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倩，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
《新光杂志》是华北沦陷区女性期刊之一，其不但从经济独立和培育独立人格角度，批判“花瓶”女性，倡导女性养成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美德，从纯粹的消费者向生产者转变，而且从男女平等、社会分工等角度，号召女性走向社会，兼顾家庭和职业。《新光杂志》倡导的“理想女性”，既要成为家庭中的“贤妻良母”，为前线作战的丈夫、儿子免除后顾之忧，又要自觉服务战争，在后方从事看护、教师等职业，提供战争所需的劳动力，做全力以赴为战争服务的“战时女性”。该杂志力图以潜移默化的宣传，来达到为日本侵略服务的目的，其精神实质是利用妇女解放话语掩饰殖民统治和战争动员。
关键词：《新光杂志》 华北沦陷区 女性形象 战争动员
日本侵略者深谙政治宣传与战争动员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思想战是配合武力战“达成圣战成功的关键”，并指出“思想战的胜利才是真正胜利的凯歌”。华北沦陷后，日本迫切希望通过思想战瓦解中国民众的抗战意志。日本华北军方及日伪政府创办了大量期刊报纸作为政治宣传的喉舌，在此背景下，《新光杂志》应运而生。
沦陷时期，华北地区办刊环境艰难。若“没有什么背景，没有后台，只凭私人的经营而办一个刊物，那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光杂志》背景深厚，由寥寥数语的发刊词及筹备过程即可管窥其貌。其筹备期极短，自1940年3月中旬开始筹备，至4月10日正式发行不足一月时间。这也是汪伪政府成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的关键阶段，很难说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不仅如此，《新光杂志》创刊号“蒙华北诸名家的援助，锡以大作”，周作人、赵荫棠、刘佩韦、苏民生、张腾霄、赵梦朱等皆为其供稿。该刊事起仓促，却名家云集，也显示其背景绝不简单。结合后来日本华北方面军报道部部长竹田光次视察该刊天津分社的举动，可以看出《新光杂志》与日本华北军方关系密切，是为配合汪伪政权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设立而出版的女性期刊。
由编辑团队和作者群体的情况，也能看出《新光杂志》的政治属性。发行人尹梅伯出生于1912年，本名贾寒玉。1932年，尹梅伯凭借出演电影《故宫新怨》的机会结识清末陆军大臣荫昌之子荫铁阁，并于1935年结婚。华北沦陷后，尹梅伯即“托人介绍，认川岛芳子为义母”，甘愿放弃民族大义，附逆为奸。倚仗川岛的权势，她先于1939年在天津创办《妇女新都会》画报，后又担任《新光杂志》的发行人。1940年5月起，她担任育青女子职业学校校长，利用职务之便，潜心钻营，结交日本势力，为日方输送接受奴化教育、政治“合格”的职业女性。育青女子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多进入华北电业、华北交通等机关工作，甚至“不足分配于各处之需”。她还不择手段，挑选貌美学生献给华北的日本军人首脑及日伪政府要员，赢得其欢心与信任。尹梅伯可以说是“政治过关”的专业人士，她既有丰富的办刊经验，又能听命行事、忠实执行日伪殖民宣传和政治动员职责，是《新光杂志》发行人的不二人选。
尹梅伯“借日本势力，创办杂志报章”，是不争的事实。她执掌二刊一校五年有余，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尹梅伯借此在华北沦陷区显赫一时，跻身“华北妇女教育界闻人”行列。抗战胜利后，社会舆论无不以“文化汉奸”视之，甚至称她是“华北第一号女汉奸”。经过审判，尹梅伯“为敌作文化宣传，并施行奴化教育”的事实清楚，被判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四年。
