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道凤，天津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讲师；干保柱，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照片略）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媒体、军方和政府为了摸清中共的抗战战略，以节译、摘译、译述、编译、全译等方式介绍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媒体的译介较早，以节译、摘译为主，日本民间和官方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随着侵华战争的推进，媒体对《论持久战》的评价从刻意贬低趋向客观，尤其重视持久战三阶段的论断。在战争相持阶段之初，《论持久战》在军政界引起的反响并不很强烈，随着败退之势显现，日本政府日益重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和预言性，加以全文翻译供军政界参考利用。在迟迟不能实现战争意图时，日本对侵华战略失误根源进行了更多的追溯，其中对中共的持久战战略方针也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研讨。
关键词：毛泽东 《论持久战》 抗日战争 日本 译介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国内一致抗战局面的形成，促使日本各界开始更多地关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1937年以后，有关毛泽东抗战言论的译介骤然增多，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动向是日本各方关注的首要方面。毛泽东的论著和西方记者的采访、报道成为日本当局“窥探中共领导者指导方针的必要资料”。日本当局试图通过解读毛泽东言论来弄清国共合作的具体形式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认为中共采纳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人民战线理论，促成了国共合作。尽管国共两党在最终目标上存在矛盾，但是两党领导人都刻意避免分裂，坚持合作。由于经历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努力保持其独立性，并争取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抗战热潮”于1937年蓬勃兴起，与中共长期主张抗战工作有密切关系，中共统一战线理论在全面抗战初期发挥了引领作用。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前夕，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提交了题为《武汉沦陷前夕抗日战线的动向（左翼视野下国共合作的前景）》的报告，其中收录了《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报告在“绪言”中指出，日军攻陷武汉只会削弱抗战力量而无法弱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会更加紧密，“中共的精神指导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增强”。该报告认为“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处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可以从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推测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并制定相应对策。
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为服务于政府的对外防共和反共政策，办有内部刊物《外事警察报》，刊载海外各国共产党的相关情报。为了解中共的抗战策略，该刊频繁登载毛泽东的文章和欧美记者对毛泽东的采访报道，其译文均遵照原文，未进行任何改动，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在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军方也密切关注中共的国共合作方针。1937年5月，上海陆军武官室编译了《国共两党的抗日救国主张（1933年8月—1937年5月）》，其目的是“了解国共合作的经过，进而掌握国民党政权的容共赤化状况以及联苏抗日外交政策”，“收集两党的重要文献，预测中国今后的发展动向”。该资料集中收录的毛泽东抗战言论有《毛泽东关于停战抗日之谈话》《毛泽东和英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毛泽东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
日本军政相关部门编译的毛泽东抗战言论被相互转载。如内务省警保局编《外事警察报》1937年2月刊登的《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谈抗日及统一战线问题》，被转载在5月上海陆军武官室编译的《国共两党的抗日救国主张（1933年8月—1937年5月）》中。后者收录的毛泽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译文又被转载在两个月后即7月出版的《外事警察报》上。1937年10月《外事警察报》刊登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译文被转载在11月外务省东亚局第二课编《最近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集》之中。
日本军政界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搜集毛泽东的相关论著，西安事变爆发后，更加密切地关注毛泽东的抗战言论，尤其重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方面的内容。日本当局认为，中共的抗战工作推动了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居领导地位，日本需要继续收集国共两党的重要文献，用于预测中国今后的发展趋势。
由于信息来源有限，在《论持久战》发表之前，日本媒体很少译介毛泽东的论著，主要借助欧美记者的采访、报道了解中共的抗战战略，如《毛泽东的抗日作战论》《中国共产党的转向：史沫特莱和毛泽东的会见》《自叙传》《行程二万五千里》《探访红色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事变对策》等。虽然数量不多，但是登载的刊物《外交时报》《中央公论》等在当时都是举足轻重的主流媒体。
