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伯文，南京大学新中国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
从《论新阶段》发表到1939年下半年毛泽东表示相持阶段“有条件地到来”，中共对“相持阶段何时到来”的研判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在此期间，根据地存在着从关注、获知，到困惑、争论等多样图景。大部分人的思考，乃基于毛泽东的言论，同时也反映了周遭环境与时局变化，有的甚至参考了国民党方面的表述。1940年以后，在总结相持阶段特点的过程中，中共逐渐形成统一的抗战叙述，即把武汉会战作为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节点。到七大召开前，以武汉会战结束为相持阶段的起点，已是党内合乎持久战理论与政治现实的历史总结，并得到七大认可。中共对该问题的认知，经历了从战争研判到历史总结的转变。二者密切联系，又有着本质的不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 抗日战争 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相持阶段何时到来”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分析武汉会战后的各方形势，对相持阶段的分期提出自己的观点；另一类则将视角聚焦于理论创立者，尤其是毛泽东的研判演变，着重分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相持阶段起点的认识与判断。第一类研究实际上是研究者对相持阶段的“再划分”，近年来已鲜见讨论。第二类研究，如李蓉认为毛泽东对武汉失守是不是抗战开始转入相持阶段标志的认识，经历了否定—再否定—肯定的过程；王凤青认为，“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武汉失守与抗战相持阶段到来的关系，但在论述中国抗战形势已经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问题时，都是以武汉失守作为标志性事件”。此类研究普遍认为，基于对武汉会战后战争走势的研究，中共领导人的判断经历了动态的变化过程。不过，“相持阶段何时到来”的问题，关乎抗战全局，不仅受到中共高层的密切关注，也在根据地内外引起广泛讨论。时人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与中共的研判互有影响。中共如何推动“相持阶段”概念的普及，如何向根据地内外宣讲“相持阶段到来”的意义，舆论又有着怎样的反馈，这些问题值得深究。另外，战争分期不仅来源于战略研判，也是历史叙述。1945年，朱德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以大会军事报告的形式，确认了武汉会战结束为相持阶段的起始。中共何以一改六中全会所提“过渡时期”的说法，而最终以武汉会战结束作为相持阶段的起点，构成这一论断的因素有哪些？亦值得追问。
因此，本文主要有两个目标：第一，利用报告文书、根据地报刊、干部日记等材料，着重考察中共推动“相持阶段”概念普及的过程，以及“相持阶段何时到来”的问题在抗日根据地的认知与接受情况，并通过梳理根据地内外舆论的互动与反馈，进一步探讨中共研判的形成过程；第二，探寻影响中共研判变化的因素，并就中共为何最终将武汉失守定义为相持阶段起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相持阶段”概念在中共政治文化影响下的构建过程与叙述理路。
中共对抗日“相持阶段”的理论阐释，源于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以下简称“《论持久战》”）。1938年7月1日，《解放》周刊全文刊载《论持久战》（以下简称“《解放》周刊版”）。在“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一节中，第二阶段被称为“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其后第49段首次出现“相持”的表述：“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时，空谈主义可能多起来。”第100段再次出现“相持阶段”：“在相持阶段中，继续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由此可见，《解放》周刊版已经提出“相持阶段”的概念，但与后来广为流传的版本不同，尚未开宗明义地将第二阶段命名为“相持阶段”。
1938年7月，解放社出版《论持久战》单行本，在第37段开头增加了“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一句。不过，该单行本的传播能效相比《解放》周刊有所不及，各主要报刊有关“第二阶段”的提法，多数还是依据《解放》周刊版。如1938年7月25日新华日报馆出版的《论持久战》，以及中共江苏省委及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协同出版的《每日译报》刊发的《论持久战》，皆沿用了《解放》周刊版的表述。至于“相持阶段何时到来”，《论持久战》判断：“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欲达此目的……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由此可见，当时的毛泽东综合考虑了华中、华南以及西北战事，推测相持阶段到来的时间为1940年。
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抗日战争与民族战线的新阶段新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抗日战争“在武汉沦陷后将开始进入新阶段”，“军事意义上是相持阶段”。该报告为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报告《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以下简称“《论新阶段》”）奠定了基础。10月7日至9日，《新华日报》连载周恩来所撰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其中援引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三个阶段的论述，并进一步归纳总结为“先是敌进我退，继着彼此相持，最后我进敌退，争取我们的最后胜利”。考虑到激励军民保卫武汉等因素，周恩来对武汉失守的表述相对委婉，但他还是指出：“只要我们在保卫武汉当中尽了最善的努力，即使武汉不保，我们也还有可能继续长期抗战，争取第二阶段到来的。”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正式提出“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将表现于在敌则进攻，相持，退却，在我则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中”，并用大篇幅分析历史上各类战争的阶段特点，总结并阐发抗战相持阶段的特点。