《新光杂志》的编辑团队和作者群体相对稳定。黄勤、周蓉子、许琦是最早也是任职最久的编辑成员，任期在两年左右；蓝三岩、孟扬等也做了一年左右。黄勤有丰富的办刊经验，文艺创作也备受认可，其在《三六九画报》通讯部负责外勤采访时，同事泰来称赞她“肯苦干”，黄勤后考入女子师范学院，负责《文艺》杂志的编辑工作。除编辑能力外，政治倾向也是《新光杂志》选任编辑的重要考量。编辑蓝三岩与日伪政府及新民会关系密切，1944年离职后曾应新民会邀请参加华北妇女协会成立大会，并于会后在新民会中央训练处受训。
《新光杂志》的作者群体更是名家云集。在文史领域，既有周作人、商鸿逵、赵荫棠、章克标、夏孟刚等颇负盛名的老作家，也有张金寿、许吟秋、幻鸥、威立等新晋作家。周作人连续发表11篇作品，更见该刊背景深厚。政治宣传的理论性文章的作者，固然有历任伪华北政府参事及汪伪农矿部常务次长的何庭流、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管翼贤，也有新民会中央总会专门委员张腾霄、新民会北京市总会事务部部长胡汉翔，还有晨报社长宗威之、北京师范学院院长齐宣等人。但更多的是温念慈、淑敏、武承彝、洁尘、杨琳等名气不大却活跃在伪华北政治宣传第一线的作者。他们同时也是新民会旗下《中国公论》《新民报半月刊》《新民声》，和日军创办的武德报系《国民杂志》《妇女杂志》《中国文艺》及《华文大阪每日》《新进》《东亚联盟》等报刊的作者。这些作者与报刊的关系盘根错节。华北沦陷区政治宣传与殖民统治的思想罗网由此编织而成。《新光杂志》深植其中，为日伪政治宣传与殖民统治张目。
《新光杂志》以使女性“树立中心的信念，肃正中心的思想”为办刊宗旨。一方面，“肃正思想”就是要女性免受欧美思想“熏染”和共产主义学说“煽惑”。《新光杂志》将共产主义学说作为“肃正”对象，实出于“反共”“防共”的政治需要。该刊呼吁女性认清“华北唯一的隐患，就是共产党”，并要求女性自觉“宣传共党罪恶，不为邪说迷惑”，并“教育子女，使成将来‘防共’兴亚的斗士”。《新光杂志》把对欧美思想的批判，融入女性问题讨论之中。他们指责女性“疯狂的喊嚷，希求妇女从家庭中跑到社会中去”是盲从西方的表现。欧美思想甚至被视作一种“毒素”，令女性“在她们的衣食住行，都怀着‘英美好’这三个字”，是“很危险的慢性自杀行为”。创刊伊始，其政治意图还比较隐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光杂志》的立场愈加鲜明，号召“集中人民之物心，发动各部之总力，不屈不挠、不止不息，誓与英美之势力相抗争、相周旋，直至击灭为止”。
另一方面，“肃正思想”就是以传统道德助力女性树立“大东亚共荣”理论的坚定信仰。《新光杂志》对“大东亚共荣”理论不惮其烦地解说，意在激发人们对侵略战争胜利的自信心与自觉为战争服务的责任心。它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化为东亚民族反抗英美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之战”，一方面呼吁女性认清世界大势，“战争的胜败，关乎整个东亚的盛衰和兴废，也就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另一方面，要求女性立定为侵略战争献身的决心，“动员所有精神的、物质的总力，协助盟邦参加大东亚战争的决战”。并声称儒家伦理道德具备“涵养青年身心，陶冶青年品性”的功能，能够培育出殖民统治所需的思想奴隶和政治顺民。《妇女杂志》尚且以批判“礼教的束缚、道德的羁縻”的言说来掩饰，《新光杂志》却在发刊词中大谈礼教大防、男女天秩，主张“伦常之外，无学问，无道德也”。这与近代妇女解放话语大相径庭。
