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
作者：刘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内容提要
近年来，性别维度作为分析框架被广泛运用到日军“慰安妇”问题及战争性暴力研究中，由此带动研究方法及视角的转移，并促进研究领域的拓展及研究的深入和细化。但一些研究也出现对性别维度的过度依赖或盲目迷信，如以性别史代替政治史，提出超越国家与民族立场，以及由此导致的模糊甚至否认“慰安妇”制度实质等非历史主义倾向。“慰安妇”问题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它既是性别史的研究对象，更是政治史研究的范畴，在使用性别维度时需要厘清其研究的限界，并保持应有的警惕。
关键词：慰安妇 性别 性暴力 战争 日本
一、性别维度与战争性暴力研究
初期女性主义史学虽将历史记载中长期失声的女性声音发掘出来，但研究方法和视角较为单一，即一般将女性历史视为单一模式，忽略女性个体身份之间的差异，以及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如阶级、种族、性偏好、宗教背景等。20世纪80年代，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提出，要纠正历史记录中的偏见，必须重视女性的社会关系——过去社会性别群体中所有性别的重要意义，必须同时研究女性和男性，从而将“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术语引入女性主义史学。
性别史与西方学界的“语言转向”、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及“新社会史”等理论几乎同时兴起，其观点为其他学说不同程度地接纳。反之，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也受到其他学说的影响，呈现多元的研究特征。性别史理论认为，男女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一种生理属性，而是由后天，即社会文化建构的，男女身份的特质是文化的产物，且在历史中不断变化，因此在研究男女问题时，需要考虑其社会环境、经济状况、文化制度、宗教背景以及国家、种族、阶级等因素。性别研究的目的是要理解性别差异贯穿社会与文化的系统方式，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性别差异给予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其目的是唤起对女性本身的关注，探寻女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曲折、苦难、贡献、价值、原因及问题等。
性别维度的引入对于传统学术具有重要的启迪。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世界就被分属为男、女两种性别。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受到两种性别因素的影响，任何排斥或忽视女性的历史都是偏颇的、片面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国家安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概念，因为它的重要性、公共权力，以及它拥有崇高权威的事实和原因，都建立在它把妇女排斥在外的前提上。”从这一观点出发，女性重新被纳入长期以来被男性主导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研究领域的视野，并成为重要的分析因素。从女性史研究本身来看，一方面，由于主张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使女性史研究突破之前的藩篱，从仅仅关注女性婚姻、家庭、性、教育、身体等，扩展到女性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互动及其作用，以及与男性权力及关系的博弈、消长；另一方面，在思考女性问题时，男性也成为重要的参考对象，探究作为个体的男性，其社会与政治身份是如何形成、如何转变的。
受多种理论的影响，性别史研究具有多元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性别分工和不平等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一直存在，性别史提倡全球史视角，主张跨国史研究，以比较视野分析性别在不同国家、民族、种族历史中的共同性及差异性，引导历史分析超越作为一个封闭的、独立的历史单元的“国家”。性别史研究强调话语、社会背景、个体能动性和经历等因素，“在分析中引入社会背景，历史参与者在竞争、抵抗和改变话语的过程中的能动性和角色等问题”。性别史认为历史具有多重结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个人经历和身份均具有复杂性、流动性、多变性的特点，不可能是一种固有的、稳定的结构模式。由于重视个体体验和经历，性别史研究极为重视口述史料的运用。此外，性别史也注重跨学科研究，把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具体研究之中，从而使历史呈现立体、多元模式。上述理论和观念，极大地影响了“慰安妇”问题研究。
