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毅，暨南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1942年初，对日作战各盟国经过协商，成立统辖中国、泰国和越南的盟军中国战区。1943年秋，英国主导成立盟军东南亚战区，并试图“侵蚀”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区域。其后，围绕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中英美三国断续交涉近两年。在此期间，除军事方面的考虑外，中英两国还非常重视维护和加强各自在泰国和越南的影响力。与中英两国不同，美国着重考虑中国战区统辖范围调整对军事方面的影响。日本投降前后，在美国的调停下，中国被迫将泰国和越南南部划出盟军中国战区。中、英、美三国之间的交涉，不仅改变了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而且对盟国战后受降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盟军中国战区 盟军东南亚战区 统辖范围 中英美交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对日作战各盟国协商成立了盟军中国战区（Chinese Theater，以下简称“中国战区”），由蒋介石担任该战区最高统帅。中国战区的成立，不仅是盟国对中国抗战贡献与重要性的认可，而且是盟国军事合作的制度化体现。自成立后，中国战区在成功牵制与打击日军的同时，还主动出兵战区统辖范围之外的缅甸，协助英国抗击日军侵略，为盟国最终击败日本做出重大贡献。战争结束后，中国战区又承担了接受中国大陆日占区（不含东北地区）、台湾岛，以及越南北部地区日军投降与遣返日本侨民的任务，与盟国一起恢复并维持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秩序。直到1946年9月中国入越受降部队最后撤离越南，中国战区才最终停止运转。
作为盟国之间一种重要的军事合作机制，中国战区的相关问题很早就引起学界的注意。不过，学者们大多考察中国战区成立后盟国之间具体的军事合作，对中国战区本身则关注不多。一方面，研究者对“中国战区”概念的理解常有偏颇。例如，对“盟军中国战区”“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United States Army Forces, China, Burma and India）“美军中国战区”（United States Forces, China Theater）不加区分。又如，关于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研究者也多有分歧。另一方面，在史料的运用上也还有深入发掘的必要。现有研究多以中国或美国已刊文献资料为基础，对于原始档案，特别是对英国档案的利用不够充分。本文拟利用中、英、美三方已刊文献和未刊档案，系统叙述中国战区统辖范围变化的历史，完整梳理中、英、美三国围绕该问题展开交涉的过程，进一步探讨战时盟国关系的特征，以期丰富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相关研究。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蒋介石开始设想建立某种军事合作机制，以协调对日作战各国的战略部署与军事行动。在他看来，由于牵制大量日军且拥有丰富的对日作战经验，中国应当在未来的军事合作机制中扮演关键角色。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蒋介石过于乐观了。
1941年12月10日，在与英美两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谈话中，蒋介石首次表达了建立军事合作机制的意向。他表示，中、英、美及荷兰应当成立一个以打击日本为目标的“共同设计与共同指挥行动之中心机构”。12月1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建议给出回应。他提议，与对日作战有关的国家可以在重庆、新加坡和莫斯科同时举行临时性军事会议，以达成初步的对日作战计划。他还表示，希望这一军事会议能够发展成为常设组织。12月23日，根据罗斯福的建议，中、英、美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军事会议重庆分会，负责讨论并制定联合对日作战计划，以加强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然而，关于军事会议重庆分会的职能、对日作战计划的适用区域及军事会议各分会的统辖范围，三国意见并不一致。例如，英国参会代表、英国驻印度部队总司令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明确反对中国参与缅甸和印度地区对日战略的制定。他认为，缅甸、印度等地对日作战一定会涉及海军战略，而中国没有海军，故而重庆“实非讨论海军战略之适当地点”。蒋介石、罗斯福和韦维尔的立场表明，中、美、英三国在建立对日作战军事合作机制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该机制下的战略责任分配与统辖区域划分则存在意见分歧。由此，军事会议重庆分会这一军事合作构想无果而终。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开始考虑成立一个新的机构，统一协调各国对日军事行动。12月15日，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起草了一份方案，提议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先例，设立一个由美、英、中、苏四国国家元首（或其代表）组成的最高战争理事会。该理事会的职能为监督和协调“一般性战争行动”，并确保该行动的顺利实施。具体说来，该理事会有权根据军事需要划分战区、整合与分配不同战区的战争资源，并帮助实现各战区的统一指挥。