《论新阶段》发表时正值武汉战局发生新变化，且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党内对相持阶段、武汉局势及抗日统一战线等问题，仍有争论，所以其对第二阶段的论述也更加具有针对性。在《论新阶段》第三章第八节开篇，毛泽东明确提出：“武汉不守之后，以及新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可以预计的基本情况，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又一方面则更加进步。这是新阶段中的基本特点。”《解放》周刊、《新华日报》以及《申报》等著名报刊都进行了全文刊发。可以说，《论新阶段》着眼于武汉战后的新形势，以六届六中全会报告的形式向全党阐释了毛泽东的持久战及相持阶段的理论，进一步统一了党内思想，推动了“相持阶段”概念在根据地乃至全国的接受。在战争形势有实质性剧变时，官兵需要纲领性的指导。此时《论新阶段》的发表，无疑使“相持阶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而在此之前，中共对抗战的分期，部分参考的是国民党的方式。1937年12月，国民政府为“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曾制定“第三期作战计划”。王明、周恩来等人以此为依据，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及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朱德也曾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采访，“谈三期抗战与争取华北抗战的胜利”。以晋冀豫区为例，区党委1938年10月发布的《为我军退出武汉告同胞书》中，沿用的是国民政府“第三期抗战”的阶段划分；提及“武汉不守”的情况时，援引的还是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表述：“即在武汉不守的情势下，我们的抗战虽然要遭遇更大更多的困难，但继续长期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依然存在的”，未提及“相持阶段”。同月，区党委宣传部给各特委、县委宣传部“关于武汉退出及紧急动员准备粉碎敌人新进攻的宣传工作”的指示信中，对“准备反攻”时期的表述与《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基本一致，即“目前抗战一方面是困难增加，一方面是抗战力量更加团结，统一战线更多进步。目前的任务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力量继续抗战，准备反攻”，依然未出现与“相持阶段”直接关联的宣传部署。
1938年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以全会决议的形式确定了《论新阶段》的精神。12月，《解放》周刊发文，要求“全国各地共产党的组织必须详细研究和讨论六中全会的决议……根据全会的决议及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重新布置现在和最近将来的工作”。同月，晋冀豫区委召开宣联会，称“根据六中全会决议指示的方针，同时根据环境与区委的决定”，要加强持久战的思想教育，“各种学校、各种训练班（党内党外的）都添加《论持久战》的课程，并用一切方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发扬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并指出“目前战争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加强宣传工作——要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召开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彭真在会上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聂荣臻依据会议精神，指出“我目前任务在停止敌之进攻，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2月7日，项英在新四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引用毛泽东的《论新阶段》，阐释新四军在江南抗战的任务：“什么是新阶段？我想顶好来引用毛泽东同志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上关于论新阶段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指出中日战争的发展分为三阶段，同时说明三阶段之主要特点，‘在于包含一个过渡的中间阶段’，就是敌我相持的第二阶段。”
六届六中全会不仅推动了高级将领在各根据地与部队突出传达“相持阶段”的概念，也促进了社会舆论对“相持阶段”的关注。中共广东省委主导创办的刊物《抗战大学》，曾刊登《〈论新阶段〉的讨论提纲》，盛赞《论新阶段》“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不只是现代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件，而且是分析当前局势和指示抗日民族革命斗争途径的重要课本”。该提纲向读者阐释：“目前是由旧阶段到新阶段之过渡时期……但是，由于敌之强力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之后，总的战略进攻快要接近了顶点，我之进步与新生力量的发展，国际形势的续渐有利，相持阶段快要到来了。”
