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江军，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治理模式及其关联的政治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关键期，整风运动在其中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此前学界侧重从高层政治（政治史）和个体心灵（心灵史）层面考察整风运动，较少关注沟通两者的制度与技术等中间因素（技术史）。整风运动的推进，有赖于干部教育、干部审查等制度基础，更离不开充分发挥既存批评与自我批评政治文化的效用。经由整风运动的实践，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浸入中共政治生活，从处理党内斗争的机制转变为思想改造的利器。正是在组织和个体围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形成的频繁的技术性互动中，思想改造得以触及个体的心灵。
关键词：整风运动 技术史 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国共产党 政治文化
关于整风运动的研究，此前学界侧重从高层政治角度探讨运动的缘起、进程及其政治结果。亦有论者将眼光下移，考察整风运动及相关的干部审查、组织整顿在各根据地的地方实践。近年来，整风运动的研究出现新突破，大体可视为从政治史到心灵史的视野转向。借助整风运动参与者的日记等基层文献，黄道炫相当细致地揭示了整风运动的思想逻辑及造成的个体思考与感受。循此思路，汪正晟从“青年自我”的特征入手，分析其在整风中发挥的复杂作用。此种研究转向，将整风运动实施的动因与精神后果更为完整地呈现出来，进而有助于深化对中共组织建设机制和政治文化特点的认识。
先行研究聚焦于整风运动的组织诉求与个体心灵这两端的同时，较少论述沟通二者的中间环节，尤其是组织与个体围绕思想改造这一特殊目标形成的技术互动。说“较少论述”，乃因最近讨论整风运动的学人都已注意到这一面相，在指出其学术意义的同时，尚未充分展开论述。受此启发，本文尝试就整风运动的技术史作一初步考察。与此前党内斗争和运动相比，整风运动持续时间较长，覆盖群体更广，实施方式更为复杂，其中的组织治理技术及个体因应策略持续交互作用。就此而言，技术是认知整风运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而整风运动也为认知中共治理史提供了一个重要蓝本。
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苏维埃革命时期就在中共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机制和话语，被中共作为实施整风的一个核心方法。整风期间及其后，涉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有技术性质的言说和理想型文本皆较普遍而流行，更提示着技术之于整风参与者的重要意义。故此，本文以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贯穿组织诉求与个体行动的元素为中心，展开对整风运动技术史的讨论。关于整风的各种表述，技术性质的言说通常都经过相当程度的修饰后表达，这为书写技术史制造一定困难。不过，修饰恰恰说明无论组织还是个体对技术的自觉。鉴于此，本文将综合考察中共高层、中下层组织与私人的多重文献，呈现整风运动中基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基本精神的各类技术的互动式图景。技术的探索、整合，实际使整风成为此后中共的一种治理方式。经过整风运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政治文化也出现转型。
整风运动虽以整顿三风为名，但针对不同层级的干部，整顿的内容与重点并不相同。与此前干部审查不同，整风中对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批判占相当比重。这意味着，推进整风需要调动多元的制度与思想资源。整风技术的探索，首先就体现为对既有治理资源的整合。其中，干部教育、干部审查、批评与自我批评尤为关键，前两者是整风的组织形式，后者则是整风的核心方法。中共七大政治报告指出：“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三者都是此前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彼此相对独立，在整风中实现合流，互相影响而衍生出新的变化。
整风运动名义上是一场学习运动，可视为此前干部教育的延续。不过，从事后眼光看，整风运动的学习内容、方式和核心精神，都同此前的干部教育截然有别。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教育的缘起可追溯到1936年。彼时红军东征结束，张闻天率先提出组织在职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认为此举“刻不容缓”，随后中共中央机关干部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对此积极响应，其系统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正始于此时。全面抗战开始一年后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继续强调学习问题，在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的同时，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此后，中共干部教育正式进入组织化的实施环节。李维汉回忆，抗战期间无论是在职干部教育还是干部学校教育，其实都经历过不同阶段。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则是促成干部教育转变的关键动因。
