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佳佳，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2021年10月9日至10日，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南京大学中日历史问题研究中心承办的“九一八事变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开幕式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赵清主持，南京大学副校长陆延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南京邮电大学校长叶美兰，江南大学党委书记朱庆葆，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王建朗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
陆延青表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中国历史研究不能自外于国际学术界。南京大学一直努力为“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添砖加瓦，张生教授团队编纂的19卷本《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正是其中一块砖，推动相关研究更加深入。高士华认为，本次会议是在疫情特殊情况下举办的有关九一八事变的高水平会议，希望借会议东风，进一步深化国内史学界对相关议题的探索。叶美兰强调，探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构建沟通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桥梁是本次会议的主旨所在，总结历史教训，弘扬抗战精神，对当今社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朱庆葆指出，把九一八事变和抗战的演进放入世界历史发展背景中探讨，增强了中国对抗战叙事的话语权，是新时代大国外交不可或缺的环节。王建朗认为，抗日战争是20世纪重大变局之一，相关研究已经不限于战争本身，从内政到外交，从经济到战事，如何实现全国全民族动员、如何有理有节应对强权、如何争取国际支持，对当下也有很多启示意义。
大会报告由历史研究杂志社社长焦兵主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宋志勇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臧运祜教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馆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马俊亚教授、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王希亮研究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陈红民教授先后做了报告。宋志勇的《广田弘毅侵华战争责任论》，强调广田弘毅作为日本首相兼外相，对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臧运祜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走向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认为，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并非偶然的历史过程，而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马振犊和陆君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东北义勇军档案概况述评》介绍了相关档案的概况，认为该档案真实记录并还原了14年抗战中东北地区抗日作战初期奋战的过程，对促进东北义勇军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马俊亚的《日军毁劫与无锡城乡经济衰变》以无锡为个案，引入计量方法，分析日军反人道、反人类的侵略行径对无锡城乡经济造成的危害，管窥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影响。王希亮的《近代日本国家战略的“满蒙因素”：兼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历史必然》，解析近代以来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各种活动的决策、表现及结果，揭示“满蒙因素”上升为日本国家战略的内外原因，进而阐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必然性。陈红民的《抗战史研究与学术成果的普及：〈抗战为什么赢〉写作的尝试》提出“历史科普的形式和内容”之问，揭示历史学研究中“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矛盾，强调历史学成果应兼具精深与通俗，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接下来的分组研讨通过线上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学者们聚焦九一八事变与20世纪中国政局、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动，开展学术对话和交流。论题既有对具体问题的见微知著，又有对宏观问题的高屋建瓴，历史事实照应现实关怀，充分体现了史学的功能和学者的责任。本文分三个专题，对与会学者研讨情况做简要介绍。
本次研讨会有四篇论文以国民政府为研究对象，探讨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与交涉过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生的《接待与政治：李顿调查团上海南京北平之行》，从国民政府对李顿调查团的接待展开，指出接待可以导向政治而不能取代政治，从而引出对国民政府时代“弱国外交”的讨论。红河学院人文学院范德伟《论九一八事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不交涉方针》一文，尝试分析除“不抵抗”与“诉诸国联”之外，国民政府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第三个策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李宁在《角力：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海关处置》一文中，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海关的劫夺为叙事中心，探讨国民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署及英国政府三方对此的处置和当时东北政治生态的复杂性。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孙文政的《中日围绕“上海事变”和“满洲国”问题交涉始末》，按照时间顺序，分别考述了中日围绕“上海事变”和伪满洲国成立所进行交涉的大致情况。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国际关系学部鹿锡俊《如何评价1931—1933年间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五个阶段与三点注意》一文，认为该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可划分为五个阶段考察，指出今人应当关注和通论有所不同的多重面相。