毛泽东持久战理论与“相持阶段”的概念通过舆论宣传逐步进入大众视野后，《论新阶段》与《论持久战》成为不少干部心目中指引抗战走向新阶段的“姊妹篇”。如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干部陈嘉曾与同事谈论《论新阶段》，同事称之为毛泽东继《论持久战》后非常重要的文章。在陈嘉眼中，《论新阶段》对“相持阶段”的判断精准到位：“今天特把《论新阶段》拿出来读……关于相持阶段的强调，正足以证明其眼光之独到，今天无一不与所论相符。”随着战局的深入，抗战三阶段论也成为党员干部稳定人生观、接受“信心教育”的重要教材。如彭真所说：“从思想上稳定党员的人生观，这当然要从抗战问题讲起，要讲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如由于去春‘扫荡’的残酷而引起部分党员情绪不好，此时论持久战，抗战三阶段在坚定信心上起了极大作用，正像走路有了路标，走了几里还有几里一样）。”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敌占武汉并不即等于旧阶段的完结、新阶段的开始，由现在敌人尚能继续进攻到他被迫停止进攻之时的这段时间，还是一个由旧阶段转向新阶段去的过渡期间。”基于此判断，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提出“目前的抗战，正处在抗日持久战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由此可见，面对武汉不守的形势，中共中央并没有明确提出相持阶段已经到来，而是谨慎地表示目前正处在一个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转变的过渡阶段。党内及各根据地在向下传达的过程中，基本都沿用了“过渡时期”的说法。如聂荣臻在1939年1月举行的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指出：“今天处于第一阶段至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中，我尚未能停止敌之进攻，未入相持阶段。”
因此，这一时期各根据地都将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作为宣传重心。如太行根据地在宣传时称：“目前中国抗战是处在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困难虽然增加了，但同时也更进步了，克服困难的条件是在生长与具备着，胜利的前途是更有把握与更加接近了。”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抗敌报》亦宣称：“目前我们正处在由第一阶段走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因此我当前的主要任务在于争取敌我相持阶段底迅速到来。”
“由相持进而转向反攻”作为中共擘画的有效抗敌战略，引人憧憬。如三五九旅干部同乐会上，有干部对1939年的展望是，由“敌进我守转至敌我相持阶段”。1939年1月，《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社论：“我国力量的生长，与敌寇力量的削弱，将会使战局转入相持的阶段，最后胜利的把握，日益明显的属于我中华民族。”同年4月，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为《新华日报》（华北版）撰写专论，指出：“我们看到光明的胜利的前途越来越近，但是我们又知道，在到达胜利的坦途之前，还要走过一段很长的艰苦斗争的途径——相持阶段。”正因为战争何时转入新阶段的话题引人注目，时人对此也进行了相应的讨论。如《抗战大学》的一位读者致信该刊物，称自己读过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以及该刊物此前刊登的《〈论新阶段〉讨论提纲》，受益匪浅，但有一问题，“曾经引起朋友们不少的讨论与争论”，就是“现在是否到了相持阶段”。编辑部回信：“我们的意见，认为现在还不是相持阶段，但已经很接近了这个阶段，现在还是一个由第一阶段转向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一般的说来，自广州武汉相继退守以后，持久战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了；但具体的说来，我们还未进入相持阶段，还只是一个走向新阶段的过渡时期……但是，相持阶段快要到来了！”
补充一句，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亦调整了战争的分期。武汉会战之前，国民政府对抗战的分期没能起到指导战争的作用。对此，蒋介石曾做过检讨：“从前我们所说开战到南京失陷为第一时期，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为第二时期，保卫武汉为第三时期，这种说法都不适当，应即改正。”因此，武汉失守后，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重新划分了战争阶段，将武汉失守后的战事称为第二期抗战。尽管划分方式有所调整，但国民党对于战争的长期性，仍然缺乏深入认识。蒋介石称第二期抗战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却并未说明第二期抗战在何种条件下会结束，之后战事又将有何种走向，反而表示“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且乐观估计：“敌人侵略战争，今后只有一天天的随兵力减损而趋于失败。在另一方面我们过去虽遭受了挫失，但我们的挫失客观上也只是到此限度为止。”在此种思想的影响下，国民党在之后的一系列作战中，遭受了较大损失。
事实上，由于顾虑中共趁机发展壮大，国民党内部对于毛泽东的相持阶段理论并不认同。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秘书长王子壮认为，毛泽东所述的相持阶段“非无理由，然使全国同遭涂炭之后行最后之反攻，必有利于共党之滋长，以我中央之态度测之必有未合”。
虽然国共两党对于武汉会战后战争所处阶段的研判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发言以后，舆论将国民政府“二期抗战”的划分与“相持阶段”结合起来。如《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月1日刊登了陈诚1938年12月21日招待外国记者时的发言概要，总结其谈话为：“陈诚将军谈抗战入相持阶段，占领武汉后敌无力继续进攻，最后胜利条件业已具备。”《中央日报》于1938年12月24日报道了此次招待会，题为《第二期抗战》，其中主要观点与《新华日报》（华北版）基本一致，但并无“相持阶段”等语，只是将当前战局称为“第二期抗战”。对比两份报纸的报道，笔者推测，《新华日报》（华北版）通过将陈诚讲话与“相持阶段”结合起来，一方面激励人心，另一方面也能够扩大中共“持久战”话语的影响力。