干部教育施行初期，毛泽东较为重视并乐观其成。1939年5、6月，毛泽东分别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和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强调学习运动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永久的意义”，要建立学习制度，更谓“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实际一致”。直至1941年5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两年时间里毛泽东基本没有公开对学习运动发表意见。这两年间中共相继发布多个文件，规定或调整干部教育的学习内容与方法。其大体内容见于前引李维汉一文，基本思路则不出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张闻天当时所谈虽指党校教育方针，实为此后干部教育的指南。张闻天表示，干部教育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着重于拿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
《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批判对象，是未被点名的党内教条宗派，亦实指此前的干部教育和学习运动。报告开篇即表示，要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毛泽东提议，今后的干部教育，“应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由此出发去研究马列主义，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这一表述值得深入体会，以中国革命为中心的取向，同前述张闻天“拿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之理论中心取向，可谓大相径庭。
整风开始后，干部教育和学习运动进一步调整。其中，学习文本的聚焦和思想改造的提出是尤为重要的转变。在中共高层整风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即主张，“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以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新的学习重点。整风运动普遍开展后，高层阅读文本进一步聚焦到毛泽东的数篇著作及其主编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等几部“党书”。在中下层，中央确定的“22个文件”是整风运动中更为核心、传播更广的学习文本。与“党书”提供的一套历史叙事不同，“22个文件”多关涉思想斗争的基本准则与方法。此前干部教育和学习运动的内容，到整风时几近被“彻底打碎”，不再为毛泽东所欣赏。
整风运动被毛泽东视为真正的学习运动，还在于思想改造的诉求因之突显。1942年4月3日，中央宣传部公布讨论中央决定和毛泽东整风报告的决定（“四三决定”），起头即谓这些文件“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毛泽东谈到整顿三风时也说，要“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思想革命是此前中共学习运动没有提及的新说法和新目标。由此，整风学习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和纠正错误作风，更要实现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改造。
整风文献给思想改造提供原则，使改造有所依归。不过，欲使在中共党内占据很大比重的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改造其非无产阶级思想，显非易事。正基于此，作为此前处理党内斗争重要机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被空前强调，中共干部教育的面貌亦得转变。以学员身份经历此转变的王恩茂即记述道，1941年军政学院的教育计划有过三次变更，该校“严格正确的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从无到有的过程令他印象深刻，使其“认识到自我批评是最宝贵的武器”。1942年中央党校的教育计划亦因整风而调整，笔记、反省、批评成为他在这一学习阶段的关键词。
整风运动的另一重要制度资源是干部审查。干部审查是整风运动推进的一个实质环节。全党普遍整风开始不久，干部审查就被纳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认为其“很有益处，很有必要”。干部审查与干部教育实构成整风运动组织形式的一体两面。