英国人对赫尔的方案提出了反对意见。丘吉尔认为，美国高估了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贡献。他抱怨道，在美国人眼中，中国的地位几乎与大英帝国平等，中国军队也与苏联军队同样重要。对英国人来说，美国人的这种观点简直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中国仍然是一个弱小的、政治腐败的、可以任由列强欺负的国家。英国当然不能允许这样一个国家与大英帝国平起平坐。除此之外，中国参与美国战争资源分配的可能性，也是英国反对最高战争理事会方案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人认为，如果加入最高战争理事会，中国就有权分配美国生产的军火，甚至有可能说服美国将主要战争资源投放到太平洋地区，而留英国在西欧、北非和中东地区单独对抗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简言之，出于对中国的轻视和中国可能分散美国战争资源的忌惮，英国强烈反对成立中国可能参加的最高战争理事会。考虑到英国人的负面态度，美国人暂时搁置了这一方案。
作为替代，美国不得不设计其他方案以加强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12月28日，罗斯福指示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在军事会议重庆分会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盟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合作，以提升中国抗日的士气。很明显，罗斯福的这一指示主要出于军事考虑，即通过建立某种中国参与的盟国军事合作机制，鼓励中国尽可能牵制日军，以减轻太平洋地区盟国的军事压力。
次日，在听取陆军部官员的意见并与英国军方协商之后，史汀生建议罗斯福以美国总统的身份致信蒋介石。这封信应当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向蒋介石通报美英两国成立盟军美英荷澳指挥部（American-British-Dutch-Australian Command）的消息。第二，宣布美英同意成立盟军中国战区，并由蒋介石负责指挥该战区内的盟国部队（实际上只有中国军队）。当晚，罗斯福批准了陆军部代为起草的信函，并发给蒋介石。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做出答复，表示同意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至此，涵盖中国、泰国、越南三地的中国战区正式成立。
梳理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中国战区的成立有两个特点：首先，这是英美拉拢中国，提升中国抗日士气的一种应急性措施。1941年12月25日下午，根据罗斯福加强盟国在远东地区军事合作的指示，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在英美两国参谋长会议上提议，盟国应当在远东地区设立一个区域性的、统一指挥各国部队的盟军战区。围绕这一提议，英美两国的参谋长们就统一指挥的利弊、战区的范围、战区最高指挥官的人选、战区参谋部的组成、指挥体系等事项详细交换了意见。最终，两国同意成立盟军美英荷澳指挥部，以加强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国对日军事行动的统一指挥，同时向外展示盟国抵抗日本的决心。与盟军美英荷澳指挥部成立过程中的细致协商不同，关于中国战区，盟国并没有进行太多讨论。在一天时间内，出席会议的英美两国参谋长就确定了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及最高统帅的人选。很明显，他们只是想利用中国战区成立的象征性意义鼓励中国继续抗日。因此，他们既没有认真考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对盟国部队的具体指挥问题，也未详细讨论该战区与盟军美英荷澳指挥部的关系，只是按照盟军美英荷澳指挥部的模式提出了一个中国战区的概念。
其次，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由美英两国单独协商，事先并没有咨询中国的意见。考虑到中国对日作战的军事需要，美国陆军部起先提出中国战区应包括中国、缅甸、泰国和越南。后来，为照顾英国人的面子，美国人又将缅甸西南部划归盟军美英荷澳指挥部，而将缅甸东北部留在中国战区。不过，这一安排遭到英国人的反对，美国人遂顺水推舟，将缅甸东北部也划出中国战区。在12月29日罗斯福最终发给蒋介石的电文中，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界定如下：“中国以及泰国和越南境内联合国军队可能到达的区域。”在上述讨论过程中，英美双方都没有征询蒋介石的意见，只是在最后达成一致并准备对外公布消息时，才同意由丘吉尔和罗斯福向蒋介石通报两国的决定。
中国战区成立过程中的这两个特点，反映出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尴尬处境：一方面，英美认可中国在牵制大量日军方面的作用，承认中国的盟友地位；另一方面，两国又不愿意平等对待中国。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英美总是自行做出决定，然后向中国通报。在中国战区内“中国”的统辖范围问题上，这一点再次得到印证。
按照美国军方的理解，中国战区内的“中国”在战略上统辖中国大陆及其沿岸岛屿，但这里的“沿岸岛屿”并不包括海南岛和台湾岛。事实上，美国人将这两个岛屿分别划入了自己主导的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和盟军太平洋战区。1942年3月30日，美英两国军方组建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ombined Chiefs of Staff）对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的边界做出如下规定：北部边界从卡米岬（Cape Kami，今广东徐闻灯楼角）向南到北纬20度，然后向东延伸至东经130度；西部边界从卡米岬沿东京湾、印度支那、泰国和马来亚海岸线直到新加坡。按照这一规定，海南岛位于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统辖区域内。而两年半以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美军中国战区的命令，从侧面证实台湾岛也不属于中国战区。1944年11月，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被分割为美军中国战区和美军印缅战区。关于美军中国战区的范围和边界，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如下界定：包括中国大陆、印度支那以及与它们相距不远的岛屿，例如香港，但不包括台湾岛与海南岛。根据美军中国战区与中国战区边界保持一致的原则，可以推断中国战区也不包括台湾岛。而按照盟国协商确定的边界，台湾岛并不属于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或者盟军东南太平洋战区。由此可以推断，台湾岛处于盟军太平洋战区统辖之下。美国军方对“中国”统辖范围的这种理解，直到日本投降前才发生变化，并最终影响了中国战区统辖范围的界定。