将“二期抗战”与“相持阶段”相结合的倾向在根据地外表现得尤为明显。1939年1月，香港《申报》记者潘朗曾发表文章，指出“广州武汉相继弃守以后，整个抗战局势发生新的变化”。他先引用蒋介石的言论，表示弃守武汉是“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的转机”和“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我们的任务在于争取一切条件，胜利地转入抗战第二阶段”，后又引述毛泽东的三阶段划分，得出结论：“目前的抗战，还是由抗日持久战的第一期（或第一阶段）转向第二期（或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而且经过我们在广州及武汉弃守后的各方面的努力，这个过渡时期也要成为过去，而当此一九三九年新春开始之日，也将被确定为抗战第二期（或第二阶段）的真正开始之日。” 4月，香港《申报》的一篇报道称，当前局势为“敌我转入相持阶段的今日”。7月，江西发行的《抗敌月报》发文称：“中国神圣的抗战，第一个阶段过去了，目前是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 8月，香港《大公报》刊文，称：“我们的抗战是长期的，现在正当第二期的相持阶段。在此阶段内，主要的目的，是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培养我之人力物力，尽量增加敌之消耗。从岳州失守到现在，当局始终本此方针前进，事实已证明是步步成功。”
不特报刊有如此表现，阅读过毛泽东《论持久战》与《论新阶段》等著作的个人，也有对“相持阶段”的思考。1938年12月，分析时事后的陈嘉即在日记中推测现已进入抗战的第二阶段：“英美会商，如何制裁日，《真理报》指出，日国内的失业人数增加，社会大贫乏，而且日本共产党和下层群众在积极活动。我敌战事方面仍无何变化……中央大员来助余反攻广州。从口头听到的是汪精卫下野了，原因是主和。又传日求和，提4个条件……当然，我们没有接受的可能！从以上几点看来，我国现已入到毛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提的第二阶段了吧！”国民党商震部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马千里也通过阅读，认为“敌占我武汉之后，至今数日，第五、九战区当面之敌兵力不足，双方相持，数日无大战事，这正如《论持久战》书中所说，相持阶段的到来。”相较于马千里，陈嘉的分析不仅仅单纯从日军没有大规模军事进攻来判断“相持”与否，还考虑到国际因素与“投降分子”汪精卫的动作。四个月后，陈嘉再次记下读报感想：“读了争取停止敌之进攻的社论，使我悟出了目前已经是过了过渡时期，已入相持阶段了！”
在舆论热切讨论之时，部分根据地领导人对武汉会战后本地区抗战形势的分析，也体现出毛泽东“三阶段”论的影响。如冀西游击队政治干部郭峰在1939年1月对华北形势的研判中指出，“当着我国抗战形势逐渐进入第二阶段之际，当着从全国战局上看逐渐进入相持状态，特别是长江华中、华南一带陷入半休息的状态，这正说明了华北严重形势的到来”。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的郭洪涛以毛泽东的抗战三阶段理论为依托，也将山东的游击战争分为三个阶段：“在中日持久战的第一阶段，敌人进攻，我之防御；在山东坚持游击战争的第一阶段，便成为敌之防御，我之进攻。在中日持久战的第二阶段，是相持阶段；在山东坚持游击战的第二阶段，就是敌之‘讨伐’，我之‘反讨伐’阶段，大致相同。中日持久战的第三阶段，敌之退却，我之反攻；在山东坚持游击战争的第三阶段，是配合全国的反攻，就成为敌之退却，我之追击阶段。”在他的分析中，“武汉放弃”是区分山东游击战一、二阶段的重要节点，正因为武汉失守以后，日军开始有针对性地进攻山东根据地，才会形成“敌之‘讨伐’，我之‘反讨伐’”的局面。
武汉失守后，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不断施压，中共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中共中央指出，“现敌正大举‘扫荡’敌后，无论在正面抗战能够坚持或不能坚持的条件下，敌后抗日根据地都会是敌人进攻的重要目标，特别是华北首当其冲”。“因为敌在正面进攻比较沉静，而得出中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的结论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官方主导的媒体还是遵循当前尚处在“过渡时期”的口径。
《晋察冀日报》1939年7月的“读者论坛”栏目刊登了一则投稿，专文讨论“目前抗战形势是紧接着相持阶段，还是到了相持阶段呢？”该文指出，社会上流行着三种看法，第一种不承认相持阶段，他认为这正是“速胜论”的观点，“不必讨论”；第二种认为，敌人已开始“扫荡”华北，而我各根据地奋起反抗，予以重击，且敌侵华消耗巨大，财政金融危机日益尖锐，因此目前抗战已进入相持；第三种认为，当前形势应当称之为“紧接着相持阶段”，“目前的情况是敌我双方都在力求打破自己的困难而增加对方的困难。这是紧接着相持阶段许多特征当中一个重要特征……‘各个战场上的胜利是局部的战役反攻，我国还未能达到足以完全停止敌人战略进攻’这话是对的”。这位读者表示，符合当前形势的，应当是第三种观点。《晋察冀日报》作为中共晋察冀边区的官方报纸，面对社会上不同观点的争论，刊登此文应当有引导读者接受“过渡阶段”的意图。
1939年8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时仍然表示：“目前的局势已经不完全是战争中敌之进攻、我之防御阶段，但也还不是有利于我之相持阶段的到来，而是由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
综上所述，从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到1939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精神中存在一个即将进入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这使根据地广大军民对“相持阶段何时到来”产生了各种推测。而根据地以外，舆论还一定程度上受到国民政府对抗战分期的影响。这一时期，由于“相持阶段”概念的广泛传播，以及战场形势的风云变化，“相持阶段”受到了时人最为密切的关注，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战争能否打赢、何时能熬过最困难的阶段等都是人们急切想要得到答案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对相持阶段问题的反复考量也是反映政党、国人战时心态的晴雨表。不过，尽管认识上存在多样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对“相持阶段”的研判受到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其基本精神，即新的抗战阶段是更加艰苦却又是通往胜利的必经之路，“相持阶段”快要来了亦被广泛接受，对根据地乃至全国的抗战起到了鼓舞与指导作用。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9月1日，毛泽东就国际形势与新华日报社记者谈话，表示苏德的互不侵犯条约“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因此“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所谓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的阶段。” 9月16日，毛与中央社等媒体记者谈话时重申：“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
