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丁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北平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共同扶持组建了伪北京大学，通过政治管控、殖民教育和精神训练，对伪北大的师生实施奴化改造。在管理体制方面，伪北大虽然形式上仿效了北京大学，但实质上强化了日伪对大学的干预和管控，延续了日本在其殖民地的大学管理体制。在高等教育最为重要的高深知识发展方面，日伪非但不重视大学内的学科建设，反而在伪北大的教学、学术研究中，植入大量带有殖民色彩的意识形态。日伪还从道德的灌输、行为的教导、惩罚的实施、活动的控制等多个维度，监管学生学业之外的生活，同时针对学生开展各种“精神训练”活动，把大学打造成日本侵华“思想战”的重要战场。伪北大的历史体现了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实行殖民教育的本质与特征，最终亦随着其侵华战争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关键词：沦陷区 伪北大 奴化教育 殖民侵略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北平沦陷时期的伪北大与原北京大学毫无关系，这是当时抗日根据地和抗战大后方形成的共识。就连华北沦陷区的汉奸也认为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无形中就瓦解了”，而伪北大是日伪运作之下“复生”的“最高学府”。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解散伪北大，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表示“北大将来复校时，决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教职员”，伪北大的学生则须经过甄别和补习，方可进入北大学习。据最新出版的《北京大学志》记载，1937年9月3日，日军进驻北大第一院和灰楼宿舍区，北大职工撤离学校，自此各处校舍落入日伪之手长达八年之久。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于1945年12月将日伪在北平所办高校的学生统一编入“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1946年7月补习班结束，部分班级并入北京大学。伪北大的历史，是抗战时期沦陷区日本殖民统治下高等教育的历史。关于抗战时期的沦陷区研究，中国学界的起步较晚，各方面研究也不均衡。其中有关沦陷区的殖民教育（包括高等教育），虽然既有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不够深入与细化。有关伪北大的研究成果或聚焦其历史沿革、机构建置，或关注伪北大的师生构成、校园生活，但从日本统治者角度的研究明显不足，且很少立足于教育学进行论述。
大学是一个知识生产机构，具有“传播高深知识、增进研究、传承文化”的独特功能属性；具体而言，大学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都与知识生产密不可分；而知识生产过程本身就浸染着意识形态的底色，知识生产最终的价值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谁是知识生产的主体、生产什么样的知识，结果便是发展什么样的文化。同时，大学也不是一座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孤岛，当知识与权力碰撞时，知识生产不可避免会受到外力的干预而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大学内部相对民主自由的环境被破坏。殖民地的大学，其本质则是“以训练下一世代殖民官僚为主要目的，向殖民者子弟及部分土著传授宗主国的知识体系，用以加强对该殖民地的支配”。
基于上述视角，本文主要依靠北京大学档案馆、北京大学医学部档案馆藏伪北大的档案资料，重点论述在日本方面和华北伪政府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组成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文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统称为“华北伪政府”。的政治管控、殖民教育和精神训练下，伪北大如何沦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工具。
日军在侵占平、津以后，继续进犯华北地区，并加速扶植傀儡政权。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成立后，根据陆军省的《华北政务指导纲要》于1937年9月25日制订《关于建立华北政权的方案》，要求“及时在华北建立以‘防共’、亲日‘满’为其政纲的政权”；经过多次的具体研究，特务部终于制订出《华北政务指导计划案》，并于11月28日向东京军部中央进行汇报。于是，在日军的炮制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南京沦陷的次日，即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此后北平改名为北京，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也于1938年1月20日由天津迁往北京，以加强对该伪政权的指导和控制。
华北伪政府成立后不久，日本统治者把重建高等教育一事提上日程。1938年2月18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向驻华大使馆参事官森岛守仁发出《关于补助北京大学的文件》，其中表示：中国的大学教育对政治外交影响深远，重建大学对中日关系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有鉴于此，外务省决定以复兴北方的大学为根本方针，虽然就发展综合大学还是单科大学尚需讨论，但首要的是发展大学中的医科和农科。伪政府方面则认为有必要改变北京各院校之分立门户的情况，建立综合大学，培养服务于伪政权的人员。而在如何建设伪北大问题上，日本方面严格控制经费，外务省给与伪北大的扶持经费，被规定平时要保存于日本大使馆，必要时才能交付该校使用。
