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
抗战期间，与国民政府军交锋的轴心国部队，不仅有日军，实际上还有泰军。泰国出兵北向，逼近中国国境南缘，与国军交火，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泛泰主义民族情绪，收复英属缅甸境内的掸邦，以及云南傣族生活的西双版纳等所谓“失土”，一方面也是泰军在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后，加入轴心国集团的具体表示。泰军一度攻入云南国境，占领边境城镇，虽遭国军九十三师击退，直至抗战结束前，中泰两军都在云南国境南缘对峙。本文利用中、日、泰三方史料，重新建构这段历史，分析各方在这场冲突背后的角力与博弈。本文认为，泰军出兵并非其战后所称是受迫为之，反而是请缨出击的成分为多。
关键词：泰国 九十三师 泛泰主义 西双版纳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浴血奋战，抵御侵华日军，战火范围极广，北自东三省，南到云南，东起上海，西至青海(日机轰炸)，都有日军肆虐的痕迹。然而，侵华的轴心国部队，不仅有日军，还有泰军。
在台海两岸的抗战史研究中，泰国所扮演的角色经常受到忽视，这一方面大概是受“抗日战争”这四字的影响，使得研究者多将视野置放在中日间的武装冲突上，并未留意其他国家与中国武装冲突的案例。当然，日军在华行动的范围极广，影响极大，相较之下，泰军的武装行动显得微不足道，即在当时报道亦不多见。另一方面是地理因素，泰国与中国并未接壤，诸多研究者并未留意泰国因参与轴心国之后与日本结盟，借日本支持，出兵进逼中国国境南缘，甚至还占领过云南部分国土的史实。在二战结束之后，联合国接受泰国对同盟国宣战是遭日本武装胁迫的说辞，不追究其战争责任，泰国军政人士也没有受到战争罪行审判，似乎它曾为轴心国一员的历史也就这样被忘却，成了一个被遗忘的“敌人”。
基于此，关于抗战时期中泰关系的著作为数不多，地方史志上，仅有寥寥数语出现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思茅地区志》等书，部分引用了九十三师的作战报告，却没有深入讨论。在中国大陆学术研究成果中，比较重要的是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余定邦教授于2000年发表的《1937—1946年的中泰关系》一文。该文以宏观的视角，以已刊布的史料集与当时的报刊资料为基础，站在同情泰国的立场，强调泰国人民并不支持其高层与日本合作，因而有识之士高揭“自由泰”(Free Thai)运动的旗帜，不仅与中、美等盟国秘密联络，也在境内建立游击组织。或受限于境外资料难以取得，该文对于相关的记述只是点到为止，然其新视野的开拓，值得肯定。尔后，余定邦与陈树森合作出版《中泰关系史》一书，纳此文于该书第七章第四节。
在中国台湾，政治大学陈鸿瑜教授于2004年出版《中华民国与东南亚各国外交关系史》，对抗战时期中泰关系的研究有较大突破。他利用庋藏于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的“特种档案”、台北“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外交部档案”，以及战时在泰国出版的报刊等，描述了战时泰国对华政策，并论及重庆当局的反应和“自由泰”秘密与重庆当局接触的细节。该文虽然细致，但多以台湾地区较易取得的资料为基础，间或利用部分在曼谷出版的侨报，对于中泰间的关系着重于外交往来，关于两国的武装冲突仅稍谈及，加之该文未利用日文与泰文资料，故而对于日泰合作北犯的经过未能深入讨论。
2014年，李恒俊与李玉珊的《中泰现代外交关系的建立:以20世纪30年代后两国正式建交努力为中心的考察(1932—1946)》，以泰国国家档案馆所藏史料，结合中方已出版的史料集，探讨中泰历经10余年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努力，所论时段跨越二战，但对于二战期间中泰间的互动，或因该文所着重的是双边正式关系的建立，两国战时冲突仅点到即止。
王文隆于2019年发表的《抗战期间中泰军事上的冲突与秘密往来》，厘清抗战期间泰国试图透过与其交火的九十三师，在武装对峙之余，秘密向重庆传递信息的史实。然该文仅以藏于台湾的资料以及相关出版品为核心，并未利用泰国与中国大陆的资料，对中泰武装冲突的情况也没有深入讨论。