1937年3月，在日本军政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外交领域核心杂志《外交时报》刊登了“中国通”村田孜郎所著《毛泽东的抗日作战论》，文中节译了1936年7月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关于抗日战争的访谈录，碍于当局的审查，只节译了九个问题的问答内容，主要涉及战争的持续时间、中国能否战胜日本、战争的发展趋势、苏联是否参战、中国收复失地的范围。尽管如此，译文中仍有很多类似“×××”的缺字，代表被删除的内容。村田指出：“十多年来，中共怀揣岩石般坚定信念，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冲破颠沛流离的窘境，这种努力令人敬畏。” “发表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的埃德加·斯诺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关于抗日作战的一问一答记，近来被广为翻译转载，颇受注目。”村田评价毛泽东的抗战观点是“自以为是的谬论”，“（毛泽东）信口开河地认为假如中日开战‘最后的胜利毫无疑问属于中国民众’，‘中国最终会战胜日本’，极其幼稚甚至是夸大妄想”。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政界的普遍观点。在日本政府和军部谋划大举侵华之际，日本举国充斥着对中国的蔑视。
1938年3月，以大学生和社会中间阶层为主要读者群的综合类杂志《中央公论》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略》一文，署名“毛泽东”，该文是1937年10月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James Munro Bertram）的谈话译文，译者是梶原胜三郎。谈话主要涉及中共和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的情况和教训、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投降主义、民主制度和抗日战争。译文之前的“编者按”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极为不满。毛泽东在与贝特兰的谈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政治和军事工作的核心分别是‘民主集中制’和‘民众总动员基础上的游击战’。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断加强以蒋介石为中心的独裁专制体制，尽管国共合作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和国民党的‘联苏容共’口号格外响亮，实质上却隐藏着危机。”文中还指出，中共通过《新华日报》《民族日报》以及《解放》不断向华中、华南的民众及军队呼吁，要把抗日战争发展成民众战争乃至民族抗战。中共的抗战策略有可能导致国民政府独裁政权的崩溃，也会对日本的在华行动形成难以估量的障碍。显然，日本媒体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战战略存在显著差异，并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全民抗战、民族统一战线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在《论持久战》发表之前，日本媒体虽然接触到毛泽东的抗日战略思想，但是受制于严厉的舆论审查制度及对华立场所限，在译介时不能充分展现其内容。由于欧美记者的访谈难以系统地呈现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译介主体并未认识到毛泽东抗日战略思想的内在价值，同时也存在主观上的恶意诋毁现象。
总体而言，在《论持久战》发表之前，日本媒体上展现的中共抗战战略是碎片化的，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
1938年7月延安《解放》周刊刊登了《论持久战》后，日本改造杂志社9月19日在著名报纸《读卖新闻》最醒目的位置用特大字预告了《改造》10月号的内容：“《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枭雄毛泽东向长期苦于战争的中国民族的呼吁”。译文长达98页，占据了该期杂志近1/7的篇幅。此后，《论持久战》的译介文章相继出现在日本的主流媒体和情报资料中，包括1938年11月《扬子江》杂志刊登的《我们的长期抗日法》，《读卖新闻》11月6、9、10三日连载的评论《抗日新阶段的特点和前途》，1939年改造社出版的深田悠藏《中共军队之现势》，1940年1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社论《事变处理和持久战》。下面依次分析上述译介文章。
（一）《改造》杂志节译《论持久战》
《改造》杂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每期发行量约6.5万册，与《中央公论》《文艺春秋》和《日本评论》并称日本四大综合类杂志，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社长山本实彦主张“亚洲主义”，编辑部人员则多为左翼人士，因此，《改造》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既有“亚洲主义”的鼓吹，也有左翼人士的观点，呈现出“对抗、摩擦的言论空间”。1938年11月号上刊发了蜡山政道美化侵华战争的《东亚协同体的理论》，同期也刊登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日译文）。1939年2月号则刊登了蒋介石驳斥近卫文麿“东亚新秩序”声明的《答近卫声明》。
山本实彦非常关注中国大陆的情况，几乎每年都前往中国考察。刊登在《改造》1938年第10期的《论持久战》和第11期的《抗日游击战论》均为山本实彦在沦陷区考察时得到，带回日本交由增田涉翻译的。
《改造》杂志译文的底本是1938年7月《解放》周刊刊登的《论持久战》。原文共120小节，译文删减为29小节，分为七部分，依次是“问题的提起”“问题的依据”“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具体的战略方针”“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统一战线”和“结论”。内容主要涉及中日战争的性质、中国国内关于抗战的不同观点、中方的优劣势、持久战的阶段划分、中方的具体战略方针和结论。译文对中文原文采用了以下五种处理方式。