此外，不少学者聚焦具体人物、组织和事件，做了微观的考察。辽宁社会科学院王惠宇的《小部队与东北抗联后期斗争》，考察东北抗联小部队的派遣、任务及其战略意义，探讨东北抗联坚持抗日斗争的情况。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吴元康在《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反对依赖国联之政治主张述评》一文中，依据冯玉祥的日记、文电等资料，就冯玉祥对国联的态度进行了全面讨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王春林《九一八事变中的张学良财产事件》，梳理了日军抢夺、送还张学良财产事件的来龙去脉，透视其间张学良与本庄繁双方互动的意涵。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国栋的《张学良与锦州事件》，将瑞士日内瓦所存相关国联档案与现有各方史料作比较研究，对锦州事件做出更深入解读。宁波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天政的《试析台湾藏蒋介石资料中江桥抗战史料的价值》，系统梳理了台湾藏相关史料，从决策、军费、实际作战等角度重新解读江桥抗战。
对九一八事变影响下的民众生活展开细微刻画，是本次研讨会的一道“风景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穆铭超的《国难的日常化：九一八广告研究》，通过考察上海、南京等地出现的以九一八事变为主题的广告，剖析“国难”话语进入公众日常生活的特殊渠道，揭示了爱国意识形成的新途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冬美的《〈中央日报〉与〈申报〉的对日报道：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前》，分析了“国难”形势下官方报纸与民间报纸舆论宣传之异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田武雄的《1937年“满洲国”更改标准时初探》，梳理了“满洲国”更改标准时间的相关史实，强调在历史研究中不应忽视殖民时代的“现代性”特征。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易青的《伪满洲国“家”的法律构建：以伪满民法典之〈亲属法〉与〈继承法〉为中心》，围绕伪满洲国两部法律展开论述，拓展了理解日本对伪满实行殖民统治的新维度。
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者——日本，也是本次研讨会入选论文探讨的重点，有多篇论文剖析了日本政府的相关决策及执行情况。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武向平《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军费考》跳出战争与战场，聚焦侵华战争“满洲事件费”，从日本财政制度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入手，考察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背后的深层因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美平《东北易帜与九一八事变宣言书》一文，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原因与责任角度，对东北易帜与日本的关系做了新的解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殷九洲《虚构的“军国美谈”——作为事件、宣传和表象的“肉弹三勇士”》一文，围绕“肉弹三勇士”事件，考察了历史转折时期日本国家、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彭鹏在《九一八事变与日本“委任统治”权之争》一文中，探讨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太平洋岛屿“委任统治”权的处置，剖析了九一八事变对亚太格局产生的影响。辽宁社会科学院孟月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入殖问题论析》，系统梳理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各类型移民进入中国东北的情形，分析了日本通过移民侵略中国的本质。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燕的《日本右翼势力与九一八事变》，以日本右翼势力为研究对象，通过还原九一八事变的史实，回应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谬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马海天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与各方因应》一文中，考察了日本承认伪满洲国前夕采取的外交策略，与中国、国联、英国、美国的外交互动过程。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学部祁建民的《侵华日军士兵的战场生活——以小林太郎日记为线索》，呈现了侵华日军普通士兵的一般心态，指出日本战争动员最终受到实力和资源的影响，效率不高，不能持久。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梁明霞的《战时体制下的日莲主义信徒——以石原莞尔为中心的考察》，探讨了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思想对石原莞尔等人产生的影响。