外文的研究成果中，英文以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教授雷诺斯(E. Bruce Reynolds)的研究对本文最具帮助。他于1994年出版《泰国与日本南进政策（1940—1945）》一书，讨论泰国精英如何在二战期间，采取对日合作模式取代以往的权力平衡外交(balance of power diplomacy)以维持独立地位，不致在日军袭卷下成为傀儡。基于上述成果，他复于1997年发表《国际孤儿：二战期间在泰国的中国人》，利用大量美、日两国外交档案，描绘日泰关系下华侨的苦境，以及日本收编华侨侨报、压制侨社、遏制国共两党在泰发展的种种，并论及汪伪政权在日本支持下对当地侨务的渗透。尔后，雷诺斯又以对泰情报工作为主题，于2004年出版《泰国的秘密战争：二战期间的“自由泰”、美国战略情报局与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一书。该书特辟一章，讨论东南亚战区开辟与划分过程中，中美英三方的角力，以及重庆当局配合英美在东南亚布建情报网络的史实，然对于泰国官方在战时中泰关系上扮演如何角色并未多谈。
日文论著中，以早稻田大学教授村岛英治的研究最为重要，他1996年发表的《日泰同盟与泰国华侨》一文，利用泰国国家档案馆的国防档案、泰国外交部档案等泰文资料，佐以日本外务省及防卫厅的档案，以日泰关系为核心，讨论二战期间日泰同盟关系的演变，以及在此关系变化中华侨问题所扮演的角色，强调泰国此时坚持主权，与日本为了华侨管理权而针锋相对，从中找寻日泰同盟破裂的原因。该文史料丰富多元，然主要谈的是日泰关系，中泰关系并非该论文的主线。延伸着此一问题，村岛教授复于2006年发表《泰国史的纪念特征：1942─1943年泰军在掸邦之战被塑造成拯救民族与泰国独立的故事》，该文大量利用1997年出版的战时泰国官僚及军人的回忆录，以及日本防卫省资料与部分已刊中文史料，建构1942年之后泰国军队出国前往英属缅甸掸邦地区作战的经过，质疑泰国声称出兵掸邦是应日方所求的辩解，更不认同泰国战后所谓战时与日本结盟乃维护独立地位之违心之举的主张。中泰间的往来与冲突不是他文中讨论的重点，着重的仍是日泰关系。
本文将利用藏于台北“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外交部档案”，结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资料、《日本外交文书》、日本防卫省所藏战史档案、泰国国防部出版《大东亚战争下的泰军史》,以及其他已刊方志资料、回忆文件等，探讨中泰武装冲突的背景与起因，兼及中泰武装冲突的经过与围绕于此的中日泰关系。另须一提的是，本文用“武装冲突”取代“战争”二字，表述中泰双方交火的情况，并不意味着笔者否认中泰两军曾有战争行为，而是基于中泰两国从未宣战。
要理解抗战时期泰国(暹罗)的作为，就必须先理解该时期出现的泛民族主义——泛泰主义。而要了解暹罗的泛泰主义对中日关系间的微妙影响，就必须回溯中日冲突爆发的起点九一八事变时，当时暹罗的作为与思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此时暹罗仍为完全的君主体制，拉玛七世（Lama VII）巴差帝帕(Prajadhipok)当政，当时中暹并无外交关系，不仅没有领事关系，也没有签署任何约款。这是因为暹罗当局顾虑到其境内华侨华人为数众多，且掌握暹罗经济命脉，如允许中方在其境内设立外事机构，极有可能影响泰化政策的推动。此外，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建立中华民国，改行共和政体，在泰华侨也曾受辛亥革命影响，发起推翻皇室的行动，让暹罗对华侨华人及其母国深具戒心。
相较于暹罗对中国的刻意疏远，暹日关系要紧密许多。暹日两国自1897年建立外交关系，复于1899年互派公使，同有王室的两国亦颇为亲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透过国际联盟寻求国际声援，《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提交大会讨论时，暹罗代表并未在大会讨论中发表意见，但于1933年2月24日该报告书是否通过的投票中表了态。赞成通过《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有42国，反对的仅日本一国，智利缺席，而暹罗则投下了唯一一张弃权票。