与干部教育一样，干部审查也因整风发生变化。全面抗战开始以来，干部审查即被中共纳入日程。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决定“详细审查党员成份”。此时的审查不是“普遍的清党运动”，而是“个别的详细的慎重的审查与洗刷”。一年后，中共中央就干部审查问题再次指示，设置干部科，从经历和现实表现、社会关系等方面审查干部。被审查干部须填写表格，撰写详细履历，接受干部科工作人员的详细谈话，涉及重要历史关节者（如被捕、被俘、出狱、释放及犯重大错误等），须找旁人写出证明书，最后由干部科会议作出审查结论。专事机构与复杂程序的设置，表明干部审查被越发重视，审查形式趋于严格，从中可以看到此后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的逻辑基础、制度资源及文本经验。
不过，整风运动中的干部审查与此前有较大不同。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开展整风，计划将其转为审查干部。该决定提供一套新的整风程序：第一阶段，“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绝不加以抑制”，以“使错误思想多多暴露”；第二阶段，“组织积极分子对于错误思想的反驳”；第三阶段，为“反省自己、批评别人开展最热烈的阶段”，主要“审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与历史”，“对于个别顽固的典型错误分子（党员），可以发动群众斗争，借以教育本人与教育群众”。这份决议当时并未公开，且特别强调“至少五个月内均须做〔作〕为发现同志错误思想与纠正错误思想的时间。五个月后，方为开始着手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部分地清理内奸的时间”。从暴露到批判再到审查的步骤，显非此前干部审查所具备，而为此后的政治运动沿袭。
约5个月后，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审查干部的决定。该决定有意识地纠正此前审干中出现的偏差，对审查方针有精细说明，进而呈现出有别于此前干部审查的若干特征。其一，干部审查的程序趋于复杂，查找干部问题的技术方法更趋多元。决定中提到审查干部的基本形式有大会、小会、个别谈话及研究，其中穿插群众质问、坦白运动及劝说的形式，这为审查干部设置更为多元的渠道。其二，干部审查从不是“普遍的清党运动”，转变成“一个群众性的问题”。干部普遍要接受审查，而且审查的诸个环节均让其他干部（作为旁观者的群众）充分参与。决定要求，“从一切参加审查及被审查的人员中，培养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学会调查、研究、侦察、询问、审查等一全套的理论与技术”，可谓这一特征的鲜明写照。这同此前干部审查的非公开、非运动特征截然不同。其三，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渗入干部审查的各个环节。不唯各类审查文本（如自传、调查表）不再平铺直叙而须加入思想反省的部分，且前述大会、小会、谈话等环节亦无不倚赖批评，以此达到“从思想上瓦解”干部的效果。
整风运动与审查干部形式的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即是审查者与被审查者前后有着相当不同的写作体验与心灵感受。1941年3月，即将进入军政学院学习的王恩茂按例向上级提交一篇自传。此自传的写作并不复杂，耗时不到一晚。1943年，王恩茂结束中央党校的学业复职后，干部审查成为其工作的一大重心：逐个审阅干部思想自传、接连召开整风审干会议。在三五九旅旅直机关整风大会中，数位干部被重点审查，个别被审查者因不够坦白而遭受怒骂（甚至发生肢体冲突）。1940年12月，时任山东纵队三旅参谋长的马千里初到延安，写自传虽用去几天时间，其轻松心情却溢于言表。整风开始后，马千里陆续撰写或填写的材料有：自传、自我鉴定、整风学习笔记、个人检查、思想转变笔记、社会关系调查表、个人每年大事记、个人经历表，等等。部分材料须写作数次，一些材料写完后被公开宣读、传观和讨论，而多数材料的书写均须作此前未曾有过的自我批评。
整风运动以前，单纯的干部教育、干部审查以及日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践都较难形成思想改造的效力（其基本目标本就不同于其后的思想改造）。作为整风赖以推进的制度与技术基础，前述元素得到整合并出现转型。干部教育以思想改造为宗旨，干部审查成为一项群众运动，批评与自我批评则由此全面浸入中共政治生活各领域。
前述各项转型并非骤然完成，得力于组织者不断的倡导呼吁，也基于对整风方式的持续探索。
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抗战时期全面浸入中共政治生活的一个动因，来自同时期苏联的大力提倡。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正式出版。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无产阶级政党专政、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纯粹的工人阶级、清除异己分子、密切联系群众一道被视为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基本法宝。次年，联共（布）十八大通过的新党章，重申1934年十七大党章对党内民主的规定：“只有在党内民主制的基础上才能够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巩固党的纪律。”批评与自我批评由此前的话语而运动化和常规化，至此已成为联共（布）和整个苏联政治生活的金科玉律。同时，批评与自我批评被明确为处理党、各个组织和无产阶级内部斗争的方式，进而与对待官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反对派而采取的粉碎方式区别开来。