在日本方面的扶持下，华北伪政府于1938年11月28日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决定将原北京、北平两所大学的遗留部分进行合并，在北京大学原校址上设立“国立北京大学”，分置文、理、法、工、农、医六学院。除法学院延期至1941年才成立外，其他五个学院自1938年3月起，便已陆续成立并招生。1939年1月14日，伪北大举行开学典礼。农学院成立于1938年3月1日，院长为庞敦敏；医学院成立于1938年5月5日，院长为鲍鉴清；工学院成立于1938年7月，院长为阮尚介；理学院成立于1938年9月1日，院长为文元模。上述四位院长皆有留学日本的教育背景。1939年11月，文学院正式成立。1941年初，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以下简称“伪教育总署”）督办，10月起又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这一年由东亚文化协议会政经部提案，周作人推动，法学院方开始筹备，并于7月成立。伪北大初创时，华北伪政府教育部总长汤尔和任总监督，管理学校；1940年4月后，伪北大不再设总监督，而改设校长，第一任校长是钱稻孙，其后是王克敏，抗战胜利前夕由医学院院长鲍鉴清担任。
在日伪双方的共同运作下，伪北大开始招生，但是起初并不顺利。1938年3月，医学院录取旧制六年制学生19人，农学院录取学生人数与医学院相当，于3月10日仓促开学授课。同年8月，医学院再招收四年制新生60人。为缓解鲜有学生愿意报考的尴尬境况，华北伪政府教育部要求各省教育厅从所属公私立各级中学毕业生中择优报送，“推广学额以宏造就”。然而地方伪政权的反馈仍不容乐观。1939年9月，伪山西省公署教育厅向华北伪政府教育部发函表示：“本省自经事变以来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完全停办，学生亦均星散，刻下仅恢复省立师范学校一所，所有高级中学毕业学生一时难招收。”伪河南省公署教育厅也表示：“登报并布告招生，以凭择优保送，乃时历多日，迄无学生报名，自属无从保送。”截至1940年，伪北大招收学生情况是，文学院91人、理学院120人、工学院268人、农学院172人、医学院193人。直到1941年夏，法学院开始招生之后，伪北大的招生规模才有所扩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的部分教职员与学生迫于生活与就学的压力，转入伪北大，使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华北伪政府的资助，才是众多家庭贫困学生选择伪北大的原因。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也是规模最大的国立大学，形成的制度传统是教授治校、民主管理。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借鉴德国大学管理经验，施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模式。蒋梦麟任总务长期间，这一管理模式继续贯彻执行。根据1920年10月颁布的《北京大学现行章程》，教授治校制度具体体现在：1.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为全校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以校长及教授互选之评议员组成，决定学校重大事项，如大学立法、学科废置、学校预决算等。2.行政会议是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由校长及常设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组成，委员长须有教授资格，由校长任命的委员须经评议会同意。3.各系设教授会，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由此可见，北京大学的管理模式充分彰显了教授在校务运作中的主体性，即使教授之间存在不同意见，仍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发扬了民主、自由精神。20世纪30年代，北大的管理权开始有集中的趋势。1931年，蒋梦麟重掌北大后提出了“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方针，教务长、教授会的产生由选举变为校长聘任，权力上交到学校领导层，但是学校的校务会议组成人员半数是经选举产生的教授，行政会议实行集体决策，在学校管理上仍保留了民主精神。另外，在和政府的关系上，北京大学也基本秉持独立的态度。1923年学潮中，北大进步师生反对时任教育总长的彭允彝，蔡元培校长也“痛心于政治清明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辞职离京，以表抗议。1925年3月14日，北大评议会通过决议，如果政客官僚出身的王九龄就任教育总长，北大即宣告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加强对北大的指导，但双方仍保持有效的互动关系。总之，七七事变之前的北京大学，在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现代教育理念指导下，在一批有远见、有勇气的教授带领下，努力减少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推动大学成为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学术机关。
日伪扶持建立起来的伪北大，虽然在形式上模仿北京大学的建制，保留了民主治校的象征——评议会，但是评议会的权力基本被剥夺，教授在学校治理中话语权微弱，教育行政权收归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北大是在日伪的严密管控下运转的。
在伪北大，总监督（校长）管理具体校务，同时对华北伪政府负责。根据1938年11月的《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华北伪政府聘任一名总监督负责管理校务；为处理全校之教务及事务，置教务长、秘书长各一人，由总监督聘任之；文书、教务、会计、事务、管理等课的课长、课员、办事员、书记，连同图书馆内各级职员，全校人事任免权集中于总监督一人。至于伪北大各学院，由院长一人处理院务，而院长则由总监督呈请华北伪政府教育部总长聘任；院长之下设系主任一人，由院长呈请总监督从教授中聘任；各级教员由各学院院长商请总监督聘任；院内行政岗职员，由院长任命，在院长指导下办理各该管事务。总之，学校层面的教育行政权由总监督控制；学院层面的教育行政权主要掌握在院长一人手中。院长对总监督负责，总监督对华北伪政府教育部负责，伪政府教育部牢牢掌控对伪北大的管理权。
