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富聪，系《团结报》史学版编辑
我们党历来重视宣传工作。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平津唐点线委员会领导的华北沦陷城市地下党继续坚持宣传和秘密抵抗活动。1940年后，党中央逐渐加强了沦陷城市工作。1940年，中央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1941年，在北方局扩大会议中强调，知识分子“是开展敌占区与接敌区工作的桥梁”，要向他们积极传递《论持久战》等书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36页）。北方局下属的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各级城工部门非常重视沦陷城市工作，选拔了许多适合打入沦陷城市的人员进行培训，《论持久战》作为重要文件被列入培训课程。例如，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在派遣人员打入沦陷城市前，一般都进行短期（两星期至一个月）的训练。训练内容就包括对《论持久战》的研读（《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1995年，第38页）。
参加城市工作培训班的学员对学习《论持久战》印象深刻，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都有记述。北平地下党员刘北海回忆，他到冀热察区党委办训练班学习。“学习内容是《论持久战》和国内外政治形势”（《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三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93页）。地下党员王若君回忆，她学习的内容有“毛泽东《论持久战》等，党的政策及敌占城市建党问题的材料”（《文史资料选编》第十辑，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58页）。北平地下交通员安捷回忆，她在晋察冀城委培训期间也学习了《论持久战》（《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晋察冀边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1年，第488页）。冉成1944年2月进入山东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学习，被分到青年队。他回忆道：“这个队里的青年都是从城市来的学生……大家共同学习《论持久战》。”（《勿忘历史：抗日战争回忆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接受城市工作培训的人员数量也相当可观，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仅“晋察冀城工部系统包括平、津、唐的地下党员已有五百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19~24页）。再如，负责济南城市工作的济南工委在两年左右时间即“在市内发展了480多个群众地下工作关系”（《历下潜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79页）。
这些经过学习培训的城工干部和进步青年大多被派遣打入沦陷城市做秘密工作，也促进了《论持久战》在这些地区的传播。例如，1943年3月15日，北方局对山东分局作出指示，在对敌占区的宣传工作方面，“要特别注意质量，印发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两书，到敌占区、游击区广泛散发，并用一切办法保障送到觉悟知识分子及伪军伪组织上层分子手里”（《山东党的历史文献选编（1920-1949）》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48页）。1944年，山东分局指示鲁中区党委和济南工委，应做到有组织地经常地供应与散发“毛主席的三大著作之类的小册子”（《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6页）。
相比于在大后方可以公开传播，如何把《论持久战》输送到沦陷城市受众手里显得极为关键。以往研究已经注意到，根据地曾以“伪装书”的办法向沦陷区输送了许多进步书籍（孙睿：《〈论持久战〉版本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9期），但没有注意到这些“伪装书”是如何具体运进沦陷城市的。实际上，由于日伪禁止抗战书刊在其占领区发行，从根据地往沦陷城市输送书籍等物资需要依靠城工部门的秘密交通线。如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论持久战》小册子就是经过城工部的渠道发行到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大同、太原、张家口等地的（《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资料选编》，第14页）。
城工干部和交通员进入沦陷城市时，往往随身携带《论持久战》。如北平地下交通员刘北海1942年4月被捕，日本宪兵在搜查其住宅时就发现了《论持久战》等书（《流村镇志（下）》，人民出版社，第222页）。天津圣功中学读书会会员在地下党员何方那里看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台湾同胞抗日五十年纪实》，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年，第603页）。陈典明于1944年底被冀中七地委城工部派到天津电信局做地下工作，他选好发展对象后，“便把带来的解放区的书刊拿给他们看，如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页）。