简言之，《新光杂志》“肃正思想”的精神实质，是通过倡导所谓的中国固有传统，使女性摒弃欧美思想和共产学说，建立对“大东亚共荣”理论的坚定信仰，并树立自觉为战争服务的责任意识。事实上，华北沦陷区稍有影响的报刊都要肩负“肃正思想”的使命。《新民报半月刊》将之形容为“东洋人之王道主义对于西欧个人主义，亦即对于暴戾之共产主义，及狰狞之资本主义之肉搏战”。由此，作为女性期刊，《新光杂志》的政治属性清晰可见：以殖民政治宣传和女性战争动员为己任。
《新光杂志》对此高度自觉，尽心竭力为日伪殖民统治和政治宣传服务，编辑部声明愿意“尽我们全部的精神去努力，负起这新使命、实践新方针，发挥文化之机能与报道效力”。《新光杂志》编辑部认识到，若一味地展开政治说教，“作成一本教化性的杂志，塞不进一般读者的脑筋”，只会陷入“言者尊尊，听者憩然，徒劳无功”的困境。张腾霄也认为，“雷声愈大，则令人充耳不闻，且或使人生厌苦之思。故过度之刺激必不可有”。尹梅伯深谙其道，指出必须采用“非常方法，否则必不为动，不能见功”。具体而言，就是采取高明且隐蔽的宣传手法，“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过去的‘错误意识’；认识唯一的和平‘反共’建国政策，进而唤醒其本身的责任观念”。作者秉之就个人经验提出，与其“明张旗鼓，作填鸭式之灌输，勿宁采取旁敲侧击步骤，作精神上之指导”。他认为，潜移默化的灌输，能使人于不知不觉中，爱好憎恶油然而生。这样，读者“觉悟出自自动，其成效当较之被动”收效反而更佳。可见，《新光杂志》同人拥有成熟的办刊经验，意识到潜移默化的宣传手段远比一味说教更为有效。
但是，潜移默化宣传手段的实践困难重重。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办刊环境不佳。一方面，日伪政府采取严苛的新闻审查制度，华北报刊的言论空间逼仄，撰文尺度须谨慎把握，作者需要时刻考虑“第一是说什么，第二是能否说，第三是怎样说，第四是说到哪为止”。另一方面，“因物资原料多半供给军用”，华北报刊普遍陷入物资紧缺、经费不足的泥沼，苦苦挣扎。经费压力迫使他们调整办刊方向，迎合民众趣味。《艺术与生活》创刊初期，“在印刷精美上，在编排漂亮上，在华北出版界中占有第一位之势”。后因物价飞涨，该刊被迫放弃画报形式，转而偏重文艺创作；再因页数缩减，只能以艺文报道为主；最后因制版费高腾，不得不以木刻版代替铜锌版印刷。即便如此，也未能避免停刊的命运。即使是为敌张目，华北报刊也普遍面临民众趣味和政治宣传两难困境。如迎合民众趣味，销量上升虽能缓解经济压力，但政治宣传效果必打折扣；若专注殖民宣传，则为民众不喜，销量不佳，刊物也难以为继。
《新光杂志》也深受其扰。其办刊方向逐渐向民众趣味倾斜，经历了由偏重“学说”到偏重“文学”再到偏重“兴趣”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创刊初期，“论著”专栏的文章多出自名家之手，包括刘佩韦《女史箴》、商鸿逵《谈吃》、周作人《书房一角》等，但文章不仅题材不吸引读者，有些甚至与女性问题无关。第二阶段自1940年9月第1卷第6期起，增加文艺创作，开启偏重文学的发展阶段。此次转向，是该刊出于女性政治动员和潜移默化宣传需要而主动做出的调整，其可读性增强的同时，销量自然有所提升。《新光杂志》发展的第三阶段，自1944年1月第5卷开始，减少论说文章的数量，转向以趣味性来吸引读者，同时缩短文章篇幅、密集排版、减少页数以节约成本。这一转变较为被动，物资紧缺的压力显而易见。但它领有日方津贴，经费压力远小于《艺术与生活》等刊物。《新光杂志》办刊方向的转变，固然意在刺激销量，但根本动力源自强化宣传效果的政治需要。面对物资紧缺等不可抗因素，该刊采取减量保质的策略，积极应对，明确以“实际、简单、明朗”作为宣传纲要，摒弃无用宣传以缩减篇幅，同时保障“新闻的页数，在量上是减少了，在质的方面并没受影响”。可见，《新光杂志》始终把政治宣传效果作为首要考量。其办刊方向的调整，是为更多吸引女性读者，扩大殖民理论宣传范围，以潜移默化的手法来影响民众。