暹罗代表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如此表态，有其脉络可循，一方面是基于暹日外交关系紧密，一方面是基于其国内政局的变化。1932年6月24日，暹罗爆发宪政革命，改行君主立宪，自此暹罗成为内阁制国家。首任总理玛奴巴功(Phraya ManopakornNititada)于1933年4月通过严格的“反共”法令，只要被指为共产党成员，不经审判便可逮捕、驱逐，以此震慑与弹压境内共产党人士。但由于他难以平息国内保皇势力与一般民众的冲突，不久就在6月的政变中黯然下台，改由政变领袖披耶帕凤·丰派育哈色纳上将(General Phraya PhahonPhonphayuhasena)组阁，他未取消“反共”法令，并根据暹罗被英法两国殖民地包围的情况，寻求同样“反共”的日本为外援。在军事上，暹罗不仅添购日本军械，还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聘请日本军事教官训练泰军；在经贸上，1936年日暹贸易约占暹罗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仅次于与暹罗接壤的英国殖民地。政治军事经济的紧密联系，使得暹罗很自然地与日本越走越近。
此时，泛泰主义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泛泰主义的高扬与民族国家概念的广泛传播和一战之后所倡民族自决有关。1939年暹罗改称泰国时，呼吁泰族人民团结一致，恢复19世纪以来因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东南亚扩张所失领土，诸如1893年受法国压迫而丢失的湄公河以西约46.7万平方公里土地，以及1909年为了换取英国同意撤销在暹领事裁判权、争取英国400万英镑贷款用以修筑曼谷至吉隆坡铁路而割让的玻璃市(Perlis)、吉打(Kedah)、吉兰丹(Kelantan)、登嘉楼(Terengganu)四地。另外泛泰主义也自历史上找寻脉络，主张7世纪的中国南诏为泰族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将云南境内的西双版纳、英属缅甸的掸邦（Shan State）都视为“失土”。“失土”的国耻，是泰国国家着意塑造的历史记忆之一。
1938年12月接替披耶帕凤·丰派育哈色纳担任暹罗总理，赓续亲日路线的銮披汶(Luang Phibunsongkhram)对收复失地亦念念不忘。欧战的爆发，为泰国带来新的契机。1939年8月间，法国预判欧洲战端将起，为避免法属印度支那落于险境，盼能与泰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惟泰国要求必须重划法泰边界才会予以考虑，迫使法国让出湄公河以西区域，双方于1940年6月12日在曼谷签字。同一天，英国基于类似的考虑，也在曼谷与泰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英泰顺利地在同年8月31日换文生效，然而法泰换文却横遭波折。法国政府同意与泰国签字之日，恰是德国发起闪电战进逼巴黎之时，使得法泰间的约款虽经双方代表签署，但未及换文生效。
日本基于日后南进或也需要泰国相助，出面协调法泰边境争议，于1941年1月商定由日、法、泰三方组织勘界委员会，重定湄公河国界。在日方居间下，法泰于1941年5月9日在东京签订《和平条约》，法国将马德望(Battambang)和暹粒(Siem Reap)两省割让给泰国，并将湄公河以西的土地归还。日本愿意居间的背后，是期待泰国首肯借道，以便自泰南直取马来半岛。1941年7月日本与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德古(Admiral Jean Decoux)签署《共同防御法属印度支那议定书》使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实施“法印进驻”之后，借道的需求就更为急切。但泰国并未直接应允，反而试图保持中立，仅于1941年8月5日宣布承认“满洲国”以回应日方压力，令日方感到不耐。