受此影响，中共高层亦着力推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几乎整风运动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批评与自我批评都被强调。1941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增强党性问题时提到，要实行自我批评，这虽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在1941年9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中共高层之间普遍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1942年4月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次日公布的“四三决定”时，毛泽东强调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自我批评。不断被强调，恰显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效用尚未达及倡导者的理想状态。10月19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即有为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而也是整风运动）辩护之意味。他说：“没有斗争便不能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的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进步。”
此后，毛泽东对整风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关系做了更为清晰的表述。1943年4月，第二个“四三决定”通过不久，毛泽东起草文件时提及，“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当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毛泽东又强调“整风就是自我批评，就是以斗争求团结”。如果说干部审查与干部教育构成整风运动组织方式的一体两面，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贯穿整风运动各个环节的基本斗争方式。
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整风中被如此强调，还同高层关于党内斗争方式的思考有关。抗战以前，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已是中共处理党内斗争的一个机制，而且有意识地被用作“惩办主义”、肃反等斗争方式的一种补充或替代手段。及至抗战时期，相关思考持续进行。刘少奇于1939年7月8日所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即用不少段落回应这一问题。刘少奇的逻辑起点同毛泽东“改变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的思想一致，即“人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演讲举例说明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及其来源，实为改造思想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参照系，随即又用专节论述对待错误思想意识的各种态度与斗争方式。幸灾乐祸、推波助澜、任其发展，以及令人“深恶痛绝”的扣政治帽子或滥用组织手段等态度，均被视为不符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刘少奇说，用“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对的，而必须发展自我批评”；有错误思想但不至于无可救药的人，应“在长期斗争中去教育、批评、锻炼与改造”。
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等人对党内斗争方式同样有自觉思考。刘少奇的论述则较此前更进一步。1941年7月，他将党内斗争的态度概括为三类：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组织上及斗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无原则的纠纷与斗争。刘少奇试图重新定义党内斗争，认为“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通过思想上求得一致，以实现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相应地，改造思想不是一场斗争会、单纯的压迫或强迫办法能做到的，而“须要经过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与各种复杂的斗争，经过相当长期的教育与斗争及革命的实践”。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的方式也得到明确区分：惩办制度以及监视、逮捕、监禁、审判等处理党外斗争的行政办法，都不应运用到党内斗争中；党内斗争应“尽可能不采取组织手段及做组织结论”，“尽可能完全采用诚恳、坦白、正面的教育的态度去进行”。数月后，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继续申说此意，称整风运动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
