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志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此后，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日本学界虽有个别研究成果面世，但整体而言并没有太大进展。其中较重要者有：1995年笠原十九司的《南京难民之百日——见证屠杀的外国人》及此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系列著作，均对当时南京及周边的难民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观察和研究；2005年小浜正子《日中战争时期上海的难民救济问题》一文以上海难民救济组织为线索，研究了“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地区的难民救济问题；2014年石岛纪之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指出，在中日全面战争时期，广大的土地成为战场，大多数农民成为战争牺牲品，或被征入伍，或由于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而被迫沦为难民。以上研究虽然对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难民问题有所涉及，但或局限于某一时段、某一地域，或局限于某一侧面，缺乏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日本学界长期以来未能深入研究战时中国难民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基于战争受害者的身份认同，过度强调日本遭受的苦难，而忽视其发动的侵略战争对周边国家人民造成的伤害；二是战时资料记录者无意或有意忽视战争难民，相关记载极为有限，导致研究资料严重不足；三是日本学界对战争的反省往往偏重太平洋战争，即反省该不该同美国开战，而对日美之间爆发太平洋战争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因素缺乏深入思考。
2020年，吉川弘文馆出版了芳井研一的新著《难民们的日中战争——被战火吞噬的日常》。该书对中日全面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进行长时段、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构筑了一幅丰满、完整的立体性难民群像，引起中日学界的普遍关注。不过，该书与其说是研究战争中的难民，毋宁说是从战争难民这一全新的视角来重新解构中日全面战争的过程，将几乎被遗忘的难民群体重新拉入日本民众的视野，唤起日本社会对这段历史进行更加深入的反省，唤醒世人对战争灾难的重新记忆。
该书作者芳井研一，1947年生于日本金泽县，毕业于一桥大学，师从著名军事史学家藤原彰，现为新潟大学名誉教授，主要从事日本史研究。他从大学时代便开始在《日本史研究》《历史学研究》等日本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以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为主要研究视角。他继承藤原师门重视考证的研究方法，擅长史料分析，往往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出版了多部重要的学术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运用史料更加多样化，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由日本政治史、军事史逐步延伸至社会史、区域史、文化史，从多个视角分析近代以来东亚区域的历史变迁。
作者具有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虽然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军事史，但自1976年发表论文《中国民族运动的高涨与日本海军》始，便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特别是任职新潟大学后，受古厩忠夫等学者影响，他的中国问题意识进一步加强，对满铁史、伪满洲国史、日本侵华史均有涉猎。新潟大学人文学部是第一所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缔结学术交流协议的日本学术单位。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双方保持频繁、紧密的学术联系，包括学者互访、交换留学以及资料、学术信息共享等。基于这种联系，作者与北京大学宋成有、徐勇、臧运祜等学者长期进行学术合作，保持着深厚友谊。他培养了10余名中国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学生大多就职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学术机构。此外，他还指导交换留学生多达数十人，为中日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交流过程中，芳井研一开始关注战争难民问题。据后记所言，1995年，他出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在昆明进行学术考察时，偶遇因日军空袭而失去下半身、仅靠木板支撑上半身以延续生命的一位女士，这使对日本空袭昆明暴行毫无所知的芳井受到巨大冲击。他还参观了位于广州的孙中山纪念堂，馆内展陈再现了日军发动的空袭对广东各地所造成的灾难和损害。这些经历对其触动很大，以至时隔20余年依然记忆犹新。自那时起，作者便着手收集资料，足迹遍及中国大陆各地、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各档案馆、图书馆。2014年，作者从新潟大学荣退之后，开始全面研究难民问题。2015年3月，他发表了《日中全面战争时期的战争难民问题》一文；10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进行学术演讲，向中国学界分享最新研究成果。此后，作者陆续发表几篇论文，并以此为基础，于2020年完成专著《难民们的日中战争——被战火吞噬的日常》。