第一种是整体翻译，敏感语句省略不译。如“问题的依据”和“结论”这两部分。“问题的依据”原文是第9至12小节，阐述了中日战争的性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性和退步性，对比了中日两国的优劣势。译文中第9、11、12小节是全译，第10小节未译内容较多，包括阐述日本帝国主义性质，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以及日本战争劣势的内容。“结论”部分是原文第119小节，文中“第三是日本人民革命的兴起”和“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及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两句话，因为涉及批判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及日本的战争劣势而未翻译。
第二种是摘译观点，省略具体论述过程。如“问题的提起”“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和“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这三部分。“问题的提起”部分，中文原文包括第1至8小节，前5个小节是全译，第6至8小节被省略。前5个小节主要概括了抗战一周年之际，国内对于抗战前景的不同观点，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强调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第6至8小节的内容是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7月16日关于今后抗战形势的谈话；抗战一周年已经证明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正确的，抗日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从哲学角度批判抗战问题上的观念论和机械论倾向。“持久战的三个阶段”部分，中文原文是第35至50小节。译文中，第35、36、38、41小节是全译，第37和42小节是摘译。第37小节省略了涉及战略相持阶段日方战略和战争局势的内容，第42小节省略内容为第一阶段日本在人员伤亡、武器弹药消耗、士气、国内外环境不断由优势向劣势转变。第39、40小节及43至50小节未译，这一部分强调坚持战争、坚持统一战线就能取胜，分析了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如何实现从劣势到优势，如何准备战略反攻。“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部分，中文原文是第78至90小节，第78、80、85和90小节是全译，第88小节节译了前六句，第89小节摘译了第一句。第79、81至84、86和87小节均未译。
第三种是节译，修改标题。如“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和“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两部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原文是第72至77小节，在译文中标题改为“具体的战略方针”，第72小节未译，第73至77小节除个别句子外，基本是全译。“兵民是胜利之本”部分原文是第111至118小节，在译文中其标题改为“统一战线”，节译了第117、118小节，第111至116小节未译。
第四种是改译。被改译的内容涉及三种情况，一是改译了涉及日方军事力量、日军战况的具体数字。如“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元以上”一句，改译为“敌欲达此目的，需要派出莫大的兵员，需要长时间，花费莫大的费用”。二是改译了日军不利状况的词汇，“台儿庄胜利之后”改译为“台儿庄战役之后”，“平型关一个胜仗”改译为“平型关战役”，“差不多每个较大的胜仗之后”改译为“在较为有利的战局之后”。三是改译了判定战争性质的用词，“侵略战争”改译为“进攻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改译为“日本”。
第五种是不译。共有14部分未译，包括“驳亡国论”（第13—19小节）、“妥协还是抗争？腐败还是进步？”（第20—25小节）、“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第26—29小节）、“为什么是持久战？”（第30—34小节）、“犬牙交错的战争”（第51—56小节）、“为永久和平而战”（第57—58小节）、“能动性在战争中”（第59—62小节）、“战争与政治”（第63—65小节）、“抗战的政治动员”（第66—67小节）、“战争的目的”（第68—71小节）、“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第91—96小节）、“消耗战、歼灭战”（第97—104小节）、“乘敌之隙之可能性”（第105小节）和“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第106—110小节）。未译内容分为四类。一是采用辩证法、矛盾论等哲学思想论述战争规律的内容。如“能动性在战争中”部分，该部分论述动员全中国人民须发挥自觉能动性。二是论述中国的正义性，批判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和野蛮性的内容。如“犬牙交错的战争”和“为永久和平而战”这两部分，阐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性质，中国抗日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三是分析日本国内的不利因素和日军不利战况，涉及日军兵力、军费等具体战争局势的内容。如“消耗战、歼灭战”“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等。四是论述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战争动员以及战争形式的内容。如“乘敌之隙之可能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两部分。一些内容与核心观点关联不紧密，出于篇幅限制未译；部分内容是与日本美化侵华战争的言辞明显相悖，不便翻译；还有部分内容受制于当时日本国内侵华必胜的社会舆论环境而未译。
1938年以后，随着侵华战争的长期化，“日中事变初期日本国内街头巷尾流传的中国财政的抗争能力支撑不过三个月或半年的看法”已经消失，有些人士开始思考为何中国经济如此脆弱却能坚持长期战争，为何中国蕴含着如此大的抗战力量。因此《改造》杂志译文比较关注《论持久战》涉及持久战的宏观战略部分，省略了具体的战术部分以及方法论部分。该译文相对完整地保留了《论持久战》的关键部分，呈现了问题的提起、问题的依据、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中国的战略方针，向读者展现了原文的框架、中心结论和蕴含的必胜信念。不过，《改造》杂志译文属于节译本，未译的部分近91个小节，且存在较多改译甚至错译。由于许多小节只翻译了观点，未翻译论证过程，导致各部分的论点显得突兀，缺失充分的理论和事实支撑，不能充分体现原文的说服力。