刘少奇等人的论述呈现出，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整风运动的基本方法，大体经历一个党内斗争及其斗争方式被重新定义与选择的过程。其中体现的自觉反思，无疑是党内治理形式的一个进步。党内斗争历史的经验教训、斗争性质的理论思考以及整风运动的思想改造诉求，皆构成批评与自我批评被选择的动因。这一选择的必要性及其心理后果同样见于中共的中层干部，尤其是亲历苏维埃革命的老干部身上。王震即有“整风是党在历史上最正确的肃反”的看法。当肃反再现于整风中时，王震强调，“一方面要提高警惕性，坚决进攻反革命”，同时要防止“左”的倾向，避免造成反对知识分子的结果。贺龙也说，整风中的肃反，“要细心、耐烦、冷静、慎审，不是像过去那样简单，不能骂、打、污辱犯人”。同样是整风转入审干阶段，陈伯钧闻听延安肃反情况后，不禁心绪难平，与人谈起苏区打AB团的情形，夜半方睡。
批评与自我批评自然不停留于口号，而被落实到整风的具体环节中。这个落实过程，正是思想改造方法逐步成熟的过程。
整风以前，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共党内的运用虽极广泛，却未触及个体思想革命的层面。日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践，呈现重事轻人、重口头轻书面的特点。王恩茂在整风中就体会到，军政学院过去没有严格正确的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批评通常“只是说到组织上的弱点而不检查自己的缺点”。华北联合大学学员高鲁则在整风前注意到，例行生活检讨会的效果有限，“每人都把自己的优缺点谈一遍，再开一次会，仍然如此。长此以往，收效不大的原因何在，主要改进不多，别人没看见，自己也不知道。还有别人提出的缺点，正好不是缺点而是优点，所以认为没改掉”。
这种状态随着整风运动的推进被改变。整风文献的文本特征就隐含说明，中共高层对此改变有相当自觉。被指定为整风学习核心文献的22个文本，多有如下共性，即对问题与规则的表述普遍清晰、细致，且具有便利政策操作落地的技术和方法性质。涉及思想改造的文献，论述无产阶级理想人格，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克服方法等，皆条陈清晰，实际成为整风学习中读者可对照检查的蓝本。相较之下，整风文献中《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个别公布较早的文件则表述抽象，初期影响不大。“四三决定”的开篇即切中要害，并详细规定学习方法。决定要求：“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必要时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报告。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在这一全党整风的基础方案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趋于书面化：精读文件使批评循着理想人格进行而不至于无的放矢，逐件笔记使批评书面化而不再泛泛而谈，批评反省的对象更突破检查工作的范围而深入到个体的历史与思想。决定的制定者对此种书面化的效力亦极清楚。康生和毛泽东都曾以“紧箍咒”来比喻写笔记。
此后的整风文件无不规定细密，加以各种整风机制因运动中上下互动而不断被创造出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渠道随之日趋繁复。最早对整风精神作公开阐发的，是毛泽东周围的理论家。“四三决定”出台前，康生就已提出讨论毛泽东讲话和其他文件的办法，“在讨论与决议中，彻底揭发自己的错误缺点，毫不保留，毫不掩饰，使中央决议与报告变为自己工作血肉相关的东西”。决定发布后，其他理论家或高级干部，如胡乔木、陆定一、艾思奇、何思敬、彭真等相继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论述整风的思想革命性质、开展自我批评的正确方法以及笔记的写法等议题。各种类型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被有意推动为整风运动的核心方法。
然而，更多中下层的干部，则未必能快速领会此次运动的思想改造意义。这就使规定细密的文件在落地时，也存在着较大的被解读空间。以笔记为例，不同人对如何作笔记并无一定看法。刘敏认为，笔记可以有摘要式、提纲式、心得式的作法；何其芳提到鲁迅艺术文学院有把全篇抄一遍、做提要、摘录、摘录而附记感想、自问自答等多种笔记方法；彭真则说，无论何种写法，“都必须包括自己对于文件的感想以及对自己的反省”。彭真的认识显然更贴合（实则代表）高层的预期。针对写笔记存在的问题，《解放日报》社论强调，笔记写作要对照文件进行反省，且要建立起笔记的阅读机制：指定负责人轮流修改笔记、上级人员要看改下级同志的笔记、互相借看笔记、传观最好的笔记，以及上级人员看了下级同志的笔记后，于必要时个别谈话等。反省笔记的阅读机制，同前述运动式的干部审查一样，均塑造着批评与自我批评行为的公开性与群众性。
