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继1995年前后在中国大陆形成一波热潮后，近十年来又形成了新一波影响范围更大的热潮。这一次的情况和上世纪90年代很不同，一方面是这一研究获得了政府方面的大力支持，成百上千册的资料集一套套推出，大大小小国际国内研讨会频繁召开，会议论文集不断出版，尤其是《抗日战争研究》《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抗战史料研究》等集中发表以抗日为主题的论文，再加上其他中共党史、革命史、历史刊物与社会科学综合性刊物，大陆地区年平均刊登的与抗战史有关的文章数量粗略估计就有一二百篇之多。受到这样一种氛围的推动，尽管是各说各话，近十年来海内外华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交流与对话，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其中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这几年观点不尽相同的研究群体各自结合，分别推出了三部多卷本的“抗日战争史”著述。
各说各话的基础，是因为存在着自说自话的必要。学术性历史研究自说自话，看似不可思议，却并非不合逻辑。因为学术研究本来就是个人行为，且需要标新立异。因此，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就有自说自话的可能与空间。更何况历史真实的重建与还原，本来就存在因立场情感、道德伦理认知的不同，和不同时空条件下人们对史料史实认识与解读的不同，以至言人人殊的情况。
前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在英国学者沃特夫妇（Ian Ward and Norma Miraflor）的帮助下，撰写过一本自传体的记述他所经历的马共武装斗争历史的著作，书名就叫《我方的历史》。他所以要起这样一个旗帜鲜明地实属自说自话的书名，就是因为他和他过去的战友认为，马共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到反抗日本入侵，再到战后重回丛林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在1989年被迫与政府达成和平协议，放弃武装斗争之后，不仅被人遗忘，而且被妖魔化了。在英国及其他的不少历史著述中，陈平和他领导的马共，甚至被描述成“杀人如麻的恐怖分子”，抑或被说成是冷战时期“共产主义阴谋之一环”。为了让世人了解马共及其几千名游击战士，不惜流血牺牲，数十年前赴后继坚持武装斗争的原因和经过，陈平认为他必须站在马共的角度来记述并解读他所经历、所看到和所理解的这段历史。
确实，读过这本书当能发现，不仅书中讲述的马共经历的一切，是我们很难从各种官方史书中了解到的，而且促使他们坚持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一些重要背景与事件，包括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英国殖民当局对待共产党反抗者的野蛮手法，即使在英国史书中也鲜有反映。陈平以及马共其他在世领导人回忆录的出版，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少人以往的印象，并使得围绕着马共历史真相问题的各种形式的考察、研究和争论浮上台面，这些确实有助于推进还原和重建历史真相的进程。
但是，基于“我方”的立场和认知，来还原“我方的历史”，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也存在很大缺陷。比如，在陈平的书中，读者就很难了解马共及其游击队以外的马来社会、政治、经济的历史背景及其族群关系状况，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非华人族群方面的情况以及华人社会内部的分歧与差异，甚至不清楚英国殖民统治政策变化与马来（西）亚独立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容易了解长期追求独立的马共何以会与马来（西）亚其他独立运动，包括与独立过程中的马来西亚政府无法协调，以至成为对立关系的种种原因。这样，读者也就难以对马共不同时期的政策策略做出客观的比较和评价。而这也是过度借助历史当事人的视角来观察和了解“我方的历史”时很难避免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个人回忆，包括任何单方面的“我方的历史”研究无法替代专业历史研究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基于上面的例子不难看出，中国的抗战史研究恐怕也会存在类似问题。这是因为，既然名为“抗日战争史”，国人研究的着眼点自然集中在“我方”如何抗日，而不大重视考察敌方日本扩张侵略的原因和逻辑，不少研究者甚至只重视抗战中“我方”成功之处，对这场持续了八年的全面抗战为什么正面战场鲜有胜绩，为什么敌后战场多年只能以游击对敌，八年中敌我战力差距究竟如何，在不同时期不同战役及战斗中是如何表现的等等，都不大关心。