追求两性平等是女权运动及女性主义史学的最高宗旨。女性主义史学最重要的特征是具有高度的现实关怀性，其研究范畴往往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及女性权益变化而转移。战争与性暴力的关系问题被纳入女性主义史学的研究范畴，并成为持续至今的重大课题，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涉及女性自身命运的重大国际事件相关。1991年8月，韩国妇女金学顺勇敢地站出来声称自己是被日军强征的“慰安妇”，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湮没了几十年的日军“慰安妇”制度暴露出来。1992年，波黑战争爆发，妇女成为征服的主要对象，无论塞尔维亚族、穆斯林族，还是克罗地亚族，相互之间对异族妇女均实施了以种族清洗为目的的大规模集团性强奸。塞族军队还将被强奸后受孕的妇女强制隔离，禁止其堕胎，强迫生产带有塞族血统的婴儿，而克族和穆族也设置了以关押塞族妇女为主的监狱妓院。1994年，卢旺达冲突爆发，妇女再次遭到灭顶之灾，据不完全统计，有5万名图西族妇女遭到胡图族男子强奸，不少妇女因之怀孕并产下孩子，被称为“战争之孕”。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国内爆发冲突，数千名华裔女性遭到包括印度尼西亚军人在内的大规模强奸和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后再次爆发的一系列以消灭民族、种族为目的的强奸暴行，与日军“慰安妇”制度具有同一性质，均是赤裸裸的反人类罪行，从而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也促使更多的女性主义学者转向了战争与性暴力研究，特别是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反思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在研究中，充分利用性别维度这一新的分析方法，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述，极大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在学界和社会引起广泛反响。
二、性别维度下的“慰安妇”问题研究
第一，研究方法及视角的转移。性别维度的引入，从宏观角度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战争史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单一叙事框架，走向个人生活史的研究。具体从“慰安妇”问题研究看，不仅使长期被湮没的日军性奴隶制度成为战争史无法绕开的课题，也丰富了“慰安妇”问题的叙事方式，即从单一的文本、他者所述的受害经历，向受害者个人的“自述”转变，长期在研究中被遮蔽的受害个体成为主角，开始发声，个体体验及记忆成为关注的焦点，社会调查和采访成为重要的研究手段，口述史料成为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慰安妇”口述史与文本、 官方“慰安妇”史一起构成多重历史叙事。以女性自身的讲述去质疑过去的记忆和记载，纠正了受害主体隐而不彰的性别偏向，对其遭受性暴力时的伤痛、反抗，乃至于无奈、顺从等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第二，研究维度的拓展。战争性暴力是一个古老话题，自从有了战争，就产生了对妇女的性迫害。性别维度的引入，一是促使“慰安妇”问题研究从单一的战争史窠臼中脱离出来，将战争性暴力问题置于性别维度中进行考察，从女性史、社会性别史的视角，关注受害女性的生活与命运，探寻历史上两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战争性暴力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这不仅从世界战争史的角度追根溯源，探究战争性暴力的源起，更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当今民族纷争和国际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一定程度上拉伸了“慰安妇”问题研究的时间维度。二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强征的“慰安妇”涉及整个东亚和南亚国家女性，只要被日军侵略占领的地方，均设有慰安所，因此，“慰安妇”的历史不仅是日本史的内容，也是东亚史和南亚史的重要内容。这就在空间维度上，促使“慰安妇”问题研究打破国别史的藩篱，不再局限于日本、中国、韩国、朝鲜、印尼、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一个个孤立的空间，而是置于整个东亚和南亚史的分析框架内，把“慰安妇”作为遭受日军性暴力的特殊群体，并将这一特殊群体作为一个整体，以探寻其共性和差别，以及慰安所的运行全貌和机制。