1945年8月13日，为“推进军事行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未与中英两国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下令将海南岛从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划入中国战区。由此可知，直到日本投降前，海南岛才被划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总命令第一号》，宣布台湾岛日军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投降。这意味着台湾岛最终被划入中国战区。
很明显，在海南岛和台湾岛划入中国战区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并没有征询中国政府的意见，后者只是被动接受美国出于军事考虑做出的决定。当然，中国政府的“被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战时盟国几乎从未讨论过海南岛和台湾岛的战略统辖问题。与上述情形不同，中国在泰国和越南的战略统辖问题上则主动得多。
对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一事，中国舆论界颇感振奋。一方面，各报刊纷纷报道这一消息，并转载英美舆论对蒋的各种称赞。例如，《大公报》在1942年1月5日第2版的显眼位置刊登了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消息，旁边还转载了英国报纸关于此事的评论：“此间认为系西方人士对于任何亚洲人物从未有之最高尊崇及最深信任……中国人民在蒋委员长英明领导之下，对优势之敌军，坚〔艰〕苦奋斗四载又半。此间各报对蒋委员长推崇备至，认为系中国亘古未有之领袖，刚毅果敢，纪律□□，且复豁达大度，允为盖世之人杰云。”又如，《国防周报》刊载相关消息后称，“各民主国均致尊崇之意，并谓蒋委员长为全世界最大领袖之一”。
另一方面，中国舆论界又提出，国民政府应当利用这一机会出兵泰国和越南。他们认为借此可以实现以下目标：第一，增进当地人民对盟国的信心，破坏日本对殖民地民众的策动工作；第二，缓解东南亚地区盟军的压力；第三，夺回中国西南对外通道（即滇越铁路），保障边疆安全；第四，惩罚迫害华侨的泰国政府，保护东南亚华侨；第五，扶持弱小民族取得独立。
中国舆论界的上述言论，反映出国人对中国战区成立的两点认识：其一，英美两国认可中国抗战的贡献；其二，英美两国承认中国在泰国和越南具有特殊利益，中国应当借机出兵，帮助当地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由此可见，国人既渴望获得西方列强的尊重，又想扩大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总而言之，国内舆论界对中国战区的成立持乐观态度。
然而，舆论界的这种乐观，并没有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太大影响，国民政府并未因为泰国和越南被划入中国战区而改变既定的立场和政策。关于泰国，由国民政府外交部、侨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等机构组成的中泰问题讨论会因为“无重要题目可供讨论”而停开了1942年1月的例会。关于越南，国民政府除继续声明中国有权出兵越南外，也没有进一步采取任何行动。
对于泰国和越南划入中国战区，蒋介石起初并不是很在意。事实上，在答允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回电中，蒋介石是将泰国和越南列在中国战区之外的。不过，他很快意识到泰国和越南划入中国战区对于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政治意义。即便如此，他还是保持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在1942年1月底的“本月反省录”里，他写道：“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名义上且以美、英、俄、华四国为中心，于是我国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统帅之后，且越南、暹罗亦划入本战区之内，于是，国家与个人之声誉与地位，实为有史以来开空前惟一优胜之局也。甚恐有名无实，盗虚名而受实祸，能不戒惧乎哉！”
可以看出，蒋介石很清楚，英美两国将泰国和越南划入中国战区，不过是为了拉拢中国，鼓励中国抗日士气，并非真要将这两个地区交给中国解放。实际上，中国也不太可能依靠自身力量击退占领两地的日军。对中国而言，与其自得于泰、越两地划入中国战区的虚名，不如争取更多援华物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国既没有出兵屡次迫害华侨的泰国，也未实施筹谋已久的进军越南计划，而是将部队派往并不在中国战区之内的缅甸，因为缅甸境内的滇缅公路是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简言之，对国民政府来说，泰国和越南划入中国战区，仅仅具有象征性意义。然而，这种象征性意义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英国就对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发起“挑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军的快速进攻之下，负责缅甸、马来半岛、菲律宾及荷属东印度等地区对日军事行动的美英荷澳指挥部尚未完成兵力集结，就已经丢失了几乎所有的战略据点。结果，盟军在这一地区被迫转入防御阶段。1943年6月13日，“为了最严肃地推进对日战争”，丘吉尔提议在东南亚前线成立一个新的战区。按照他的设想，原本负责对日作战的印度司令部应当集中精力保卫印度，而新成立的单独的盟军东南亚战区（以下简称“东南亚战区”）可以负责对日作战。英国提议成立新战区，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整合英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机构以集中力量对日作战。丘吉尔曾指出，在经济战、情报工作、战时通信与宣传等领域，英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机构多有重复，容易造成资源浪费。