尤为尴尬的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我方”，还有“国方”和“共方”之分。历史上的国共恩怨导致国民党方面的学者以国方为“我方”，大陆方面的学者以共方为“我方”，即使同做抗日战争史研究，大家多半也是各说各话，各写各文。同样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两岸及海外华人推出的三部“中国抗日战争史”，无论是叙事，还是观点、评价，依旧各唱各调。就连在当今资料开放度相对较高的战史研究方面，由于一些撰写者研究准备不充分，以致三部书中部分战史叙事的水准，相较于当今档案开放与研究进展程度，明显存在差距。几年前笔者对中国学者抗日战史研究不足的问题曾有所讨论，几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并无多少改变。
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长期以来，涉及中国抗战期间战果问题的研究，两岸的研究者大都习惯于依据各自一方刊布或发表的文献及回忆史料，不仅不重视研究日方的史料，而且国共两方研究者还往往不信任对方刊布的史料。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两岸抗战研究学者交流密切，但在涉及国共两方，尤其是在共方作战叙事及其战果等问题上，大家依旧既少共识，也缺乏基于国、共、日三方史料钩沉考据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乃至于对两岸学界基本肯定，且研究结论比较接近的台儿庄战役的作战与战果等史实的研究，迄今也还是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关战史资料比较匮乏时的研究水平上。前述三部“中国抗日战争史”，无论是在台儿庄战役作战经过叙事的准确性上，还是对战役双方战损与战果的说明上，多数资料运用和研究结论进展不大，少数新资料的使用和新观点的提出也往往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照越来越多涌现出来的新史料、新研究和新叙事，从学术角度需要商榷之处也很多。限于篇幅，下面仅举台儿庄战役歼敌数字问题来说明“我方”目前的这三部集体著作存在的问题。
首先要说明，这三部抗战史在台儿庄战役时间问题上的说法大体相同，都认为临沂战斗打响，即1938年3月上中旬为战役开始，到4月7日日军撤离台儿庄为战役结束，战役持续时间接近一个月。
在此基础上，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以下或简称“大陆版”）给出的数字是“歼灭日军近8000余人”，并强调中方还“俘获大量武器装备”。此一表述及其数字，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有了明显变化，但这“近8000余人”的数字是怎么来的呢？据作者在书中标明，它引自于2001年张宪文主编的同名著作（以下简称“张著”）。
张著给出的出处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翻译出版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2卷第1分册。该书给出的日军死伤数字是11984人，80年代不少抗战史著曾经以这个数字为台儿庄战役歼敌的数字。不难看出，张著20年前就已经提出不同意见了。对此，张著在注释中所做的解释是：这个数字并不全是台儿庄战役期间日军的伤亡数，它指的是“日本方面从2月中旬至5月中旬的伤亡是11984人，其中包括临沂、滕县战斗和徐州会战中的伤亡数字”，注释中没有进一步解释“近8000人”这个数字是如何统计出来的，为什么说3月17日到4月7日“近20天”的台儿庄战役一举歼敌“近8000人”，而临沂、滕县战斗和徐州会战等，比台儿庄战役时间不短，规模也不小，日军的死伤只是11984人减去近8000人后的4000人左右。
我们姑且不论这近8000人之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至少主张台儿庄战役包括了临沂作战和滕县作战在内的大陆版《中国抗日战争史》，不应该以张著排除了临沂、滕县两战日军伤亡数的这近8000人之数为战果数。因为按照该书对这两场战斗的描述，日军的伤亡也很大。如果相信张著“近20天”时间在台儿庄一带日军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就伤亡了“近8000人”的话，再把临沂、滕县两场战斗日军伤亡数加入进来，该两支队的伤亡至少也上万人了，这等于又回到11984这个数字上去了。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接下来持续了一个月之久、双方参战部队规模要大上几倍的徐州会战，日军岂不是几乎没有什么伤亡就把数十万国军打败了吗？