地下党组织时常动员沦陷城市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去参观，他们返回城市时往往也携带《论持久战》。北平地下党员崔月犁回忆，他在北平发展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培训。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通过曲阳的秘密交通线送走了十几个人”到根据地。“由于张德吾、王用孚都有伪职身份，刘仁同志就指示他俩从根据地往敌占区带秘密宣传品，……这一工作由他俩直接到城工部去取材料，然后带到北平”，其中就有《论持久战》（崔月犁：《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1943年）》，第399页）。在天津，田英等人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天津市青年抗日救国会（1943年8月更名为“抗联”）。田英去过根据地，返城时携带着《论持久战》等来之不易的学习文件（《女性与近代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89页）。
一些地下党组织获得《论持久战》后，还就地秘密印刷宣传品。如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办了《自学》刊物，刊载了《论持久战》一文（《风物：燕园景观及人文底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4页）。有的地下党组织还设立了秘密图书馆，小范围传阅《论持久战》。如青岛崇德中学支部建立秘密图书馆，藏有从根据地秘密带来的《论持久战》等书（《中国共产党青岛抗战史》，青岛出版社2005年，第194页）。
《论持久战》被输入沦陷城市后，城工部门领导的地下党员向进步青年等人秘密传阅，受众阅读的方式既有个别阅读，也有集体阅读，还有对《论持久战》的听讲和研讨式学习，他们在阅读之后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效果。
地下党组织的个别阅读。北平女一中学生俞立回忆，地下党组织经常给她们进步书籍和从根据地带来的文件、印刷品。其中令她“印象最深的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北京史回忆录》第三辑，北京出版社，第52~53页）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主任余贻倜回忆，地下党崔月犁经常给他捎来一些“《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出来阅读。书里的话入情入理，说在了我的心上”（《崔月犁自述及纪念文章》，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年，第19页）。余贻倜在崔月犁的影响下，参加了秘密抗日工作。1942年，张海泉、崔英、郭敬等奉冀中博野县委城工部指示赴北京，在原北平外一区、外三区等地开展宣传工作，内容为“宣传《论持久战》，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增加对我党的好感”（《中共崇文区地下党斗争史料》，第203页）。
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集体阅读。曾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的李光回忆，女附中的地下党支部“秘密组织了读书会，学习进步书籍，包括《中国共产党党章》和《论持久战》等书”（《峥嵘岁月：北京西城老同志的回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4页）。1943年，焦英被党组织派往敌占区的鲁北鸿文中学做青年学生工作。党支部在校内组织了“读书会”，“从解放区带进了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等书籍，也在读书会中秘密传读”（《亲历抗战：北京教育界老同志抗战回忆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第322页）。天津圣功中学读书会同学还进行研讨式学习。1939年11月，张凛组织几个同学“再次学习《论持久战》，在这次讨论后她约苏菁单独到她家楼上，作入党前的第一次谈话”，随即苏菁被组织上接受入党（《台湾同胞抗日五十年纪实》，第604页）。
对《论持久战》的启发式讲解。王见欣于1938年至1940年任济南工委书记，他打入济南城内后，找到了济南鲁麟洋行经理毛晓亭进行抗日宣传，“把《论持久战》等书给他看，对他表示信任”。王见欣对该行职工讲国际国内形势，传阅《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书，经过一段时间后，在该行就发展了两批党员（《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8卷，第300~303页）。当事人毛晓亭称，他读了《论持久战》后很受启发。据他回忆，王见欣“几次给工人宣传毛主席刚发表不久的《论持久战》。我曾参加过两次，对我教育启发很大，至今记忆犹新”（毛晓亭：《回忆掩护中共济南地下工委的一段经历》，《济南工运史料》第四辑，第15页）。对《论持久战》的讲解在伪军中也有反映。王甦是华北临时政府治安军宣导训练所学监，他回忆称，“我作为学监可以得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中共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书籍”。1944年3月，王甦经地下党人薛成业介绍入党，他给伪军官教授战术，将《论持久战》作为课程进行讲授，“讲授的效果实际上是宣传了共产党、八路军，对学员有相当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1995年出版，第259~260页）。
总之，从《论持久战》在沦陷城市的传播来看，中共城工部门和地下工作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地下工作人员和秘密交通员在发展组织和宣传工作时通过个别传阅、集体讨论学习等方式，实现了其更加广泛的多次传播。从《论持久战》被民众的阅读接受来看，其受众范围包含青年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和伪军等。《论持久战》成为地下党组织教育沦陷区民众非常重要且有效果的宣传品。通过学习《论持久战》等书籍，许多民众提高了思想认识，有的去根据地参加抗战，有的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有的则成为抗战的同情人员，对于团结广大民众投身全民族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