日本于1941年12月发动珍珠港事变并挥军南侵，日军由泰国以东的法属印度支那与暹罗湾分由陆海两路入侵泰国，泰军经过短暂的抵抗之后屈服，投入轴心国阵营并与日军合作，双方签署了为期十年的同盟协议。自此，泰国成为日军在东南亚扩张的跳板之一，允许日军进驻并利用军事设施，并进而在1942年1月25日对英美宣战。
重庆方面为了因应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所带来的压力，在1941年11月，由军事委员会昆明参谋团协调卢汉与关麟征所部进驻滇越铁路河口、蒙自一带，加强滇南防御，并调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入驻云南，由第五军负责昆明一带守御，第六军进驻滇南开远为预备队。与泰军距离最近的是第六军第九十三师吕国铨部，所辖二七七、二七八、二七九共三个团奉命进驻佛海，并遣二七七团驻扎车里一带。后九十三师复因1941年12月英国要求中国派军接管缅北防务，编入第一次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进入缅境，派二七七团进驻景栋(Kengtung)，并在该地设置师部，负责防务，其他各团亦步行移动前往缅境，二七八团自车里经大勐龙进驻勐勇（Mong Yawng），二七九团由佛海出勐麻(Mongma)至景栋。该部入缅之后，初期未见泰军，只遭遇了日军，这是基于日方的安排所致。
日本虽与泰国结盟，并由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代表日本与泰军签署协同作战要纲，言定泰军出境往景栋、密支那(Myitkyina)方向前进。泰国为此以驻防北碧府(Changwat Kanchanaburi)的第二师、呵叻府(Nakhon Ratchasima)的第三师，与那空沙旺府(Changwat Nakhon Sawan)的第四师为主体，随同三十五及四十六骑兵团组成的骑兵师，于1941年12月24日组建一支外征军，又称“西北军”(Kongthap Phayap)，派社里龙里(Charun RattanakunSeriroengrit)将军为主帅，兵员达3.5万人，预备入缅作战，一雪“失土”国耻。但日军南方军司令部认为泰军战斗力不足，如日泰合进，日军还得顾虑到泰军的补给、装备等，如泰军败退，更成日军负担，因而对缅作战初期，由日军第十五军所属第三十三师团、第五十五师团主攻，泰军西北军只担负泰缅边境警备，负责边境之交通警戒、后勤保障工作。
然而，随着日军在缅甸战场的捷报频传，泰国对英美宣战，国内民族情绪激昂，为满足其泛泰主义中对掸邦的主权宣示，泰国方面强烈要求参战，并于1942年3月5日，下达西北军准备跨越泰缅边境的作战命令。然而泰军西北军迟迟未能行动，乃日军南方军司令部阻挠使然。在缅甸战役结果尚未明朗前，日军南方军不愿泰军投入战场，毕竟泰军战力远不若日军，而日军或也需要考虑泰军军需问题，这些都使南方军不愿轻许泰军出境。同年4月25日，南方军总参谋长冢田攻指示日本驻泰武官守屋精尔，对泰军的指导以维持现状为要，未获南方军允许，泰军不得轻越边境。
泰国为求得日本同意，自1942年4月底不断向守屋精尔表达出兵掸邦的意愿。銮披汶甚至向守屋表示，如不能进兵掸邦，他恐将难挡国内众怒，或有被推翻下台的可能。泰国的企盼，在缅北战役即将落幕前终获得偿。
1942年5月2日，日军占领英属缅甸曼德勒（Mandalay）的次日，冢田攻收到来自东京参谋本部的电报，命令南方军设法指导泰军进击缅北，指示由泰军负责萨尔温江以东的东掸邦区域防务，并可对华作战。为此，日泰双方军事负责人于同月5日签署了一份《日泰两军对华协同作战实施大纲》，确定参与对华作战的泰军西北军，须听从日军南方军司令部的指挥，如未获其同意不得撤军，这或许是为了避免泰军与盟军接战即溃，日军防务突生缺口的考虑。另为避免增加日军的负担，泰军在航空、通讯、运输、补给、卫生等方面，原则上自行准备，日军不加协助。虽说泰国急切地希望参与对缅作战，乃是希望夺回掸邦，但该协议中亦言明，这一地区的行政归属与作战无关。可见日方一开始并没有让泰方收复掸邦的意思，仅是满足泰方民族情绪与其国内治理所需的权宜。
萨尔温江以东，正是第六军九十三师在第一次中国远征军后撤时，负责掩护其他部队后撤的防地，与九十三师一同在此掩护的，还有四十九师彭璧生的部队。九十三师以景栋为据点布防，扼守湄公河以北至景栋一带，四十九师负责景栋以西至萨尔温江地区，以塔高(Takew)为据点。