当然，就学术研究而言，这里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大陆版《中国抗日战争史》在引用张著“近8000人”这个数字时，太过随意，不仅没有考虑过它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根据何在，也没有拿它与《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中提到的11984这个数字进行比较验证，发现问题，另做考据。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台北版《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中。该书比大陆版严谨的地方，是没有采用转引的方式。它给出的数字直接引自大陆译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的日文原著『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以下或简称“『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称：“第五师团阵亡1281人，负伤5478人；第十师团阵亡1088人，负伤4137人，两部伤亡共约1万2千人。”但作者不知为何没有意识到，他所认定的台儿庄战役开始指的是“3月中旬”日本第五师团坂本支队进攻临沂，与国军庞炳勋部和张自忠部打响“序幕战”。战役结束指的是4月6日晚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决定撤出台儿庄战场，次日追击的国军与之在峄县附近做最后的激战。而『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中提及的第五师团上述死伤数字，指的是从2月20日到5月10日近三个月的作战伤亡；第十师团的死伤数字，指的是濑谷支队从3月14日开始发起占领滕县之战，到5月12日徐州会战打响之后将近两个月时间的作战损失。它们不仅都包含了台儿庄战役之后更大规模的徐州会战早期的死伤数字，而且第五师团的死伤数字还包含了2月下旬到3月中旬至少半个月的作战损失在内。就这一点而言，反倒是大陆版的处理多少谨慎些，因为它至少没有把这将近1.2万人的死伤，都算到台儿庄战役的战果中去。
在近年出版的最具国际色彩的大部头抗战史专著，无疑是郭岱君主编的《重探抗战史》（以下或简称“郭著”）。因为这部书的作者首度集合了台海两岸和美国的华人研究者，也有几位日本学者参加，因此它也是三部书中对日方战史档案史料运用最多，在部分战史史实研究上最有新意的。但让人遗憾的是，该书相关部分对战史细节的处理一样问题甚多。
仍以台儿庄战役期间日军伤亡数字问题为例，该书正文认同“日军总计伤亡约1万2千人”的说法，同时却又在注释中指出：“这是第五师团和第十师团在整个徐州会战期间的总伤亡”，认为“若仅计台儿庄战役第十师团濑谷支队伤亡约2000（1878）人，第五师团坂本支队伤亡约5000人，合计日军伤亡约为7000人。”
不过，这两个数字都是不准确的。第一，按照作者所列日本档案号查算，濑谷支队第六十三联队3月14日至4月7日间的死伤数，和第十联队3月8日至4月8日间的死伤数，合计并不等于1878人。第二，说台儿庄战役中濑谷支队伤亡约2000人，第五师团伤亡约5000人，这个数字与正文第418、421页作者当作台儿庄战役“前哨战”来介绍的滕县作战和临沂作战中日军伤亡数字明显撞了车。因为正文给出的濑谷支队在滕县作战中的伤亡数就是“2000余人”，严格来说还多于第442页注111中作者给出的濑谷支队在整个台儿庄战役中的伤亡数1878人；正文中给出的坂本支队在临沂作战中的伤亡数甚至达到了“约6000人”，比第442页注111中给出的坂本支队在整个台儿庄战役中伤亡的“约5000人”，还多了1000人。显然，即使作者把滕县作战和临沂作战排除在台儿庄战役之外，濑谷支队在滕县的伤亡比在台儿庄的伤亡还要大，坂本支队不足万人却在临沂和台儿庄死伤超过1万人，无论如何都是解释不通的。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该章的作者不止一位，大家各写各的，最后也没有发现前后的说法有矛盾。
对于濑谷支队在滕县的伤亡数字，郭著的作者在正文给出的数字后面也做了一个注，声称这个数字“主要参考”了“张宣武等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和『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的相关说明。实际情况是，只有张宣武在回忆中说过国军在滕县战役中“共毙敌两千余人”，『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一书中不仅没有提到濑谷支队在滕县一役中人员损失的情况，还特别说明，当时以步兵第十和第六十三两个联队为主力的濑谷支队，是以步兵第十联队的“基干部队”去进攻滕县附近的国军的，而步兵第六十三联队主力则被命令迅速南下。当滕县战斗打响时，该主力已经进占临城，并开始分兵向韩庄和峄县推进。注意到该作者在第442页注111中拿来证明濑谷支队在台儿庄战役中死伤1878人的证据之一，就是步兵第十联队3月15—18日滕县作战的战斗详报，该详报给出的死伤人数是亡16人，伤130人，可知这位作者是很清楚该联队在滕县的作战是没有可能伤亡“2000余人”的。