（二）《扬子江》杂志节译《我们的长期抗日法》
1938年11月出版的第2期《扬子江》刊发《我们的长期抗日法》一文，署名毛泽东，译者是墨三郎。《扬子江》是日本侵华期间在南京扶持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东京发行的刊物，其内容既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也刊登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人员以及知识分子对涉华政策、时事的评论，是为美化日本的“东亚新秩序”而服务的。在译文之前，有一段“译者寄语”：“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毛泽东的文章，原名‘《论持久战》’，刊登在中国的报纸上。……原文长达120小节，本文只翻译其重点论述持久战的部分。在武汉失守之前，中国的政治动向以国共合作为轴心，动荡不安。中国抗日战争的命运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强弱密切相关，国共合作破裂意味着抗日统一战线的瓦解和抗战失败，所以国共两党必然努力防止破裂，抗战到底。中国国内的政治基础矛盾重重，异常脆弱，面临中日战争这一前所未有之变局，正逐步瓦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表面化，且随着抗战事态的恶化会更加激烈。中国共产党已经察觉到这种迹象，呼吁合作抗战以防止中国政治崩溃。这篇文章虽然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但是代表了中共领导层对于时局的认识。中共利用持久战、焦土抗战来激励全中国人民继续抗战，联合国民党政权，为日后的政治活动创造有利条件。了解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持久战论，可以预测他们在武汉失守后的策略”。“译者寄语”明确说明《论持久战》原文是120小节，并分析了其写作背景和写作目的，指出《论持久战》的发表有利于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今后抗日战争的指导思想。
译文占据了该期杂志约25页篇幅，节译内容是《论持久战》的第1至50小节，其中第20至29小节未译，第10、16至19小节是编译，概括了主要内容。译文有三个特点。一是保留了原文中各部分的标题，并给每小节加注标题。如第2、3、4、5、6小节分别加标题“中国的亡国论”“中国的悲观论”“中国的速胜论”“中国只有持久战才能取胜”“与埃德加·斯诺的对话”。二是由于内容受限，无法全译的部分采用编译方式。如第10、16至19小节未译，分别增加“译者注”，其内容是：“本章中主要分析日本的情况，强调日本是强大的国家，也有各种不利因素。战争不可避免，中国不能够速胜源于日本的国家制度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和政治组织。这次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日本上升到顶点之后会走下坡路。日本存在先天不足，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第16小节中论述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有利条件，第17小节论述抗日胜利的基础，第18小节列举阿比西尼亚灭亡的原由，第19小节再一次列举中国的有利方面。”为使读者全面整体把握原文内容，译者对未译小节进行了编译。相比之下，《改造》杂志译文则是直接省略某个段落或小节，没有任何说明，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三是省略了4处涉及日本不利战局的内容。
与《改造》杂志译文相比，《扬子江》杂志译文更多地保留了涉及日本不利战局的内容，如“台儿庄胜利”“平型关一个胜仗”“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元以上”三处内容，在《改造》杂志译文中均被改译，在《扬子江》杂志译文中均是直译。此外，后者还附有六张照片，两张是毛泽东的头像，其余是在漫天黄沙下训练的八路军、延安抗日大学学生露天学习状况及窑洞内的生活场景等。这些照片直观地向读者传达了中共抗战的真相。《扬子江》杂志译文较为客观地展现了中共的抗战战略以及抗战实情。
（三）《读卖新闻》评论文章译述《论持久战》
《读卖新闻》在1938年11月6、9、10三日以连载的方式刊登了《抗日新阶段的特点和前途》，三部分的标题分别是“赛珍珠的‘预言’”“毛泽东的‘长期抗战论’”“全体国民参与事变解决”。作者藤枝丈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中国问题评论家，主张“坚决防止中国赤化”和“中国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认为“抗日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事变必然会长期化”，必须从政治、文化、经济多角度来打击抗日力量。
在第一部分“赛珍珠的‘预言’”中，作者说：“赛珍珠认为武汉失守后，‘即使失去汉口这一中心地带，抗日中国也必然顺利地走向胜利，民主主义各国会更加积极地援助中国。’赛珍珠本不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无须在意其言论，但是重庆残余政权却把赛珍珠的乐观言论作为依据，苦苦支撑，欺骗民众。……我们不必理会重庆残余政权的痴人说梦，而应该听听共产党人毛泽东的高见。”在“毛泽东的‘长期抗战论’”部分，作者译述并评论了《论持久战》：
毛泽东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理论家，是抗日民族战线的指导者，他不同于单纯沉醉在胜利幻想中的赛珍珠夫人。……共产党人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低估了日本国力，他们认为战争时间越长日本就会越弱，这种简单的立论存在致命缺陷，不过共产党早已预测到中国会在相当大范围内战败，这比国民党政权略高一筹。无论失去多么重要的战略要地，国民党政权都只会打出“来日必将收复”的口号来掩饰和欺骗。究竟中国共产党预测会退败到何种程度呢？在汉口即将沦陷时，毛泽东有如下描述：“长期抗战第一阶段的特征是日本的全面进攻和我国的防御退避。这个阶段末期，日本会投入一百五十万兵力和上百亿元以上军费，大约花费两年的时间日本会构建一个连接兰州、武汉和广州的战略进攻线。”毛泽东认为除了目前的占领区外，陕西省、甘肃省的省府所在地也会被占领。但是，关于之后的战争阶段，他的想法过于公式化。即在第二阶段日本为了确保占领区，主要采取守势，以建设为主，而抗日一方主要以游击战为主，开始反击并且奏效。第三阶段，日本退却，抗日一方成功发动全面反攻。这真是在打如意算盘。这种观点有意忽视了经济衰退导致抗战力量下降，也未考虑到日本在华建设新社会秩序给抗日势力造成的政治压力。建设新社会秩序的成败取决于日本今后的对策，但是共产党盲目认为绝不会成功，的确存在逻辑缺陷和破绽。这与赛珍珠夫人的观点在根本上并无二致。