具体就评议会制度而言，在组织上，评议会“由总监督、各学院院长、名誉教授及教授互选之代表，每学院二人组织之，以总监督为主席。总监督因故不能执行其职务时，得委托评议员中之一人代理之。总监督需就本大学教授中推荐评议员若干人”。总监督任命的教务长、秘书长须列席评议会；在职能上，就校内重要事项，如制定学则、废止预算、教职人员的聘任与解聘等，总监督在“征求评议会之意见”后，还需要“呈请教育部总长核定”。1939年2月，华北伪政府的行政委员会向教育部下达文件，要求伪北大“评议会如有重要决议事项，应请贵部随时报告行政会议或咨达本会，以资接洽……嗣后此项评议会如决议重要事项，当随时报告”。评议会之外，由总监督、教务长、秘书长及各院院长组成行政会议，协商一切日常校务的实施事宜，必要时名誉教授须列席行政会议。总之，据上述规定，原北大民主选举、广泛参与的管理模式不复存在，而变成了总监督掌控一切的管理制度；评议会形同虚设，政府强势介入学校管理，民主为专制所取代。
实际上，华北伪政府也并不能够完全独立掌管伪北大，日本方面在幕后操控伪北大校务管理重要事项，为奴化教育铺路。以伪北大关于日籍教职员的聘任与解聘事宜为例，日本华北方面军、外务省、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均对此加以干涉。1938年4月17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与华北伪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签订《政府顾问约定》，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推行及改善技术家、专门家之必要业务起见，所需专员技术官、教授、教官、教导官等，由日本最高指挥官之推荐、任用或聘请日本人充任”。广田弘毅签发给森岛守仁参事官的信中也指出，伪北大医学院应聘请若干日本人充任教授、医生及其他职员，同时顾问也应由日本教授担任，指导医学院的实际运营。据统计，1940年3月至1941年10月间，由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推荐聘任了至少13名日籍教授和副教授。聘任流程为，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拟定人选并致函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向伪教育总署下达指令，再由伪教育总署训令伪北大，最后由伪北大下公函给医学院执行。另外，伪北大较晚成立文学院、法学院的决议，是由日本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制定的。总之，在日伪的管理体制和人员编制改造下，伪北大既不民主也不独立，受日本方面和华北伪政府的双重管控。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其他殖民地也创设了服从于政治管束的高等教育机构。1928年，台湾的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在1929年开始实施的《台北帝国大学总长职务规程》中规定：总理各项校务的总长（校长）人选，需获得台湾总督的认可；学校规章制度、招生、学校八日以上临时停课、学生出国修学旅行等事项，也需经过台湾总督批准；总长需在每学年伊始的月中、每月1日，以及每年5月15日和10月15日，分别向台湾总督报告学校内各项工作。这份规程随后又修改了两次，1935年以后总长向总督汇报的内容更加细化，虽然汇报时间略作调整，但大学受总督管控的基本制度一直延续。日本扶持建立的伪满洲国，对大学教育行政的管控也是如此，甚至更加直白。其1938年1月实施的《学校令及学校规程》规定：“大学由主管部大臣监督之。……关于大学学长及教师之职务及服务，并公立大学学长及教师之任用及解职规则，由主管部大臣定之。”日本与伪满洲国共同扶持，于1938年5月2日成立的伪建国大学，在其《建国大学令》中也明确规定：“建国大学受国务总理大臣领导管理”，综合管理学务的总长负责统管监督所属职员，但是关于高级官员去留，总长应“写出详细文件报告给国务总理大臣”，另外，“内设评议会，应总长的咨询，审议学务。评议员由总长从教授中指名担任”。从管理上看，日本因地制宜在不同殖民地建立起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其共性在于教育行政部门插手学校日常事务，对学校运作施加影响。
通过分析伪北大的管理模式，可以明白其虽然在形式上延续了北京大学的管理模式，但实质与台湾的“台北帝国大学”以及伪满洲国的“建国大学”如出一辙，表现出伪政府管控、殖民者干预的奴化教育的特点。伪北大不但在制度上强化了总监督（校长）的管理权力，并将华北伪政府教育部的干预合理化，同时在实际运作中，还要接受日本殖民者的管控。这些都是日伪在制度层面上奴化改造沦陷区高等教育的重要表现。
通常而言，普通教育传授一般知识，而高等教育传授的是高深知识。“一般知识与思想是指最普遍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它们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机构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与之相对应的是学者钻研的、离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的高深知识”。大学是传授高深知识和方法的教育机构，高深知识是大学的核心所在，教学、学术研究都离不开高深知识。北平沦陷期间，日伪非但不重视大学内高深学问的发展，反而在伪北大的教学、研究中植入大量带有殖民色彩的意识形态，干扰高深知识的传授与发展，将伪北大发展成为日本文化入侵的阵地。
（一）教学
如上文所述，伪北大的创设带有强烈的殖民侵略倾向，故而在伪北大的教学设计中，日本因素被强化，日本的语言、文化、日籍教师、殖民者自身的文化意象被强加到沦陷区高校的课堂上。
在学科设置上，法学院“颇多参酌采用东京帝国大学之最新学科，课程内容上并经体察中国及东亚之情况而定”。至于1939年成立的文学院，其下设哲学系、国文学系、日本文学系、西洋文学系和史学系。其中，哲学系、史学系、日本文学系均有日本教授。和七七事变前相比，文学院撤销了教育学系，而增设了日本文学系。伪北大将日本文学提升到与中国文学、西洋文学同等的位置，企图借此扩大日本文化在伪北大的影响。这种做法并非只在“国立”的伪北大推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使在辅仁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里，也于1942年秋季学期建立了日本语言文学系，由日本教员承担主要课程，包括酒井梯的“一年日本文学”、渡边善次的“日文作文”、细井次郎的“日本文学略史”、川添达人的“日本现代戏曲选读”等等。
伪北大的课程设置以日方规定的“东洋文化为唯一标准”。法学院的课程管理者就提出：“本院各系课程概属关于国家思想社会组织，要以国体国情吻合于东洋文化为唯一标准，凡属欧西过激共产等邪说在摒除排斥之列，平日授课讲解莫不以此为教导之标。”在工学院，“该院课程多已倭化。……吾人谓‘钢筋混凝土设计’，彼云‘铁筋洋灰（及）设计’；再如‘电气’名词，很不合乎科学”。