第二，恢复英国的声誉。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接连失利，使英国在东南亚地区丢尽颜面。要想挽回英国的声誉，英国人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军队（而非美国军队或者美国人训练的中国军队）解放远东殖民地，而只有成立一个新的、以英国人为主的战区，英国才能有效地利用这些部队，更好地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
第三，尽可能削弱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英国认为，在对日战争初期，中国的战争目标非常有限，仅仅包括收复东北、内蒙古及长城以南的失地。然而，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扩大了战争目标，将台湾和琉球也纳入未来收复失地的范围。在英国看来，中国存在向东南亚地区进行扩张的迹象，因为国民政府正在通过情报人员和华侨渗透该地区。如果英国对中国放任不管，允许中国军队解放东南亚地区，那么该地区很快就会被中国控制，这显然会损害英国的利益。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英国必须将缅甸、越南、泰国、马来亚和苏门答腊从“蒋介石的战略圈”中排除出去。
1943年8月16日，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前夕，英国军方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建议书，提议成立盟军东南亚战区，并将越南和泰国划入该战区。对此，参加会议的美国人并未提出异议。在其看来，缅甸、马来亚在战前本来就是英国殖民地，英国成立新战区收复自己的殖民地无可厚非。不过，为避免伤害中国人的自尊，美国人并没有完全同意英国人的建议书，而是提议将泰国从中国战区划转新成立的东南亚战区。对此，罗斯福的参谋长、海军上将莱希（William D. Leahy）解释道：一方面，在近期，盟国在越南都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因而没有必要现在就将其划入东南亚战区，最好维持该地现状；另一方面，将来盟军对日军发动反攻时，可能需要占领泰国。就这一行动而言，东南亚战区的军队要比中国战区的军队有优势。因此，泰国应当划转东南亚战区。
8月24日，经过讨论，英美双方最终决定将泰国从中国战区划转东南亚战区。次日，罗斯福与丘吉尔联名致电蒋介石，告知成立盟军东南亚战区的决定。然而，在这封电报中，两位领导人并没有向蒋介石通报中国战区统辖范围发生变动一事。
直到一个月后，蒋介石才从公开媒体上获知中国战区统辖范围发生变动。9月22日，根据印度方面的消息，路透社披露东南亚战区涵盖泰国和越南。得知该消息后，蒋介石非常愤怒，认为英国“无形中将泰、越由中国战区抽出”，中国应当“发表否认消息，以杜绝觊觎”。不过，在正式表态前，他还需要确认一下消息的可靠性。为此，9月26日，蒋介石致电正在华盛顿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指示他向美国探询中国战区统辖范围调整的确切内容。三天后，宋子文拜访了罗斯福，但罗斯福却表示“中国战区包括泰、越，并无变更”。
为安抚蒋介石，罗斯福与丘吉尔派遣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官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访问重庆。10月19日，在与蒙巴顿的会谈中，蒋介石提出东南亚战区与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问题。他表示，将泰国和越南划入东南亚战区对中国有以下不利影响：第一，会严重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第二，可能影响泰、越两地军民对盟国的看法；第三，日本可能利用这一变动，宣传英国将占领泰国和越南；第四，将会使“中、英、美现存之友好关系发生裂痕”。
在这些不利影响中，最为重要的当属第一点，即可能严重打击中国的抗日士气。正如前文所述，对中国而言，中国战区的成立除了军事意义，更多地体现了盟国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可。在中国人看来，中国战区统辖泰国和越南，意味着中国不仅需要打败本国境内的日本人，而且还要承担将弱小民族从日本侵略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使命，这正是中国大国地位的一种体现。英国将泰国和越南划出中国战区，不仅在军事上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而且直接伤害了中国民众关于大国地位的自尊，势必会影响中国的抗日士气。
为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蒋介石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战区统辖范围暂时不做调整；第二，在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战区部队协同进攻泰、越两地时，可以依据“当时双方进展之情形”重新划分战区统辖范围。蒙巴顿接受了这两点建议，并称之为两个战区最高指挥官之间的“君子协定”。考虑到战后中国需要在泰国和越南维持一定的影响力，以维护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蒋介石在蒙巴顿离开重庆之后又提出一项新建议，即盟军在泰国和越南作战期间，所有政治问题（例如战后独立问题），都应当由设立在重庆的中英美联合委员会处理。随后，蒋介石将这项建议与之前的协定放在一起写成一份提案，委托美国陆军后勤部队司令官萨默维尔（Brehon B. Somervell）带到伦敦。由于开罗会议即将召开，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战区的统辖范围问题遂留给该会议解决。