随着整风第一阶段临近结束，笔记的细碎特点已难收总结之效。被后来者视为典型的思想检讨文本随即出现。处在延安整风运动漩涡里的中央研究院于1942年7月完成党风学习。该院规定学员用两星期整理笔记，据此写作更深刻的思想检讨，替代此前计划的总结考试。思想检讨着重于党性检讨，包括入党以后的个人历史，更要追溯到入党以前的经历。思想检讨须依据文件反省工作及思想，辨析无产阶级意识与小资产阶级意识，分清不同思想意识的主次，说明无产阶级意识对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斗争过程和思想进步的过程，最后提出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残余的具体办法。类似的方法很快得到高层的肯定，并逐渐为其他机构所习得。中央直属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负责人李富春即谓：“枣园及其他有些机关在总结学风学习中，要每个人作总的反省笔记，并且经过小组组员的轮阅，讨论，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暴露每个人的思想根底，暴露过去学习中的缺点与成绩，这种方法是很有用的，值得效法。”中宣部、边区政府、鲁迅艺术文学院，以及留守延安的驻军等众多党、政、军、学机构，都在党风学习阶段要求干部党员写出更全面的思想检讨、思想自传、自我鉴定书，此前以考试为检查学习的手段式微。1943年初，马千里在日记中就记下其观感：“整风新趋势，党要对每个同志的历史，以及思想，以反对自由主义的精神来澄清，要求每个同志真诚坦白的反省，做〔作〕为改造思想的基础。”
思想检讨以干部审查的自传为基底，注入自我批评和思想反省的方法，批判并清除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再通过小组会、大会、墙报、报刊等机制进行展示和批判。经由这些环节，批评与自我批评渗入个体的毛细血管，触发思想改造的生理与心理开关。中央研究院干部艾思奇在总结该院整风学习时就提到，全面检讨的思想自传的作用，“比较那部分的反省和各个问题上的自我批评有更大的意义”。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书写方法的思想自传、思想检讨，此后被各地迅速接纳，化为整风运动及其后历次思想改造的一个关键元素。
运动组织者探索思想改造方法的过程，也是个体因应运动并习得这套方法的过程。这种组织与个体间的互动持续存在，是思想改造得以触动个体心灵的切实管道。互动不仅体现在个体的感受与表述，更呈现于彼时流行的理想型文本中。这些文本本身是互动的产物，体现着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互动而高度技术化的现象。
组织与个体间围绕整风运动进行的互动，最初表现于对整风性质认识的差异。整风运动的各种文件与具体举措乃逐步出台，加以整风本就借助于既有的制度资源，使得中下层干部中的绝大部分无法及时捕捉到整风的思想改造性质。1941年10月，延安军政学院关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讨论正趋热烈，且已实施课程改革。该院指导员却不忘提醒学员，“学习上不可因反对主观主义而放松正课”。艾思奇则提到，“四三决定”公布后，中央研究院的多数人也“没有认识到整风运动是一个思想革命”，认为“整风运动和过去的检查工作没有什么基本的区别”。
此种认识上的距离，使得一些干部较难跟进运动节奏，无所适从。老干部陈伯钧在整风初期即有谈方法还是谈实际问题的困惑。青年干部范元甄则觉“无从着手”，只知要挖掘问题，“却没有方法的指示”。具体到读文件写笔记的实践，更是五花八门。有人的笔记残缺不全，只写进一两个文件；有人对文件不够了解，写不出反省；有人反省非常抽象，无关痛痒；还有人甚至在读《反对自由主义》的笔记中，仅有“第三条有时犯之，第七条做得不够，第八条做得不够，第十一条有时犯之”的29个字。记笔记的人试图寻找某种一劳永逸的方法来应付，亦不乏其例；而基层组织召开专门会议来研究笔记的问题，也不难理解。
随着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整风的各种场合密集进行，个体往往因心理压力而进退失据。顺应思想改造诉求的同时，摸索过关技术成为此时不同个体普遍关心的问题。李锐、范元甄夫妇即在通信中不断交流如何因应整风的技术。范元甄将自己的反省抄给李锐，并告知：“你须从自己当时具体情形来想，不要按我的‘套’。”其后，李锐被重点审查，告诉范元甄“已坦白出来”，范复信赞其“聪明”，“‘坦白’作了挡箭牌，先发制人”。中级军官王紫峰亦为反省费尽脑筋，“总感到材料少，怕别人说自己不坦白”，但他同时意识到“不能给自己扣帽子”。火线剧社演员刘燕瑾则自我暗示，“反省应该有重点，反省应该抓着要害，这样才能够深刻，这样别人才能够满意，这样才不至于避重就轻、避生就熟”。这些技术背后是历史行动者面对整风时的谨言慎行，是难以拿捏自我批评尺度的困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技术虽不会被运用的个体公开承认，却为彼时的组织及其他个体共享。马千里在整风进行一年后记下心得：“从延安到绥德，在对自传的研究上得出一个规律：凡是历史不清而任意编造者，都在历史上有些问题，即所谓欲盖弥彰吧。”作家王林在整风中也有“开眼界”的感叹：“不坦白有各种不坦白的方法”，“把自己的历史说得光荣得很”，“对检查别人很深刻，报告自己时屡次声明对党对个人句句负责任，却虚造与虚报了很多”。整风的组织者对此看得更加清楚。三五八旅副旅长陈伯钧阅读各团长的反省笔记后，注意到其中的“进步”，“从前不承认的现在承认了，从前只说党政不好，现在能说自己不好了，从前很多思想是十分模糊的，现在也比较清楚了”，同时也看到“自我批评的原则还未掌握恰当”，或者批评过火，或者暴露事实多却未检讨根源。这意味着，面对整风的复杂环节，个体试图以技术因应甚至回避思想改造的举动，几乎无处遁形。
组织与个体围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的技术互动，在中层组织的整风总结与思想自传的理想型文本中得到最集中的呈现。这两类文本是整风持续进行及整风话语不断再生的产物，汇聚着上下间的多重诉求及技术考量。