《新光杂志》的定位与集纳编排的编辑方法，也是潜移默化宣传的重要手段。有别于专业杂志，综合杂志应“包罗万有的东西，适合各阶层的阅读口味”。依此原则，该刊先后开设“妇女问题”“少女园地”“采风录”“论说与批评”“文艺”“家政”等专栏。不仅如此，综合杂志的期刊还要求文章编排有序、相互呼应、彼此配合。否则，办刊效果必受影响。《北京漫画》被迫停刊后，其主编王维检讨原因时提到，该刊“许多栏类的稿件依旧是单独的存在，差不多是拼凑在一起、并列着而已，”令自己和读者均感失望。有鉴于此，《新光杂志》采用集纳编排的编辑方式，借读者之口吹嘘说，它“集中全刊的精力于一个焦点，将全刊组织成一个生动的有机体”，“和读者的生活、思想、行动打成一片”。《新光杂志》的编辑工作获得了时人不错的评价，认为其“编排得法，文字生动犀利”，“以崭新的姿态而跃起于华北”。
综上可见，《新光杂志》的政治色彩极为浓厚。就其主观意图而言，配合日伪政府展开宣传指导、动员华北女性主动承担战争责任，是其工作的重点。就其实践而言，该刊同人在文章编排方面也精心设计。它客观讨论、说理论证的表象之下，暗藏引导女性树立对“大东亚共荣”的理想信念、动员女性为战争服务的政治意图。至于潜移默化的宣传手段，《新光杂志》更是多方筹划落实，着重就女性议题展开持续不断的讨论。
“花瓶”女性是《新光杂志》批判的反面形象。该刊虽然也从文化传统、社会习俗等角度进行解析，但更强调女性自身的主观因素。它指出，“虚荣心与意志之不坚定”是女性的心理弱点。在此基础上，《新光杂志》勾勒了“花瓶”女性的行为表现及特征并展开严厉批判。
《新光杂志》批判贪图享乐、喜好化妆打扮和交际应酬的女性。它指责一些女性持有“妇女们不应当劳累，不应当工作。她们毕生应当努力的，只是去爱男人”的错误观念。这些女性大多家境富裕，“家事，用不着管，反正有丈夫或父兄出去挣钱，她们净等花就得了”。《新光杂志》批评她们理所应当地享受奢靡生活，思想“堕落太甚”，“整日价地以无聊的娱乐、颓废的生活，打发着这大好的光阴，让无谓的消遣，吞蚀了自己宝贵的青春”。
这些女性将时间精力消耗在化妆打扮和交际应酬上。她们“竞赛衣饰，极端趋向时髦，炫人眼目”，“只知烫其发、粉其面、摩其登、高其跟”。交际应酬、招待宾客是她们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些女性“天天振起精神去揣摩装束，修饰姿容，考究交际手段”。鞠躬、请安等基本礼仪和吸烟、饮酒等基本技能成了她们的必修课。《新光杂志》批判“花瓶”女性将全部身心用于享乐打扮，却对“自己的事业和社会上的地位，毫没顾及”，也无“余暇以从事于进求人生的真义、讨论解放的方法”。批判“花瓶”女性的不只是《新光杂志》，《新妇女》也挞伐“崇尚虚荣的妇女，往往醉心物质的享受和虚名的获得”，只能“博得些虚誉去夸耀于人”。
《新光杂志》批判“花瓶”女性没有专业技能、以美貌作为职业发展捷径。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一般人“不肯把重大的工作交给女性，和较多的薪金给女性”。这些职业女性被当作“花瓶”和“陈列品”，只是“摆在那里，做着枯寂中的点缀，做着同事们谈笑的资料”。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女性对“花瓶”的称号，“居然恬不知耻，引以自豪”。面对金钱和权力的诱惑，这些女性“贪一己一时的省力、避劳起见，每利用各种技巧，去开拓取巧、依赖、不负责等方便之门”。其所凭借的不过是漂亮的面孔和灵活的交际手腕，“故意利用色相，奉承长官，以求地位稳固，而满足虚荣的要求”。“花瓶”女性将此作为职业发展的捷径，在职场上自不会有亮眼表现，反而坐实了职业女性是“花瓶”的既有偏见，“给女子职业的前途布上了万里的灰色”。这些“花瓶”是改善女性就业环境的害群之马，更是女性解放道路上的绊脚石。