泰军进入缅甸战场的时间，依日本驻泰代理大使石井康所报，应在1942年5月10日之后，此时中国远征军在缅北已经开始后撤，日军乘胜北进。然而，如依据第六军所呈《缅甸战役战斗详报》，在1942年5月6日15时，亦即《日泰两军对华协同作战实施大纲》签署次日下午，国军在勐百了(Mongpaliao)与总数200余人的泰军及便衣部队便已接火，国军后撤后，日泰军持续北进，终而爆发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滇缅边境靠近泰国北缘地域，山地绵延，路多分歧，森林茂密，敌军易于躲藏。旱季时，天空晴朗，敌机常升空侦测、威胁；雨季时，每日降雨，温差极大，加以该地疟疾流行，官兵水土不服，患病者亦多，攻防皆不易。该区域对泰军也难说有利，泰国此时铁路仅通至清迈(Chiang Mai)，清迈以北道路交通不便，行军与运补大多仰赖步行与驮运。
自1942年5月泰军入缅，至1945年8月泰国因日本宣布投降而结束战争为止，中泰在滇缅边境爆发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兹以中日泰三方情势为背景，分述如下。
(一)第一次勐麻之役(1942.5.6—1942.6.17)
泰军入缅的依据是《日泰两军对华协同作战实施大纲》，因而入缅之初，日泰联军一同北进。泰军第二师为左翼，以勐萨(MongHsat)为目标，第四师为右翼，以大其力(Tachileik)、勐帕亚(Monghpayak)为目标，预留第三师为主力进取景栋，骑兵师为左方护翼，与日军十八师团并行北进。1942年5月6日，国军与泰军接火之后，泰军协同日军持续北进，日军往赛蛮(Hsaimawn)方向进发。10日，泰军第四师有步兵约1600人，骑兵百余，山炮数门，在飞机掩护下进犯勐戈(Mongko)，另一股步兵约300余人攻下勐海(Monghai)，国军不敌退走。接连五日，泰军第四师续向北方前进，在炮兵与空军的掩护下，连下数村，日泰联军进袭景栋通往泰北公路之勐林(Monglin)，续往勐帕亚前进。泰军的持续北进，使景栋国军突出过远，国军有了战略后撤的打算。
景栋地区位处中越泰缅交界，虽是南来北往的要地，然是否坚守必须考虑周围情势。该地以西为日军所占，以南为泰军所占，以东虽为法属印度支那，但1940年9月，总督德古为谋法属印度支那不被日军直接占领，曾与日本签署协议，同意日军为配合桂南战役的进行，可以利用法属印度支那的三处空军基地(富寿、嘉林、老街)，且可自海防登岸，并准许为数6000人以下的日军无害通过。对重庆国民政府来说，法属印度支那已经失去中立地位。由是观之，景栋可说是三面受敌。
再则，萨尔温江以东的景栋地区，自东至西宽200英里，自景栋往南至泰北边境亦有百余英里，其间崇山峻岭，人烟稀少，四十九师与九十三师在此东西奔波，不仅兵困马疲，伤病者众，兵员损耗也不及增补，每师仅5000余人，缺员严重，加以后方补给因交通不便难以跟上，就地征用又遭遇当地居民托言无粮可售，或为敌张目而抵抗，曾使四十九师一度陷于无粮食、无弹药、无医药的窘境。国军在无力防守如此广阔地域的考虑下，为避免无谓牺牲，自5月15日起，决定将国军大部撤回国内，九十三师主力放弃景栋东撤云南佛海，之后便以车里、佛海、南峤一带为主要防区。与九十三师一同撤往西双版纳地区的，还有四十九师与暂编五十五师，两支部队一度在车里布防整理，不久后便开往思茅，尔后四十九师留在思茅，暂编五十五师转往昆明整补。留在缅境预留防御纵深的，仅剩九十三师二七七团的第一营及第三营、二七八团第七连、二七九团第二营，以位于英缅境内的勐麻为据点，划湄公河上游打丙江(Tar Ping)为防。
勐麻位处佛海县边境打洛镇以西50里，恰于南累河(Nam Lai)与打丙江之间，是通往中缅边境重镇打洛的门户。打丙江平时水深过顶，雨季时水流湍急，可做天然屏障，在此驻兵有扼守边境的防务考虑。第六军主力退入国境，使蒋介石深深忧虑，认为敌军威胁日近，西南防务危急。云南省主席龙云报称，敌机屡屡越境侦察南峤、佛海，使得滇缅边境颇有风雨欲来之感。而日军此时亦攻入滇西，与国军于怒江对峙，更使滇南防务压力加剧。
国军主力后撤之后，泰军第三师于1942年5月26日进占景栋，31日第四师自勐帕亚东行进占勐养(Mongyang)，与国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所遣游击部队接触，另亦遣兵两度进袭勐麻未得。据二七九团所报，6月4日，曾与携带机枪的泰军百余兵员，于打丙江南岸三三七六高地爆发冲突，泰军作战约半小时后退去。