整风中任北方局党校教务主任的杨献珍，是该校整风审干工作的组织者。他撰写的整风总结，详细介绍该校整风经验，亦提供不少涉及整风技术的信息，随后正式发表。详细的历史自传在整风之初即被要求写出，紧接着的文件学习则完全变过去“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为“会议讨论的形式”。随后学风、党风、文风学习陆续进行，这些环节连带着个体的反省。杨献珍注意到，将学员导入反省之门，实是领导整风的一件大事。为此，他不厌其详地解析阻碍反省的各类因素、学风反省的细节以及启发党风反省的方法。他甚至捕捉到反省者的心态变化过程，并从组织角度提出应对方法。他特别谈及针对顽固分子整风的具体步骤：“有计划地动员”全体成员大胆提意见；“集中火力，以集体力量来促其觉悟”；“少谈抽象原则，多举具体事实”；每天注意了解“心情的发展变化”；“不要中途转移目标”；等等。杨文虽以整风组织者为预期读者，却也向整风的个体传递了相当丰富的技术信息，是较《整风文献》更具体、更具操作性的整风“教科书”。一向对技术敏感的刘荣阅读杨文即感“爽快”，随后的日记、整风杂感更可见杨文对其产生的实际影响。
与杨献珍身后同享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之名的李培南，整风中任山东分局党校副校长。1944年3月该校第二期整风学习班结束后，李就反省自传的写法与讨论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在《反省自传应该怎样写法》一文中，李培南提供完整的反省自传写作方法，不乏便利操作的细节：阅读文件中的点滴检讨和反省，是总反省的基础；反省和暴露不能只是一般地指出工作态度、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观点，还要反省到对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文化问题等的错误认识；辨别问题轻重，把性质严重的政治动摇、严重的违反政策、组织关系上的独立性、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等重要问题，做更深刻的剖析、更具体的书写；慎重考虑问题的严重程度，其对党的影响、发展前途和必然后果；就问题的内容作正确估计之后，要选择适当词句表达出来；从许多现象找出问题的本质，揭露问题的前因后果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着手写作时，先拟一个提纲，初稿完成后要三五遍的修改。
前述方法的核心内容来自中共整风学习和干部审查的文件，却被大大细化。在读文件写笔记都感不适应的情况下，更复杂的思想自传的写作方法，无疑是整风中的个体亟待获取的一类关键知识。其实，思想自传出现之初，各地已有提供自传提纲、派员指导、传阅比较好的自传等辅助举措。1943年初，北方局为推动干部反省，把数位干部的反省自传汇编成册，公开出版《思想反省选集》。这些被视作典范的自传并无一定格式，却大体具备前述各项要素，而且文笔较好，对思想意识的批判细致，运用政治语言充分。模范案例与写作方法并现，表征思想自传的理想型文本已经形成。
思想自传的写作本就无法一蹴而就，更需不断接受讨论与批评。这意味着整风场域的紧张气氛与不可控性，同样也影响到思想自传的写作，个体亦因之在自我批评的文本中有意识地运用更为隐秘的写作技巧。李培南撰写的另一文《分局党校讨论反省自传的介绍》及其后《怎样写自传》等类型的图书，即对此有全面“揭批”：1.避重就轻。如讲经济问题而不讲政治问题。2.捏造历史。如假造经历、年代、人物。3.夸大历史的革命性。4.缩小错误，或将错误推到上级或组织。5.夸大错误，主动上纲上线，表示对待错误的深刻态度。6.承认错误事实，不承认是思想意识问题；承认大原则，而无错误事实。7.批判不用自己的立场，而用第三者的立场。8.将历史上的落后思想隐藏，而以现在的思想认识代替。9.叙述事实过多，用长篇幅掩盖或代替自我批评。10.模糊化处理。历史关节交代不清，思想转变过程表述含混，等等。
这些技巧部分已见于前引数种个体的记述，似不足为奇。然经由组织系统揭示，则耐人寻味。个体并非完全顺应组织的理想化规训，而试图寻求规避和降低被批判风险的对策。组织对此则体察细密，通过有意识地“揭批”，压缩个体自我批评时技术操作的空间。
伴随此种技术性的互动，思想改造的效能得以触动个体的心灵。整风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王紫峰不少时间都花在阅读他人的自传、反省材料上。对材料中的一些矛盾，他表示“必须一个个问清楚”。他还在日记中记下阅读心得：“通过研究，可以从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及其经历，看出他们思想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起初抓不住原则问题、自传写作进度并不快的范元甄，在李锐被捕后发生思想震动。经历持续的“哭求”“劝解”“谈话”及小组会批评，她“反省的门猛地开了，一下写了二三万字的反省笔记”，并进而认识到“真正达到改造，获得新的灵魂，必须要对旧的发生痛恶才行”。刘荣则试图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克服过去那种以为自己不会写或写不好文章就干脆不写的虚荣观点”，不忘提醒自己“多注意时词运用即毛主席指示”。不过数月，他已认识到“通过整风，今天才真正理解了，以前对个人的一切问题都是瞎想”，现在“脑子里面只有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在前面”。觉悟后的刘荣，写思想反省仍不轻松，“终天反省写笔记，脑子深入进去，别的事物根本不想”。此种写作状态并非个例。女兵刘燕瑾在整风中的感受即是一鲜活例子。她在日记中写道，“整风把我全部的思维全牵连着了，我再也不会想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我每天每夜的思想活动全是坦白反省”，“真的，每天都在不停的写，每一分钟全在想，像写不完想不完的一样，越写越多，越想越复杂”。