毛泽东的两次谈话基本上肯定了“相持阶段”已经到来。基于此，各根据地与部队迅速做出响应。如晋冀豫区委发出指示：“今天抗日战争的新阶段——相持阶段是在一定条件下到来了。”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在欢迎中央抗敌演剧六队的政治座谈会上指出：“经过两年来的坚持抗战，由于敌我强弱各方面条件发展的结果，我国作战已渡过第一阶段进到相持阶段了。”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的彭雪枫在新四军游击支队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亦指出“战略相持阶段基本上已经到来了”。10月24日，张闻天发表《论抗战相持阶段的形势与任务》，指出：“目前中国形势的新特点，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的，是抗战从第一阶段，即敌之战略进攻与我之战略退却阶段，转入第二阶段，即敌我之战略相持阶段了。”其判断基于三个方面:1.中国有了新力量，但“旧中国的一部分拥护者对于抗战失去了信心，走上了反对抗战，反对团结，反对进步的投降敌人的道路”；2.日本方面遭遇国际国内困难，暂时停止战略进攻；3.国际上，苏联对华援助，英美法也相应改变对华态度。也就是说，毛泽东发表谈话以后，中共高层对相持阶段到来的问题基本没有异议。
相持阶段到来的消息随后迅速传达、扩散出去。1939年10月，陈嘉在日记中写道：“战局已因客观上国际变化，增加敌困难，已入于第二阶段了。问题就在自己努力克服困难，利用外交，来争取真正的相持，即敌我力量的平衡。我见解如此：第二阶段是由敌强于我，但开始下降的平衡，到我力升高为止。”同月，根据地已有描述“相持阶段到来”的救国歌谣出现：“向前走，别退后，抗战已到相持时候。我们不妥协，我们不投降，整齐队伍勇敢向前，加速进步继续奋斗。” 11月5日，正在华北联合大学学习的高鲁参加学校讨论会，讨论“为什么说现在基本上已转入相持阶段？其特点、条件何在？”以及“目前最大的危险”“我们的任务”等问题。显而易见，这种讨论会的目的，就是统一干部思想，让干部迅速理解相持阶段的特点与任务，以便应对相持阶段更为复杂、艰巨的环境。11月7日，《浙江潮》发文《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号召国人积蓄准备反攻的力量。文章指出，“从南昌沦陷之后，国内外论者常争论中国抗战已否进入相持阶段一问题，经过鄂北湘北两役，已证明我们能够机动的遏制日军的进犯，大体上已充分具备相持的条件。但我们需要了解的问题不在相持阶段已否到来，而在我们怎样把握住相持阶段而准备反攻的力量，以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更不是说到了相持阶段，日军已无力进犯，而仅仅是日军进犯的力量已削弱，我们已有力量有方法遏制它，使它不能得逞”。
不过，争论随即出现。如1939年11月《群众》刊登的读者来信，曾就中共前后关于“相持阶段到来”的不同表述，提出了疑问：
相持阶段的确实到来，应当是：“中国的进步和力量的增加足以抵御敌人的前进，敌人没有力量向中国进攻”……但毛泽东先生对中央社记者的谈话中则说：“相持阶段在国际新形势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决不妥协的条件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这样看来，前者是说相持阶段的到来，要由主观的努力，克服困难，加强自己的力量直到能停止敌人的战略进攻，后者是说明了相持阶段已在我的决不妥协和日本更加困难的条件下，在国际新形势下到来了，这不是不同么？这个不同是否有矛盾的地方？它说明了什么？我们应怎样去认识它？
这位读者的困惑恰能反映出中共对相持阶段到来判断的前后变化。杨尚昆与薄一波都曾依据毛泽东的论述，对相持阶段的新变化做出阐释。杨尚昆认为，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的相持阶段，“是由敌强我弱变到敌我平衡，变到能停止敌人进攻”，但当前所谓相持阶段，与全会所指不同，是“一种特别的相持阶段”，其特别之处在于，虽然“我力还不能停止敌之进攻”，但国际形势出现新变化，日本也出现新的困难。他将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归为三条，分别是“国际变动，日本困难，我国绝不投降”。其中，前二者是有利因素，最后一条则潜伏着危机。薄一波亦指出：“今天敌我力量，并未达到平衡，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没有变化，因此今天的相持阶段是有条件的，只有在我们更加进步、决不妥协的条件下，相持阶段才能巩固。今天进入相持阶段，主要是由于国际事变的影响，这首先就是德苏协定的影响。”
《群众》对读者来信的回复与杨、薄二人的表述类似，称当前的局面是一种“有条件”的相持：“它的到来，主要还不是由于我主观力量发展到客观环境所要求那种程度，而是在客观新的环境下，敌人更加的困难下到来的。”也就是说，在中共新的研判中，有利的客观因素弥补了抗战主观力量的不足，使相持阶段有条件地到来。然而，“相持阶段的到来比主观力量所争取来的更是存有着严重的弱点”，主要表现为“投降妥协的危险还没有克服”。报刊设置“信箱”栏目，除了答疑解惑，也有宣扬政策、正本清源的目的。编辑的回信，实则向广大军民强调了“相持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统一战线内部潜在的“投降反共”危险。