伪北大对学科专业建设的注重力度，远不及日语学习的强化与推广。1938年医学院各年级的课程表中，除专业课、实习课、见习课、修身课、体育课外，便是日语课和德语课。一年级，每周日文课12小时，德语课4小时，语言课课时占总课时比重约35.6%；二、三年级，每周日语课4小时、德语课4小时，语言课课时占总课时比重约17.4%；四年级，每周日语课4小时，语言课课时占总课时比重约11.1%；五年级，每周日语课4小时，语言课课时占总课时比重约9.8%。医学院所用的教材为饭河道雄编辑、东方印书局出版的《速修日本语读本》。日语授课老师有中国籍也有日本籍，中国籍教师数量更多；教授方法上采用“直接法”与“对译法”并授，重点培养学生听力和表达能力，以使学生能够在学习日语一年以后听懂日籍教员授课。在工学院，“日文为第一外国语，且属必修课目，英文已变为第二外国语”。为督促学生学习日语，工学院还成立了以院长阮尚介为主要负责人的“日本语研究会”，规定“会员日语学习有成绩者，得奖励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为加强侵略政策，请求增加日文授课时，改为每周十二小时”。时任文学院院长周作人将此案提交院务会议讨论，日籍教授争持甚烈，但遭到多数中国教授的强烈反对，未能通过。鉴于此，日本方面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致函伪北大，要求酌量增加日文课课时，最后折中结果为每周六小时，两年内修满。伪北大成立初期讲义尚为中文，不久便以“日本之一切科学较为跃进”，且“值中日文化提携之时”为由，决定“未来一切讲义，将以日本语为中心”。该决定自1940年首先由医学院实施，进而推广至其他学院。语言是文化的家园，将日语有意识地向外民族渗透与推行，这是日本实现文化入侵的惯用手段。
另外，按照日方要求，伪北大招募了不少日籍教职员，他们在伪北大的工资多、地位高、权力大。据统计，在1942年，文学院共有教职员121人，其中日籍教职员20人；医学院共有教职员155人，其中日籍教职员38人；理学院共有教职员101人，其中日籍教职员9人；农学院共有教职员236人，其中日籍教职员40人；法学院共有教职员104人，其中日籍教职员1人。1943—1944年，伪北大日籍教职员150人，其中教授为95人。虽然日籍教职员的整体占比不超过伪北大教职员总数的20%，但是，各学院的名誉教授均为日籍，部分日籍教师甚至成为学院的实际掌控者。比如：文学院具体负责的是哲学系教授察常山口和儿玉达童。医学院则是由名誉教授永井浅掌控，他就任之初便着手改造医学院，改革内容包括改学制六年为四年、筹设研究院、规定教职员的任命条件以及扩充医学院所需经费详目等。此外，伪北大还充斥着一定数量不称职的日籍教员。比如工学院的名誉教授佐野秀之助，常住东京，不仅不担任课程，而且每年只来院一次；该院其他日籍教员，虽然担任课程不多，且常常不上堂授讲，却实际有监督中国教员之责。文学院也有类似的情况，据曾经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沈启无回忆，该院名誉教授宇野哲人一年来文学院的次数不过一两次。
伪北大日籍教师的收入来源、数额，均优于中国教员。以农学院为例，中国教授平均每月俸给320元，按任用等级，日本简任教授每月俸给780元，荐任教授540元。二者之间的差异是由于中日教员工资发放标准有所不同。中国教员之收入系按照伪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教职员薪给等级表按级支薪。具体而言，大学校内共十二种职别，最高为校长，最低为书记；级别分五等三十四级，最高级一等一级薪给为每月600元，最低一级五等三十四级每月24元；教授均为二等，月工资在每月240元至400元之间；副教授在三等十九级至二等十级范围内，月工资在每月180元至300元之间。而日本教员，于推荐时即附具薪给数目，其待遇较中国教职员为优。伪教育总署1940年颁布、1940年7月1日至1941年3月31日执行的《聘用日本教职员经费支给办法纲要》规定：日籍教员收入分为“薪俸”（基本工资）与“在勤手当”（全勤奖）两部分，其中“凡超过中国薪级表内相当等级之薪俸额者，其超过数额应一律视为‘在勤手当’”。同时，日籍教员还有其他补助，如赴任旅费、退职归国旅费等。到1943年，日籍教员收入项目的名称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种类与1940年的文件规定相差无几。以1943年医学院日籍教授的月收入为例，分为“本俸”（基本工资）、“在勤手当”“房金”（住房补贴），以及“其他”共四部分，收入最高的是教授八木高次，为3035元，最低者为助教矢野知，为990元。对比之下，在医学院教授日语的中国老师阮蔚村，待遇仅为每月200元。
教师是大学教育的主体和主导者。伪北大充斥大量日籍教员，并给予他们优厚待遇与权力，极大地便利了殖民统治者对沦陷区高等教育的管控。通过全面渗透日本因素的课堂，伪北大的学生接受了经过日伪筛选的知识，慢慢建立起对日本排他性文化的认同，侵略者文化殖民的目的即在于此。
（二）学术研究
大学作为研究高深知识之地，学术研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大学内的学术研究活动应在自由的氛围中进行。然而在伪北大，学术有禁区，研究与发表有政治任务，连学术交流也意识形态化，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在日伪的监管下进行。
书籍作为学术研究得以进行的主要工具和凭借，在伪北大被重点监管。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曾着手添购书籍，他认为“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七七事变后，伪北大图书馆还曾收管清华大学图书164741册。但并不是所有的图书资料都供学生阅览。1941年9月8日，伪教育总署给伪北大下达禁书密令：“查有关抗日及共产学说之书籍，前于民国廿七年曾由前教育部派员并行知各校院一度澈〔彻〕查，并于检查后，由各学校院将此项禁书，封存保管在案，兹因上关书籍，虽经封存，尚多有未详加整理者，再则现供阅览之图书，数目繁多，有无禁书，混入其中，亦亟需重加检。”要求严格查禁有关抗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图书及新闻杂志。10月2日，伪教育总署再次向伪北大下令：“关于实地工作情形如何，亟应随时报告本署……此次检查禁书，务须慎重，将事工作固应依限完成，检查尤应力求澈〔彻〕底。”
根据以上要求，文学院在10月7日即完成任务，并上报称“本院系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间成立图书室，所有书籍大半由北京大学借来为学生参考之用，其中一部分陆续新购者亦均为研究科学启发文化之书，现澈〔彻〕底检查并无抗日及共产学说书籍”。法学院也于11月18日完成检查，并将三本疑似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英文书籍呈送伪教育总署。11月29日，伪教育总署再次下令，催促理、农、医三学院上报检查禁书的进展。此三学院随即加紧检查，将禁书及难以辨识的书籍呈送伪教育总署。