如果说作者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是其发掘中国难民问题的重要基础，那么作为历史学家的使命感和批判精神则是其突破日本学界窠臼的动力之源。与中国学界的良性互动，不仅成为作者着手研究难民问题的契机，也是促使其最终将问题意识转化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助力。
众所周知，不同的难民在避难的时间和空间上存在很大的差别，且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因此，难民问题十分复杂，研究难民问题必然会面临巨大挑战。首先，从统计上而言，究竟将哪些群体纳入难民研究的范畴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该书作者主要将难民分为背井离乡的难民、在难民区生活的难民、临时性避难的难民三类。其次，从资料角度而言，由于亲历者处于兵荒马乱的岁月，加之本身的弱势地位，所以很少留下有关自身经历的文字记录。尽管中国各地的文史资料刊载了不少抗战亲历者的回忆录，但是关于难民经历的记录极少。日本方面，仅有从军的少数作家留下了有关难民的一些记录，日军的战斗详报和战后出版的各部队战史亦披露了关于难民动向的零星资料。资料的严重不足一般也被认为是难民问题研究难以推进的重要原因。但是，作者克服资料方面的各种局限，将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语言的资料糅合在一起，从中日战争扩大过程中难民问题的实际状况及其发展演变、战略性轰炸在中日战争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的难民对策、难民问题与中日战争过程的关系四个方面，对中日全面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探讨。笔者主要从研究资料、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对该书的特点作简单归纳。
（一）资料来源的多元性
如前所述，难民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及资料的严重不足是导致相关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不过，作者克服各种困难，多方搜求中、日、英三种语言的不同类型史料，为该书的撰写奠定了扎实、丰富的史料基础。他收集的资料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档案馆、武汉市档案馆、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所藏的中文档案；英国国立公文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英文档案、文献；日本陆海军省、外务省、满铁等有关部门的档案、调查记录、公开出版史料、从军日记、回忆录等日文史料。
作者在资料的运用方面也是恰到好处，充分发挥各类资料的特点，并巧妙地穿插组合，还原出一幅幅完整、真实的历史图像。在“全面战争扩大化过程中的华北难民”一章中，作者结合日军“战斗详报”与“宣抚班”“华北特别警备队”相关记录、“华北方面军报告”“阵中日志”等史料，对战局扩大与京汉线、津浦线沿线难民规模的变化，以及华北治安战下河北与山西难民生活的情景进行了细致描述和宏观分析。这些资料源自日军或相关机构人员身处历史现场的观察，不仅对了解全面战争扩大化过程中难民的全貌具有参考价值，而且对于分析日军对华北的侵略与统治、华北敌后战场的社会与民众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线索。
关于南京大屠杀时期的难民，作者除引用《南京事件资料集》等常见史料外，还挖掘出部分描述这一时段难民情况的新史料。比如通过引用阿部源一（东京商科大学助教，战时任陆军主计大尉）所著《中国战场的经济与心理》中的资料，还原日军进攻南京过程中难民的情景；引用井口静波（作为单口相声演员曾11次前往战地慰问）所著《血战巴尔其嘎尔》中的记载，再现南京街头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以及难民人数的大致规模。这些资料为进一步揭露日军的南京暴行提供了新的证据。
大胆运用口述史料也是该书的特点之一。尽管难民留下的资料很少，但是作者利用《江西党史资料》中记载的89名难民的口述史料，再现日本在德安县的种种暴行。作者还将几乎处于同一时空的中日不同记载进行对照分析，试图找出彼此之间的关联。比如在研究武汉难民问题时，作者既转引了日本随军画家藤田嗣治《随想集》中描述的汉口陷落后的凄惨景象——“四处漂泊的难民们，或立人屋檐之下，或露宿街头，风餐露宿”，又引用了“武汉难民收容所”统计的难民数字，挖掘出武汉市档案馆藏“武汉市治安维持会”有关救济措施的详细会议纪要，立体地展现了武汉沦陷后难民的悲惨处境。
（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是本书的第二个显著特点，这种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使用图表。全书共有统计表11个，各类地图、示意图10余幅。表格能够统计分散的难民数据，也可使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更加直观。如表1《日中全面战争时期各地区的难民数量》对1937—1945年各地的难民人数进行了统计，计算出与总人口数之间的百分比，使战争造成的灾难一目了然。表7《华中主要难民收容所》（1938年）详示各收容所的名称、经营主体、收容所数、收容人数，对了解当时的难民数量及救济状况提供了极大便利。军事地图与作战示意图则可以比较直观和客观地反映出日本对华侵略的作战经过及损害。作者在第三章“空袭与难民”中大量利用日军战斗详报，揭示日本空袭对福建、广东等地造成的重大损害，阐明这是导致大量难民出现的重要原因。如图5《航母加贺舰载飞机对福州机场的空袭》、图6《对丽水机场的轰炸》、图7《对广东街区的轰炸》中详细记载了空袭时间、空袭高度、投弹数量、着弹点等信息，作者再结合战斗详报的具体内容，基本还原这些空袭的真实情景，揭露日军的战争罪行。
二是作者对一些历史细节的考证值得我们学习。比如，刘震云以纪实性报告文学描述1942年的河南大灾荒，其中有云：“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这一描述曾经在互联网上被片面解读，并引发很多质疑和争议，但大多数人均苦于难以找出反面史实而无法否定。对此，该书作者在经过仔细考证后指出：首先，刘著所记述的1943—1944年冬春时期与日军发动“京汉作战”开始时间（1944年4月）稍有偏差。其次，不论是日军《战史丛书》，还是曾经参加豫湘桂战役并于1944年4月26日经过郑州的藤原彰所著《中国战线从军记》，抑或参加1944年7月“勘定作战”的第一一〇师团相关资料中，都没有日军向农民发放军粮的记载。最后，刘著中提到的军粮极有可能是日军在“清乡”或“爱路”工作中向为其提供协助的民众发放的。果如此，则此类措施不过是日军为维持“治安”而采取的临时措施，而非1944年日军“京汉作战”途中的行为。作者运用大量的史料基本澄清了这一问题的真相。这种严谨、求真、务实的研究态度才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最为有力的批判武器。