毛泽东曾在《论新阶段》提出新阶段中抗战更加进步的九个表现，其中前两条直接与国民党相关，分别是“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坚持抗战方针及其在政治上的更加进步”以及“国共关系的改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但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毛泽东对国民党的评断急转直下。1939年2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演讲。同月他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关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发言，表示当前日本企图政治上拉拢国民党，而蒋介石的抗战到底实际是割让东北。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抗战两周年撰文，指出“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矛头直指国民党一系列“反共”举动。毛泽东在此文开头写道：“我手边收集了不少材料，撰写一篇纪念抗战两周年的论文，借以答复自《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出版以来从某些方面发出的责难、挑战和质疑，名之曰《再论持久战》。”可以看出，对国内投降妥协的忧虑，是影响中共尤其是毛泽东研判变化的重要因素。
在毛泽东表示抗战已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共其他领导人也一再强调要更加防范国内存在投降妥协的潜在危机。1939年10月25日，彭德怀在山西三区牺盟会、决死队干部会上演讲指出，在抗战基本进入相持阶段的情况下，“目前全国人民的总任务应该是克服投降妥协的危机”。张闻天亦指出抵抗日本的政治攻势与国内“反共”风气已成为中共在相持阶段的重要任务。这一基调，在各根据地就“新阶段”下达的指示中得到贯彻。如山东分局就坚持鲁苏抗战发出指示：“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投降妥协成为目前主要危险。”
实际上，国民党方面并非没有在抗日宣传中强调防范日本的政治离间。虽然蒋介石在1939年的国民参政会上曾指出，抗战转入第二期以后，“敌人侧重政治的舞弄，捏造事实，离间国人”，但是，其讲话只是笼统地提出要打破这种阴谋，重点在于精神的激励。相比之下，中共则明确将国内存在的投降倾向与其阶级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妥协性联系起来，进而更切实地开展反投降的宣教动员工作。如晋冀豫边区指出，相持阶段到来后，“妥协投降的重大危险比之以前更为严重，这是由于日本加紧诱降、国际压力与中国一部分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继续动摇”，因此，必须继续开展反妥协投降的群众运动。
由此可见，1939年下半年，在毛泽东判断相持阶段已经“有条件”地到来的情况下，中共也在不断结合国内外新形势，特别是国内“投降妥协”风险等因素，适时调整相持阶段的理论表述，并将其贯彻到舆论引导，以及反投降运动的实践当中。这种调适或可解释中共为何最终以武汉失守作为相持阶段的起点。
1941年5月1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从武汉沦陷两年半以来，整个抗战局面，是战略相持”。5月25日，叶剑英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文章，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以这篇社论为标志，中共官方基本确定了以武汉沦陷为相持阶段的起点，此后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开始持这一观点。然而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仍有探讨的空间与价值。
1939年9月，毛泽东在与《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已对武汉战后敌后战场的形势做过判断，他指出：“正面相持和敌后相持是成反比例的，正面相持的局面出现，敌后斗争的局面就要紧张。所以，从武汉失守后开始的敌人在沦陷区（主要是在华北）举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今后不但还会继续，而且还会加紧起来。”一个月后，他又提出，现阶段日军正面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如同大举进攻武汉那样的行动，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敌人侵略的方式，基本上已经转到政治进攻与经济进攻两方面”。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重申，日占武汉后，“知道单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国，乃着手于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这说明，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推断出武汉失守后日本进攻策略的转变，即加紧正面战场的政治与经济攻势，转向军事“扫荡”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
1940年6月，朱瑞在回顾中共统战历程的文章中指出，“自武汉失守，汪精卫叛国，再由于国内国际形势之变化与日本本身困难之日增，中国抗战开始走上相持阶段”。7月，朱瑞总结山东根据地发展历程时再次提出，从武汉失守到1939年大“扫荡”，也就是1938年10月至1939年6月，是山东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全国的抗战已到相持阶段”。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将武汉失守作为相持阶段起点的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言论。检视朱瑞这两次言论不难发现，其对相持阶段特点的总结，均与反对妥协投降密切相关。如他在《共产党与统一战线》中称，“在抗战相持阶段，正如中国共产党所预见者一样，是妥协投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国共分裂，有重新出现的可能，中华民族正被摆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从国际到山东》中，他也将武汉失守到1939年大“扫荡”的时期称为“空前投降、分裂、倒退危机展开的时期”。