6月11日起，泰军复遣兵力约三四百人，大炮两门，进袭三三七六高地，后增援至五百余人并自高地左侧迂回进攻，国军据高抵制，中泰双方在打丙江南岸反复争夺。泰方为求突破，于6月15日自东侧迂回欲取蛮派(Wornpai)，迫使二七九团放弃打丙江南岸，转至打丙江北岸的制高点三五六〇高地及三六八八高地布防。后泰军自蛮派北进，在蛮判考(Wornpangkow)遭遇自勐麻南下的国军九十三师二七七团，次日拂晓国军发起突击，将该路泰军打退，续进至打丙江边。6月17日拂晓，二七九团转守为攻，泰军不敌南撤，国军进至打丙江边而止。
(二)第二次勐麻之役(1942.6.23—1942.6.29)
泰军进军勐麻不成，心有不甘，迅即组织第二次攻势。6月23日泰军约五六百人，炮两门，分三路进至打丙江北岸向驻守三五六〇高地之国军发起攻势，其间有军机七架助阵。军机的主要任务是瞄准国军在村寨内的弹药库轰炸，致使国军损失不少。次日，蛮判考附近发现泰军约400人，国军虽发起夜袭但没能逐退，双方在东线僵持。后泰军增援蛮判考至千余人，且遣兵冲入勐麻右侧蛮南也(Wannamy)，皆遭国军击退。此次泰军有飞机助阵，攻势一度猛烈，二七七团死守三五六〇高地据点未失，且九十三师另拨二七八团增援，阻止泰军北进，而泰军为避免伤亡扩大，于同月29日退去，此役国军守住打丙江，双方仍沿江对峙。为免泰军追袭，国军将勐麻往南道路全数破坏。
或因雨季开始的影响，泰军两度攻势未果，日军对泰军的作战评价甚低，称泰军进入缅境之后，受限于地形险阻与补给困难，战志急速滑落，雨季来临更挫其士气，一无出发时的意气风发。泰军亦自承入境缅甸后，将士多染疟疾与肠胃病，而道路损毁带来交通不便，不得不利用牛、驴、马与大象驮运，也使得运补备尝辛苦。泰军战意不坚，依国军第六军所报亦是如此。泰军进攻时，会驱赶黄牛于前，一与国军遭遇便抛弃黄牛奔逃，甚至会脱去皮鞋，赤脚狂奔脱离战场，如遭国军包围便跪地求饶，几无战斗力。相对地，第六军所报日军在战场极为坚韧，即便遭国军切割，亦能三五成群顽抗数小时甚至一整天，抵死不退，以待救援。
日本大本营于1942年5月9日召开的联络会议中特别提到，希望借中泰交火之机，劝诱泰国承认汪精卫政权，然此言并不能视同日方怀抱阻挠泰国对华宣战，进而希望泰国承认汪精卫政权的诡计。这能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但日本从未对华宣战的前例观察。日本以承认汪精卫政权取代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承认，采用的是国际法中承认新政府以代旧政府的惯例，故泰军与国军接战而未宣战，恰如日本与中国交战而未宣战一般。况且泰军出境北进掸邦，是为了复土雪耻，故无论在掸邦是何方军队，只要是泰军收复“失土”的阻碍，都会遭其攻击。因此，泰军是为了收复掸邦而攻击在此驻防的国军，而非在日方压迫下与重庆为敌而进入掸邦。泰国于同年6月19日向日方表达即将承认汪伪政府的意愿，并于7月7日正式承认。
(三)滇边车佛南之役(1942.12.10—1943.2.5)
泰军两度北进出击未果，借雨季休整，除第三师留驻景栋外，大部分入缅军队撤往清莱(Chiang Rai)，后为了提振声势，自1942年8月起预筹动员准备。据龙云所获情报称，景栋附近泰军有3000余人，召集附近寨头开会，准备兵分三路进攻云南，一自勐养进攻南峤、一自打洛进攻车里、一自大勐龙进攻佛海，每路约1000名。
然实际上泰军整备的规模更大，借着修筑公路加强了运补能力，在雨季结束之后，于1942年12月初再度结集6万余兵力，配备军机10余架、山炮10余门于景栋、勐养与勐勇，准备组织一波更强大的武装北进。1942年12月10日战斗打响，泰军先以主力进击勐麻，复派约六七百名官兵以步炮联合，由勐瓦(Mongwa)、蛮景亢(Wankenghkung)、勐育(Mongyu)等地，越过南累河进袭二七八团第一营阵地。同月15日，二七八团第三营奉命增援，绕过交战区域转攻蛮索(Manhsuw)，欲直取蛮景亢。泰军抵抗甚烈，除自勐勇增调兵力支援外，并于同月23日增调山炮两门及飞机数架助阵，双方形成对峙局面。1943年1月7日，泰军炮击国军所占三五六〇高地，并在炮火掩护下强渡打丙江，为国军二七七团第一营击退后，增援至2万余人，分六路再度扑向三五六〇高地及勐麻。泰军另遣千余人由勐累(Mongloi)进占什南(Bokhsopnam)及五十八号界碑，自勐养进犯卡宝蛮西二七八团阵地，另有泰军强攻二七九团在勐安、勐蚌、勐林阵地，滇缅边境南界二百四十余公里范围全面开战。泰军以人数优势，一度包围二七七团于勐麻，迫使该团放弃勐麻阵地，突围退回国境，于打洛布防，然泰军紧追不舍，双方在打洛争夺，泰军一度攻入中国国境，占领打洛。二七八团则退往大勐龙，这是中国国土首度遭泰军占领。