11月24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开罗召开第129次会议。按照会议议程，有两项议题与中国有关，分别是东南亚战区的统辖范围和该战区内军事行动计划的制定问题。不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并没有邀请中国代表参加第一项议题的讨论，英美双方关起门来自己决定了东南亚战区（和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与英国不同，美国着重考虑的仍然是军事问题。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关注的焦点都是发动第二次缅甸战役。他们认为，从军事角度出发，没有必要调整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也没有理由反对蒙巴顿与蒋介石达成的“君子协定”。至于成立中英美联合委员会处理与泰国、越南有关的政治问题，美国人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因此，美国表示，总统与军方官员都支持蒋介石的提案，并建议英国采取相同的立场。换言之，出于军事考虑，美国人主张暂时不调整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
然而，英国人并没有听从美国人的建议。对于蒋介石的提案，蒙巴顿表示可以接受“君子协定”的部分（即军事部分），但是不能接受成立中英美联合委员会的部分（即政治部分）。他做出如下解释：首先，重庆远离泰国前线，通信不便，不宜作为中英美联合委员会的驻地；其次，英国可以代表泰国和越南的利益采取行动，而中国则受到泰国和越南人民的怀疑。基于这两条理由，蒙巴顿提出，与泰国、越南有关的政治问题，应该通过相关政府，例如泰国政府、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或者直接通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解决。很明显，英国人想将中国排除在泰国、越南政治问题的讨论之外，因为中国既没有参加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也未与泰国建交，对于自由法国的影响力也不如英国。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国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扩大影响力十分警惕。
由于英国反对，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并未同意蒋介石的提案。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战区的统辖范围问题，遂又回到“君子协定”上。也就是说，虽然开罗会议没有通过蒋介石的提案，但是中、英、美三国已经在“君子协定”上达成共识。这意味着，在盟国军队进入泰、越作战以前，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不会发生变化。
一年之后，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战区统辖范围再次成为盟国的议题。1944年夏，英国军队在英帕尔（Imphal）地区大胜日军，并开始从印度东北部向缅甸发动反攻。蒙巴顿认为，缅甸日军的物资供应与人员补充主要来自泰国和越南，英军要想顺利反攻缅甸，就必须破坏甚至切断日军在泰国和越南的运输线。为此，东南亚战区需要在泰国和越南开展一些占领前活动，包括空中侦查、情报搜集、干扰交通线以及其他破坏活动。按照盟国约定与“君子协定”，泰国和越南处于中国战区统辖范围之内，英国人在该战区内从事任何军事活动（包括占领前活动），都必须经过蒋介石的批准。然而，英国人并不愿意自己的军事行动受到干预。
除占领前活动之外，英国人还考虑到泰国和越南的战后政治发展。他们认为，无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太可能参加解放泰国和越南的战役，相关的战役只能由英国人发起。如果英国继续承认中国战区对泰国和越南的战略统辖权，就很有可能出现英国人打仗而中国人受益的局面。例如，如果越南仍然划在中国战区之内，将来进攻越南的英国部队就必须接受该战区的指挥。更糟糕的是，罗斯福曾多次对外表示，战争结束后中美或者中美英将对越南实行国际托管。这就意味着，英国人流血牺牲解放越南，而胜利果实却会落到并没有怎么出力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手中。为避免这种局面发生，英国必须将泰国和越南划转东南亚战区。也唯有如此，英国才能名正言顺地干预泰国和越南的战后政治发展。
与一年前不同，这一次等待英国人的不再是蒋介石，而是他的参谋长、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1944年10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为简化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与中国战区的复杂关系，将原来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分割为美军中国战区与美军印缅战区，并使美军中国战区与中国战区的边界保持一致。在给美军中国战区的命令中，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规定，魏德迈负责的中国战区包括中国和越南，但不包括泰国。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一规定，与盟国对日作战形势有直接关联。1944年秋，中国驻印度部队与中国远征军东西并进，准备在缅甸北部打通列多公路（Ledo Road）。同时，东南亚战区部队开始从印度进攻缅甸中南部地区。相较于缅甸北部的中国军队，东南亚战区的英国军队距离泰国明显更近一些。此外，在中国大陆战场上，国民政府部队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下节节败退，美国对中国战区部队解放泰国的信心也大大降低。按照“君子协定”，东南亚战区与中国战区之间的边界将视双方部队在前线的推进情形确定。鉴于中国军队不大可能进入泰国作战，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将泰国从美军中国战区划出。在英国军队更有可能解放泰国的形势下，美国人实际上已经默认将泰国划转东南亚战区。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直接影响到魏德迈。他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已经取代蒙巴顿与蒋介石之间的“君子协定”。按照新的命令，泰国已经划出中国战区，而越南仍然在该战区的统辖范围之内，盟军（例如英军）在越南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经过他和蒋介石的批准。由此，东南亚战区和中国战区之间的分歧再次浮出水面：代表东南亚战区的蒙巴顿想在泰国和越南自由进行占领前活动，而代表中国战区的魏德迈则想要维护本战区的权威，强调东南亚战区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必须经过自己的批准。两大战区之间的分歧始终无法得到解决，直到英美两国领导人介入这一问题。