朱瑞的结论，能够在毛泽东的言论中找到依据。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后形成《反投降提纲》一文。报告指出“抗战到现在的中国，地域大，人数多，但阵线不固（政治腐败，投降者捣乱），故还没有相持阶段”。但毛泽东还假设了另一种情况，即如若全国大部投降不可避免，抗战的进程将会以“下述公式组织成整个相持阶段”：“武汉以后的暂时大部相持（目前局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相持，但因阵线不固，固此时还只能说是暂时的）——某时以后的小部相持——某时以后再来一个大部相持……这些变化的主要特点，就是由阵线不巩固到阵线巩固……所谓阵线巩固，就是抗日根据地之巩固加统一战线之巩固。”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当前“华北确有相持形势，但这还是暂时的”，“如果别处都黑暗了，剩下华北（同样，新四军，陕甘宁边区），那它虽在地域上人数上是局部的，但因已没有别的抗日军了，它成了唯一的抗日军，也就取得了战略相持的意义”，即使“大半边天都黑了，剩下共产党抗日，我们也要干下去，也能干下去的。这样干个三年五年，唤醒人民，吸引友军，又逐渐形成新而大的抗日阵线，那时，我们就成了抗日救国的核心与领导力量”。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如若国内尤其是国民党“反共”投降趋势已不可挽回，中共将独立坚持抗日，相持阶段将会呈现新的特点，它会从武汉失守后华北的暂时相持状态逐步到来。
及至毛泽东提出相持阶段有条件地到来之后，中共对相持阶段前途的判断标准，更加聚焦于国内尤其是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可能。如薄一波指出，相持阶段仍有两个前途：第一个前途“是我们克服了目前和平妥协的严重危机。只有小部分人像以前汪精卫一样的叛变卖国，而大部分则继续抗战”；第二个则是“不幸下了‘大雨’，大部分人叛变了，而小部分人继续抗战”。薄一波的结论，与毛泽东《反投降提纲》的观点一致，“即使中国抗战走上了第二条不合理的道路，由质到量再到新的质的变化，仍然是可能的，中国还是不会灭亡的，我们的路线仍然是进攻的，那时环境虽会困难许多倍，但胜利的前途仍然是存在的”。
陈嘉读《论新阶段》的感想，为我们提拱了一个读者的视角。他盛赞毛泽东对相持阶段的判断十分到位，“国际条件也逐渐成为重要因素，也已被指出了，逆流的顽固分子也已指出了，读了不能不令人佩服”，“可惜是缺点完全恰如估计，而好处却尚无表现”。陈嘉所谓“好处尚无表现”，想必与国共摩擦日甚不无关系。陈嘉未必接触过毛泽东的《反投降提纲》，但他意识到当前的相持阶段出现了较《论新阶段》的判断更为困难的局面，即国共关系迟迟未改善。这种认识与毛泽东《反投降提纲》中对“大部叛变不可免”情况的判断有共通之处。1941年5月《解放日报》的社论以及叶剑英的文章，也有类似的观点。也就是说，随着国共嫌隙日益加剧，中共对国民党的妥协“反共”倾向越发警惕，中共对相持阶段的研判，基本依循毛泽东《反投降提纲》的判断，即武汉会战后，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与武装力量抵挡住了敌人对敌后的进攻与国内投降的倾向，维系了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
由此可见，1940年以后，中共对相持阶段的定义，逐步总结出三个基本特征，即日本对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对敌后战场疯狂进攻；国民党消极抗日与积极“反共”；中共敌后战场的坚持。冯毅之在纪念全面抗战三周年的日记里，写下相持阶段的艰苦，以此自勉，恰恰从接受者朴素的视角反映出这三个特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现在是抗日战争的第二阶段——相持阶段，是最艰苦困难的阶段，经过教育，党员和群众都表示不管敌伪如何残酷暴戾，不管国民党顽固派如何丧心病狂，也阻止不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抗战一定会胜利，人民一定会解放。”而这三个特征的逐步显现，如第二次与第三次“近卫声明”、日军开始重点进攻华北根据地、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等，均在武汉失守后不久。
1943年中下旬，受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增兵陕甘宁边区等事件影响，国共关系急剧恶化。时值中共整风方兴未艾之际，毛泽东就整风布置致信彭德怀，要求“作一次广大深入的有计划的阶级教育，彻底揭破国民党的欺骗影响”。中共重视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其对于时局的论断，须依据有力的历史叙述。整风运动中，中共更加强调历史的学习与总结，因此，肃清党内对国民党的错误认识，必须廓清有关抗战的历史叙述。1943年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十二周年，《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历数国民党在武汉失守后的种种错误：“武汉陷落，国府迁都重庆，‘和平’声浪，愈益嚣张……‘远东慕尼黑’的不断策动，‘议和’、‘诱降’、‘直接谈判’、‘间接建议’、‘秘密接洽’、‘公开调停’等等不祥名词与事实的继续出现，国民党当局动摇恐慌，不可终日的窘相，显然可见。”彭雪枫在淮北苏皖边区宣教会议上的总结，清晰地反映出中共内部的宣教逻辑：
事物的发展是由渐变到突变的，进兵陕北决不是无缘无故而“突然”来的，它是逐渐发展的结果。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就明目张胆的进行着“反共”活动……而我们的同志只注意到“蒋委员长”，“团结”“友党友军”这一面，却忽略了反动派在武汉失守以后一贯的反动事实，“反共”阴谋的来龙去脉，今天国民党忽然来一个进攻陕北边区，又怎么会不奇怪呢？
1943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关于进行阶级教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强阶级教育，将国民党对人民残酷压迫、对敌伪勾勾搭搭的事实与“共产党忠于人民的政策对照起来”，并“配合整风与审查干部工作进行之”。这样的教育理念，在此后的整风运动中得到贯彻。高鲁在晋绥分局党校学习讨论中，记录了一位同事的发言：“刘光同志说，抗战开始后，蒋主要是防共，其次是抗日。武汉失陷后，连战也不抗了，这是一个重要变化。”由此可见，中共党内对抗战历史的言说逐步统一，并通过整风运动使干部们广泛接受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策发生消极转变的观点，进一步统一了党内的阶级认识。