研究九一八事变还应关注第三方的作用和应对。本次研讨会有不少基于国联李顿调查团档案产生的研究成果。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陈海懿《李顿调查团与九一八事变调处再研究》，梳理大量史实，重新考察李顿调查团的调查经过，继而对其做出客观判断。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屈胜飞《范围之外的调查：论李顿调查团赴汉口调查的前因后果》，从微观视角，聚焦李顿调查团的汉口之行。中国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宋书强《解读民意：国联调查团对中方各界呈文的翻译、整理与研究》，系统分析、研究了李顿调查团对中方各界呈文的处理过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曹文博在《中美关系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国联调查团在华时期为中心》一文中，微观考察了国联调查团在华期间中美两国围绕该团展开的交涉。
除李顿调查团外，英美等国政府、机构及在华人士对九一八事变的演进亦有其独特的观察和解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徐炳三《西方传教士对九一八事变的认识与主张》一文，挖掘了在华传教士对中国重大事件认知的独特性和潜在影响。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跨文化与区域研究系何铭生（Peter Harmsen）《所知为何？所想为何？——基于丹麦驻华外交官密件对1931年至1932年东北危机的西方认识与评判》，分析了丹麦驻华外交官对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形势的认识，指出丹麦外交官作为历史参与者的钝感。韩国釜山大学韩国民族文化研究所裴京汉《九一八事变与韩国独立运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对应》，以九一八事变前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活动为中心，观察其对事变的应对，探讨九一八事变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影响。
本次研讨会，也有学者不拘于九一八事变，从多个方面对抗日战争全景进行论述。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拉纳·米特（Rana Mitter）《多事之“秋”：1945年的中国东北、蒋经国、王世杰》，从政治、情感两个维度，探讨了1945年抗战胜利初期国民政府东北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张燚明《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与大后方战时人才调查》，探讨了重庆国民政府对大后方人才调查工作的得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李莹《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国际宣传问题再检讨》，重新梳理了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国际宣传在执行层面遇到的问题，对国民党战时国际宣传工作进行了理性审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贺江枫《地缘政治与利益冲突：桂系与两广六一事变之演进》，以桂系核心人物黄旭初的日记为线索，管窥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内地方政治与社会的复杂性。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马瑞《长城抗战国军协同作战研究》，对长城抗战中中国各方军事力量协同作战问题进行了探究。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曹大臣《历史诗学——以南京大屠杀史诗〈好一朵茉莉花〉为例》，以“诗学”视角切入“史学”，提示了历史研究的新视角，让人耳目一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张慧卿《困境中的坚守：南京沦陷初期金陵大学医院的维持及应对》，探讨了日本侵华战争对美国在华医疗机构的影响。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刘景瑜《强硬与压制：日本报纸中的“宽城子事件”》，研究探讨了日本政府对新闻的管控和对侵略战争的宣传。伪满皇宫博物院学术研究部赵士见《“辨误”与“拓展”：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研究趋向刍论》，充分挖掘和比对新旧多种类型史料，立体化探究了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广义的《国外关于九一八事变研究述评》，整理了国外学者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成果，并归纳、总结其共性与差异，指出国内学者研究九一八事变应注意的问题。
会议闭幕式由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连红教授主持。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陈谦平教授认为，本次会议涌现了大量青年才俊，与会论文运用了新史料、新方法，内容新颖，这表明抗战史研究，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后继有人”。陈红民教授从“开会的形式和内容”展开，回忆他作为青年学者时办会的情景，强调了继承和发展学术传统的重要意义。高士华研究员表示，在疫情仍未结束的特殊情况下，会议的成功举办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并感谢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鹿锡俊教授高度评价本次会议，议题涉及范围广、报告精彩、点评到位、会务组织良好。马俊亚教授以九一八事变的历史事实为例，强调了“常识”和“理性”在抗战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合肥学院校长吴春梅教授分享了她对习近平总书记在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的体会。臧运祜教授回顾了自己与抗战史研究30年的渊源，指出本次会议涌现的青年学者“后生可畏”，希望在九一八事变100周年时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祁建民教授肯定了本次会议为海内外学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的重要意义。武向平教授表示，应扎扎实实做好日本侵华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以供所有抗战史爱好者进行研究。张生教授致闭幕词，高度概括与评价了本次会议：格局之变，南北并发；资料之丰，中外兼顾；方法之新，可读性强；焦点之多，细致发掘；变奏之美，诗性写作。
张连红教授最后指出，史学研究和现实关怀是统一的，国家统一是和平的前提，自身强大是和平的依靠，反抗侵略是保障和平的唯一方法。会议圆满落幕，但学术共同体的构筑永远不会停息，学人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