在此次查禁中，据统计，伪北大的中文禁书，有关共产主义的1137册，有关社会主义的964册，有关资本主义的544册，抗日类书籍880册，国民党相关书籍915册，杂类1585册，洋装书129册；西文禁书共有227册，其中俄文书137册。从数量与内容上，都符合伪教育总署的要求。现将部分被禁图书，列举如表1。
上述被禁的书目，大致有以下特点：第一，题目中含有“苏俄”“俄国”“社会主义”“土地”“劳工”“马克思”“恩格斯”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一律被禁止。日伪高度重视反苏、“反共”，北大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又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故而他们企图在伪北大彻底清除含有共产主义要素的书籍。第二，与五四运动、思想启蒙相关的图书，一律被禁。伪北大建校之初，日本方面就对大学内类似五四运动的学潮颇为警惕，故而此次被禁图书，不乏民初启蒙思想家、五四学人的文集、讲演录等。伪北大企图在文化精神上割裂北大传统。第三，涉及日本、中日关系的研究书籍，一律被禁，含“侵略”“殖民”主题的图书更是如此。第四，研究政党的图书，一律被禁。可以说，禁书目录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伪北大学术研究的禁区，是日伪当局对学术自由的干涉。
伪政府在查禁图书的同时，又“引导”伪北大学生完成符合其政治要求的论文。1942年，伪华北“防共”委员会向全华北公私立初中以上学校学生，有奖征集“防共”的主题论文，对论文选中者予以奖励，伪北大各学院学生均有参与。次年，伪北京特别市“剿共”委员会又以“确立‘剿共’建国理念、普及‘反共’学术研究”为主旨，向伪北大学生征集“反共”学术研究论文，要求“以发扬东方文化精髓为要谛，以反辩证法唯物法、反唯物史观为中心”，从哲学、历史、经济三个角度展开论述，对优秀作品予以奖励。华北伪政府这种政治性命题论文，旨在禁锢学生的思想，以殖民者喜好来评判学术作品的优劣，从而达到让学生通过学术研究“反共”的目的。
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伪北大医学院从日本进口了大量仪器设备，研究条件相对完备，而理学院、农学院的研究环境则不十分理想。1939年初，理学院曾向伪实业部申请购买地质陈列馆的国产矿物及岩石标本，并提出只需“择其重复多量者及出版物酌量”。但伪实业部表示：馆藏矿物及岩石标本重要者已由南京政府提去，现存标本均系一份，并无重复，仅足供陈列之用，碍难分赠；理学院学生如为研究矿质起见，仅可随时到馆参观。另外，在日伪重视华北农业生产的背景下，农学院还需处理伪政府额外摊派的任务。比如，为办理宁河县崔兴沽灌溉试验，华北伪政府建设总署曾发函至伪教育部，请其饬令伪北大农学院协同办理试验，研求滨海地区各种农作物之适用性及需水量、灌溉日期以及改良土质方法。对此，农学院表示相关试验均非短期内所能就绪，非派员常驻该处不能负责，而此类专门人员每周各有担任课程，难以离校，仅仅愿意在明晰具体协助内容后，再就事实所能酌量考虑。然而伪教育部仍希望农学院查照办理。知识生产尤其是农学领域，取得突破性的知识创新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稳定的环境。但华北伪政府急功近利的浮躁行为，迫使农学院以其指令为导向进行研究，不仅影响了农学院的正常教学，也将科研置于伪政府的行政规划之中。1941年，伪河北省教育厅在第二次行政会议中提案，希望在伪北大农学院、工学院设临时农工职业教育养成所，因为“现在国立各学院虽已大抵完全恢复，乃以研讨高深学问之学理，或不重于实习技术之教导。且现在建设、事业各部门所需人才更属供不应求。故训练适于职业教育之师资，以为临时救国之图，实属不容稍缓”。华北伪政府的干涉，使伪北大的科研时常偏离正常发展轨道。
大学学术刊物是科研成果发表的载体，也同样受到华北伪政府的严密管控。1939年1月，农学院农学月刊社发行的学术刊物《农学》创刊，以“阐扬农学，促进生产为宗旨。为求研讨学术，态度绝对公开”。开办伊始，按例报请伪内政部及伪警察局备案。7月，农学月刊社接到伪警察局新闻检查所函电：根据日军司令部报道课吩咐，各种刊物均应利用骑缝书边等空余篇幅，刊载“‘反共’、灭党、反英、兴亚”各类宣传标语，违则严处。农学月刊社编辑认为《农学》系研究农科的学术专刊，不同于普通新闻杂志，每页登载政治标语不妥，且违背了华北伪政府教育部教字第1274号令文“严禁教职员学生参加任何党籍或作任何政治活动”，对伪警察局的要求提出反对，同时指出日军司令部报道课每期检查稿件，“不免借此横加干涉”，对日伪之不满溢于言表。1940年，由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兴亚院及伪北大工学院日籍教授捐款成立的兴亚工学研究馆设于工学院之下，其馆刊为《北京大学工学院新闻》，最初刊载的文章篇幅只如小报晚报，一年多以后即改编印为每期五六十页之杂志，“内容空洞，毫无可取。查其目的，无非欲极尽其倭化华北、欲灌输我青年学生以大东亚主义思想之能事”。1942年5月1日，伪北大计划编行“防共”杂志，以广泛宣传“防共”要义。
伪北大还通过组织师生赴日交流学习，来培植亲日思想与势力。伪北大成立后，日方与华北伪政府便以“知识交流”“学术提携”为名，积极鼓动中国教师参加日本国内的学术活动，以建立日本与华北沦陷区学术社群之间的密切联系。以1939年为例，3月，日本农学会邀请伪北大农学院院长庞敦敏参加第十届日本农学大会。6月，伪教育部推荐伪北大工学院讲师范庆涵、农学院讲师周军声参加日本学术协会第十五次大会。9月，日本九州医学会会长浅田新太郎，邀请伪北大医学院眼科教授马志道、生物化学教授徐开，参加在熊本市召开的第四十届九州医学大会。以上教师参加会议的差旅费，均由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支付。值得注意的是，七七事变后，日本方面力邀中国教授参加日本国内性质的学术会议，其目的不言自明。伪北大的学生也被要求赴日见学，比如工学院学生在校期间均须参加一次“日本见学”。1939年9月，在日籍教授鞍田纯带领下，农学院81名学生赴日本大阪住友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参观。除了学校层面组织赴日参观，文学院日文系副教授原三七，几乎每年都要带领学生赴日参观，以拉拢中国学生。