《新光杂志》还指责一些女性片面追求婚姻自由，并将学历视作婚姻的敲门砖。一方面，“花瓶”女性的婚恋观念受欧美思想熏染，过度追求婚姻自由、盲目走向社会，使女性“把结婚和离婚看作家常便饭，礼义廉耻，全然不管”。这些人虽“得到与男子同样的教育机会，但她们沾染着自由享乐的气氛，玩弄婚姻。在社交公开的美名下，促成生活的靡烂，抛弃了旧道德观念”。她们误解妇女解放的真谛，甚至有的女性“仇视男性，憎恶母职，以独身与晚婚为自卫的利器，消极为保护个人性的自由，积极的与男性立于对抗的地位，”以求个人单纯生活的愉快与幸福。
另一方面，《新光杂志》指出，一些“花瓶”女性的婚恋观念深受人格商品化的影响。在学习阶段就贪慕虚荣、不择手段，“极端的趋向拜金主义，立誓要嫁一个有钱的人”。《妇女杂志》也批评这些女性将“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玩乐上”，学业一无所成，只能“找一个男人去养活自己”。这些女性以教育为点缀，“拿学问当装饰品，甚或以升学为寻意中人之工具”。
“花瓶”女性的行为表现多样，其精神实质却是一样的。她们经济不独立，只能“一切都听从男子的支配”；她们“只知享受不事生产”，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概括言之，她们是男性的附属品，纯粹的消费者。有鉴于此，推动女性自觉由消费者向生产者转变，是《新光杂志》改造“花瓶”女性的基本思路。
首先，培育独立人格，主动参与社会生产，是改造“花瓶”女性的首要条件。这要求女性肯定自我价值，“自行树立自己的理想，自觉自己的价值”，自觉去除依赖男性的寄生观念，“不依靠、更不仰求于任何人”。一旦女性具备独立人格，便会感觉“世界的事都有我参与的权利”，“努力奋斗的勇气就不由增长起来”。由此，女性会以依赖男性为耻，自觉要求自食其力，主动参与生产。《妇女杂志》同样呼吁女性“到社会上去，自己的路要自己来开，要想能担女子解放的重任，必须得自己努力，依靠他人是不成的”。
其次，进入职场，实现经济独立，是改造“花瓶”女性的关键环节。《新光杂志》指出，经济不独立是造成女性沦为男性附属品的客观因素。女性依附男性“最大的原因，就是女人没有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这一观点得到广泛认可。因此，经济独立被视作女性“解开奴隶从属的痛苦之锁链的工具”。《新光杂志》鼓励女性进入职场，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这样，其生活得到保障，经济独立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
再次，培养勤俭节约、踏实苦干的行为习惯，是改造“花瓶”女性的有效途径。《新光杂志》倡导勤俭节约，并建议女性以此为屏障，“建设起自己的阵地。男子们向以金钱为诱惑妇女的利器，也失却了作用”。同时，它引导职业女性认清“职业的本质，不要希图侥幸，不要贪慕虚荣”，并指出“真实的、诚恳的工作，才是职业的不二法门”，“以能力去挣钱，以学问去交友”，才称得上是理想的职业女性。
《新光杂志》改造“花瓶”女性的措施，环环相扣。拥有健全人格的女性，能够自觉意识到经济独立的重要性；要想经济独立，女性就必须进入职场；而职业女性只要踏实肯干，就能改变“花瓶”女性的社会偏见；专心工作、以技能换取职业发展的女性，自然不用化妆打扮、交际应酬，以取悦男性。这样的女性不仅能够摆脱“花瓶”称号，还会冲破伦理道德和男权社会的束缚，真正获得解放。
《新光杂志》这些宣传带有鲜明政治目的，意在引导女性为战争提供服务。它将劳动、勤俭节约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新光杂志》刊载日本小说家吉屋信子的文章，说明女性“任何一种勤劳，都是以国家目的为前提、对于国家的一种服务。家庭妇人之每一种劳动与节约，都连系于国家，关联于国家”。基于此，《新光杂志》号召女性节约和献金，将节省下来的物资、金钱全部上交国家、献给军部，以此缓解日本战争物资紧缺的压力。女性减少化妆交际费用，用于战争、增强战力的金额就会增加，这样女性既能提升人格，又能为国家尽责，被视作一举两得、事半功倍的做法。