为论证临沂战斗死伤约6000人的这一数字，正文作者的论证方法和论证滕县战斗濑谷支队死伤人数一样，不仅没有利用日方战史资料，而且还用了一条让人难以理解其逻辑的注释文来作说明。该注释称：《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说“第5师团（2月20日至5月10日）战死1281名，战伤5478名，合计伤亡6759人，（此数）应大半是坂本支队在临沂反击战中伤亡的”。在没有给出任何史料支持的情况下，只是用“应（该）”一词来做事实判断，这恐怕是纯主观的，因而也是非史学的。
很明显，作者完全不了解坂本支队的兵力几何。因为他在说坂本支队在临沂损失了约6000人后，又告诉读者该部在3月底还是成功地抽出主力增援台儿庄的濑谷支队去了。实际上，坂本支队3月上旬接受临沂作战的命令时，部队缺员就比较大，连同非战斗人员及配属部队，总共只有约9000人。3月底再度受命增援台儿庄方向濑谷支队时，它不仅将主力四个步兵大队及两个野战炮大队基干抽出赶赴台儿庄方向，还留了约两个步兵大队在临沂战场。如果坂本支队这时已死伤约6000人，它又怎么可能留下两个步兵大队继续作战，还能抽出几千步兵和炮兵去增援濑谷支队呢？
作者在认定日军第五师团在2月下旬到5月上旬合计伤亡6759人，约6000人是坂本支队在临沂作战中损失的时候，显然也忽略了第五师团并非只有一个坂本支队，4月中旬第五师团另一主力，即此前负责守卫青岛地区的国崎支队，也投入到临沂作战、台儿庄战役，和紧接着开始的徐州会战中去了。已知国崎支队4月中旬到5月中旬的伤亡即达到了将近2800人。
另外，郭著作者读过《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的相关部分，不可能不知道坂本支队离开临沂战场后，从4月初直到5月中旬始终陷于苦战中，几度都报告“损失很大”或“损失较大”。如果坂本支队主力已经被消灭，剩下两个步兵大队还留在了临沂，它又如何能够跑到台儿庄附近去持续苦战，在损失很大的情况下接着在徐州会战中仍然能够被作为主战部队来使用呢？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因长期受限于交战双方第一手档案文献史料查阅困难，多数中国抗日战史著述早先都只能建立在不太可靠的个人回忆和其他二手资料的基础上，因而台海两岸和日本的战史研究者几乎难以在学术研究的层面进行对话。正是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依据所藏档案史料，陆续推出官修“战史丛书”102卷，这才多少启动了大陆和台湾官学两界研究者的抗日战史研究，当今不少资深的抗日战史研究学者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起步的。随着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民党党史会和“国史馆”先后出版或开放了相当数量的抗日战争史档案史料，尤其是2001年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正式对外开放网上查阅，广大研究者乃至民间军史、战史爱好者由此能够方便地通过在线方式，查阅到原本保存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许多日军战时档案，极大地提高了学界乃至民间研究者的研究热情，和人们对第一手档案史料特别是对日本战史资料的重视程度。以姜克实为代表，包括两岸少数专家学者，以及民间的军史、战史爱好者在内，从10年前开始就在这一新的基础上，结合两岸开放的相关史料，展开了一些个案的史实考据和研究工作，陆续推出了一些虽有争议，但对推进中国抗日战史研究颇有帮助的研究成果。
可以肯定地说，上述三部重量级的中国抗战史著述，其战史撰写者对日方战史资料也都是很重视的。仍以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叙事为例，台北版叙事最短，总共只用了不到5000字，但15个引文注释中，日方史料就占了8条，超过一半；郭著这部分叙事用功最深，其内容是台北版的7倍多，119个注释中涉及日方史料引用有47条，占将近40%；大陆版利用日方史料最少，但93条注释中日方史料引用也占了22条，接近1/4。
比较而言，在运用日本史料方面，大陆版的局限最大。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出在资料引用占比少，而是表现在22条注释引用的基本都是同一本书，即《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该书其实是日文『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的摘译，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料严重匮乏的条件下它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但第一，它不是原始文献，只是官修史书；第二，它是译本，而且是被节略过的译本，在大量日方原始档案已开放的今天，继续简单地把它当作史料依据来引用，不去拓展已开放多年的日方档案文献的查找范围，不去借助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新研究成果，就显得有些落伍了。