为夺回失土，国军在1943年2月1日发起反攻，由九十三师副师长彭佐熙亲往大勐龙督军，至同月5日终将泰军驱出境外，二七七团及二七八团还联手反攻缅境，进入英属缅甸与法属印度支那交界的什南地区，中泰再度呈现对峙局面。即使如此，泰军仍掌握了大部分的掸邦地区，泰国政府将胜利大肆宣传，吹捧泰军洗雪多年耻辱的伟绩，并将泰军南退解释为达成战略目标后的主动撤离。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进攻放缓，泰国的立场开始动摇，除了“自由泰”运动与盟国保持联系外，銮披汶也尝试透过中泰两军对峙的地区，密遣人员与国军接触。九十三师师长吕国铨逐泰军于域外后，曾上报截获泰军奉命与国军接触的电讯，也收到泰方要求停战的要求，并得蒋介石密派人员接触的指示。基于此，蒋介石于1943年2月27日发表了《告泰国军民书》与其呼应，站在同情泰国受日迫胁的立场，一则表示从未将泰国目为敌国，一则呼吁泰国幡然改正，反击日本。泰国并未直接回应蒋介石，然而中泰间却已建立默契。
泰国试图在轴心国与同盟国间的夹缝中获取最大利益，而日本也持续拉拢泰国。虽泰国在东亚战事上贡献有限，日本仍尽量满足泰国泛泰主义的情感需求，图以修改1942年泰军在缅境不得具有行政管理权的谅解，诱使泰国更积极地参与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为此，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特于1943年7月初访泰，与泰国总理兼国防大臣銮披汶见面，发表共同声明，代表日方认同泰国对掸邦及马来亚北部四州的领土主张。在此共同声明的指导下，7月31日，日泰双方分别由日军南方军代表及泰军代表，签署《日泰间关于马来亚与掸邦从属于泰国领土条约》，内中言明，将英属缅甸的景栋、勐邦（Mengbang）两省行政权，于条约实施60日内交与泰国。此外，亦将英属马来亚的玻璃市、吉打、吉兰丹、登嘉楼四地的行政权一并交与。嗣后，与九十三师相对峙的，就仅有泰军，全无日军。
(四)缅甸勐瓦—蛮景亢之役(1945.1.31—1945.2.1)
基于1943年1月14日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同盟国联合参谋会议、同年4月华盛顿作战会议对于加强重庆当局运补的决议，以及准备打通陆路交通的共识，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3年8月中旬于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作战会议，讨论对轴心国的作战规划。重庆方面由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自美国出发，代表政府就近参加其中对日作战的讨论，商定在当年度雨季结束之后，发起对缅反攻。反攻作战于1943年10月底由中国驻印军首先发起，自胡康河谷(Hukawng Valley)出击，国内出发的第二次远征军亦于1944年5月渡过怒江发起反攻。随着中美联军陆续于1944年4月及同年12月中拿下密支那、八莫(Bhamo)等地，缅境泰军也开始动摇后撤。
泰国国内政情于1944年起亦有变化。掌握泰国权力的总理銮披汶，因盟军不断轰炸曼谷，计划迁都离曼谷北方约190公里的皮查汶(Pechabun)，以及在泰北沙拉武里(Saraburi)建立一座佛教城市的两份提案，在1944年7月29日遭到国会否决而被迫辞职。他同时辞去所兼国防大臣与武装部队最高司令职务，总理遗缺由库恩(KhuangAphaiwong)接任，另由辛宋格兰(Luang Kovid Abhaiwongse)出任国防大臣，帕洪(Phraya Phahon Phon Phayuhasena)为武装部队最高司令。这使得受泰王阿南达马喜道(Ananda Mahidol)任命的摄政普里迪(PridiBanomyong)，以及受普里迪秘密保护的“自由泰”有了活动的空间。