可见，《新光杂志》要求女性不要作“花瓶”，勤俭自肃，根本目的还是支持侵略战争，力所能及地为战争提供物资，协助日本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新光杂志》倡导女性吃苦耐劳、服务社会，是要引导女性尽其所能负起战争责任。赵程驹呼吁：“在东亚猛烈的燃起建设的火花之今日，中国的女性，正应该携手站在和我们男人一个战线上奋斗。”温念慈也强调：“现阶段的社会，每个人都负有关系大局的直接或间接的使命。如果你一个不努力、不能苦干，就等于全部机械中，损坏了一个轴或轮一样”。可以说，《新光杂志》对“花瓶”女性的讨论，冠冕堂皇，言之凿凿，看似是为了妇女解放呼吁，其最深层的目的是为侵略战争做柔性宣传和战争动员，是日伪潜移默化宣传的主要手法。
回归家庭还是走向社会？如何平衡家庭与职业？对这一问题，《新光杂志》发表文章数量众多。
根据性格特质选择职业，是《新光杂志》女性职业引导的初步。它主张男女平等，鼓励女性走向社会。在批判“花瓶”女性时，该刊已从经济独立的角度充分说明女性进入职场的必要性。除此以外，《新光杂志》还从男女平等、智力无差别的角度论证女性走向社会的可能性。作者西樵指出，“妇女的智慧、技能绝不弱于男子，谁都不能否认的”。因此，女性具备走向社会、从事社会生产的能力。石梅相信，“凡是男子能作的事女子就能做。男子能做到某种程度，女子一样能做到某种程度”。《妇女杂志》也肯定“男女是不相上下的，无所谓孰优孰劣”。以此为依据，《新光杂志》等女性期刊大力呼吁女性向职业战线进军。
同时，《新光杂志》还提倡男女分工，引导女性就业方向。该刊认为，男女在生理、性情上存在明显差异。就生理而言，女性体力不如男性；性情志趣上，“男子刚强武断，而女子则温柔细腻”。男女性格虽有差异，但也相互补充。作者威立指出，“女性的精细灵敏而又富于同情的脑筋，对于人生任何一方面，都用得着拿来添补男性那种粗鲁与较富建设性的脑筋”。这一特点决定“女子对择选职业，不能不加限制，与男子各择其宜，分工合作”。概括言之，《新光杂志》普遍认为，男女生理、性情上的差异决定其职业存在互补性，二者应当分工合作，各司其职。该刊建议女性择业“以女性生理的与精神的特殊性为中心”，认为能够发挥母性、较为精细的工作更加适合女性。
《新光杂志》也给出了具体、明晰的职业建议。玉珍的文章中，将女性可以从事的工作一一列出，共分为四大类，其中教师与看护呼声最高，可谓女性就业的最佳出路。教师工作虽然清苦，但易于激发女性慈爱之心，能够“把学校看成家庭，学生把我们见成慈母”。教师也是女性职业中最具持续性的工作。女性婚后“只要家庭事务不耽误，一样可以安心从事她的教育事业”。医院看护是女性就业的又一热门选择。张腾霄强调，女性“充满慈祥、和蔼、希望、亲厚诸美德”，医院看护应由女性担任。
比较矛盾的是，《新光杂志》在鼓励女性走向社会的同时，又发表大量敦劝女性回归家庭、做贤妻良母的文章。它将男女分工合作的理念延伸至家庭，高度评价女性的家庭地位及作用。杨琳指出，“在分工合作的原则下，则男主于外，女主于内，是最合理的说法”。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女性治家育儿，做家庭所需的贤妻良母，男性负责赚钱养家，尽全力为社会和国家服务。《新光杂志》强调女性在家庭应居中心地位。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尹梅伯就强调，“家就是社会的原子，而一家之中主妇实占家族的一半”，甚至负有“较男子更大的责任”。