就这一点看，台北版的作者做得比较规范。其主要不足也是没有能够利用日本新开放的战史档案，也没有注意到要参考中日研究者利用这些新开放档案陆续发表的新的研究成果，并与之对话。但是，写作徐州会战及台儿庄战役部分的作者，固然继续维持“我方”传统战史叙事和论证，却并没有把自己的论据只局限在『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这一本日本官修史书上。其引注显示作者至少参考了日本“战史丛书”中的两种，还参考了两部日本战史的研究著述。最值得肯定的是，虽然日本“战史丛书”在台湾基本上早已有完整译本，作者仍坚持对全部日方资料和日人研究成果的引注，都直接引用日文原书，注释中编著者、书名、出版社等等，也都统一用日文标示。这不仅有助于避免因译文所造成的误读，而且也便于读者直接查核原书及其论据的原始出处。
在这方面，最具国际化的郭著的一些做法，反而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就挖掘、利用日方新史料来看，郭著应该是三部书中做得最好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破天荒地在集体著述的“我方”抗日战史中，使用了日本战史档案史料。但是，撰写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部分的作者，不论对新史料还是对旧史料，似乎都还不那么熟悉。一个最让人困扰的例子就是，这部分正文主撰者似乎不知道，《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二）《华中华南作战及对华战略之转变》和『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其实是同一本书。因此，他把这三个版本的同一本书当作三本书同时在书中进行引用，既引用大陆摘译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也引用台北史政局全译本的“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二）《华中华南作战及对华战略之转变》，同时好像也在直接引用日文的原书，只不过他使用的书名是《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史（2）》。
之所以要说“好像”，第一是因为该作者完全没有按照郭著统一的引注格式，中文出处标注中文，英文出处标注英文，日文出处标注日文，他在引用看似日文书名的《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史（2）》时，注释中给出的全都是中文。第二是作者始终把『支那事変陸軍作戦』这一日文书名，参照大陆《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这一译名，写成了《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史》，让人难以了解，这是作者的笔误呢，还是他给出的日文原著的汉译书名呢？第三，作者的注释标注不时会弄混日文本『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与大陆摘译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多次在看似是引用日文版的『支那事変陸軍作戦』的书名上加上“史”字，在其后还添上大陆译本才有的“第2卷第1分册”。与此同时，看似引用日本的『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的页码，有些与大陆译本的页码相同，有些与大陆译本的页码不同。所有这些都让人深感困惑。
由此亦可想象，这一章的作者应该同样缺少对日方战史资料的研究经验。能够大胆运用日方战史资料固然值得肯定，但如果此前缺乏个案研究，亦未曾很好地研究辨析过诸如姜克实等人的相关考据文章，只靠自己临时根据几则零散的日军伤亡表上的数字，就来论证台儿庄战役乃至徐州会战日军伤亡数，无论如何都有过于冒进之嫌。
说该章作者对日方战史档案缺少研究经验，且不熟悉，首先就在于作者不多的几次引用，就有3次误植了档案号。如第423页注58、第427页注68、第443页注112，注释中给出的文件均与正文内容不符。注58是作者用来说明正文中一段直接引语的文献出处的，但很可惜，档案号C111117100是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第12号的附表，里面并不存在任何可作为引语用的文字，这段引语其实是在档案号为C11111171800的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第13号里面的。同样，注68也是要说明正文中一段直接引语的文献出处，但作者给出的档案号C11111173800同样是附表，并非战斗详报，因此也不可能存在作者引述的文字内容。注112错得更明显，文件标题写得很明白：“步兵第十联队·郭里集附近战斗详报附表”，熟悉者一看标题就知道，该文件只是附在某号战斗详报后面单独用来统计人员死伤、作战缴获、武器损耗等数据的几份表格，不可能有作者正文引述的内容，而作者对如此明显的错引也一样毫无觉察。