藤枝丈夫有意修改了《论持久战》对战局的预测，以免打击日本民众的信心。关于第一阶段日本的战略意图和困难，中文原文是“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占领粤汉路、西兰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译文为“这一阶段的末期，日本会投入150万的兵力和上百亿元以上的军费，大约花费两年的时间日本会构建一个连接兰州、武汉和广州的战略进攻线”。显然，原文意在强调日军难以达成其意图，译文改成了日本能够实现其战略意图。作者还进一步补充指出，“毛泽东认为除了目前的占领区之外，陕西省、甘肃省的省府所在地也会被占领”。作者通过改译，鼓吹日本必然能够实现其战略意图。
在“全体国民参与事变解决”部分，作者强调：“汉口陷落的消息传来，国内纷纷评论英国外交政策会转向对日妥协，国共合作即将破裂，这都是误导民众的观点。……膺惩战现在才真正开始，今后绝不是消极的保守阶段。当然，日本绝不可以单纯依靠武力战争，必须实施综合的多元的膺惩战，采用思想战和经济战，以经济建设为主，恢复治安和交通，……为了克服这些复杂多样的困难，我国国民必须更加坚定决心和信念。日本有意低估了所有抗日方面的计划。……必须实现一亿同胞的真正总动员。在新阶段，日本必须做到战场和国内齐心协力。”
日本当局曾寄希望借助攻陷武汉和广州的军事胜利，通过英国的斡旋逼迫重庆国民政府讲和，实现从速解决侵华战争的目的。该文章批评了这种乐观心理。这一时期日方的战略重点也逐渐发生转变。1938年10月28日，日本五相(首相、外相、海相、陆相、藏相)会议通过决议，提出“对华大作战随着广东和武汉的攻陷，而告一段落”，确定停止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将战略重点转向“确保广大地域的治安，进行长期建设”。
藤枝的文章虽然译述了《论持久战》中关于抗战三个阶段的观点，但是批判这种阶段划分忽视了“抗战能力的衰退”，存在“逻辑缺陷和破绽”。藤枝的根本目的是呼吁日本民众既要有必胜的信心，也不能轻视中国的抗日信念和力量，提醒日本政府和国民，不可低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策略和中国方面的抗战计划。他认为国民党政权的抗战口号和路线过于天真，不值一提，日本应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理论，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已经预测到中国会在大范围内战败，其提出的“长期抗战论”符合战争发展的历史状况，具有前瞻性。藤枝强调日本不能消极地进行持久战，必须实施多元的综合性手段进行战争。
（四）《中共军队之现势》对《论持久战》之摘译
1939年，长期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深田悠藏在改造社出版了《中共军队之现势》，称该书是“从事灭共事业八年”的成果。该书梳理了红军的历史和现状，在第四章第三节“毛泽东的持久战”中，作者用16页的篇幅摘译了《论持久战》中“问题的依据”和“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两部分。其译文非深田本人翻译，而是采用了《改造》杂志译本，并且在《改造》杂志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删减。深田评论指出：“《论持久战》意欲批评斗志消沉的蒋介石，亦似指明第三阶段抗战宜全面采用游击战。《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向全中国人民发出的呼吁，其论述在概念上存在诸多矛盾，读来令人觉得这无异于自圆其说的豪言壮语。”深田一方面站在日本侵略者的立场上认为《论持久战》的预言不会实现，一方面又难掩其担忧，指出“中国的抗战形势必然向中共主导的方向发展”。该书大部分内容被日军1941年1月编印的《中国剿共战略之研究》引用，可以想见《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在日军中间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传播。
（五）《东京朝日新闻》社论对《论持久战》之编译
截至1939年，日本自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已经投入60万兵力，却迟迟无法达成“从速解决事变”的目标。日本国内民用物资逐渐短缺，民众生活日益困难，民众对政府越发不满。1939年1月，近卫文麿因为无法解决侵华战争的僵局而辞职。4月，在日本政府帮助下，汪精卫着手秘密组织伪政权。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举行所谓“国民政府”还都仪式，正式成立傀儡政权，发表《和平建国十大政纲》。在汪伪政权成立前的1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了社论《事变处理和持久战》，强调日本国民必须认识客观现实，“中国事变未能速决，目前正陷入艰难的持久战”。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持久战就是长期消耗战，日中两国都会因此消耗巨大国力，从第三国来看，日中两国的国力都相对下降。其次，持久战是重庆抗日政权应对日中战争的唯一策略，重庆政权主动选择该战争形态并把日本拖入其中。日本的根本应对策略是补充消耗，首要任务是维持和扩充生产力，把应对持久战的心态从被动转为主动。
……日中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就最清晰、宏观地构想了中国的持久战战略。蒋介石政权至今采取的抗战策略也大体上遵循了这一路线。孙子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国民有必要了解持久战设想的具体内容。
在此暂且借用毛泽东的观点（以下引用的是毛泽东《论持久战》——引者注），他关于日本力量的评价是，“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与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与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的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这样战争的实际过程是“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上一定程度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局面”。