1945年3月17日，丘吉尔致函罗斯福，建议两国协商处理蒙巴顿与魏德迈之间的分歧，彻底解决东南亚战区与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问题。罗斯福站在魏德迈一边，并做出如下表态：盟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无论什么性质，都应当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由魏德迈统一协调，直到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战区分别进军越南并划定战区边界为止。
罗斯福的表态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泰国已经不在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之内。虽然1943年9月底他曾向宋子文承诺中国战区仍然统辖泰国和越南，但是自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分割以来，罗斯福就已经默认泰国划出中国战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魏德迈关于美军中国战区统辖范围的命令就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战区之间的边界，最终将由各自部队在越南的作战范围决定。在此之前，越南在法理上仍然由中国战区统辖。
对于罗斯福的表态，丘吉尔并未立刻做出回应。为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4月初，魏德迈在从美国返回中国途中拜访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并与蒙巴顿讨论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战区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限问题。事后，两人达成一项口头协定：东南亚战区在越南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经过中国战区的批准。
表面上，关于东南亚战区与中国战区统辖范围的分歧得到了解决，但英方却对这项口头协定做出不同的解读，将“批准”解释为“通报”。丘吉尔在4月11日给罗斯福的回复中提出，“在出现紧急状况与部队前进需要的情况下”，在向中国战区通报（而非申请批准）之后，东南亚战区可以在越南实施“最低限度的占领前活动”。5月，在仅向魏德迈通报但未获批准的情况下，蒙巴顿出动26架次运输机向越南北部空投物资，用于支持当地的法国游击部队。
对于蒙巴顿的行动，魏德迈非常愤怒。首先，按照他和蒙巴顿的口头协定，在中国战区同意之前，东南亚战区不能在越南开展任何军事行动。其次，法国临时政府已经同意将越南北部的法国游击部队置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因此，与法国游击部队有关的任何军事行动（包括空投物资补给）都必须经过中国战区的批准。在写给蒙巴顿的信中，魏德迈抗议道：“在未得到蒋介石统帅同意的情况下，你采取这些行动的决定，是对我们各自职责的直接破坏。”出于愤怒，魏德迈还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将原本分配给东南亚战区的租借物资转拨到中国战区。他解释道，与其将这些租借物资拨给东南亚战区用于支持法国游击部队和恢复法国的殖民地，不如将它们交给中国战区用于抗击日本人。这样，美国至少可以赢得中国的感激。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也致电新任总统杜鲁门，要求解决东南亚战区与中国战区之间的分歧。他指出，英国人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有两个目的：其一，帮助法国人重建远东殖民帝国；其二，以越南为基地，解放他们自己的殖民地——香港。赫尔利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东南亚战区的军事行动表明，英国正在利用美国的资源侵略越南并重建其殖民帝国，而这是对罗斯福托管越南政策的一种破坏。从军事角度来看，英国对美国租借物资的使用，也不符合美国集中力量对日作战的原则。与魏德迈一样，赫尔利也建议停止向东南亚战区输送物资，并拒绝英国使用美国空军飞机和其他战争资源。可以看出，赫尔利和魏德迈都反对将越南划给东南亚战区。
6月初，杜鲁门对赫尔利的意见做出答复，表示美国将在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解决这些问题。
在魏德迈与赫尔利为中国战区统辖范围游说美国政府的同时，英国人也采取了行动。1945年6月初，英国陆军元帅威尔逊（Henry M. Wilson）向英国参谋长委员会递交一份提案，建议将越南划入东南亚战区。参谋长委员会将威尔逊的提案交给下属的联合计划参谋部讨论研究。经过一番分析，联合计划参谋部提出，将越南划入东南亚战区对英国有两方面好处。一方面，可以使英国军队在越南境内自由行动而不受中国战区的干扰与限制。另一方面，可以简化法国人参加越南战役的程序，而法国人参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英国人承担的压力。不过，联合计划参谋部也清楚，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他对越南的立场。为此，他们提出一项折中方案——如果中国战区同意英国军队在越南境内自由行动，那么英国可以不提出划转越南到东南亚战区的建议。换句话说，在联合计划参谋部看来，英国可以在名义上承认中国战区对越南的统辖，但在实际行动中，中国战区不得干扰东南亚战区的军事行动。对于联合计划参谋部的折中方案，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并不满意。参谋总长布鲁克（Alan F. Brooke）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英国应当将越南直接划入东南亚战区，而不是在中国战区的名义下采取军事行动。参谋长委员会最终采纳了布鲁克的意见。