郭著这一章较多使用日方战史档案资料的地方只有两部分，一是第431页最后自然段及注81、82、83；一是第442页注111。这两部分所以要用日档，作者的目的是想要借助日档，不仅计算出1938年3月中旬至4月上旬台儿庄战役歼敌数，而且要计算出从4月上旬到5月上旬徐州会战前期“我方”的歼敌数。如前所述，对于台儿庄战役中日军死伤人数，作者只用注释的形式给出了一个“约为7000人”的说法，同时提供了其所得数据的日本档案号。而对徐州会战前期日军死伤数，作者则放在正文中，根据从几则日档伤亡表中得到的数字，强调这一个月内中国军队给日军造成的伤亡，比台儿庄战役还多出2000人左右，“合计伤亡9061人”。
由于对前者已有过讨论，这里只就后者，即就作者对徐州会战第一阶段日军死伤数的论证稍做辨析。
首先，作者对几则用来证明日军在1938年4月8日到5月5日伤亡统计的日档，辨识、抄录、计算都不甚细心，有的数字抄错，有的录错了月份，有的数字计算不确。其次，作者用来得出日军第五、十两师团4月8日至5月5日死伤合计9061人的这个数字的原档，除1939年3月中下旬成表的《（第十师团）各期战斗死伤表》中“四月八日至五月七日”一栏，在时段上很接近作者提出的这一时段外，其他文献在时段上都不尽符合作者的要求。特别是《第二军战死伤表》给出的可用数据的时间是4月下旬至7月上旬，作者竟然不加说明和论证，就把这一在时间上差出40多天的第五师团死伤数2322人，当成4月8日至5月5日徐州会战第一阶段第五师团的死伤数来做总计。这不是太过粗心，就是太不专业了。要知道，从4月16日到5月15日，第五师团只是一个国崎支队就伤亡了2799人。坂本支队这段时间的损失也很大，就算两者伤亡数相同，两者加起来，减去5月6日到15日的损失数，第五师团4月8日到5月5日的伤亡数恐怕也不会低于5000之数。
通过以上的讨论不难发现，尽管中国抗日战史研究离不开日方战史资料，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开放的日本战史资料也确为我们拓展和深化抗日战史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并且是不可或缺的资料条件，但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是，目前中国抗战史学界的战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严重落后于档案开放，尤其是日本战史档案开放的速度。日方战史档案开放迄今已整整20年，两岸研究者专文利用的情况近些年也日渐其多，但像姜克实那样，真正肯致力于借助中日档案，一个个案一个个案地研究考析中日战史的专业史家，至少在两岸学者中还尚未见到。甚至对姜克实已经发表的考证台儿庄战役经过及其日军伤亡人数等问题的多篇研究成果，即使是专门从事抗日战史研究的中国史家，也鲜见有在学术层面进行评述、讨论和商榷的。而当我们自己执笔影响重大的抗战史著述时，要么只能新瓶装旧酒，要么想要在资料和观点上有所突破，也极易因临时抱佛脚致吃力不讨好。反而是有些自称“草根研究者”的民间的军史、战史爱好者，因为“迷”，却能够数年如一日地钻到日本各种官私战史资料的故纸堆中，做些比较扎实的资料梳理和史实研究工作，甚至能够发表或出版一些在资料和史实上明显有所突破的抗日战史的研究成果。在我看来，他们在这方面所做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将“我方”“歼敌”数字，亦即敌方伤亡数字问题，从一个过去长期具有很强政治性的，必须服从于统一宣传口径的问题，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所推进之后，又更进一步使之变成一个可以讨论和研究的学术问题了。
战史研究中要弄清楚一场稍具规模的战争打下来，双方具体死了多少，伤了多少，从来都是十分困难的。对于抗战期间的中国军队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对内部管理制度极其严格，死伤数必须层层上报，然后才能核准所需人数进行补充，因而会留下一连串数字记录的日军来说，也一样会困难重重。这里首先需要确保从下到上相关资料记录无误，并且保存基本完整，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要说1945年日本决定投降前夕从上到下统一销毁了大量秘密文件，仅仅战争期间作战任务频变，部队调来调去，时分时合，且归属不定，就造成了今天日本战史资料中死伤表类别繁多、数字多样的混乱现象。相对于不同主管单位相关统计容易互相矛盾的情况，前线作战部队的战斗详报通常要准确得多。但熟悉战斗详报的研究者都会发现，日军战斗详报附表的统计数字也时常会出现计算上的错误——虽然多半都是个位数的。更主要的是，不同作战部队记录资料保存下来的情况差异很大，有的部队某一阶段的战斗详报保存得比较完整，有的部队缺失较多。所有这些情况都使今天的研究者很难精确计算出某一战役中日军的死伤数。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像台儿庄战役，不要说统计到个位，哪怕只统计到百位都不容易。
当然，日本战史资料的开放毕竟还是给我们提供了统计出尽可能接近事实的日军死伤数的可能性。但第一，这需要我们的研究者下大力气逐件查阅其中一切可能相关的文献，以便尽可能多地找到可以相互比较印证的较为可靠的数据；第二，我们也需要像姜克实在《台儿庄战役日军死伤者数考》一文中所做的那样，设法通过多重角度资料的分析印证，来找到比较有说服力的数据。第三，我们也应该像姜克实和有些民间研究者那样，对台儿庄战役“歼敌”数字持一种学术研究的开放态度，亦即要允许研究者实事求是地依据各自的研究，提出各自的见解，以推动这方面研究越来越深入，最终能够取得一种基本的共识。