第三，性暴力的普遍性。现实政治冲突中持续出现的性暴力，促使性别史学者从整个人类历史中反思战争与性暴力的关系，揭示只要有战争，就会存在对女性的性歧视和性暴力，战争与性暴力是一对孪生怪胎，并呈现群体性及大规模性，尤其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在东方战场还是西方战场，交战双方均不同程度存在对敌国、他国妇女实施强奸或设立军妓院这一历史现象。进一步从比较视野出发，通过跨国史研究，揭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仅战争始作俑者德国、日本等轴心国，即便声称为正义而战的美国、苏联等同盟国军队也存在对敌国、他国妇女的大规模强奸，强奸暴行普遍存在，不分敌我、不分正义非正义。这一研究，褪下罩在盟军头上的光环，揭开了盟军历史的另一面，让掩盖近半个世纪的盟军罪恶暴露出来，纠正了以往强奸暴行仅仅发生在轴心国的片面印象，从而震惊了国际社会。其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著作有英国学者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的《柏林：1945》（Berlin：The Downfall 1945），美国学者罗伯特·莉莉（J. Robert Lily）的《暴力夺取：二战期间美国军人在欧洲的强奸》（Taken by Force：Rape and American GIs in Europe during World War II），德国学者雷吉娜·莫赫汉森（Regina Mühlh·user）的《战场上的性——德苏战争下的德国士兵和女性》（Eroberungen：Sexuelle Gewalttaten und intime Beziehungen deutscher Soldaten in der Sowjetunion），美国学者玛丽·路易丝·罗伯茨（Mary Louise Roberts）的《自由的代价：二战中美国大兵在法国干了什么》（What Soldiers Do：Sex and the American GI in World War II France》），英国学者乔安娜·伯克（Joanna Bourke）的《性暴力史》（Rape：A History from 1860 to the Present），等等。这些著作不再聚焦于战争发动者的性犯罪，而是揭露美、苏军队在欧洲战场对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女性的强奸，以及设置军妓院等丑闻，其程度及规模均令人触目惊心。罗伯特·莉莉查阅大量军事记录和审判记录，估计从1942年至1945年，美军在欧洲战场至少强奸了14000余名德国、法国的平民妇女。罗伯茨以“跨越大西洋的视角”，揭露美军在解放法国的过程中对法国妇女的强奸、买春卖春，以及以面包、罐头诱使普通女性发生性关系，乃至于设立军妓院等丑闻。不仅欧洲女性，日本女性在战争中同样遭受性暴力的侵害。日本学者加纳实纪代揭露1945年9月苏军进攻中国东北时，除强奸日本妇女外，还要求日本满洲移民开拓团为苏联军队提供女性；而盟军占领日本后，日本政府成立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AA），征召妇女设置慰安所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上野千鹤子等日本学者进一步披露一些日本女性因被强奸而怀孕，归国后被迫“违法堕胎”的历史。性别视域不仅关注女性，同样也关注男性。乔安娜·伯克揭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当代战争中普遍存在对男性（特别是男性俘虏）的性虐待丑闻。上述著作是近年来性暴力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由于性暴力在战争中频繁发生，以至于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将战争与强奸直接等同起来，认为“战争就是强奸”。而“rape”（强奸）一词，在现代书写中也被赋予了更多的隐喻而被广泛运用。
第四，关于“慰安妇”制度推行的原因。过往研究往往将日军推行“慰安妇”制度简单归因于满足士兵的性需要，以避免军纪涣散。性别史研究利用“语言学转向”理论，分析了女性身份构建及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又从权力结构及文化建构出发，指出强奸与民族主义、国家政治的关系，即女性的性行为是民族认同与声誉的重要决定因素，“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在东亚实现政治权力的表现，而非仅仅是解决军队的性欲需要，女性身体被隐化为战场的一部分，成为国家权力争夺的场域，日军对被占领国家妇女身体的征服与其对领土的征服具有同等重要的政治意义。从这一意义出发，日军对士兵及妇女的身体管理是军事战术的一环，将“慰安妇”制度简单归结为解决性欲问题实际消解了其政治含义。罗伯茨更具体地探究了盟军在解放法国、意大利过程中“性”的政治意义，即“控制和顺从的各种模式”。从诺曼底登陆前美国媒体带有引诱性质的政治宣传，到占领法国、意大利后对当地妇女的强奸，军妓院马棚的设置，以及在管理“性事”问题上与地方权力机构的博弈，都充分说明“性问题对于美军如何策划、实施以及赢得欧洲战场的胜利起到了根本性作用。性行为并非只是为了释放战争压力的副产品，而是权力的神话、象征与模式”，诺曼底登陆实际为美国的“政治霸权打开了局面”。从国家权力与性别的关系视角，上野千鹤子认为，性暴力与战争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战争性暴力不等同于“强奸”，它实际包括对敌方女性所实施的强奸行为、对军队士兵及“慰安妇”身体实施管理、鼓舞士气等众多问题。这些成果，将“慰安妇”问题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对于从根本上认识战争与性暴力的关系、“慰安妇”制度的本质，乃至于现代社会性暴力的根源，均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第五，“慰安妇”制度的多重结构。