虽中泰两方有所默契，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自由泰”亦复派员前往重庆联系，且在銮披汶指示下，泰军亦有派员与国军秘密往来的记录，但泰军在什南地区续存，对国军总是一个威胁。九十三师就在盟军回师，以及泰国内政变动的局面下，配合缅北反攻，趁势逆袭泰军。国军此次攻势的目的，是要将泰军逐远，以驻扎大勐龙的二七八团为主力，二七七团第一营(欠第二连)配合，向据守南累河南岸勐育、勐累的泰军第三师第七团出击。作战命令于1945年1月26日下达，发起行动的时间在31日傍晚。或因泰军战志不高，截至2月1日清晨，数小时间泰军已被驱离，退至南累河以南。
此后，一直到抗战结束，国军没有再与泰军交火的记录。而二战结束后，九十三师奉命留一营兵力于车里，其余进至北纬16度线以北法属印度支那的老挝，代表盟军实施军事占领。泰国在二战行将结束前，透过“自由泰”等渠道与联合国接触，背弃日本。因而二战结束之后，泰国参与轴心国之举，为联合国视为遭胁迫的结果，除与轴心国间所签署之约款废弃，泰国夺占的领土必须全数归还外，基本不受任何国际裁罚，仍得保有其政治独立，甚至在1946年12月16日便加入了联合国，为前轴心国中最早重回国际社会的一员。
中泰并不接壤，抗战期间中泰在滇缅边境爆发的武装冲突，是泰国为满足泛泰主义，视入缅国军为“复土”路上的障碍所致。
首先，就泰国论，泰国需要日本。日军偷袭珍珠港前，在英、法所属殖民地包夹下，泰国效法日本发展军国主义，向同是君主立宪、同持“反共”立场的日本寻求协助，在政、军、经等方面展开紧密合作。泰国对英美宣战后，亟欲签署三国同盟条约加入轴心国集团，却因德国阻挠没能实现，然仍积极整军，要求出兵。在日本的首肯下，高举泛泰主义旗帜，试图以“雪耻复土”为目的出兵掸邦，这与銮披汶为逃避战犯审判于1945年10月而撰写的回忆录，以及《大东亚战争下的泰军史》一书中所称，泰国因日本以日泰同盟胁迫不得不宣战，且为了避免与日军在泰国冲突而技巧性地北进掸邦，借此与国军接触的托词不符。泰国积极仿效日本，参与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不仅能正当化其收复西方帝国主义侵夺之“失土”的行动，也能有一个靠山助其完成夙愿，北进掸邦与国军的冲突，就是这一意图的实践。至战局对轴心国不利后，也能刻画日本借日泰同盟压迫泰国的印象，使日本背负欺压泰国出兵的恶名，进而摆脱战罪的究责，于同盟国与轴心国间游走，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就日本论，日本也需要泰国。日本政府一心拉拢泰国，盼泰国能充其南向跳板，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前后皆是如此，不仅试着满足泰国泛泰主义的情感需求，同意泰军出境进击英属缅甸的掸邦，与驻防掸邦的国军九十三师正面交锋，也在明知泰军作战能力不强的情况下，以整体战略考量为断，要日军南方军退让，逐渐将掸邦东部一带防御与行政管理权交与泰国，满足泛泰主义向北扩张的夙愿，这些都是为了将泰国牢牢拉拢，稳固这个在东南亚陆地上的盟邦。即便泰军于1943年年初以后，在中国边境南缘已不再有威胁国军的可能，日方在中国远征军反攻之际，也没有断然收回泰国对掸邦的控制权，仍图以此安泰国的欲与心。日泰的相互需要，或能说是相互利用，诱发泰国民族主义的膨胀，是促成泰军与国军冲突的根本因素。
再则，就中国论，抗战期间重庆当局最大的对手是日本，无意与泰国为敌，这能从蒋介石自1942年4月开始草拟的《告泰国军民书》过程中见得。中泰武装冲突前后，重庆都没有和泰国交战的打算，之所以在国境南缘爆发冲突，不仅是因为泰军冲过了国军所设以南累河为界的警戒区，更是因为泰军侵入了中国国土而不得不反攻。然国军逐泰军出境后，并未追击，而是维持对峙并接受密使来往，尔后随着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国军亦仅驱离泰军，恢复以南累河为界的缓冲，都能看出重庆当局无意和泰国敌对。不过，泰军毕竟证明过其有进袭中国领土的能力，加以西双版纳地区不仅是重庆当局在陆地上能控制的最南端，也夹在法属印度支那与英属缅甸之间，战略地位重要，因而国军九十三师一直驻防该地未撤，在此牵制日泰，直到战争结束，奉派前往老挝接收为止。
中泰间的武装冲突从整个抗日战争来说，并不是关键性的对抗，然若以中日泰三方为背景，却能看出这场冲突背后，中泰和日泰间的角力与博弈，丰富抗战史在大国之外的另一个面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