（三）研究结论的创新性
1939年7月26日，美国通告日本，宣布废弃《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一般认为原因有三：第一，日本发布的“东亚新秩序”声明公然挑战了以《九国公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违反了“门户开放”原则；第二，日本的南进态势导致英美警戒心增强；第三，日本在华北与英法租界矛盾加深，“有田—克莱琪”会谈未能取得明显成效。该书作者则指出，《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被废弃的最大原因需归结于中日战争的发展态势，尤其是日军对华中、华南、华北进行的无差别轰炸，造成巨大的灾难。作者引用御前会议记录、《海军陆上攻击队史》等资料，详细梳理日本对中国各地进行战略性轰炸的过程，并按照地域和时间段，对轰炸所造成的损害进行整理，结合日美外交交涉的经过，提出一个新的结论：空袭造成的难民问题是美国决定废弃《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重要原因。也正因如此，日本军政决策者为获取石油、橡胶等军需品而急剧转向“南进论”，从而成为选择通向日美开战之路的重要契机。
这个观点在日本学界也引起讨论。有评论指出，芳井研一认为难民与空袭的问题对国际关系影响较大，并改变了战争整体的方向性。这一分析对理解当时的总体战结构非常重要。但是，芳井主要以美国的反应为中心探讨中日战争扩大为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契机，尚不全面。如果要讨论难民及空袭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广东有更大利益的英国的反应也非常重要，所以应该加强对英国因素的分析。
毫无疑问，英国方面的反应也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但问题在于，自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后，英国对日本的影响不断弱化，以至于日军袭击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Hughe Knatchbull-Hugessen）事件及英国炮舰“瓢虫”号被日军击沉事件，最终都不了了之。在欧洲局势日趋紧张之际，英国更是无暇东顾，因此有研究者认为，“由日美通商条约的废弃通告与日英东京会谈的决裂过程可以看出，掌握‘事变解决的关键’者并非英国，而是美国”。
实际上，战时日本与英美之间存在着“对立与依存”“对立与协调”的关系。日本围绕中国问题对英美的外交大致可以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将与英美协调作为大前提，并试图在这一框架内制定对华政策。当与二者发生矛盾时，则尽可能将侵略中国的程度控制在不使与英美的协调外交关系崩溃的范围之内。另一条与此相反，对英美政策让位于对华政策，首先考虑的是将中国置于日本的排他性统治之下，将英美势力排挤出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一旦发生矛盾，日本显然会舍弃协调外交路线而选择与英美对决。正如江口圭一所言，如果将这两条路线分别命名为“对英美协调”路线和“亚洲门罗主义”路线的话，那么从柳条湖到珍珠港，日本外交路线的变迁正处于从前者向后者“转变的过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芳井研一恰恰是观察到这一时期美国希望强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无法忍受日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挑战，并批评日本政府深陷侵略战争泥沼而不知反省，毫无作为。与此相对，日本各方“对美国的强硬姿态或毫无察觉，或充耳不闻，不断重复无差别轰炸，面对谴责反而解释只是对军事设施的轰炸，或是因为误炸而对中国市民造成伤害，丝毫不顾及轰炸不断造成新难民的出现，并无视轰炸导致的日美关系的危机，在广东之后继续对重庆等其他地区进行轰炸”。此类暴行最终将日本引入更大的战争危机。
战争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行为，也是人与人的战斗。战端一旦开启，广大民众均会被裹挟其中。长期以来，军事史都是抗日战争研究的重中之重，而饱受战火之苦的普通民众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该书作者超越国家与民族主义的窠臼，以探寻历史真相为己任，关注战时社会民众生活状态，上下求索、反复考证，展现出可贵的学术品格。作者既有宏观的学术视野，又有微观的史实辨析。一方面，将难民问题置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扩大乃至终结的全过程中，分阶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也提出难民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日战争的走向。作者指出，“如果仅仅将中日战争置于国家间的框架内进行考察的话，因为受到所谓自卫战争论的影响，往往很容易去选择那些被当时政治指导者的观点所同化的资料。但是，事实上对难民而言，他们所遭受的中日战争与这些无关。仅仅是在某一刻，和平的日常生活被突然剥夺，不得不面临被难民化的现实”。正是这种对于学术的追求以及对于战时底层民众的人性关怀，最终促使作者能够从难民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揭露这场战争给无辜民众带来的苦难。
总而言之，尽管由于资料上的不足，关于难民问题还存在进一步挖掘、研究的空间，但是在现有条件之下，无论是在资料的多元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还是观点的创新性上，该书都给我们提供了可供学习的范本，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