从性别差异是社会建构的理论出发，性别史学者注重分析特定环境下结成的各种关系，如夫妻、父母、家庭、社会等，以及遭受性暴力的各种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性别因素、个体因素，乃至种族因素、宗教因素。性别史学者认为，每一位女性沦为“慰安妇”的原因都不尽相同，不可能是同一模式，因此，将重点放在探究性暴力的发生机制，即：“性暴力是在怎样的战争环境中发生”问题上，包括战前受害主体所处的社会结构、统治机制、家庭关系如何，日军的占领控制过程，战争进程的推进对“慰安妇”征集、慰安所设置的影响，控制与反控制机制，等等。比如，日本学者石田米子等人在山西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对“侵略和抵抗的历史”进行考察，分析战争前后从县到各村庄的政权形态，如“维持会”的抗日或亲日、两面政权的特征等，着力探讨“慰安妇”制度在前线的发生机制。在此基础上，以比较视角进一步探究战争性暴力中性别和个体的多元性。如在战争环境下，不同性别、不同个体的思想、感受及行动，性暴力对受害女性生命历程的影响。男性也被纳入分析对象，不断追问作为加害者的原日军士兵，“为什么要施加如此残酷的性暴力？有没有后悔？以及被有罪的意识折磨过？战后又是怎样生活过来的？”等问题，以构建不同个体对战争的感受及战争记忆。换言之，在注重宏观叙事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微观分析转向；在注重共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个性，力图呈现“慰安妇”问题的多重性和立体性，从而改变“慰安妇”研究中千篇一律的控诉史印象。
第六，不同性别在“慰安妇”制度实施中的主体性。性别史研究者认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不同性别在“慰安妇”制度的具体运作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包括责任者、受害者、旁观者、协力者、反抗者。不同角色也非固定不变，而是呈现出流动性、复杂性、多样性。石田米子等学者深入分析了山西黄土村庄中男性、女性从抵抗到不合作，最后到“协力”被迫交出“慰安妇”的转折过程。日本学者秋山洋子等人分析了日本女性在战时的经历和活动，揭示出日本女性既是维护日本侵略战争体制的帮凶，也是战争受害者的多重身份。
第七，受害妇女个体身份的变化及其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与日军其他战争罪行相比，“慰安妇”制度在战后不仅没有得到审判，而且长期未引起国际社会重视。战争期间，虽然有数十万妇女沦为日军性奴隶，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1991年，在近50年的时间内，没有一个受害妇女站出来承认自己曾经是日军的“慰安妇”。“慰安妇”历史仅在文学作品中偶有揭露。1964年，田村泰次郎以“慰安妇”为原型发表小说《蝗》。1973年，千田夏光以文学形式发表《从军“慰安妇”》时，表示希望能听到当事者的声音。直到1991年，受害妇女才陆续站出来，承认自己曾经是日军的“慰安妇”。在这一过程中，“慰安妇”身份经历了从集体耻辱到民族英雄的转折。性别史学者从社会文化建构的视角出发，着力探讨了导致受害妇女长期保持沉默的社会“压抑机制”，以及从被鄙夷到同情再被接纳这一特殊文化现象，认为性别中长期的不平等及遭受性侵不仅是个体也是集体耻辱的文化现象，这让受害妇女长期压抑自己的痛苦不敢声张，并遭受社会的种种歧视，身心备受煎熬。在这一过程中，施加于受害者身上的民族压迫机制自始至终存在，只不过从外部（日本国家）转向内部（国家、民族）。从这一角度审视，性暴力的伤害并未因战争结束而终止，而是延续终身。这对于如何全面认识“慰安妇”问题，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此外，跨学科的方法也被引入到“慰安妇”研究中。有学者从医学的角度探讨了性暴力对受害者的影响，如创伤应激综合症（简称为PTSD）。还有一些学者从记忆学的角度探讨了“慰安妇”证言等问题。
三、性别维度在“慰安妇”问题研究中的限界
第一，应避免在所谓的全球史视野或比较视野下，用性别史淡化、模糊，甚至代替“慰安妇”问题研究的趋向。战争与性暴力是一对孪生毒瘤，只要有战争，就很可能有对女性的强奸。特别是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随着种族、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愈演愈烈，对妇女的性暴力不仅有增无减，并且越来越严重，无论战争责任者还是受害者，无论正义之师还是非正义之师，都不同程度犯下对妇女的性暴力罪行。有学者从性暴力是战争的普遍现象，其他国家在战争中也存在对妇女的强奸暴行这一观点出发，认为“慰安妇”不是日本特有的制度，而是“任何帝国军事扩张时都有的现象”，是一个“殖民近代化问题”，而女性是在国家“追求近代化过程中不幸受害”，因此，“慰安妇”问题应置于“帝国”框架下进行分析，甚至认为“将责任全归罪日本，无视朝鲜社会自身的问题”，反而矮化了“慰安妇”问题。这一观点，非常值得警惕。