抗战后期，无论对内抑或对外，中共高层已基本形成统一的抗战叙述。其中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与中共的积极抵抗，成为武汉失守后的主基调。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干会上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指出：“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九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同年6月14日，毛泽东发表《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一文，将抗日战争分为两个战场，高度赞扬了武汉失守后中共敌后战场的斗争，彻底批判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消极抗日与积极“反共”。8月，叶剑英从敌、友、我三方面分析，向美军观察组成员总结七年来八路军的华北抗战，其对武汉会战后三方的描述，同样符合上述相持阶段的三个特征：
日本方面：敌人占领武汉以后，立刻改变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将其战争重心放在对敌后八路军的进攻。从此在中国抗战的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中，即以敌后战场为主。
友军方面：国民党当局在武汉失守，汪精卫公开投敌后，政治即开始倒退。他们错认日本人再不会向他们进攻，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八路军，而不是日本人。因此，把抗日政策改变为“反共”、反民主、反人民政策，专制独裁，倾向法西斯。
我方：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的正面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华北的局面遂一天更比一天艰苦。这时期内，我们坚定不移的坚持华北抗战的既定方针，努力巩固各个抗日根据地。
及至中共七大召开前夕，代表马佩勋在延安参与党史学习时记录道：“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武汉失守，这时国民党重点放在抗日方面的，当时未放肆‘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从1938年的后期到1939年国民党转向对内‘反共’反人民，对外妥协消极抗日，防止异党活动的反动政策到现在。” 1945年4月24、25日，毛泽东与朱德在中共七大上分别作政治与军事报告。毛泽东的报告指出武汉战后日本与国民党的变化：“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区战场；同时，针对着国民党的失败情绪……实施民族的欺骗政策。从这时起，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朱德的报告重点说明了武汉失守后中共领导下解放区的“相持”：“所谓相持阶段，实即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之后，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日寇重新向国民党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为止，其间共五年半之久；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之内，日寇在华的主力是在对着解放区作战……而在这同一期间，国民党战场并没有严重的战争。这就是相持阶段的实际。”至此，由中共、国民党与日本方面组成的相持阶段三个基本要素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形式确立下来。
综上所述，国民党“投降反共”的趋势，是1939年中下旬中共对相持阶段到来的研判中一个重要的“新条件”。其发端于毛泽东《反投降提纲》等论述。随着战局演变与国共关系的发展，在中共“相持阶段”理论体系中，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逐步与日本的政治诱降、中共的敌后坚持交织在一起，交汇于武汉失守这一时间节点。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共内部言说氛围发生根本变化，宣传口径逐渐统一。到1944年至1945年间，中共集中评价抗日战争，基本形成了党内普遍认可的统一表述。
从《论新阶段》与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过渡时期”，到1939年下旬毛泽东表示相持阶段“有条件地到来”，再到七大确认武汉失守为相持阶段的起点，中共对“相持阶段何时到来”的研判经历了复杂的演变。
对该演变过程的考察，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相持阶段”的概念一经普及，人们对其到来的判断便不再只有单一的认知来源，所以研究者在进一步探讨理论形成过程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不同声音对“当局者”产生的影响。如前文所述，党内外对“相持阶段何时到来”保持关注，存在着困惑、自我判断与不同观点争鸣等多样图景。中共作为强调思想统一的政党，其在宣教工作上的发力，使党员干部与根据地军民能够在大方向上接受中共高层的论断，然而部分人的思考，同时也反映了周遭环境与时局变化，有的甚至还参考了国民党方面的言论。
第二，应当从战争研判与历史总结两个视角审视中共对“相持阶段何时到来”的判断。1938至1939年处于战争研判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需要考虑日本继续进攻的可能性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1940年以后，战争深入至中日拉锯的局面，中共对国民党的警惕态度日深。中共开始一边应对敌后战场的严峻局面，一边分析相持阶段的新形势、总结相持阶段的新特点，出现了前述朱瑞、叶剑英等人的言论。1944年之后，则是历史总结时期。这时的国际形势与抗战初期已大不相同，中共开始从对战局的研判转向对历史的总结，形成自洽的理论逻辑，通过历史总结指导当下及未来的斗争，这也正是中共理论自觉的体现之一。在中共的抗战评价体系中，中共、国民党与日本三方的转变均可追溯至武汉失守，且武汉失守后很长时期内战局并没有出现更大规模的标志性事件，故武汉失守成为战争总结中一个“合理”的分期节点。
综上所述，毛泽东1939年9月提出相持阶段“有条件地到来”，是尽可能严谨的战争研判；而最终以武汉失守为相持阶段的起点，则是合乎中共持久战理论与政治现实的历史总结。二者密切联系，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回头看引言所述的相关先行研究，尽管其中不乏对毛泽东判断演变的详实论述，但基本都只侧重于战争研判的视角，忽视了战争研判与历史总结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