种利器。
甘肃政变是蒋杨关系的一道分水岭。与后来认识中常常被过度夸大的蒋杨矛盾相反，双方关系在甘肃政变的前两次浪潮中相对比较密切。此时蒋介石刚刚承诺要把杨虎城部打造成为西北政局中的革命中坚，而杨虎城精心塑造的也是中央代理人的形象。正是因此，意欲反蒋的吴佩孚等人才把杨虎城视作西北格局中必须扫除的障碍。事实上，杨虎城不顾同人的一致计划而举荐邵力子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目的之一即在于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但是，邵力子任职半年多，反而促使蒋杨关系濒临崩溃。尽管蒋介石任由杨虎城剿灭马青苑部，但他却采纳邵力子的策略，派胡宗南部入甘以资震慑，同时还将孙蔚如部调至陕南“剿共”前线，甚至通过财政压力剥夺了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位。至于杨虎城，虽“用谦让态度应付一切”，但其内心之不满，可想而知。经此波折，杨虎城就逐渐从吴佩孚等人眼中的蒋系势力变成了蒋介石心目中必须铲除的藩镇之一。就此而言，西安事变的深层渊源，亦可谓隐伏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