但是毛泽东指出“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他指出中日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日本之战略进攻、中国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日本的战略保守，中国的战略是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中国之战略反攻日本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已经预测到在第一阶段中国主要地区的大半会被日本占领。
按照中国的观点看，……当前属于第二个阶段。毛泽东关于第二阶段的说明是，“由于敌之兵力不足与我之坚强抵抗，将逼令敌人不得不采取在一定限度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表面形态据之为己有，并利用伪政府，但在它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事件。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我们内部，因大城市的丧失与战争的困难，妥协论将会增加。此时任务，排除一切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毛泽东认为对中国而言第二阶段最重要，这个时期究竟持续多长时间尚不知道。
文章认为“中方对抗日持久战的精神准备，是始终如一的”，“目前最为紧要的是持续观察中国事变的整体动向，内外一致、主动调整日本的持久战战略”。
《东京朝日新闻》社论对《论持久战》采用了编译的处理方式，摘译了文中抗战三阶段的内容和第二个阶段特征，完整翻译了《论持久战》第10小节日本不利方面的第三点。日本不利方面的第三点论述日本的人力、军力、财力、物力经不起长期战争，在《改造》版译本、《扬子江》版译本和《中共军队之现势》中均被省略，《东京朝日新闻》社论中的译文是该部分第一次完整出现在日文媒体中。
社论指出毛泽东最明确、宏观地构想了中国的持久战战略，重庆国民政府也遵循了这一战略。与《读卖新闻》版译文、深田悠藏《中共军队之现势》版译文不同，作者没有刻意贬低或批判《论持久战》，认可了《论持久战》的论断和预见性，承认中日战争陷入持久战，目前属于第二阶段。作者提醒日本民众，中国早已做好持久战的精神准备，日本应该反省自己的战略。
该社论受到日本官方的关注。内阁情报部在1940年1月8日汇总的《本日报纸论调》中特别提及并概括了社论内容，并指出“在日中战争初期最清晰、宏观地为中国构想持久战的人物之一是毛泽东”。
1940年6月，英法联军在敦刻尔克撤退，德军占领法国，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也在这一形势下日益膨胀。7月27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应对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重申《基本国策纲要》中的相关精神，强调要进一步“推行强力政治”“广泛发动国民总动员”“鼓舞国民精神以及统一国内舆论”。1941年12月，日本当局颁布了《新闻事业令》法令，大肆推行“言论诱导”，要求报界“同军人作战遥相呼应，对内外局势进行指导”，以对英美宣战诏书为基础，“阐明战争的正义性”，培养“国民必胜信念，强化其对国力的自信，坚定完成战争目的的决心”。1940年7月以后，日本总体战体制下舆论动员机制的法律保障基本完成，其重点是鼓舞士气，为侵略战争寻找“正义”的借口。至此，日本媒体完全丧失了正视《论持久战》的舆论空间，一直到日本战败，媒体未再译介《论持久战》。
如前所述，日本军政界在西安事变以后，已经密切关注毛泽东的论著，《论持久战》发表后，军政界有关部门也从各自的立场加以解读。1938年末，日军侵占武汉与广州，决策停止大规模积极攻势后，日军便已表现出对中共在沦陷区展开的游击战争的关注，广泛收集相关情报。1939年3月，汉口军特务部编辑秘密情报《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诸问题》，梳理了抗日游击队的组织问题、政治工作、国共两党对于游击战争的态度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诸问题》中所列中共游击战争的指导著作是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和第八路军》、朱德的《论游击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赵康的《游击战术讲话》。该情报围绕游击战争，选取毛泽东的三篇文章《论持久战》《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相关内容，编译而成。
《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诸问题》摘译了《论持久战》中持久战三阶段的论断，重点引用了文中对三个阶段战争形态的论述：“中日持久战应该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日军进攻的时期，日军企图占领兰州、武汉、广州这三地，建立起联络线。第二阶段是战略的对峙阶段。日军停止进攻，转为保守占领地。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敌人占领地的保守。转入第二阶段后，在敌占领区开展猛烈的游击战”。在论述游击战的战略作用时，引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观点，指出游击战的战略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二是向运动战发展。针对相持阶段游击战争的新形势，引用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论述。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部分，总结归纳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内容框架和观点。