在1939年1月14日的伪北大成立典礼上，总监督汤尔和曾在致辞中谈及办学标准，谓“吸收世界上之真正文明。因为现在之大学里，均看不见真正之文明之所在，而专学习其皮毛不务事实，故吾人在根本上，如欲对人类、对世界有利益之文明，则尽量吸收之，其无利益者，则尽量排除之”。但是，通过分析上述教学、学术研究情况可以发现，伪北大在日本侵略者与华北伪政府的主导下，对学问进行了筛选，将政治观点充当学术内容，在教学中向学生灌输带有殖民色彩的意识形态，并力图将大学的学术研究引到“日本化”“殖民化”的轨道。可以说，日本侵略者是在“发展以日本文化为中心的东洋文化”这种集体自信下，主张自己有能力肩负“传播文明”的事业，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透过殖民与文化交流等手段，向周边地区输出这套近代思想体系。日本侵略者与华北伪政府在伪北大专注的是政治控制，而非纯粹学术发展；伪北大所谓吸收真正世界文明，也只不过是灌输日本文化的奴化教育；高等教育本该具备传授高深知识、培养研究能力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属性，在伪北大做不到。伪北大是殖民统治者对青年学生加以控制的中介。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除了传授学问、研究学术，还应有创造性的文化生活。这类文化生活往往通过沉浸式体验，使学生的认知与情感获得发展，最大可能地培养学生清晰的自我意识与文化认同感。然而，当政治权力过分介入大学教育时，文化生活就兼具了思想改造的作用。伪北大虽然标榜其办学理念是研究高深学术、陶冶优良品格、图文化之进展，但实际上，日本侵略者、华北伪政府与学校当局却加强对学生群体的生活管教，从道德的灌输、行为的教导、惩罚的实施、活动的控制等多个维度，在“思想镇压”的同时实施“思想动员”，建构“大东亚共荣”的殖民主义话语体系，将伪北大的文化生活最终演变成服务于日本殖民统治的“精神训练”。
（一）生活管教
日伪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取向中吸纳、重组其中的认知思维与价值观念，形成了有利于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1940年6月8日，伪教育总署发布《专科以上学校实施训育方针》，规定学校的基本训育方针是：“一、尽力提倡我国固有之美德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规而为建设东亚秩序之始基。二、根绝容共思想，以亲仁善邻之旨谋东亚及世界之和平。三、善用我国固有之家族精神以敦风纪而固国本。四、阐发修齐治平之道以儒家精义为依归，摒弃外来功利主义。五、注重人格之修养品德之陶镕，宜使学生有以国士自许之志向，俾将来能以担负复兴东亚之重任。六、厉行节约运动纠正奢侈陋习，以养成勤苦耐劳之精神与习惯。七、个人生活与团体生活宜有严格的规律，俾公私德双方得以平均发展。八、加强竞技运动等训练以锻炼强健之体格及振奋有为之精神。”该方针首先将学生的美德与“建设东亚秩序”相联系，即以接受日本的侵略为美德，同时又宣扬对日本侵略者“亲仁善邻”的态度，并将其上升到“世界和平”的高度。在此两方面的基础上，从家族精神、修齐治平、修养品德、习惯、纪律、强健体格等方面，要求学生服从听话，进而使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理念，更加顺利地灌输进青年学子的头脑中。该方针的对象是华北沦陷区专科以上的学校，自然对伪北大的学生也具有指导作用。
为方便管教学生，1941年10月17日，伪教育总署成立学生生活指导委员总会。伪北大各学院分别成立分会，由院长和院秘书长主持，各系主任都是该会会员，主要负责指导学生课外活动。伪北大法学院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分会，是“辅佐学校训育之机构，举凡关于学生品性之陶冶，体力之锻炼，知识之灌溉，福利之代谋，悉赖此会尽其本能，辅佐校方进行”。该分会分训导组、锻炼组、调查组、公益组、文书组，管理学生学业以外的生活、思想、健康等方面大小事宜。其中，训导组的工作最为繁忙，其“注重知识灌输，品德修养方面，除每日张贴格言，俾学生有所警惕，并不时请中外名人学者及本院教授作学术讲演或修养指示，并领导参加各处演讲会外，随时由院长训话，并责成管理方面，不时予以训导，如有不合，立时纠正”，“每月由院长酌定时间，召集学生训话一次，对于生活、思想、礼仪等项，予以深切指示”。除此以外，训导组日常监管学生言行，每周召集学生训话，并承接华北伪政府的各项政治运动，如治安强化运动、中日“满”缔盟纪念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伪北大各学院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分会的主要负责人为日籍教员，以工学院为例，分会总负责人为副教授今三夫，教“美学”等科目；训导组主任为木村逸英，专门员为奈良冈良二。可见，伪北大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是“控制学生、实施奴化训练管理之中枢”。
日军的特务组织，是伪北大管理学生的一条“暗线”。仅1940年，就有多名学生被特务组织传讯或加害。7月，文学院学生徐守忠、梁亚余、刘耀昕，工学院学生崔晓山、李维忠、吴奇光被日本宪兵队传讯；12月3日，日本宪兵队六七名便衣到宿舍带走了工学院的三名学生王文宝、王义、李维忠，并搜查了王文宝与王义的宿舍，次日王义与李维忠被放回，而王文宝从此下落不明；12月11日，日本宪兵队便衣中川正雄到工学院传唤机械系二年级学生王乃文随其到队谈话，后由工学院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分会总负责人今三夫用特备函将其保释出来；12月21日晚11时，文学院日本文学系学生逯东旭被警察局特务课带走问话，自此失踪。诸如此类情况，不胜枚举。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意识形态方面强烈抵制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在宣传中强调华北伪政府的“正统性”。1938年9月15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在对侍从武官的报告中提出：在宣传工作方面，华北方面军加强对各机关的统制，宣传重点放在使中国军民明确只有“反共”叛蒋、依靠亲日“防共”的新政权才能获得一切幸福。1940年3月19日华北方面军各师团参谋长会议上，参谋副长平田正判也曾强调“确立和推广新民会的指导思想，建设一个由真正的日中合作思想控制的华北，以促进东亚建设，不使错误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可乘之机”。在此宣传方针指导下，华北伪政府严禁教师与学生参与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活动。1939年12月15日，华北伪政府教育部下令“严禁学校教职员学生参加党籍或政治活动”，称“学校教职员为人师表，职在为国育才，责任重大，自宜专心服务以资领导。在校学生，正值青年，尤须潜心向学，不宜与闻外事。往者各校院教职员多有列党籍参加政治活动者，以至学潮起伏，风纪荡然，更有多数有为学者、优秀青年图爱国虚名，未解爱国真谛，舍其所学，奔走政治，因而贻误前途”。随后，伪北大发布公函，要求理农工医文五个学院，以及医学院附属医院、图书馆遵令执行。此令所言“党籍或政治活动”，并非全部政治活动，仅指同华北伪政府处于敌对的国民党、共产党等党派的活动。当时日本认为其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主要对手，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和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而这两者在中国的代表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