“慰安妇”制度虽从属于战争性暴力的范畴，但又具有特殊性。首先，需要厘清“慰安妇”及“慰安妇”制度的概念。所谓“慰安妇”，是指“因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被强迫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女性”。“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违反人道主义、两性伦理、战争常规且制度化了的国家犯罪行为”。它与泛化的战争性暴力的重要区别是国家权力的介入。概而言之，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制定的征服政策之一，表现为高度政治化、组织化、制度化的国家行为，是战争性暴力中最为典型、最为残暴的集团性性暴力。其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国家之多、受害妇女之众，亘古未有，其手段令人发指。将战时日军推行的“慰安妇”制度笼统泛化为战争性暴力，掩盖了该制度的本质及特征。其次，从学术角度看，历史由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事实组成。性别史研究虽已揭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论轴心国还是同盟国，无论以占领为名还是以解放为名，无论对敌国还是盟国，都普遍存在对于妇女的强奸暴行，但仍然是冰山一角，需要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战争性暴力分别进行探究，尤其需要对日军“慰安妇”制度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典型、最为特殊的性暴力形式进行深入分析，叩问产生这一罪恶历史的原因，以总结历史教训。历史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全面客观揭示这两种性质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也是学者的责任和良心。从学术研究的路径和规律反思，全球史或跨国史研究也必须建立在国别史研究的基础上。最后，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性暴力的普遍性，不能成为学者为“慰安妇”制度开脱的借口，稀释或掩盖日本的战争罪行，更不能减轻或消解日本的战争责任。
性暴力是民族政治与性别政治共同作用的产物，女性身体在民族战争中承受着民族和性别的双重迫害。从学科属性看，“慰安妇”问题研究不仅是性别史研究的对象，更是政治史研究的范畴。“慰安妇”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征服亚洲民族的国策之一，是对占领地施加的一系列暴行中的极端表现，是日本帝国主义“施行军事暴力、法律暴力、经济暴力、文化暴力、社会暴力等整体暴力的一部分”。从性质上看，它与大屠杀、无差别轰炸、细菌战、强制劳工等并没有差别，均是反人类的极端暴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研究中不能因其具有性别特征就一叶障目，将之与其他暴行割裂，应从整体上去把握、探究日军暴行史的全貌及其实质。另外，仅局限于从性别这个单一的视角去分析，也割裂了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复杂关系，无法真正解释“慰安妇”制度推行的原因及实质。因此，性别史研究不能模糊，更不能代替“慰安妇”问题研究，在引入性别维度的同时，更需要以政治史研究的理论及方法对之进行深刻剖析。
第二，应避免以追求多重结构、多元视角为名，从个人价值判断出发，以立场选择史料，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实，甚至故意歪曲史实，以偏概全。如有学者认为，受害妇女沦为“慰安妇”的过程中存在“结构性暴力”，这种暴力不仅仅是物理性的暴力，还包含经济压迫、语言暴力，或是被父母卖为“慰安妇”等“不可见的暴力”，应打破“慰安妇”是被强制的单一叙述模式；“慰安妇”中不乏职业妓女和为摆脱贫困，甚至为追求经济利益而自愿献身的女性，这些女性很难纳入“强制”范式之中。有学者选取部分口述史料（包括加害者的口述），认为经营慰安所的主要是妓院老板，一概将“慰安妇”视为日本政府的“强制”是偏颇的，犯罪主体，首先应该是那些从业者，而不是日本政府；“慰安妇”的个体经验差异较大，“慰安妇”证言中呈现多样的角色和姿态，“慰安妇”的生活并不是完全不堪，而是多元的，有的妇女因此还清了债务，有的妇女与士兵产生了爱恋，将“慰安妇”塑造成为“纯洁的少女”，掩盖了“慰安妇”的多元性。为了否定“慰安妇”制度的强制性，甚至以推测态度，认为在强抓“慰安妇”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是将穿着军方工作人员（军属）制服的从业者当成了军警。这些言论，与日本右翼的言论如出一辙，如果不是故意为之，就是研究态度存在严重问题。日军强制抓捕、摧残“慰安妇”的事实，无论在战时日本政府的各级公文中，还是在中、日、韩三国学者的调查材料中，已经证据确凿，根本不值得一驳。不从全面占有、审视材料的基础上，无视加害者与被害者证言本身存在的认知差异，记忆的选择性问题，特别是不从根本上认识“慰安妇”制度最直接的原因是日军发动的侵略战争，均是非历史主义研究。受害妇女的体验和感受虽有不同，当中偶尔闪过的人性光辉并不能改变“慰安妇”受迫害受奴役的整体命运，更不能掩盖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残暴性和反人类性。