7月9日，根据布鲁克的意见，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正式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出划转越南到东南亚战区的建议。在提交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中，英国人表示，为了对东南亚地区重大军事行动与准军事行动实施统一控制，东南亚战区的边界应当向东拓展至越南东海岸，并向南延伸至婆罗洲地区。然而，按照盟国约定，婆罗洲地区是美国主导的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统辖区域。也就是说，英国人不仅想把泰国和越南划入东南亚战区内，还想接收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控制的部分区域。
与往常一样，美国人关于东南亚战区和中国战区统辖区域的考虑仍然主要受到军事因素的影响。为了集中力量进攻日本本土，美国人有意将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作战任务移交给东南亚战区。这样一来，英国人可以组织力量消灭、扫清该地区的残留日军，而原本负责这一地区军事行动的美军则可以北上参加日本本土作战。换句话说，美军并不准备参加解放越南的军事行动，进攻越南日军的任务将由英国军队或者中国军队完成。截至7月中旬，英国军队已经占领缅甸全境，并准备向泰国、越南发起进攻，而同一时间，中国战区部队也开始向华南沿海地区发起反攻。至少从军事上考虑，东南亚战区与中国战区的部队都可以对越南日军发动反攻。基于此，7月17日，美国人提出折中方案，建议将越南沿北纬15度线分成两部分，北部划入中国战区，南部划入东南亚战区。
对于美国人分割越南的方案，英国人提出反对意见。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仍然坚持将泰国和越南全境（而不仅仅是北纬15度线以南的区域）划入东南亚战区。他们认为，盟军发动解放越南的战役，应当得到法国人的支持。然而，无论是越南境内的法国游击部队，还是法国本土派遣的部队都不会同意分割越南的方案。即便该方案最终获得通过，将法国游击部队与本土部队分割到两个战区，会分散盟国军事力量，也不利于统一指挥解放越南的军事行动。此外，出于行政管理和维持经济的需要，分裂的越南也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不过，为顺利接收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所控制区域，恢复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英国人最终做出妥协。7月19日，英国人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方案做出微调，将分割越南的界线从北纬15度线北移至北纬16度线。7月24日，北纬16度线方案获得英美两国领导人的批准。
8月2日，杜鲁门与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Clement R. Attlee）分别致信蒋介石，提议“依据作战目标，最好将法属越南北纬十六度线以南地区归入东南亚战区作战地境内”。两位领导人解释道，这样做既可以保证中国战区仍然包括越南一部，“以掩护中国作战之侧翼”，也可以使东南亚战区部队参加越南北纬16度线以南地区（以下简称“越南南部”）的对日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两国领导人都没有提及泰国。也就是说，他们已经默认泰国划转东南亚战区。
在收到上述信件的第二天，蒋介石向魏德迈征询对越南南部划转东南亚战区的意见。魏德迈从军事与外交两个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从军事角度看，过去中国战区曾考虑出兵越南，因为那时越南对中国抗日具有很大的军事价值，控制其境内的滇越铁路不仅可以保障援华物资的输送，而且可以阻止日军对中国西南地区的侵略。但是，现在日军主力已经撤到华中与华北地区，中国战区已经没有必要再对越南发动进攻。相反，中国战区应当集中主力部队夺取广州、湛江、香港等华南港口，从那里，中国同样可以得到盟国的物资援助。从政治角度看，英国与法国都怀疑中国对越南抱有政治企图，如果中国坚持将越南全境留在中国战区之内，不利于中英、中法关系的发展。因此，魏德迈建议蒋介石有条件地接受杜鲁门与艾德礼的建议。这一条件就是，盟军从中国战区（包括越南北部）发起的任何空中、地面、海上或两栖作战行动，事前都必须经过蒋介石的批准。
蒋介石继而向魏德迈抱怨，杜鲁门的建议完全没有提及原本属于中国战区的泰国。对此，魏德迈称：第一，在军事方面，泰国对中国战区已经没有价值；第二，在政治方面，英国同样怀疑中国对泰国有所企图。基于这两点看法，魏德迈建议蒋介石接受美英两国领导人提出的北纬16度线方案。
对于魏德迈的意见，蒋介石并不完全认同。他提出，中国战区可以将泰国南部和越南南部（均以北纬16度线为界）划转东南亚战区，但是盟国必须尊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权威。他对魏德迈所提条件做出修改，将盟军在中国战区实施军事行动必须事前报战区最高统帅批准，改为必须接受战区最高统帅的指挥。从“批准”到“指挥”的改动，反映出蒋介石希望更加有效地控制盟军在中国战区内的军事行动。总而言之，蒋介石认为，作为同意划转泰国南部与越南南部到东南亚战区的条件，盟国必须切实尊重他在中国战区的最高权威。蒋介石的这一意见，可以称之为“修正后的北纬16度线方案”。与杜鲁门、艾德礼的方案相比，蒋介石提出的修正方案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泰国北部与越南北部仍然留在中国战区之内。在对日反攻已经开始的情况下，蒋介石仍然坚持中国战区对泰国北部与越南北部的战略统辖权，与其说出于军事需要，毋宁说出于政治考虑。自1943年获得“四强”的大国地位以来，中国在对日作战中的表现并未如盟国预期的那般好。1944年，面对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国民政府部队一路撤退，丢失大片土地与人口。在国际声望下跌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坚持中国战区统辖泰国北部与越南北部，显然是为了维护中国脆弱的大国地位，以鼓舞国内民众士气。