在上述政策与方针之下，华北伪政府对坚持敌后抗战并成为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抱有强烈反对的敌意。伪华北“剿共”委员会，“抱有‘共匪’即无我，有我即无‘共匪’之决心，汇集政军会民之总力，发动武力战，以剿灭残存‘匪军’，展开思想战以‘扫荡’共产邪说”。为此，他们在伪北大校内多次召开以“反共”“剿共”为主题的讲座、讲演大会。1938年，伪北大理工医农四院，共同举行“反共救国”演讲大会，由新民会中央指导部宋部长讲《共产主义批判》。1943年6月19日下午，医学院在附属医院阶梯讲堂，召集全院师生举行“剿共”讲演大会，邀请伪华北“剿共”委员会宋处长担任主讲，分别阐述伪华北“剿共”委员会成立之意义、今后所负之使命与工作方针，号召官民团结一致。11月间，工学院组织多场活动宣传“剿共”思想：1日举行晨会时，院长作关于“剿共”的训话；10日上午，工学院派电工系二年级学生温克昌赴伪教育总署参加学生座谈会；13日在工学院礼堂召集全体师生，用收音机收听汪精卫训话；14日上午在院礼堂举行学生演说会。至于大量存在于沦陷区的孙中山像及照片，华北伪政府采取的策略是“一、铜像胸像等有永久固定的性质者照留。二、政府各机关学校及其它公共场所如含有礼拜意义之单独相片应撤去，收纳于不惹人注目之场所或秘密烧弃之，故非单独而属于集会团体的相片，认为无碍。一般民众所有者依照前述主旨，渐次指导之，但无须强制”。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将孙中山及其代表的三民主义、国民党政府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淡化，进而强化华北伪政府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另外，日军宪兵的特务机关也会监视学生，时不时传唤学生至警局。
在制度化的集体生活空间里，一元性的训育纲领钳制了伪北大学生的精神，苛刻的生活管教束缚了学生的行动，严酷的特务监管使得在伪北大受教育成为一件恐怖的事，严密的政治活动管控是对民族主义的提防，日伪对伪北大学生进行生活管教的种种行径，渗透着规训的教育目的，学生成为被统治的对象。
（二）精神训练
日本殖民统治者一贯重视对伪北大青年学生的思想训育，并将其作为思想战的“精神训练”。华北沦陷区高等教育实施的过程，也是强制而又武断地布道“大东亚共荣”精神的过程。
七七事变后，日本殖民当局对思想战的重视程度加强，并制定了相应政策，强化华北沦陷区的思想管控。1937年10月，日本内阁情报部编辑出版的《近代战与思想宣传战》，在“国民精神与宣传战”中提到“有必要（对国民）从平时开始进行强有力的精神训练”。这种精神动员的统治理念被华北沦陷区沿用。1940年华北方面军第一期肃正计划要领中，提出“对青年的训练工作，务求进一步普及深入，用以扩大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同时，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发布了极秘文件《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旨在“瓦解敌方的抗战意志，并使中国民众，尤其使知识阶层及青少年，认识到自己应该成为东亚新秩序的共同建设者，从而引导他们积极投入建设行动”。同时，该纲要明确将思想战、武力战与经济、民生、教育等诸项工作并行关联，确立一元化的统制；在教育方面则要求“调整教育的指导方针及内容，同时加强初等教育及对青少年的训练”。也就是说，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本军政当局对思想战的重视不断加强，使其从一种辅助性手段，逐渐发展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战争形式，与武力战、经济战等并列，共同构成所谓的侵华总体战。华北伪政府也是在这一理念下对伪北大的学生进行精神训练。
在伪北大，日伪进行思想管控的表现是大力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和“大东亚新秩序”，培养中国沦陷区高校师生的亲日思想。1940年，为庆祝“日本皇纪2600年”，日本兴亚院、伪教育总署在华北各高校展开征文活动，旨在向学生灌输“大东亚一体”的思想；在选出两篇优秀论文后，伪教育总署又组织召开论文发表大会，伪北大被要求派18名学生列席听会。1941年轴心国在欧洲战场占据上风，日伪趁机宣扬英美等国“江河日下”，鼓吹中日当加深合作。7月10日伪教育总署下令开展“兴亚运动”，组织伪北大学生赴新民会观看电影、参加音乐会。此次“兴亚运动”主要内容是歪曲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原因，“阐明七月七日事变不是‘不幸之事变’发生纪念日，而是最荣耀之建设新东亚发生日、最可贵之‘兴亚纪念日’”，鼓吹中日合作“使一万万同胞均得享受王道乐土之福”。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12月20日，伪教育总署在训令中将太平洋战争美化成“日本友邦之奋起即为东亚解放而战”，要求伪北大“各教职员等，既为学生之师表且为一般民众之先驱，际此非常时期，允宜遇事兴友邦人士紧密联络，平日服务更须勤勉……至于学生，尤须安心上课，镇定如常，不得听信谣言，徒自惊扰”。号召伪北大师生与日本“同仇敌忾，共负挽救东亚之责任”。日伪尽管无法提供有说服力的思想或理念，只是反复强调内容空洞的新秩序论，但是在活动形式上花样百出，在实践中反复灌输“大东亚共荣”理论。1941年11月为庆祝所谓中日“满”三国缔盟，由华北伪政府与新民会等共同主办多项庆祝活动，面向全体市民的有在中央公园举办的戏剧、纸片戏、杂耍等，专门面向知识分子与高校学生的纪念活动有讲演会、电影会、音乐会，同时伪教育总署也要求学校自主举行庆祝活动。伪北大校长钱稻孙发布训令，要求全校切实遵办伪教育总署训令，在校内举行讲演、张贴宣传布告，使学生了解“缔盟纪念重大意旨”，最终“确立东亚共荣圈之热意”。日伪重视宣传“大东亚”概念，泯灭青年一代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精神，企图从心理上征服中国大学生。