男女社会分工的原则下，女性以治家育儿为天职。作为贤妻，应将“家政治理得有条不紊，男人才能安心的在外做事无‘内顾之忧’”。同时，教养子女也是女性天职。威立指出，女性在家庭中，“最大的责任，就是在本着伟大的母爱来照应子女”。成为良母，“不管是对于子女的前途还是对于国家社会都是不可磨灭的一件伟大的工作”。同时期的女性期刊，或指出，“女子的性情柔和耐劳，最适宜于抚育子女，勤勉之性质又适宜于操持家务”；或强调，“唯有女子才是家庭事务的最良好的处理者，也是义不容辞的子女家教的执行者”。这些女性期刊众口一词，认定女性应担负起贤妻良母的家庭责任。在“贤妻”与“良母”两个家庭角色中，《新光杂志》对后者的关注度远高于前者，认为女性直接决定未来国民的人格素养。建勋直言：“女子是国民之母，有健全的母亲，然后有健全的国民。”儿童作为未来的国民、国家的主人翁，“思想、个性，受母教的影响为最大”。雪芦的社论将母教的作用直接上升到国家兴衰的高度。他说：“本必固而后邦宁，子必教而后本固，所以‘母教’为立国之渊泉。”有鉴于此，《新光杂志》呼吁女性认清母教天职，自觉增长知识、肃正思想、服务社会，以培养人格健全的第二代国民。
但《新光杂志》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家庭与职业对立，主张二者兼顾。例如，陶铭既反对“封建制度用一种无理的野蛮说法，把女子拘束在家庭里”，也不赞成“职业妇女，为了顾全职业，不得不把儿女抛弃给乳母保姆”。该刊认为家庭主妇不服务社会，便“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做有利于大众社会事业，未免太狭隘”；职业女性不顾家庭，“只为社会服务，而鄙弃了家政，也不是家庭中的幸福”。《新妇女》在其《发刊词》中也说，讨论女性是回归家庭还是走向社会的极端性争论，“致使一般彷徨歧途的女性，无所适从，结果形成了这个过渡时期的病态社会”。可见，这一时期的女性期刊均在坚定主张女性走向社会、成为劳动生产者的同时，要求女性不要放弃家庭责任，负起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之责。
家庭与职业如不能兼顾，《新光杂志》主张女性应以家庭为重，女性的家庭属性远重于社会属性。慈子谈到，“女性的社会的使命，完全是建筑在家庭方面。建筑在社会上的，不过仅仅是一部分”。她认为，“无论何时，全国的所有女子，决不能和男人一样，扫数去到社会上服务”。尹梅伯作为发行人，其观点更具有指向性。她认为“中国人是离不开家庭的，中国妇女更不应走出家庭”，“家庭中若需人治理、不能离去，则回到家庭，以身作则、修身齐家，亦即间接效忠于国家也”。在二者无法两全的情况下，《新光杂志》力主女性舍弃职业回归家庭。威立呼吁女性，“如果你们的儿女还需要你的抚养和照顾，那么还是暂时先放掉职业，不要使儿女们太苦了吧”。
总体而言，《新光杂志》对女性家庭与职业的看法是比较明确的。照顾家庭、肩负起贤妻良母之责，是女性的根本任务；女性进入职场，更适合教师、看护等能发挥母性慈爱精神的职业；服务社会，应以照顾好家庭为前提。
《新光杂志》倡导女性走向社会、男女平等和男女分工等观念，目的是引导女性树立为战争服务意识，并承担在后方协助战争的责任。它强调现代战争是总体战，需要集全国之力来争取胜利。女性应当明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与男性分工合作、协助战争。《新光杂志》创刊初期即以这样的观念向华北女性渗透。齐宣认为女性身为“国家的一分子，社会上的权利，女子应该享受；国家的义务，妇女们亦应负担”。随着战争局势日蹙，《新光杂志》要求女性参与战争的呼声日高。雪芦在社论中明确表示，“全国同胞姊妹，如响应声，竭诚拥护参战”。《新光杂志》刊登了日本国家总动员理论鼓吹者、陆军大将宇垣一成的文章，将女性的后方支援上升到与男性前线打仗同样的高度，声言“职业女性或家庭主妇悉无异于前线的将士”。萧芹也认为，“后防基地的重要性和前线比较起来，丝毫不可轻视，特别在战时资源的保持和开拓上，战时国民精神的兴和、振作、奋上，实系决定战局的关键”。为此，该刊卖力引导华北女性在后方协助战争。雪芦要求女性“实地从事战区的后防工作”，并认为女性应“义不容辞，而且也是国民自己的义务与责任”。温念慈呼吁女性要意识到自己“是战时体制下的后方重要分子”，与男性分工合作推进治安强化运动，最终“完成兴亚的大业”。