第三，“慰安妇”问题研究不能，也无法超越民族、国家立场。从性别建构理论出发，一些学者认为，“慰安妇”问题不仅仅是“民族”问题，本质上是男权、父系家长制建构的性和阶级问题。从这一观点出发，上野千鹤子提出，在“慰安妇”问题上，应超越民族、国家立场，防止被民族主义裹挟，在认识日本政府的罪行时，不要把国家与个人联系起来，应从性别的角度，秉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妇女同样是受害者，故应提倡“反思的女性史”（reflexive women's history），不仅日本要反思，同盟国也应该反思。有的学者甚至于从殖民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一系列错误的观点和言论，如把朝鲜人与中国台湾人“慰安妇”混同于日本人“慰安妇”，视作日本帝国的臣民，同属“日本”阵营，提出日本军人对朝鲜人“慰安妇”的强奸，与征服“敌国之女”两者在本质上完全不同；日军将朝鲜人“慰安妇”弃之不顾，是人性中自私自利的表现，而不是民族歧视；朝鲜人“慰安妇”问题，不是普遍的女性人权问题，而是殖民地问题；日本人“慰安妇”，同样必须每天面对众多士兵，无从选择，朝鲜人“慰安妇”不过是日本人“慰安妇”的替身。上述言论，已不仅涉及学术问题，而是关涉立场问题，非常值得警惕。
首先，历史问题是无法超越民族、国家立场的。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本质上就是一场民族战争，是以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征服为最终目的。其次，“慰安妇”制度是日本推行侵略战争的武器，它与军事占领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再次，性暴力是民族主义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略、殖民主义等复合因素的产物。”“慰安妇”制度的残暴性最先体现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方面。大量的史料证明，“慰安妇”制度的运行机制，自始至终都贯彻着日本的民族歧视和民族迫害政策，如将日本、朝鲜、中国等国“慰安妇”分为三等，分别服务于不同级别的日军官兵。处于最低等的中国“慰安妇”连牲口都不如，她们遭受的性迫害，其惨状及受害程度均是日本“慰安妇”无法想象的。最后，日本“慰安妇”虽是战争受害者，但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慰安妇”有着本质区别和差异，分属于不同的压迫机制，前者是国内问题，后者是民族问题，二者不可混淆。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若不从本质上进行反思，所谓的反思，无异于缘木求鱼。要彻底认清“慰安妇”制度的实质，必须将其置于民族、国家框架中进行分析，因此，“慰安妇”问题研究绝不能超越民族、国家立场。
第四，应区分政治和学术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推行的“慰安妇”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极端野蛮、非人道的性奴隶制度，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最耻辱的罪恶。由于种种原因，“慰安妇”问题至今未能彻底解决。当前“慰安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从历史角度看，它是历史遗留问题；从国际关系看，它又是现实政治问题，并且具有关涉人权的普世意义，故而呈现出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纠葛和博弈。自20世纪90年代“慰安妇”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就以两个方向或两个层面推进。一个是学术层面，“慰安妇”问题引起日本、中国、韩国等相关国家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各国学者逐步展开调查和研究，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另一个是政治层面，战争期间受到日军性暴力伤害的幸存女性在各国爱好和平人士的帮助下，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并通过政治宣传、外交游说、立碑塑像等活动广泛呼吁，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因此，引发日本与亚洲相关国家在外交上的交涉。随着战后世界人权，特别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妇女的权益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从根本上彻底清除对妇女的歧视和暴力的呼声高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在民族、种族冲突中持续出现的性暴力犯罪，与日军“慰安妇”制度具有同一性质，这是国际社会决不能容忍的，这也推动国际组织及相关国家的积极介入。1992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推行的“慰安妇”制度展开调查，将其定性为军事性奴隶制度，要求日本承认在战争期间强征“慰安妇”的事实，并向受害妇女赔偿并道歉。之后，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相继通过了一系列法案，要求日本承认“慰安妇”问题并承担历史责任。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慰安妇”问题不仅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慰安妇”问题也从区域政治问题上升为国际政治问题，成为东亚国际关系的风向标。“慰安妇”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不仅具有揭露日军侵略暴行的历史意义，更具有吸取历史教训，彻底根除性别歧视，终止对妇女的性暴力的现实意义。由于“慰安妇”问题具有的多重属性，因此，“慰安妇”问题研究不仅需要有学术理念，也需要有现实关怀，同时更需要厘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区别，弄清哪些问题可以通过学术研究解决，哪些问题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才能解决，避免将两个层面的问题混淆。