该情报资料指出“今后如何应对游击队是统治占领区的最重要事项”，由中国共产党和重庆国民政府指导的游击战争不同于掩护主力战的奇兵作战或民众起义的游击战，而是在全民抗战名义下，由包括败退的军队及地方武装团体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参加的战争。游击战带有浓厚的社会性、民族性，既发挥军事功能，也具有民族运动乃至政治、社会运动的效果。以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主力组建的军队都经过一定程度有组织的训练，接受了彻底的政治教育，其民族意识乃至政治意识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不可低估其影响力。如果今后游击战争在沦陷区如期开展，会给日本统治带来莫大困难，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对沦陷区的民众开展宣抚工作。资料对比了国共两党在游击战争指导政策上的差异，指出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指导游击战争的具体决定尚不明确，相反，中共拥有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且不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势力范围，仅从中共向各地派遣指导员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游击战争的指导权实际上是掌握在中共一方的。可以看出，《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诸问题》的编译部门汉口军特务部深入研读、分析了毛泽东著作尤其是《论持久战》，从领导权、战略地位、社会影响力等多角度分析了游击战争，认为中共在游击战争中处于领导地位，游击战争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前文所述深田悠藏著《中共军队之现势》一书也着重论述了游击战争问题。深田指出，共产党极为重视国民党所谓的失地及被占领区，他们并不把沦陷区看成已经丢失了的地区，反而认为在这种地区才能展开真正的游击战争。这种观点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抗战的士气，中国的抗战形势必然会向中共主导的方向发展。从朱德、毛泽东的言论中可知，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的特色在于有统一的战术，依靠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广泛的军民联合。中共的游击战离不开民众的支持，以争取民众支持为第一要义，并且努力组织和训练军队。军队在接触民众时，必须要遵循“共产党八大纪律”，遵守严格的军规。可以看出，深田的主张与《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诸问题》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均认为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的特点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具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在华开展的一项重要调查是1939年6月到1940年6月期间进行的“中国抗战力量调查”，由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实施。该调查基于公开的报纸、杂志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诸方面的抗战能力，形成了《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上海事务所的主要负责人是中西功，他从1938年开始与中国共产党上海情报组织频繁联络，有机会较早接触《论持久战》。中西功在自传中指出，1938年他已经研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深受影响，“中国抗战力量调查”的研究方法论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方法论基本一致”。在《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的“总篇”中，中西功指出：“众所周知，中共的领袖毛泽东依据中国的实际作战情况把日中事变分为三个阶段。”全文采用委婉的表达，通过科学、理性的分析指出日本存在战败的可能性。报告完成后受到军部及其他侵略机关的高度重视。大本营陆军参谋部于1941年4月22日分发“中国抗战力调查资料”给下属各课以及各路军队。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建议满铁调查部到日本国内及中国各地举行“流动报告会”，以使各方面接受其观点。调查成员中西功等人前往关东军司令部、参谋本部、军令部、对满事务局，陆军、大藏、外务、商工、铁道等各省，企画院、内阁情报部、兴亚院、陆军经济研究班、东亚研究所、满铁东京支社、陆军省财务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中国派遣舰队上海海军武官府、南京日本大使馆、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等重要部门举行多次报告会，但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引起了青年将校的反感。报告会情况见表2。
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的百团大战给日本造成相当损失，日军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根据地的强大实力，日本情报人员反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质还缺乏认识。1940年3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发给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电报“关于抗日言论机关报纸调查事项”中汇总了宣传抗日的报刊和书籍，其中列出了汉口的新华日报馆出版的毛泽东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2年开始日本政府外务省不断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日益壮大的原因，反思日军战略的失误之处，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党、政、军三位一体，其农民政策、土地政策等取得成功，得到农民的大力支持。日本支持的傀儡组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伪新民会的人则毫无斗志。8月，日本大使馆驻北京调查室把收集的各种抗战资料发给外务省调查部第六课，其中包含改编自《论持久战》的晋察冀边区的《民众学校课本》，内容是“为什么抗战是持久的”“抗日战争的三阶段”和“相持阶段”。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对延安的考察，促使日本军方和政府更加重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0月，日本军方实施针对延安的“对共调查”,力图了解“延安的本质、现势及未来动向”，重点了解中共在延安的党、政、军及民众组织状况。