说姜克实对台儿庄战役中日军伤亡人数的考据，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开放的讨论式的态度，是因为他始终坚持以史料为依据，因而其研究从不回避史料缺失的问题。比如在台儿庄战役的研究上，他就再三说明，由于台儿庄战役日方主要是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和第五师团坂本支队在进行，前者的统计资料比较丰富，后者的统计资料缺失甚多，因此有关坂本支队的伤亡数字，只能采取分析的方法。与此同时，因为在日军战史资料中目前没有找到1938年3月中旬到4月上旬该两支队的伤亡统计，故不能不迁就日本华北方面军当年规定的统计报告时段，分为“1938年2月20日至4月7日”和“1938年4月8日至5月15日”，亦即华北方面军规定的“南部山东省剿灭作战”第一期和第二期来查找资料并进行计算。据此，他说明已查出该第一、二期内包括第五、第十师团在内的全体伤亡数为13589人，其中第二期为7910人，由此可推知台儿庄战役在内的第一期日军死伤数应为5679人。再结合台儿庄战役结束几天后第五、第十两师团紧急申报后得到的补充数，或可得出如下判断：从2月下旬到4月上旬，即包括济宁和潍县作战、临沂作战、滕县作战和台儿庄战役在内的这段时间里，日军“死伤者总数应为5800人”。
民间研究者童屹立应该是中外研究者中最早利用日本开放的战史资料来研究考证台儿庄战役及徐州会战中日军死伤人数的，因此他对台儿庄战役歼敌人数问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但他在撰述徐州会战经过时对台儿庄战役也还是实事求是地坚持按照自己查到的日方档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说明，已查到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1938年3月14日至4月8日间死伤人数为2024人；整个师团3月3日至4月7日间死伤人数为2511人。他同样承认没有查到这期间参加了台儿庄作战的第五师团坂本支队的伤亡统计，无法给出该支队的伤亡数字。不过他同时也告诉读者，当时在台儿庄附近作战的濑谷支队参战人数约有1万多人，坂本支队为数千人，日军总的参战人数确实接近2万人，“但最后日军两个支队的基干部队都成功脱离战场”，而且濑谷支队未经休整就开始了防御反击，并在徐州会战前期就转入了反攻。也就是说，该两支队在台儿庄战役中损失很大，但伤亡并未严重到损害其继续作为前线主力作战能力的程度。
应该说，比较前述三部抗战史著相关内容的写法，姜克实和童屹立可能更具开放性。古语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因为现有资料不足，或因为自己的资料查找和研究尚有不足，因此只讲自己有证据、能确认的数字，或在承认资料欠缺的前提下给出分析性的判断，这应该是更有利于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的。
史料的发掘是无穷尽的，日本战史资料中哪怕不供宣传用的日军内部使用的伤亡数字统计，也不像姜克实再三强调的那样，是百分之百可信和“非常精确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档案销毁和战报统计中常有计算错误等情况外，日本军方战时伤亡人数的统计和公布存在遗漏，也是肯定的。去年偶然注意到童屹立等人开始在做全面整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官报中记录的日军死亡名录的工作，这是因为，他们发现战时日本政府宣布的和战后日本官方认定的，包括靖国神社登记并供奉的日军死亡者数，存在较多缺漏。1951年6月2日日本复员局调查认定的，从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原日本陆军在中国死亡者数，也是靖国神社供奉的死亡者数，一直是180978人。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官方（包括靖国神社）已发现并承认少统计了3000多人。而今，据童屹立等初步整理核对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官报记录的日军死亡名录进一步发现，仅从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12月31日，旧日本陆军在中国死亡者数，就已经从过去日本官方认定的76240人，增加到84026人，两者差了7786人。
当然，笔者对此并无研究，童屹立等人这方面的工作也还是初步的，最后能够得出怎样的结论，还有待其研究结果正式发表并经得起推敲验证。但这一情况毕竟告诉我们，研究战时日军死伤人数的问题，不仅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是来不得半点马虎和随意的，非许多有志于抗日战史的研究者一起持之以恒地下些死功夫不可。这方面工作做不好，我方的抗日战史恐怕也难有做好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