女性主义思潮及女性主义史学均具有现实关怀性。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希望在“慰安妇”问题上使用性别维度超越民族主义立场，实现“历史和解”，以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慰安妇”问题，但难免混淆了政治和学术的界限。“历史和解”是一种政治态度，而非学术原则。作为学术研究层面的“慰安妇”研究不仅无法“和解”，而且必须秉持正确的立场，坚持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彻底弄清历史问题的真相。“历史和解”应建立在还原、承认历史事实，并真正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而这一切必须有坚实的学术基础作为支撑。没有原则的和解是虚妄的，没有对历史的敬畏，任何和解都不能真正实现。而且，作为政治层面的“慰安妇”问题，其最终的解决方式只能通过政治手段，学术研究无法越俎代庖。
“慰安妇”问题研究的学术意义是彻底根除对妇女的性别歧视和性暴力，实现两性之间的真正平等，而达成这一目标的前提是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但从目前的形势看，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从日本自身看，虽然中、日、韩等国的学者对“慰安妇”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国际社会长期关注并推动“慰安妇”问题的解决，但至今仍未触动日本的历史观，相反，日本政府在该问题上不断倒退，与之同时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慰安妇”历史等政治事件频频发生。日本一些媒体还将“慰安妇”问题视为“历史战”，加大了对国际社会的游说和话语权争夺。另一方面从目前国际形势看，对妇女的性别歧视，特别是种族、民族冲突中对妇女的性暴力事件仍然频繁发生，强奸仍然是种族、民族、国家争夺政治权力的武器和表现形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暴力行为越来越与性相关，而且性也越来越成为暴力的核心”，解决该问题的形势仍然非常严峻。从2000年以来，国际社会通过了一系列制止对妇女施加性暴力的决议，前南斯拉夫国际特别法庭和卢旺达国际特别法庭均判决强奸是极端残暴的反人道罪，是仅次于种族大屠杀的第二大国际战争罪行。2015年6月1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将每年的6月19日定为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以提高对制止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行为必要性的认识，尊重世界各地的性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2018年10月5日，诺贝尔和平奖分别授予刚果民主共和国医生穆奎格和伊拉克人权活动家穆拉德，以表彰二人致力结束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使用性暴力而做出的努力。上述行动一方面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妇女权益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现实政治中性暴力问题的严重性。从这个意义看，人类并没有从历史中真正吸取教训，“慰安妇”问题研究不仅责任重大，而且任务艰巨。
中国传统史学提倡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其中，史识及史德应居首位。所谓“史识”，是指学者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史德”是指学者的立场和良心。毫无疑问，性别维度丰富了“慰安妇”问题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但也应承认，任何研究手段和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先进的手段和方法，如果缺乏史识和史德，不仅会使研究走入歧途，彻底失去学术价值和意义，甚至会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因此，在使用性别维度研究“慰安妇”问题时，必须对其保持应有的警惕，厘清其研究的限界，同时对研究中出现的非历史主义趋向，及时予以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