到抗战结束，前述思想改造的理想型文本与技术化表述已相当流行。《思想反省选集》被数次翻印。杨献珍的文章被转载，李培南的文章更被辑入《论思想意识》一书。据不完全统计，该书（含异题同文的《整风》《思想指南》）先后有10种版本（尚不计同一出版社重印版），遍布东北、中南、西南、香港等地，印量达数万册。经整风运动的组织化推动，思想检讨渐成一种新的文类。这一文类的形成，适足说明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空前的技术化程度，着力于思想改造的整风治理形式亦得以形成。
本文讨论整风运动的技术史，意为先行研究提供一种补充叙事，并不否认政治决策与青年文化在整风推动中扮演的基底性作用。同时，技术史取向存在着限度，并非解释每一革命史现象的最佳工具。批评与自我批评亦只是整风技术汇聚的一个环节。不过，技术史取向在整风运动的研究中不应缺席。技术不仅是沟通组织诉求与个体心灵的必要维度，更是认识中共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角度。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治理模式及其关联的政治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关键期，整风运动在其中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若以“叩其两端”的思路观之，这一时期中共的治理模式有此前约20年的积淀却又起突变，影响可谓深远。整风运动亦绝非一个预先有完备计划并渐次落实的过程，它倚赖并整合此前的干部教育、干部审查等制度资源，同时在组织与个体的持续互动中，逐步形成思想改造的一整套方法。
苏维埃革命时期即已成为中共处理党内斗争机制的自我批评，是前述制度资源得以整合与互动的凝固剂与催化剂。换言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缺席，将使整风运动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这并非推想另一种未经发生的历史，干部审查、干部教育于整风中的变化即是印证）。抗战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被强调，不是简单的延续，而是中共高层基于对党内斗争历史与理论思考后的选择，也可以说是基于更新治理方式的自觉意识。
这一选择造成的政治后果意义重大。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再仅仅是一类斗争方式和政治话语，而成为思想改造的利器。经过整风运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呈现若干值得注意的新特征。就场域言，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进入政治生活各领域的同时，群众或观众的介入明显增强；就形式言，批判、揭发以及思想检讨书写的类型化，则呈现批评与自我批评不限于口头的特征；就对象言，批评从组织问题到个体问题、从对事到对人、从事实到思想，着力展示个体全面且本质性的错误事实。如是转变皆提示，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核心手段的思想改造的出现，表征着“治心”这一中共新型治理模式的正式形成。
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变为思想改造的利器，并不意味着其作为党内斗争方式的原有形态不复存在。从毛泽东等人的表述中可以明确，思想改造本身就被视为党内治理的一种方式。而针对组织纪律、工作方法和干部作风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整风运动中亦被持续强调。1944年7月，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在整风学习后写作的《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得到毛泽东表扬并在《解放日报》刊发，正因其以高层能接纳的表述方式，对党的工作问题进行揭示。这也说明，思想改造诉求的浮现，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要对象转向个体，针对组织的批评与之形成张力，因而未能充分展开。
整风运动是中共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其具体环节并无先例可循。因此，组织与个体间围绕运动方式与技术的互动就尤其值得注意。写作思想检讨这一思想改造的中心环节，不是中共高层的最初预期，而是出自上下间的互动，最终竟演变为一种新的文类。个体在因应组织的思想改造诉求时，亦主动运用自我批评的技术，规避自身的政治风险。进而言之，组织与个体各自探索的思想检讨技术又是共享的，这使得个体规避自我批评风险的空间被压缩，思想改造正是在此种技术性互动中不断切入个体的心灵。
中共全面执政以后，各类政治运动皆直接或间接带有思想改造的诉求，从政治运动到日常生活亦随处可见思想检讨的运用。一个典型的现象即前述理想型文本持续成为新政权下流行的一类新知识。类似的新知识难记其数，组成一个基于特定意识形态的知识群。其化为民众政治常识的过程，也正是新政权正当性得以确立的过程。追溯这类知识的形成，多半得自于抗战时期的锤炼。这意味着，抗战时期中共探索的治理模式及其政治文化值得学人投入更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