《新光杂志》一方面要求女性以家庭为重，另一方面鼓励女性走向社会。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如以协助战争的角度去审视，其意自明。女性如能承担治理家政的责任，其丈夫、儿子就能在前线全力以赴投入战争。该刊明确指出，贤妻良母“间接给前方战士以助力”，才“不愧为新兴东亚民族的女性”。这是其强调贤妻良母间接有益社会的原因所在。同时，女性如能负起母教之责，便能引导子女树立参战意识，为战争源源不断地输送后备力量。温念慈认为，家庭“有调剂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功效”。女性如具备“国家观念且及于子女之教育之养成，则国家直接间接所得吾人之协力者，不言可喻矣”。这点明《新光杂志》强调女性抱持肃正思想、培育人格健全子女的根本目的。
《新光杂志》对女性的职业引导，与战争需要高度匹配。它支持女性走向社会，根本上是因为劳动力匮乏，不得不将“历来关在家庭里的妇女，都要急欲动员在职业战线上”。该刊引导女性从事看护等有益战争的职业。齐宣肯定日本女性积极承担宣抚、救护、慰劳等工作，赞扬她们“莫不以兴亚报国为其任务，莫不以兴亚报国为其活动之中心”的国民精神。可见，《新光杂志》实以战争需求为核心引导女性择业，希望女性能够填补男性上战场后空出的岗位。
总之，《新光杂志》根据侵略战争需要，引导建立家庭与职业兼顾的观念。就战时女性而言，其职责可分为由低到高三个层级。第一层，担负家庭责任。主理家政、治家育儿，是对女性的最低要求。这是女性最基础也最擅长的工作，且间接服务于战争，一举两得。第二层，从事看护、教师等有益战争的职业。这些职业是女性家庭责任的延伸，重在发挥母性慈爱的性格特征。女性能较好掌握相关技能并能出色完成。该刊要求女性在做好贤妻良母的基础上，积极投身社会，为侵略战争做出更大贡献。第三层，填补后方男性空余岗位。这些职业，女性战前较少接触，多不具备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完成起来难度较高。厘定女性职责的三个层次便会发现，《新光杂志》论及家庭与职业的文章，观点看似杂乱无章、龃龉难合，实则步步为营，有序引导女性竭力为战争服务。
《新光杂志》所塑造的“理想女性”，实为日本侵略战争量身定制的“战时女性”。她应该是不贪慕虚荣、勤俭耐劳，拥有健全人格的女性；也是不受欧美思潮熏染和“赤色”学说煽惑的女性；还是照顾家庭、治家育儿的贤妻良母；更是服务社会、主动承担战争责任、从事看护、教师乃至后方支援战争所需工作的女性。前两点，可以说是女性思想参战的表现，后两点则是行动参战的表现。该刊宣传的根本用意昭然若揭。即充分动员华北女性，将之打造成日本侵略战争中的基础元件。这样，可以最大程度榨取其劳动力和社会价值，为战争提供辅助。
整体来说，《新光杂志》刊登的文章，有其内在关联和理论逻辑。无论是反面的“花瓶”女性批判还是正面的女性职业引导，都能彼此呼应、互相配合，共同完成动员女性参与战争的宣传任务。该刊将潜移默化的宣传手法用到极致，手段高明、隐蔽、迷惑性极强。表面上看，男女平等、女性走向社会等都符合妇女解放的言说逻辑，实际上柔性地融入了支持日本侵略战争和为战争服务的宣传内容，自觉地充当了动员女性参与战争、支持战争的工具。这种情况在华北沦陷区女性期刊中普遍存在，极具代表性。与《新光杂志》相似，《妇女杂志》《新妇女》等同样肩负着政治宣传的使命。在新闻统制政策下，言论空间极为有限，即便有灰色地带的存在，也无法容纳数量如此之多的符合妇女解放话语的文章，这些之所以能够发表，必定是因为这些言论起到了配合政治宣传的作用。武德报社社长龟谷利一说，为实现政治宣传和战争动员的目的，“我们宁可不去讲理论，而把安慰和娱乐赠与他们，然后慢慢地使他们理解我们的主张”。龟谷利一道出了日本战时扶持这类杂志的心机，换言之，华北沦陷区女性期刊中符合妇女解放话语的文章，甚至是迎合民众趣味的办刊方针，都是潜移默化展开政治宣传的手段。与其说其妇女解放话语游离于殖民政治宣传之外，不如说前者是为后者服务，只是采取了更隐蔽更柔性的宣传手法，女性解放的话语只是工具和遮盖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