其二，盟军从中国战区基地发起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接受蒋介石的指挥。这一条件看起来非常古怪，因为按照盟国约定，中国战区内的盟军本来就处于蒋介石的指挥之下，他们所从事的任何军事活动或准军事活动也理所当然地应该向蒋介石报告批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譬如，英国人在中国战区内的情报活动，就从未向蒋介石汇报。
8月10日和11日，通过赫尔利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J. Seymour），蒋介石分别对杜鲁门和艾德礼的信函做出回复。他提出的“修正后的北纬16度线方案”，立刻遭到英国人的反对。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主张维持原方案不变，参谋长们甚至还想将越南北部划出中国战区。为实现这一目标，布鲁克提出，英国可以协助法国尽快返回越南，譬如让一些法国人“出现”在越南，将越南在事实上变成法国人的作战区域。这样一来，蒋介石就没有理由派兵进驻越南北部了。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这一立场，得到了英国内阁的支持。
8月14日，英国外交部致电薛穆，对蒋介石的方案做出正式回复。在电文中，英国表示，鉴于时局发展，东南亚战区与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问题，“已无再加讨论之必要”。两国当前的共同目标应是“恢复法国在越南之行政并对法国军队及行政人员于其可能到达时，予以便利，俾得返越”。很明显，英国人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方案，而且还否定了之前与美国人达成的北纬16度线方案。
8月16日，蒋介石收到英国外交部的回复。对于英国人的主张，蒋介石颇为不满，认为其就是想“取消我北纬十六度以北本战区所行使之职权也”。同日，蒋介石收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杜鲁门批准的《总命令第一号》。该命令明确规定，越南南部和泰国境内的日军应当向东南亚战区最高指挥官或其代表投降。这意味着，泰国全境和越南南部划入了东南亚战区。也就是说，蒋介石的方案也没有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在日本业已投降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放弃自己的方案，接受了《总命令第一号》的安排。根据该命令，中国战区仅包含中国与越南北部地区。至此，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战区统辖范围之争宣告结束。
成立中国战区，最初只是英美两国拉拢中国、维持中国军民抗日士气的应急性措施，是英美施加给中国的一种军事合作机制。中国战区的这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时中、英、美三国围绕该战区统辖范围展开的交涉。就中国战区的成立而言，全部议题都由英美两国先行做出决定，中国只是被动接受。就中国战区统辖范围的调整而言，大部分重要交涉都在英美两国之间进行。无论是1943年秋英国将泰国划转东南亚战区，还是1945年夏英美将越南南部划出中国战区，中国都没有参与决策过程。中国所做的只是在事后抵制英美两国的决定，并尽力维护中国战区统辖区域的完整。
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是中、英、美三国博弈的结果。对于国民政府而言，维护中国战区统辖区域的完整，与其说出于对日作战的军事需要，不如说是出于维护中国大国地位和加强中国在泰国和越南两地影响力的政治考虑。与中国针锋相对，英国坚持将中国战区的部分统辖区域划转东南亚战区，在便利军事行动之外，主要是为在政治上恢复并扩大自身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在中英交涉中国战区统辖范围的过程中，美国扮演了中间人与调停者的角色。一方面，美国在政治上积极扶持中国成为大国，支持中国战区统辖泰国和越南。另一方面，出于对日作战的军事需要，面对英国损害中国战区利益、扩大东南亚战区统辖区域的行为，美国又多有妥协，同意将泰国和越南南部从中国战区划转到东南亚战区。
中、英、美三国关于中国战区统辖范围的交涉，在调整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战区边界的同时，也对盟国战后受降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盟国领导人协商确定的《总命令第一号》关于受降区域的划分，基本上参考了盟军各战区的统辖范围。以中国战区为例，由于海南岛和台湾岛划入该战区，战后国民政府才能直接从日军手中接收上述地区。同时，由于泰国和越南南部划出中国战区，中国未能派遣军队进入这些地区接受日军投降，进而错失影响这些地区战后政治发展的机会。
当然，即使泰国和越南南部仍然留在中国战区，且盟国约定由中国负责这些地区的受降工作，国民政府也无法抽调足够的部队前去接受日军投降。毕竟，对国民政府来说，接收国内日占区在优先程度上远高于泰国和越南南部地区。国民政府的这一选择，反映出其对外政策的特征开始逐步从战时的外向性转为战后的内向性。以中国对越政策为例，战时国民政府争取中国战区对越南的统辖权是为了维持中国在越南的影响力，维护大国地位。而到了战后，国民政府先是派遣10余万部队入越受降，而后又在没有巩固在越南影响力的情况下将部队撤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抽调部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争夺国内日占区。在国共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英美交涉维护中国战区统辖范围时考虑的各项因素，如维持中国在泰国和越南的影响力、维护中国的大国地位等，均不再成为其制定对外政策时的主要考虑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