1941年2月至1942年12月，华北伪政府在华北开展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教育领域，要求“各级学校应举行治运讲演会、家长恳谈会，宣传共党暴行及阴谋，并尽力提倡中国固有美德，以期把握民心；各文教机关应召集治运座谈会，或征集治运论文，举办展览会，张贴壁报，以广宣传；各社教机关应组织巡回讲演团或治运宣传队，举行民众恳谈会，切实宣传此次治运之意义”。伪北大为落实伪教育总署的各项要求，组织学生学习“治安强化运动”精神，派学生参加伪新民学院举行之大学生座谈会等。而这些活动在日方看来，却是由伪北大学生自发开展的，是一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心灵锻炼运动”。
除了上述政治活动，伪教育总署仿效日本推行所谓的“勤劳服务教育”，伪北大的学生也参与其中。1942年周作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曾令各大学组织勤劳队，在暑期内修筑马路。1943年起，伪教育总署下令在华北地区中等学校以上，推行“粮食增产运动”，由院长带领所有教授、副教授，亲率学生翻土、播种。伪北大因校内空间有限，文理法三学院向故宫博物院借地耕种，法学院甚至还令学生在宿舍区耕种。1945年寒假，法学院派50名学生前往华北交通会社服务，5人前往华北电信华话公司服务，3人前往北京电报局服务，这些学生主要从事制图、电机修理、石灰搬运、劳工实态调查、农村实态调查等工作。
沦陷区的大学生们，由于在学期间专业知识掌握有限、专业技能训练不足，毕业之后如何生存和就业也是巨大的考验；而无所事事的待业青年，又会给伪政权带来潜在的危险，因此日伪还对毕业生就业进行安排。伪北大毕业生留校留日比重由各学院分配，以工学院为例，1942年第一届毕业生119人中，留校10人，送至日本留学者7人。除此之外，85人被安插于伪组织下属各机关公司中，如伪建设总署、华北电业公司、公用管理局及华北房产公司等。另外17人未有确切资料。
华北伪政府还对大学生进行战争动员。1941年，华北各地于日军及新民会指导之下，成立青年团，施以“精神军事教育，使其生活养成纪律化，并与军警人民协同一致，保卫乡土，以期确立治安”。从1942年3月开始，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令华北各级学校利用晨会向学生介绍“大东亚战争”的意义，提倡节约奖励储蓄。12月伪教育总署“为发扬国民参战意识、增强参战力量、贯澈〔彻〕大东亚战争之神圣目的起见”，要求伪北大举行“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仪式，由校长即席训话，阐明参战一周年纪念之意义，一律停止宴会酬酢，以树立战时生活体制，争取最后胜利。1943年10月23日，伪教育总署为促进华北新建设而确立“决战生活旬间”，实施纲要为“坚固国民必胜信念，增强国民防卫机构，确立国民决战生活体制、肃正国民思想、扩大第一次促进华北新建设之成果、加强新国民运动之实践生活”。伪北大被要求添设晨会、举办秋季运动会、讲演会等。1944年3月，为了从实际行动上“以资圣战”，伪教育总署、新民会要求伪北大在学校园圃等空地栽培蓖麻籽等作物，法学院在宿舍楼区、办公楼南区等地开发了七块耕地种植蓖麻籽。包括伪北大在内的受洗脑的学生们，组织建立起“华北大学生联合会”，主要负责肃正思想、研究学问、锻炼体魄、提高娱乐、调整课余生活、养成勤劳风气，以及一切关系全体同学生活福祉事项，并规定凡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之在校同学皆本会会员；学生通过自我动员，以期“获得身心健全之发展体认，决战期间之时代需要激扬努力向上之精神，以备来日献身国家、服务社会、达成兴华保亚决战胜利之目的”。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通过伪政权在沦陷区教育活动上所推行的“兴亚”“青年团”“决战生活旬间”“治安强化”等，与其在本国所进行的国民思想动员、生活动员，名称与内容上都很接近，体现了日本向华北地区强势输出文化、重新建构沦陷区文化生态的本质。学者黄东曾指出：日伪所谓文化建构是指处于强势和领导地位的国家、团体以及组织，利用拥有的文化资源，通过控制教育和传媒诸文化系统，将社会个体的思想观念、社会态度及行为方式，塑造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这一过程其实也就是日伪对青年学生进行“精神训练”的过程，它成为日伪在沦陷区一种非常高效的教育和文化控制手段。
据1942年度伪北大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法学院分会《会务总报告》之调查统计，在该院527名学生进行的“仰慕人物统计”中，仰慕孔子的学生最多，为146人；仰慕希特勒者次之，为58人；崇拜孙中山与孟子者数量相同，为54人。接下来的仰慕排序为汪精卫、岳飞、近卫文麿、墨索里尼、东条英机、韩非子、居里夫人、墨子。存在一定数量的伪北大学生仰慕希特勒、汪精卫、近卫文麿、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人，说明日伪开展的一系列“精神训练”取得了一定成效，泯灭了部分中国青年的爱国热情与民族思想。
在战后中国政府的审判中，曾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伪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曾为其汉奸罪行进行辩解道：“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治虽伪，教育不可使伪。”但是，通过本文上述关于伪北大的论述可以看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通过伪政权实施的高等教育，已不再是传递知识、传承文化等一般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而成为一种战争体制下的非正常形态的高等教育，沦为其在沦陷区奴化管控、钳制思想、动员青年的政治工具。在制度方面上，伪北大强化了总监督（校长）的管理权力，并将华北伪政府教育部的监管合理化，同时接受日本在人事任免等方面的干涉，延续了日本在其殖民地的大学管理体制。在日常教学与学术研究中，伪北大在日本侵略者与华北伪政府的主导下，在教学中向学生灌输带有殖民色彩的意识形态，将政治观点充当学术内容，以殖民教育来管控思想舆论、泯灭民族意识、建构霸权性的话语体系。在对学生的生活管教与精神训练中，日本将“思想战”与军事侵略紧密集合，通过教育手段巩固军事占领，强迫大学生接受日本的文化观念，认同所谓“大东亚共荣”的价值体系。
事实上，大学本应担当传授关乎民族、国家命运知识的责任。杜威曾在1919年北大22周年纪念日的演讲中指出，大学的重要在于“怎样教和怎样学的精神”，“它代表的是知识的重要。它代表的是光明，它反对的是黑暗”。然而，日本侵略者通过殖民教育手段的精神训练全方位改造伪北大，在教育过程中强制输入日本文化与奴化思想，对中国大学生施行特定的政治调教，企图培养更多的中国青年顺民，达到永久侵占华北的目的。可以说，伪北大的殖民教育作为政治的延续、军事的后援，是一种残缺的高等教育，最终伴随着侵华战争的彻底失败而使伪北大走入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