此前的1944年1月，日本大使馆驻北京情报课资料室全文翻译了《论持久战》。译文前言指出《论持久战》是“观察中共政策纲领的重要文献，虽然时机略迟，但仍然加以翻译”。该译本为全译本，与同年7月大东亚省总务局编辑的《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中的译文属于不同译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在1944年7月编辑了内部资料《中共概说》《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中共概说》汇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组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关理论及政策，《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态度”文献的汇总。其“引言”中指出，“本书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日中事变爆发以后发表的抗战言论中，收集了五篇主要著作，分别是《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新民主主义》《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以供工作参考。这五篇文献被中共称作‘毛泽东的天才著作’，经常被引用，是可以从中预测国共统一战线下中国抗日动向的重要资料”。《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是当时非解放区刊行的唯一的毛泽东著作集，由日本大使馆驻上海特别调查班翻译。其中收入的《论持久战》译文属于全译本，以《解放》周刊的中文版为底本，无省略和改译内容，甚至类似“侵略主义”等词汇都得到了完整体现。显然，日本军方和政府逐步从宏观战略上追溯其战争失误原因，试图据此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政治地位。
综合上述资料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和军队都较早接触到《论持久战》，但是如中西功所言，在战争相持阶段，《论持久战》在军政界的反响并不强烈，日军更看重具体的战术内容。汉口军特务部资料《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诸问题》虽然引用了《论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论断，但是其关注的重点是游击战争的军事功能和政治、社会影响。随着败退之势显现，日本军政界日益重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和预言性，认可其价值。日本大使馆驻北京情报课和大东亚省分别全文翻译了《论持久战》，这些翻译文本在日本战败之后仍然被日本政府有关部门使用。例如，1945年11月外务省调查局第五课编写的《毛泽东主要言论集》中也收录了《论持久战》，译文与1944年《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中的译文相同。
在《论持久战》问世之前，日本各界主要关注中共倡导的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媒体依靠毛泽东与欧美记者的谈话获悉中共的抗日战略。由于受立场及舆论审查的限制，媒体关于上述访谈的译介以摘译为主，其所传达出来的中共抗日战略呈现碎片化状态，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媒体出于对中国持久抗战力量的低估以及对中共的轻视，并未充分重视中共的抗日战略。但是日本军政界根据其所收集的中共情报指出，中共推动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主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需要继续收集中共的重要文献，关注毛泽东的抗战言论。
在《论持久战》刊发之后，在中共有组织的集中宣传之下，日本媒体和军政界都较容易接触到《论持久战》，相继进行了译介。为了重新审视日本“解决事变”的战略，认识中国的抗日策略和抗战力量，《改造》《读卖新闻》和《东京朝日新闻》等部分主流媒体先后以节译、译述、编译方式翻译了《论持久战》。碍于立场或舆论环境等主客观原因，媒体对《论持久战》的论断有较多批判，但是也一定程度上认可《论持久战》论断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媒体认为在中共的呼吁下，中国民众做好了持久抗战的精神准备，日本必须认识到对华战争已经陷入艰难的持久战，需要调整自身战略，采用综合、多元的对华战争手段。媒体在译介《论持久战》过程中，呈现出在译介方式上诸多方式并进、译介主体上多元同时推进、受众群体上数量逐渐增多的特征，在追求事实价值和服务国家侵略之间摇摆，使得媒体译介姿态分裂，兼有客观译介与有意批判乃至贬损、污蔑两个面相。但是媒体均隐晦地承认《论持久战》对中日战争的阶段划分、中日两国实力特点等论断，含蓄地指出日本“从速解决事变”策略失败，日本应对持久战的心态是被动、消极的。
与媒体的关注点不同，《论持久战》发表之后，日本政府和军队能够从各种渠道了解到《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然而日本政府和军队更加重视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认为游击战将是日本占领区的最大障碍。随着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的陆续到来，军政界从聚焦抗日战场的战术开始转向中共的抗日长期战略，从注重军事到关注中共的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并在此视角下展开对《论持久战》的译介，推动日本官方对中共抗战战略的认知由“低政治”向“高战略”的升级，进而促使对毛泽东著作的进一步译介、研究，从部分翻译到全文翻译，乃至编写《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侵华战争初期，日本较为重视中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国民党的军事力、旧军阀政客的动向以及英美的援助，却忽视了中国人民的无限力量以及把其转化为现实抗战战力的中共抗战战略。在不能实现战争意图时，日本逐渐投入更多的精力研讨中共的持久战战略。《论持久战》在日本媒体和军政界的译介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共在战略判断上的准确和其宣传、话语权上的成功，以及毛泽东《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指导意义。
